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鄢一龙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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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试读：

一《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一书主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通三统”，而这“三统”就是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三个三十年，“通三统”以开新统。

鄢一龙提出了六对辩证法，以处理革命与执政，前后三十年的关系，这六组关系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六组基本变量，这些关键变量的不同选择，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中国是走老路、邪路，还是社会主义的正路与新路。

这六对辩证法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可能并没有那么复杂，而是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反复申明的“中国常识”，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例如书中提出的群众路线民主，实际上是重申与回应了毛泽东同志说的相信人民、相信党这个基本原理。

二“通三统”是为了我们走好新的三十年。本书探讨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四个三十年，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四个三十年基本上是重叠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三十年。从1921年到1950年是中国革命的三十年，从1950年到1980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十年，从1980年到2010年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三十年。从201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第四个三十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个三十年里，我们期待“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著述了《道德经》。他讲：“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即人的本能就是让赢家通吃。他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法自然，国家要设法让赢家补贴输家就是大自然持续之道，即天道。天道不可违，违背天道人类就没法持续生存。所以，老子告诫一切治国理政的人要“损有余而奉天下”，让天下苍生太平有序。这就是小康社会比较平等、均富的道理，是动态平衡的道理。人的本能需要人性来平衡，物欲要用精神文明来平衡。

改革开放前，“患寡”是中国的主要矛盾，缺乏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挨饿是中国延续千年的老问题了，特别是在农业发展导致人口暴增的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了挨饿问题，也解决了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机制逐渐催生了“患不均”这个新的主要矛盾。而今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困境不能仅靠市场，更要求政府提供比较均等的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医疗、退休和住房安排。

我国国民收入的不平等还在迅速扩大，而且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穷国，8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依靠开放的市场机制来积聚财富。我们靠市场机制解决“寡”的问题，靠社会主义解决“不均”的问题。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平衡精英与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国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国稳健。

和谐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三十年，你们这代人能坚持走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继续创造财富的同时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先富带后富”的许诺成为现实，发扬光大中华大家庭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优秀传统。

毛泽东同志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除了能办大事，也要能办老百姓眼中“天大的小事”。

党的行政化有两大恶果。第一，入党为做官，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办国家的“大事”不办百姓的“小事”，党就逐渐脱离群众，腐败、变质、消亡了。第二，因为党的行政化，行政体系变得高度政治化，打着政治旗号滥用人力、物力、财力，行政专业精神越来越差，专业水准越来越低，尽管官员们的学历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国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高科技、大数据、摄像头，以及城管和协警上花掉了巨额税款，但社会秩序却未取得相应的成果？科层体系不可能单独治国。在治理体系里，居民自治恒定比政府治理分量更重。这个道理适用于无论大小贫富的所有国家。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居民自治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但民心系于“小事”，所以“小事”恒定重于“大事”。

怎么做？除了现在对违反党纪行为的严厉惩罚，我们还需要一步步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支部建在每个居民区里，把居民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就像我党在电视广告上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从社区居民中来，到社区居民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们党就能深切地感知群众最需要什么，把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上。

办“小事”的能力关系着我党能否得“民心”，是党的声望和生命力的源泉。如果能做到这些，共产党就能恢复与广大百姓的血肉联系，就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这是中华“以民为本”的悠久道统。

三

概括起来，本书揭示了人民主体、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中国体制的“铁三角”。

虽然，这一“铁三角”在经济、政治、内外关系上都面对不稳固的张力，但是只要有效处理其中的辩证关系，就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稳固的基础结构。

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民族必将迎来21世纪的伟大复兴。序二中国学派大有可为孔丹

我认识鄢一龙是在2014年10月《经济导刊》主办的“依法治国研讨会”上，这个研讨会也是我们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设立青年学会的一个机缘。当时他和几位青年学者正积极推动中国学派的话语体系构建，和我的很多想法不谋而合、颇有共鸣。会后他发给我一篇“小文”，《“一体三用”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要以实践为体，以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为用，来推进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我读后回复他说：你这篇“小文”可不小，这么年轻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中国学派大有可为。

读他的这本书，我感觉他不但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一体三用”就是本书的方法论，本书体现了新一代学者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的锐气，而这种创新不是凭空臆造，是基于中国道路，是中国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法宝。建设、改革、开放靠它，理论创新也要靠这个法宝。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一句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这句话是从《汉书》里来的，不是从哪本西方哲学书里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非常曲折的、痛苦的实践，获得了正确的道路、正确的认识，最后概括出实事求是，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书中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再创造，例如书中提出的实践知行统一论、群众路线民主、总体阶级等概念，就是基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群众路线与人民中心的概念而形成的，是“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由此可见，基于中国伟大的实践与沿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进行中国学术话语创新，是行之有效的路子。

当然，这种创新不排斥其他思想，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中国学派就是把各种人类文明放到一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只讲中国自己的角度。本书也融贯了不同学科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放在一个全球普遍意义的框架下来解读，从而超越了中国特殊论。总结中国道路的辩证法，也为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话语体系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贯穿全书的中道辩证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会通传统的中道学说提出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中国学派是一定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许多现实的迫切问题都需要学者作出有力的理论回应。例如，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道路与日益庞大的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当下资本的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确实是在相互频扯缰绳。鄢一龙与其他几位青年学者（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在《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中就提出了驾驭资本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本书中又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如何驾驭资本的方略。这与我在两年前与水皮（《华夏时报》总编辑）对话时提出的要把资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思考不谋而合。

与资本权力，或者说资产阶级法权相关的就是中国阶级矛盾的问题，对此我们既不能走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又不能对资本、阶级矛盾这些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书中所提出的驾驭资本、总体阶级等概念，是一种中间道路，也是现实主义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闭僵化的路上去，那条路走不出去。右的道路无非是西方政治制度、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正道才是光明大道。

本书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2008年经历了三个三十年，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进入第四个三十年。我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第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历史时期截至2011年，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我们回顾历史，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从四个历史时期，或者说四个三十年看，还有一个命题是革命历史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如何理解这两个不能相互否定？本书提出的六对辩证法贯通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抓住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变量，是一个大的创新。对于我们选择的道路需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去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断有所前进，有所进步。

新的历史时期呼唤新的思维。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大战略是能够识局、解局、破局的，本书针对新时期的党群关系提出了建设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构想，针对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需求侧结构性战略、实行“新鸟笼经济”等建议，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新意。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派发生，推动具有中国角度、中国视野、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理论作品诞生。我们应当努力去建立这一套体系，对此我们是有历史责任的。

鄢一龙也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我与这批青年学者可谓是“忘年交”，从他们身上，我又看到了我们这批40后和50后们，当年在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探求真理，积极为国家出谋划策的锐气与朝气。

我相信，在新的历史阶段，他们会大有用武之地，中国学派将大有可为。导论两端中贯以“通三统”

相反相成。——中国古语

创造者寻找的是共同创造者，他们把新的价值写在新的版上。——尼采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绵延至今，世界各国或“有古无今”，或“有今无古”，唯我中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中华文明雄居世界东方，自西周以降，已维系三千多年的大一统。罗马、蒙古、奥斯曼、大不列颠等，或称雄一时，跨洋连洲，号称帝国，却均告烟消云散。上下数千年光辉灿烂之文明体，几经陵替而终不断裂；纵横数万里大好之河山，几经分合而终不分裂，此中华文明之两大特性，可谓举世无双。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中华民族生死一线，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忘死、为民求法，探求对这一空前的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之道：中体西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可谓一以贯之、愈挫愈勇，用鲜血谱写了一部救亡图存的伟大史诗，终使得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00多年前，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诞生，当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阶级，那些“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旦获得了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就团结起来开展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100多年来，在这个地球上，无数人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全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宝贵的生命。“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三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启了近百年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新长征。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承载着继往开来的三个“大事因缘”：赓续中华文明“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实现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梦想；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新境界，为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人民指明方向。

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也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将为世界上那些最没有权势的人们增添力量，为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人们点燃光明。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是充满激流险滩、充满不确定性的伟大长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已经经历了三个三十年（1919—1948，1949—1978，1979—2008），目前正在迈进在新的三十年（2009— ）。“中国向何处去？”在不同的历史转折期，中国都出现了关于道路问题的激烈争论。现在，我们又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中道辩证法“道不远人”，辩证法就在我们身边。比如说一个简简单单的走路，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都在：既要迈左腿也要迈右腿，既处于当下又走向前面，这就是对立统一；一左一右又一左，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走了一段平路又走一段坡路，走了一段小路又走一段大路，这就是质量互变。这三大规律的核心是对立统一，也就是迈步往前走。

中华文明的血脉里流淌着辩证法精神，群经之首的《易经》阐发的就是一阴一阳之道。《易经》本身就是变易之学，天地之间，就一流转变化而已，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自身，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深相契合的。

中国的辩证法是中道辩证法，既强调对立两端的统一，又认为统一不泯灭对立。儒家标举中道，道儒同阐太极，佛教谈不执常断二见、不落空有两边，莫不如是。

中道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真精髓所在，是千圣所同传之精义，是儒家的“道统”所在。

2009年，散佚两千多年的清华简《保训》篇重见天日。这篇简文记载了周文王的遗训，是要传给周武王的“宝训”，全篇核心就是“中”。周文王讲了两段历史故事：舜原先只是一介平民，境况不好，恐而“求中”而“得中”，才最终得承大业；商代先祖甲微将“中”传给子孙，才使得成汤得有天下。他勉励周武王对“中”要“敬哉”。

虽然对于“中”是指什么，专家们尚有不同的意见，但许多学者都倾向于“中”是观念而非实物，或者简单一点说就是后世儒家所说的“中道”。

何谓中道？这又以明清之际一位并不知名的哲学家方以智谈得好。他出了本书，叫《东西均》。我们日常称事物为“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么称呼，万事万物都是一东一西，而均就是陶轮与调音木，是用来调和两端而陶冶万物的。

对立两端之所以可以统一是由于其同出一源——太极，“阴阳，一太极也”，而在演进的过程中，都向中间趋同转化复归于太极，这就是“合二而为一”，“两端而中贯”。

太极是“一”，但是一内蕴二，太极蕴藏着矛盾，因此才能展开，同时太极又贯通到阴阳之中去，“一在二中，一参于二”，一（太极）而二（阴阳），而三（执两用中），而化生万物，至于无穷。

中道辩证法是以中国传统哲学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中道辩证法以太极（中道之体）为其体，以阴阳（矛盾）相推为其变，以对立统一体（中道之用）为其用。

中道辩证法兼对立、统一两者而言之。不但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对立与统一这两个范畴也相互贯通，统一中蕴藏着对立，而对立又向统一转变，以中道联接对立与统一这两个范畴。

斗争与统一的关系并非绝对与相对、主要与次要的关系，不但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也是绝对的，即便是最激越的斗争中，也蕴藏着统一的因素。共工怒触不周山，也就是天倾西北，地倾东南而已。如果绝对的斗争中无绝对的统一性在其中，天地恐将崩解。而有统一无斗争，天地也恐将歇息。

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时以对立为主，有时以统一为主，这是“时中”之意。中医讲究扶正祛邪，前者着眼于统一，后者着眼于斗争，何者为主，就要看机体的实际状况。人类社会也是如此，革命时期，当然是以斗争为主，建设时期，却必须以团结和统一为主。

中道辩证法并非矛盾调和主义，也不是“仇必和而解”的矛盾消解，而是不偏不倚的中道，是斗争与和谐、分散与集中、流变与暂存、平衡与不平衡、自主与开放的对立统一。

中道辩证法不是“差不多”、“随大流”的庸人哲学，那是孔子所斥的“乡愿”，“极者尽也、中也”。中道辩证法是以高度的主体性，穷极两端之理而归于中庸的“执两用中”之道，将矛盾对立面在极致意义上实现整合，从而开出新境界，也就是传统哲学中的“皇极”与集大成。

我们如果看三维的太阳系运转图，就会发现太阳系不是平面旋转的，而是螺旋式运动的。行星自转，围绕着太阳公转，同时整个太阳系也在围绕一个更大的中心运动，从而使得整个系统螺旋式往前运动。

生命的奥秘与美丽也在于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门口有一个“生之欲”的雕塑，展示了基因的螺旋结构，犹如两道炫目的彩练当空舞蹈。该雕塑由吴冠中先生创意。他写道：生之欲，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生命无涯，美无涯。

宇宙其实是一个嵌套的螺旋运动结构，而每个层级都是负阴抱阳的双螺旋运动系统，这一点在太极图中已经揭示出来了。万事万物都被某个看不见的力量所牵引，而牵引事物的更大系统又被更大的力所牵引。这种指引并超越事物的力就是太极、中道、公因与天命，是阴阳交互、趋中与转化的原因，也是事物螺旋式上升的中轴线。

因此，探求事物更深层的奥秘，不外乎寻找比事物本身更大的原因。内因就是公因，推而极之，至小无内，至大无外，说的是同一回事。

以人的本性而言，人类的超越性内在源于自我。人类不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物。人的所作所为更多受他“类属性”所驱动，一种冥冥的天意在驱使人类为他的同类服务，即便是像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最后也会发现，他一生辛辛苦苦积聚的财富，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要留给他人（家人与社会）。

质量互变的规律就是从渐变到突变的规律，是双螺旋运动过中轴线后，原有动态平衡系统被打破，进入新的动态平衡的结果。以天文而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些节气的转换，就是地球自转与公转形成的交界线，引起阴阳的消长。

否定之否定规律指的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也是双螺旋运动的自然结果，“反者道之动”，阴阳相推与互转，使得肯定、否定之后又会进入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新阶段。“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道与路本是一体两面。《西游记》又名《西游证道书》。一路走来九九八十一难，走路就是证道，中道辩证法也是道路辩证法。

中国道路辩证法就是中道辩证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同方面的展开。中国道路辩证法是理想未来的现实运动，它遵循的是最小阻力线原则，而不是最短距离的原则。就如同黄河一样，你难以将其中的九曲十八弯截弯取直，原因在于那是时势造就的，是一条最小阻力线，但是，黄河又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当你走的不再是寻常的道路，而是要开辟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时，中国道路辩证法就成为血与火的辩证法。

1935年初春，长征路上，中国工农红军濒临绝境，中央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后人根据这段历史创作了《行军告示》，流传颇广：“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波澜壮阔的新长征，同样面临着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前途，一段漫长的、充满敌人围追堵截的艰难行程。同时，这也是一段将被动转化为主动、将绝境转化为光明、将困难转化为奇迹的伟大旅程。

没有错误，就没有成功；不走弯路，就没有大路；不走绝路，就没有生路。既要知道从哪里出发，也要知道到哪里去；既要看脚下，也要仰望星空。

否定之否定并非开历史倒车，而是指通过整合肯定与否定，从而开辟出一条新路。三个三十年：社会主义开辟、奠基与展开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已经经历了三个三十年（1919—1948，1949—1978，1979—2008），目前正迈进在新的三十年（2009— ）。

第一个三十年的革命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懂得一棵大树地底下的庞大根系，就不会懂得它的参天树冠；不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无从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党的领导、统一战线等，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就已经形成。

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来与初心，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当下与未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既要告别革命，又要继续革命，中国共产党需要对其革命遗产进行扬弃式继承。以创业的心态来守业，以革命的精神来执政，中国共产党就会永葆青春，无往而不胜。

第二个三十年的建设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打下了基础。中国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成功，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国防安全红利。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翻了一番，人口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7.8岁，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年提高到5.3年，这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人力资本红利。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

同时，第二个三十年的快速工业化是以高积累率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为前提的，工业化的成就并未转化为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到1978年城镇化率仍然不足20%；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缓慢，以1952年价格计算，1978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只有143元，只比1952年提高了0.8倍。到1981年，仍然有84%的人口，生活在每人每日支出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第三个三十年使13亿中国人富了起来，也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增长奇迹。1979—2008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2008年GDP相当于1978年的17倍。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大的国家，按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25美元计算，1980年以来，中国有近7亿人口脱贫。

但是，这一时期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等问题，金字塔顶端的富裕人口占有了全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同时，资本的逻辑向政治、文化领域全面渗透，出现了各种触目惊心的乱象。

以辩证眼光来看，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场伟大新长征，是转危为机、转败为胜的关键一招，是拥抱其对立面，以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惊险一跃。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突破了危机重重的困境，实现了伟大战略转移，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主动权。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那个关卡，没有改革中国有可能就闯不过。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更多自信，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其活力，开始面向未来，展现其勃勃生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也为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保留了根据地，指明了前进方向。走进新的三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全球大势与国内局势都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正走出冷战结束以来的低谷。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入新的三十年。

当前正发生着深刻影响未来的改天换地式的三个大事变：

第一个大事变就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进程正在断裂。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危机进一步向深度演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坍塌，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全球生产贸易链条分化重组，对外投资与贸易萎缩，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

第二个大事变就是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正登上历史舞台。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国际格局正发生着“一超多强”到“两极相联”的结构性变化，现有的全球秩序正发生着深刻转型。

第三个大事变就是人类正向智能互联的新时代迈进。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在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时，也使得其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并使得共产主义理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现可能性。

与这三个改天换地式的大事变相应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战略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国内经济发展形态深刻变革，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驱动力向创新转移；政治生态深刻变革，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以空前的力度和决心铲除自身肌体上的腐败毒瘤；全球战略深刻变革，从不出头、决不当头的跟随策略，转变为充分发挥领导力的超越策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战略变革举措的推出，中国已经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这不但将改写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将改写人类的历史进程。

展望新的三十年，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直面国内外尖锐的矛盾，实现两个标志性的战略目标：第一，在国内实现共同富裕；第二，在全球成为新型的超级大国。

这意味着对现有所有可以借鉴的国家样本的根本性超越，也只有这一根本战略目标的实现，才真正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顺利度过了赶考阶段，同时，必将推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通三统”：中国道路的六组辩证关系

北大学者韩毓海将《春秋》大一统、“通三统”之说称为儒家的大道与历史辩证法。《春秋·公羊传》的历史观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辩证批判的进程，这就是《白虎通义》所论述的文质三统承衰救弊、交相损益的过程。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是深相契合的。

儒家并非简单地要恢复周制，而是在宗周同时，试图整合夏商周之治，以开新统。这就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大一统者，通三统为一统，周监夏商而建天统，教以文，制以文。春秋监商周而建人统，教以忠，制尚贤也”。

与历史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相契合的是，大一统既是述往事，更是开新命。韩毓海说：正是通过对商和周制度的辩证批判，孔子试图去思考、想象和创造并设计未来的“太平世”。

儒家的历史辩证法并不彻底。它是天道循环论，变化不过是常道的不同面相周而复始的展开。这种历史观与天文周期、农业周期、王朝周期都是相应的。因此，公羊学传统的新王是改制不改道，改的是面子不是里子，“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之道是“百王不易”，数千年不变的。

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进步史观，历史演进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是由历史自身进程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所决定的，它并不承认常道，而是以变为常，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周而复始，而是更高水平上新的肯定。

当代中国也面临“通三统”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三统”是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通此“三统”而开新统，此之谓为中国社会主义探求大道、筹谋新命。

社会主义三个三十年是交错的：一是要处理第一个三十年与后两个三十年的辩证关系，即革命与执政的辩证关系；二是要处理前两个三十年与后一个三十年的辩证关系，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辩证关系。

从长的历史阶段来说，执政只是漫长革命的一个步骤，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历史辩证法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历史进程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彻底告别革命，这一直要延续到人类真正的太平世——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革命的传统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命，不同于传统的新命，不但要改制，还要改道。革故鼎新、破旧立新，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超越中华传统精义所在。

执政的逻辑不同于革命，它的使命在于建设新的世界，而不是破坏旧的世界。它是以立为主，破也是为了立。新时期的革命不是疾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久久为功、永远在路上的改革、建设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没有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就没有后三十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展开，没有后三十年的发展，前三十年的奋斗也失去了意义。

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理论的奠基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整体中，活的灵魂一以贯之，而其中矛盾冲突之处实际上是在不同时期处理不同矛盾而体现出来的不同面相。

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不仅取决于过去和现在，也取决于未来的进一步揭示。新的三十年发展取决于有效整合前三个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全面建设的新阶段。

四个三十年的探索，那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所要处理的一组共同命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答卷。

第一，认识论的命题需要探索如何正确认识世界，如何处理知行关系，如何处理实践试错与理论指导的关系。

第二，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的命题。在这一剧烈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核心领导力量，同时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党的领导又需要找到有效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的途径，因此要处理人民主体性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

第三，斗争与团结的命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始终存在着依靠谁、联合谁的问题，存在着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因此需要处理斗争与团结的辩证关系。

第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命题。需要处理理想的社会建构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现实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需要实现经济建设中心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对立统一。

第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命题。如何通过驾驭资本，有效处理市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第六，中国与世界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格局变化的条件下推进的，不同的时期都需要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需要实现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对立统一。

探求中国道路六对辩证法树立根本，贯通社会主义四个三十年筹谋新命。本书从上述六组辩证关系中来阐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四个三十年之间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并提出新的三十年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的战略构想。第1章实践的知行辩证法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王阳明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

认识论是生死攸关的，有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会少犯错误，就可能成功。

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思考中国革命历经曲折的原因，一开始他以为是因为经验少。毛泽东告诉他，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问题，张国焘的经验就不少，也犯了大错误。毛泽东还让他要多学点哲学。

毛泽东说的思想方法的问题，就是知行关系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知行合一”之说。1937年7月，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并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此，实事求是成为指引中国前行的认识论。

如何能够实事求是，却是颇多疑难。实事求是的确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毛泽东本人晚年发动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却又大大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和邓小平同样倡导实事求是，但他们对于中国实际状况的判断与战略抉择却出现了重大的差异。

毛泽东的《实践论》这一经典文献，仍有可以探讨与发挥的未尽之意。1961年底，毛泽东想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作，但是并未写成，最后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篇短文。

摸着石头过河与理论指导如何统一？现实状况与理想信念如何统一？思想解放与思想建设如何统一？这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都需要作出新的回答。知行统一之难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指个体理论认知与行动的统一，道心本体的发明与日常合道行为浑然一体、相互转化，并以此扩充到家庭、社会与国家，以收修齐治平之效，维系万世不易的道德秩序。

近代以来，面临着巨大的现代化冲击，传统秩序整体性失效。中国的“知行合一”面对的任务是要改造一个传统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并导向一个现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

这种结构性转换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挑战，虽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成功所激励，也有其他国家的经验资源可以借鉴，但就其性质而言，无论从理论和行动上，都是一个开放条件下的创造性活动。

这一历史条件下的知与行的统一，认知的复杂性要更甚于行动的艰巨性。

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在他的《建国大纲》中提出“行易知难”。在开始阶段，虽然经历了无数的奋斗，付出了无数的代价，但是仍然在困境中挣扎与彷徨，但一旦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就形成了势如破竹的局面，短短几年时间就改天换地，辛亥革命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创立者，一生讲求实事求是，一贯不离实际情况左右，但蹊跷的是，毛泽东在晚年却犯了两个明显脱离实际的错误，一个是“大跃进”，另外一个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何处落入了认知陷阱呢？是因为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吗？毛泽东晚年仍然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和搜集各方信息，从各种历史资料来看，毛泽东并非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与他的同事们的最根本分歧是对于实际情况的解释与判断的不同。

人类对于所接受信息的解释与判断，都是基于自身的信念体系，信念体系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甚至一碰到与信念体系不一致的信息，整个人的耳目头脑就“关了起来”，信念体系越强大，越倾向于自我强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带队在湖南毛泽东、刘少奇的家乡调研。田家英发现群众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呼声异常强烈，而在回京向毛泽东汇报这一想法的时候，毛泽东却很不满意。

与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想法不同，毛泽东认为一旦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就会从社会主义道路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察觉到社会乃至党内高层，都有强大的与自身意见不同的呼声之后，就开始强烈地反击，批判“单干风”。

在面对实践过程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张力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对现实状况的解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基本上是属于“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身上颇有些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越是危难险重，越激发他斗志昂扬。1929年10月，他在养病期间，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反悲秋之意而用之，“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一扫千古悲秋凄凄惨惨的气象。

毛泽东一辈子的革命生涯，可以说是由他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系列战略步骤组成，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这种高远的战略思考、连贯的战略步骤与系统的理论建构，使得他的信念体系无比强大，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同时也使得他的信念体系缺乏应有的灵活性。他计日程功的急迫感无疑加剧了这一点。

这使得他易于藐视现实的挫折，不愿承认失败，只是将其解读为暂时的曲折，而不是需要改变战略方向，越是受挫，越是反击。

而他的战友们，更倾向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反复申明“分田到户”的措施能够促进农民增产。这一点是造成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后来一系列分歧的深层次的认识论根源。

除此之外，毛泽东晚年时中央集体决策机制受到严重破坏，他个人的错误观念，无法得到集体的制衡与纠错，这也是他晚年犯错误的重要根源。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陈云同志有句格言，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说：“我的体会就是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这十五字格言是对于毛泽东《实践论》的很好补充，只有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克服认识的主观性，保持信念体系对于现实的开放性，才能实现客观实在对于主观认识的修正，这是唯物论；只有做到了“交换、比较、反复”，才能克服认识的片面性，认识需要对立面来自我扬弃与自我实现，这就是认识的辩证法。

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得到了进一步贯彻，领导人更务实，决策也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我国的集体决策机制开始重建，形成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统一的“集思广益”的决策模式，重大决策都是基于调查研究和充分协商、广泛参与。

在实事求是认识路线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高度一致的。邓小平同志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邓小平同志在对待现有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上，比毛泽东无疑更具开放性。

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人就问：能不能开出一套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来？还有人说是否就按照国际上某一个模式？事实上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可以照搬的模式。

一切都要留待实践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放性的探索，是一个实践的创造。邓小平同志也不希望过早将其模式化，因此，他提倡不争论。他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也体现在如何界定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开放性上，将原先认为是本质特征的看成是手段。在市场与计划争论胶着时，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并非实用主义者。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老而弥坚、弥笃。

他在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同时，也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对他这一代共产党人而言，引入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转向资本主义，而是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战略迂回。

近年的一个秋日，在丹桂飘香的莫干山，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讨会。在短短的几分钟发言中，我提到了国有企业改革也有个社会主义之道的问题，不能只看经济效率，还要看到国有企业是我国逐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与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经济基础。

也许是由于我的发言过于另类，马上被主持人打断。另外一位前辈经济学家，对我的观点回应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的成功恰恰是由于没有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按照实际成效来推进改革。

这个小插曲，使我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用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谈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有多么不合时宜。在许多人眼里，社会主义只是无关乎现实的空洞口号。“存在就是合理”，这句被误读的黑格尔名言，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然而，如同恩格斯阐述的，在黑格尔那里只有具有必然性的存在才是合理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丧失了任何必然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来把它消灭，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任何现实性都不是永存的，没有永恒秩序与历史终结。

现有合理化的一切，都有其前提，特别是身处大转折时代，地基一旦变动，“理性”的大厦就开始坍塌，以前合理的一切，就会变得完全不具有必然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只有批判性的思考才能引导我们上升到更高的未来。实践：知行统一体

我们经常把实践看成理论的对立面，看成改造现实世界的行动。

马克思并不这么看。他指出：不能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实践，也要从主体方面与能动性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的很多思考并没有充分展开，而是以格言的方式传世，言简意赅，蕴含着深刻的思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就是这样的一个警句集，特别是要注意第三条的这个表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对于马克思而言，实践是知行统一体，而不是其中任何一方。他将实践定义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感性的人”，就是指实践的认知性，就是主观世界的改造；“人的活动”，就是“改造世界”，就是客观“环境的改变”。这是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关键之处。

学问思辨行，其实都是一事。理论工作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学习不是拷贝信息，不是将“客观化的观念”塞入大脑，而是一个能动性的创造过程。学习就是低级的创作，创作就是高级的学习。学者将世界写入书中，行动者将书写入世界，两者一体两面，密不可分。

知与行两端的连接、统一与一致就是实践。这是由于实践是活的，是源头活水。实践就是创造，是人类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当然，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全部的人类历史就是实践知行辩证法展开的进程，是行动与认知的对立统一体相互批判、相互展开的进程。

实践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是双重的。它的行动特性表现为对于客观世界的批判，即改造客观世界。它的认知特性表现为对于主观世界的批判，即改造主观世界。

人类的观念通过实践活动转化为具象化的客观存在物，而客观存在物通过实践活动转化为人类的观念形态。“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每个实践细胞中，都蕴藏着知行矛盾的染色体。行动带着目的性与主观倾向，认知依赖于对于行动的“明觉精察”。两者本来都内在于实践，但是对象化后又都成了独立的存在。

与理论相对的不是实践，而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

实践是未对象化的知行，而理论是对象化后的认知，是“客观化的观念”的堆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是对象化后的行动，是“人化的自然”的堆积。

当我们用死的知识体系来规制行动，或者只是埋头行动，讲求实效，知行两者就分离了，前者就是教条主义，后者就是经验主义。

两者只有重新结合到鲜活的实践中，才能获得重新的统一。就像马克思说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同样，任何人类有意义的行动，也只有进入认知世界，才能指导未来。只有将知行统一到实践中，知识才会转化为智慧，经验才会转化为历练。《西游记》说的就是一个实践知行辩证法的故事。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孙悟空法术再高，也无法一个筋斗云将唐僧送到西天。走的过程既是知也是行，既是取经也是修道。唐三藏是知，孙行者是行，他们的结合就是知行合一。他们实际上得了两份经文：一是无字真经，这是他们从实践中修来的为己之学；一是有字真经，是到东土散布流行的为人之学。

实践的知行统一，不能靠发明家，只能靠试错，脱离了行动，再高妙的发明也只是放空炮。同时，实践还是社会的活动，就是马克思说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群众的现实的革命性活动。

因此，它既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性所在。

知行之间的转化就如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的那样，是个知行互动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一无所知、无从下手，到知之不多、到处碰壁，再到知之甚多、比较在行，最后达到成竹在胸、得心应手的境界。

实践的量变达到质变的转换点，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两次飞跃”。

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感性认识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次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取得了成功，这便又产生了一次飞跃。后一次飞跃比前一次更伟大，因为他证明了前一次的认识是正确的。

只有掌握了客观规律，才进入了认知的自由世界，也只有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才进入了行动的自由世界，这就是行动与认知的“两次飞跃”。

当然，这只是阶段性的统一，并不是所谓的绝对真理或者绝对自由，由于实践自身的否定性，一旦两次飞跃达成，新的摸索又开始了。

总结前后三十年中国道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两次飞跃，需要实现实践知行辩证法的三个统一：

实践的客体性与认知性的统一；

理论的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行动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实践是所伟大的学校

实践是改造世界的活动。它表现为现实的力量，当然就具有客体性。同时，实践也是认识世界的活动，它是我们探测世界的一个探针。

毛泽东说得好：“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中国传统思想是从实求知，知不离于实。

中国思想家不纯粹从抽象静观与理论建构的兴趣来探求对于世界的认识，而从来是把“致知”与“格物”看成活的互动的关系。实践是源头活水，而知识也必须是“活泼泼”的，需与实修、实证相应，“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五灯会元》就有一个话头，一位禅师在窗下读经，看见一只蜜蜂不断地扑拉着窗纸想钻出窗户，禅师感叹其愚昧：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去，偏偏要钻故纸堆，真是“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中国思想家对于构建庞大思想体系似乎并不感兴趣，中国的经典大多简要，以“格言录”、“寓言集”行世。不崇尚繁复的演绎，而是强调“简则易知，简则易行”，因此名学、逻辑等学问在中国不发达，大体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其流于空谈，不切实际。

实践是真知之源。习近平同志说：“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留心处处皆学问。”

他一辈子上的最重要的大学，不是清华大学，而是“梁家河大学”。在这片陕北的黄土地上，在他7年艰苦的插队生活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最重要的人生历练，不但过了“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由一个北京干部子弟回归到人民本色，接上了地气，还给村民办了许多大事和好事，得到群众认可，学到了获益终生的学问，懂得了什么叫实际，懂得了什么叫群众。他是从这里走向了中国。后来他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中国的革命道路是探索、试错出来的，是付出无数烈士牺牲的代价，才找到的正确道路。

晚年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毛泽东选集》哪里是我的著作，那是血的著作，《毛泽东选集》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恰恰是由于毛泽东这种“山沟沟的”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博古、王明这些教条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领导权。

中共军事将领都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粟裕等著名的共产党军事指挥家都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靠书本上学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土包子”把国民党正规军校毕业的将军们打得落花流水。

建设时期也是如此。1949年毛泽东就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引入了苏联模式，但这也并非照搬照抄，而是“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到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更是有意识地摆脱苏联教条，独立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即便其中有过曲折，也是个伟大的学习过程。

中国当年建立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

计划调控权力主要下放到地方，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主要集中在中央，没有像苏联那样搞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主要对重要工业品进行计划控制，保留了“大计划、小自由”的体制。

改革开放所走的道路，更是在开放条件下的探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不像有人所说的是思想对外开放的结果，而是在开放性地对待所有思想资源的同时，坚持从实践出发、问题导向、自主决策，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样的方案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采用什么样的方案。

实践者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过程，而不是那些贩卖洋教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如同《伊索寓言》中，那个以“嗡嗡”声宣布推动历史车轮的苍蝇，其实是车轮推动了它，使得它身价大涨。

这一点在中国决策的逻辑中也看得很清楚。中国的决策过程非常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在重大政策出台之前，从国家领导人到文件起草人员，都要开展大量的调研，深入到地方和基层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信息。

同时，注重总结前一轮政策的实施经验。中国存在大量反复进行的政策循环。例如，五年一次的国家五年规划制定，每年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等，这些政策制定前期都要对前一轮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回顾，分析问题，总结经验。

摸着石头过河，采取试错的方式来探索发展道路，是中国道路认知论的鲜明特点。

这种试错过程知行两者是不分的，“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根据实践的反馈，来调整自身的认知，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失败的就是错误的，就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反复试错中，开始比较盲目，后来越来越找到其规律性的东西，从而进入得心应手的境界。因此，毛泽东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当然，注重试验与试点，可以降低试错的成本。中国的大量政策是通过归纳和提升地方经验形成的中央决策，并加以全国推广。大量变革都是先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成功之后再推行到全国。

古往今来成事的人，都有一些野蛮生长的精神。任何创新的道路都是在实践中开辟出来的，而不是秀才们纸上谈兵和沙盘中推演出来的。

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试。

任何伟大的事业在其没有成功之前，有的都只是风险与争议，而不是鲜花与掌声。任何新路都是在没有道路的地方闯出来、杀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初，特区的先行先试是如此，今天的“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如此。

中国人遵循的做事逻辑是，考虑到一定程度就去做，边做边调整，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知行统一。人的认知与行动都是不完善的，事情要一步步才能做起来，而认识也是一步步到位的。

如果把认知序列看成A，行动序列看成B，中国遵循的实践理性是边认知、边行动，认知与行动是交错递进的，它的逻辑序列是A1、B1、A2、B2……An、Bn。西方国家遵循的是抽象理性，希望能够有个完美方案后再付诸行动，是先认知、后行动，从A1到An，再从B1到Bn。

人的认知特性决定了，如果不迈出第一步行动，就不会有第二步的认知，这就是为何片面追求决策的科学性，最终只会流于空想与空谈。这也是为何所谓的“分权制衡”体制，中看不中用，过嘴瘾而不务实。

2013年11月，伦敦市长约翰逊体验完中国高铁，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大发感慨：这条从北京到上海全长813英里(约合1300千米)的高速铁路，沿途经过多个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车站，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整个项目历时多久？两年!朋友们，是两年!这是我们空谈高铁2号项目的时间，两年间我们花费数亿英镑进行设计、协商、规划，却到现在还没有铺设铁路。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以快打慢的时代，快与好的辩证法在于我们必须小步快走、快中求好、不快可能也很难好。很多时候，快速决策、快速推进、不断改进、分期收获比什么都重要，企业的竞争如此，国家的竞争也是如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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