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段钊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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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研究试读：

导论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管理知识的创新十分活跃，众多在积累性常规研究与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中形成的管理理论，或相互联系与包容，或对立与矛盾，在并存与交替的演变中，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思想体系。纵观100多年来管理理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演化，同生物在自然界中的进化有着相似性，都存在着“遗传”、“突变”、“自然选择”的情况，表现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特征。

管理思想史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管理经典的解读，史料、人物与事件的挖掘；管理思想演变过程的描述和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勾画；管理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分析。在对已有管理思想、文献、人物与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勾勒出管理学科知识体系与管理思想演变轮廓的基础上，人们势必会进一步反思与总结管理思想发展中的特征与规律；在我们能够回答出“管理学是怎样发展？”的问题后，也必然会面临着“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未来会怎样发展？有哪些影响因素？为什么是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又具体怎样起作用？”等问题的考验。这些问题的充分解答需要在深入分析管理知识、人与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机理与规律的基础上来展开。因此，对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在正确解读过去的基础上，更快、更合理、更有条理地把握现在，掌控未来还能为企业管理科学研究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为管理学科研究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在全新的、更具竞争性的商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深信，只有始终站在变化的最前沿，企业才能获得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系统工程热，随后的管理信息系统热、决策支持系统热、企业文化热，到近年来的企业再造、知识管理、ERP、CRM······一时间，西方最新的管理理论、模式与工具，成为我国企业界与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事实上，任何一种企业管理思想都是企业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与企业实际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及时地跟踪并学习西方前沿的管理思想是必要的，但不应将其视为一种标准知识，把“新”与“旧”作为衡量的尺度，盲目地加以照搬与模仿。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管理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中形成的管理知识，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需要在借鉴与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经验与方法的基础上，创新出适合中国国情与企业实际的管理理论与模式。从这一目标出发，管理理论演变机制的研究价值在于，它不仅能够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个系统、客观与动态地审视西方管理思想的工具，在创新中体现兼收并蓄，发扬“拿来主义”；还能为管理的实践者们，在一个对他们而言有“太多”管理理论的世界中，树立一个判断能否为其所用的标准，寻求理论、方法同实际管理问题的有效匹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该研究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有着很高的应用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从现有的文献看，一些国内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曾不同程度地涉及该问题。国外学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上的不同，国内学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主题与分析层次上的差异。

1．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学者从历史的视角对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考察，起始于20世纪60-70年代，50多年以来，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研究框架及相关的研究成果。（1）学派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1961）、克鲁德·乔治（Claude George，1968）、托格森与温斯托克（Torgersen and Weinstock，1962）等。二战后，管理学的发展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为了走出这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等管理思想史学家们，从挖掘各种理论的异同点出发，尝试把在不同目的与背景下形成的管理理论以及研究者，通过“人为”创造的学派联系起来并加以归类，力求描绘出管理理论现状全景与发展轨迹。最具代表性的是，哈罗德·孔茨在1961年《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将当时的管理学派分为6个：管理过程学派、经验学派、人群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学派、数理学派并在1980年《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中增加至11个，它们分别是：经验或案例学派。该流派的成员通常借助案例来分析经验，以此来研究管理。这种学派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学生和实践者通过研究那些在不同案例中管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将会理解管理领域，甚至知道怎样进行有效管理。人际行为学派。这种学派显然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之上，即：管理活动包含通过别人使事情完成的内容，因此管理研究应该围绕人际关系展开。该流派的学者更多地倾向于采取个体心理学方法研究问题。他们研究的焦点在于作为社会心理存在的个体及其动机。群体行为学派。这种学派主要关心的是群体中人的行为，而不是人际行为。因此，它倾向于依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而不是个体心理学。它主要强调的是群体行为模式。协作性社会系统学派。这一学派是对人际和群体行为观点的修正，体现在某些行为科学家开始聚焦于研究作为协作型社会系统的人际关系。这种观点虽然比管理学更为宽泛，但仍忽视了许多对管理者来说有用的概念、原则和技术。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这个流派的立足点就是，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必须被结合在一起考虑，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这两个系统的和谐。这个学派的绝大数工作都集中于生产、办公室运作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系统与人及其工作密切联系的领域。因此，这个流派更侧重于工业工程导向。决策理论学派。这种管理学派的观点显然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即：因为决策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我们应该集中于决策活动。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管理活动要比做决策丰富得多。系统学派。该学派认为系统方法是形成、表述和理解管理思想最有效的手段，所谓系统，实质上就是由相互联系或相互依存的一组事物或其组合所形成的复杂统一体。尽管我们给理论规定出界限，以便更清楚地观察和分析它们，但是所有的系统都同它们所处的环境在相互发生作用，因而都必然受到其环境的影响与发展。数量或“管理科学”学派。这一学派将管理活动主要看作是一种数量过程、概念、符号和模型的推演。这一学派的核心是数学模型，因为通过这种工具，各类问题，无论是管理的或其他的，都可以用基本逻辑关系来表达，而且在一个给定的目标领域，模型还可以依据对那个目标的优化来表述。权变或情境学派。这一学派点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管理者在实践中做什么依赖于一系列给定的环境条件——情境。根据权变观点，管理者可能对一种流水生产线情境进行观察，然后得出结论：一种高结构化组织模式将与这样的情境最匹配，并能最为有效地互动。经理角色学派。该学派由亨利·明茨伯格（1973， 1975）推广普及。这一学派本质上就是对管理者实际上做什么进行观察，并从观察中得出关于管理活动（或管理角色）是什么的结论。管理过程学派。该学派认为，管理学存在着一个核心知识内涵，包含着只有在管理活动中才能被发现的概念和理论，外加从各种其他流派和观点中折衷出来的知识。这一学派对来自其他各种领域的重要知识并不感兴趣，而只对那些最有用的、并直接与管理活动相关的知识感兴趣。

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研究框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时空分散的理论碎片实现整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在管理学的研究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尚未统一的背景下，势必在认识上，难以形成学派划分上的一致；其次，这一研究框架事实上是以一种“典律化”的方式来解读管理知识，对各种管理思想进行了跨时空、跨企业内外环境特点与跨企业实际需要的平行类比，因而难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揭示管理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第三，关于学派的看法，在现实中也缺乏足够的学科建制方面的证据，从而将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简单地归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要求。（2）制度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1962 1971 1977），里查德·惠廷顿与迈克尔·梅耶（Richard Whittington & Michael Mayer，2000），威廉·拉让尼克（William Lazonick，1990 2005）等。研究者尝试从工商业资料中提炼规律，采用案例的形式展开描述，力求动态地反映出在较长时期内，企业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思想、工具与方法如何伴随企业的发展而相应演化。提出了诸如“看得见的手”、“结构追随战略”、“经理人革命”、“管理科学化”等“钱德勒主义”式的论断，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的思路，其中对企业制度分析是核心。例如：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主要讨论美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管理革命。列举了为什么管理协调“看得见的手”取代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八个论点：论点一：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论点二：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论点三：现代工商企业是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论点四：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论点五：指导各级工作的支薪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性和职业化。论点六：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经营权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论点七：在做出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员宁愿选择能促使公司长期稳定和成长的政策，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论点八：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

拉让尼克和奥苏丽文指出，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美国工业走上世界领导地位的过程中，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恰恰是以管理者的内部控制为主，而外部股东并没有什么控制权。这种较强的组织控制推动了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组织和创新管理创新。惠廷顿梅耶回顾了法国、德国和英国最大的公司战后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四十多年的历程，说明了欧洲公司是怎样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并适应来自美国的管理理念，并指出欧洲大企业制度演变与20世纪末社会科学知识性质发生了交叉，大企业的成长刺激了一种全新学科——管理科学的建立。虽然从研究领域上看，钱德勒及其追随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管理思想史学者，但是，他们的确为管理思想演变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具价值的框架。（3）社会学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Arthur Bedeian（1992），Andrzj Huczynski（1993），Newstrom & Pierce（1993）， Abrahamson（1996）Alfred Kieser（1997），McGovern（1997）， William Kinsell（1999），Perren & Grant（2003），Timothy Clark （2004），Alan McKinlay（2006）等。在该框架下，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将管理学知识与相关管理学大师（或团体）相联系，将他们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下，通过对其生平、性格、观点、言论、学术成就等方面的考察与描述，来表现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者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中所挖掘出的包含历史背景的管理创新主体的信息，为管理理论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人文主义科学认识论出发，指出管理科学知识本质上也是社会过程的内化和历史文化的沉淀，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过程得以实现的特定的社会操控体系的产物。例如， Huczynski认为：满足组织管理者的认知和情感需要的途径之一，就是采纳和运用某一种管理思想或技术，而管理者的这种需要是经常性的，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这种需要是持续不断的。大师思想之所以能够流行，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能够满足管理者的需要。他还指出，一种管理思想要获得名气、财富和长盛不衰，必须满足5个先决条件，并据此提出了流行管理思想提炼的“过滤器”模型：第一，合乎时宜，即必须面向时代要求；第二，必须争取到潜在读者群的注意，不是要抬高作者自己。商业教育组织、管理咨询及培训组织和出版公司在扩大该思想的影响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三，其内容应以满足读者个人需要及激发管理者兴趣的方式陈述；第四，应该具有某些必要的因素，是该思想被潜在的应用者看成与满足自己的需要息息相关；第五，语言描述的方式要恰当。因为大多数管理者是通过商业讲座了解它的，且该思想的音像作品也将从作者的原始陈述中开发出来。

Abrahamson提出了一个“管理时尚”的概念。他认为，管理时尚的制造者持续不断地使自己和时尚追随者相信某项管理技术能合理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因此，管理时尚是这一过程的结果，是由管理时尚制造者传播的管理技术。人们相信它能合理地促进管理进步，这是一种相对短暂的集体信仰。他将管理时尚的传播过程表述为：在社会—心理因素与技术—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往往会产生对新的管理技巧的需求，管理权威、商业学校、咨询公司与大众媒体等管理知识的生产者观察到这种需求后，就会创造或选择传播工具将一些新颖的管理技巧提供给企业，企业对其进行区分、选择、应用或拒绝，并在应用中产生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导致新的供给，新的供给也能制造新的需求，如此循环就形成了管理时尚市场。

虽然，研究者们的视角与切入点各有不同，但大都认为：企业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是在特定的社会操控体系下，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过程得以实现，其中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作用，也离不开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传统与实践，所以，应从社会学的心智模式出发考察管理思想的演变，增强管理学界自我反省意识。这一研究框架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管理的科学性与管理科学化的进程。（4）历史情境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是丹尼尔．·雷恩（Daniel Wren）。雷恩将管理思想的历史置于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维度，采用一种通史式的描述方法，分析经济、社会、政治等文化因素对管理思想的演变产生的影响，他将企业管理思想演变机制归于根据各种文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正如他在《管理思想演变》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有关如何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是根据各种文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由于管理思想具有这些开放系统的特点，所以必须在文化范围内来对它进行研究。从本质上看，人们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需求，要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去满足。管理是在人们谋求通过集体的行动来满足其需求时所产生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它有助于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目标。各种组织，例如家庭、部落、国家和教会，在历史上都是作为实现人们的目的的手段而出现的。人们建立组织是为了扩大他们自己的专业化才能，是为了自卫，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以及满足其他各种需求。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抱有共同目标的人以及关心组织的人便组成了组织，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些组织必须加以管理，而我们的研究将集中探讨关于管理的思想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

这一框架过分强调文化环境因素在时间序列、结构与逻辑上的排列，但由于这些因素又是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与瞬息万变的，所以，没能进一步揭示出知识与环境之间具体作用机理与规律，正如有批评指出“雷恩只提供了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Andrzj Huczynski，1993）。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1）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引进、比较、阐释与批判。例如：孙耀君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1981）和《西方管理思想史》（1987）、张宣三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1982）、赵景华的《比较管理学》（1991）、芮明杰的《管理学——现代的观点》（1991）、李长武的《近代西方管理思想史》（1991）、陈佳贵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1998），郭咸纲的《西方管理学说史》（1999）、张兰霞的《新管理理论丛林》（2001）等著作，在对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内容分析的基础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驱动、市场激烈竞争的要求等不同角度一般性地对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进行了说明。（2）在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勾画层次上的展开。20世纪80年代，当时一些国内学者对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技术方法性学科和实际应用学科展开多角度的探讨，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管理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1992年组成了20多位专家的课题组，进行“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管理学科”的研究工作；199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调研报告《管理科学》，并在书中列出基础理论性学科35个、技术方法性学科18个、实际应用学科35个；2000年成思危把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归纳为“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2000年何继善院士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管理科学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课题，探讨了管理的基本内涵和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问题；2004年徐淑英与刘忠明提出了管理知识的三种类型：情景无关型、情景嵌入型与情景依赖型。总体而言，研究者基本是在对管理科学的学科属性、基本内涵分析的基础上，从科学内史的视角，对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进行了分析。（3）在管理理论演变历史逻辑分析层次上的展开。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引进的同时，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入手，对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考察。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分析该问题：例如罗珉（2003，2005）、尹向东的（2003）、李怀祖（2004）等学者从哲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对管理理论演变机制进行了探讨；王振江、李常法（2001）从经济形态对管理理论演变影响的视角进行了分析；段钊（2004）结合企业理论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与管理理论变迁之间的对应关系；黄速建与黄群慧（2005）在总结管理学发展的研究线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包括长期与短期因素在内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钻石模型”，并分析了各个因素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

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企业管理理论的演变过程仍处于一个“黑箱”之中，演变机制仍然不明。我们可能会从观察与先验性假设出发，找到许多影响与推动管理理论演变的环境因素，并在这些因素与管理知识创新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例如，在技术进步与管理知识创新关系上，我们普遍认同技术变革也必然会要求新的管理理论、管理方法与工具等与之相适应，为管理知识创新提供内在驱动力，新技术应用势必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企业的生产模式、生产与行为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为管理的变革和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科学的、先进的方法和手段。在制度演变与管理知识创新的关系上，一般认同企业一系列产权安排的改变，会导致企业的组织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或变更，推动管理知识的创新。同时，我们也承认管理大师以及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却无法说明技术、制度、文化与人等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具体运作并导致此特征（而非彼特征）管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也无法明确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甚至对这些因素可能都无法证伪（如图1所示）。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研究的目的就是试着去解释在这个“箱子”里到底发生着什么？图1 企业管理理论演变黑箱

管理活动是人类最普遍的社会活动之一，渗透于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在科学探索与管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管理理论，必然是在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现出科学性与艺术性并存的特征。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二重性特征出发，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演变不能被片面地看成一堆绝对可靠或者相对可靠的、已被证实或者有待证伪的管理知识不断“堆栈”的过程。我们应避免用一种“理性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思维模式，把那些过去的管理学家当作我们同时代的人，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找出过去的错误，来证明管理学如同物理学、工程学一样有着线性的发展轨迹；而应该在承认存在着可以被还原为直接经验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管理科学知识都是相对于一定的历史与社会的集合而存在。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权力关系背景，力图从一些“不容置疑”的基本命题出发，按一定的逻辑方法构造出整个管理学科“大厦”的作法，反而会使我们迷失于“管理理论的丛林”。另一方面，将管理理论演变简单归于一个由实际需求驱动的社会过程，否认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客观规律，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因而需要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以实现逻辑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哲学的有机融合。

三、企业管理理论的界定

在几乎所有管理学文献中，都把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在综合整个19世纪西方企业管理实践经验与相关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作为企业管理学的起点。事实上，人类从事管理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几千年来，在生产经营、治国施政和处理家庭关系等人类活动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管理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间断过。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曾出现过灿烂的管理思想。自18世纪末期工厂制度形成，对于企业管理问题的探索更未曾间断，如罗伯特·欧文、查尔斯·巴比奇、安德鲁·尤尔、夏尔·迪潘等人进行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研究与实践，提出过很多具有特色的管理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接受与传播，大多以一种朴素的观念或零散的经验形式存在。为什么泰勒的管理思想与实践被称之为科学管理理论？什么样的管理知识能被称之为理论？对管理理论的明确界定是研究的起点。

本书对管理理论的界定，从五个方面的特征出发，它们是：专门的研究对象与领域、符合历史情境的前提与假设、一系列的相关支持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健全的学术建制支撑。

首先，管理理论基于寻求企业管理经营活动的客观规律，有着专门的研究对象与领域，存在一些其他学科代替不了的研究任务。虽然，实践中人们会运用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数学等学科知识来解决管理中某一方面的问题，但这些知识并不是一套能系统反映企业经营活动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因而，从学科的边界出发，不能看作为管理理论。

其次，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符合历史情境的前提与假设基础上的逻辑体系。从研究规范上而言，前提与假设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基础，是决定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许多早期管理思想，由于缺乏符合历史情境的前提与假设，只停留于经验主义的水平，而不是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第三，理论是在科学研究中通过不断分化、整合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企业管理理论也是在总结管理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知识，来研究管理活动及其基本规律一般方法的知识体系，它不是相关学科知识简单相加的产物，而是这些知识的概括和抽象，是对各门学科知识中与企业管理问题有关的思想、原理及方法的综合、提炼和总结。

第四，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空谈，实践是检验某一具体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研究规范准则体系与基础结构体系的最直接体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才能不断推动管理知识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第五，学术建制是学术规范体系的物质保证和物质体现，是学科间分化、交叉、融合与竞争结果的社会表现。它主要指诸如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研究计划、权威的出版物、基金资助等等学科的外在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独立的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都必须以特定的外在建制结构为基础，没有学术共同体承认的研究往往是无根之本，甚至是无效劳动。

总体而言，从上述五个界定标准出发，管理理论是管理问题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也是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

四、研究框架与路径

探讨管理理论演变的历史逻辑，研究框架需要既能从历史与社会学的角度对企业管理知识发展的历史作宏观的考察，又能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角度对具体管理理论的形成作精细的分析；既要承认存在着可以被还原为直接经验的管理学普遍规律，也能体现任何管理知识只是相对一定的历史与社会的集合而存在。因而，这一研究框架应具有能够融合若干相互对立要素的特征：其中既要有管理学科的内在要素，又要有学科的外在要素；既能反映管理的科学性，又能体现艺术性；既是一个开放性的范畴，又是一个闭合性的范畴；既能体现管理理论演变的继承性特征，又能反映出并行性特征。

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本研究基于以下几个基本观点而展开：

观点一，管理学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理论的并存与交替，不仅是同一理论范式下的积累性常规研究结果，同时也是在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中理论范式转换的结果，这一过程表面上呈现出“丛林”般的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而在实质上存在着客观规律性。

从19世纪末期“泰勒主义”的出现算起，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科学管理的确立到“管理理论的丛林”，管理学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范式确立与稳定，到范式竞争的动态过程。

19世纪末到二战以前的几十年，是一个范式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主流的企业管理理论，都基本遵从科学管理理论所树立的古典管理学范式，其中与科学管理齐名的是古典组织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是亨利·法约尔与马克斯·韦伯。虽然古典组织理论与科学管理理论在切入点上有所不同：科学管理理论主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侧重个人效率最大化问题；古典组织理论则主要从组织与社会的角度，从管理过程入手，偏重于企业的组织效率最大化问题。但它们的哲学内涵与分析方法却是相同的，属于相同范式支配下的不同流派。

事实上，从20世纪20、30年代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一些企业管理学家开始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研究与实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几乎与科学管理同时代出现的“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胡戈·蒙特斯伯格和亨利·丹尼森，以及后来主持“霍桑实验”并创立“人际关系学说”的乔治·梅奥等人。当时的这些研究与实验的结果对古典管理学范式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但范式竞争的格局并未形成。二战以后，行为科学理论影响不断扩大，到20世纪50年代，确立了其与古典管理学范式相竞争的地位，并以此为开端，管理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范式竞争的时期。

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与突变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与引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涌现出了决策理论、企业战略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等理论与学派。这类理性主义管理学范式的特点是：排除对影响人及其行为的心理性与社会性因素考察，在（非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下，通过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提供的工具与方法论，吸收古典管理学范式与行为科学范式的相关成果，将管理过程、组织与战略作为研究对象。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企业的成功，社会学、文化学与伦理学等社会科学被引入到管理学研究中，出现了Z理论、企业文化与组织文化等理论。这类人文主义管理学范式的特点是：在继承系统科学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将企业管理的问题看作一个文化管理的问题，强调企业成员共同价值观与信念的培养与树立。

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催生了学习型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等管理管理的形成。这类管理学范式的特点是：突破管理权利上的界定，将企业的行为看作个人、团队与组织的不同类型的“学”与“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强调管理的柔性化与弹性化。

战后至今的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各种管理理论与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自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就某一特定的时期而言，并无一种完全占有统治地位的管理学范式。从科学管理的“一枝独秀”到“管理学理论丛林”，管理学发展与变迁在范式层面上经历了确立、稳定与竞争的过程。

观点二，社会变迁过程中，技术、制度、文化等内外环境因素在不同维度上对企业内部权力关系产生的影响并带来改变，企业各要素所有者在权力博弈中形成对管理知识的需求，企业权力关系与结构决定着组织对管理知识的需求。

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有着广泛的探讨：科斯（1937）认为市场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也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两者都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相互替代，前者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进行配置，后者通过行政命令来完成。企业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企业的组织成本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差异，组织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规模扩大；反之，企业规模缩小。张五常（1983）认为不同契约安排具有不同的交易成本，企业对市场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产品市场上，若就产品的每一个附件和组成部分而不是最终产品进行估价并支付，则交易成本高得惊人，借助一个中心代理人，则可以减少契约，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企业是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结果。詹森和麦克林（1976）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缔结的一系列契约关系，其中既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明确的书面或口头契约，也包括不明确契约，即所谓“默契”。

上述的研究中，企业中的“权力”往往被当作直接或暗含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对象本身。近年来，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已超出了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契约和产权理论的局限，强调企业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组合，而不仅仅是自由契约的组合。因为，权力本身就是一种间接激励机制，与社会中的资源分配保持着一种特定而复杂的关系。如果在现代企业中，排除“强权”、“暴力”、“政治权力”存在的情境假设，把企业本质上看作是不同要素所有者在谈判中自由缔结的一组契约关系，那么，企业中运用权力就是运用自身资源达到某种目的的过程，而这个目的又往往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源。

现实中，并不是每类要素所有者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取资源，个人自身拥有的资源决定他的权力大小，反过来，又决定了他进一步获取资源的能力大小，对资源的控制是权力的内在实质，它们之间体现出一种循环式的关系：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越多，他就越能控制他人，而他越能控制他人，所能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进而对重要、稀缺资源的垄断就能够使那些需要而没有这些资源的人们服从。这样看来，企业权力的关系，在特定生产力水平和企业组织形式的情境下，与组织对资源的依赖性密切相关。

资源依赖理论（Peffer & Salancik 1978）认为组织最重要的是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人员、资金、社会合法性、顾客以及技术和物资投入等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因而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则决定了组织依赖性的本质和范围，如果一个组织非常需要一种专门知识，而这种知识在这个组织中又非常稀缺，并且不存在可替代的知识来源，那么这个组织将会高度依赖掌握这种知识的其他个人与组织。因此，依赖性是权力的对应面，作为要素所有者的个人，在组织中的权力的大小与范围，取决于组织对其提供资源的依赖性的程度。

伴随着社会进步，技术、制度与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变化，企业生产方式会不断调整，信息、知识等无形要素将逐步取代劳动、资本与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的主体地位；同时，环境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要素市场结构产生作用，从而带来企业所依赖资源的稀缺性与重要性的改变，造成企业权力关系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环境因素对企业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权力维度上来明确：

一是，“事前”谈判力对于那些生产活动中越关键，市场上越稀缺，越难被替代，即专有性越强的资源，其所有者在事前谈判过程中拥有的谈判力就越强。任何一种要素所有者的这种谈判力归根到底，既是特定技术和市场条件的产物，也取决于“事前”谈判规则以及他们在谈判中的强硬程度。因此，要素所有者的“事前”谈判力的大小是由特定环境因素下的社会资源禀赋、社会生产方式以及要素市场结构等因素决定的。

二是，“事中”剩余控制权。企业各要素所有者之间通过一系列契约关系来连接，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将来可能出现大量偶然的、不期出现的事件，对这些事件难以事前准确估计到的，即使在事前准确估计到并在契约中拟定相应的条款，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签订契约以后，对契约条款执行状况的考察也存在种种困难，要清楚地进行考察，必须花费大量的费用，即使存在第三方，要完满地证实违约以及违约造成的损失等方面的情况也是相当困难的。既然签订详细的完全的契约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签订不明确的即不完全的契约就符合理性愿望，尽管不完全契约存在事后调整的麻烦。因此，企业中不仅存在通过契约明确的控制权，还存在不完备契约中无法明确的剩余控制权，表明在契约没有规定的情形中资产如何使用以及谁可以使用。

三是，“事后”剩余索取权。由于企业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签订的契约是不完备的，不能在事前明确所有的要素报酬，剩余索取权是指对总产品扣除了所有在契约中明确的各个要素的报酬之后的剩余利益的占有权。在企业理论研究中，一般认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相结合，可以让决策者承担决策的全部的财务后果，自利动机就会驱使他尽可能地做出好的决策或避免坏的决策，以实现个人与组织的激励相容。

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制度下，在三个维度上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通过自发的契约谈判而形成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与结构，以各自的行为在与其他形式企业的竞争当中生存下来。在既定的企业权力关系与结构中，不同要素所有者在自身所拥有资源的稀缺性与重要性特征约束下，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力求尽可能增强“事前”谈判力与“事中”剩余控制权，最大程度地获取参与“事后”分配剩余的权力。在这一权力博弈的过程中，企业组织结构纵向上总会存在着一个边界，有一些要素所有者的报酬在契约关系中并未完全确定，其激励通过占有或参与剩余分配来实现；另一些要素所有者获得契约中所明确的固定报酬，其激励与监督主要通过各种管理活动来实现，监督与激励的成本（难易程度）决定了边界在企业组织结构内的位置，两类要素所有者在博弈中会分别形成管理知识的需求，并推动管理研究在不同方向上展开，而组织对管理知识的需求特征则作为博弈的结果存在，由环境因素驱动的企业权力关系与结构来决定。

观点三，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一定的学术建制基础之上，如果缺乏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的保障，难以联系分散的研究者，实现专门知识的生产、运用与广泛传播，管理知识最多也只能以一种个案经验的形式而存在。

一种管理理论能否形成不仅取决于对知识的需求，还取决于知识的供给者。前者是管理理论演变的内因，后者是条件。知识的创新通常来源于个体，通过知识转移过程传递给他人，形成个体与他人的知识共享，当这种新知识为团体所共有，便会使新知识内化为成员的自身知识，成为进一步创新的基础。企业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创新知识的传递与内化不只建立于文本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于相应的社会建制与践行基础之上。在这一过程中，学术建制将保证对管理知识的需求能够由知识的供给者——学术共同体识别、凝练并提出某种适合的研究纲领，形成相应学术规范，联系分散的研究者，实现专门知识的生产并加以传播，推动管理理论由意识走向实现。

学术建制主要体现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两个方面。学术规范是从事研究活动的行为准则体系，是所有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语言符码和共同标准，它从学术活动中约定俗成地产生，成为相对独立的规范系统。一般而言，规范包括价值规范、行为规范和技术规范等，价值规范是行为规范和技术规范的基础和准则。学术规范一经形成，就有一定的稳定性，能够稳定地、较长时期地制约研究者在学术活动中的行为；学术规范往往是以一种无形的内在的方式存在于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内心和行为活动中，并具有自组织功能，通过学术共同体成员发挥其促进学术发展的功能，保证学术研究系统自行趋于系统目标；同时，它还具有约束功能，以社会承认、奖励和惩罚、制裁的方式制约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行为。

学术共同体是支撑学术研究的基础结构体系，它不仅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和承担者，担负着创造和评价学术成果的功能，也是学术规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学术共同体成员以学术研究为职业和兴趣，强调学术研究人员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共同价值，遵守共同规范，以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离开了教育与研究机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学术交流网络、权威的出版物以及基金资助等外在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践行，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经验难以转化为理论并加以传播。但需要指出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组织关于知识发展和开拓的规划，也会受制于学科的偏见，以及这些偏见所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从而造成知识需求与供给上的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供给的机会主义行为。

观点四，如果环境因素的改变不足以造成企业权力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变动，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的作用下，组织对管理知识的需求，往往会推动既有管理学范式下的理论创新；如果环境因素的改变足够大，造成企业权力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变动，那么在对管理知识新需求的作用下，新的管理学范式就会形成，并促成新的学术建制的建立。这种知识为权力划定范围，权力为知识确定形式，两者相互支撑、自适应的正反馈机制，是推动管理理论演变的原动力。

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知识/权力”相互作用的过程，不仅深深地和环境因素作用下的企业权力关系相互绞缠，同时关于管理知识的发展和开拓的规划，往往都受到学术共同体的制约，通过学科规训得以实现。某一特定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流行，是“知识硬核”、“学术建制”与“企业权力关系”在由环境因素变化所驱动的演变中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企业管理实践与研究中形成的某一组关乎管理的知识，能否成为“管理理论”，取决于这一知识在“知识的需求与供给”、“范式形成与转换”、“知识/权力循环”三个维度上能否在同一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实现均衡（如图2所示）：

在同一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如果只是在“范式的形成与转换”维度上实现均衡：即对管理研究已形成了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和定律，并且建立了从事研究活动的行为准则体系，也有研究主体和承担者，但知识硬核不适应企业权力关系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相关的管理知识往往只会在学术共同体内传播，无法在企业实践中适用。正如20世纪初，虽然科学管理在英国存在着很多研究者与研究协会，但在企业中却不受欢迎，几乎得不到重视。

如果只是在“知识需求与供给”维度上实现均衡：即研究者能清晰认识到企业在特定权力关系下形成的对管理知识的需求特征，但知识硬核因种种原因还没有形成。这种情况下，个人或组织内隐性知识将难以转译编码为文本化形式的显性知识，管理研究处于理论创新期。正如19世纪中期，美国已出现很多大型军工和铁路企业，管理阶层初步形成，符合科学管理原理的管理实践也已广泛开展，但直到19世纪末“泰勒主义”才得以形成。图2 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

如果只是在“知识权力循环”维度上实现了均衡：即从企业权力关系出发的知识硬核已经形成，但由于缺乏学术建制的保障，没有研究规范与研究主体。这种情况下，分散的研究者难以联系，专门知识的生产无法实现和加以传播，管理知识最多也只能以一种个案经验的形式被保留。

从上述假设出发，管理理论演变的历史逻辑性，表现在管理知识创新、企业权力关系变化以及学术建制之间这种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协同关系。而要清晰解读与全面论证这一管理理论演变机制，首先，需要从科学哲学相关理论出发，考察历史上出现的主要的管理理论，在论证的基础上将其分别归入不同的范式，凝炼并比较各种管理理论的特质，总结这些范式的主要特征，并勾勒出企业管理理论范式内演变与范式间演变并行全景，从范式层面划定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其次，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基于资产专用性与资产专有性的分析，来考察技术、制度、文化等环境因素在不同维度上对企业内部权力关系产生的影响以及带来的改变，在此基础上，确定作为理性当事人的企业各类要素所有者，在相互博弈中所形成的对管理知识的需求特征，以及作为博弈结果的组织对管理知识的需求特征；第三，还要厘清管理学的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发展的历史，明确管理学外在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践行；最后，将各企业管理理论范式的主要特征、企业权力关系变迁中形成的对管理知识的需求特征、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发展历史，三方面的研究结果加以综合对比，在时间序列与逻辑关系上建立关联。

在这一路径下，对于企业权力关系的解读是关键，本书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企业权力关系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从1937年科斯打开企业这个“黑箱”至今，大量的研究围绕着企业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现代企业理论朝着多个既独立又彼此联系的方向发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为企业权力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工具与分析方法。虽然关于权力与权力关系，不同的企业理论流派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即在现代企业中，权力并不是建立在神授、传统、暴力与强权基础上，企业权力关系与交易和契约密切相关。此外，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是当前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

五、研究目标与内容

本书既是一项专门问题研究，也是一项管理思想史的基础方法研究，力求达到的研究目标是：围绕着“历史上各种管理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因素产生了影响？为什么这些因素会产生作用？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等问题展开分析，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细致阐述、严密论证企业管理理论演变机制，以此为基础揭示管理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与规律。基本内容与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来源。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从什么样的科学哲学出发来解读管理知识的发展过程；第二，如何来看待管理知识以及管理知识形成的过程；第三，如何来揭示企业的权力关系。从研究框架出发，这一章将介绍库恩的范式理论，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福柯的“知识的权力学说”与规训理论、以及相关企业理论的原理与方法，并阐述这些分属不同学科的知识，在研究中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

第二章主要研究首个管理学范式——古典管理范式的构成、特点与形成原因。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历史逻辑的探究，首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划分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阶段，以及这样划分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这一章将首先探讨19世纪末管理学与其他知识领域划清界线的过程中，局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制度的普及与经理人阶层的出现，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的变革，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同时，在对古典范式下相关理论概述的基础上，将对首个管理学理论范式——古典管理范式的特点进行总结，并从本书的研究框架出发，对古典管理理论范式的形成原因分析。

第三章到第五章将从范式的层面上企业管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总结行为科学范式、组织管理范式与企业文化范式的主要理论构成以及理论间相互关系；从基本信念、思维与分析方法、主要政策纲领以及学术建制功能四个方面概括性提炼这三种理论范式的特点；并在“知识硬核—企业权力关系—学术建制”的框架下，论证各范式形成的主要原因。

第六章主要介绍形成中的新管理范式的构成以及特点，并在分析管理学范式竞争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来探讨管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这一章指出从行为科学范式形成起，管理研究中的多元化特征，具体表现在不同范式支配的各种管理理论的并存与交替。这一多元化特征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企业生产方式多元化、企业制度的多元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存在着直接联系。伴随着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竞争中各范式在未来存在着融合的趋势与可能。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来源

对于管理知识发展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从不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出发，必然会有着不同的结论。因而，研究中首先要明确的是，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知识，以及如何解读整个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借助于科学哲学，因为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科学的本质、科学的合理性、科学的研究活动、科学的逻辑结构与科学发展的规律。一、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的萌芽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对归纳和演绎方法的分析、科学理论的结构以及科学知识增长规律所作的研究，可被视作科学哲学的发端。其后，以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牛顿为代表的对经典科学的哲学探索，丰富了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他们中强调归纳主义逻辑分析观点和立足科学史实观点，分别成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前身。

广义而言，自孔德（Comte）以来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过程哲学都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而现代科学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早先主要指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是斯里克（Moritz Schlick）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等人。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科学的结构，希望抽空科学的历史脉络，给出科学的一般逻辑形式，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实证原则”上，即任何不可验证的陈述都既非真，也非假，而是没有实在意义，只允许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或者第一人称的，从感官经验得到的观察结果。由此他们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的规范命题都没有实在意义，科学知识的生产可看作一种逻辑构造的过程，即从一些不容置疑的基本信念或基本命题出发，按一定的逻辑方法来构造出整个科学知识的大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逻辑实证主义不仅在哲学界大行其道，而且很受科学家的欢迎，有“正统科学哲学”之称。但是，逻辑实证论者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科学的理性，用逻辑分析的办法来处理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显然是不充分的，会遇到很多难以逾越的困难，例如：他们提出的科学发展的累积模式并不符合科学史实；他们认为存在某个具有特殊威信的证实理论，然而最终谁也没能提出这样的理论；他们对感官经验得来的知识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描绘等等。由于逻辑实证论强调用清晰的方法表达思想，因此他们的错误也以非常明显的形式凸显出来，而遭到了后人的批评。

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衰落，波普尔（Popper）在对它的基本原则反驳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证实原则的最大困难是归纳概括在逻辑上的不确定性，即普遍科学命题不可能由有限的经验所证实，因而，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而不能被经验证实，一种科学理论只有当它是可证伪的，才是经验的与科学的，不具有可否认性的理论是非科学的。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并把科学的增长模式概括为四个环节：

第一，科学开始于问题。一切科学理论都仅仅是尝试性的假说，是对认识对象的普遍性的猜测，而猜测总是从问题开始的，科学研究首要的一点就是对问题有鉴别力，即善于提出问题。

第二，科学家针对问题提出各种大胆的猜测与假设，即所谓的科学理论。

第三，将各种猜测或理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和批判，并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排除错误，并从错误中选出逼真度高的新理论。这一过程分为两步：首先，运用逻辑方法来判定所提出的理论是否严谨，是否自相矛盾并具有可证伪性；其次，将理论与观察经验或生产实践的结果对比，看它是否与之相一致。理论被证伪并不是理论的失败，只有通过证伪才能知道错在哪里，从而排除错误，选择出真理。

第四，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说，使得科学研究永远没有终结。

波普尔第一次独创性地研究了科学发展规律性的问题，阐发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在现代科学哲学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是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他的模式强调科学发展中否定的重要性，强调科学家要有批判精神和否定精神，而具有辩证法的特点。但是，波普尔片面地夸大了直觉与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片面地过分强调证伪、批判和革命，抹杀了科学在常规时期的建设性活动；片面强调质变，忽视科学知识量的积累，这些都表明理性批判主义的局限性。

历史主义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产生的一种科学哲学思潮， 60年代后逐渐开始流行，其产生被认为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场“革命”，代表人物有库恩（Kuhn）、拉卡托斯（Lakatos）、劳丹（Laudan）与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历史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脱离科学发展的历史，孤立地凭借逻辑和经验研究科学理论的做法，在科学中引进了科学以外的因素，如社会因素、科学家的心理因素、学术共同体的集体信仰等等，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也是社会过程的内化和历史文化的沉淀，离不开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离不开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和传统，历史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着眼于科学的历史与现状，十分重视科学史、科学家的实际活动与学术共同体的要求，并把科学理论与科学史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中探索科学理论的本质和发展的动态规律。二、库恩的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mal Kuhn，1922—1996）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曾在哈佛、普林斯顿和伯克利任教，之后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和哲学教授。库恩原先学的是理论物理，但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一共出版了四本著作：《哥白尼革命——行星天文学和西方思想的发展》（1957）、《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1970年新版）、《必要的张力》（1977）和《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1978）。其中《科学革命的结构》是最有名，也是讨论得最多的一本书。

1．范式的概念、特征与作用

范式理论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一个本质内容。范式（Paradigm）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表示“共同显示”的意思，后来被引申为范式、规范、模型、模式、范例等涵义。库恩认为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学术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仅仅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学术共同体，即使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正如他在“对范式的再思考”（1974）一文中所指出：“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

与范式概念紧密相连的概念是“学术共同体”。所谓学术共同体，在库恩那里，就是指在一定范式下组成的科学家集团。这一科学家集团的成员受到过大体相同的教育和训练，因而有共同的探索目标和评判标准。科学知识实质上是学术共同体的产物；科学事业就是由学术共同体所推进的。可以看出，学术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库恩用来说明科学知识的本质和推动科学进步的主体的关键，它集中体现了库恩哲学中的社会因素。

库恩借用范式这个词，目的在于表示科学史上某些重大成果，主要是基于某些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基本信念和理论框架。库恩认为范式是由多层次内容构成的整体，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某一科学家集团或学术共同体在某一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共同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标准；二是在科学实际活动中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的某些被公认的范例；三是学术共同体一致接受的专业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取得重大科学成就，包括可以进行逻辑和数学演算的符号概括系统，不同学科各有自己的范式，同一学科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范式；四是学术共同体拥有的仪器设备和使用方法，科学仪器对范式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具有重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科学发展状况的物质测量器和指示器。

从库恩对范式的界定看来，范式的特点在于：

第一，具有科学结构性和完整性。范式作为科学的“专业母体”，是基本理论、符号、概括系统、实验仪器、重大成就及成功范例等相结合的有机结构。同时，范式是由多种要素有机构成的整体，而不单是一堆理论知识。

第二，具有工具性和实践性。范式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是学术共同体进行科学活动的劳动工具。

第三，范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灵活性。任何一种科学范式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又具有可变性、灵活性。

第四，范式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科学范式包括认识主体，即学术共同体；认识工具，即范式本身；认识对象，即疑点。

第五，范式具有不同通约性。不同范式之间不存在共同的评价标准；在科学革命的前后，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和术语，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意义也都发生了变化；不同范式的拥护者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立场。

库恩认为，范式在整个科学发展中具有核心地位。首先，作为精神工具，范式体现一种世界观和信仰，可以把一大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从而推动科学创造的进步，是推动科学进步的精神武器。范式对研究者既有心理上的定向作用，也有研究方向上的聚焦作用，协调和引导在规范内工作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据此，库恩把有无范式的存在看作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志。按照他的说法，学术共同体拥有共同的范式，并按照这一范式去从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便是科学，便是常规科学。其次，作为实用工具，范式作为范例在实际应用中显示着重要作用。所谓范例是指提供具体的典型的解题方式及共同体的典型事例。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这些典型事例，真正理解和学会运用“专业母体”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符号概括系统，它有利于解决它所限定的领域中同一类相似的个体。不仅如此，范式还不断地提出更多的问题。库恩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范式对于科学发展的定向作用，主要在于提出题目。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一切疑难问题，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方向。第三，新旧范式的更替是科学革命的标志。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库恩把这种新旧范式的更替看作是“格式塔”图像、世界观或宗教信仰的改变。这些不同的“格式塔”图像、世界观或宗教信仰是根本对立的，其支持者们有不同的科学评判标准，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描述世界的语言。因而，没有那种在范式之间评判优劣的统一标准。而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对立的范式就是不可比的，即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同时，范式的产生也是科学家理性思维的结果，是科学家灵感和直觉的产物。这样，无论是范式的产生，还是范式的选择和接受，都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库恩试图将范式与学术共同体结合起来，把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结合起来，把科学内史和科学外史结合起来，对科学发展规律做综合考察，这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对研究管理思想史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2．科学发展与范式演变的动态描述

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是共同体活动的结果，它表现为范式的不断完善和不断更换，换句话说，科学作为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着的复杂过程，其发展规律的内在性是同这个过程的主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经不像过去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思想和见解交替的抽象年表，而是一部与学术共同体密切联系的历史。

但是，库恩并没有忽视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内部机制的影响和作用。他说，只要看看哥白尼和历书的关系就可以知道，外部条件也可以使单独一种反常现象成为一场严重危机的根源。人们如果想找到某种革命的办法以结束危机，可供他们选择的范围就要受到科学以外条件的一定影响。社会压力、哲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重大的历史因素等都对科学危机的产生和消除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库恩认为科学正是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演变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般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见表1-1）：表1-1 范式发展各阶段及其特征

其中，库恩最为重视如下几个时期和情况：（1）范式前时期

范式前时期指尚未具有范式的原始科学，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共同体，没有一个公认的范式存在许多竞争的学派。他们各执己见，对各种问题争论不休。经过长期争论后，才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即范式。库恩认为，牛顿以前的光学就是处于范式前时期的例证之一。那时，人们对光的本质都有独特的看法，从而反映出各自独特的世界观和信念，只是到了18世纪牛顿为光学提供了微粒说的范式之后，光学才真正结束了自己的范式前时期的历史，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常规科学时期

指有了公认的范式，学术共同体在范式的支配下进行研究，常规科学时期就开始了。所谓“常规科学”，就是“常规研究的科学”，指在范式指导下的学术共同体的解难题活动及其成果。这里的难题包括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范式和常规科学的关系是：范式规定使命，常规科学的任务是完成这些使命，使范式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范式给常规科学规定任务，概括起来是：用实验和观察经验不断验证范式，从理论上使范式更为精准，从而扩大和发展范式。（3）科学危机时期

指科学范式从一开始就处于反常的包围中。在常规科学时期它能够吸收许多反常，但是它并不能吸收所有的反常。当反常愈积愈多，并深入到范式的核心，使理论的调整和修补无济于事，使常规科学陷入困境和迷途时，科学就进入了一个显著不稳定的时期——科学危机时期。在危机时期，人们对范式开始怀疑，对它的信念逐渐动摇。库恩说：“检验范式总是在解决难题不断失败而引起危机以后才产生的。”由于对范式的怀疑，使旧范式变得愈来愈模糊，正常研究的规则变得愈来愈松弛，这样各种竞争的理论便涌现了。此时，科学家们也一反常规，愿意尝试任何事情，结果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因失去共同信念而分裂，并引起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争论中，有的主张继续固守旧范式，拒绝新范式，有的则主张抛弃旧范式，另建新范式。危机给科学家们带来的这种分歧和昏乱，使他们失去稳定和方向。但是，危机也给科学家们带来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也正是危机在科学发展中起到的最积极的作用，它不仅是新理论出现所必要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新理论涌现的一种前奏。“它打破了旧框架，并为规范的根本转移提供了必须的日渐增长的资料”。换句话说，“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指示更换分析工具的时机已经来临。”一种理论的变形骤增，正是危机的一般迹象。库恩认为一切危机都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及其被接受而宣告结束。库恩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大危机都是以新范式的确立而宣告终结的。如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的托勒密体系的大危机，以哥白尼日心学说的新范式的确立而宣告结束；18世纪下半叶化学中的燃素说的大危机，以拉瓦锡的燃素说的新范式的确立而宣告结束；19世纪末20世纪初牛顿力学的大危机，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新范式的确立而宣告终结。（4）科学革命时期

随着危机时期一个有生命力的竞争范式的出现，科学进入革命阶段。所谓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新旧范式替换的过程，或者说是学术共同体重新概念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除去那些顽固不化的反常是必须的。科学危机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结束。因为若干特别有想象力的个人或小组会在这时形成一组定律、理论和概念的新组合。抛弃旧范式与接受新范式总是同时发生的过程，如果只抛弃旧范式不建立新范式就等于抛弃科学，因而科学革命不仅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是破坏与建设的统一。

科学革命的关键点是：科学家们面对竞争的理论、竞争的范式如何做出选择。对此，库恩提出，应该把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五个基本特征作为依据。选择一种理论或在范式之间进行选择时，还要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殊性因素。实际上，库恩认为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进行的选择是客观标准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过科学革命，新理论怎样被当作新范式而被人们接受呢？库恩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强调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偏颇之处。他认为，新理论、新范式往往凭着个人的灵感或内心的机敏直觉而一下子涌现出来。由此可见，他片面夸大了灵感、直觉的神秘作用，忽视理性思维，看不到社会实践与权力关系在产生新理论和科学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科学革命时期当新范式最终战胜并取代旧范式时，这就标志着科学革命时期的结束，继而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在新的常规科学时期，新的范式构成了有关学术共同体的信念，科学研究在新范式的指引下继续累积式地前进。然后又出现大量新的反常陷入新的科学危机，引起新的科学革命，从而实现更新范式的转变，继而进入更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发展就是通过以上各个环节的周期性往复而不断前进的。换句话说，整个科学史就是遵循着这样一个从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的周期运动规律而向前推进和发展的。在科学革命时期，当相互竞争的范式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批评后，当新范式最终战胜旧范式宣告科学革命时期结束的时候，科学便完成了一个发展演变的周期，迎来了常规性的科学传统。这就是库恩所描绘的科学发展与范式演变的动态模式。

显然，在库恩的科学发展与范式演变模式中，反常现象成了科学发展的动力，他特别重视对原有理论的否定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科学发展的史实也证明：当所谓的反常现象陆续出现，并与旧理论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时，势必引起科学革命，冲破旧理论的范围，而产生新的理论。如原子物理学冲破了牛顿物理学的框架便是一例。库恩的科学发展观的特点是：他反对把科学发展看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肯定了科学发展中的突变和飞跃。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库恩不承认科学的质变、飞跃是在人类知识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宣称，新的科学的产生远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靠对老范式的分析和推广而达到的，从而断言科学也许根本就不是通过一个一个发现和发明积累而发展的。这样，就导致了他贬低常规科学的作用，而极度夸大新理论与旧理论的不相容性，一味强调对旧理论的彻底抛弃，否定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否定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性，这使库恩的科学哲学引起了很大争议并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

3．库恩范式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库恩的范式理论备受争议，主要的质疑集中于该理论的普遍性与可验证性之上。科学史上，理论和概念的变化可能不会如同库恩宣称的那样彻底，通常所发生的只是一系列或多或少概念上的修改，区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库恩也几乎没有注意到所有那些经历革命幸存下来的东西，因为他的范式是一种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的“一揽子”的东西，而在实际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可能在一些方面有一致的观点，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背道而驰，这是一个容易与库恩范式理论产生矛盾的事实。

库恩坚持认为，有一些学科在古代或文艺复兴时期就实现了从范式前到范式阶段的转变。但他没有认识到，在那些时期，还不存在像我们今天学术共同体一样能够提出范式并且甘愿献身于纪律严明的标准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践行，把他的理论用之于这些时期还缺乏一种社会学条件。

他的理论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一种新的共识是怎样在一次革命后出现的。如果没有一种关于共识怎样形成的理论，库恩理论中两个中心要素：分歧理论（范式不可通约性）和共识理论（常规科学）就产生了严重脱节。他经常因不能够解释常规科学如何向危机的转化（从共识走向分歧）而受到批评，因为他不能说出为什么明显无害的疑难问题会突然变成具有威胁性的异常现象。显然库恩忽略了学术共同体对形成共识的疏导与约束的作用。

此外，人们也几次试图把这种理论用于社会科学，结果并不理想。我们很难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直接来运用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因为库恩认为，发展就是标准科学时期与革命时期这两者之间连续不断的转化。社会科学和艺术可能是多范式的，总是有几种理论传统同时存在，而这种情况是不符合成熟科学学科规则的。那么，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要么社会科学是不成熟的科学，要么它们属于一种不能够用库恩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的科学。

库恩范式理论的不足，要求我们在研究管理理论演变时，必须对其进行修正与补充，首先问题是要搞清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范式的不同，这是范式理论是否能适用于本研究的关键。

我认为，总的来看，范式理论是可以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的。自然科学范式与社会科学范式之最大的不同，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中，隐含有研究者对人与社会的一组基本信念，这一组基本信念的形成涉及本体世界观，如对于自我与人性的理解因人而异、因地域而异、因时代而异；其次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其学术建制与践行和人类社会本身发展紧紧交织在一起，从而不断构建出新的研究对象，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如女性主义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等。因而社会科学范式具有同自然科学范式不同的特征。

第一个不同在于多元性。即在同一历史时期总有多个相互竞争的范式并存，虽然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史表明，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来没有出现过库恩所描述的那种由一种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同一历史时期总是有不同的研究纲领或研究传统存在，但他们毕竟不能否认在某个历史时期，确实存在着像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那样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其他学说则难以与它们匹敌。但是在社会科学中却不存在这祥的局面，社会科学发展更多表现为不同范式长期并存。

第二个不同在于民族性与地域性。自然科学范式是通用的，从其基本理论到具体应用都不分民族或地域。但社会科学范式的产生和应用却总是同具体的民族、国家、地域相结合，尽管同一学科的社会科学范式可以有某些相同的概念和基本规律。但它们不仅在应用上要受到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特征、经济发展程度乃至语言、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等限制，而且生活于特定地域里的民族还可以从一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出发，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从而形成特定的范式。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完全照搬另一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科学范式而成功应用于本国或本民族具体实际的。

第三个不同在于价值性与目的性。在自然科学中也渗透着人们的价值倾向，但是，以求真为最高原则，它只能告诉人们自然“是”什么。可以告诉人们在自然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不能要求自然“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做。自然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自然科学对任何人的价值也应该是一样的，不存在主体性问题。与此不同的是，任何社会科学范式的提出都是有目的的，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它不仅告诉我们社会“是”什么，而且告诉人们社会“应该”是什么，以及人们应该怎样去构造一个满足人们需要的社会，甚至试图告诉人们按照范式所构造的模式去创造、管理、控制社会。因此，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人（包括研究主体）的实际利益需要。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者都热衷于研究当时急需解决的现实社会问题，各种组织也都希望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决策，所以成功的社会科学范式通常是人们改造社会的工具。

第四个不同在于互补性。不同的社会科学家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提出了众多的社会科学范式，但他们面临的是同一人类社会，全面完整地理解人类社会是必要的。同时，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家们尽管可以热衷于某个范式而反驳或排斥另一些范式，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没有一个范式能完全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结构的全部复杂性。社会科学家可以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抽出其某一侧面进行研究，并以此构成自己的理论，但是在运用这一理论解释具体的现实的时候，总会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为了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就不得不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借助于其他范式。

相比而言，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并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因而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什么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于控制与构成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只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著作）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并详细地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在一百多年现代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各范式的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假设、研究主题、政策纲领与社会建制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如历史情境、企业权力关系的影响。因此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定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从上面所描述的社会科学范式的特征来看，管理学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是一个从范式确立与稳定，到范式竞争的动态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基于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与流派来研究管理思想史的变迁，是很难有效地概括与归纳各种管理理论的特质，体现管理思想发展的整体性与特殊性，从而准确分析管理理论演变的历史逻辑，找寻到管理理论形成背后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范式理论运用于管理思想史研究或许不是尽善尽美的，但至少能让我们换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探讨作为科学知识的各种管理理论的同时，试着去寻找这些知识背后的故事。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1．科学研究纲领的构成

拉卡托斯综合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研究纲领是指具有连续性结构的理论体系，包括“硬核”、“保护带”、“正面启示法”与“反面启示法”。

拉卡托斯认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的区别，“硬核”是由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概念和定律构成，是构成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或核心部分，它是坚韧的、不允许改变的和不容反驳的。如果“硬核”受到反驳，那么意味着研究纲领整个理论体系的崩溃，例如牛顿的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构成了经典力学的硬核；地心说是托勒密天文学理论的硬核，它们都是不容反驳和否证的。拉卡托斯提出的“硬核”概念与库恩的范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核心，都对整个理论体系起决定性的作用，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史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在拉卡托斯那里，就意味着一个研究纲领取代另一个研究纲领。同时范式与“硬核”也存在区别，库恩的范式包含的意义比较庞杂，既有理性的产物，如规则、符号以及仪器等，也有非理性的产物，如信念、观点等心理因素；而拉卡托斯反对这种非理性的因素，认为“硬核”绝对不是心理上的东西，而是一种理性产物。

保护带主要指围绕在“硬核”周围的辅助假说，是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它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保护“硬核”，使之免于受到经验的反驳，而避免整个研究纲领被否证，例如太阳系行星的数量和质量等数据，都属于经典力学的保护带。保护带把经验反驳的矛头主动地引向自己，不让理论的“硬核”，而是让构成这个保护带的辅助性假说来承担错误的责任，并通过修改和调整这些辅助性假说来保护“硬核”。他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指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纲领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将否定后件式对准这一“硬核”，相反，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独创性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而我们必须把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这一切如果导致了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一个研究纲领就是成功的；如果导致了退化的问题转换，它就是失败的。反面启示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们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科学研究纲领的内核；而是要科学家们竭尽全力地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通过增加或修改保护带的辅助性假说，避免不利的观察实验直接针对“硬核”。拉卡托斯认为，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是一个从反常中取得进步问题转换的例子：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是成功的研究纲领的一个经典例子：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研究纲领。当这一理论最初产生时，它被淹没在无数的“反常”（说是“反例”也行）之中，并受到支持这些反常的观察理论的反对。但是牛顿论者主要通过推翻据以确立“反证据”的那些原先的观察理论，十分顽强而巧妙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反证据变成了证认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造成了新的反例，但他们随后又解决了。他们“把每一个新的困难都变成了他们纲领的新胜利。”在牛顿纲领中，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把否定后件式指向牛顿动力学的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根据其支持者的方法论决定，这一“内核”是“不可反驳的”：反常必须只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我已举了一个设想出来的关于牛顿的进步问题转换的小例子。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例子，就会看到在这一演习中，每一个相继的环节都预测了某个新事实，每一步骤都体现了经验内容的增加：这个例子构成了一个一贯进步的理论转换。还有，每一个预测最后都被证实了，尽管后来有三次它们似乎被暂时地“反驳”了。尽管（在这里所描述的意义上）“理论进步”可能立即得以证实，“经验进步”则不行。在一个研究纲领中，我们可能被一长串“反驳”弄得灰心丧气；其后，通过修正某些错误的“事实”，或通过增加新颖的辅助假说，巧妙的、幸运的、增加内容的辅助假说才能把一连串的失败以事后之明鉴变为一个大获全胜的故事。边样，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要求研究纲领的每个步骤是一贯地增加内容的：即每一步骤都构成一个一贯进步的理论问题转换。除此之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回顾起来，至少可以经常看到内容的增加得到了证认：研究纲领作为一个整体，还应当显示出断续的进步经验转换。我们并不要求每一步骤立即产生一个被观察到的新事实。我们的“断续的”这一术语，留有充分合理的余地，以便在明显的“反驳”面前，独断地坚持一个纲领。

正面启示法是一种积极鼓励的规定，它提倡并鼓励研究者们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说等办法，主动地发现新规律，解释新现象，从而发展整个研究纲领。正面启示法与反面启示法二者直接是相反相成、不可分割，反面启示法研究如何应付和排除目前出现的反常现象，而正面启示法主要着眼于长远的研究计划，研究者可以不顾反常，而专注于理论体系自身的发展，以便从根本上完善理论本身，使反常的现象变成正常的现象，实现问题的转换，从而促进整个研究纲领的发展，他指出：除了反面启发法之外，正面启发法也是科学研究纲领的特征。即使进步最快的、最一贯的研究纲领，也只能慢慢地消化它们的“反证据”：反常是永远不会完全消除的。但不应该认为尚未得到说明的反常（库恩可能称它们为“难题”）是按偶然的顺序解决的，保护带是以折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没有任何预想的顺序。顺序通常是在理论家的房子里决定的，而与那些已知的反常没有关系。从事于研究纲领的理论科学家很少有人对“反驳”给以过多的注意。他们有一个能够预见这些反驳的长期研究方针，这一研究方针，或研究顺序，或详或简地设置在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中。反面启发法规定纲领的“硬核”，根据纲领的支持者的方法论决定，这一硬核是不可反驳的；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使科学家不被大量的反常所迷惑。正面启发法规划出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开列出一连串越来越复杂的模拟实在的模型：科学家的注意力专注于按其纲领正面部分规定的指示来建立他的模型。他不管实际的反例，即可资利用的“材料”。我们的考虑表明，正面启发法的前进是几乎完全不顾及“反驳”的。看来提供与实在的接触点的是“证实”，而不是反驳。尽管必须指出，对纲领第（n+1）个变体的任何“证实”都是对第n个变体的反驳。但我们不能否认某些后来的变体的失败总是可以预见的：尽管有顽抗的例证，但使纲领保持前进的是“证实”。

2．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与退化

拉卡托斯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纲领都不是永恒的，它不能通过辅助性假说的调整而永远不被否证。这是因为辅助性假说的调整对科学研究纲领的发展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进步的结果与退化的结果。权衡一个研究纲领的进步与退化的客观标准在于：如果一个科学研究纲领能够不断发现新规律，预测新现象，那么它就是进步的；如果科学研究纲领不断接受反常的挑战，只能消极地为自己辩解，被动地修改保护带辅助性假说来应付，那么它就是退化的。一个研究纲领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退化的。如果每次修正都导致了新的出乎意料的预测，那么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就是进步的；如果这些新颖的预测中至少有一些得到了证认，那么这个纲领在经验上就是进步的。通过适当调整纲领（比如增加一个新的本轮），科学家要应付一个特定的反常总是很容易的。如果科学家的这些做法只能说明他们打算要说明的那些既定事实，而不能预测某个新的事实，那么，这种做法就是特设的，而这个纲领也就在退化。牛顿纲领是进步纲领的最好的例子。它成功地预测了一些新颖的事实，如哈雷彗星的回归、海王星的存在及其轨道，及地球的凸处。

拉卡托斯对研究纲领评价规则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发散式的，由两个方面组成：第一，相宜作用方式或性质的评价规则，这一规则通过理论或理论群与其它理论或理论群的相互作用方式或作用性质来进行，若在相互作用中呈现出普遍性、一般性、决定性、基本性等，则该理论或理论群在“潜”研究纲领中处于“硬核”的地位，反之，则该理论或理论群处于保护带或其它地位；其二，“显”研究纲领之间进行比较、选择或评价时所遵循的评价规则，它包括内部评价规则、外部评价规则和发展过程中的评价规则等三个方面。

就内部评价规则而言，它主要指要素完备性规和作用和谐性规则。在“显”研究纲领阶段，评价研究纲领之间的好坏也同样离不开研究纲领的内在素质，因此这种内部评价规则更为重要、更为基础；从研究纲领各构成要素的完备性看，一个研究纲领的稳定性通过“硬核”的稳定性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在多个研究纲领并存时，首先应选择“硬核”的完备性、逻辑简单性、相容性、系统性、解释力、预测力等，最好的研究纲领，同时保护带之保护性能、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也具备最好的性能，那么该研究纲领要素的完备性最好；从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和谐性，即“配合”的默契性而言，研究纲领之间存在着各要素各尽其“职”的程度之别，当多个研究纲领并存时，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最和谐者无疑为最佳的研究纲领。就外部评价规则而言，它主要指可靠性规则和有前途性规则。在拉卡托斯看来，一个研究纲领如果经过调整辅助性假设后，一方面它的经验内容增多了，它能对新的经验事实做出更多的解释，即它的可靠性增强了；另一方面，它能对新的经验事实做出更多的预言，具有更大的预测力，即它有更大的前途。那么，它就是一个较好的研究纲领。对这种经验的可靠性规则和预测的有前途性规则，人们往往倍加注重。

研究纲领的评价决非是一朝一夕就可解决的，它需要一个完整的过程，对此，拉卡托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在研究纲领的结构中，“硬核”的稳定性、保护带的多元性、反面启示法的排扰性、正面启示法的长远促进性等等，都内在地决定了评价一个研究纲领需要一个过程。这种随时间而变化辅助性假设即保护带而又相对稳定的“硬核”的结构，决定了对研究纲领的评价也同样具有时间性。同时，一个研究纲领从预见新经验事实到被证实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对此研究纲领作出正确评价同样有一个过程。这与“即时理性”是根本不同的。

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研究纲领在它处于进步阶段时并不害怕反常，而是不断吸收、同化这些反常，化不利于自身的反常为有利于自身的正例，从而不断地发展自身，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是永远进步的，当它进化到一定时期的时候，就必然转入退化阶段，此时科学家对反常限于穷于应付，一筹莫展的境地，再不能积极地去预言与指导新的经验事实的发现，也不可能把反常转换为正例，但是，仅此还不足以抛弃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还必须有比它更进步的理论出现。因此，抛弃一个退化的纲领，关键是有没有更进步的研究纲领的出现。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所确立的这些规则，可以看出，拉卡托斯提供的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研究纲领的进步阶段——退化阶段——新的进步的研究纲领证伪和取代旧的研究纲领。同一个研究纲领，在其进步时期是科学的，而转入退化时期就变成非科学的了。因而，科学的分界是历史的、可变的。科学可以变成非科学，非科学也可以发展为科学。为此我们不要急于淘汰处于萌芽状态、尚不完善、一时难以确认其进步与否的研究纲领，还应注意到一个已退化的研究纲领可能新生而转化为进化的研究纲领。

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拉卡托斯吸收了库恩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直接相关的见解，认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科学哲学家必须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寻找和检验逻辑模式；而科学史研究者又必须以先进的科学哲学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这一思想体现出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结合。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向我们提供了对“过程”进行逻辑分析的新思路，即注意联系科学发展中的多种矛盾因素，对科学理论作动态的逻辑分析。这也是本研究在管理思想史研究中，试图要实现的目标。科学研究方法论启示我们，在对管理学发展与演变作逻辑分析时，至少应联系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理论和方法、真理性与效用性、间断与连续、批判与继承、评价标准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注重新理论形成与研究传统之间的关系等等。揭示这些矛盾将会丰富人们对管理学发展机制的认识，同时，从这一方法论出发，是以往在对管理思想史研究时所忽视或重视不够的。

首先，应该看到，在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确实有重要作用。理论是人创造的，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人的思维中必然掺杂着非理性的因素。对于管理学研究者而言，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激情是进行研究的动力，坚定的学术信念是进行研究的保证，直觉、灵感和顿悟等则是其进行创造的重要途径，宗教信仰、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都对研究活动具有非凡的影响和意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及其衍生，直觉、兴趣、欲念、情感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往往能够直接引导着人的活动，不可能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同时，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必须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的独特作用往往是理性的方法无法企及的。因此在管理理论演变过程中，对非理性作用的复杂性和非理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应作全面理解，非理性因素可以起到推动研究纲领的进步，促进新理论的形成；也可能维护退化的研究纲领。

其次，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看待管理学范式多元化的视角。在管理思想史上，几种理论相互对立又同时并存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并存的不一致的理论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可比较的思想行为、意识结构和差异，至少在非常规科学阶段，“潜”研究纲领之间的并存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方法都有局限性，不应崇拜某种方法而排斥其它方法，管理学中不存在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只有承认这种方法上的多元性与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性，才能使管理学的发展既不受任何所谓普遍原则的制约，也不排除任何规则，在管理创新活动中，避免受制于关乎学科的偏见，以及这些偏见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共同体内的权力利益关系，从而使整个管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始终保持开放状态，真正起到促进管理学发展的作用。

第三，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出发，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管理学发展中表现出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类的思维在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科学在战胜种种非科学、假科学的过程中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规律。但是，如果以为，只要设定一个简单的标准，就可以把科学与非科学绝然分开，或者以为管理理论从诞生起就是非常纯洁的，不含一点非科学的成分，那显然不符管理学发展事实，在管理思想史中，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单纯由于幸运的偶然事件，甚至是由于非科学的因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获得成功的事例。同时，就科学研究方法而言，并不能保证非科学的成分不会掺杂进管理理论中，相反在管理理论中掺进了某些非科学的成份，反而可能会使管理学得到进步。因此，把管理学单纯科学化的观点，既不符合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也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将管理知识与具体管理活动相结合，发挥出其实践性与灵活性。

第四，明确效用性是管理理论所追求的目标。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评价的内部规则、外部规则和发展过程中的规则，无一不是从提高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出发的，研究纲领的进步与退化及其转换取决于能否不断发现新规律，预测新现象，增强理论的可靠性。当然，任何管理理论都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近似地解决某个具体管理问题，不同理论解决同一问题的精确性可能不同，而随着理论的发展，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精确性也会变化和发展。因此，对管理理论的评价，需要将目的和价值相结合，即科学标准和实践标准合二为一：一方面要寻求管理活动中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要看研究纲领和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或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不能排除把效用作为管理学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简单地从所谓的科学目的出发，将某一类知识视为一种“标准知识”与“评判尺度”，划分高低，区别优劣；我们需要建立规范化的研究行为准则体系来保证知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但不应树立不必要的界限，通过“纵向”的强势与权威，谋求巩固自身的专业地位，而应重视企业横向需求的支撑，激励学术共同体与企业界互动；我们应该强调在研究中去运用理论传统、分析工具与模型，但不应把管理学看作只是一些新鲜的概念、工具与模型的组合。当然，把真理当成科学的唯一目标固然片面，但只强调理论的效用性同样片面，而要追求真理与追求效用的统一，只有准确地把握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才能更好地促进管理学的发展。第二节 知识形成机制的揭示——后现代主义的视角

当今世界，知识的生产，已经深深的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绞缠，关于知识的发展和开拓的规划，往往都受到某种社会控制与社会实践的制约，以及这些社会性因素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利益关系。这一方面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界线，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一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视点的所谓“普遍有效”的标准知识，一百多年来，层出不穷的理论不断推动着企业管理学的丰富与完善，形成了一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视点的庞大的学科体系，成为后发国家的学术共同体所遵从的“正统”模式。近年来，随着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形成，知识领域的非殖民化呼声日见高涨，这种要求不仅体现在原有学术体系下的知识具体内容上的创新；还体现在认识论层面对学术体系的创新上，即在知识创新机制上的创新。对于管理理论演变的研究，我们要关心的不是管理理论本身，而是这些“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即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些“知识”为什么会被认定为“知识”，以及经过一套什么样的机制运作而被认定为“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对西方管理理论有目的地加以选择与利用的基础上，更好地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际，开展适合中国国情与企业实际的管理创新。对知识形成机制的揭示，后现代哲学思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视角。“相对主义”与“知识权力学说”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两个主要特征，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都是把历史与认识的相对性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利奥塔与福柯。一、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论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是一本在西方学术界被公认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他在引言中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伴随着叙事危机与科学合法化危机的出现，知识状态已经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新变化，由此导致我们必须要对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合法化问题进行思考，知识合法化问题成为利奥塔后现代知识理论的中心问题：科学始终同叙事发生冲突。依照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叙事不过是寓言传说，但是，科学除了在陈述有用常规和追求真理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它仍然不得不证明自己游戏规则的合法性。于是它便制造出有关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即一种被叫做哲学的话语……我将使用现代一词来指示所有这一类科学：它们依赖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如果利用暗含着一种历史哲学的元话语去证明知识的合法性，随之引起的疑问便将是有关那些支配社会制约关系的机制的合法性，它们本身也需要合法化证明。因而正义同真理一样都受到宏伟叙事的关照保护……用极简要的话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态度无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科学进步反过来又预设了这种怀疑态度。

利奥塔将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叙事知识是非指示性陈述和非技术性陈述方面的知识，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占首要的地位，它由特定社会内部的原因决定，往往与特定社会群体的英雄历史事件有关，它给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一种标准，不需要特殊的程序使其合法化，而是自我合法化，人们不会对自己的叙事提出怀疑，他们会按照叙事所说去做。科学知识作为叙事知识的派生物，它以验证真理和修正谬误为根本目的，只是一种指示性陈述，与正义、幸福、美善等无关；它以重复验证为尺度，最终做出真理性的陈述，使人们产生共识。两种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则，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因而两种知识之间知识是平等的，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我们不能用科学知识的规则来评判叙事知识，也不能用叙事知识的规则来评判科学知识。

虽然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但是它们之间不是毫无关系的。任何一门科学，如果它未能使自己合理化，那么就不能算作一门真正的科学；同样，一个科学命题我们之所以接受与承认它，正是因为我们也已先行假定它在一个更宏大、更具有普遍性的发生过程中存在，并且我们已经先行接受了这一思辨推理过程得以成立的一整套规则，例如我们认定“实证性”是科学知识的普遍形式，也就意味着已经接受了其中包含着某些无需进一步证明的假设。在历史上，叙事知识都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来使科学知识合法化。之所以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需要借助于叙事知识，就是因为如果不求助于叙事知识，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对于科学来说，叙事是一种非知识，但是没有叙事，科学将被迫自我假设。现代状态下，思辨叙事和解放叙事是科学知识获得合法性的两条路径：思辨哲学中，各种陈述成为自身的自义语，科学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解放叙事则是指通过触及终极实在，获得永恒真理的启蒙理想，以及通过真理的获得而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的启蒙理想。

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生态危机的出现，启蒙理想所承诺的保证人类社会理想实现的诺言并未兑现，相反，随着科学技术进入文化财富的生产、传播、分配和消费，为人类提供意义支撑的文化事业变成了批量生产的工业生产，启蒙理想逐步失去了信赖的基础。与此同时，科学知识所出现的无序性、不确定性的新特点，使得建立于思辨叙事上的传统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元叙事”的可靠性、可信性提出质疑，如果仍然仅仅依靠作为现代性基础的“元叙事”来使知识获得合法性，将导致人们对现代社会体制的合法性产生更大的怀疑，因此，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无法阻挡知识合法性丧失速度的加快，“元叙事”危机的日益凸显和社会普遍性主体的逐渐消失，使得“元叙事”已经失去了为科学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能力，而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了后现代。

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元叙事”知识合法化功能的消失，科学应该归属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元叙事”的方法已经被大量的“语言游戏”所代替，而每一游戏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游戏规则。传统的科学哲学家认为存在着某些永恒的和客观的基础，这些基础能够保证我们的知识的合理性与普遍性。但在利奥塔看来，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对世界进行全部描述，都是由局部信息决定和控制的，由这些局部决定而产生的科学知识及其规则自然是多样、异质的，不同科学知识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处于一种平面状态；同样，“元叙事”失效后由局部决定的语言游戏也呈现出来，它们和科学知识一样也是多样、异质的，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再是中性的观察者，我们必须置身于某种语言框架、某一组信念之中才能从事我们的研究，理性自身应该看作是依赖于某种语境，描述一个真实场景的语言称述，并不能证明其本身是否真实，同样建立在其之上的规定性称述，也根本无法证明自身是否正当，认识话语有认识话语自己的道理，实践话语有实践话语自己的道理，各种语言游戏都只会遵循自己的准则，因而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与普遍的科学理性，这种思想与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而，在利奥塔看来，科学认识论的优先权已经让位于叙事的策略。根据这种策略，科学知识不再是获得精确的知识或在学科领域内提供更好的对事物的解释，科学不再是一种知识，而只是一个故事，与文学、诗歌类似的在范式中叙述感情的知识。科学家的地位，是由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存在方式所决定的，而由于他们使用的语言的运作规则，无法证明自身，就必须靠科学专家的同意和共识才能达到一致。所以，在后现代社会中，衡量科学论述、范式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真理性，已经不是根据方法论的规则来判断，而是表现为其赢得相关学术共同体的成员的一致的默契程度。在众多的叙事方式中，利奥塔还特别注意到了权力的叙事，他把科学知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联系在一起，并把这种关系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二、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

如果说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论，掀开了探寻“知识”幕后工作原理的幕布，那么福柯则是把“知识”之所以被认可为“知识”的过程剖解开来，使人们看清了幕布背后的秘密。

福柯对于西方文明史的解构，可以说是从“知识”的形成切入的。“知识”的概念与他另一个重要的概念——“话语”紧密相连，“话语”指的是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对福柯来说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规则而存在，而这些规则决定了可以做出何种类型的陈述，于是这些规则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情可以谈些什么。因此福柯把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学科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同时，话语确定了某些潜规则，这些内在规则给予某种特定形式的知识以权威性，从而使这类知识源源不断地产生并且留存下去。福柯的“知识”概念强调了人的求真意志在社会话语实践中的作用，也就是说，福柯认为话语实践实际上暗含了人渴望成为知识主体的意愿。

同样，福柯知识权力理论中的“权力”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为特殊群体所拥有并将其强加于他人的政治权力。他认为权力并不仅仅限于确保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意志之上，要把握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特点，就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权力。在他看来，首先权力是多形态的。福柯反对把权力看作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这样一种强调同质性、集中性、总体性的权力观念，而指出在现代社会，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如监狱、军队、工厂、学校以及话语、知识、肉体、性等等，通过灵活多样的策略来运行，权力在政治、经济、教育、家庭、国家、生产关系中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其次，权力不是一个实体，不是可以占有的物，而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它无所不在。传统的权力观都关注权力在谁手里，权力由谁来支配的统治权问题。事实上，权力比这要复杂得多，它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的场。“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控制的单纯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交错的复杂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再次，权力是没有中心的，是多元的，来自于各个地方。福柯将传统的权力理论视为宏观权力学，它重视国家机构这样的权力中心，从权力中心构成对局部的支配、控制，形成单一的统治大厦。福柯反对权力中心化的这种模式，而主张建立微观权力学，将权力视为非中心化的、多元的、分散的关系存在。作为关系性的网络权力，它是在无数点上被运用，在无数点上展开来的。

福柯深刻地看到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的。知识为权力划定范围，权力为知识确定形式，两者互相支撑。知识是无处不在的，权力也是无处不在的”。权力要求知识的承担者即知识分子不断地去发现真理和创造真理。真理的再生产是权力的再生产即延续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权力为中心的知识是高度地政治化的。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和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通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况固。我们受到权力生产真理的支配，同时如果不是通过生产真理，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对每一个社会都是如此，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权利和真理的关系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如果我着眼于这种紧张和持久的角度，而不是从它的机制本身出发进行概括的话，我要说，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制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并把它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

福柯赋予真理和财富以相同的重要性。人既受财富的约束，又受真理的约束，真理与权力的结合便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话语即法律。法律对人进行裁决、审判、分类，限定人们按照一定的程式进行生活。这样，真理是可以制造的，真理也一再地被制造出来。但是真理不是权力的目标，而是权力的手段。因此，真理总是处于一种流变状态，权力只有依靠不断创新的真理才能维持、延续、扩张其影响力和地盘。福柯得出了一个权力与知识关系的经典结论：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像，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一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一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一知识，贯穿权力一知识和构成权力一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

福柯的系谱学研究揭示，权力通过规训方法决定知识生产。规训在社会中的扩展属于一种广阔的历史过程，它从最细微的机制拓展、转变、更换和扩张为更普遍的机制。18世纪规训跨过技术的门槛，医院、学校、工厂都被纪律整合了，同监狱一样，医院、学校、工厂和军营等社会机构都是权力运作的场所，罪犯、病人、学生、员工与士兵都是权力运作的对象。在现代社会中规训技术表现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层级监视”，“层级监视”很大程度上是对规训的物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双重要求，它可以表现为在规训场所的设计上，也可以表现为监视组织的设计上。层级监视不仅在规训者与规训对象之间建立监视关系，而且在监视者内部建立监视关系，使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监视，使规训过程没有任何晦暗不明之处，自上而下，层层把关，形成网络。第二种模式是“规范化裁决”，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刑罚”之外，每个社会都有法律所无法包容的“微观刑罚”，这种微观刑罚就是“规范化裁决”。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中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正确的姿势、不规范的体态、不整洁）等等。第三种模式是“考试/检查”，考试/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福柯认为监狱的纪律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整个社会被“监狱化”了，所有的人都在接受规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学校、工厂和军队涉及某些方面的专业化，而监狱则是一种彻底、全面而严厉的规训机构，整个现代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第四种模式是“书写权力”，规训组织对人的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使人陷入文件中，于是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了。规训组织依赖书写的权力而积累的大量的记录、登记与档案资料变成了这些学科研究的材料。这些知识又建立了区分正常的人、好员工与好公民的标准，以这些标准来统治社会。于是在社会中，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经理——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传统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

同时，规训权力在征服社会的同时也在它们里面促成了某种知识，学科的建制和践行构成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科知识是被认可的，基本上只接受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规训，并透过各种规训制度和实践（包括专业/学术协会、学刊、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学术基金和日常化的教学步骤）被建构成一种封闭和自我支撑的权力网络，知识的形成和权力的增强有规律地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三、后现代哲学思潮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总的来说，后现代知识论围绕的主要问题是：“知识”之所以被认可为“知识”的合理性因什么样的原因而发生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使“知识”本身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一般人看来，“知识”就是“知识”，这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其合理性被视为理所当然，是因为其合理化的过程被自然化了，成为一个长期的、隐而不显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把隐藏在“知识”背后决定其之所以能成为“知识”的原因找出来，那么我们不仅能够了解目前的“知识”为什么会成为“知识”，它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且有可能了解决定其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利奥塔等人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总体化统一为特征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的批判，对知识整体性的解构，对事物“差异”性质的强调，以及相应对这种类型思维的性质与方法的研究，虽然走向了“相对主义”，但却有助于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与思维方式，使人注意到事物特殊性，而不至于被普遍性吞没，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揭示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视角。启蒙运动以前，权力是由某一个人或团体掌握（如国王与教会），体现一种“个体性向上递增”特征，即越有权势的人越具有个体性，农民往往被看作是无差别的一群人，规训作为权力的行使方式是以一种直接作用于身体的、野蛮的和公开的方式进行。因而无论是在埃及、中国还是中世纪的西欧，早期的管理思想都表现为一种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统治术”的特征。在启蒙运动后，社会权力关系由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权力不属于任何人，权力是易变的具有流动性，体现一种“个体性向下递增”特征。在这种权力关系下，18世纪初层级监视、规范性裁决、书写权力、考试/检查成为新的规训技术，这种新的规训技术更隐蔽、更有效且更加可行，在监狱得到发明与发展后，很快传播到了医院、学校、军队等其他社会领域，并延伸到企业。管理学最早是以一门关于规训技术的学科形式出现的，是一种关于权力技术的知识。

企业管理学范式确立的标志是古典管理学理论的形成，因为从古典管理学理论的形成开始，对管理的研究有了可以效仿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在空间上得以界定，在研究方法、解决办法是否合适以及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并且出现了库恩所定义的范式确立时期的社会学层面上的特征。同时，企业管理学范式的确立也是在一种“知识/权力”框架下，通过学科规训机制得以实现的，实际上企业管理学范式的确立是一种“规训被纳入规训的结果”。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管理学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对已有知识在理性与逻辑上的不断延伸，而应被看作是基于不同基本信念的学术共同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在众多的社会性的因素中，权力关系无疑是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企业内的权力安排，与这一过程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节 企业权力关系的分析——现代企业理论

企业管理科学的发展不单纯是科学知识层面上的事，还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每一种管理理论都会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研究企业管理理论的演变，脱离不了“知识/权力”的框架。然而，由于企业权力问题的复杂性，学术界对企业权力的很多问题正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例如，企业权力性质是什么？企业权力来源的基础是什么？企业权力如何配置？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给出了不尽相同的回答，尚未形成一个较成熟与系统的研究框架。

现代企业理论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与管理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与博奕论、信息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相互交叉，大大地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改进了人们对市场制度及企业组织运行的认识。总体上而言，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权力关系与“契约”、“交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企业权力关系的分析，存在着基于现代企业理论提供的原理与方法实现的可能性，但是，现代企业理论中不同流派的企业权力观点相对分散，以及在研究视角上存在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研究目标出发，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与创造性转换。一、企业权力的性质

现代企业理论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将企业的存在看成是一个既定的前提，企业被抽象为一个“黑箱”，简化成一个生产函数，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忽视了企业内部复杂的经济关系。在以科斯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理论形成以前，研究者们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基于各种视角来阐释企业存在及其行为，形成了企业家理论、管理者理论、行为型企业理论等分析框架，而企业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最终为全面、深刻认识企业的本质、边界与结构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与方法，交易与契约关系背后所隐含的权力、权威与层级制度，为我们对企业权力性质的解读提供了依据。

1．科斯的观点

科斯（1937）认为，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手段，市场配置资源是通过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通过行政命令与权威关系来实现，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企业能够节约这种成本。因为交易是一种资源，与其他有形资源一样，不仅有限，而且也需要支付使用费用，例如交易前的信息搜寻的费用、谈判费用、监督费用以及履行契约的费用，企业通过某种权威，如命令、强制或对行动的纪律约束来使交易内部化，替代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通过权威来配置资源之所以能节约交易费用，是因为企业内部的—次性、长期的契约关系，代替了市场交易各方之间的一系列的、短期的产品契约，交易费用大大节省，使得企业能取代市场，因而企业的存在具有了合理性。

尽管通过权威配置资源能节约交易费用，但内部组织运作也存在成本，如组织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等，但与市场交易相比，只要内部组织通过权威配置资源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那么这种组织就能替代市场。因此，企业可以看做是对市场的替代，企业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其权威机构。同时，这也是企业边界不断扩大的原因，一个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企业内部通过权威来配置资源、进行交易的的费用，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费用相同为止。

科斯的观点当中，虽然没有对与企业内部“权威”和与管理相关的“指挥”做出必要区分，也没有告诉我们企业的权威由谁来掌握，以及什么因素决定这种权威的归属，但从科斯对企业性质及边界的分析当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分配形式的企业，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中的权力转化为企业内部权力的机制，正是由于企业中存在的权威关系，使得企业内的交易有别于市场交易，这也是企业与市场的根本区别，所以企业的本质也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权力契约关系。

2．杨小凯与黄有光的观点

在科斯观点的基础上，杨小凯与黄有光从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三个因素出发，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型。这个模型假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最终产品（物质产品）与中间产品（生产所需的管理知识）；同时假定存在专业化经济，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消费，而生产者偏好专业化生产，两种产品之间是否存在交换决定交易费用是否存在。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可以形成两类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经济与劳动分工。

自给自足经济生产者把管理知识作为中间产品来生产出最终物质产品；劳动分工则通过专业从事生产的人与从事管理的人之间进行产品交换来达到产出最终产品的目的。自己自主经济中，不存在中间产品的交换，因而不存在交易费用；劳动分工的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与管理两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掌握专业化知识的专家来进行，虽然这种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但分工必然涉及产品交换，因而必然产生交易费用。因此，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利益低于交易费用，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而如果分工好处大于交易费用，人们会选择劳动分工的生产方式。

根据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不同的交换形式，分工具有三种结构：第一种是，管理专家把管理知识出售给生产专家换取他所需的物质产品，生产专家把物质产品出售给管理专家来购买中间产品用于生产，这种分工存在两个产品市场——物质产品市场与管理知识市场，交易双方只存在产品交换，而没有雇佣关系，权力的分配是对称的，所以不存在企业；第二种是，生产专家开设企业，购买管理专家的劳动，雇佣并指派他们在企业内生产管理知识，协助其进行物质产品的生产；第三种是，管理专家开设企业，购买生产专家的劳动，雇佣并指派他们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三种结构的区别在于，后两种存在着雇佣关系，雇主有使用被雇佣者劳动的权力，并且以劳动之间的买卖取代了第一种结构中的中间产品的买卖。

由于最终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是易于考察的，而对管理知识以及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的质量与数量却难以测度与监督，买卖管理知识的交易费用非常高，买卖生产劳动的交易费用较低，因而在三种分工结构中，管理雇佣劳动的效率更高。杨小凯和黄有光认为企业是一种巧妙的交易方式，它把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分工，避免了对这些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交易，间接地体现了管理知识的价格，这种安排极大地增进了交易的效率。

虽然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观点中并未直接涉及企业权力关系，但他们从分工出发来解释企业的性质，指出了企业是促进劳动分工的一种形式，这对于认识企业权力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相互依赖关系，通过分工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生产主体和生产要素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分工地位，分工不仅决定了“谁来雇佣谁”，而且分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这样所有权结构就会变得重要，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导致不同的效率。

3．阿尔钦——德姆塞茨的观点

阿尔钦、德姆塞茨不认同科斯关于企业是通过比市场拥有更为优越的权威来配置资源的论点。他们认为，由于雇主和雇员都有按其自身的意愿中止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自由，因此，雇员对雇主的指示的反应不过是双方持续不断的缔约的结果；企业的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团队带来的生产高效率产生了激励的需求和计量困难之间的矛盾，促成企业的形成。

团队通过合作提高了生产率，但也会出现“计量难题”。因为，在团队生产中，被协同使用的资源并不能生产出彼此独立的产品，然后再加总得到总产出，这决定了在团队生产下，要想根据统一尺度，准确测量单个资源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并据此给予相应回报，其成本要比在分散的个人生产的情况下高得多。从企业参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团队生产中使用的所有资源并不属于同一个人，而是由不同的团队成员分别拥有的，因此，团队成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利益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个人贡献和报酬不能完全挂钩的情况下，团队成员就没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而这可能导致团队生产的效率反而不及分散的个人生产的效率。

据此，阿尔钦、德姆塞茨认为，像企业这样的组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开发一种低成本地计量每个团队成员的生产率并据此给予相应报酬的程序，以激励团队成员勤勉地工作。在团队生产下，虽然不能够直接地观察到每个团队成员的产出，但可以通过观察每个团队成员的工作活动来测度其生产率的高低。但是，如果由团队成员相互监督彼此的活动，其成本也是相当高的；而如果指派一些团队成员来专门监督和指导所有其他成员的活动，就会在监督方面产生规模经济。但是，除非监督者本身也受到监督或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激励，否则，监督者也会偷懒，由于不可能无穷尽地给每个监督者安排一个监督者，为激励监督者尽职尽责，一个有效的办法是赋予监督者获得其所属团队的净收益，即团队产出扣除了分配给所有其他成员的报酬后的剩余的权利。

他们进一步指出，为了使监督工作能有效地提高团队的生产率从而增进每一个团队成员的利益，还必须赋予监督者增减团队成员、通过奖惩措施规范每个成员在团队生产过程中的活动以及出售其作为团队的剩余索取者、监督者的身份的权利。由此，阿尔钦、德姆塞茨就将现实世界的企业内的监督权、剩余索取权集中在少数成员手中的现象解释为，大量的各种资源所有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团队的效率，增进各方的利益，通过集体协商自愿达成的一种特殊的合约安排。

阿尔钦、德姆塞茨对生产团队演变为企业原因理解为生产中需要激励和难以计量产出这一对矛盾所致，企业并不比市场拥有更对的权威和权力，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定价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对要素生产率和报酬计量能力上以及对内部机会主义行为监督能力上更优于市场。团队的生产引起监督的困难，因此需要监督者作为一个中心与成员不断地商定契约，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其监督权与索取权，由此看出，他们对企业权力的理解与社会组织中的合法权如出一辙，通过契约方式奠定。二、企业权力的来源与配置

企业权力作为一种微观层面上的权力形式，不可能独立于它所依存的历史情境；同时，企业权力直接来源于社会权力，是社会权力在企业这个微观层面上的具体配置。社会权力在个体间的分布的不均匀性，导致不同个体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决定着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企业权力关系的形式与表现。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主导性生产要素发生转换，个体社会权力的稀缺性与重要性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相应的企业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发生更替。对于这一过程的分析，资产专用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威廉姆森的观点

威廉姆森认为，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人并不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人”，而是“契约人”，“契约人”的行为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具体表现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正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严重的契约问题才会产生，因而就需要设计一个相应的治理机制，来规范这些交易关系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一种交易活动，是适合市场组织或是适合企业组织，取决于不同交易的特征和相关的交易费用。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和资产的专用性是区分不同交易的三个维度，其中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不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只有同资产专用性结合起来才会产生治理机制的选择问题。

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即当某种资产在某种用途上的价值大大高于在任何其他用途上的价值时，那么资产在该种用途上就是具有专用性的。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再作它用，其价值就会贬值。它作为生产性资产的一种存在形态，一种资产是不是专用性资产，主要看该资产究竟是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还是用途不可变的资产，只有那些用途不可改变的资产才具有专用性质。专用性资产有多种形式，如地理区位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物理资产专用性、商誉专用性、根据订单形成的专用性等等。

威廉姆森将契约行为分为古典契约行为、新古典契约行为和关系性契约行为。古典契约对应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市场交易，正式契约条款起全方位的最终的作用。古典契约法强调法规、正式文件及交易的自行清算。新古典契约法中的条款是不完全的，给当事人发生分歧时留下了重新谈判、重新签定契约的空间。在这种关系中，第三方的仲裁、契约关系的持续性和私下协议都起重要作用。而关系性契约强调契约的“延续性”和“复杂性”，契约要经历不同阶段和过程，既是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又是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行为规范的关系行为原则。

威廉姆森进一步分析了交易维度对契约安排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如果是通用性资产，无论交易频率的大小，这时发生的是古典契约关系，相应的治理机制是市场治理机制；如果交易频率较低，只发生数次，资产是混合性的或是专用性的，这时发生的是新古典契约关系，相应的治理机制应是当事人双方再加上第三方参与的治理机制；如果交易频率较高，交易经常重复，且资产专用性程度不高，这时发生的是关系性契约，其中，如果资产是混合的，相应的治理机制应是由当事人双方参与的治理，即双边治理；如果资产是专用性的，相应的治理机制应是由一方当事人统一治理的机制即一体化治理。

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企业中的权力来源于所有者所掌握的资产的性质，组织对资产专用性的认同以及对资产运作效果的接受。企业参与者拥有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在交易过程中拥有的谈判力越强，在事后获得控制权的能力也越强。同时，任何一种资产专用性程度，都会随着所处的技术、制度、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契约关系也会随着参与者在企业中控制能力的转变而转变，因此特定企业权力关系与各种资产专用性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改变的关系，并随环境因素变化而确定。

2．格罗斯曼、哈特与摩尔的观点

格罗斯曼、哈特和摩尔从不完全契约出发探讨企业权力的来源与配置问题，明确提出了“剩余控制权”这一权力概念，为企业理论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其观点又被称为GHM模型。

他们认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契约的不完全性：一是，人的有限理性，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很远，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二是，缔约的困难，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缔约各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三是，第三方验证的困难，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他们也很难用下面这样的方式将计划写下来：在出现纠纷的时候能够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强制加以执行。因此，现实世界中双方缔结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具体来讲，契约中不可能明确每一种情况下的各方责任，而只能做出粗略的规定；在签订了不完全契约后，往往要对原有契约进行修订和重新谈判，原有的不完全契约只不过是重新谈判的一个起点或背景。同时，契约在重新调整时会产生多种费用，如果交易双方在签订了不完全契约后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在重新签订契约时，就可能难以找到新的交易伙伴，交易者面临着事后被另一方套牢的风险，即使不被交易方所套牢，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承担着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因此，具有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者对于事后专用性投资预期就会造成“投资不足问题”。

契约的不完全性意味着初始契约不可能对所有的或然事件及其行动方案作出详尽的规定，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者在事前必然要求获得相应的控制权，以便在那些未被初始契约规定的或然事件出现时作出相应的决策，其目的是对其他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行监督控制，防止专用性投资的“准租金”被剥削。格罗斯曼和哈特将控制权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前者指通过契约授予经理的经营权，后者是指事前没有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资产所有者“可以按任何不与先前的合同、习惯或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决定资产所有用法的权力（哈特，1995）”，主要包括战略性的重大决策、任命和解雇经理，决定重大投资与合并等契约等没有写明的权利。哈特等人认为，在契约不完全的环境中，物质资本所有权是权力的基础，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于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对一物质资本的控制可以间接地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控制，企业也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资本所规定。

可以看出，GHM模型中，有一个先验性的假设，即资本强权观，即相信资本所有权能够无条件地给其所有者带来某种控制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权力，并能够因此获得分享交易或组织剩余的权力。从这一点出发，他把企业定义为一种“所控制的物质资产的集合（哈特，1995）”，将研究重点放在与专用性资产交易相关的“套牢”问题，并将不完全契约导致的成本归结为交易中一方预期到重新签订阶段可能被另一方的“套牢”，而在事前减少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扭曲。因此，为了最小化对投资激励的扭曲，应该让某一方将剩余控制权购买过去。

虽然包括科斯、威廉姆森在内的经济学家都给出了自己对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的理论，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回答“权威”的来源，哈特等人旗帜鲜明地展示了观点，认为对于企业来说，权力的来源在于契约的不完全性，而契约的不完全也正说明权力需要不断地重新界定，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实物资产所有权本质上是企业权力的来源，拥有实物资本的一方拥有对该资产的剩余控制权，拥有对契约未提及的状况做出决定的权利。GHM模型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对企业内的权力关系高度关注，权力理论得到了重要发展。

3．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观点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在企业中地位的上升，物质资本所有权是权力的来源基础这一理论逐渐受到了现实的挑战。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 & Zingales 1998）在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内，分析了企业理论中权力问题，他们同意产权理论对权力及其作用的解释，但对权力的来源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物质资产所有权并不是企业权力的唯一来源，甚至在促进资产专用性投资方面也不是最完全有效，并且企业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资产集合。他们发展了一个更通用的企业权力理论，认为“进入权”是分配权力的另外一个机制。所谓“进入权”就是使用关键性资源或与关键性资源一起工作的能力，如果关键性资源是机器，进入权就意味着操作这个机器的能力；如果关键性资源是一个思想，进入权就意味着允许了解这个思想的一切细节；如果关键性资源是一个人，进入权就意味着能够和他在一起密切工作。

拉詹和津加莱斯认为“进入权”包含如下几层含义。首先，这是一种与“权力”相联系的能力，即天生拥有的资源及对企业有用的“能力”；其次，当个人拥有的这种能力与企业的其它资源结合时，这种本属个人拥有的能力被引导和限定到特定的发展方向，从而发展成企业专用的“能力”及所谓的“专业化”或“专用性”；第三，这种“能力”是其人力资本专业化发展的“机会”，即企业赋予员工使用某种资源，或有某种活动权限的机会，“进入权”的代理人不获得新的剩余控制权，他能得到的是企业资源方向专业化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握有企业控制权的人通过“进入权”决定谁有权与企业的关键资源接触及接触的程度如何，即使有天生的能力，得不到与关键资源接触的机会，没有获准其使用资源和进一步学习“专业化”知识，它的能力将无法发挥其效力，也不可能获取企业的“权力”；第四，当雇员获得优先的“进入权”，并不意味着他获得了新的剩余控制权，而是通过“进入权”，进行专业化投资后，与其先前存在的人力资本剩余控制权（由人力资本契约的“不完全性”产生）结合，可以创造出雇员自己控制的关键资源，即他自己的“专有人力资本”，专有人力资本是对企业组织租金的创造起重大作用但又无法替代的人力资本部分，控制这一关键性资源会给雇员带来“权力”，取得企业部分控制权与索取权。

总之，“进入权”是获得和合理分配权力的一种机制。通过权力的适当配置，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达到促进专用投资，提供比所有权更好的激励，最大化创造组织租金之目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机制是通过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来实现的，控制关键性资源是也就意味拥有了权力，关键性资源可以是人力资本也可以是非人力资本，作为分配权力的一个机制，“进入权”通过创造关键性资源，提供了权力的来源基础，同时，对进入权的数目进行调控还可以促进代理人的专用性投资，因此比资产所有权能提供更好的激励。

从其论述来看，“进入权”理论不是对产权理论的否定，而是在企业制度演变及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背景下，对产权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同时，“进入权”理论注意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其与人力资本理论不同的是它不仅仅从人力资本角度来阐述企业及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重点从权力的“源泉”、权力的配置机制角度进行论述。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观点大大拓宽了我们对企业权力的认识，如果从他们的观点来推断，即使物质资产是关键性资源的情况下，也不能决定物质资产是权力来源的唯一基础，因为雇员的“进入权”使得其本身既创造关键性资源，从而又形成权力来源，对关键资源的进入权配置的最优化则意味着企业价值最大化。

4、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奉行“股东至上主义”的英美等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企业经营中更多体现“利益相关者理论”思想的德国、日本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却迅速崛起。加之对企业伦理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环境管理问题的深入思考，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开始影响西方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促进了企业权力分配方式的转变。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实际上是一个“状态依存”的经济存在物，是一个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集合。各经济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要受到其他经济利益主体的制约，不能无限制地任意扩展而侵犯其他经济利益主体的利益与权利，否则契约所规定的条款就会遭到破坏，企业就会重新组合，签订新的契约，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利益主体。股东在企业只是承担有限的责任与风险，而且股东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分解，因为他们可以将持有的股份作为其总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都可能是关系专用性资产，这部分资产一旦改为他用，其价值就会降低，因此投入企业的这部分资产是出于风险状态的，那么剩余风险就已经转移给了经营者、员工、债权人和其它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承担比股东更大的风险。为了激励专用性资产进入公司，就应该设计一定的契约安排来分配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一定的企业所有权，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所有权已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样会激励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利益更加关注，从而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和企业激励监督的成本，这种利益相关者共享所有权的安排形式是企业与员工、供应商、债权人之间签订了一份隐形的保险契约，让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企业的隐形保护，使其在向企业投入更多专用性资产的过程中无须担心遭到企业的敲诈，从而这种长期合作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专用性资产的多少以及资产所承担风险的大小正是利益相关者团体参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依据，如果资产越多，承担的风险越大，他们所得到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就应该越大，这也是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可供参考的衡量方法。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观点中，可以看到，企业控制权的拥有者不断向外扩展，已从昔日的股东逐渐扩展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管理者、工人、客户、供应商、银行、社区等。这种观念，一方面是对企业内部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两权分离的变化情形的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企业的其他参与主体的平等权利的承认。其实，经理、雇员、顾客、供应商乃至企业所处的社区，都是一些与企业实体存在着密切关联的利益和权利主体，在与企业的关系上，他们与股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应该把承担社会责任、满足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企业重要的目标，卡尔森指出：“企业的目标是为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财富和价值，企业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系统，它与给企业活动提供法律和市场基础的社会大系统一起运作”。三、现代企业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企业的权力安排直接决定了各要素所有者在企业中的行为特征，不当的安排会导致参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导致企业效率的损失，最优的权力安排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各企业契约参与主体，从而使企业效率达到最大。因而，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在企业权力关系分析中，其核心问题就是“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本研究中对企业权力的考察是从三个维度上展开：事前的谈判力、事中的剩余控制权以及事后的剩余索取权，这三种权力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各主体参加企业要素产权的交易的原因是使自己要素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也就是说他们预期将要素投入企业比其个人使用该要素具有更好的收益，每个人都会有对企业剩余的要求，这样，企业剩余的安排就会决定企业契约的各个参与者的行为；其次，剩余控制权直接决定着要素在企业内使用以及与市场的交易，剩余控制权的行使是否正确，是否有效率，也就决定了企业效率高低，从而直接决定着企业剩余大小；第三，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安排，取决于企业契约的参与者对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产的重要性以及事前谈判力的大小，参与者在专长、知识和信息方面的不同，所投入资产的专用性的不同，承担风险能力和风险态度不同，投入要素在市场上稀缺程度不同，成为他们参与企业权力博弈的基础。

在古典企业中，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二为一，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完全集中对称分布，股东自己成为企业的监督者，他自己控制企业，进行经营决策、取得剩余收益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团队生产中的投机取巧和机会主义行为，使企业交易成本最小。这种权力关系安排对小型、非复杂的组织来说是有效率的，也避免了重要的决策代理人对企业非人力资产的滥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力资本的专有性程度较低，其所有者并不具有很强的事前谈判力，并且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因此其报酬是固定的并通过契约来明确；物质资本所有者由于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为人力资本提供抵押、投入企业后形成专用性资产，如果不享有剩余索取权却也得到固定报酬，显然他们是不会具有提供物质资本并承担风险的意愿了，企业也就不可能成立。在这种企业权力安排下，组织对管理知识的需求是比较单一的，即研究物质资本所有者如何更好地实现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监督与控制的问题。

现代企业从事由不同专业活动构成的大规模生产，内部分工系统复杂，面临市场环境较大且不确定性强。这种情况下，由专业经营者协调、组织、指挥、监督生产活动，对市场进行分析、判断，做出生产经营决策就成为必须。但在现实中，经营才能和非人力资本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很少有拥有非人力资本的人刚好拥有经营才能。此外，现代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以适应规模经济的要求，日益庞大的资本并不是单个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能提供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众多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达成企业要素使用权的交易契约，各方都能促使自身要素的增值，并降低自身的风险，这样在古典企业中合二为一的股东与经营者的角色就分离开来。钱德勒对企业史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自19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实现推动了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大型和超大型的公司制企业纷纷涌现，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成为企业制度形式的主体。面对激烈的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人力资本同非人力资本相比，后者的日益积累降低了其稀缺性的属性价值，投资机会的萎缩也降低了其流变性的属性价值，而大型公司制企业的管理复杂性则对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化的管理技能提出了迫切的需求，职业经理人阶层得以形成与兴起，这标志着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权力关系中的崛起。职业经理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企业经营控制权，他们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方面，由于股权的分散，股东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本质上处于一种信息劣势的地位，为了防止职业经理人对股东利益的进一步侵蚀，各种探讨如何激励和监督职业经理的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知识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经营者，这也推动了对如何充分发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有效地自我监督与激励的管理理论的研究。

西方管理理论创新与企业组织制度、产权制度、激励机制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演变是一个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动态过程，现代企业理论为我们所提供的重要的概念、原理与方法，对于正确认识这一过程，辨析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国企业在确定企业经营活动主体性的同时进行着现代产权结构的塑造，一个信息完备程度高、流动性强的经理人市场尚待建立，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分析框架，将管理知识创新与企业制度创新紧密联系起来，实现管理知识与企业权力关系的相互支撑与自适应，避免因二者不匹配而导致的冲突与矛盾，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国管理哲学与知识硬核，推动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创新。第二章 古典管理范式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的“范式前阶段”与“范式确立阶段”，有着明显的边界。科学管理出现以前，对管理问题的研究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范式前阶段”的特征，例如，无统一范式，对各种问题争论不休；研究对象与边界并不明确；没有取得共识的观察结果或标准的研究方法；收集的数据没有系统性；同时期存在很多相互竞争的观点与研究规范；书本是最重要的沟通媒介等等。而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伴随着科学管理理论的完善与成熟，管理学的研究边界得以明确，形成了特定研究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术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并出现了管理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术研究计划、专业学会等形式的学术建制与践行，首个管理学理论范式——古典企业管理范式得以确立。因而，在管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本章将从研究框架与理论基础出发，在探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科学管理形成于美国的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对古典管理学理论范式进行界定与特征描述，辨析管理理论创新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第一节 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在几乎在所有相关研究的文献中，都把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综合整个19世纪西方企业的管理实践经验与相关实验研究基础上所构建的科学管理论，看做现代企业管理研究开端。然而，对于泰勒的管理思想与实践为什么被称之为理论？泰勒以前的“先行者们”为什么没能做到？为什么企业与工厂制度出现近一个世纪后，首个公认的企业管理理论才真正形成？是什么造成科学管理发端于美国，而非近代工业革命、工厂制度与古典经济学的“故乡”英国……等问题，尚未予以充分解答。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某一具体的“管理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被认定为“理论”，以及在一套什么样的机理运作下而被认定为“理论”等问题，从而更好地对不同管理理论在范式层面予以总结，并把握企业管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历史逻辑。一、科学管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起点

在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科学管理是第一个具备“专门的研究对象与领域”、“符合社会与历史背景的前提与假设”、“一系列的相关支持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健全的学术建制”这五个学科特征的管理理论体系。

1．专门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单凭经验、直觉与运气来管理企业，是无法实现“有效地获得、分配和使用人类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并为组织成员谋求积极利益”这一目标。人们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就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需要运用一定的组织形式、管理方法和手段，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这样才能进行各种具体的管理活动，有效地行使管理的职能。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要对企业经营实践活动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寻求企业经营活动的规律。企业经营中涉及人、财、物、理念、技术与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借助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数学等传统学科知识虽然能够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但却无法形成一套能够全面反映经营活动规律性的理论知识体系，因而需要在一种新的学术规范与建制下对这一特定对象与领域展开系统的研究。

从知识演进的角度而言，企业管理理论的形成，正是基于寻求企业管理经营活动的规律这一其他学科知识代替不了的研究任务。早期的管理思想主要就经营中的一些具体的课题如财务、技术、生产过程、销售和人事等进行研究，在研究对象与领域上很难和一些传统学科知识明确区分，总体上缺乏系统性、独立性与学术规范，不具备理论知识系统的特点。泰勒通过自己工厂中的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将科学方法引入管理领域，对管理经营活动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处理人与自然资源关系、解决效率与人性矛盾的指导原则，树立了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发现管理普遍规律的学术规范。同时，19世纪末期局部委托代理型企业制度的普及，又在社会建制与践行上，为界定企业管理学的专门对象与领域，形成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提供了条件。作为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企业管理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符合社会与历史情境的前提与假设

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基于以下前提与假设：第一，经济人假设，泰勒认为工人受经济利益驱动，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货币收入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以此作为指导其行为的原则，只要能获得经济利益，他就愿意配合管理者挖掘自身最大的潜能。第二，当时资本主义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如果能通过科学管理将社会资源进行充分利用的话，则劳资双方都会得到利益，这些矛盾就可以解决。第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可以通过一系列契约在“事前”加以明确，而管理就是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在技术上使契约充分化与完备化，从而实现企业效率的提高。因而，他主张把管理者与生产工人严格分开，反对工人参加管理。

在当时社会历史情境下，三个前提假设具有相当的客观性。19世纪末期市场结构整体上呈现出卖方市场的特征，需求旺盛而供给相对不足，企业管理过程中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组织管理提高效率，扩大产出，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时局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制度开始普及，作为代理人的技术官僚与专职经理，虽然掌握了企业经营活动中几乎全部的日常组织管理权与部分决策权，但不具有任何剩余索取权，这样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安排，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制度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种既定的制度。在缺乏有效的产权激励的条件下，就需要一种低成本的监督与控制的机制来避免代理人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而言，熟练掌握生产技能的劳动工人比较稀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低，因而美国的企业家们采取把权力从工人手中夺走的策略，生产活动中较多地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来进行。因而，管理的实施，就可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通过在“事前”建立一系列尽可能完备的代理契约来约束代理人行为来实现，而这也是当时企业权力关系与社会历史情境下，使代理成本最小化，相对最有效的监督与激励的机制。

3．一系列相关支持学科

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是从其它相应学科知识中机械地分离出来的，也不是割裂相互联系的各门科学知识的结果，而是在社会科学专门化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那些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的结果。

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是建立于相关支持学科贡献的基础之上的。首先，工业革命前后西方哲学思想取得很大的发展与突破，以新教伦理观、个人自由伦理观与市场伦理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解放，推动了近代西方社会政治上的革命、经济上的自由与科技上的进步，树立了以还原论、机械性、客观性、主客二分性为特点的理性思维传统。这为泰勒的“可以凭借科学理性分解清楚并掌握任何知识领域”的管理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工程技术学的发展带动了科技的进步与系统理论的形成。企业可以被看作是复杂、开放与可控的系统，企业管理活动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因此可以运用系统思想和方法，在目标原则、优化原则、有序性原则、弹性原则、整分合原则等系统性原则的指导下，按照系统的基本特征来管理企业，这为科学管理提供了工具与方法论上的有力支持。第三，英国古典经济学对很多企业管理的重要课题进行了研究，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与“经济人假设”，大卫·李嘉图的“工资规律”等等，这样科学管理就可以在一些已经经过论证的前提与假设下建立其理论体系，专注于研究企业管理的客观规律，而不必为前提与假设的展开留出理论空间。

4．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局部委托代理型企业制度下，科学管理的理论也在客观上为企业内技术官僚与专职经理们，提供了一个发送自身管理能力信息的信号工具，降低了委托人选择代理人的成本，因而受到管理阶层与企业所有者的认可与欢迎，一系列基于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在西方企业界展开。

丹尼尔·雷恩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列举了大量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对科学管理的学习与实践情况。例如，在美国，科学管理的运用使位于麻省诺伍德的普林斯顿出版公司工人流动率由1912年的186％降低到1916年的13％；泰伯机床制造公司的产量在一年内增加了250％；到1920年沃特唐军工厂制造6英寸炮架的人工成本由10229美元降至6950美元等。1917年汤普森的调查报告显示，诸如市政府、百货商店和工厂等80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机构实行了的172种科学管理方法，在113个工厂内部都有很好的效果，其中59家工厂被判定为完全取得成功，汤普森没有把应用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科学管理理论本身，而认为是由于顾问工程师缺乏经验与能力问题，以及经济周期等企业外部无法完全控制的问题；纳尔逊还注意到科学管理与企业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钢铁发动机公司、杜邦以及通用汽车公司等大企业中，泰勒有关成本核算与管理技术理论与方法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此外，科学管理理论在国际上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法国、德国、前苏联和日本的企业中，科学管理理论也存在着大量的应用与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不断推动了科学管理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使企业管理学的学术规范得到确立。

5．健全的学术建制

在企业管理学发展史上，学术建制的真正形成也是从科学管理开始。

首先，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一些在企业内从事具体管理工作的工程师与支薪经理离开车间与办公室，走上讲台著书立说，开始专职于管理问题的研究与探索，造就了大批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企业管理研究者。例如：泰勒本人从1893年开始就从事工厂的管理咨询工作，从1901年以后开始无偿地做咨询工作，不断地进行演讲和撰写管理文章，宣传他的主张，1906年泰勒还担任了声誉很高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主席。泰勒的助手卡尔·巴思离开企业后，到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管理课程；亨利·甘特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管理咨询顾问；还有吉尔布雷思夫妇、哈林顿·埃默森、莫里斯·库克、奥利佛·谢尔顿、亨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等很多人都终生致力于企业管理的研究。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的应用与传播也使管理走入高等院校的课堂，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大学专业，管理的问题开始成为学术问题。在美国，早期的商学院大部分是继承了文科教育的传统，1900年以前没有一所院校开设企业管理方面的课程，但到了1922年就有了10所院校，1930年增加到了35所。一些著名的大学如芝加哥大学、加理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都成立了商学院，达特茅斯学院还建立了商业管理研究生院，正规地从事企业管理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形成了以约翰·理查兹、德克斯特·金布尔、哈洛·珀森、克拉伦斯·汤普森、利昂·奥尔福德、亚历山大·丘奇等一些著名的管理教育家为核心的教育、研究与学术交流网络，企业管理学的著作、刊物与文章也是层出不穷。

第三，出现了科学管理专业协会、学术团体以及活跃的研究议程。20世纪初，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前苏联和日本等国都先后成立了科学管理研究学会或泰勒研究学会，1924年第一届国际科学管理大会在布拉格举行，后来又于1925年和1926年分别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举行了会议，并组成了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CIOC），该会的宗旨是：发展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出版《世界管理理事会通讯》、《管理学术语著作目录》和《基础管理学丛书》等出版物。1927年还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管理研究所，作为国际的管理研究的交流中心。

上述五个方面的特征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体现了在思辩基础上形成的关乎管理的个体隐性知识，通过社会化、外部化、联合化、内在化（SECI模型）四个螺旋式上升阶段，从直觉、经验与认识转化为系统的显性知识，再到组织的内隐性知识的过程，是人们对管理认识从经验到科学，从具体到抽象，从分散到系统，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的起点。同时，科学管理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也渗透到了其它的领域，对整个管理科学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泰勒的科学管理作为企业管理范式确立的标志是毫无疑问的。二、科学管理理论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原因

人类从事管理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对管理问题的思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一直没有间断过，工厂制度与企业的出现也起始于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在科学管理理论形成之前，同样也有很多人进行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的创新与实践，但是科学管理理论，直到19世纪末期才真正提出。为什么企业管理范式没有在早期阶段确立？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技术与人事问题占用了早期企业家的大部分精力，因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明确论述管理的普遍性原理；第二，早期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有技术天才的人、发明家与工厂创始人，他们的成功更多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依靠一般性的管理原理；第三，早期管理思想的传播在技术上存在困难。丹尼尔·雷恩从“人”的视角入手进行了分析，但没有提炼出19世纪末期西方企业制度演变带来的企业权力关系变化与科学管理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不纯粹是知识层面的事，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与社会权力关系密不可分。

1．管理职能的独立与管理研究兴起

18世纪末期，作为新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用的结果，工厂制度开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生产者、生产对象与生产工具在企业内相结合，行政命令成为企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协调机制。

早期工厂的规模并不大，生产过程中的工艺与工序相对简单，主要是通过将原先分散的生产过程集中在同一场所，缩短协作者之间的距离和产品组合过程、交叉使用劳动工具、节约仓储和运输费用。由于单个生产者与工序过程对整个组织的依赖性较小，通过简单的指派与安排就可以实现生产的有效组织与协调。

19世纪初期，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产品生产在技术上、工序上与工艺上的相关性大大提高，单个生产者与工序过程对整个组织的依赖性增强，简单指派安排行为逐步被更具有全局性组织协调机制——管理活动所取代，而管理活动就像一只“看得见的手”一样，支配、协调着企业的运作。

管理职能的分离推动了企业管理问题科学研究的开展，产生了众多管理思想和观点。当时，虽然管理职能相对独立了，但企业在经营上仍然主要采取所有者直接控制的方式，即所有者在市场上购买到需要的生产要素，按一定的分工结构和比例组织安排生产，再直接或监督他人完成价值实现过程。在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权力安排下，管理问题的研究者主要是企业所有者，他们在数量上较少，背景各不相同，空间上相对分散，难以形成具有稳定结构和同一性的知识硬核，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建制与践行来实现专门知识的生产和联系分散的研究者。因而，早期对企业管理的研究往往与工程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数学等学科混为一体，多注重于在生产技术、工序与工艺上的安排，更多体现企业主的个人偏好、性格与本企业的特点，很难为其他企业所适用。企业管理研究在学术上难以确立相对独立的边界。

2．局部委托代理型的企业制度的普及与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

到19世纪中期，美国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市场扩大与信息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社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使机器大工业批量生产与销售成为可能，企业发展表现出横向与纵向并进的特征：一方面同一领域的制造商通过合并、联营或托拉斯联合起来，谋求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在生产链上纵向“前向、后向”拓展。这一变化促使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工体系与企业内部分工体系得以形成。一方面机器大工业批量生产方式下，分工结构的相对固定与机器操作的稳定，不再要求所有者时时处处直接监控，而可以以各工序、团队中具有技术优势的人取而代之。由此，原来的所有者的日常组织管理主体控制地位便逐步让位于新的控制主体——技术官僚。另一方面，企业横向与纵向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部化市场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推动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一些体现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内，单独的企业家、家族或者合伙人的小集团几乎不可能完全拥有企业的所有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工序关联性的提高与管理环节增加，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变得不仅繁多而且复杂，众多的出资人不可能亲自去经营，只有专职经理才是适当的人选，局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制度开始普及。这时企业权利安排的突出特征是，企业控制权利的分化和企业经营决策主体的二元化，不仅企业的日常组织管理权被分离出来，委托给技术官僚与专职经理，而且企业资产所有者所掌握的企业经营决策权已经不完整了，一部分企业经营决策权已经委托给了专职管理人员。

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发展中，局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制度的普及，是一个由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内生性的重要制度变迁。这一变迁在企业组织形式、组织规模与组织结构上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实质性变化：首先，技术官僚与专职经理取代企业所有者成为操纵“看得见的手”的主要力量，管理阶层与管理层级制度得以形成；其次，“当管理层级制度一旦形成并有效实现了其协调功能后，层级制度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企业经理成为一种新的职业与社会阶层；第三，在局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制度下，组织更为庞大，管理关系错综交织，管理人员数量增多，管理方式更加多样，管理信息流量增多、流速加快。

在这种背景下，支薪经理与技术官僚取代企业所有者成为管理问题的研究主体，他们不仅在数量上较多，并大多是具有技术优势的工人或工程师；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与践行，管理层级制度与经理人市场将他们联系了起来，这为企业管理学科的专门对象与领域的界定、企业管理学的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随着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经理阶层成为管理问题的研究主体，并逐步建立了管理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研究计划、专业学会等形式的学术建制与学术共同体，以实现专门知识的生产，伴随局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制度与管理层级制度的稳定与发展，企业管理学的学术建制与践行逐步健全与完善。另一方面，学术建制下培养的专业人才，提高了经理人市场的活跃程度，扩大了管理研究主体的队伍。在这种相互作用关系的推动下，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在美国对企业管理问题的科学研究迅速走向成熟，企业管理在学术上的研究边界得到了划定，特定研究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得到确立，为企业管理范式的确立提供了条件。

3．科学管理为什么诞生在美国而不是英国

众所周知，近代工业革命、工厂制度与古典经济学都起源于英国。在泰勒之前，伴随着工厂管理实践活动的日趋活跃，英国也涌现出了许多管理思想与探索者，例如，李查德·阿克赖特、詹姆斯·瓦特、马修·博尔顿、罗伯特·欧文等等。然而，英国在18、19世纪的工业化的道路中，企业制度与内部权力结构并未发生如同美国那样的革命，甚至是在1856年通过的合资法和1862年允许创办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类似美国的股份制企业之后，绝大多数英国企业依旧是合伙制企业。到1885年，所有全部重要的商业组织中，有限责任公司最多能占到总数目的5％-10％，几乎所有的英国制造业企业仍然是小规模的家族企业，它们的组织形式是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血缘关系在这些企业的运营中仍然具有极高的重要性。

当美国的企业家通过股权融资来实现资本扩张的时候，他们的英国同行大多通过债权融资来实现。英国的工业公司常常以地方性和区域性信用网络作为发展的基础，大部分公司的资本需求，除了可以依赖自我融资，同时还可以依靠一个规模不断扩充、灵敏性很强的货币中介网络得到解决。尽管存在保护破产者的法律，家族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负有无限责任，即企业的所有者个人对公司所发生的任何债务都负有个人责任。在强调“绅士风度”的英国人眼中，无限责任绝不是一种风险，而是向人们传递信用重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表明所有者与其企业是融为一体的，企业有着“人格化”的表现。

在大多数英国的制造业企业中，许多生产过程相对简单，生产扩大的基本模式是对生产单位进行繁殖，而不必从根本上重组组织。工业化过程中长期的历史积累，使英国拥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熟练劳动力，英国资本家为了吸引具有较高技能的手工业工匠放弃独立地位，进入工厂工作，从而对他们做出让步，允许他们保持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这种在早期工业化中能够节约大量管理成本的制度安排却变成了阻碍进一步变革的障碍。虽然英国企业家曾试图夺回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但英国工人早已形成强大的工会，并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工党，来捍卫自己的特权。而当时在美国，工厂所依赖的欧洲移民流动率极高，熟练劳动力短缺，没有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可以依靠，美国企业家采取了“把技能从车间现场夺走”的战略，用资本来替代劳动，通过支薪经理与技术官僚为主的管理阶层对企业实行控制。

当时，英国企业纵向与横向一体化程度也较低，企业规模小，相对美国的同行而言，英国工业家所面临的是一个小的多的国内市场。到1880年，美国拥有5000万人口和72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同年，英国的人口为3500万，只有52亿美元的国民收入。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国内外市场被区域性偏好所分割的程度比美国更为严重，相对于美国企业而言，外国市场对英国企业更为重要。在1860年到1913年期间，英国对外贸易和国民收人的比例大约为27％——30％，而美国的同一比例大约仅为5％。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海外市场大约吸纳了英国工业产出的1/3。。这一状况造成英国制造业者并不倾向于生产标准化产品。面对分割的市场，而不是一个大规模统一市场的需求，生产中造成原料与半成品的采购品种多、批次多，批量小，控制供应链上游供应商就没有意义；另一方面，英国也拥有比美国建设得更为完好的批发和零售体系，市场分割造成英国工业家很难能通过一个中间商的营销网络来销售他们的产品，直接拥有或控制供应链下游的销售渠道交易成本过高，也没有必要，这些原因造成英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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