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台客家文化研究丛书·粤台客家文化研究综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冷剑波 主编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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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台客家文化研究丛书·粤台客家文化研究综论试读：

总序

嘉应学院是一所百年老校，前身是创办于1913年的梅县女子师范学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植根侨乡，服务山区，弘扬客家文化”的办学特色。

地处客家腹地的区位优势，加之学校一以贯之的重视客家文化的办学理念，使学校的客家文化研究在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过20 多年的积累，客家研究院在民俗、方言、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方面积聚了一批研究实力较为雄厚的学术团队，并产生了一些较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总结与反思，相邻的赣南、闽西也为客家腹心区域，两地的高校赣南师范学院、龙岩学院也成立有客家研究院，也一直在开展客家文化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与赣南和闽西的客家文化研究形成错位发展，凸显自身的客家文化研究特色和长处，共同把客家文化研究这个事业做大做强，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思考的问题。

经过仔细分析，认真思考比对，我们发现一个现象：粤台两地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特别是客家人作为台湾社会的第三大族群，其文化一向为台湾族群文化中最具特色与活力之文化；同时，台湾的客家人又多以梅州为原乡，且历来两地客家文化互动频繁，联系密不可分，将客家文化置于粤台两个地域空间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更具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学术意义。

2011年恰逢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推出“2011 创新强校计划”，次年学校便在客家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并于2014年成功申报为广东省首批协同创新中心。中心力图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为粤台两地高校、科研机构搭建一个开放创新的学术平台，在粤台客家文化研究、粤台客家文化传承等诸领域不断凝练方向，将学校的客家文化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最早关注粤台两地客家人问题研究的是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先生，他在其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中对客家人迁台有这样的记载：“同时而台湾一岛，亦因初为清廷克服，旧日郑氏部众，多半逃亡南洋诸岛，因致全台空虚，人烟寥落；嘉应各属客家，得此良好机会，又复盛向台湾经营……当时留台客家，虽数目并不很多，然因台生活较易，客人受经济引诱，其后，愈来愈众，愈殖愈繁。”后于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又对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证：“康熙时迁移台湾的客家，虽数目不很多，然因台湾生活较易，客家人受经济引诱，接着便愈来愈众，几乎占了台湾全人口的三分之一。”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台湾和大陆的客家学术研究者分别站在各自角度研究两岸客家问题，台湾地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连文希《客家入垦台湾地区考略》、陈运栋《谈客家先人的渡台》、庄英章《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等；大陆地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陈支平《客家源流新探》、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等。检视以上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大都只是停留在正史文献，缺乏系统的实地田野考察，论述往往流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更重要的是，尚缺乏两岸客家人血脉联系及文化渊源的系统性论述以及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把握。

基于以上认识，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从成立伊始，通过开展一系列课题研究以及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等形式，凝聚了粤台两地高校、科研机构一批长期致力于研究客家文化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粤台客家文化的深度研究。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研究面向：

一是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多元化。以往的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流，研究者以历史学的学科为主，且多以清代以来客家人渡海迁移为历史场景，来勾勒客家人从大陆向台湾迁移的历史进程，进而探讨粤台两地客家文化的源流及发展变迁。中心牵头倡导的研究则更加凸显出学科交叉的立体研究态势，力求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多元的学科视野开展粤台客家文化研究，实现客家研究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综合“试验场”，打造客家研究的国际学术平台效应。

二是研究视野的现代转向。传统的客家研究多以宗族、民俗为主要研究取向，这主要源于客家是一个以宗族为聚居单位的族群，且因生活环境和悠久历史等社会因素至今保存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其要旨在于通过对一个“古老”族群的文化内核进行分析解剖，来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在。中心倡导的研究则在延续传统研究面向的基础上，注重客家传统宗族、信仰、民俗等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部分于现代民众社会生活之意义所在，关注现在流行的“文化产业”“古村落的保护”“美丽乡村建设”等议题，从而彰显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社会功能与价值。

三是注重粤台客家文化“关键文化因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客家文化内涵丰富，其中“宗族”“神明”“女性”“传统建筑”等文化要素向来为研究者所青睐，然而这些研究主体一直被研究者剥离出其依附的时空场域，进行“真空化”式的抽象研究。研究者在其研究叙事中很难给人还原研究个体的真实历史图景。中心倡导的研究则一直秉承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眼光向下”历史研究的价值转向，即现在史学界流行的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田野与文献相结合，将客家文化的不同事项还原到客家人生活的鲜活场景中去，参与观察客家民众日常的生活，并对其行为、观念、信仰、风俗等诸文化事项予以分析、诠释与解读，从而探讨粤台两地客家文化形成、发展、变迁的轨迹。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中心推出这套“粤台客家文化研究丛书”，丛书包括学术研究专著、田野调查报告、研究论文集等，内容涉及粤台客家宗族、神明、女性、风水、节日、礼俗、文化产业等诸面向。可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以往粤台客家文化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亦是粤台客家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

以上寥寥数言，权当对丛书编辑出版初衷的一点交代，是为序！宋德剑嘉应学院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2018年2月

自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在海峡两岸相继获得复苏并持续发展，进而成为两岸共同的显学。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国际性的新兴研究门类，大陆和台湾始终是全球客家研究的两大重镇。

广东作为台湾客家人的主要祖籍地，粤台两地的客家人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频繁的互动联系，在民俗、信仰、方言、建筑、服饰、饮食等方面，两地客家文化均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渊源。当然，近代以来两地不同的发展轨迹，导致两地客家文化呈现不尽相同的地方，呈现一定的在地特色。这些都为两地开展客家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也提出了合作研究的现实要求。然而，检视以往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大陆的客家研究着重在大陆，台湾的客家研究多聚焦在台湾，即便是讨论两岸客家的渊源与互动问题，也基本站在各自立场，两地客家合作研究的广度、深度及成效都很难令人满意，这严重制约了两岸客家研究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有鉴于此，作为大陆最大的客家研究学术机构之一，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在开展粤台客家交流与合作20多年的基础上，于近年成立了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决心将两地客家合作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作为中心工作的重要一步，我们将整理过去20多年间举办的数十场研讨会中涉及两地客家研究的学术论文，依专题分册出版，力图呈现粤台两地客家研究既有成果及现状，进而为两地客家研究者在未来努力方向上提供借鉴和参考。笔者编成《粤台客家文化研究综论》一书，所选文章着重从宏观角度探讨粤台两地客家文化的渊源、传承、嬗变和互动等重要问题。（一）

客家研究虽然在两岸均呈现火热状态，但尚未成为专门的学科，如何从理论和方法两个角度构建具有学科体系性质的客家学，是两岸客家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在这方面，台湾目前走在前列。台湾不仅较早地成立了大量专门的学术机构，而且较早地完成了客家研究方向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客家研究的青年学者。在“

客家学的建构

赖泽涵教授的《

台湾客家研究及未来展望

邱荣举教授和黄玫瑄老师的《

两岸“产官学”共同合作打造“客家学”

刘焕云教授的《

台湾客家意识与客家学辩证发展之研究

台湾客家文化的“根”在大陆，是两岸客家研究者的共识，

客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

房学嘉教授的《

粤台客家是一家——以粤东地区与台湾地区为重点考察

谢重光教授的《

客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承

刘佐泉教授的《

台湾客家源流考

刘焕云教授的《

两岸客家姓氏源流考究

笔者的《

粤台两地客家人血脉联系与文化渊源探究

由于两岸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岛内多元族群并存的生存环境之下，迁台的客家人历经三百余年的繁衍生息，在保有原乡文化根底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鲜明的在地特色。“

客家文化在台湾的嬗变

黄丽生教授的《

台湾客家儒绅海洋意识的转变——从吴子光到丘逢甲

丘昌泰教授的《

台湾都会客家的隐形化现象——台北市与高雄市的比较研究

陈瑛珣教授的《

客家移民的文化再制——台湾中部客家人的山林生存之道

粤台客家移民与文化互动

宋德剑教授的《

客家文化与两岸关系：以梅州为例

陈汉元与房学嘉教授的《

清代饶平与台湾互动关系初探——以饶平客家为重点分析

徐胜一教授、范明焕教授与韦烟灶教授的《清初陆丰客家渡台时空背景之研究——〈渡台悲歌〉与〈渡台带路切结书〉的联想》，利用在台湾新竹地区流传的《渡台悲歌》与《渡台带路切结书》两份材料，从探寻作者身份、创作年代以及创作目的等角度出发，阐释了清初陆丰客家人迁台的时空背景。

肖文评教授的《清代大埔县移民台湾研究》，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清代大埔客家人渡台的社会背景、渡台方式、渡台时间、主要渡台宗族、在台分布、大埔人在台功绩，以及两地大埔人互动关系等做了十分细致的考证和分析。

夏远鸣博士的《17—19世纪石窟河流域居民迁台研究——以原乡的角度》，利用大量的族谱和地方志材料，通过赖氏、丘氏等宗族个案，将石窟河流域这一粤东客家主要迁台地区的迁台历史做了深入分析。（五）

本书收录文章16篇，其中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各8篇，笔者希望以一种相对均衡的方式，既展现多年来嘉应学院推动粤台客家合作研究的成果，也试图较为客观和全面地呈现粤台两地客家文化的研究现状。需要说明的是，因部分术语、专有名称、外文译名等两岸存在表述的差异，以及大陆图书出版的要求，对台湾学者文章中的部分内容在不改变基本原意的前提下，做出了适当修改。

总之，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研究现状而言，粤台客家研究都值得继续深入推进，粤台两地唯有携手合作，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取得研究的突破。希望本书以及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粤台客家研究迈向新阶段添砖加瓦。2018年2月26日于嘉园客家学的建构台湾客家研究及未来展望[1]赖泽涵

这十几年来，台湾史研究和最近兴起的客家学研究，可以说是台湾学界中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两大“显学”。但台湾史的研究被部分意识形态太强的学者左右，使台湾史研究变成“险学”。台湾客家学研究在社会政治运动中萌芽，但应该注意避免重蹈台湾史研究的覆辙，否则大家的心血将会白费。

本文从台湾的客家学研究概况、“国立中央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客家研究、台湾客家研究面临的问题三个方面来展开。

一、台湾的客家学研究概况

过去，台湾学者都是凭个人兴趣或使命感自己做客家学的研究，因为过去客家话、原住民语、河洛语等语言都被认为是方言，一概被禁止使用、推广。“执政党”因具大一统思想，贬抑族群历史文化，长此以往，引起各族群的不满。“执政党”的这种态度与文化政策，使不少原住民语言及客家话没落、流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运动蓬勃发展，族群语言的推动成为首要目标，族群语言文化才广受重视。

客家话得到重视，是从1988—1989年“还我母语运动”开始的，由此运动唤醒了客家人的意识，促进族群的团结，包括客家籍的学者专家以及推动母语教学的热心人士开始投入客家学研究，然后更有年轻一代的参与，但研究者较为分散且多属于个人行为。

早期的学者研究，以客家语文和文学写作为多，他们的论著或作品，不论在保存还是反映客家语言乃至客家人的性格特征等方面，都很值得参考。但很难形成研究的团队，因此影响相当有限。

二、“国立中央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客家研究“国立中央大学”在地缘关系上可紧密联系客家人居多的中坜、新屋、平镇、龙潭等地，加上学校人文及通识教育人才济济，首先成立全台第一个“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现改为“客家研究中心”），当时的校长刘兆汉先生全力支持（每年提供百万经费），要笔者担任主任。笔者利用有限的资源举办推广客家话和有关的学术文化活动，例如“客家民俗研讨会”、座谈会、演讲会、“客家文化周”等活动，同时还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两岸四地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等合办）等。这些活动或学术研讨会，也获台湾省文化处、桃园县政府的支持。事实上，过去“文建会”“教育部”也支持客家的研究，如有关客家文化方面的研讨会等。有客籍族群的县市当局者也支持过类似的研讨会，但大都是断断续续的。而“国立中央大学”的客家研究中心除举办学术研讨会外，也发行《客家文化研究通讯》作为客家研究发表园地，刊载世界各地与客家有关的活动，至今已出刊五期，是目前台湾学术界客家研究的唯一刊物，希望能够阐扬客家文化，并作为学者研究、交流的园地。此外，“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仍开展客家文化的推广工作，如开授客家话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及古籍客家话导读班，客家歌谣班，客家小戏班等，招收对象为社会人士及从事母语教学的中小学教师，至今结业者已成百上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国立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也开授有关客家文化的课程，如歌谣班、客家文化导论等。

为了促进交流，客家研究中心也邀请大陆客家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房学嘉、杨彦杰和王东等人到校担任客座教授，让学生了解两地客家研究的现况。“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为进一步使“客家学”学术化，开始规划成立“客家学院”。目前主要有四个研究所：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客家语文研究所、客家政治经济研究所、客家宗教民俗研究所，研究所已引起广泛的重视，学生报考相当踊跃，目前招收研究生50位左右，未来将视社会及人才需要规划新系所的成立。

除“国立中央大学”外，苗栗的“国立”联合大学原也想规划成立学院，可惜因师资问题未能如愿，但他们设立了全球客家研究中心、苗栗学研究中心，由王俊秀副校长主持；另外“国立”交通大学也成立了客家文化学院，设传播学系及客家文化社会学系。南部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也设立了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目前，“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只有七名教师，“国立”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也只有六名教师，师资结构受限，让人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慨。

总计“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交通大学给的教师名额，除“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原有两名外，两校两个学院只给十五个名额，因此造成“人少事多”难成气候的窘境，可见推动客家文化建设之难，一则因台湾的经济未见改善，二则负责主管教育者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不无敷衍心态，因而形成下热上冷的局面。

三、台湾客家研究面临的问题

客家研究须正视的问题很多，从下举其大者加以讨论：（1）客家研究人才分散在全省各地，无法聚集在一个机构，因此力量显得薄弱。越来越多学者退休，如梁荣茂教授、彭钦清教授等人均已退休，人才在内培养不易，因此亟须中外学者到校教学培养。（2）研究型大学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对新聘教师的三级三审制度，恐怕会在客家学院聘用或争取人才时造成障碍，无法延揽专才，从而影响开课或研究工作。（3）台湾当地教育部门或人事行政相关部门似乎在开玩笑，如“国立中央大学”三个研究所只给七个教师名额，还不如一个系的名额多（至少十位），假如“国立中央大学”没有坚强的文学院和通识教育中心等单位的配合，客家学院会很难办下去。何况学校空间若不加盖，如何发展？再如“国立”交通大学，也面临窘境，因为一个院两系所只有六个名额。学界之所以出现有人认为客家研究应成立学院，有人则不赞成设院的拉锯战，原因在于此。（4）经费有限，颇难发展。学院虽已成立，但当地教育部门只按制式方式编列，即按研究生人数拨款，客家学院并没有多余款项做大型研究计划或开学术研讨会。而其他经费则只能依赖“客委会”，但“客委会”不是学术机关，其制定的补助办法限制多，例如经费拨下时间短却要准时报账。为此，研讨会无法对其负责的论文集进行仔细编校，必须赶印缴交给“客委会”，以致影响质量，这使得想好好做学术研究的机关望而生畏。而且“客委会”要“广结善缘”，把钱分散，无法大量集中用于研究。更严重的是，“客委会”干预学术，如提出不能邀请批评“客委会”的学者参加研讨会担任论文发表人、评论人或担任主持人等条件。几年前笔者在“客委会”和其他场合说过，一定要把一个客家学院办好，再设其他院所。可惜掌权的人并没有采纳笔者的建议，反而陷入政治的考量中。有的大学还以为，一旦设立学院，政府经费似乎就可源源不断而来，因而出现有些不具条件的学校跃跃欲办学院的情况。（5）客家籍人士在各业有成就者，并不支持客家研究，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至今只获18万捐款，而学校投入的经费超过千万，若得不到客家乡亲的支持，客家文化的阐扬将事倍功半。（6）“客家学”研究要壮大，一定要摈弃“只有客家人才能做客家研究”的狭隘心态，要向原住民学院学习，例如东华大学民族学院不仅有原住民就读，还有很多非原住民愿意报考，因此要根除任何基本教义派的想法。此外，客家研究要学术化，一定要重视学生的外语及科际整合的能力，使其治学基础博大，起点较高，才能突破传统的训练方式，培养适合社会变迁所需的人才。（7）客家学术圈一定要突破“帮派心理”，有人有意无意想结“帮派”，形成“××帮”，此对客家学术研究有害。目前，有人确实在结成势力，可是素质并不怎么好，学界颇有恶评。因此，笔者呼吁大家应心怀坦荡，为客家人、客家学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几年来，笔者提倡和推动客家文化研究，既不为名也不为利，这一点笔者是颇以自慰的。（8）客家研究千万不要渗入地区的意识形态，否则客家研究之路会越来越窄，这一点笔者不得不再度提醒。客家研究者不仅要做台湾的客家研究，也要做大陆及海外客家的研究，因此世界客家研究人才一定要交流，才能壮大，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客家研究的机构领导人，应有开阔的心胸。人才不限本地，只要对客家文化研究有贡献者，都应加以延聘，以利交流，相互激荡。唯有把客家研究作全面性的比较研究，客家研究才能深化，并且建立“客家学”的实质内涵。

以上为笔者近年来推动客家研究的一些观察。笔者相信唯有大家摒除己见，共同为推动客家文化而努力，客家文化才能茁壮成长，这也是海内外所有关心并支持客家文化的人们的愿望。[1] 赖泽涵，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两岸“产官学”共同合作打造“客家学”[1]邱荣举 黄玫瑄

一、前言：将“客家研究”朝向“客家学”发展

早期的中国南方赣、闽、粤交界处是客家大本营，为了解决客家问题，因而促成“客家运动”，进而产生客家研究。20世纪的中国客家研究，随着客家人因缘际会迁移至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及东南亚、欧洲等国家与地区，而渐扩及世界各国，数十年来，始终是以台湾海峡两岸的“客家热”和“客家研究”最为显著，进而使得“客家研究”俨然成为“显学”，且逐渐朝向建构“客家学”发展。

本文主要是以客家为主体，从台湾海峡两岸的“客家运动”之发展，来探讨客家研究，进而企盼两岸“产官学”共同合作打造“客家学”。因而，本文之重点有三：一是中国大陆“客家运动”与客家研究；二是台湾“客家运动”与客家研究；三是战略与战术并重：共同推动孙中山研究与客家研究，最后则期盼两岸“产官学”共同合作打造“客家学”新研究领域。

二、中国大陆“客家运动”与客家研究

赣、闽、粤边区为中国大陆的客家大本营。在台湾，客家为台湾五大族群中的第二大族群，但仍是少数族群。所谓“客家人”，根据台湾地区《客家基本法》（2010）的定义：“客家人系指具有客家血缘或客家渊源，且自我认同为客家人者。”至于“客家族群”则是指客家人所组成之群体。

客家在中国大陆被认为是汉族的一个分支，叫作“民系”；在台湾被认为是台湾五大族群中的一个“族群”；在东南亚国家（昔称南洋）人数不少，被认为是华人五大方言群（或称帮群）中的一个“方言群”。因此，“客家”常因国家或地区之不同而有不一样的定位与称谓，但他们彼此之间有不少类似特点且可相互交流、沟通及合作，例如，已有数十年历史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已由每两年举办一次改为每年举办一次，且逐渐增温，纵使世界经济不景气，每次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仍然是热力不减。今年（2012年）11月在中国福建三明市隆重召开，明年（2013年）11月将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客家”名称之缘起，与19世纪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和1854—1867年在广东、广西等地曾发生土客大械斗有关，“客家”由他称而逐渐转变成自称，“客家”之形成历经千辛万苦，可以说是一种接受严峻挑战、历尽创伤及严酷考验的艰辛过程，也是极为不易的一部中国客家民系血泪发展史；在台湾，则可说是一部台湾客家族群血泪奋斗史。“客家问题”多种多样，包括客家源流、客家话之流失与传承危机、客家文化日渐式微等，“客家运动”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客家问题而产生的。

目前“客家运动”至少可分为三种。一为中国大陆“客家运动”：主要是指中国大陆以闽、粤、赣客家人士为主所推动的早期“客家运动”，以及二十多年来所推动的重要客家活动（例如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与客家研究。它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政治性等特性。二为台湾“客家运动”：专指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兴起的台湾“客家运动”，它具有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等特性。三为全球“客家运动”：系指在中国香港与东南亚地区纷纷出现的客家社团与客家会馆，特别是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为主的世界性客家联谊活动，以及十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新成立的全球性客家社团及大规模的客家相关活动。它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政治性、跨国性等特性。在推动“客家运动”之过程中，客家士绅在发现、提出、分析、解决客家问题等的讨论中，发展出“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早期中国大陆较具代表性的客家研究[2]著作有徐旭曾的《丰湖杂记》、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3]（1933）、《客家源流考》（1950）等。

由于客家问题基本属于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早期中国大陆客家问题争议初起时，客家有志之士乃起而抗争，强烈反对歧视、排斥、诋毁、污蔑客家人，因而有关客家源流之论证，成为客家问题之最急迫、最基本、最根本之核心问题，那时期所掀起的中国“客家运动”可说是一种由下而上所推动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但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客家运动”的性质又兼具族群性、社会性、文化性、政治性，因此台湾“客家运动”是族群运动、社会运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

关于“客家研究”，早期经由香港大学罗香林教授等人大力提倡，著名客家企业家胡文虎协助各国各地区成立客家社团与客家会馆，并定期轮流举办全球性客家活动，已使得早期的“客家运动”不只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且在中国香港地区及海外华人较多之国家，亦逐渐掀起了客家活动之热潮。早期的中国大陆“客家运动”，已有逐渐朝向全球“客家运动”发展之趋势。后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台湾“客家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为了统战、经济发展、客家文化发展等需要，而逐渐加温、加强的客家活动与客家研究，虽然是由上而下的具有浓厚政治性的“客家运动”，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政治性等特性，但也加强了两岸客家交流与国际客家交流，亦颇有助于推展全球“客家运动”。

三、台湾“客家运动”与客家研究

21世纪初的台湾客家人在台湾的整体发展，比过去的两三百年，不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是在两岸相互交流的热潮中，总是有着更显著而亮丽的表现，这突显出当代台湾客家人与过去传统台湾客家人有明显的不同：当代台湾客家人有“新的客家人”的精神。换言之，当代台湾客家人求新求变，既想保存与发扬传统客家文化的精髓，又想拥有创新的想法与做法，试图为台湾客家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台湾目前约有2 300万人，客家人约有600万，属于台湾五大族群中的第二大族群，人口数仅次于以闽南语为母语的第一大族群——闽南语系台湾人。这样的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使客家人在台湾的族群关系上居于一种独特地位，且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1.《客家风云杂志》大力启动台湾“客家运动”

早期台湾的客家人，其祖先大多来自广东东部（粤东）、福建西部（闽西）等地，原来主要分布在台湾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高雄、屏东、花莲等县，随着“二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客家人往大都市如台北、台中、高雄等地工作或移居者日增，因而现今台湾五大都会皆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家人，并纷纷筹组各类客家社团。“二战”后的台湾社会，许多台湾客家人为了客家族群应有的尊严与地位，以及为了抢救日渐没落的客家文化，在一群台湾客家青年的主导下，开始推动短期的台湾“客家运动”以及长期的客家文艺复兴。

台湾客家人对台湾执政当局与国民党长期以来漠视客家文化的政策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痛斥这种政策有损台湾客家人的尊严、地位及基本权益，痛骂“高官贵人”对客家文化的不了解、心存偏见，各地客家青年之怒吼声四起，呼吁以选票来表达客家界的愤怒，抗议客家文化未受到应有之重视，进而推动台湾“客家运动”，试图以更直接、更快速、更有效的方式，抓住台湾客家人内心深处的最痛处，来挽救台湾客家文化。

在历史的洪流中，台湾客家人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有着饮水思源的怀旧情怀，另一方面又有着落地生根的开拓精神，乐天、任命的性格，既拥有水牛般的坚忍、耐苦、拼命工作的干劲，亦懂得取法于水的柔性本质。有感于台湾的客家文化濒临危机，台湾客家界早在1987年台湾“解严”前夕已有一股浓烈的不平之气，强烈地主张“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台湾，以柔性的方式改造客家”，为了保障台湾客家人应有的尊严、地位及基本权益，推动一系列台湾“客家运动”。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已有一些客家联谊性组织，以台湾客家文化为主体，分别成立社团、基金会或杂志社。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渐渐开放、民主，随着时代潮流的转变和台湾社会的进步，台湾客家人渐渐觉醒，开始自觉意识到客家文化的重要性与客家权益应予以争取。在“解严”前夕，以邱荣举、胡鸿仁、梁景峰、林一雄、魏廷昱、黄安沧、戴兴明、陈文和、钟春兰等人为主的一群台湾客家青年，在1987年5月至6月间开始筹划创办《客家风云杂志》，于7月1日正式成立“客家风云杂志社”，并在10月于台湾台北创刊，这是客家人在台湾300年历史的大事，代表着客家精英对客家人的尊严与客家意识的大觉醒，他们认为台湾客家人是为台湾迈向多元化的、开放的民主社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未能充分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且基本权益未获得应有的保障，因而办杂志以集结客家精英为推动台湾“客家运动”而努力。《客家风云杂志》除了定期出刊和举办一些较特别的客家文化活动，更于1988年下半年协助筹组“客家权益促进会”，进而主导了同年12月28日在台北举行的参与人数约万人的“还我母语运动”，此为台湾客家界首度大规模的、全岛性的大游行和大抗争，震惊海内外，开台湾以文化为诉求主题的街头运动之先河，并对后来电视开放客家话新闻、节目和“教育部”实行母语教学政策等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客家风云杂志》于1990年1月改组为《客家杂志》，继续推动台湾“客家运动”。此后，台湾各地客家社团和刊物蓬勃发展，较有名的社团如世界客属总会、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台北市客家崇正会、台北市六堆同乡会、台北市新竹县同乡会、台北市苗栗县同乡会、台北市桃园县同乡会等；至于刊物，除了《客家杂志》，尚有《美浓周刊》《中原周刊》《六堆周刊》等，进而有客家电台、客家电视台、台湾客家研究会等出现。

2.台湾“客家运动”的三个重点

所谓“台湾客家运动”，简言之，就是指以客家人为主，一方面为了追求客家族群之尊严、平等及基本权益的保障，另一方面为了要抢救即将灭绝的客家文化所推动的一种族群自救运动，其具有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等性质，故可以说它是一种族群运动，亦是一种文化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台湾的“客家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由一群台湾客家青年所倡导的，他们主张短期推动三四十年的台湾客家运动，长期推动一两个世纪的“客家文艺复兴”，其推动策略就是采“台湾客家运动、客家政策及客家研究”三合一的模式，以利强化客家发展与社会发展。

1987年7月15日，台湾正式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简称“解严”），此后台湾逐渐开启了政治民主化运动。同年10月，一群台湾客家青年正式共同创办《客家风云杂志》，开始推动台湾“客家运动”。此后历经20多年来许许多多台湾客家人的共同努力与艰难发展，使得当代台湾客家人在台湾能够昂首阔步、充满自信，敢大声说自己是客家人，台湾客家人已变成为较有尊严与地位的“新的客家人”，不再是昔日传统刻板印象中“隐形的客家人”。

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过程历次“大选”中，客家人较集中的客家地区，已成为政治人物竞相争夺的重要“票仓”，客家人在台湾“大选”中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台湾“大选”过程中，各政党或各候选人特别重视台湾客家族群为谋求整体台湾客家发展所最迫切需要的客家政策，并针对此提出相关政见主张。

3.台湾的客家学研究（1）“二战”后台湾的客家学研究分为两大阶段。

简言之，“二战”后台湾的客家学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光复到1987年台湾“解严”前（1945—1987），台湾的客家学研究较着重于客家的源流、自我定位及其他客家议题上；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1987年台湾“解严”后迄今（1987—2012），台湾的客家学研究将研究焦点逐渐集中在台湾客家历史文化、当代台湾客家的主要议题、国际客家研究及建构“客家学”上。

近一两个世纪以来，关心和从事客家学研究的学者专家对客家学研究领域进行探讨，高度期盼能早日建构出“客家学”；客家学研究要成为21世纪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新“显学”，其最佳策略就是要设法建构出“客家学”，使“客家学”成为一种新兴的学科，以利全球客家之发展。（2）客家学研究之未来发展趋势。“二战”后台湾的客家学研究已有日渐蓬勃的趋势，其研究成果无论是质还是量皆大幅度提升，但是距离建构“客家学”尚有相当距离，目前尚处于初步建构阶段，仍有待努力。现阶段台湾各相关大学正积极推动客家学研究，基于过去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心得，以及参酌学者专家之意见，未来的客家学研究发展趋势可归纳为以下五项：①客家学研究学术化、科际整合之提倡；②客家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在地化之深耕；③客家学研究方法的创新；④客家学研究资料之数字化；⑤强化客家学研究三结合之模式。（3）客家学研究与未来台湾客家发展。

短期方面，台湾自1987年以来已推动20多年的台湾“客家运动”，将有助于长期推动整体的“客家文艺复兴”。现阶段台湾的客家发展，虽然比过去两三百年来的状况有比较显著的改善，但是仍有不少改进的空间。未来台湾客家要如何发展？笔者认为似可朝下列三个大方向发展：①台湾“客家运动”、客家政策及客家研究三者，应采“三合一”方式发展；②应多加强两岸客家交流，“客家”可作为两岸交流的主要媒介；③应结合智慧、资源及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客家学”研究。

四、战略与战术并重：共同推动孙中山研究与客家研究

近几年来，孙中山研究与客家研究，先后成为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中的两个热门研究领域。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政治思想家。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影响了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制度。有关孙中山的研究，大多从政治学、宪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去探讨；至于客家研究，则多从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等方面来论述。孙中山研究与客家研究两者的交集，就是孙中山与客家，因而研究者可从政治学的观点探讨孙中山与客家，特别是论述孙中山与“客家运动”，探索孙中山与客家之关联。

1.孙中山与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曾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创立中华民国，被尊称为“国父”。孙中山也可说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其政治思想就是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其所构思的五权分立架构之政治体制，在政治学、宪法学中独树一帜。其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对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虽然曾经是过去两岸进行政治斗争、政治宣传及统治当局的工具与成果，但在现阶段已成为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项目。其实它是全球华人共同的重要资产，有利于未来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平相处。二十多年来，有关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及研究不但常在两岸举办，而且在世界各地常见将纪念孙中山、孙中山研究与中华文化联结在一起举办的各种活动，其中，有关“孙中山与[4]客家”（包括客家文化、客家研究等），已有逐渐升温之趋势。

2.孙中山与“客家运动”之关联

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长期以来，学界多有争论，见仁见智，本文不在此赘述。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是次要问题，孙中山与客家之关联才是主要问题。

孙中山与客家之关联，极为重要而特别，简言之，其重点有四：一为孙中山与客家精神。“孙中山与客家”已成为国际热门议题。世界各地客家人正积极发扬客家精神，推动全球客家运动。二为孙中山研究与早期“客家运动”。罗香林既从事孙中山研究，亦开启客家研究并联合南洋客家侨领胡文虎等人推动早期“客家运动”。三为孙中山研究与台湾“客家运动”。台湾在蒋氏政权期间，大力推动孙中山研究，1987年台湾“解严”前后，一群台湾客家青年，多少受孙中山与孙中山研究之启发，开始推动台湾“客家运动”，以孙中山为名誉总领队，号召群众发动万人上街头游行抗争，短期推动台湾“客家运动”，长期推动客家文艺复兴，对客家发展影响深远，不但及时化解了客家文化即将灭绝之危机，而且深化了客家研究，进而将客家研究朝向客家学发展。四为孙中山研究与全球“客家运动”。孙中山研究与客家研究，两者可相互结合，一方面是探讨孙中山与客家之关联，特别是孙中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之客家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孙中山与客家精神不谋而合，孙中山提倡“和平、奋斗、救中国”，“客家运动”则是主张与标榜“和平、奋斗、救客家”。

简言之，孙中山与“客家运动”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议题。有关孙中山的研究与客家研究，先后成为海外华人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因缘际会，20世纪中叶，罗香林既对孙中山家世源流多有探索，推动孙中山研究，亦大力启动客家研究，使得孙中山研究与客家研究在孙中山及其子孙科等人在世时，即已开始分头发展，并巧妙地联结在一起。

关于“客家研究”如何发展成为“客家学”，就如同“历史研究”如何发展成“历史学”，“政治研究”如何发展成“政治学”，“社会研究”如何发展成“社会学”等一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许多人力与经费，且需长时期大量地用心投入，方有可能。未来海峡两岸“产官学”应可共同合作打造“客家学”新研究领域。[1] 邱荣举，曾任“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立”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黄玫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师。[2] 早期较著名的客家学者有宋湘、徐旭曾等人；19世纪客居并执教于广东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讲述客家渊源、语言、习俗等的《丰湖杂记》，后来被称为首次公开发表的“客家宣言”。[3] 香港大学教授罗香林于1933年出版《客家研究导论》，1950年出版《客家源流考》，这两部经典著作可以说是1950年前客家研究成果中的代表作，对后来的客家研究影响极为深远。[4] 在早期香港大学罗香林教授重视孙中山研究与客家研究之后，现阶段台湾海峡两岸学者对孙中山研究与客家研究皆予以重视者，尚有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房学嘉、“国立”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邱荣举等人。例如，赖绍祥与房学嘉编著的《客籍志士与辛亥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台湾客家意识与客家学辩证发展之研究[1]刘焕云

一、前言

在台湾，客家族群一直是汉族大家庭中一个色彩鲜明、特立独行的族群，历经多次重大迁徙，依然处处“反客为主，以客为家”地保留客家特色。然而，20世纪末在台湾全球化（global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的发展下，台湾的客家意识与客家文化面临了新的局面。进入21世纪后，台湾的施政目标，仍是朝全球化、民主化及本土化的方向迈进。

全球化是20世纪70年代风起云涌的热潮，从经济层面到政治与文化层面，造成全球经济国际化与文化一体化的现象。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被纳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内，加上政治上的1987年“解严”，推动了民主化，进一步牵动了本土的认同意识，各种不同的族群运动在这一时期也蓬勃兴起。台湾客家人也加入其中，并且适时地提出复兴客家与推动客家文艺复兴运动的呼吁与诉求。台湾本是一个多族群生存的场所，岛上住有高山族、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等不同族群，他们不论早来后到，共同居住在这个海岛之上。台湾各族群的生存环境、文化资源与经济条件本来就有所差别，族群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无可避免。按照进化理论，弱势族群之语言、文化与生存环境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强势族群的影响与同化，需要正确而又能包容多元族群文化的政策来治理。台湾过去因为政治上历经荷属、明郑、清属、日据与国民政府的统治，不同时代的统治者有不同的治理政策，导致过去台湾存有不同层次的族群与文化认同问题。

所幸，晚近反全球化的呼声在世界各地响起，反全球化之意义并不是全然抗拒全球化，而是思考在全球化的同时，能兼顾各地区与各族群的经济利益与文化特色，追求在迈向进步繁荣之同时，也能保障落后地区或弱势族群的生存发展。所谓“全球思维与地方行动”（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或是本土化就是在这种思考与关切之下所提出来的口号。台湾的“客家人”“客家意识”“客家文化”，就在全球化、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发展方向下，开始成为政府政策、学者研究及民间口耳相传的材料。

客家在台湾一直是弱势群体之一，客家意识觉醒后，客家人开始敦促台湾执政当局制定公平合理的文化及语言政策，挽救客家话与客家文化濒于灭绝的危机。经过20余年的时空变迁与努力，台湾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面临危机到出现转机。客家文化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内涵，在全球化、民主化与本土化之下，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可丰富台湾文化的内涵。客家族群认同台湾，与其他族群和谐相处，亦可促进台湾多元族群相互尊重、互相提携的族群环境氛围，提升台湾的文化视野，更可使台湾成为全球客家文化的重镇，这是台湾迈向全球化的一项利基，能树立台湾文化新形象。

本文旨在探讨台湾自1988年“客家运动”兴起与客家意识勃兴后，促使民间与政府逐渐重视客家相关学术之研究，客家学（Hakkaology）成为“显学”，政府已成立“客家事务委员会”，专责全台客家事务之推动；许多大学亦纷纷成立以“客家”为名之客家学院或客家研究中心，设立客家相关系所，专责客家学术研究。在客家意识与客家学辩证发展之下，台湾正落实多元文化与多元族群和谐发展之政策，配合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与世界接轨，朝使台湾成为世界客家研究之重镇的目标迈进。

然而，什么是客家学？客家学研究的方法论为何？客家语言、文学、文化或其他相关议题之研究有何限制？客家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如何进行学术定位？以上这些议题已经引起客家研究者的思考，探讨如何在客家意识与客家学辩证发展的过程中，深化客家意识，增进台湾客家认同，扩大台湾客家学术研究领域与视野，使客家成为“学”，并与大陆及国际客家学术研究接轨。

二、台湾客家意识的觉醒与复苏

全球化浪潮虽然是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拜现代科技、信息传媒所赐，全球已成为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趋于一致。然而，全球化之际，一股本土化的力量也正在兴起，虽然不能与欧美强势文化相抗衡，至少也是全球化的一股支流，可与欧美文化交互辉映。“本土”所指称的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包含了小区、社会，甚至是国家。相对于全球，本土或在地是属于较小的空间，人们可以相互认识，乡土人情味浓，人亲、土亲是本土化最重要的凝聚来源。当人们在强调本土或在地时，不仅要寻求与在地生活环境的联结，而且要和其他文化层面的关系保持联系。换言之，全球化与本土化是相辅相成的，全球文化如果没有本土化的过程，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不但不容易被各国人民所接受，甚至会引起排斥与反抗。反之，本土文化若欠缺全球化的宏观视野与规划，则很容易封闭与落伍，甚至形成自我中心的偏狭态度，不利于本土文化的永续发展。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应出现，使“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本土全球化”（loglobalization）的概念产生。这两个概念包含了民族意识与文化认同等层面。简言之，全球化之后不少弱势族群产生了存亡继绝的本土意识，意识到自我族群文化式微的危机，而开始思[2]考如何强化族群认同，提振族群文化。就台湾而言，台湾执政当局也开始思考施政政策本土化，就是重视本土、文化、生态、环保、弱势等之传承与发展。就客家人而言，台湾在全球化的历程中，客家族群意识到客家话、客家文化长期处于弱势，有衰微的危机，客家人长期受到当局不公平的制度限制，造成客家人不会讲客家话的局面，客家文化在强势文化的洗礼之下，渐趋衰微，客家文化需要政府以完善的政策加以保存与发扬。况且，台湾所追求的民主化，应包括本土化与本土意识。

在历经20余年来民主化的宪政改革之后，台湾的公民意识逐渐成熟，自力救济和街头运动层出不穷。各个团体或各阶层，为了争取自身权益，纷纷走上街头，向执政当局争取法律或政策上的权益维护。

民主是现代化历程的主要动力之一，民主化又是台湾宪政改革的大目标，台湾的民主化历程中，客家族群与客家人意识到：客家人是台湾的主人之一，客家群族、客家文化在制度上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导致客家人不会讲客家话、政府欠缺客家文化发展政策、客家文化有式微的危机。换言之，“客家运动”兴起后，客家人的文化意识觉醒，客家人的权利意识抬头，全台各地的客家人渐渐集合力量，向社会大众或政府提出呼吁与诉求，努力争取客家人的权益，谋求修正不合理的语言政策，要求政府保护与创造客家语言和文化传承的环境，促使公平正义社会的实现。

就客家文化来说，虽然客家族群是早期移民台湾的三大族群之一，客家人在移居台湾之后，逐渐定居于台湾全岛的丘陵之地，处于相对弱势之政治经济地位，在其他强势文化的影响及同化之下，客家文化、客家语言，本就处于弱势，并有文化之认同减弱甚至消失的危机。加上近五十年“国语化”的政策与“福佬沙文主义”之影响，客家文化边陲化的现象日益普遍，使得客家文化的存续机制遭受断层之危机。于是，客家人为了争取本土的认同，避免客家文化在民主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成为边陲文化，防止客家话灭绝，在“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声”的执着精神支持下，奋而攘臂高呼，极力争取客家人的权益，思考如何振兴客家文化。

为了巩固客家文化的重建生机，全台各地的客家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趁着全球化、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潮流，顺势发起“还我母语运动”，走上街头游行，争取台湾人民对客家话流失、客家文化式微之重视，呼吁政府完善不公平的语言政策，制定民主化与本土化兼顾的文化政策，由集体有组织的力量从事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工作。在此历史契机之下，台湾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局面，客家意识逐渐凝聚，客家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客家学的学术研究也方兴未艾。

2000年，台湾首度“政党轮替”，当局推动本土化的政策，重视客家文化之式微，于2000年9月1日成立“客家事务委员会”筹备处，再于2001年5月4日“立法院”三读通过“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组织条例，2001年6月10日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简称“客委会”），负责制定与推动客家文化政策，谋求台湾客家文化之复兴及发展。

从此，台湾的客家文化有专责之“客委会”来规划推动。这是台湾继经济奇迹及政治奇迹之后塑造文化奇迹的开始，也是在全球化、民主化与本土化之下，建立多元文化发展政策的展现。“客委会”成立之后，为客家文化的复兴而不断努力，其成效已获得客籍人士的肯定。基于落实社会与族群之公平正义，塑造快乐、希望、自信、有尊严的客家公民社会，“客委会”先后订立了“新客家运动——活动客庄、再现客庄”的总体目标，拟定了语言复苏及传播计划、文化环境营造知识体系发展计划、文化设施兴建计划、海内外客家合作交流第一期计划、社团发展与人才培育计划、特色文化加值产业发展计划六项施政计划。从2002年起，台湾陆续有“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联合大学及其他大学成立客家学院，设立客家相关系所或客家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客家语言文化，培养客家相关人才，使台湾的客家文化、客家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客家学与台湾客家学的发展

客家学是指专门研究客家的学问，在大陆原乡沿用至今。中国大陆的客家学历经近百年之发展，对客家源流、移民到全球各地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有清晰的认识。在过去，客家学本是汉学的一支，全球各地的汉学家，不乏对客家学怀有兴趣者。早在1868年，就有外国学者撰文研究客家与土著血统差异，从血统方面来研究客家人、客家源流。近百年来，围绕客家血统问题，中外学者始终存在论争。有的把客家人作为单一民族，视汉、客为两个不同民族；也有的人提出“客家是纯粹承袭了中国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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