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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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思潮涌动：人类历史将重回1930？(秒懂新闻热点·2017年第4季)(英国《金融时报》特辑)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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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懂】民族主义思潮涌动：人类历史将重回1930？
奥威尔那一代人通过战争领会到的内容，正是如果你相信自由民主的价值，如果你相信民主机制，而不仅仅是投票制度的话，那么为了自由，有时就需要起来为之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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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奥威尔那一代人通过战争领会到的内容，正是如果你相信自由民主的价值，如果你相信民主机制，而不仅仅是投票制度的话，那么为了自由，有时就需要起来为之而战斗。
为什么乔治·奥威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于民族主义的分析在当今显得如此重要？
乔治·奥威尔生动地描写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广泛兴起。他刻画了当时先进的政治家们那种自鸣得意，他们认为自己在捍卫当时的自由民主秩序，因为他们自以为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略有提高，百姓就会满足了，有吃有住就行。
但是，奥威尔说，他们忽视了人民在情感和精神上的政治需求。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纳粹主义者，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需求，人们时而会对挥舞战旗和爱国主义感兴趣，有时甚至想要某种“斗争”。
对于当今的民粹主义暴乱，我们能从乔治·奥威尔那里学到什么？
我想正是我们这些捍卫自由开放多元社会的人，在冷战结束后变得自鸣得意了，就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进步派一样自满。
因为我们自以为全球化是个好东西，以为生活水平会提高，即便在经济衰退期也这样认为。因为人们的生活总体上更加富裕了，所以他们必将支持这套系统运转。
我想我们看到的民粹主义兴起，正是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一些人在全球化进程中掉队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对人民来说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因此我们看到出现了新的身份政治，新的“美国优先”主义，以及欧洲新民族主义的崛起，所以你可以说历史正在重演。
那么在乔治·奥威尔看来，该如何保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首先，我要说明，今天自由主义面临的威胁，和1930年代的危险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不管这些民族主义的政党领导人说了些什么，比如唐纳德·特朗普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这些人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或者弗兰科尔。
但是另一方面，奥威尔那一代人通过战争领会到的内容是如果你相信自由民主的价值，如果你相信民主机制，而不仅仅是投票制度的话，那么为了自由，有时会需要为之而战斗。
我认为许多自由派人士，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将共产主义的失败视作历史的终结，以为我们只需袖手旁观，最终所有人都会满意，现在我们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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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1.1如何应对民主的困境？
1.2为何需要警惕民族主义卷土重来？
1.3世界需要负责任的民族主义
1.4政治家为何煽动民族主义？1.1如何应对民主的困境？作者：亚历山大·斯图布（芬兰前总理）译者：何黎
民主、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理应得到捍卫。要生存下来，它们必须适应一场比以往更迅速的全球革命。
对于相信民主、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眼下的日子不好过。这种意识形态——无论功过是非——已证明了它的价值，但它的卫士似乎已进入冬眠。
欧洲和北美仍是遥遥领先的最繁荣的两个大陆。自由贸易与企业的组合在过去几十年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然而，这套体系现在遭受着各个方向的攻击。保护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政府在欧洲已经相当常见。英国将要脱离欧盟，比利时瓦隆大区的议会一度想要阻止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总统选举象征着民主话语中一切粗俗的东西。文明辩论和实质议题已让位于侮辱和人身攻击。当美国大选变成PG辅导级时，我们知道民主有麻烦了。
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正在抬头。欧洲难民危机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运动，使得上世纪90年代末的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相比之下像一所国际幼儿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说要对墨西哥竖起围墙，这听上去像是个病态的玩笑——如果他不是当真的话。
威权政府的领导人肯定在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切。但是，我们应该失去希望，向一个威权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世界新秩序低头吗？不，但抵制它并不容易，原因有三点。
首先，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是短暂的，但这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它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领导人曾放纵民族主义运动涌现，他们的反制行动太少也太晚，酿成了灾难性后果。
对2016年的温和中间派来说，关键考验是如何应对当前的民粹主义运动。芬兰已选择将一部分政府职责交由右翼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权力伴随着棘手决策，其后果是，移民、紧缩以及纾困政策导致该党人气减半。
其他国家，比如瑞典，选择将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挡在政府门外，结果自2014年大选以来该党人气飙升。欧洲各国的问题很可能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必须去倾听、去接触民粹主义运动，以免为时过晚。
第二，市场经济有反弹倾向。而当市场经济果真反弹时，民主治理的压力就会减小，人们将不再觉得有必要向现政府发泄不满，或者寄望极端势力（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提供出路。
有些人质疑经济增长与负责任的民主政体之间的联系。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掀翻了许多政府，但其他国家展现了韧性。凭借八年的执政经验，我敢说当经济增长时，政治生涯会容易许多。
欧洲可能面临长期的低增长，但很可能没有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见到的那么严重。问题在于如何在福利国家体制下分享这种增长？那些一直被告知全球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人将如何看待这种分配，他们会觉得公平还是不公？
第三，科技发展将加速全球化。政治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3D打印和数字化——的影响有所认知。这场革命将对从劳动力市场到贸易关系的一切方面造成扰乱。好消息是科技将令威权政府的日子更加难过（除了监视）。世界各国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成为反抗政府集权的强大工具。
坏消息是新的机器时代将淘汰大批蓝领和白领工作——从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司机，到X光专家和市场分析师。立法者的挑战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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