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天流云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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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6：后改革时代卷试读：
第一章 飞扬的梦
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的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21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八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时，想到的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八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中，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你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也算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词严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戗。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是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使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
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
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
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评论。
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伎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做，所谓的大臣，只是把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任宰相之外，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
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
神宗当家做主之后，事情容易了很多。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司马光在洛阳闭关……哦，不，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
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神宗左看右看，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站在高处往下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地蹿来转去，在各个办公室乱走，根本分不出谁是哪个部门的，应该干什么活儿。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哪儿的？
第二章 俺是兵部的
好，你在干什么？
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你是兵部的人，可管不了兵部的事，兵部只是领薪水的衙门。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就连宰相、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别说办点实事，就连提高些效率都做不到。
想改？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上至赵匡胤，下至赵光义，连同真宗、仁宗、英宗都会集体莅临，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
这是宋朝制约臣子、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内部叠床架屋把职能名分搞混，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只要这两点在，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
历史证明，这一点绝对正确。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现在神宗要做的事，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办法重组，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凭借的是什么？不是财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哪怕是宋朝，也只是些浮财，一旦战争、水旱灾发生，财富链条立即崩断；同时也不是战斗力，从总体分析，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总胜负居于劣势。
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屹立不倒，成为5000年里唯一本源传承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才能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
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许就是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
这两点好不好呢？说实话，还真是不好说。放眼全世界各个种族，现有的三大种类生存环境——大陆、海洋、岛屿，挨个比较，中国的这两个特色让人很郁闷。
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勇于冒险，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这种精神注定了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并且他们的心灵很单纯，就是奔着钱、利益去，没什么善恶了、道德了、天理了之类的自我约束。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如西班牙、荷兰。
岛屿国家更生猛些，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可纵观世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例子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自然资源少得可怜。比如日本，全境除了温泉之外，只有些劣质的铁和煤。按说这样已经很衰了，可惜还没衰到家。
日本列岛上还有火山……动不动就墙倒屋塌财富归零，为了省事，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用最简单的木料搭建，非常方便烧了盖、盖了再烧。
就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蹿出来一个可恶、可厌但也可怕的种族。日本人为了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走抢劫路线，以抢劫各国资源求发展。“二战”之后被打残了，开始走经济路线，全面发展加工业和贸易，就算没有资源，也一样会把各国的钱搂到身边来。
回头看中国。
我们的特色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可惜危机也伏在这八个字上。地方太大，人口太多，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窝里反。托秦始皇嬴政大哥的福，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有了这个，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外族入侵，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
这是托了“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的福，不过可恨的是，这玩意儿也有副作用。
根深蒂固的家园、祖先、血脉等观念被无限放大，产生出了“父母在不远游”的行为指南，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轻、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
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臭不可闻的规矩；在朝廷里变成了“利不百，不变法”、“祖宗成法不可改”等圣经。
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还统统地嗤之以鼻，在一百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说了这么半天，只是要正视自身，发现问题。
好了，回到宋神宗时期，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宋神宗想来想去，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
他拿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唐六典》，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以这个为蓝本，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我们把超级啰唆、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可以精减出两大原则。
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
官，指的是寄禄官。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现在取消了，一律以相应的阶官代替。
新的阶官一共有25阶，比旧的寄禄官少了17阶。新官品仍然是九品制，每品分为正、从，共18阶，比旧官品少了12阶。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
顾名思义，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就去办什么事。权力回归，谁也不许越界。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
比如三省，元丰年间改制之后，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了，改称“都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
左为首，右为次，看着很传统，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沿用唐制，中书省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原则，实权在右相的手里。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东西两府分权，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宋神宗是没动的。东府宰相，西府枢密，仍然分庭抗礼，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
做完了这一点，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王安石两人的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熙宁改革之前，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一个说要节流。
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铺开，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司马光的节流，使减少开支、削减官位也已经达到。
一出一入之间，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的。同一时间内，政、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半点都不比行政、财务两项的改革轻松。
宋朝原来的军制是“更戎法”。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兵走将不动，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军永远别想拥兵自重。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军队素质直线下降。
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为了对抗李元昊，西北长期驻扎重兵，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熙宁变法期间，这个成功的例子推向了全国，它就是著名的“将兵法”。
将兵法实行后，天下总分为两大防区，有92员大将。
第一防区在京师附近，辖有25名指挥使20员将，约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第二防区在西北、东北两方面，配有42将，兵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其余军队散布全国，岭南地区也照顾到了。这些正规军之外，保甲法的推行越来越顺利，民兵总数量在70万以上。
这改变了宋朝以前军事力量的分配，除了边关、京城两点最强之外，各个州县城市也不再是空白。时间一天天地推移，每过一天宋朝的实力都增长一分，它完全不是传统史书里所说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改革就失败了的一片惨淡光景。
哪里来的失败？直到宋神宗死了，司马光才跳出来废除新法。在这之前，宋朝全国都在新法的实行之中，不管民间的经济变化怎样，国力、军事、行政三点立国之本空前旺盛。
人强命也强，关键时刻连老天都帮忙，改革之前王安石宋神宗最盼望的机会也适时来了。
第三章 最伟大西征OR最沉痛西征
新法改革——积聚财富——出兵熙河——扫平西夏——征服辽国——产出利润。这个改革总链条之中的重中之重，扫平西夏的机会到了。
这机会是自己送上门的，说来也是党项人从李继迁时代开始就养出来的老毛病，他们姓错姓了。为什么要姓李呢？翻唐朝的老皇历，结果连种族命运也跟着变得和李世民的子孙一样。堂堂皇帝受制于后宫，每一代都活得窝窝囊囊。
李元昊的儿子李谅祚死时年仅21岁，西夏第三任皇帝李秉常即位时只有8岁，走到前台的人是他妈妈，当年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梁氏。命运是多么的光怪陆离，李谅祚最初勾引她只是为了得到政敌的情报，一旦成功之后，这个女人却牢牢地占住了西夏皇后的宝座。
一个汉族女人，不到十年时间竟然成了西夏第一实权人物。
有这样一个妈妈，李秉常的命运可想而知。他是一个皇帝，可起步的位置连一个平民都不如。没有自由，没有权力，到公元1076年，他16岁时，名义上开始亲政了，却发现他比他爸爸当年还要惨。汉人天生就是政治高手，梁氏家族比没藏氏强太多了，除了把持京城大权之外，连同整个国家各个部门都安插进了自己的亲族。
李秉常想了又想，明白想要夺回皇权，绝对不是在京城发动一场政变那么简单了。怎样才能成功呢？他非常聪明，内部既然不行，只能寻找外援。外援只有两个，辽国、宋朝，选哪个？辽国是不能招惹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近200年以来辽国从来没对周边种族善良过，除了狠狠打了50多年几乎两败俱伤的宋朝。
而宋朝，文明美丽善良稳重，从哪一点上看，都是唯一的选择。
可是怎样打动它呢？宋朝什么都不缺，除了土地……一个16岁的孩子是疯狂的，谁在这个年龄都没法精细稳重，为了可贵的自由，他付出的代价让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
有两点。
第一，西夏全境从此废除李元昊制定、梁氏推行的蕃礼，推行汉礼。这一点看似轻松，实际上和他妈妈已经势不两立了。梁氏苦心经营，她身为汉人，为了得到党项人的认可，在各个角度和宋朝作对，尤其是把她丈夫李谅祚当年推行的汉礼废除。
现在她儿子跟她唱对台戏，向宋朝示好。
第二点，就是让全世界都疯狂的开价了。李秉常派人去通知宋神宗，为了两国友好，他愿意把“河南地归宋”。河，指黄河。河南之地，指的是黄河河套平原以南，包括西平府和党项人发迹祖业的定难五州！
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是西夏立国之本，只要宋朝帮他，就都割让出去。
这个价码让人直接想到了李秉常的老祖宗，李继迁的哥哥李继捧。李继捧为了稳固在党项人间的地位，把定难五州无偿地献给了赵光义。
可是不等价，这不止是定难五州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是党项人生存的根基命脉，真的割让出去，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例子可以对比——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但是细想，仍然不等价。燕云十六州的最大作用是防守，失去它汉人没了军事基地，可财富数量并不受致命影响。党项人丢了这片土地，从此吃饭都成问题。
当然了，这片土地的面积在史书里记载得非常模糊。“以河南地归宋”，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微弱的小争议，说并非指上面所说的那么庞大，而是指河、洮等州与黄河以南原属宋朝秦凤路的一些历年战争所失领土。理由是，这个价码高到了火星上，李秉常应该不会这样疯狂。
……面对危险，变通人都有拔刀砍人进监狱的事，那是把老婆孩子身家性命都抛弃了。与之相比，李秉常为了皇位、为了生存，只是割出去些土地就很奇怪吗？何况河、洮等州一直是吐蕃的，这时更早被王韶拼回版图，关西夏什么事，李秉常拿什么权力决定这片土地的归属？
不用怀疑，土地就是那么大，诱惑就是那么强。消息传进东京城，神宗惊愕得就像当年辽国的皇帝耶律德光。
真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肉！还等什么，宋朝积极响应李秉常的提议，一方面派出使者商量接收，一方面积极备战。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种买卖不死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绝对没法成交，就算当年耶律德光也得御驾亲征，替干儿子石敬瑭砍人。
果不其然，宋朝正在准备中，有新消息传过来了。宋朝的好朋友、火星少年李秉常被他的妈妈梁太后一顿胖揍，赶出皇宫，关押在皇宫七里外的木砦。
砦，同寨字，堂堂的西夏皇帝城市变乡村，混到了最基层。
但是没关系，顺利接收不成，仔细分析，形势比之前变得更好。第一，宋朝出兵有名了。友好邻邦，与宋朝关系空前密切的西夏皇帝被反叛，这是件耸人听闻的噩耗、巨大的丑闻。宋朝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要帮他夺回皇位。
第二，李秉常就算再无厘头，也是西夏皇族的代言人。他被老妈关禁闭不是关起门来母子之间的事那么简单。从李元昊死就开始的皇族、后族的争权变得更加惨烈，让惨烈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两败俱伤，一起瘫痪，宋朝好不劳而获。
李秉常在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七月被关押，在同一月份里，宋朝就积极动员军队，做出了宋初雍熙北伐之外的最大军事行动。
集中包括熙河在内的西北军团全部主力，分五路进兵西夏。第一路，由熙河、秦凤军总管宦官李宪率领，步骑近3万，汇合吐蕃董毡军3万，攻击兰州、灵州。如果灵州被友军攻破，变目标为凉州。
第二路，由鄜延军种谔率领。鄜延军共9将54000人，另拨调东京禁军7将39000人，总计93000人，出陕西攻米脂，再攻击夏州，最终目标是与河东军围攻怀州。
第三路，河东军由宦官王中正率领，步骑总计6万人，民夫6万、马2000匹、驴3000头，另有民夫5万人作为后备。先攻取怀州，后渡黄河，进入西夏腹地。
第四路，环庆军由高遵裕率领，蕃、汉步骑总计87000人，民夫95000人。他们是攻击的重点，先攻取清远军，目标是原宋朝重镇灵州。
第五路，泾原军由刘昌祚率领，由51062名步兵、5000匹马组成。会同环庆军攻占灵州。
综上所述，一个个数字罗列出来，稍微计算一下就让人瞳孔放大、全身发麻。五路西征，全军总计35万人，民夫20万，全加在一起是56万人左右。
想想当年雍熙北伐怎样，只不过30万人左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唯此一次的攻击。宋神宗压上去的筹码，不仅是军队的数量，更是自王安石改革以来，所产生出的财富。
做出这些决定，宋神宗本人也惴惴不安，他找来了枢密院的人，问你们觉得怎样。军方一片沉默，好久之后，枢密副使孙固才慢慢地说了八个字。
——“举兵易，解祸难。不可。”
宋神宗很烦躁，像是在说服孙固，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西夏内乱，我不取则辽国取。难道我们要坐视辽国做大吗？”
军方再次沉默，宋神宗说的是对的，以耶律洪基没事都敢向宋朝勒索土地的贪婪，近于分裂的西夏算是什么？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陛下，这次西征的主帅是谁？
李宪。
这是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听到这两个字，军方的代表觉得一阵阵的头晕，好多好多的话堵在喉咙里，一时之间不知先说哪句好。
因为根本就没必要说，这个问题是常识，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犯过这种错。李宪，是一位军事型的太监，王韶收复熙河时，曾经做过副手。这是资历，并且不讳言地说，宋朝的太监与唐朝的不同，与清朝的不同，与明朝也不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足以称得上真正的男人。
第四章 真宗朝的秦翰
秦翰谦恭，《宋史》记载他“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秦翰勇武，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在成都平叛时，身中流矢五战五捷，攻克益州，却把战功让给了部下；秦翰坚韧，决定北宋命运的澶渊大战时，身在最前线，七十余日不解甲，直到辽国退军。
当他病逝时，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
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枢密院说得好，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这是图谋灭国之举，这种程度的战争，从来没有由一个太监来担当的！
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而是两个，外加一个外戚。
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外戚是高遵裕，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他是高琼的孙子，高继宣的儿子，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这么大的来头，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
五路大军中，只有种谔、刘昌祚是主战宿将，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
此时此刻，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王韶、郭逵。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论经验、论能力，哪一点都比上面这五个人强太多，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
这就是命运弄人了，不仅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宋朝的不幸。
郭逵是注定不用的，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那时他功高震主，不杀他就是恩典。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至于王韶，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以军功报国，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可是在他的列传里，是这样结尾的。
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所以立身不正。晚年时颠三倒四，像个精神病一样，得的病是“疽”，身体溃烂，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
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
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宋史》成稿时，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别说区区一个王韶，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一样被篡改生平。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的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
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
回到现实，不管谁反对，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人员、兵力、攻击路线、主帅都由他决定，甚至出兵的日期。
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八日，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冲出守地绥德，击破一支西夏军，斩首千余级。开门大吉，神宗却紧急叫停，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你先杀出去干吗？
这就是种谔的风格。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发扬，比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老种当年手创青涧城，小种建立了绥德城；再比如聪明狡诈不择手段，老种当年连使反间计，借李元昊的手杀了西夏的野利兄弟，小种在建立绥德城时风格也不那么慈善。
绥德城本在西夏境内，由名将嵬名山驻守。大约有300名首领，近2万户百姓，兵力在1万以上。这样的实力比当时的小种高太多了，蚂蚁要搬大象，招数就不能太平常。在一整套的招降手段里，他坑蒙拐骗、笑里藏刀、先斩后奏，把西夏人、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向、陆诜，甚至宋神宗都给骗了。
怎么骗的？无非八个字——“仁不统兵，义不行贾”，这是战场上的真理。因为与这次举国伐西夏无关，所以把细节省略掉，不说。
回到正题，在元丰四年的八月末，宋神宗展开了巨大的地图，向西北方向凝视。一个比雍熙北伐更加庞大、精细、有层次感的战略出台了。
抛开一连串的地名、人名，以最直观的方式结构，可以发现宋朝的五路大军在西夏的国境线上一字排开。从左至右，依次是李宪、刘昌祚、高遵裕、种谔、王中正。
看格局，最外围分别是两位大太监，宋神宗还是充分考虑到了谁的战斗力最强，把灵州这个攻击重点留给了刘昌祚、高遵裕两位将军，甚至扫荡定难五州的种谔也能起到牵制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还要把斗志旺盛不可遏制的种谔强行留住呢？
这涉及战略的重点。
主攻在中央，那么偏偏在最旁侧启动，一定要把西夏的主力军团吸引过去。在这个战略思想下，最左侧的熙河兵团李宪部最早发起攻击。八月下旬，李宪出熙河，绕过兰州，向西市新城挺进。行进中，每个宋朝士兵都清楚，他们很快就能遇见西夏人。
因为王韶。
王韶熙宁开边时，把吐蕃人打垮，连带着把西夏人也牢牢地压制在边境线上。巨大的威胁让西夏时刻都警惕着，两方面都知道难免一战，只是时间早晚。
两军相接，宋军名义上是6万余人，可惜只有近3万是宋朝人，另外的3万是原来的熙河吐蕃部人，而遇上的西夏军团是两万余名纯骑兵。内部有问题，面对的是重兵，李宪的任务是必须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战前的目的。
激战开始，算是这股西夏军倒霉吧。他们都知道熙河兵团厉害，是宋朝最近一次在实战中有过辉煌大胜的部队，可是很不巧，几年不见，熙河兵团又长能耐了。
不再只是好勇斗狠、血腥拼杀，熙河兵团在旷野中摆下了一个奇怪的阵式。身为开化不久的民族，西夏人当然不知道这阵式的来历，或许连原创者是谁都不知道。
唐将李靖，六出雪花阵。
这几个字本身就是千年不朽的传奇，以3000骑兵千里奔袭活捉突厥大汗的李靖！
说实话，千年以后，六出雪花阵到底有什么奥秘已经没人知道了，只是从这次的成绩来看，李宪没给前辈丢脸。西市新城外的野战宋军大获全胜，斩首2000余级，夺马500匹。接着乘胜追击，一直杀到了女遮谷，在这儿发了笔横财。
这里是西夏的一个军需库，装满了军粮、军械，宋军打仗怕的就是缺粮，得到这笔外财，比杀1万敌军还有利。
大胜之后，李宪的前方空空荡荡，西夏的军队跑光了，他完全可以一马平川地杀进西夏腹地。可是他停了下来，就近把兰州城夺下，把它建成了自己的帅府。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很快大批敌军迅速杀到，在兰州城外八九处险要地段驻扎，对他形成了包围。
八九股敌军，每支数万人，李宪完美地达到了宋神宗的战前要求，把西夏军队牢牢地吸引在了自己的身边。条件成熟了，到九月中旬时，包括李宪的熙河部在内，五路宋军终于一起发动，展开了声势空前浩大的元丰西征。
最先出彩，也出了最大彩的仍然还是种谔的鄜延军。鄜延军总计93000人的部队，是五路宋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他在九月十五日祭旗，二十四日出绥德，沿无定河北上，按原计划攻打米脂城。
这一战注定了很好玩，在西北有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叫“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西北最有特色的男女组合。现在近10万个绥德的汉子来攻打米脂城，效果怎么样呢？很遗憾，不怎么样，种谔连续强攻了三天，米脂城纹丝不动，里边的婆姨们长什么样一点没看着。
可是西夏的援军却杀到了。
来的是西夏正当红的后党大将梁永能，带来了8万大军。这时种谔身在敌境，背靠坚城，以9万多步骑参半的宋军对8万党项骑兵，从哪儿看也找不着半点优势。最要命的是，鄜延军不是熙河军，上一次兵团野外决战还是在李元昊时期。
就在那时，双方兵力总和也没有达到这时的近20万。突然之间，宋夏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野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天是九月二十七日，零时时分天色还没明朗之前，党项大将梁永能悄悄接近了米脂城。他非常有信心给宋朝人一个惊喜。
全军8万铁骑，在凌晨进攻，加上对地形的熟悉，还有米脂城内的守军，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宋军的命运已经可以确定。不是失败的问题，是想逃都没有路。8万骑兵，这是张覆盖百里、伸缩不定的大网，天生就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的克星。
随着前进，天色渐亮，又一个惊喜让梁永能加倍地兴奋。大雾，这一天竟然天降大雾，达到了对面不见旌旗的程度。太棒了，完美的闪击偷袭天气。
大雾中西夏骑兵接近了无定河，再向前是一座山谷，过了山谷就是米脂城……之后一马平川，党项骑兵会像洪水一样铺开，把宋军挤在米脂城下变成一团团肉饼。可惜的是，浓重的大雾里，他们突然间遇到了伏击。
激战瞬间炽烈，山谷沸腾了，西夏人从偷袭变成了应战。这让他们很懊丧，这只能说明宋朝人比他们先进入阵地，甚至先期准确地掌握了他们的行动。开战即被动，可是也无关紧要。庞大到8万人的骑兵军团一来没有避战的可能，二来如此规模的马军在山谷中回旋撤退本身就是自乱阵脚，找死。
梁永能命令全力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他相信实力就是实力，在米脂城下他有信心把宋军打垮，在山谷里也一样。战况验证了这一点，尽管非常艰难，可是阵地在前移，渐渐地宋军顶不住了，战线松动，终于被党项骑兵突入腹地。
这个过程用去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梁永能知道这期间他面对的敌人叫曲珍。他的心情变好了，这样强烈的抵抗说明宋军也尽了全力。全力之余不可能再有别的花样，只要继续突破，胜利就在眼前！
近在眼前的东西，他抓了整整4个小时，太阳升起，大雾都散开了，西夏人仍然没能冲出山谷。这时视野明亮，梁永能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现状。他发现自己的前军被宋朝人分成了两段，首尾不能相顾，只能各自冲突，骑兵的优势在相对狭小的谷地里根本没法施展。
激战6个小时，一个上午快过去了，再骁勇的士兵也开始疲劳。正在梁永能犹豫是不是要撤出战斗、另想办法时，突然间山坡上传来了一阵鼓声。
后来他知道，那是宋军的主将种谔亲自击鼓。听到鼓声时西夏人在疲劳懊丧中一下子变得惊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事，鼓啊锣的突然敲起来肯定有危险，却不知道危险从哪里来！
危险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直到这时梁永能也不能相信，和8万铁骑硬拼了6个小时的宋军居然没尽全力，宋朝的西军鄜延部到底是群什么样的疯子，竟然有那么多的兵一直静悄悄地埋伏着，冷眼旁观，直到他们筋疲力尽……太狡猾了，也太疯狂了，这样的布置如果被骑兵突破，整个埋伏圈都会被甩到身后，成为一个空摆设，米脂城边将没有半点阻碍。
可是鄜延军做到了，整个上午的煎熬换来这时压倒性的优势。伏兵四起，最致命的攻击发生在山坡上，宋军一支精锐骑兵冲了下来，居高临下，名将郭景修身先士卒，两军相接“手刃两巨酋”，把党项骑兵冲得七零八落。
战斗再没有悬念，党项人“奔丧两道边”，在无定河水里浮尸成片，“血染银川为之尽赤”。鄜延军追杀20余里，斩首8000余级，夺马5000匹，其余旗甲等不计其数，俘获西夏枢密院都按官麻女赤多哥等7名将领。
梁永能跑了，上万骑兵给他做肉盾，就算潘美复生想砍他也不容易。在逃跑的过程中，他惊恐、迷惑、不解，更带着巨大的怨气，他搞不懂米脂城里的人都在干什么，这边打了整整一上午，很显然宋军都参战了，为什么米脂城没有来应援？
前后夹击的话，绝不会出这种事的！
他不知道的是，米脂城里的西夏人比他还郁闷。米脂城得天独厚，内外良田不下两万余顷，被誉为“七宝山”。多大的基业，怎么就是等不来救兵？山谷里的厮杀声他们听见了，可是让他们冲出去里应外合？这个难度还真是不小。
种谔临走前在城门外挖了一道壕沟，又深又长，一大排的宋朝大兵拿着明晃晃的大刀站在沟边上，想出城？很明显动作次序是先跳下沟、往上爬、挨一刀，再掉回沟里……这种运动，实在得仔细想一想。结果等他们想得差不多了，种谔也回来了。
带着党项骑兵血淋淋的战利品，接着亮出来矛盾、洞车等专业攻城器械，宋朝的大兵们开始竖云梯、过壕沟，不过他们都白做了，没等开打，米脂城的大门从里面开了。
第五章 投降
鄜延军大胜后，从时间上顺延，第二个出战的是主帅李宪的熙河军。熙河军团从兰州出发，东进女遮谷。它周围有至少10万西夏部队监视着，刚从兰州城出来就被发现了。
西夏人输急了，没等全部主力集结就迎头扑了上去，从惯性思维上他们得出个结论。好容易宋朝人主动出城了，野外是骑兵的天下，是党项人的天下，女遮谷就是扭转局面的焦点。
李宪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想要野战，熙河兵团最开始就是从野战起家的！女遮谷之战没有大雾，没有算计，没有任何的行险侥幸，双方赤裸裸地列阵肉搏，近3个时辰之后，熙河兵团硬生生地把西夏人击退。在击退的结果里还附带着难度极高的技术性。
严密地控制住方向，把西夏人挤向一条深沟大涧。
西夏人扔下一大片死尸漂在水面上，狼狈逃到大涧对岸。还不死心，他们觉得无论如何都不服气，野战怎么会输给宋朝人？！这不可能。于是他们做出了个非常“理智”的决定。
不逃了，隔着这条大涧先恢复一下，等体力缓过来再和宋朝人较量。在恢复的过程中，他们也没闲着，派出大批的弓箭手向宋军发射。
跟宋军玩弓箭，这是以后金、蒙军队都不敢想的事。自神宗朝开始，直到晚清末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近800年间东亚的大地上宋军的弓箭举世无敌——宋军的神臂弓。
隔着大涧，两军对射，西夏人像一个个靶子一样被点杀。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党项人跑路了，有多远跑多远，根本没有理由再受折磨。
李宪率领熙河军继续向西夏腹地挺进，他们的目标是李元昊时期精心打造的党项核心，西夏皇宫所在的天都山。
时间进入十月上旬，战火终于烧到了最焦点的地方。在一系列的外围激战之后，宋军的真正主攻方向，集泾原、环庆两军实力攻击灵州之战终于展开。
刘昌祚，字子京，河北真定（今河北真定县）人，出身军旅世家。这个人特点非常鲜明，如果说种谔是一匹狡猾的狼，充满了危险，他就是一只凶猛的老虎，有他在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光芒都会被他夺走。他是一个天生的斩关夺隘之将。
在西征之前，他曾经与西夏人作战。当时夏兵入侵刘沟堡，刘昌祚率领2000骑兵迎敌，西夏人很有策略，把他引进了设在黑山的包围圈，那里有1万骑兵埋伏。
1万对2000，并且以逸待劳，占有天险。这样的仗换谁来想都是必胜之局，可是发生在刘昌祚的身上就郁闷了。他的确被包围、陷入苦战，可是西夏人怎么杀就是搞不定他。一直打到了黄昏快天黑了，西夏人的主帅终于忍不住，亲自领军冲锋，想来个了断。
真的了断了，刘昌祚一箭射去，把这位勇敢的主帅射了个对穿，趁此机会，他冲出重围，啥事没有回家睡觉去了。
这就是实力，在战场上最不讲理也最有道理的东西。想一想，如果前面的梁永能有刘昌祚的功夫，种谔再能埋伏又怎么样？只要被打穿，计谋设计得越精密，后果就变得越悲惨。
按照原计划，刘昌祚的泾原军沿葫芦川北上，在中段左右与环庆军汇合，两军合力突破西夏军队，围攻灵州城，实际行军跟计划中差不多。比如说沿葫芦川北上，突破西夏军，他真的在磨脐隘和敌人对上了，可是环庆军却左等右等都没见人影。
高遵裕失约了，他跑哪儿去了？这是个秘密，这人打仗是非常奇妙的，到他出场时大家才会知道他是什么动物。悄悄地说，这个衙内不简单。
87000人汉番步骑、95000人民夫的环庆军不见踪影，全军只有5万余步兵，5000人马的泾原军有点犹豫，这是五路大军中实力最弱的一支，在实施最后强攻灵州城之前，保存住实力是很理智的想法吧。本着这个理念，部下们劝刘昌祚躲躲风头，前往韦州附近寻找强大的环庆军。
刘昌祚听完了一大堆的啰唆，下达了一个命令——全军分成4队，盾牌手在最前面，第二排神臂弓，第三排弩手，第四排骑兵。全军迎敌，战胜之后赏金三倍！
说完他提起了两块大盾牌，一手一个，走向了最前列。
战斗开始，刘昌祚因地制宜快速地摆出了这个阵式。它看似简易，实则层次感分明。由他站在第一线，和盾牌手们组成了第一道，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
这注定了很脆弱，如果西夏的骑兵冲击过来，比如铁鹞子等重甲骑兵，这道防线很快会崩溃。可是后边两排的组合就大有学问了。先由神臂弓超远距离狙击，有漏网的由弩手再次齐射，这样能冲到盾牌手跟前的就算有，也会是强弩之末了。
战况证明这个设计是非常成功的，两个时辰之内，宋军阵地固若金汤，而对面的敌人不论怎样精锐，4个小时不停地冲击，都难免精力不济。这时刘昌祚的底牌，宋军阵内一直隐藏着的第四排队伍，由郭成率领的800名精锐骑兵终于等来了机会。
郭成出阵，决战决胜，之前主将在内全军近4个小时的苦熬，都是为他创造这个机会。他率领800名骑兵冲了出去，片刻之间，敌我双方都血肉横飞。郭成身被数创，可越战越勇，720名敌兵丧生刀下，他一下子冲垮了西夏军的阵形。宋军乘胜追击，一直赶出去20余里，生擒敌军主将侄吃多理以下22人，阵斩2460余级。
胜利之后，宋军没有休整，继续赶路。到赏移口时他们有两条路走，一条正北方到黛黛岭，一条西北方到鸣沙川。走哪条呢？刘昌祚派出探子，很快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来。
鸣沙川里有宝贝，西夏人在那儿有座军需库。那还等什么，杀过去。身在敌境，粮食第一，先抢了再说。到了鸣沙川之后，他才知道这个惊喜有多大。这个仓库居然叫做鸣沙城，里面物资的丰富程度，让它在西夏叫“御仓”。
泾原军一下子精力倍增，齐心协力把御仓洗白，带着大包小裹满载启程，向灵州城进发。
与此同时，种谔的鄜延军占领了西夏的起家资本、定难五州中的银州、夏州，这期间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艰难过程。之前无定河畔谷地里的野战，让这一片的西夏军力变成了真空，种谔横行无忌，处于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到哪里都是必胜的局面。
当然他记得原计划是什么，五路大军的总攻点在灵州，最后的目标是灵州背后的西夏都城兴庆府，拿下它们才是胜利。
为此，种谔只是扫荡了银州、夏州城里的西夏残余军力，毁掉敌方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派兵留守，仍然是全员进发，向下一个目标盐州挺进。
战争的焦点从中路向西边转移，李宪的熙河兵团突破女遮谷之后快速行军，在十月下旬时到达屈吴山，再向前就是西夏曾经的核心，由李元昊建立的天都山皇宫。
尽管都城是在兴庆府，可这里是党项人的精神圣地。不说战略意义，只说山上美轮美奂庞大的宫殿群，就是集西夏三代皇族才修葺完善的财富积累。那是钱，那是可怜的、贫瘠的、只出产青盐马匹等土特产的党项人几辈子才攒下来的。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李宪都触到了西夏不容商量的底线。就算另外四条战线再吃紧，也绝不容许他侵犯天都山。
十一月上旬，西夏紧急调集了数万精兵，集结在天都山下，与熙河兵团决一死战。又是一场野战，战争打到这时，相信西夏方面已经对宋军有了新的认识。种谔、刘昌祚都是在野外击败了他们，这时面对宋军中野战最强的熙河军团，他们有没有什么新办法？
答案是没有。
这不是想有就能有的事，军队的能力、特色决定了它只能打什么样的仗，宋朝的西军是经过痛苦的换血、改进，才达到了现在的高度，西夏人想瞬间赶上，那是个不切实际的梦。事实上他们连打法都扭转不过来。
这一次的战斗是种谔在无定河畔谷地之战的翻版。当天又是一场大雾，迷漫的大雾里李宪命令前锋诈败，把敌人引进了包围圈。西夏人只逃出了后队，整个前锋都被歼灭。之后的事是西军前辈们如范仲淹、狄青、韩琦、张亢等人一生的梦想。
李宪冲上天都山，把李元昊留下的西夏皇宫烧得片瓦不留，变成一块寸草不生的焦土！
至此，宋军的熙河、鄜延、泾原三大军团已经和西夏军正面对决过，无一例外大胜过关，相继向西夏腹地挺进。其中动作最快的是最先决战的鄜延军。
种谔在战场上兜了个大圈子。他夺米脂、银州、夏州，逐步推进，翻越横山，逼近灵州、兴庆府，而不是从绥德出发，走最近的直线。那条线抛开了米脂等城，直奔灵州。
有些书籍上归结为种谔的战略思路，说他曾经宣称，西夏的主力集结在东路，即他所走的这条线上。如果他避开了走西路，那么势必会前有灵州坚城，后有西夏主力，自己往死胡同里钻。与其那样，不如“迎其锋败之，军声既振，千里行无敢抗者”。
遇强愈强，正面决战，何其壮哉！只是稍微翻阅地图就会发现种谔的不得已。他的确有迎其锋而败之的勇气和实力，不过命中注定了没法走捷径。
西路，是留给第一衙内高遵裕的。五路大军各有路线，你一个边将，想和高衙内争道？想都不要想，种谔、刘昌祚只是给大太监、大衙内们保护侧翼打前战的跟班儿。
尽管如此，英雄有自己的战绩为人生注解。种谔丢开所有的枝杈向灵州疯狂进军。他不顾一切了，西北严寒，进入十一月后已经冰封大地，必须要快，再拖延下去光是严寒就会终止这次战役！
月初进占麻家平，不等休整，八天后攻占盐州，鄜延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再向前不远处就是灵州城了。可是突然间天降大雪，种谔的军队里满是战争军械，要御寒的衣服却没有。他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们被冻死，雪后清点，减员五分之一。
更要命的是开始缺粮了。第一他不是主攻部队，粮草的接济本就不如李宪、高遵裕等人；第二他跑得太快，这让西夏人猝不及防，也让后面的运粮队追不上。
怎么办？当此关头，种谔没有畏惧，他相信有敌人吃的，就有自己吃的，只要能打胜仗夺过来！鄜延军团继续前进，下一个目标是白池，再下一个目标就是灵州。
应该说一下王中正了。同样是太监，李宪长驱直入锐不可当，他却一直没消息，真是让人着急，忍不住问一声，你死到哪儿去了？
王中正没死，他一直非常顽强地……坚持着。
他所率领的河东军出发得很早，比种谔还早了一天，在九月二十三日从麟州出发。说实话他是五路西征军里最幸福的一支，首先出发点就独一无二。麟州在河东路，与其他的西北军有天壤之别，有钱有粮、兵力强悍，之前的折家军等部队都在他的辖区里。
出发前管运粮的转运使庄公岳还专门赶过来请示，您需要多少天的粮？王中正很认真地想了想，说要半个月的。
庄公岳当时就沉默了，这也就是说，灭掉西夏国这样重大的任务只需要半个月就能完成？心里有这样的问号，可庄公岳什么都没多说。他是个成熟的公务员，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只是需要您亲笔签署这条命令。
王中正也真的写了，之后点兵出发。
出了国门之后，这位大太监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军事工作者的“谨慎”。他的谨慎是其他四路指挥官所望尘莫及的，是拍马都追不上的，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比如他不许士兵生火做饭，不许牲口鸣叫，全军不许发出任何响动，以免暴露军队的行踪，招来敌人。
可是他身在最外线，种谔走的又是东路，既让出了高衙内的道儿，又提前把他前方路上所有的敌军都砍倒，已经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危险了，你这个死太监还紧张什么？
没兴趣把宝贵的文字用在痛骂这个阉人身上，直接说河东军的出兵整过程。如此这般，一路之上没遇到任何敌军，冷、饿两点就折磨死了宋军两万主战部队。勉强支撑到了神堆，随军的民夫一听这里和种谔的绥德城非常近，立即就散伙了。
根本没法控制，虽然，民夫这样，但河东军的素质还是很高的。他们听从王中正的命令继续前进，只不过到了奈王井后，粮食全部吃光，不想死就只有退军。
十月底，河东军退回宋境，进行休整。步骑总和6万人，民夫6万、马2000匹、驴3000头。另有民夫5万人作为后备的强大部队，出兵40余天，只是进行了一次野外徒步，就结束了使命。
另一方面，刘昌祚的泾原军已经把战火烧到了灵州城门。
没错，不是城下，是城门。泾原铁骑狂飙突进，行动路线的选择，时机的把握空前成功，当他们出现在灵州城前时，守城的西夏人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不懂，为什么层层堵截，宋朝人还能突然出现。
惊愕中西夏军队做出一个非常英勇，也最失算的决定。面对泾原军，他们立即派兵出城迎战，而不是第一时间坚守。
这是自信，可惜脑子太蠢，没能衡量出双方力量的起码对比。自古以来，最好的城防部队也别想和野战部队平地交锋，泾原军既然能突破一路之上那么多西夏的野战兵团，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是你们这些防守型的城墙兵能对付得了的吗？
可西夏人就这样冲到城外了。刘昌祚瞬间狂喜，苍天在上，这是他事前不敢奢望的好运，透过涌出来的西夏大兵，他看到的是大开着的灵州城门！
他命令前锋把敌军拖住，后军一拥而上，直接抢关。那一天眼看人马踩踏，灵州城的大门被蜂拥而上的宋军抵近，只差一点点就冲了进去。只要冲进去，无论是战略意义，还是部队的给养，都迎刃而解。可是就在这时，有一匹快马发疯一样地从后面冲进了泾原军的队伍。
从后面来的，是自己人。这匹快马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快的速度带来了西征主将的命令。一直隐身的高遵裕终于现身了，他不知用了什么样的侦察力量，居然能这样准地把握住泾原军的一举一动，在最关键的时刻，送来了决定整个西征大局的命令。
他命令，泾原军停止攻击，不管战争进行到了哪一步，立即停下来。理由是他身为主将，正和西夏谈判，宋军就要不战而胜了。
刘昌祚瞬间僵硬，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稍微有一点点战争常识的人都知道，破门而入是唯一的硬道理，与之相比，什么见鬼的谈判都是骗人的。退一万步讲，就算真在谈，也会随着战争的进程而发生改变。很明显，高遵裕是要抢功，他不愿由刘昌祚攻下灵州城。
但是刘昌祚不敢违令。主将在做什么，副手没权力过问，不管是不是真有谈判，他必须得立即停下来……如此，之前的艰苦作战、百里疾行就都作废了，有了准备的灵州城绝对是一个空前坚固的堡垒。
刘昌祚严格执行命令，泾原军后撤，把西夏人让进了城门，再远远地退回去。天赐良机就这样随手扔了……泾原军全军将士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真是来时威风，走时稀松，来的时候狂风暴雨，回去的时候慢慢腾腾。
沮丧之余，大家的心里都浮上来个问号，高遵裕高大衙内，按他的生平履历来说，应该不会出这样的昏招，不会有这样低劣的人品才对啊。
高遵裕，字公绰，蒙成人。生于1027年，现在54岁了。看以往战绩，他是个乱七八糟、邪恶狡诈、让敌人一个头八个大的角色。
熙宁元年时，他在西北榆林做防御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位衙内很能吃苦，榆林那地方别说宋朝时，就是现在也是个不发达的县城，既艰苦又危险。尤其是这一年，当危险来临时，才发现还真是大啊。西夏发兵10万，其中有3000名铁鹞子，看实力已经相当于李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了。
高遵裕手边的兵力是两万，硬拼显然不行。在这种紧要关头，他向四周看了看。他看到了一条河，石门河。再向上看一眼天空，当时是盛夏，热得不动都一身汗。很好，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高遵裕的心灵习惯性地变得邪恶，一条阴谋诡计浮了上来。
他先是高挂免战牌，憋了对方十多天，之后派人过去约定日期，三天之后，石门河畔一决生死，不见不散。
西夏人很亢奋，终于可以打仗了，宋朝人终于不当缩头乌龟了。只是他们高兴得早了点，决战当天，高遵裕再次发挥了磨人本性，让西夏人在毒太阳底下整整等了一上午才露面。
西夏人当时都快晒出油了，临近中午时再也忍不住，都挤到河边去饮马喝水。凉森森的河水让他们非常享受，每个人每匹马都尽情地喝了个够。高遵裕就在这时出现在战场上。接下来事发顺序是这样的：西夏人抖动身体，甩开成片的水珠，古铜色的肌肤在烈日下非常的性感，他们举刀砍了过来，真是英姿飒爽。只是下一瞬间突然集体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有的还拉肚子。
这仗还怎么打，反应快的拉过马来就想逃跑，结果发现马比人还要狼狈，软得像一团团的烂柿子。
没错，他们都中毒了。高遵裕让他们晒了一上午的日光浴，效果差不多了，派人到石门河的上游去下毒，掐时间快发作了，才领人杀了过来。在这样的阴谋诡计下，胜负一点悬念都没有，西夏人当天死了1万多，被俘虏4万多，只跑回去不到4万。马匹、骆驼、辎重扔得遍地都是，根本数不过来。尤其是3000名铁鹞子，刀都没见着血就被集体活捉了。
这一战之后，高遵裕在敌我双方的眼里都变成了一个混账东西。仗，可以这样打吗？投机取巧，你丫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不过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高遵裕这种无原则打法，在元丰西征时再次发挥功效。
他率领的环庆军出了国境之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原定在葫芦川附近和刘昌祚合兵的，他向旁边闪了闪，在韦州、清远军一带进入了瀚海沙漠。
这一招不仅大出西夏人意料之外，就连宋朝的友军也没想到。结果沙漠外边打得鸡飞狗跳的，每天都死好几千人。他老人家带着大队人马悠闲自在地走了十几天，突然间出现在重要地段。
时间刚刚好，所有的途中麻烦都躲掉，所有的重要情节都没上演。什么，已经上演了？那不行，立即掐了这段重播！
结果刘昌祚的泾原军在灵州城下被自己人挡住，眼睁睁地看着西夏人躲回城里，一切恢复原状……那天泾原军窝了一肚子的火往回走，天黑了正想休息，突然间又接到一道火速传来的命令。
这次的快马比上次还玩命，很明显高大将军真急了，命令居然是——我在30里以外遇袭，马上来救我！
泾原军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全军郁闷到要死。不是说正和西夏人谈受降的事吗？怎么突然间被袭击了？高大衙内，你是第一例宋代的疯牛病人类感染者吧，脑子里没褶了？！
全军一致同意，不去答理高遵裕，让他继续谈，没准儿沟通出奇迹，那些西夏人自动就停止攻击了。可是模范军人刘昌祚的为人太厚道，他想都没想，就下令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骑兵连夜支援。
一直疯狂赶路，玩命抢城的泾原军骑兵又上路了，跑了30里之后终于看到了环庆军。只见一片零乱，的确是发生过战斗，可是西夏人已不见踪影，早跑光了。
刘昌祚下马求见，按说一路上把所有的敌人都吸引在身边，孤军奋战。灵州城前被黑了一道，这时又深夜赴援，怎么说刘昌祚都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一个好哥们儿吧。作为前面这些操蛋事的总作俑者高遵裕是不是应该满脸堆笑，亲自迎出帐门的呢？
不，这样做了是人之常情。而所谓衙内就不是常人，尤其是做了这么多出格事的高大衙内。
高遵裕让刘昌祚在帐外边站了好大半夜，才让他进来。第一句话不是问候，而是质问：说，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晚，西夏人都跑光了你才到，贻误战机了你知道不？
刘昌祚头晕，他连对面的这东西算不算人都不知道了！可是他的职业素养真的是太好了，为人真是太厚道，不仅没发火，还决定将厚道进行到底。
历史将证明，厚道有时是最要不得的。但这时，刘昌祚道了歉，以行动表达了自己的诚意。他说，关于灵州城怎么打，他已经有了成算。比如灵州靠着黄河，西夏援军无论是从水路还是从旱路，支援起来都很快速。我们应该先把黄河的就近渡口都控制住，来个围城打援，把灵州牢牢地孤立起来。
这样，以灵州为点大量杀伤西夏军队，时间稍长，灵州不攻自破。
实话说，这个办法是正解。如果当年赵光义打幽州时也这样，就不会腹背受敌了。可是刘昌祚怎么也想不到，高遵裕接下来的反应居然是——大怒。
你一个偏将，主攻大略是你可以决策的吗？！明天我只要带队冲到灵州城下，每人带一包土堆在那儿，马上就能登上城墙，用得着旷日持久地围什么城打什么援吗？
此言一出，满帐安静。这办法四五年前成功过，交趾人打邕州时就是这样进城的。这次也能成功吗？事没验证，话很难说。不过既然主将这样决定了，大家只有服从命令。刘昌祚想了想，决定告退。可是临出帐门，又被叫了回去。
高遵裕一脸的不耐烦，刘昌祚你这人太笨了，还不听指挥，你不配当一军的统领。现在你被撤职了，由……老天在上，他没在环庆军里选，而是指定了刘昌祚的副手姚麟。
姚麟，就由你来接替刘昌祚。
怒火升腾，面对衙内，服从和礼貌只会让衙内变得越来越不像人。军人之间的友谊是由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不会像商贩或者文痞那样，为了升官，利益随便抛弃。姚麟严词拒绝，就算是下级，也不是随便欺侮的！
一顿大吵，事情有了结果。刘昌祚还是泾原军的主将，只是泾原军退出了灵州争夺战，他们远离灵州城，在外围防守。
走出帐门时，刘昌祚心里很难过。不是为了遭遇才悲愤，他发现自己还真是笨啊，明知道对方怕他抢了头功，才在紧要关头下令停止攻击，这时还献什么策？在他想来这是本分，在高遵裕的眼里就是继续地争、不停地争。
明摆着是不服嘛……
有必要说下灵州城的城防了。灵州在宋朝名下时只是塞外的名城，有一些战备意义罢了。从宋真宗能把它随便扔了，就能看出它的地位。
到了党项人手里就不一样了，这时的灵州城城高三丈，以黄河作为护城河，数十里周长的墙头上用浸了水的毡毯包裹，各种城防器械一应俱全。
平心来说，这种防卫体系除了军队的数量不如宋朝都城东京、重镇太原之外，中原各地的其余名城还真是都不如它。这时高遵裕手握环庆、泾原两军的主力，居然事先自废武功，抛开了一半的兵力不用，独自去攻打，这种自信真是让人没话说。
攻城开始，只见环庆军全军出动，各种办法齐上阵。土堆、爬城、放火、挖洞等全部出笼，热火朝天地忙了一上午，把灵州城闹得跟菜市场进了城管一样。正在折腾中，突然觉得身后边不对，声音居然比这边还大。
回头一看，在后边旁观的泾原军比他们还忙。只见从黄河的东关渡口拥进来无边无沿的西夏军，像蚂蚁一样扑了过来。事实证明刘昌祚猜中了，不管宋军想不想围城打援，敌人的援军转眼间就杀到了。
这一次西夏方面是真着急了，这是他们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之前就算辽兴宗耶律宗真痛打李元昊时也没惨到这地步。定难五州基本上全丢了，天都山皇宫也被烧了，灵州城再保不住，都城兴庆府就有陷落的可能。为此，他们派出了最后的底牌。
大将仁多零丁。
这个名字从这时起和宋朝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故事很多，在最起步的时候，起到的作用和辽国的一位战神很像。那个名字很久远了，但一直鲜活地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耶律休哥。
回到正题，刘昌祚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所以他看到西夏援军觉得非常舒畅。闷的时候有人打，是每个男人的梦想。他带人就砍了过去，摆下了上次野战中大获全胜的阵式。
盾牌墙、神臂弓、弩手、骑兵队，这些设置仍然起了作用。西夏人几乎是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往上冲，冲到后来终于上了岸，突破了泾原军的前三道阻截之后，遇上了郭成的骑兵。
那天郭成在灵州外围露了这一生里最大的脸，同时也遭遇到了最大的失败。当时有一个西夏武士骑一匹白马在战阵中纵横无敌，刘昌祚一看非常不爽，大叫：谁去把他砍了？
郭成拍马就迎了上去，一个回合就把对方斩于马下。这是一个骑兵最大的荣耀，战马交肩过，英雄闪背回，敌人身首异处。这不是战绩，这是艺术。
可是没等他高兴，铺天盖地的西夏人拥了上来，他玩了命地砍杀，竭尽全力之后，发现潮水过去了，他还活着，西夏已经越过他，突破了泾原军的防线，冲向了环庆军。
泾原军的心情很复杂，没拦住敌人，说明他们失败了，可这给环庆军造成了非常的效果。这次阻击战还是很成功的，连仁多零丁本人都中了好几箭，想必西夏军整体战力也大幅度下降了。高大衙内只要凶狠点，不用独自都杀光，只要背靠灵州城顶住了，泾原军就能再推上去，里外夹击吃了这股援军。
可转眼之间整个泾原军就都傻眼了，高主将就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只见西夏人扑过去，消失了，灵州城门大开，西夏人进去了，门又关上，环庆军仍然在城下……也就是说，不仅没吃掉、没拦住仁多零丁，连对方的城门都打开了，居然也没能冲进去。
这还围攻个什么劲，根本就不是打仗的料儿，只是几万个废物聚在一起而已！
虽然是废物，但仍然是上级。刘昌祚把抢下来的西夏援军的辎重都收集起来，送到了高遵裕的大帐，希望能搞好关系。很可惜，他又撞到了枪口上。他不懂得，一个善良的人和一个邪恶的人，从根本上就不同。同一件事，往往是两种理解。
就比如这时送礼，不仅他错了，连以后的岳飞也这样错过。邪恶的长官正在火头上，送来的东西越多，就越觉得部下在炫耀，在打他的脸。
高遵裕大怒，说：刘昌祚你在外围防守，为什么没拦住敌军，坏了俺的攻城大事？来人，拖出去砍了他！
这条命令下达之后，整个军营沸腾了，泾原军拔刀子就冲了过来：高遵裕你这个腌臜匹夫，忒煞是欺负人，弟兄们做了他！眼看就要哗变，说实话，真要哗变了的话，对宋朝的命运来说还是件好事。可惜，刘昌祚的性格特点是顾全大局。
他主动出去劝说部下，一切以国事为重，不能内讧。
内讧没有发生，宋朝继续攻城。只是不管多么努力，注定了一事无成。机会错过了，上天曾经给过宋朝两次绝佳的时机。
一次是刘昌祚快速闪击即将突破城门，那时本可以一了百了；二是阻击仁多零丁，就算不能借机抢城，起码不能让援军进去。
两次都错过之后，灵州城不仅城坚池厚，连守军人数也急剧上升。此消彼长之后，宋军已经没有半点优势。可是高遵裕还不死心，他要继续尝试。
结果是屯兵坚城之下围攻18天。看时间是很不短了，应该给城里带来很大压力，可惜从实际效果来看，宋朝人只是自找苦吃。他们千里奔袭，需要速度，没法带重型攻城器械，勉强从周边收集资料想做一些，可都是些不成材的小树干，想搭个云梯都费劲。
半个多月过去，高遵裕急火攻心，拿灵州城没办法，继续拿刘昌祚出气。没有任何错，他就要杀个比他差一级的副手。结果可想而知，泾原军再次暴走，人没杀成，军心士气进一步低落。
经过这样反复的欺侮折磨，刘昌祚终于忧愤成疾，病倒在军营里。
郁闷中又一个致命的消息传来，粮道被劫了。离边境那么远，西夏这个穷地方，十一月底了天寒地冻，没有了粮想找片绿树叶子吃都没有。还敢耽误吗？立即撤退。
高遵裕这次没有犯晕，部下们怎么劝他就怎么听了。可是他忘了城里面的人是谁，仁多零丁，这人是西夏自李元昊之后最有军事天赋的人，继承了党项种的狡诈残忍。他没率军趁机杀出来，而是做了件狠到了家的事。
第六章 扒开黄河
十一月底的黄河水冰冷刺骨，带着冰凌冲向了宋军营地。在撤退之前宋军终于被淹到了。幸运的是这个季节黄河的水量不是最充沛之时，人马辎重并没有一下子全毁。
宋军紧急撤退，边走边回望，几十年间丢掉的灵州城就这样留在了身后，它本应被夺回来的！可是管不了这么多了，这时最重要的是警惕四周，随时注意追兵。
他们多虑了，这时仁多零丁还是没有出城，黄河给宋军带来的噩运才刚开始。灵州一带为了发挥黄河的水利效益，修建了众多的水渠。这些水渠纵横交错，铺满周边大地，只要黄河的水流出来，就会一个个注满，是天然的阻挡路障。
宋军想越过去，只能毁了各种军械搭浮桥，分期分批地慢慢过。想提速的话，除非下渠里游泳。就这样，高遵裕率领环庆军在前，领头先跑，刘昌祚的泾原军给他们殿后，在他们的背后，灵州城的城门终于又一次地打开了。
仁多零丁的出现，迫使宋军加快了撤退速度，一小半的泾原军真的跳进了冰水里游过了长渠。等爬上来之后，百战精兵也开始打哆嗦，而他们的前方，长渠复短渠，水渠何其多！某一天的晚上，被迫在一条大渠、一条小渠之间扎营。
环庆、泾原两兵团分开了，仁多零丁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天晚时西夏兵大举进攻，泾原军独自应战，一边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一边拼老命地挥刀子，终于打退了西夏人，可全军没一个人高兴。
都是老兵了，这个都懂。仁多零丁不是要一次性吞掉他们，而是在寒冷、缺粮、冰水、撤退中不断地消耗他们，一点点地折磨至死。
形势比人强，看懂了也得走上这条路。好容易越过各条水渠，第二次攻击在一个隘口发生，这次前边的环庆军良心发作，派了大将俞辛、任诚来支援，结果全部战死。泾原军主将刘昌祚的副手姚麟出战，才勉强过关；第三次攻击在韦州城下，饥渴劳累的宋军抢着进城，被西夏捡了个大便宜，死了很多人。
直到十二月的上旬，两支队伍才撤回宋境。这时他们已经用枪杆和弓箭来烧火取暖，全军冻饿伤病，损失惨重。
环庆军托了高大衙内的福，损失率是五分之一，受到重创的是泾原军。从始至终，它几乎冲杀在前，撤退在后，把西征重担独自扛在了肩膀上。这样巨大的消耗，让出塞时的5万余士兵、5000匹马，只回来13000人、3000匹马。
减员过三分之二。
刘昌祚悲愤交集劳累过度，在灵州城下就病倒了，勉强挣扎回到国内后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代猛将从此意志消沉，再没有什么作为。
最失望的人莫过于宋神宗。从战争开始后，他日夜处于紧张的守望中，他传令西北战报不分昼夜只要传来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他。这样，他在一个深夜里得到了灵州城失败的消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宋神宗在震惊中计点整个战役走向，发现倾全国之力发动的西征竟然继续不下去了。
高遵裕失败，王中正误事，李宪虽然节节胜利，但迟迟不能到达主战场，这时再孤军深入，已经没有意义，反而是送给西夏人的厚礼。
局势竟然急转直下，到了这步田地。
宋神宗在深冬黑暗的皇宫里一个人独自徘徊了一晚，心灵深处无数的念头升起又旋落，一百多年的宿怨，10多年以来的努力，帝国的命运，难道就这样失败了吗？
这不止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已，连带着的是千辛万苦才挣扎起来的经济国力、民心士气，这时失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振作！与之相对应的，反对派的呼声，甚至皇宫深处的阻挠，也会随之而起……难道真的是天不佑大宋吗？
这个念头让他非常痛苦。坐以待旦之后，他咬紧牙关签署了命令李宪撤军的指令。从这一刻起，他深深地知道，真的失败了，堂堂大宋煌煌天朝，真的又被西北的跳梁小丑给羞辱了。他，宋神宗赵顼，与太宗、真宗、仁宗一样，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中兴名主，只是个志大才疏的庸人罢了！
对人严，对己更严，这让宋神宗极力奋发年轻有为。可是这种性格有着巨大的自我折磨性，让他不能忽略失败，快速恢复。他陷入了低落的漩涡，无力，也不愿剥离出来。
转机没多久就出现了，种谔的鄜延军回来了。鄜延军在十二月中旬竭尽全力抵达了白池，这是最后的极限，他已经用了所有的办法，再也没有半点前进的动力。
这期间军队曾经分裂过，从城京调给他的3万禁军受不了西北的苦寒，在饥饿中他们逃跑了。为了能活下去，这股巨大的逃兵不仅带走了鄜延军的战力，还把种谔的后方搅了个乱七八糟。
他们饿，为了找到吃的，已经顾不得是西夏方还是本国居民，他们全都抢。
这股乱兵被沈括解决，他是西征部队的后方总负责人。只是迫于严寒、路远，他实在是供给不上种谔的给养。深冬时节的西北大地上，鄜延军已经身陷绝境，如果再不及时脱身，等西夏人包围过来，注定会全军覆灭。
实战检验出种谔的军事天才，进攻时机变百出，撤退同样是一门艺术。面对一向不讲信义、狡猾凶残的西夏人，种谔玩了个小花招。
他派人向西夏挑战，三天后决一死战。
西夏方面立即就全面动员了起来，集结兵力，保持警惕，鬼知道狐狸一样狡猾的种谔会不会突然偷袭。熬过三天之后，他们冲出营门，到了约定地点。结果左等人不到，右等还没来，派人去催才发现宋军的营地早就空了。
种谔在发出挑战书后第一时间就跑了……回到国内，他给宋神宗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五路大军中只有他这一路攻城略地带回来实力，比如说兰州、米脂两城，义合、吴堡、塞门、浮图等寨。至于银州、夏州、盐州等地，鄜延军虽然攻下来了，可是兵力有限，没法保住。
这些只是收获的一部分，他带回来的更重要的东西是宋朝的信心。请问，五路西征真的是失败了吗？这要看怎样来定义。
如果说以灵州论成败，那么宋朝的确是输了；如果以战争本身为定论，宋朝无论如何都占据了上风。
永乐城之殇与党项人近百年的恩怨，宋朝在战争方面打出了几个阶段。最开始是大炮轰蚊子，以宋太宗赵光义时的充沛军力，抓不住像泥鳅一样滑溜的李继迁。
这是机动性不足。
后来在野战时期李元昊打遍东亚无敌手，宋朝尽管出现了范仲淹、韩琦、张亢、狄青等大批名将也处于下风，勉强维持边境不倒而已。
这是野战能力太差。
李谅祚在宋朝面前占不到半点便宜，野战没机会，攻城时被射得跟刺猬似的往回跑。只是可惜，宋朝那时国力下降，没有远征的资本。
宋神宗这次五路伐西夏，不管在传统的史书里是怎样评价的，比如他惨败了，损失兵力、民夫总和近20万了，抛开这些看战绩，宋军的战斗力，尤其是野战能力全面压倒了西夏人。五路之中，除了王中正之外，宋军除了没能攻下灵州，其余所有战绩一律全胜！
即使是灵州之役，宋军的失败也不是西夏人造成的。第一当然是高衙内的脑子秀逗了，一个人玩死了帝国的梦想；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宋军其实是败给了天气。
偏偏选在西北苦寒时节出兵，除非摧枯拉朽毫无阻碍击破西夏全部防线，不然就得面临塞外的大风雪。不过这也怪不了宋神宗，谁让西夏国偏在这个时候内讧呢？
看过战绩再看得失。
这是个相对的问题，不是说宋朝有了损失就代表了失败，要看看西夏人同时期怎样了。双方的军队损失基本是相差无几的，不同之处在于西夏人是宋朝人杀的，而宋朝人是天气、黄河水杀的。抛开这些之后，由于战争是在西夏境内展开的，所有恶果都由西夏方独自承受。
史书记载：战争过后西夏“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物价飞腾，经济崩溃，民众流离失所，西夏立国之本的牲畜一片一片地死。
客观地讲，元丰西征是西夏军事、国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
这就是主动进攻的好处，哪怕战争本身打了个灰头土脸，仍然可以重创对手，让敌人元气大伤。这些战报随着战争结束一份份地呈交给宋神宗，让他敏感、有自伤倾向的心灵开始逐渐复苏。他的心灵有了一些难得的厚度。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个战役。之前的熙宁开边、交趾之战都有王安石坐镇，胜负之间有一位不世出的超级智者掌控，他所需要的就是观摩与学习。这时不同了，独自驱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去征战，胜负的结果不止是对国家有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对他个人心灵的影响。
胜了，会骄吗？败了，会馁吗？一个成年男人心灵的厚度，是由一个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达成的。理性回归，宋神宗看到了宋朝军队质的变化，信心和欲望渐渐地又回来了。就像为了印证这些一样，两个多月以后，西北战场接连传来了好消息。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鄜延军经过短暂休整之后再次出击，种谔派出大将曲珍率两万步骑出东川攻击宥州。宥州的西夏守将反应很快，他派出3万人迎战。以逸待劳，人多势众。看着很保险，只是就像惯例一样，他们又被种谔忽悠了。
他们在东川等，计算路程鄜延军应该出现了，可是偏偏不见人影。正想组织人力再调查，在他们背后突然间冲出来大队人马。鄜延军出现了，出其不意，野战变成了偷袭，胜负还有悬念吗？那一天连西夏的宥州主将都当场战死。
曲珍没有停留，进一步攻击葭芦寨。葭芦寨只是一个建在荒山上的战斗堡垒罢了，没什么油水，可就是这里，改变了宋神宗的心灵走向，甚至扭曲了宋朝的历史。
这座寨子很不起眼，可要看建在哪座荒山上。横山（今陕西横山东南之横山），这是党项人的立国之本，像一座天然的长城一样阻峙在宋夏两国之间。
对宋朝来说，拿下横山的制高点，就像辽国掌握了燕云十六州一样，从此居高临下、一马平川，随时可以进入西夏腹地。而拿下葭芦寨之后，制高点到手了。
这让种谔空前兴奋，他和他的父亲两辈经营边关，一个详尽、庞大的战略计划早就生成了，这时终于可以实施了。他亲自进京，面见皇帝，说出长久以来的愿望。
——“横山延袤千里，出产战马，易于耕种，有盐铁之利，百姓骁勇善战。夺得横山，再沿银、宥、夏、盐、会、兰等州一线修建城寨，筑垒推进，一步步稳扎稳打，围逼灵州与兴庆府，逼使西夏就范。”
这是与之前五路西征截然不同的计划，从战略思想上来说，是和当年范仲淹的思路一脉相承的。虽然见效慢，可每一步都没有风险。西夏的国土面积并不大，以这时宋朝空前壮大的国力，对西夏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绝对可以把党项人的生存空间挤干挤尽。
最优越的一点，是根本就不用和对方的主力军团野战对决，只要发挥宋军最传统的守城优势，就足以让西夏眼睁睁地被蚕食，却没有半点办法。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就是见效慢、花费大。这要筑多少个城池，盖多少个寨子，何日才能见到党项人俯首称臣？
可刚刚挣脱了失败情绪的宋神宗不这样想，他又一次看见了希望。
种谔，你真是带来惊喜的人，你真是我心中的喜悦！为了让喜悦升级，他迅速派出了两个特派员，跟种谔回西北，实地考察操作难度。
种谔像一团春风，从西北吹向京城，当再吹回西北时，他觉得春天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的心里变得忐忑，不安的感觉往上升，这两位特派员太奇怪了，让他看不懂，尤其是其中姓徐的那位。
两个特派员，一个是太监叫李舜举，另一个叫徐禧，官衔是给事中。李舜举就算了，他只是宋神宗的贴心人。一起在皇宫里生活嘛，无可避免的，敏感的神宗皇帝觉得太监值得信任。
而这位徐禧就正相反，他本来离得神宗无比的远。
徐禧是个没文凭的人，能混进公务员队伍，完全是托了改革的福。这位仁兄从小志向高远，不屑于读书，当他的同龄人都在钻研科考时，他走遍大江南北、边塞绝域，积累了一脑子新奇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让宋神宗大为倾倒。
神宗说：“朕阅人多矣，未见如卿者。”单从这句话来看，徐禧比王安石都厉害了。
这时派徐禧上前线，正好发挥他的特长。忘了说，这位徐先生虽然没当过一天兵，可超级喜欢军事。当年他游走天下时，最爱干的事就是蹲在一个个危险地段，脑子里急速旋转，想着怎样杀人。
种谔的不安感就来自于这些，徐禧走走停停，不按照种谔当初提出的计划来考察，很明显他的脑子里有了别的想法。三个月之后，种谔的不安终于变成了现实，徐禧完全破坏了他之前的构思。
为什么要沿银、宥、夏、盐、会、兰等州一线修建城寨呢？这是一片多么巨大的土地，和新修一座长城有什么区别？何况建好了也只是第一步，要逐步向西夏腹地挺进，宋朝的国力会被这些土寨子抽空的！
并且人寿有限，得由几代人才能完成，很可能神宗皇帝本人都见不到覆灭西夏的那一天。
他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攻其全面不如一点，在广阔的两国边境上找到最敏感的那一点，全力以赴盖出一座坚城，在那里设重兵把守，它可以成为进攻西夏的桥头堡。在现在夺取横山制高点的前提下，起到的作用要比种谔之前的泛攻强得多。
根据他的考察，最佳的筑城点就在银、宥、夏三州的交界点永乐川（今陕西米脂西北）。
方案出炉之后，徐禧第一时间向种谔微笑，将军以为如何？
种谔的脸都绿了，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打出来的大好局面，反而成全了这个军事发烧友！他冷冷地回答，特派员先生，您了解永乐川吗？
什么意思？徐禧的脸比他冷得还快。大凡高傲的人都敏感，尤其是在急于证明自己的时候。
种谔心里郁闷得简直要爆炸，这还用问吗？这样浅显的问题还需要讨论吗？他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选的那个筑城点没有水源。想与西夏对抗，这个城得筑多大，里边光士兵就要驻扎多少，你让他们喝什么？
我自有妙计，你只说听不听命令。
不听。
真不听？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违令是死，筑城也是死，与其死在西夏人手里，还不如死在军令下。你随便。
说到这里，两人没法再继续了，难不成徐禧真的因为这点反对意见就杀了种谔这样的边关大将？他想了想，其实杀了也没大事，宋朝就这规矩，军人是最没有地位的公务员。就算杀了也不会抵命，只是很可能耽误他修建永乐城的计划。
两下衡量，还是留下种谔一条贱命吧。把他排除在行动之外，让他远远地生闷气去。就这样，种谔走了，鄜延军换了主人，成了徐禧的队伍。
宋元丰五年八月时，北宋决定修筑永乐城。由徐禧、李舜举、沈括率领鄜延军除种谔以外所有大将、4万步骑，以及禁、厢、蕃各军8万，民夫20万出边界，至永乐川筑城。
每个人都知道，西夏人随时都会出现。这是扎在西夏人心头上的一根刺！宋军全力以赴，30余万人只用了40天就造出了“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的永乐城。
站在这座城下，徐禧感慨万千，这是他的计划，是他的业绩。他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会是西夏人的噩梦。宋神宗也很激动，他给此城赐名为“银川寨”。
这时盖出来的只是主城，还有一系列的附属设施，比如邻寨、水寨等都还在施工中。徐禧留下了曲珍、景思宜两人继续干，他和沈括带着一大批高官回了米脂。
他们刚走，西夏人就来了。
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西夏人会容忍宋朝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盖了这么大一座城，连续施工40多天了才有反应？说来这真是个冷幽默，是西夏人的情报出问题了。
他们最先得到的情报是：李宪从熙河到了泾原，要在原来是刘昌祚的地盘上对西夏大打出手。为了防备这位西征时全胜战绩的宋军主将，西夏掏出最后一点家底。他们动用了6个监军司兵力，唯恐不够，在民间征兵时达到十丁抽九的程度。
就算是全民皆兵，也已经挤干榨尽了。他们一共凑齐了30万兵力，带足了100天的粮食，向宋朝的泾原路集结。结果空等了40多天，李宪一点动静都没有，那边永乐城却建起来了。
西夏人又气又急，真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再也耽误不起了，全军开拔向鄜延路靠近，拔下永乐城这根钉子。从这时起，威名赫赫的鄜延军变得奇怪了。
在种谔时期，鄜延军是宋朝西路军里最狡猾最多变的一支部队。它往往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让敌人败得想不通。这里面，情报工作是最重要的前提。可是换成徐禧当领导，风格就变了。当西夏人30万大军在边境向他们迅速移动时，徐禧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只是好运还是站在了宋朝这一边。上天给了永乐城之战的宋军至少六七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历史也会改写。第一次，就在这时的情报失误上。
宋军不知道西夏人到了，这时鄜延军的主力都跟着徐禧、沈括回到了后方的米脂城，永乐城里只有不到5000兵力，外加10多万的民夫，可以说是不设防。
上天给的好运就是假如西夏人趁此机会，全力突击，攻破永乐城。这样战争早早就结束了，宋朝虽然亏本，但不伤筋动骨。
不过可惜的是，之前五路西征时种谔的表现太扎眼了，鄜延军的战斗力、危险性，让西夏人明知道有机会，也不敢随便进攻。他们潜伏在无定河的西岸，小心地窥探着永乐城的动静。这样，他们无可避免地被城里的宋军发现了。
第一个好运被扼杀，守城部队派人向米脂城紧急求援。
最先接到信息的是大将高永亨，他的哥哥是鄜延军中排名仅次于曲珍的高永能，两兄弟在西征的无定河谷一战中都起到了决定作用。
这样的人，在军中的威信足以得到尊重。
高永亨立即去见徐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城里兵少，没有水源，难以坚守。平心而论，这些话都是客观事实，高永亨只是在关键时刻提出来，请主将留神罢了。
徐禧的反应是大怒，在这种时候灭自家的威风，是在扰乱军心，把这个懦夫孬种关进大牢里去！之后他笑嘻嘻地看了一眼西北方，说了句非常牛的话：西夏人来送死了，这正是我建功立业取功名的好时候。
他下了两个命令。第一，请名义上的西北最高长官沈括坐镇米脂，理由是主帅不可轻动；第二，他自己率领其余部队赶赴永乐城，迎战敌军。
全体宋朝人一起发抖，其中最冷的是沈括，他后悔了。作为西北最高长官，永乐城计划没有他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实施。由此可以判断，他昧了良心。
以他天文地理无所不精的知识面，会连永乐城没有水源这样巨大的缺陷意味着什么都不懂吗？明显地他把这座城当成了政府工程，而不是战备工程。
现在考验突然间来了，如果失败，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埋单。想了又想，他提醒徐禧说，兵力相差太悬殊了，敌军30万，我们不超过4万，这仗没法打。不如先放弃永乐城，等召集西北所有军队之后，再与敌军决胜。
实话说，沈括面临危机时显示出了极高的智慧。以他这个建议，会把之前五路伐西夏时的弊病都抹平。宋军的战斗力已经高于西夏人，只要不在恶劣气候里跋涉千山万水，直接与敌方对决的话，宋军必胜。
那么，以永乐城为诱饵，让西夏人吞不下，又不敢吐，不管是一战决胜负，还是持久地消耗，都会活生生地拖死这个国小地贫的土匪国家。
这是上天赐给宋朝的第二个好运——沈括的智慧。可是徐禧不同意。如果这样做，不用别人，换李宪过来，他这个一把手就当不成。
那样，这盖世功名还会是他的吗？
徐禧对沈括笑了笑，西北的事，尤其是永乐城的事，皇上已经全权交给了我。您是主帅，我给您留1万兵力，您就留在米脂城听我的好消息吧。
徐禧带着两万多人马上路，这样连带着永乐城原有的5000人，全军只在3万上下。我3万，敌30万，这个数字对比是不是很熟悉呢？对，和李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三川口等战役一样。
都是1∶10。
来到永乐城边，迎接他的是大将曲珍，第三个好运由曲珍带来。出于战局考虑，曲珍实在不想让徐禧进城，他说，您还是回去吧，在后方督促大将参战就是。
徐禧笑了：“曲侯老将，何其胆小也。”他是笑着进城的，有好多的想法他还没有实施，憋着多难受！进去后，他的第一条命令就把全军都雷倒了。
大家注意了，在这次战斗中，奖赏条例要变一下。以前以各人砍得的敌军首级论功，这样很不好，大家往往为了抢死人脑袋耽误了战局发展，嗯，还影响团结。现在为了专心杀敌，我宣布，军功平等，大家都一样！
这是雷吗？这是九天神雷。懒得细说具体弊病了，大锅饭在什么时代、什么事情上都是最操蛋的政策。
第七章 必须冲击三次
这只是徐禧的第一个想法，当九月九日西夏军队在名将叶悖麻、咩讹埋率领下进攻时，他的其他想法才一个个显露出来。得承认，他征服了宋神宗脑子里所产生的想法，不仅对宋朝军队是巨大的折磨，就算对西夏方面来说也有超常规的摧残。
叶悖麻、咩讹埋也打了好多年的仗了，还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两军的实力对比达到了1∶10，一的一方不说躲在城里，等着敌人爬城墙往下扔石头，反而走了出来，在城下列阵。
两人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之前的战争里宋朝军队经常列阵在城外，以一敌十杀得西夏人到处跑，这次不会又上演了吧？他们很后悔，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兵力分配就出了大问题。
隔着无定河，西夏人得先渡过去，为了攻城方便，叶悖麻、咩讹埋先派了步兵过河，铁鹞子等重骑兵都留在河对岸，这时宋军出城，如果抢先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城头上的宋军也发现了这一点。本来徐禧派兵出城时，所有的将军都反对，鄜延军不是不能打硬仗，而是从来没这样忠厚朴实过。
我们非常习惯阴险地作战！
可是被徐禧一句话就否定了，他老神仙一样地端坐城头，说了一句古文：“尔可知王师不鼓不成列？”此言一出，鄜延军集体一头雾水。老兄，俺们都是拿刀砍人的老粗，您学问大，都不懂哎。
这里简单介绍下，“王师不鼓不成列”这句话出自春秋时期的一位神人。此人大名鼎鼎，中国人基本上都知道他叫宋襄公。说出这句话时，他正和春秋战国时公认的野蛮人——楚国人打仗。
楚国的军队渡河攻击，宋军有人劝他乘楚军渡河才一半，立即发动攻击，可以以多胜少。宋襄公大义凛然，说出了这句话。其结果就是被全军渡河的楚军打败，大腿上中了一箭，伤重而死。
几千年来他就是个大笑话，反面典型。这时居然被徐禧提了出来，仿佛还光芒万丈了一样。
多说句闲话，说来徐禧和以往的古人都冤枉了宋襄公。昨天晚上失眠时我偶然想到，宋襄公之所以要那样打仗，并不是他笨，也不是他贵族气息太浓，非要打出古典美，而是他的野心实在太大了。
细数下“春秋五霸”的名单就会知道原因。依次排列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排在齐桓之后，齐桓公的称霸手段是他的座右铭。
齐桓公小白一生除了对少数民族狠了点之外，从没打过任何一次硬架，从来都是以老大哥身份出现，以所谓的长者、仁厚、道德之风来当领袖。这和后来的晋文、秦穆、楚庄等小弟截然不同，那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都狠得跟古惑仔似的，就知道拔刀子砍人。
宋襄公面对周王室、中原各国的公敌楚国，必须得打出礼仪之邦的样子，才有资格继任小白成为天下第二任霸主，于是才有了“渡河未半不击”、“王师不鼓不成列”等超级反常的举动。
可是无论哪种，都和宋朝神宗时的永乐城之战无关。徐禧，你只是个拿人工资、替人打仗的打工仔，装什么大象，以为你是宋襄公，想争霸主的人啊？！
徐禧不管，在宋朝空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他就是要打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来。于是第三个天赐良机丢掉了，叶悖麻、咩讹埋火速调铁鹞子重骑兵过河，想率先发起攻击。
没等他们动，宋军先攻击了。数千名手持雪亮银枪、身穿衣锦战袍的鄜延军骑兵冲向了5万余名重甲铁鹞子军。
这是不可思议的举动，除非是汉朝的虎贲军或者是盛唐时的黑甲骑，不然无异于找死。但鄜延军就这样冲了过去，带着徐禧下达的死命令。
必须冲击三次！
三次之后，后面的步兵才可以上阵。也就是说，不管这数千银枪骑兵的命运怎样，其余的友军只能坐视不管。
之后发生的事，真是让人无语，鄜延军的军纪真是太强了，徐禧的每一个要求都被严格地执行了。银枪军面对10倍以上的重甲骑兵，连续冲击了三次。第三次过后，铁鹞子终于反击了，无论怎样抵抗，数量、装备的劣势让银枪骑兵败了下来。
败的时候，正好迎上了后面冲上来的步兵——三次攻击之后步兵要上阵的！
鄜延军的骑兵倒卷进步兵方阵里，一片混乱，在6万余人搅杀在一起的局面下，没人可以力挽狂澜。鄜延军败了，纷乱地退向永乐城的城墙。
而这时，上天赐给宋朝的第四个良机出现了，只要把握住，宋军仍然可以胜利。
城头上大将曲珍在混乱中发现了战机，他向徐禧紧急建议。西夏人出动5万多铁鹞子，可以说精锐尽出，鄜延军应该立即派出剩下的所有骑兵绕到无定河边，那里剩下的必定都是西夏军队的老弱部分，以强击弱，猝不及防，西夏人肯定大乱。
那时铁鹞子回救，鄜延军乘势掩杀，败局立即就可以翻盘！
但是徐禧停表了。停表的意思就是他处于瞬间静止的状态，不说答应也不说拒绝，没有任何命令下达，而城门紧紧地关着。
战场不等人，5万多铁鹞子军像铁甲堆积而成的巨盾，把鄜延军挤向城墙。为了逃生，他们爬上了山崖，从那里跳进了永乐城里。
一共回来了15000余人，里边有银枪骑兵也有步兵，只是再没有什么分别。战马是不会爬悬崖跳城墙的，8000余匹战马都留在了城外，变成西夏人的俘获。
徐禧的停表还在继续，叶悖麻、咩讹埋盯向了第二个目标，那是永乐城的死穴——水源。城里没有水，城外边建立了水寨，一共打出了14眼井，派重兵把守，由总军需官李稷负责。
坏事就坏在了李稷的身上，这人是个天生的理财好手，生来就是爱财如命的小心眼。水寨里不仅有水源，更有为数不少的粮草，修筑永乐城的民夫、厢军有时会来讨要，他一律拒绝。而厢军们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悄悄挖了一条暗道通了进来。
这条暗道被西夏人发现了。
水源重地被突然间击破，只在片刻之间，永乐城的致命伤就露了出来！消息传来，鄜延军全体将校都呆住了，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法坚守了，只有求援。
神宗很快得到了消息，他严令西北各军立即向永乐城靠近，不惜一切代价解围。军令传达，希望点只有三个。第一，种谔；第二，沈括；第三，李宪。
种谔还在米脂城附近，如果他能快速穿透重围进入永乐城，重新掌管鄜延军，效果无疑是最理想的。可是军令传过去之后，种谔却拒不执行。
他不说自己有多郁闷、多愤怒、多委屈，他强调的是客观事实。手边只有几千名老弱残兵，你让我拿什么去对抗30万西夏人？！
皇帝，你脑子没毛病吧！
沈括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把全部军队拉出了米脂城，去救徐禧。可是没走多远，突然接到了一个内线消息。要说鄜延军之前的情报工作做得真是没话说，内线是西夏大将阿约勒的弟弟。
这位弟弟向沈括报告，他哥正带兵去攻打绥德，绥德城里有300名羌人做内应。
沈括一听就慌了，永乐城危急，再丢了绥德，宋朝西北防线就漏了。简单权衡之后，他带兵转向绥德，必须先保住后方的防线。
当他赶到绥德时，本该发生的战斗并没有出现，阿约勒一露面就撤退了。这并不是说情报有假，而是绥德城准备充分，当阿约勒杀到时，他看到的是城墙上挂满的羌人尸体，所有的内应都被宋军杀光了。
这样一折腾，沈括的援军也耽误了。
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李宪的身上，这位自从出世一直保持全胜战绩，包括帮助王韶平定熙河、五路征西夏等辉煌战绩的宦官将军冲破一道道封锁千里跋涉而来，临近战区时已是强弩之末，粮草也都吃光了，抬眼望去，永乐城外的西夏军营竟然厚达近10里！
什么是有心无力啊……同样地，就算再有实力，也别总陷入绝境之后再让别人来拼命吧！李宪是个有理智的统帅，他稍微退后些，驻扎在不远处一边恢复军力，一边观望势态。
如此这般，永乐城已经孤军无援，浮在了30万敌兵的汪洋大海里。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正当盛夏气候闷热，10多天过去滴雨未下，城里的鄜延军只能用马粪绞出来的汁来解渴。绝境中高永能提出了个建议，拿出所有的钱币奖励士兵，趁还有些战斗力，集中兵力突围，不出大的意外，至少能逃出六七成人。
这是上天赐给宋朝的最后一个好运，战争胜负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有生力量才是最可贵的，尤其是鄜延军这些百战精兵，他们本身才是国家最难得的财富！
可是徐禧又反对了，他说，永乐城地势险要，怎可轻言放弃？何况主将逃亡，军心就动摇了。这样的话是对是错，实在没心情去理会了。这是个不分对错、只以自己心性做事的人。
这样的人也有他的好处，绝境中徐禧登上城头，和士兵们一起防守。饿了吃烧饼，困了就躺在士兵的腿上睡，起码在个人操守上无愧于战场和军人。
徐禧这样拼命，暂时把鄜延军的疲惫和怨气压了下去，大家同心守城，面对30万敌军，永乐城始终不破。可是这也招来了一个煞星。
仁多零丁来了。
经过元丰西征的打击，西夏早就油尽灯枯了。永乐城实在是逼着他们上刀山，无论如何都得快速拿下。为此他们又一次派出了这张最后的底牌。
仁多零丁的残暴是罕见的，这人到位之后，西夏军的攻击突然升级，完全不顾及伤亡，每天派出万人以上的部队像蚂蚁一样往城上爬，相应地，每天城下都堆积下数千具尸体。最开始时，西夏人对自己的伤兵、尸体还是很尊重的，都用毯子包起来拖回去，后来强攻的命令让人发疯，就什么都不管了。
成千上万甚至好几万的尸体就堆在城墙下，还活着的就踩着他们往城上爬。这种攻击力度，纵观宋朝建国以来所有战争，就算宋太宗远征燕云时也没有达到，决定宋朝命运的澶渊之盟时也没有达到。
面对这些，堪称几千年才一见的死脑瓜骨徐禧也犹豫了。硬拼不是办法，援兵迟迟不到，他想到了谈判。不管怎样，就算拖延些时间也好。
他先派吕文惠去，仁多零丁要曲珍来才可以谈；再派景思宜去，对方终于提出了价钱。谈判可以，除非把兰州、米脂等城归还西夏。
徐禧苦笑了，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心答应，也超出了他的权限。这时仁多零丁出现在永乐城下，他有些戏谑地对城上喊：“汉人没水了吧，干吗还不投降？”
徐禧立即拿起一只水壶，把整壶的水倒了下去：“没水？这是什么？”
仁多零丁大笑：“也只有这么一点了吧。”转身回营，立即强攻。城上的鄜延军心都凉了，这个西夏人真鬼，比当年的李元昊还鬼。他说对了，整个永乐城里这时只剩下了两壶水，一壶在徐禧手里，一壶在宦官李舜臣手里。徐禧想用当年麟州城骗李元昊的老法子骗仁多零丁，可惜对方不上当。
干旱在继续，强攻在继续，直到九月二十日，这一天是鄜延军的命运日，天上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眼看一场瓢泼大雨就要下了。
鄜延军的致命干渴就要解决了。
仁多零丁疯了，眼见功亏一篑，他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哪怕都死光也要攻进城去。雨，终于下了，雨势变大时已经到了深夜，一片漆黑之中除了闪电没有半点光亮，没有火把可以在这时点燃，城内外数十万人在黑暗里殊死搏斗，他们看不清自己杀了谁，或者谁将杀了自己，黑暗终将吞没一切，这一时刻终于到了。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永乐城沦陷，随即被西夏人拆毁，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数字资料。
李稷死了，这位军需官冲到城门口，死在乱兵堆里；蕃军指挥使马贵死了，他力杀数十名西夏人，倒在了血泊里；大将高永能也死了，他本来是可以逃生的，他的孙子高昌裔在危急中牵马过来，告诉他有条小路，能逃出去。
可高永能悲愤难抑，在黑暗中大叫：“吾结发从军，未尝一败，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今日就是我报国之日！”
也有死得平静的，城破之时，宦官李舜臣拒绝了侍从牵过来的马。他撕下了衣襟，小心地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臣舜臣死无所恨，愿陛下勿轻此贼。”
这是他写给神宗的临终报告，他至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忠告神宗千万别再小看西夏人。
活下来的军官只有三个人，他们都没走城门，而是从城墙上跳了下去。他们是吕整、李浦、曲珍。曲珍是鄜延军二号人物，早就上了西夏人的名单。当他只身逃亡，快被追上时，奇迹发生了，他在路边居然看到了一匹矫健的白马。
这匹白马驮着他逃到了米脂城，之后他命名它为“天赐白”。
最后要说一下徐禧，他的结局和他生前一样的奇妙。有说他死在战场的，可是找不到尸体。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没能找到。那么他没死吗？可是之后再也没有这个人的任何消息。
如果他还活着，应该痛不欲生，再没脸见人；如果他死了，灵魂也不得安宁。他扭曲了一个帝国的命运，更亲手造成了20多万同胞的冤魂。
3万多百战精锐的鄜延军将士，十几万无辜的宋朝民夫，都死在了永乐城里。
战报和李舜举的遗表传到京城时，又是一个深夜了。宋神宗一直在黑暗的皇宫深处等待着，他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样的消息！
一战死难20余万人，这是自宋朝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居然被他这个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人创造了出来，多么的讽刺，多么的悲哀！
这一夜，神宗绕床苦郁，整夜不眠。第二天早朝时，和臣子们说到永乐城之败，突然间他痛哭失声，无法自抑。
他实在没法原谅自己，极端高傲敏感的心灵让他迅速地坠入自责自伤甚至自虐的情绪里。这一年他年仅35岁，是一个男人最风华正茂、精力旺盛的时段，可他的健康快速地衰败了。
思路越想越窄，越来越低落，要命的是他还非常的聪明。不用别人指责，他自己清楚两大战役败在了哪里——用人不当。
五路西征时王中正是个废物，高遵裕在重任面前居然变得自私，永乐城里的徐禧更是个千古笑话，他本该活在春秋以前的三代里，当个古人多好！
回想安石先生还在时，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战无不胜，王韶、章惇、熊本、郭逵每个人都独当大任始终其事，两相对比，他找出来的这几个都是些什么动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国力损耗、军队凋残、士气低落，如果说他登基以来还有什么贡献的话，就只剩下了熙宁改革。
但是，那条产业链条，必须要通过外战成功、收复土地，才能创造出更大的利润，来回报被压榨的国内经济。现在外战打到这种程度，链条已经崩断，之前改革的弊病立即就会显露出来……这样一来，一生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成功的。
甚至连正面的意义都没有！
宋神宗深深地感觉到了绝望，以后的路还要怎样走呢？就在这时，又一个噩耗传来，种谔死了。种谔郁怒淤积，得了背疽，死时年仅57岁。
威名赫赫的鄜延军至此全灭。而这还不是最绝望的事，永乐城之败后半个月，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汉人的头上。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十月十日，宋神宗在皇宫里闲走，偶然心动去了秘书省的藏书阁。他在里边看到了一幅画像。像中人欣秀风雅微微含笑，虽然纸迹已黄，年代久远，可那人竟然像是与他早有前缘，让他久久凝视。
神宗问：此是何人？
——回陛下，乃五代时南唐国主李煜。
原来是他，不愧为风流才子。
当天夜里，神宗在梦中见到了这位百余年前的风流才子南唐国主，李煜向他深深施礼，向他缓缓走近……就在这天夜里，他的第十一皇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名叫“赵佶”。
这是个超级优秀的孩子，当他成长时，整个帝国的少年没有比他更优雅多才的，当他掌权时，整个宋朝之前的所有皇帝，没有任何一个达到了他的高度。在某些成就上，连开国之主赵匡胤都无法企及，而他所完成的帝国理想，更是太宗赵光义所一生念念不忘、矢志追求的。
回到宋神宗，当经历了永乐城之败后，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上都说他彻底垮了，从此之后，闭口不谈战争，每天都在自责中度过，直到把自己折磨死。
不对，宋神宗的确在心灵上不算强大，但那是与开天辟地型的帝王比。比如说刘邦和项羽，没人敢说项羽不够强吧，可他在心灵上真的比刘邦弱。说来最后的胜利者都有个共同的素质——怎样面对失败。
刘邦面对项羽败到了底，老爹保不住，儿女可以扔掉，自己可以化了装逃跑，无所不用其极，但怎样都不在乎；项羽只经历了垓下一败，就彻底崩溃了，连回江东老巢重新再来的勇气都没有了。
相比之下，宋神宗还是仁慈了些、太在乎了些。两败之后就不再尝试，他的赌性不重，把自己百姓的命看得太重。
可这不代表他是软弱的，永乐城之败让他恨透了仁多零丁、叶悖麻、咩讹埋等西夏人。战争有胜负，有伤亡，这无可厚非，不足以成仇。可是两国交战，是战士之间的事，就算以当年耶律休哥之强，也放过了雍熙北伐时的随军民夫。
仁多零丁，你这个恶毒的东西，卑鄙到连手无寸铁的百姓都不放过，那是10多万无辜的生命！神宗下令，尽一切办法，把上述三个西夏人干掉。
仁多零丁、叶悖麻、咩讹埋三人的自我感觉很好，宋朝人的嫉恨是他们的光荣。干出了这么大的业绩，他们相信更大的成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他们。
从这时起，这三人有事没事就到边境上转转，杀人越货、抢劫掳掠，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升级版的李元昊，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却没料到边境线上有无数只热辣辣的眼睛在盯着他们，除了仇恨之外，在宋朝西军的眼里，这三个人都是金子打造的，宰了他们，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统统都有了。
一年之后，机会来了。叶悖麻、咩讹埋这对老搭档觉得小打小闹没意思了，想来把大的，带着好几万人越境围攻安远寨。
虽说只是个寨，可地点险要，守寨的人更大有来头，竟然是五路征西夏时泾原军的主将刘昌祚。这位哥哥彻底沦落了，怎么说呢，战争只看结果，人生忽略过程，不管怎样他战败了，只有一贬再贬从重发落。而且命运也继续捉弄他，让他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居然得病了。
好得很，叶悖麻、咩讹埋是血统非常纯正的西夏人，喜欢的就是乘人之危。俩人兴高采烈地带人砍了过来，满心以为既老又病心情也不好的刘昌祚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却不料临近安远寨，他们觉得有点不一样。
有点异常，不大对劲。
在这一年多里，宋朝军队一直缩在堡垒里，从上到下贯彻了安全至上小心防备的大原则，顶多有几次小规模的偷袭，从来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抗过。
可这次不一样了，一队队宋军从安远寨里列队出来，安静、整肃、杀气腾腾，这样子让叶悖麻、咩讹埋瞬间想到了宋朝西军里的三“最”。
最强野战的熙河军、最狡诈多变的鄜延军、正面冲击最强的泾原军！
刘昌祚虽然病了，泾原军虽然元气大伤，但兵还是原来的兵，将还是原来的将，没有徐禧那样的杂质来污染整体，他们面对的是原汁原味的泾原军。
没有多余的废话，泾原军直接就冲了过去，当年西征时一路正面推进，在野战中杀灭所有面对的西夏军队的战斗力重现。叶悖麻、咩讹埋带来的人根本不够瞧，片刻之后，战场上就倒下了一大片。之后泾原军愣了一下。
在他们想来，西夏人这一年多以来太牛了，快把自己当战神了，这样硬碰硬的场面一定会斗志高昂、死战到底吧。可惜错了，西夏人居然发挥悠久的老传统，面对强敌，逃跑第一。而且逃得非常彻底，管你是不是主将，自己的命才最要紧。叶悖麻、咩讹埋一不小心，居然落到了后边。
那还有什么客气的，泾原军一拥而上，刀枪齐施，等他们闪开时，这两个在一段时间里很牛的西夏人，已经分不出彼此了。
还剩下了仁多零丁，这位大将军是与众不同的，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宋朝不是狠吗？呵呵，能狠过五路西征时？能强过永乐城的防守？在这样的信心支撑下，他明知道叶悖麻、咩讹埋死了，还是满不在意地杀过了边境。
他带来的人很多，超过10万，地点还是选中了泾原路，看架势居然是想给两个同伙报仇。这时泾原路的主将是卢秉，这人的风格和刘昌祚不同，自己很少亲临战场，喜欢的是精致的算计。
对方人多势众，那就放进来。仁多零丁带着西夏兵团一路进攻，突破了层层防线，一直抵达宋军第十六堡，势头才被遏止。之后他表现得非常职业，兵分两路，一边围攻一边打劫，把周边的老百姓洗得干干净净，觉得满意了，才起驾回国。
回去的路上很悠闲，带兵过10万，称雄贺兰山，兵锋所指，随意掳掠。仁多零丁深深地感到骄傲，生而为男人，值了！正在得意时，他路过了静边寨，一支宋军突然杀了出来，人数不过几千，可迅速锲入了他的10万大军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军被劈开了一条人肉胡同，宋朝的军人杀到了他的身前。
宋将彭孙一刀砍下了仁多零丁的人头。
第八章 10万军中取主将人头
总算出了口恶气，可神宗的心情却好不起来。想想更窝火，明明对方只是一群渣滓，很轻松就能灭掉的废柴，居然在最关键的时刻绊了他一跟头。
这时再杀了他们，还有什么意义，毕竟挽不回西征的胜负、永乐城的失败。这样的念头在神宗的心灵里每日每夜不断地盘旋，侵蚀着他的健康，同时庞大的帝国里无数的官员们还不断地让他闹心。
比如章惇先生、苏轼先生。
这两位大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件里不断地闹出幺娥子，把神宗气得一愣一愣的。先说章惇，这位神宗年间最猛最狠的男人挑刺时也挑在了最敏感的时期里。
五路征西夏没能达到目的，坏事就坏在了后勤上，粮食、棉衣、箭镞等都没能及时运到前线。事发后神宗怒不可遏，决心一定要找到最直接的责任人。就算时过境迁没法补救战事，也得杀了这混账泄了这口恶气。
但是在宋朝当了皇帝，也没法活得随心所欲。想想开国之祖赵匡胤想要个手工编织的竹篮子都得层层把关等两三个月，杀个官员得走怎样的程序？
神宗想了想，特事特办，他亲自写了个御批，下令中书省以最快速度处斩某漕运官。
第二天，宰相蔡确、王珪率领百官上朝，他第一时间问：朕昨天御批的事，都做好了吗？
蔡确老神在在，回答——今天正要和陛下说这件事。
神宗立即满脑门的黑线，看见没，果然又啰唆。
——又有何疑？
——祖宗以来，国家没杀过士人，您不想开这个先河吧？
神宗郁闷，不是吧，杀个有罪的小官也要抬出太祖太宗等老爷子压俺？可是……祖宗的话是真理，没法不听的。
于是他退了一步——不能杀，那就把他刺面流放到偏远山区去。
蔡确犹豫，皇帝在让步，是不是臣子更得有风度？正在想，突然间章惇站了出来，说了句话——刺面啊……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此人。
神宗一时间很惊喜，爱卿赞同朕吗？你太可爱了。但转念一想就发觉不对头，强悍的公务员章惇先生除了对王安石之外没对什么人露过好脸，怎么会突然间变成这样？
——卿何出此言？神宗问。
——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大怒，原来是这样，成心顶我！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么精密、庞大的西征毁在了无能的后勤小官身上，难道没有罪吗？
他声色俱厉，叫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换到任何朝代，对面的大臣们都得跪下磕头了，可是站在神宗面前的宋朝官儿们个个无动于衷，尤其是章惇，此人不紧不慢地又回了一句。
——这样的快意事，不做也罢。
神宗彻底被撅得没话说了。
再说苏轼，坡仙大人在元丰年间完成了一生的蜕变，和从前截然不同了。在那之前，他只是个脑子超灵、读书超多、记忆力无比好、情感很杂乱的小伙子，蜕变之后，他才变成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
是一次锥心之痛和两次严重欠扁的猪头行为，让他进化成功的。
在那次痛苦之前，苏轼连个三流的诗人都算不上，看看他写的那些狗P诗吧，怎么看怎么让人烦。比如《初发嘉州》。
——朝发鼓阗阗，西风猫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容，钓台寻暮烟。町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标准的记叙文，标准的六副对联组成了一首没咸盐的所谓诗。这一水平的东西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就是些地摊货，随便扔进明清诗人的集子里都找不出来。它最致命的毛病就是立意太水了。
整首诗里除了“佛脚”二字能确定在乐山大佛之外，其余所有的意境和文字，都可以任意安在中国各条水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珠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黄河、辽河任意一条河上坐船。
但是这场痛苦过后，苏轼突然间蜕变，成了一条遨游八表无所羁绊的苍龙，俯视人间无数诗人，独立一方天空。
那是在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二十日的夜晚，苏轼在梦中忽然回到了眉山老家，故院厅台，归来无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死去了整整10年的结发妻子。
——王弗。
心灵剧痛，醒来后泪流满面，一首没有任何雕饰的词自动浮上了水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苏轼的各大代表作如泉涌般出现。同年，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的意义比上一首更加重大，是东坡一生奠定词性的作品。如果他一直沉浸于追悼亡妻的痛苦里，那么就算再真挚深邃，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只是在婉约伤感的旧体词老路上走得更远而已。
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尘。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份，西北望，射天狼”一出，苏轼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宋词豪放一宗，自苏轼始。从此，词这种起源于小调弹词的市井级出身的艺术，上升到了与唐诗并存的地位。
天才一旦爆发，就再也无法遏制。第二年，宋熙宁九年的中秋佳节，中国历史上最经典最成功的一首《水调歌头》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苏轼正式成为一代词宗大家，地位无法撼动。
以上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她有这样一位超级天才的儿子，他的才情、激情、哀伤、苦郁，每一种心境转变感悟，都成为中国人永恒的心灵映射，甚至会影响民族的性格。比如他为什么会变成了“坡仙”。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地就要有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那就可劲地吐。
他一边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儿“左牵黄，右擎苍”，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儿也随手写了些小诗。比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以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的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分，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新法，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宋朝言论自由，他身为大臣说什么都可以，何况绝大多数时候皇帝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个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名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这时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的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一份，之后的明清两朝还把他立为典型，由政府号召歌颂。
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为一切的权力和荣耀都在正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
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个女人，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基本上说，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当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了（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50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50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从此，他幸福了。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的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位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苏轼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利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了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做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对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偕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第九章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20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这一步，神宗已经提不起再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个书呆子了。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地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五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得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人。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皇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旦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苏轼辩白：请问首相大人，你确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龙”字作诗吗？你信不信还有人用“龙”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这种关头一定要坚持。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来。只是吵了好半天，才发现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边，似乎想着别的心事。
王珪觉得不妙，有人造反了，为什么皇上不生气？五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当时把苏轼连关带贬，摁住了狠狠暴打，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现在……正在乱想，神宗说话了。
诗人作词，不是这样论的。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让他去修国史吧，你如果执意反对，就用曾巩。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来，他用心地揣摩着神宗的态度，总觉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边的章惇还在火头上，还不想放过他。
章惇压低了声音说：“相公，你是想灭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摇头道：“当然不是，这是舒亶的话。”诬陷不成立，这时要低调。想来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会见好就收吧。
却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骂人话：“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报，一点虚伪的假面都没有。这就是章惇的风格。
抛开这两人的争斗，在他们身后，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变得古怪了，和五年之前就像两个人。那时他明明知道苏轼没有反心，可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要抓这个典型，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哪怕是超级天才也别想毁坏他一星半点。
那时的心，高高飘扬在九天之上，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无往不胜，眼看征服西夏，汉人二百多年所没有的辉煌就将在他的手里重现，怎能不使他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37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我好孤寒！”神宗的健康以34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34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第二个消息是从西京洛阳传来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耗时19年，共294卷300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朝代1362年，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个不朽的里程碑，不只是司马光等编修者的荣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里，悲凉再次升起。这是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没有，宋之后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同样没有。
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与它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可是他可以为之骄傲吗？从名义上讲，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划入他的账下，不管《资治通鉴》是谁写的，都以他的名义完成。
但是多么的可惜，它出世时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扫平西夏，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那时文治武功都达到各自的顶点，又是怎样的局面？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6个儿子当选，这个孩子年仅10岁，原名“佣”，现赐名“煦”，在名义上成了宋朝的继承人。仅仅是名义上，实权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后手里。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殆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神宗想让苏轼来修国史，不行，苏轼只是从农田里解放出来，去当江州知州。还没到任，又被调离，到汝州去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平级调度，仍然不能接触公务。
神宗想让曾巩来修国史，也不行，理由是曾巩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几经改换，神宗已经病倒，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多么高明的手段，只是个拖字，就把皇帝给拖垮了，神宗一生业绩的终身评判成了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工具。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奥妙都在他的本纪里。
神宗本纪里最后的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扬，说他当皇子时对弟弟们友善，对老师们尊重。当皇帝后态度端正，努力工作。“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
之后笔锋一转，“未几，王安石入相……”第二阶段开始，为了准确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这是很高明的手笔，要仔细欣赏。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个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为宋朝前几代君主的幽蓟、灵武等失败而产生的，这无可厚非。坏事就坏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见曲学”投其所好。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击到政敌。
第二步是文章重点，想了解政治的残酷性、无耻性的朋友们注意了，请欣赏什么才是选择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写的全都是反对派们当时的“痛苦”，把与之对立的各层面都忽略掉，而且动不动就把“天下”两个字提出来，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早就说过了，他们只代表了北方官僚、大地主阶层，所谓天下，他们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排除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也一件不提。
这是给皇帝写本纪，用脚趾头想也明白，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领袖支持，谁敢这么乱写，灭十族都是轻的。那么这些幕后的指使者是谁呢？别急，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
在那之前，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为这位难得一见的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与熙宁变法密不可分，与王安石密不可分，与成败密不可分。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上。连同着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也都是以失败告终。这让我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才算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宋神宗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放眼现代的改革，也有个及时纠正的过程吧。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除非我们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恶法？
外战的胜负不必再说了，最后两战之前保持全胜，仅以最后两战为论，西夏受到的打击也绝不比宋朝小。两相对比，甚至西夏变得更衰弱。
我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历代史书和我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灭亡了，是被外族所消灭的，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宋神宗是失败的，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这让人郁闷至死，让我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地，北宋灭亡要看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宋神宗来为结果埋单？就以新法、保守两派的争端来说，也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
在神宗时代，两者虽然不和，但从来没有过像牲口一样不分黑白、不讲道理，直接把人往死里整的事。甚至双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风度，哪怕只是在表面上。
千千万万的总结，这时只是开端。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定格在宋神宗这一时代，关于他本人的一生，只凝结为一句话就好了。
——他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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