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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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中）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真相
“波音之父”原是中国人 回国后未获蒋介石重视
1916年6月，作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3人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夷之长，救中国之短”，是所有中国年轻人最热切的期盼，王助也投身其中。
王助等人毕业后，正赶上袁世凯称帝风波，他们的公费留学款项全无着落，无法立即回国。正是窘境中，王助得到了进入波音的机会。
美国波音公司的创办人威廉·波音原本是西雅图市的一个木材商。1916年7月，威廉·波音与一个热衷于航空事业的军官威斯特夫成立了太平洋航空器材公司。1917年，威斯特夫跟随美国海军参战，不得不选择离开。威廉·波音于是将公司更名为波音。威斯特夫与王助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班同学，由于他的离开，威廉·波音急需寻找一名航空技术方面的人才，来填补威斯特夫的位置。于是，王助被推荐进入了当时规模并不大的波音公司。王助的到来，被视为“天降贵人”，他很快就被聘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
尽管威廉·波音和威斯特夫造出了B＆W-1型水上飞机，但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况。当时，飞机的主要购买者是美国军方。他们发现这种飞机起飞与降落的成功率很低，根本达不到军方的标准。王助很清楚B＆W-1型飞机的缺点，而他的目标就是要提高飞机起降的成功率。为此，王助设计出一架有着双浮筒双翼的B＆W-C型水上飞机，成功地通过了美国军方的测试。美国海军部一次就订购了50架。
这份订单为波音公司带来了57万美元的收入，是波音发展史上最需要的第一桶金。凭借着王助的出色才能，新成立的波音公司开始站稳了脚跟。按理说，王助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拓展飞机制造领域；作为波音公司的元老，他也可以累积大量的个人财富。但是，他却在B＆W-C型水上飞机刚获得商业成功的时候，转身回到国内。事实上，王助是“愤然”回国的。在美国时，他受到了严重的种族歧视。尽管B＆W-C水上飞机的设计、制造都出自王助之手，但在进行飞行测试时，美国方面却不允许王助进入测试场地，担心他会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
这种明显针对中国人的歧视，使王助极为愤怒。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
王助等人回国后，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筹款创办飞机制造厂。1918年2月，中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马尾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成立，王助被任命为副处长。1919年8月，王助与其好友巴玉藻为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其后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决定在成都建立中国航空研究所，王助任副所长。
解放战争后期，王助迁居台湾。由于他“出身”的海军水师学校隶属于北洋海军系统，这样的背景使他始终未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只在成功大学教书。1965年3月4日，王助在台南病逝，终年73岁。
上甘岭战役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上甘岭战役，无论在亲历者的讲述中，还是在战史专家的笔下，都是一场举世闻名的极其残酷的战役。志愿军英雄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的壮举在这里成为普遍现象，高度表现了志愿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烈焰的敢于作战、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和顽强作风。秦基伟将军写道：“上甘岭战役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在我方，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的淮海战役”；而在敌方，上甘岭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岭”。那么，我胜敌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七师和配属的韩二师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开始了
对于这场战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志在必得。狂妄至极的范弗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时间、伤亡200人便拿下上甘岭。然而，经过43天的激烈争夺，“联合国军”付出了25000余人的伤亡，也未能占领这两个小小的阵地。11月16日，美联社悲哀地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甘岭）是打败了。”11月25日，“联合国军”已无力再发动进攻，其“金化攻势”被我军彻底粉碎。上甘岭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岭”。
这次战役的策动者范佛里特后来公开承认：这次作战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则写道：“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与此相对照，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则霸气十足地说：“上甘岭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军事打击。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
秦基伟将军留有一部回忆录，其中有专门章节总结上甘岭战役。由于秦基伟是上甘岭战役中国军队的主将，因此，他对此问题的认识无疑比其他人更深刻，更全面，他的一些独到的见解，更能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
秦基伟对上甘岭战役有一总体的评价，他写道：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它由高地之争最终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战役，由最初的营、连战斗，磁石般地吸引双方力量，最后我十五军全军投入，并加强了十二军部分部队；敌人方面参战总兵力6万人以上，可见该战役牵引力之大。战役刚刚开始时，朝鲜其他战场上还有一些战斗，等上甘岭战役进入高潮，其他战斗几乎都告暂停，上甘岭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末梢，动一动，痛全身，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片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后有人说上甘岭战役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是“朝鲜战场的淮海战役”，这些话是有一定根据的。
关于该战役取胜的原因，秦基伟总结了以下七个方面：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司、兵团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的胜利。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规律的认识逐步加深，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祝贺志愿军出国两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话：“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予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重大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又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进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方法结束朝鲜战争。”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他还有个通俗的说法：“零敲牛皮糖”。实践证明，这是“致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并取得胜利。因此，总结取胜的原因，秦基伟首先归功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上级的正确领导。他指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司、兵团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的胜利。五次战役后，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不断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时间。毛主席的这个指示通过实践证明是很英明的，特别是在1952年以后，朝鲜战场上不断成排、成连、成营的歼灭敌人，不仅从实力上削弱了敌人，更从心理上威慑了敌人，为上甘岭战役取得全胜奠定了基础。在上甘岭战役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始终对战事进展密切关注，不断发来电报，进行战役指导，对我将士给予了巨大鼓励和鞭策。志司和兵团直接调兵遣将，全力支援上甘岭，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信心。
老警官回忆与溥仪遗孀李淑贤交往 曾多次救驾
李淑贤与史育才的交情始于40多年前。1962年4月30日，李淑贤与溥仪结了婚。这个日子是溥仪刻意选的，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他来说，成为公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成为劳动者。
在全国政协机关院里住了一年多，李淑贤与溥仪搬到了西城区福绥境一所带回廊的西式风格房子里居住。李淑贤家的管片民警是史育才，自从认识了溥仪夫妇后，史育才与这个特殊的家庭保持了30多年的联系。
1965年初，溥仪因为尿血严重住进了人民医院，接着，溥仪膀胱内的两个瘤子被确诊为恶性肿瘤，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溥仪被转到协和医院高干病房治疗。出院做放疗期间，“文革”闹起来了，红卫兵小将们日夜闹着要揪斗溥仪，每次，李淑贤都让溥仪叫史育才来“救驾”。当时史育才已经担任福绥境派出所副所长职务。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溥仪家又来了一群红卫兵，溥仪吓得跑到派出所去找史育才。史育才一见到溥仪，赶快把他领到派出所后院里隐蔽起来，但还没听清溥仪说原委，史育才就被人拉走了。原来，一群红卫兵要抄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嘱咐溥仪哪儿也别去，就在派出所后院等着他。史育才赶到程砚秋家劝说红卫兵，说程砚秋虽然是地主出身可他早年曾经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力拿走。劝走了红卫兵，史育才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41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史育才与晚年的李淑贤合影
史育才忙乱到中午才赶回派出所，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史育才赶快让民警给溥仪弄了些饭吃，心里琢磨着怎么保护溥仪。史育才心里没底，上面明确要保护统战人物，但眼下局势已经失控了，没有尚方宝剑不行。于是，他拿起电话请示公安分局，分局领导被揪斗靠边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请示，市公安局让他请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让他再次请示市公安局。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周总理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我们就保溥仪！”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放下电话长出了一口气，来到后院，对溥仪说：“溥仪先生，您踏踏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说着，他把派出所对外对内两部电话机的号码666807、666723都告诉了溥仪：“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第二天晚上，史育才就接到溥仪的电话：“史所长，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马上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去。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史育才往院子中央一站，左右跟着两名带着红箍的红卫兵纠察队队员，他问：“你们来溥仪家为什么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史育才说：“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好的证据！”红卫兵们只好对溥仪一阵声讨后撤走了。李淑贤和溥仪千恩万谢地把史育才送出家门。这以后，又发生了多次类似“惊驾”事件，都被史育才解了围。溥仪对史育才感恩戴德，开口闭口称他“救命恩人”。
1966年11月的一天，史育才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来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史育才对溥仪说：“您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12月23日，溥仪因尿毒症第六次住进了协和医院。1967年1月30日，李玉琴在协和医院见到溥仪，李淑贤忙给史育才打电话，没想到，史育才已被下放偏远郊区“办学习班”了。
9月，溥仪感到来日无多，他想见史育才，希望在他身后史育才能继续保护在京无亲无故的李淑贤。李淑贤两次去派出所找史育才，都没找到他，派出所的人问她找史育才什么事，李淑贤实话实说：“溥仪先生想他了，能不能让史所长去医院看看他？”回答说史育才被“办学习班”了。“办学习班”实际上是被限制了自由，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被“彻底砸烂”，几乎大小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被打倒，三分之二的民警被下放劳动。身不由己的史育才没能了却溥仪的这一心愿。
1979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回到福绥境派出所后，李淑贤已经搬离了原来的地方。不久，史育才也离开了福绥境派出所，调到北京市公安局行政科工作，后来，又到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任院长。这期间，他从一个亲戚那里听说了李淑贤的下落。溥仪去世后，李淑贤搬了几次家，住在朝阳区团结湖居民区，是朝阳区政协委员。
史育才没有马上和李淑贤联系，他想，李淑贤的境况转好，自己也无需给她提供什么帮助了。没想到，几天后，李淑贤就把电话打到了史育才的办公室。史育才虽然是院长了，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李淑贤非常高兴又和史育才联系上。
史育才与妻子去看望李淑贤。李淑贤的确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老了，老得让史育才快认不出来了。李淑贤的境况并不像史育才想象得那样好，她当时正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属之事打官司，她与溥仪家族的关系也处得不尽如人意，加之病弱，史育才记忆中那个美丽的李淑贤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老太太了。
李淑贤依旧信任史育才，不管是史育才夫妻去看她，还是她在电话里和史育才叙旧，她都不加掩饰，她诉说溥仪去世后她的孤独，对看不惯的东西直言不讳，感慨万千。李淑贤说，溥仪死后，虽然没人再登门去找她的麻烦，但是她的生活有些拮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每月给她补助60元，加上她的工资，生活水平比起北京市民来好了许多。让她感到烦恼的是，总有一些关于她的闲话传来传去，很是影响她的情绪。
自从和史育才又联系上后，李淑贤每年都给史育才寄一张贺年卡，感谢史育才对她的关怀。
李淑贤在所有认识的人面前都称赞史育才，渐渐地，知道史育才保护过“皇上”的人多了起来。北京一个电影导演找到史育才，请他帮助约见李淑贤。史育才把李淑贤接到了香山疗养院，导演和李淑贤长谈后，准备构思一部关于末代皇帝题材的电影，动笔写剧本的时候，香港的李翰祥导演的电影《火龙》公开放映，里面涉及溥仪被特赦后的生活。
因为担心题材重复，导演和李淑贤的合作没再进行下去，但是，电影《火龙》却让史育才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里边的“史所长”的原型就是史育才。影片里的“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看了他最后一面。而现实中的史育才却因无法抗拒的原因，没能到医院给重病中的溥仪送去一点儿安慰。史育才决心今后加倍关照李淑贤。
1994年，李淑贤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西直门内大街，她马上把新地址的电话告诉了史育才。此时的李淑贤已经70多岁了。
199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史育才又去看李淑贤，发现她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上遮阳伞。她苦笑着说：“我一个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着自己的儿子给李淑贤的三个西向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伞。对这件事，李淑贤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她给史育才写信说：“今年夏天我不怕晒了，三个房间安上了帘子，太阳进不了室了，比每年夏天热得好多了，是您做的好事，我是永远难忘的，您对我的帮助虽然不是一件大事，当今像您这样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锦上添花，雪里送炭的人很少，28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做人实在不容易……”
1996年年末，史育才照例又收到李淑贤寄给他的贺年卡。当时，《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刚刚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淑贤的心情显得挺好，她在明信片上写着：“史院长您好！祝您们全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您11月份来看我，衷心感谢！日记天津出版社还没寄来，他们寄来了我马上给您打电话，请您来拿，您没工夫，给您寄去。多多保重，万事如意！”
史育才没想到，这是李淑贤寄给他的最后一张贺年片。5个月后的1997年6月9日，李淑贤病逝了。因为没及时得到李淑贤病逝的消息，史育才没赶上到八宝山公墓给她送行。十年来，他仔细珍藏着那张最后的贺年片以及和李淑贤的合影。
老蒋挖我祖坟大失民心必败无疑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环抱其间。它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能至。它的豁口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杜鹃火红。有两山陡立，过去原有一桥，桥下是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干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只因毛主席由东而至，所以称它为“西方山洞”。
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辛勤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毛泽东的祖父也是很信这个东西的。
有一次，毛主席讲：“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毛主席还讲：“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即现在的毛泽东故居）来了呢？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毛主席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毛主席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两人都想埋在这里。还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毛主席笑着说：“我看这个风水先生既会挑拨离间，又能平息一些事情，他说：‘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两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奇了，风水先生还能与土地对话。”他还说：“只有在封建时代是这样，谁愿意早一点死呢？死是一种自然规律，谁又控制得了呢？”
毛主席沉静地讲道：“不过，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
毛主席讲这番话时，两眼含着泪光。谁能理解主席的这一孝母之心呢？有一次，毛主席看韶山县志，他说：“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毛主席讲这话时，是很高兴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利了，打败了蒋介石。同时，从另一个方面看，毛主席也是很讲民心的，他有一颗慈祥的心。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两山相夹，仍是一个大洞。毛泽东对滴水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很多亲人去世后就埋在这一带山上。
毛主席喜欢这个地方，夏日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陪同毛主席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同志。那次，我没有去。但后来得知毛主席对周小舟同志建议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泽东的下榻处。1号楼背靠毛家的祖坟，由坟地延伸而至，面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房屋倚山而建。房内有会客厅，还有两套住房。从1号楼至2号楼的回廊上，有几间偏房，是给工作人员居住的。1966年，我随毛主席南巡，就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新华社摄影师钱嗣杰住在2号楼。2号楼是2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3号楼有3层，就在进洞不远的山脚下，距1号楼约有600米，是8341部队和省委接待处同志的住宿地。
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
抗战初期，国民党几十万装备远远优于红军的军队，竟然在对日作战中不数日就损兵折将，一败涂地。如果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那么，即使红军倾巢而出，对于整个华北前线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其或能阻敌于一时一地，但鉴于这场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考虑到红军存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挽救华北局部领土丧失于一时，而是要在未来的阶级战争中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当然不赞同让红军在此时付出致命的代价，致使整个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从此失去实力的依托。
大敌当前，不惜与日寇玉石俱焚的政治氛围中，不要说外人无法理解毛泽东的苦心与远虑，就是中共中央高层军政负责人，绝大多数也很难接受毛泽东这时的看法。1937年8月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蒋介石、阎锡山等又紧急催促部队出动开赴前线，部队内乃至共产党内要求与日军作战的情绪也十分强烈。但毛泽东依据其在党内分工负责军事问题的权力地位，仍旧坚持“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可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此事关系重大”。故必须让国民党同意：（1）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2）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3）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4）不得分割使用红军。且红军必须“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
毛泽东甚至明确告诉军政领导人称：“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势下”，必须有一支奇兵袭入敌后，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因此，目前要“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不要打阵地战、运动战，甚至不要集中打仗，因为“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的意见是，八路军应立即分散兵力，“出至敌后”，通过没收大地主政策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同时配合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中央于8月22-25日在陕北洛川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党的阶级意识的问题。他声称：“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限制我们，一方面破坏我们”。对于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博古等强调“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说国民党集中力量专打我们的主意是不对的”，以及相信红军是可以打大仗的，主张红军主力“还是以全部出动为宜”，因为“人民对红军出动是热切盼望的”，出动太迟会造成不良影响等，毛泽东和张闻天毫不动摇。张闻天明确表示：“红军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慢来决定，我们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话，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毛泽东也坚持认为：“目前最亟需（须）的是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一定要了解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红军必须要在保存自己的基础上争取消灭敌人，故作战原则只能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明显反映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
洛川会议实际上并不能根本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尤其是随着蒋介石作出让步，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地位，八路军主力陆续出动，大多数干部以及前方将领显然急欲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因此，八路军一一五师刚一抵达山西前线，就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诸如平型关战役这样较大的作战行动。
平型关伏击战显然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士气，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以400余人的伤亡，而且大量是团、营、连、排干部和部队骨干的伤亡，来换取歼灭日军两支非战斗部队，缴获上百支枪，一个俘虏都没有捉到的胜利，对于这个时候只有三万余人的八路军来说，仍是相当沉重的代价。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想象力的。该师团这时总人数为22000人，步枪手只有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月底出动抗日时，总兵力34000人，步枪仅10000余支，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最初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愿望，把八路军如数投入对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即使几年之后，在八路军的装备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的一支作战部队，也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战争开始之初，日军相对集中，作战力较后来更强的情况下，要从容地集中部队对日军进行歼灭性的战斗，把自己的伤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更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增加了近两倍。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共在战争开始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全力使自己“由壮气军的地位到实力领导的地位”，进而使“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要等到中共军力壮大起来，并在实际上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以后。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最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和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及策略根本出发点的政治特性。毛泽东几年后对此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他宣称：人都是功利的，共产党人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道理。具体到如何抗日，如果只顾局部的和眼前的抵抗而牺牲掉革命长远的利益，那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处处着眼于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最终的胜利，就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了。
但是，面对日军大举入侵，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之际，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能够始终把党和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那样一种时刻，尤其是在日军节节推进，国土大片沦丧，许多人都寄希望于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发挥榜样作用的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要让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能够时时处处想到要确保党的长远利益，而不受舆论、情感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干扰，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毛泽东这时在保存壮大自己武装实力的问题上不受任何干扰的坚定立场，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了他超出常人之处。
毛泽东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中俄革命的历史经验，他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人赢得这场战争。既不能指望国民党，更不能相信与日本有深刻矛盾，但同为资产阶级的英、美等国政府会为中国人火中取栗，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上。虽然只有彻底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才有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可能性，但是，以两三万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去正面抗击上百万连国民党军都抵挡不住的日本军队，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他相信中共的力量一定能够壮大，也一定能够战胜日本，问题是必须先把本钱和火种保存下来，并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如此，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并取国民党而代之。
当然，高度重视群众工作的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巨大号召力和形象感染力。平型关战斗当天，在前方只报“数百”，具体歼敌数还不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对外宣布“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其目的也即在此。受此影响，抗战开始后不久，各部队就一律采取了数字加倍上报和加倍发表战果的做法。此一策略虽然在客观上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显示了相当的宣传效力。
王奕：彭总何日归
网上流传着一本关于彭总的书《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书中回忆彭总在1965年被秘密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后所做的事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屋檐很矮，彭德怀要低着头才能进去。到里面一看，黑咕隆咚，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停了一会儿，彭德怀才看清屋子里有一只土炕，上面有一条破被，几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坐在上面，都用被子盖着自己的下半身。彭德怀直朝炕上走去。几个女人一见这个陌生男人要上炕，吓得连连后退。
老乡忙过来介绍：“这年纪大的是我的母亲，这中年妇女是我的婆娘，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是我的大女儿。”
彭德怀朝她们点着头，要上炕去与她们唠家常。几个女人顿时吓得哇哇乱叫起来，用那条破被紧紧地裹着身子。
彭德怀不知道她们为何如此，还以为自己违反了当地风俗，就连连向主人道歉。这时，公社干部看看屋子里的主人，将彭德怀拉到门外，轻声地说：“首长，那炕是不能上去的。”
彭德怀问道：“为什么？”公社干部说：“那床上的女人都没有穿裤子。”彭德怀不解地问：“她们为什么不穿裤子？”公社干部说：“这是当地人的一种习惯。”彭德怀问道：“你是不是当地人？”公社干部答：“是。”
彭德怀又问：“你老婆是不是当地人？”答：“是。”
彭德怀一下子火冒三丈，生气地对那个公社干部大声吼道：“刚才我们到你家里的时候，你老婆为什么要穿裤子！”
彭德怀立刻找老乡来问，原来这家人因为太穷，全家人只有一条破裤子，平时谁外出谁穿，今天他到地里干活穿了，几个女人就只好都缩在土炕上的破被子里。
彭德怀听后十分生气，对那个公社干部厉声地说：“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了，你却在镇上住大瓦房，你能住得安心？公社里还有这样穷苦的老百姓，你这个当官的倒先富起来了，过上好日子了。这在国民党里做官可以，但在共产党里做官就不行！如果我们当官的自己先富起来了，而不去管那些穷人，这就违背了我们当年革命的宗旨，人民就不会再拥护我们，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就是我们富足了，为官之人也要注意节俭，节俭养性，奢侈丧德，这是封建皇帝朱元璋都明白的道理，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有的人还不明白。升官发财，这是过去的国民党。当官不发财，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共产党。否则就不是共产党，或者说是假共产党！”
这里记载的，我想肯定不会是彭总原话，但我相信以彭总为人一定能说出和这话意思相同的话，甚至会骂那个公社当官的。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彭总被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三反分子虐待致死了，彭总不留余地为身陷贫困的民众鼓与呼，而那些民众却相信上面的认为彭总是坏人。不管是甘心的、还是违心的；不管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不管是要血染顶戴花翎的，还是要戴罪立功的；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民主人士；不管是曾被认为品质纯正的，还是被认为品质卑劣的，全都口诛笔伐、万众争批彭总。
这彰示了什么？我认为中国总体没有脱离封建社会思想的氛围，多数民众认为，国家就是君王的，君王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也是，稍有反对，轻者丢官、进牢房；重者处以极刑，必死无疑。千年来秦始皇以降，无一例外。多数民众怕事、躲事，宁窝窝囊囊地赖活着，也绝不愿意腰板挺直去赴难。这也到符合人性原本自私的本质。
正因如此，偌大的中国半个多世纪出了个钢铁硬汉彭德怀，才显得意义非凡。即使有人罗列彭总几千条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掩不住彭总为苦难的中华民众披肝沥胆、死而后已的崇高品德。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全心全意为人民别无他求，不为同僚开责，不为官二代辟路，不为富二代折腾，不为家族聚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资产，不为夫人、不为女婿谋取巨额私利，唯彭德怀元帅而寻遍神州大地无第二人！愿博友能为我指出论断其错，展现另有一、二人，本博甘愿拜其为师，跪谢其博友，决不食言！
彭总之死，昭明政坛良心已绝，民众混沌深重，华夏瘴气翻腾。
而今，官宦更加飞扬跋扈。一朝察觉，绝无入地狱之忧，而花钱买罪远离牢狱之灾并不是妄下雌黄。更有能者刑后依然官服加身，佞笑庙堂，藐视众民。
归根结柢，一地一主，署制弊端致也。本地我是主，尔想飞黄腾达，快快纳贡来。莫乱胡猜哪些人能管我。请君看看看甘肃宕昌县县委书记王先民之言你就明白了：“在宕昌，没有人能够监督我这个县委书记，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了，本县检察机关也监督不了，就是上级监督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无人能监督我！”为什么官员不肆意贪污？为什么你贪我不贪？
彭总已被佞人致死，我心将长久哭泣……
第二章 蒋介石与毛泽东
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的再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1945年，国民政府的外交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秘密商议的雅尔塔协定，二是8月14日中苏两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者是以条约形式，将前者确认的苏联权益合法化。所谓苏联权益，即是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的一系列特权，以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满足苏联出兵日本的条件。
抗战胜利前后，作为战胜国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将自己部分主权出让给另一战胜国，仿佛重演一大战后同是战胜国的中国面临《巴黎和约》的窘况，反映了所谓世界四强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地位方面仍处于“半周边”的尴尬处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理由接受未经国民政府同意的、由美苏私相授受的密约。这段历史，也是民国外交史上颇具争议的领域之一。
蒋介石为何愿意接受雅尔塔协定内容，并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以条款形式确定下来？关于这个问题，一般史书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苏联和美国逼迫下的无奈选择，二、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
前者是当时国际背景下“大国外交”的结果，后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作为一般说法，这两个理由也不无道理，但作为史论，则未免流于简单化，尤其后者，有过度意识形态化之嫌疑，更重要的它还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
如果说是蒋介石“以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为交换条件”的话，那么，有几个因素我们不能不察：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的最初态度如何？蒋介石最看重的是斯大林这一许诺，还是其他问题？在中苏问题交涉上，蒋介石的立场以及他采取了什么相应对策？
世人看重结果，惟达至结果的过程，更值得史家探究，毕竟史实比定论更重要。本文尽可能避开宏大叙事，着重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以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史料为依据，考察蒋介石对待雅尔塔协定的思想言行。笔者认为，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也许更能说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在对以上问题作答的同时，本文也试图对蒋介石的应对策略作一延伸性探讨。
本文如有不妥与疏漏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二、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的最初反应
说蒋介石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蒋介石以此条件出让国家主权，是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他所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
二、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权而放弃意识形态的同道者延安共产党，即是以意识形态的“红利”作为交易筹码。
何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现了国家性质，亦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最重要部分。按照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的排序，美国国家利益为四大类：一是国土防御、二是经济繁荣、三是世界秩序、四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属价值观念。除了第三条，这一排序也大致适合其他现代国家。
雅尔塔协定中关涉中国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即苏联出兵的价码指什么？
雅尔塔会议也称美、苏、英三国首脑峰会，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这是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利益分配问题的秘密会议，会议中关涉中国利益部分，实质就是苏联提出的出兵条件。此时，盟军在东西战场展开最后的总攻击。
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对宿敌日本出兵是迟早之事，“日本是俄国历史上的敌人，俄国必须最终击败它”。这是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以及在访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的由衷之言。早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明确答应击败希特勒后，苏联立即加入盟军对日作战，这也是美、英、中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期望，但斯大林对参战条件语焉不详。直到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斯大林胜券在握。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拥有十足筹码的斯大林终于抓住时机适时地轧上一脚，亮出对日作战底牌。美国约翰·托兰评论说：“俄国人受贿去做一件他们本来非常想做的事情。”
由于中方代表没有参加会议，对苏联心存戒心的蒋介石预料斯大林在出兵条件上会大开狮子口，从而对中国造成不利。参与分析各路情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陶希圣根据以往经验，认为“苏俄参战，必将勒索重大条件。这种条件必将以我们中国的土地和利权为牺牲品”。这正是蒋介石所担心的。
蒋的担心并非无道理。早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的1944年10月，顾维钧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获得即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的部分内容是苏军参战涉及“旅顺不冻港”。警觉的蒋介石立即要求顾维钧尽快查明苏俄提及旅顺“用意何在”？
蒋介石密切关注雅尔塔会议进程，会议次日（2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无不担心地写道：“今日见罗、邱、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以牺牲我乎？”蒋介石预感不妙，但对罗斯福仍抱有一贯的信任和期待。蒋在2月12日日记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蒋认为罗斯福不会对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坐视不理。蒋介石在2月第二周的“反省录”中再次流露这一心态：“惟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随后对罗斯福信任逐渐下降，2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美英俄三国领袖黑海会议宣言发表后，世界未来之局势仍陷入于此次大战前即第一次大战后至历史称霸与竞争之覆辙。呜呼，未知人类何日得有光明与安息。
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借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
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得知雅尔塔会议真相后，对罗斯福评价一落千丈，“其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或者随之消灭乎？惟天佑之”。
事实是，野心勃勃的斯大林于1944年10月透露出他的远东战略概念，是包括中国东北、华北，甚至向中国南部推进，但遭美国反对。对于罗斯福来说，雅尔塔会议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就是要对因苏联参战带来的远东问题以及苏对华扩张加以限定。斯大林提出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将中国东北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尤其提出中国割让旅顺，遭罗斯福反对。罗的立场是“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有关中国的协议需征求蒋介石的同意。
按陶希圣分析，罗斯福无意加害中华民国与蒋委员长，但中国不在场的情形下，三方作的有关苏俄参战条件的秘密交易，则是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如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所诘问：“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联合国宣言等）？”无论如何，罗斯福的这一行为，违反开罗议协中的“在就任何有关亚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中国和美国应彼此进行磋商”条文。蒋介石事后对罗的反应强烈，认为罗斯福对俄姑息，不顾道义并违反国际法。时罗斯福病逝，蒋介石临时取消赴美参加罗斯福葬礼计划。黄仁宇就此评论道：“美国人责备他不知感激，我们也可以在这情景中想见及知。”《英美苏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只字未提远东问题，这更引起蒋介石的疑惑。事因罗斯福提出，中国人不善保密，和中国人商谈后的24小时内，全世界都会获悉此事。斯大林更是要求无必要和中国商谈。雅尔塔密约被视为高度机密文件，中国无法得知苏方开出什么条件。雅尔塔会议结束后，2月19日，蒋介石郑重托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帮忙，蒋在托其带给罗斯福的信上写道：“此次克里米亚会议之成就，皆由阁下伟大明智之精神所感召，殊为钦佩。会议中涉及东方问题之决定，甚愿获知其详。余甚望赫尔利将军能从速返华，以期提早达成其任务。”26日，蒋介石吩咐蒋经国向苏联驻华代办斯克沃尔佐夫打探，还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顾维钧（驻英大使）、傅秉常（驻苏大使）以及魏道明（驻美大使）广为收集消息，尽快搞清会谈结果。
令人担心的“好像签有密约”情报迅速从英、苏传来。顾维钧、傅秉常分别传回密电，我们从蒋介石2月21日的日记得知部分电文内容：
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史谈话大意，俄史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
战后收复东三省是蒋介石的一大心愿。“九一八事件”东北被日本侵占后，时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在日记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宗之子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当时蒋介石曾一度欲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为此留下遗嘱：
持此复仞之志，奋吾吞虏之气。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为记住国耻，自“九一八事件”的第三天开始，蒋介石每天日记页首都写有“雪耻”二字，直至日本投降后仍不改这一习惯。此时，接到傅秉常来电，蒋介石心情沉重，这天日记末尾留下一句：“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
蒋介石忧心忡忡，他在3月第二周的“本星期预定工作科目”中感叹道：“近日尤感外交之无公理、无情义，而惟以强权与势力是依。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愤然之情跃然纸上。
来自美国魏道明的禀报更使蒋介石坐立不安。3月15日，魏道明将罗斯福向他透露的雅尔塔密约详情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道：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福）斯（大林）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己，‘耶尔达’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蒋的“抗战之理想”是恢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蒋介石引以为荣的《开罗宣言》曾明确宣布，东北三省、台湾、澎湖列岛都是中国的领土，战后理当归还中国。之于旅顺、大连是否可以租用给外国作为军事基地，当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否则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胜利前夕，蒋介石的“抗战之理想”犹如水中花。至于罗斯福为何违反与斯大林的保密协定将消息告知中方？有种种猜测，有说罗意在试探中国的反应，无论如何，蒋介石等已觉察事态的复杂与艰危，“内容虽简，而可贵”，中方至少可事先酝酿应对之策。
魏道明的报告证实了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方曾就远东问题进行过商讨和达成协定。蒋介石获知罗斯福透露信息的两天后，即与吴鼎昌、熊式辉、王世杰等商议对策。熊式辉认为，应该让美国了解旅顺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既然不能自保，不如提议辟作国际军用，避免苏俄独占，而且苏联即使取得旅顺也不能满足其欲望。被视为蒋介石战时外交事务幕僚的王世杰感叹道：“苏联迄今尚未对日作战，竟先提出如此要求，彼参战及其态度将益不可测矣。”王建议：“我政府应坚持领土完整、主权完整之两原则，不可轻于让步。”我们在下文将看到，法学家王世杰的意见显然更合蒋的心思。
纵观蒋介石这段时期的日记，凡是涉及雅尔塔会议内容的记录，几乎每段文字末尾语气，都是相当沉重甚至痛愤，如“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从中我们看到，蒋介石最初对雅尔塔协定内容的获知，其态度是震惊和痛愤的。
三、蒋介石最关切东三省主权问题
苏联很快有所行动。4月3日，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蒋介石警惕苏对华政策有变：“俄国发表彼得罗夫为其驻华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彼得洛夫的到任，显然是为下一步的中苏交涉作准备。
在即将到来的中苏交涉中，蒋介石最关切东三省主权问题。面对咄咄逼人的斯大林，蒋甚至做了最坏的假设。4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界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中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恢复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而为外物胁诱，不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可也。
蒋介石与毛泽东一样，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邹谠（Tang tson）甚至说蒋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费正清甚至将蒋介石形容为：“苦心孤诣致力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人。蒋以孙中山信徒自居，在蒋介石看来，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大目标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提高国际地位。蒋介石上台伊始即推行的“革命外交”，其目标就是废除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成就国土完整和民族独立。1928年7月7日，北伐甫一完成，蒋介石即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治外法权，缔结新条约。蒋介石从没有放弃重建强大中国的信心，是一位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者。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成为统一中国的象征。战争期间，蒋介石对外交事务的重视和迫切，远超过一般人之想象。他当年就对曾任外长的王宠惠、郭泰祺以及驻美大使胡适屡有不满，认为他们“对其使命与任务成败，毫不在意”，“毫无志气，更无国家观念”。
早在1941年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中，斯大林承诺尊重日本在东北占领的领土完整，日本则报以承认苏在蒙古的利益。蒋介石对此已忿忿不满，如今听闻“果已卖华乎？”消息后，蒋介石的应激反应是“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不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可也”。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激愤之言，在公开场合，蒋介石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正是“弱国外交，言之可叹”，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取决于其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国民政府还未具备这个条件。
这几天，蒋介石可谓悲欣交集。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蒋介石政权，并声称美国不以武器供给中共，“只要仍有强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赫尔利之前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就说过，“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表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制”。驻华大使赫尔利要竭力辅助蒋介石政权，这也是罗斯福交代的任务。至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到扶蒋反共的转变已完成，蒋介石深感欣慰。延安则宣布，不许美国观察组派员到前方，特别不准到中共根据地。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谴责赫尔与蒋介石狼狈为奸反对共产党，“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
连日来，国民政府外交成果连连。4月3日，宋子文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互换《中国与加拿大平等条约》并即时生效。4月5日，宋子文与瑞典驻华公使亚勒在重庆签订《中瑞关于取消瑞典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同一天，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中宣部长王世杰发表讲话：“自今而后，苏联与中国及其他联合国家之合作，其任何形式上之障碍，已无存在矣。”只是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盟友苏联竟以出卖他人利益的“密约”方式与中国“合作”，历史就是这样相背离地推进着。
汇总了各路消息后，4月6日和7日，蒋介石分别召集两次会议讨论对策，认为俄国必于最近以出兵攻打日军为名而占东北，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我国军事各部如不能彻底觉醒，力图自强，则所有革命基础与希望完全绝灭”。顾维钧认为中国不能同意将港口租借给苏联。王世杰也认为东北领土与主权不可让步。只是苏军出兵势在必然，而美国仍不改口风，加上对密约还没完全摸底，蒋介石等人一时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具体对策，只是提出半年内按计划整顿军队。重庆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缓解困境。
4月7日，宋子文赴美参加旧金山会议，蒋介石要求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将解决东北问题寄托于罗斯福身上，吩咐宋子文向罗斯福建议，在旧金山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以解决“中国与亚洲的未来”问题。未料12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宋子文甚至还来不及向他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试图通过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的设想也就此搁置。罗斯福逝世后，宋子文等转而作参与雅尔塔会议的美国海军上将李海和罗斯福特别顾问霍普金斯的工作。
4月13日和14日，顾维钧和宋子文电告他们分别与李海及霍普金斯会谈的情报。顾维钧报告中说，李海表示苏俄“希望不奢，谨欲租界不冻港旅顺及商港大连与使用通达二港之铁路”。顾维钧表示，五十年来远东地区的国际纠纷，均起源于俄国租界旅大，现在如果再次重蹈覆辙，难免引发他国对中国其他地方的野心。宋子文传达了蒋介石最为关心的东北主权问题：霍普金斯说斯大林在会上从未对东三省有任何要求，仅对旅顺和中东路恢复权益两点盼与中方商定办法，外传苏联欲得东三省，实无其事。宋子文根据魏道明的情报，向霍普金斯表明了中方立场，中国决不会将自己领土租给外国。
也许，有人说，蒋介石之所以态度强硬，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斯大林的交易“红利”。实际上，迟至4月24日，蒋介石已清楚地获悉斯大林的这一用意。这一天，赫尔利返美述职回渝后，拜见蒋介石时，明确带来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支持蒋而非毛泽东”的承诺。据目前史料看，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软化原有立场，随着雅尔塔协定内容的明朗化，蒋介石最重视的仍是东三省主权尤其旅顺问题。
1938年蒋介石为何事哀叹“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
何亮亮：1938年11月12日夜，长沙突然燃起了一场全城的大火，也就是这场无妄之灾，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这场大火被人们称为是“文夕大火”。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南犯，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的人口的长沙骤增到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
11月9号，日军陷岳阳，湖南门户顿开，在此严峻形势之下，国民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也就是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
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据此在11月10号召开的省府会议决定，由长沙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团长徐昆担任放火总指挥，放火的时间以城南天心阁处举火为号，全城统一行动。
12日深夜，南门外的伤兵医院不慎失火，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误以为是放火的信号，便一齐放火，一时间城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热浪灼人，人嘶马叫，一片火海。
长沙大火延续了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3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而这个死亡人数只是计算了可辨认为人类的数目，因为在五日五夜的大火中，地上的石路也被烧得通红。
除了人员损失，长沙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多亿元的法币。《中央日报》社论论及大火的时候指出，长沙近30年来，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局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16日晚，蒋介石抵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的惨状，发出了“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的哀叹。
怒火中烧的蒋介石下令严查起火责任，省主席张治中撤职查办，而负责点火的三个将领被处决。长沙的损失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作为中国少数几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长沙城拥有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一场大火让这座千年古城的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城市作为文化的传承也在此中断。
曾国藩与汤海秋轶事
汤海秋，名鹏，与曾国藩同乡，同在京为官，故交好。后却因曾国藩痴迷楹联学问，而所作联语不慎，惹恼汤鹏。以致二人割袍断义，竟然绝交。
事起曾国藩居官之余，对楹联之道，下过苦功。曾国藩遵循古人之说，认为作联语，于富贵欢悦之辞难，为辛酸悲苦之言易，故决定从写挽联入手练笔。凡身边同僚家有丧事，别看曾国藩官大，他都要认真作一幅挽联送去致意。许多人都对曾国藩如此体恤下情，感激涕零。其实，曾国藩哀悼是假，习学为文是真。
但家有丧事的上下同僚毕竟极少，曾大人纵然想诚心哀挽，亦是自作多情，无人领受。
曾国藩技痒难耐，终于经受不住寂寞，私下作个变通改革，偷偷对同僚们逐一进行“生挽”。就是说，曾大人偷偷在家里给身边的活人写挽联。
不料某年春节，军机章京汤鹏到曾家拜年，无意间在书房里看到了一副曾国藩为自己写的挽联，“海秋仁兄千古”字样赫然在目！
新春正月，遇此等期盼自己“亡故”之“好友”，本来就自负清高，恃才傲物的汤鹏不由怒从心起，拂袖而去。
面对好友的愤愤然不辞而别，曾国藩心知理亏，懊丧而无奈。
曾国藩想作解释，奈何汤鹏气傲，曾大人也傲气，二人由此疏远。
汤海秋以进士举礼部主事，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员外，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在军机处能得见天下奏章，又历户曹，习吏事，慨然有志。每致书大吏，多所议论。为御史时，曾一旬而奏三章慷慨议政。宗室尚书妒恶其傲，谗言于帝，上以为汤不胜言官任，罢回户部员外。汤鹏官冷著书，为《浮邱子》九十一篇。篇数千言，通论治道学术；《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七经补疏》，明经义；《止信笔初稿》，杂记见闻事实。为文制艺，震烁奇特，人争传其稿，市肆售之几遍。
英夷事起，沿海诸省大扰。汤鹏愤而进言，上条陈三十请尚书转奏，被帝冷落。大臣谓其“书生之见耳”，多指责诋毁。汤鹏郁抑不得志，诗多悲愤沉痛之作。
一日酷热，汤鹏与友聚。有说大黄药性峻烈，不可常用乱服。汤鹏却说自己“经常服用。”众不信，汤怒，命仆取药，当众煎服。友恐出事，攘肩制止。然汤鹏不顾，将一罐大黄全部喝尽，结果当天暴卒，年四十四卒。
曾国藩在祭文中沉痛地说：“一呷之药，椓我天民。”即指此事。又有挽联道：“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为中肯之论。
但曾国藩在《祭汤海秋文》中，将两人断交归于汤鹏不满自己批评《浮邱子》，文中“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讵敢相下”实不公平，细读有贬友之嫌。况且汤鹏此时已是亡故旧交，何必再责。但祭文中“伤心往事，泪堕如糜。以君毅魄，岂日无知？”数语，确感人至深。
1966年毛泽东惊人祝酒词：祝展开全面内战
1966年11月份，毛泽东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组织口，又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怎么下去？在北京养病的曾志预感到：这是一种不祥的迹象。
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召开文艺界大会，江青趾高气扬地发表讲话，按照惯例，每次讲话都要先念一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名字。这次她拔高嗓门念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唯独不提党和国家的四把手陶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让“左”得发疯的造反派去“心领神会”。
陶铸把这一切迹象、信号都置之度外，每天从早到晚，处理来自全国的紧急事务。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熟悉，都绕过中央文革，纷纷来电话直接找他反映情况。每隔几天，他都要和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
在大动乱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地方负责同志，陶铸能做到的第一步，就是向造反派交涉，设法安排到招待所去“保”起来。周扬患癌症，在天津住院开刀，病未好，就勒令他回北京接受“批判”。陶铸闻讯后，就亲自打电话给有关负责人，说周扬回中宣部不安全，希望中央办公厅能找个地方给周扬住。那人在电话中用质问的口气说：“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说：“周扬患癌症开刀不久，回来接受群众批判，身体还是应该照顾的嘛！”有一天，陶铸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曾志说：“我刚坐车回家，看到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陶铸的眼圈红了。
陶铸同江青一伙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都发生直接冲突。陶铸每次接到中央文革开会通知都十分勉强，不愿意去。每次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总是浓眉紧锁，心事重重，陶铸和江青一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的一次联席会上，冲突升级了。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能力，有才华，很得毛泽东赏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就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因为当时形势急剧恶性发展，他自感很难再在中央文革工作下去了。王任重原本患有肝炎、肝硬化，来京后，工作劳累，心情不舒畅，天天发低烧，到了10月间，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发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这一来惹下滔天大祸，造反派指责他胆大包天，在武汉竟因此而闹得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机煽动，围攻王任重，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到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政治局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将全部人马都拉来了，有如箭在弦上，气氛紧张。会议开始，文革小组只向王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突然矛头一转，就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都明白是事前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中央文革的这伙人，个个都板起面孔，发言充满杀气，批判陶铸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就在这个会上，他们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两顶大帽子：“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政治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听着，没有什么人发言。等中央文革这伙人对陶铸炮轰完了，李先念讲了两句：“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接着，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李富春还意味深长地批评陶铸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他借着李富春的这句话，就借题发挥出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回到家里，曾志望着陶铸怒气未消的脸色，很平静地诚恳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不时甚至吵得很凶。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曾志就独自去到蔡畅大姐那院，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到家后，就“闭门谢客”，等候处置。
只隔一天，陶铸回家一进门就高兴地大声嚷着：“曾志，我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告诉曾志，这天上午，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一进会议室，主席就冲着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陶铸对曾志说：“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呵！”毛泽东微笑着诙谐地批评陶铸说：“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接着，毛泽东问他：“我要你和谭震林到中南、华北去了解情况，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陶铸答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毛泽东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顺手在桌上拿出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交给了陶铸，叮嘱他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毛泽东嘱咐完了，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的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毛泽东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
陶铸以为毛泽东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对于陶铸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
就在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966年12月30日，已是晚上10点钟，由中央文革那伙人事先策划好的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闯到中南海门前，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如不当晚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会场气氛不对头，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横蛮无理地指着陶铸叫嚷说：“今天不是你接见我们，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陶铸强制怒火，严正地说：“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
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在盛怒之下宣布：“你们这样强迫我，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中央文革一伙人，就是要煽动造反派激怒陶铸，制造陷害陶铸的事端。陶铸的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进入会场维持秩序，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借此大喊大叫，说陶铸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坐在隔壁一间房子里的陈毅，听说造反派要揪陶铸，陈毅气得一拍沙发：“我要保卫陶铸！”周恩来闻讯后，很不放心，马上用电话通知李富春，请李富春立即赶到接见会场去，在造反派大吵大闹的时候，陈毅、李富春一直在隔壁一间屋里，关注着这场接见会场的事态发展。直到陶铸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结束这场长达六个多小时的接见，陈毅、李富春才放心地离去，此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
周恩来和陶铸照例每隔几天，就要去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当初陶铸并不知道，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和他汇报的同时，又在另一个时间内，听取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汇报。造反派“勒令”陶铸交代问题，激怒陶铸发生大吵大闹的事件后的第四天，即1967年1月3日，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那天发生的事件时，毛泽东开头就问：“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哦，是态度不好……”
在这前不久，陶铸就和江青发生了直接争吵。江青和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互相勾结利用，进行了许多引人深思的活动，林彪的许多内部讲话，有的都记录在案。有一次，陶铸觉察到江青销毁了一些有关林彪的材料，江青知道后，很恐慌，1966年12月的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就来个大哭大闹，先发制人。她一进门就把皮包往陶铸面前一摔，狂喊大叫：“我销毁了什么材料，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对江青的丑态陶铸十分蔑视，当场驳斥她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陶铸与中央文革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思想的深刻分歧，和他不妥协的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势必导致二者的彻底决裂。一场对陶铸更为阴险恶毒的迫害，必不可免地来临了。
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北京体育场接见教育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体育界的代表。下午两点钟，周恩来又赶回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成员列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已按照通知的时间，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陶铸正和周恩来并肩坐在一张沙发上，商量政治局会议的几个议题。但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一伙却迟迟不到。这时，他们正在人民大会堂另一个厅里，接见所谓中南地区的一个群众代表团。江青、陈伯达、康生正在这里杀气腾腾地诬蔑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陶铸打入“敌人”之列，提出要“打倒陶铸”。康生以他惯用的先定罪，后编材料的整人阴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说：“刚才江青、陈伯达同志已经把陶铸的问题性质向大家交了底，你们马上动手整材料，把材料拿出来，就胜利了。”
当时谁都不曾料到，这伙人正在同一座人民大会堂里，在策划陷害陶铸的阴谋。周恩来久等他们不来，就亲自去找江青、康生、陈伯达，催促他们赶快来开政治局会议。他们装模作样地走进厅来，若无其事地和陶铸坐在一起开会了。政治局会议开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周恩来和陶铸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分头去接见群众代表。就在这个时候，“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已经贴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印有江青、康生、陈伯达讲话的传单，已经在北京街头散发。
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讨论，没有经过党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批准，没有下发任何文件，一位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党和国家的第四号人物，就这样被诬陷、诽谤、中伤。
这天晚上七点钟，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到北京来的中南局书记李一清，慌慌张张地跑来找陶铸，陶铸此时还在和周恩来分别接见群众代表，处理已在各地发生的武斗事件。李一清就把他在大街上看到的听到的告诉了曾志。曾志起初还不敢相信，她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了，怎么也不能想象党内有这样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到了晚上九点钟，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叫大喊“打倒陶铸”，而且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讲话内容。曾志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赫然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但是，此刻陶铸仍在忙于工作，没有回家来，曾志心重如铅块，拖着两腿走到中南海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像要席卷整个中南海。曾志茫然若失地来到中南海内的陈毅家，陈老总安慰她说：“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临走，陈老总亲自送曾志出门，并一再安慰她放宽心。
直到深夜十二点多，陶铸才回来，曾志把这一切情况告诉他，他竟全然不知。陶铸说：“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江青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我和总理在商量政治局会议的事，他们就在我隔壁一个厅里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陶铸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在电话中听到这件事也异常吃惊，总理说：“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凌晨两点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陶铸立即赶到总理办公室，总理站起身来，迎着陶铸，紧握着他的手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是刚才知道的。”
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
周恩来总理说：“还不清楚。”
陶铸和总理谈了一会儿，临走时，周恩来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了。”
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陈伯达这一伙的卑鄙政治阴谋，极为愤怒。1月7日凌晨一点钟，他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陶铸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1月23日夜，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又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告诉群众：“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寿辰，那一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来到中南海，在毛泽东家吃面条。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说了一句惊人的答词：“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就下达了一道动员令：“在1967年我们将要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1月4日和6日两天，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发表所谓“造反”宣言，宣布“夺权”。在北京，1967年1月3日，由林彪党羽邱会作控制的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发起召开批判叶剑英、陈毅元帅的十万人大会，并散发传单，攻击聂荣臻、徐向前元帅，同时，江青又大闹政治局，恶毒诬蔑贺龙元帅，叫嚷要“把贺龙端出来”。1月7日至9日，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一伙，直接煽动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余秋里等。与此同时，北京大街上连续贴出打倒周恩来总理的大标语，散发林彪辱骂朱德委员长的传单……
直到此时，陶铸才搞清楚了这场“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直到此时，陶铸仍然执拗地表白：“江青、陈伯达、康生的那些观点，那些做法，我认为不对，我不能跟着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他面对中央文革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围攻他时，他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性质纵已定
还将心肝掏
苌弘血化碧
哀痛总能消
在1967年中国上空乌云翻滚之际，陶铸坚信冤案定能昭雪，哀痛总能消除，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
第三章 保密档案
保密60年的中苏秘密协定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并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国主义用任何形式上的侵略行为，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建立亚洲新秩序，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特在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外，缔结特别协定，为此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外交部长
安德列，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为共同防止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共同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第二条：自缔约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协助进行东南亚的解放事业，以完成亚洲解放大业。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
第九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维埃政府调遣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各地主要工业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以优待的“供给制”予以优待。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埠，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为税率。
第十一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中苏在互惠互利条件下，进行物物互相交换，以建立友好关系。
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工业化。
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都市，划定中心地区，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第十五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及沿路两旁五十华里之地区。双方代表所担负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主席，顾目前事实需要，须由苏联代表担任，中国代表副之。
第十六条：依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订立之满洲协定，苏联得继续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八条：协定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赤塔互换。
第十九条：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二日订立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俄文书就，两种文字之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珍宝岛保卫战决策内幕
中苏两国20世纪60年代末在珍宝岛进行的那场边境武装冲突不是偶然的。它是沙俄帝国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埋下的祸根，是苏联当局大国沙文主义侵略扩张野心膨胀的反映，是中苏两国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之争的必然结果。
沙俄帝国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是引发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祸根。中苏两国边界领土之争源于17世纪。17世纪中叶，沙俄利用中国明清两朝交替、清军入关的时机，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占领尼布楚、雅克萨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对中国领土开始大规模侵占。1858年5月，俄国方面提出《中俄瑷珲条约》并迫使中国清朝政府驻黑龙江将军奕山签字，强行割去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沙俄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机，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1月14日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占为己有。1862年至1864年，中俄双方两次进行谈判，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行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881年，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又把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这样，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俄国从中国强行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沙俄帝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列宁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和其他多种原因，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实现。
中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他们没有屈服，组织起来反抗沙俄的侵略，中俄之间不断爆发占领反占领的斗争，由此也埋下了中苏边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纷争的祸根。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因而中苏两国的边界也是安宁的。但是，1958年之后，中苏两党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歧和对立，并进而波及到中苏两国边界的安宁。
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因而与中国党和国家的关系还是友好的。1958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磨擦”。毛泽东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8年4月，苏联为了指挥其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要求和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不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北京，又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潜艇编队。苏方的这两个要求，涉及到中国的主权，使毛泽东感到非常愤怒，断然予以拒绝。对此，赫鲁晓夫并不甘心，继续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冷冰冰地回答他，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洋。赫鲁晓夫不解毛泽东的意思，探问毛泽东，如果真是这样，你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不知好歹，反而说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毛泽东柔中寓刚地回敬他，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这时赫鲁晓夫才真正明白了毛泽东刚才那番话的意思。
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风波引起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人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赫鲁晓夫结束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来到北京。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上发表的讲话中大力鼓吹“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中双方的正式会谈中，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兴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把戴维营会谈吹捧为“历史的转折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问题的。”
这次会谈，反映了中苏两国在对待美国问题上的分歧。由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把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作为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为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不顾中国和其他兄弟党国家的具体情况，硬要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会谈中，赫鲁晓夫就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中国的外交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具体事项。首先，他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明确告诉他：“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戴维营会谈中，他已经答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毛泽东坚决不退让，始终没有答应他。
赫鲁晓夫碰了钉子，还不知趣，在谈到中印边境冲突时，他采取偏袒印度的立场，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并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泽东义正辞严地回答他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我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察觉，直至边民与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
赫鲁晓夫见中国在对印问题上毫不退让，又提出了炮击金门的问题。他对中国军队炮击金门妨碍了美苏合作的气氛而一直耿耿于怀。他说：“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的气氛。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赫鲁晓夫的指责当即遭到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的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这次会谈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冲突一直在发展。自1960年起，分歧已从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上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从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苏联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1960年6月，在有5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策划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共代表团表示“我党宁可被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又进一步在国家关系上施加重大压力。7月6日，苏联单方面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周刊》和《中苏友好》杂志；16日，苏联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七八月间，苏方在新疆边界地区挑起边界纠纷；年底，苏联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后，中国发表了阿反击苏联的材料，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1961年苏共22大后，苏共及其控制下的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攻击。1963年7月，苏共中央在中苏两党谈判期间违背协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全面的攻击。
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中国党和毛泽东不卑不亢，当仁不让，连续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党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的尊严。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中苏论战时，以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以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叫他退居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着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他接着说：“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你们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水果有的是，卖给你们就是了。”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气愤地说：“苏联曾要求我们搞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了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要求在中国领海与中国共同搞联合舰队，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母）鸡！”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苏联也不断制造事端，尤其是1962年4月苏联一手制造的中国六万边民大逃亡事件，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成为引发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导火索。这一年的4月22日，由于苏联当局蓄谋已久的一手策划，中国边民几千人冲进新疆伊宁市州委大院进行打砸抢之后，冲过中苏边境涌入苏联境内。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边民67000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了几百人。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起国际边民外逃事件。
这件事很快报到了党中央。毛泽东沉思了片刻说：“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周恩来说：“这个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和他们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宫。”周恩来接着汇报。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停顿了一会，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愿意走可以欢送吗？现在谁是谁非也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的。过20年、30年，大家会明白的。”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测。30年后，苏联解体，逃入苏联的那些人一夜之间一贫如洗，他们这时想起了自己的祖国，又从当年外逃的桥头涌了回来，他们想留在已经富裕了的中国。然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中国国籍。
对于苏联当局的挑衅行为，中国党和政府以大局为重采取了忍让的态度。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苏两国核垄断的地位。与此同时，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被赶下了台，苏联组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新班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苏联新班子组成后中，希望其对华政策有所改变，就在他们就任新职的时候，以中国领导人联名的形式发了贺电。此后，又对苏联宇宙飞船发射成功表示祝贺。苏联新领导也以联名的形式复电致谢。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关系的缓和似乎出现了曙光。
然而，中国人的良好愿望又一次被苏联领导人的傲慢和无故挑起事端所打破。
11月5日，中国派出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11月7日，中国代表团在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竟没想到遇到了苏方的无理挑衅。席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端着酒杯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当即遭到周恩来的斥责。马林诺夫斯基又走到贺龙身边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也被贺龙顶回。
面对苏方的无端挑衅，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勃列日涅夫正式道歉，并解释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已受到苏共中央谴责。周恩来尖锐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此后，在两党的正式会议中，勃列日涅夫等人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讳莫如深，却坚持要在年底召开赫鲁晓夫原来要开的兄弟党会议。周恩来多次追问：“既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为什么还要开这个原来准备攻击中共、破坏兄弟党团结的会呢？”米高扬透露说，在苏共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现领导与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勃列日涅夫对此也予以默认。中国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善意又一次被他们拒绝了。
在边界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一样，继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推进苏联边防军的巡逻线，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生产活动，侵占中国管辖下的领土。
对苏方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始终以中苏人民友谊为重，一再忍让，并在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还在1963年8月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六项建议。但苏联政府蛮不讲理，根本不承认存在苏中边界问题，拒绝谈判，同时却又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直到中国同绝大多数周边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签订了边界条约，苏联才于1963年晚些时候同意举行苏中边界谈判。
1964年2月15日，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在北京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联代表团团长为副部长级全权代表泽里亚诺夫。在谈判中，中国方面明确指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朝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中苏两国人民当时都处于无权地位，苏联人民后来长期在被那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上居住并没有责任。中国政府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既分清了历史是非曲直，又考虑了两国边界的现状，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体现了中国的友好诚意。
关于中苏之间历史上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早已承认是不平等条约。然而，在苏联官方授意下，苏联某些出版物变调了。他们倒打一耙，硬说1689年中国清朝政府同沙俄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割去了俄国的领土，沙俄政府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反倒成了是俄国收复失地。他们甚至不顾历史实际，违背常识，蛮横地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居住过。
他们根本听不进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双方的谈判没有了合理的共同基础，更无从达成任何协议，谈判于8月22日中断。
其实苏联根本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要制造一个对抗、甚至战争的边界，借此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用武力威胁中国，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他们在量增加在中苏边境的驻军。1964年以前，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驻军为30个师左右，其中在苏中边境地区15个师，而在蒙古根本没有驻军。1965年以后，苏联向亚洲地区特别是苏中边境地区猛烈增兵，使靠近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远东军区成为它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的最大军区，亚洲地区的苏联陆军逐步增加到50多个师（苏中边境地区约40个师），各型军用飞机4000架，还有一个在苏联4个海军舰队中占首位的太平洋舰队，400多枚洲际导弹和一些中程导弹，总兵力达到100万人以上。苏联的军用飞机、舰艇成天在苏中边境和中国沿海侦察、巡逻、游弋，还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1966年1月，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苏联和蒙古“在保证两国防御能力方面相互援助”，双方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军事措施，以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苏军大量开进了蒙古。蒙古位于中国和苏联之间，除中苏两国外不同任何其他国家接壤，这个条约的矛头所指的是再露骨也没有的了。
随后，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不断寻衅闹事，占我地区，打我渔民，抢我船只，犯下了一桩又一桩的罪行。
1968年1月5日清晨，中国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上，中国渔民在主航道中国一侧破冰捕鱼。每年冬天这里的渔民主要是以捕鱼为业，因为江面已封冻，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江面上，将鱼运到县里出售。
中午时分，捕鱼的渔民正要往汽车里装鱼，忽然听到从河对面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抬头一看，苏军的2辆装甲车和6辆军用卡车正从苏方的库列比亚克依内哨所的方向高速驶来。苏军的装甲车和汽车大摇大摆地驶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开足了马力冲上中国的七里沁岛。他们在岛上示威性地转了一圈之后，将车停在江心中国一侧。车停下后，从第一辆装甲车里爬出一名苏军上尉，只听他叫喊了几声，苏军士兵纷纷跳下车来，又从汽车的驾驶室里拉出2条军犬。2名苏军士兵跑过来抓住一名中国渔民，拳打脚踢起来，接着他们又将这名中国渔民拖到冰窟窿跟前，用力推了下去，当这个渔民爬上来时，2条军犬狂叫着扑到他身上，顿时将他的皮大衣撕成了碎片。
看到苏军这样横行霸道，中国渔民们强忍着怒火，继续往汽车里装鱼。苏军上尉仍不罢休，又指挥装甲车呼地冲了过来，将中国拉鱼的汽车撞坏，渔民们一看脸都气歪了，冲上去和他们理论：“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滚出去！”
毫无人性的苏军上尉冷笑了一声，竟然命令装甲车朝人群冲去。中国渔民面对苏军装甲车，用力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装甲车吼叫着驶了过来，一名青年渔民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结果，他倒在车轮下面。紧接着又有人冲上去，装甲车像发疯的野兽似的在人群里横冲直撞，中国渔民不惜牺牲性命，赤手空拳与苏军搏斗，鲜血染红了冰面，有4名中国渔民被苏军的装甲车压死。
苏军在七里沁岛压死中国渔民后，又在黑瞎子岛挑起事端。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面积约为350平方公里。前不久，苏联出动军队，强占了该岛北部和东南面的江面，并派遣军舰封锁江面，拦劫中国船只，抢夺中国货船上的货物，殴打中国船员，并且截断了中国船只来往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要道，强行剥夺了中国在这两段界江航行权。由于苏军舰艇的驱赶和阻拦，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中国船只已很难看到，只有少数中国渔民在江上捕鱼，但十有鱼网被苏军炮艇拖走，或被苏军用刀子割烂。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艇也奉命暂时停止了这一地区的巡逻活动。
1968年9月4日上午，横行在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5艘苏军炮艇一字排开，在一名苏军少校的指挥下，又开始耀武扬威地驶入黑龙江主航道。不一会儿，苏军少校从望远镜里发现有中国一条小渔船，船上有渔民，正向他们划来。中国渔民是向苏军要渔网来了。原来，一小时之前，苏军一艘炮艇在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用长钩拖走了中国渔民的几套挂网。小船靠近炮艇后，一名中国渔民站在船上喊道，“你们为什么割我们的渔网，这是中国的黑龙江，你们滚出去！”少校冷笑了一声，指挥两名苏军士兵用高压水枪向小船喷去，又指挥几个苏军士兵用长杆向小船捅去。中国渔民紧抓住杆子一头不放，双方僵持不下。少校一看，命令开船。炮艇开动起来，把渔船掀翻。两个落水的中国渔民奋力向岸上游去，少校又命岸边的苏军士兵用长杆捅，不准这人上岸。中国渔民只好又游回到江中，趴在翻了的船底上，顺江飘去。正在这时，又有一艘中国货船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一字排开，不准中国货船通过。中国货船靠到了主航道中国一侧缓慢前行。5艘苏军炮艇将中国货船团团围住，从前后左右靠了上来，接着有100多名持枪的苏军士兵跳上船来。中国船长怒斥苏军士兵：“你们想干什么？”话音未落，已被苏军士兵一枪托打倒在地，双方顿时扭打起来。结果，中国16名船员被打成重伤。
光天化日之下，苏军边防军杀我边民，抢我货船，阻我通行，破坏我边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使中苏边境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态势更加严重了。
情况报到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看完了外交部送来的一份报告后，从沙发上站起来，点上了一支烟，轻轻吸了一口，对周恩来说：“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压死了我们的人，又来抢货船，一点道理也不讲。边界谈判，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说谈不拢也不要紧，可以维持现状嘛，看来现状也维持不住了。”
周恩来拿出一份文件：“主席，这一份看过了吧，他们在中苏边境又增加了十几个师，还在新疆对面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组建了一个中亚军区。”“噢！”毛泽东一听转过身来，“这是个动向啊，要东西呼应，叫你两边顾不上。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我们只有奉陪到底了。”“大三线的建设进展很快，看来主席年就提出大三线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很及时，争取了时间。”周恩来既是汇报，又是总结地说。
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好像是在回顾几年之前，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时的情景。“有备才能无患嘛，你没有准备他肯定会打你，你有了准备，他可能不敢打了，准备得越充分，他们越不敢轻易打。”
周恩来点了点头；“是的，很有道理，有了准备他们的突然袭击就失去了作用，我们也不会措手不及。”“我们不想打仗，但要准备打仗，不能搞一厢情愿。”毛泽东边说边走到窗前，抬头眺望，坚定有力地说。“要准备打仗”这五个字，字字重千钧。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向七亿中国人民发出的动员令。从此，中国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口号，时时响彻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全国进入了准战时状态。
毛泽东“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中苏两国20世纪60年代末在珍宝岛进行的那场边境武装冲突不是偶然的。它是沙俄帝国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埋下的祸根，是苏联当局大国沙文主义侵略扩张野心膨胀的反映，是中苏两国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之争的必然结果。
沙俄帝国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是引发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祸根。中苏两国边界领土之争源于17世纪。17世纪中叶，沙俄利用中国明清两朝交替、清军入关的时机，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占领尼布楚、雅克萨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对中国领土开始大规模侵占。1858年5月，俄国方面提出《中俄瑷珲条约》并迫使中国清朝政府驻黑龙江将军奕山签字，强行割去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沙俄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机，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1月14日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占为己有。1862年至1864年，中俄双方两次进行谈判，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行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881年，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又把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这样，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俄国从中国强行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沙俄帝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列宁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和其他多种原因，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实现。
中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他们没有屈服，组织起来反抗沙俄的侵略，中俄之间不断爆发占领反占领的斗争，由此也埋下了中苏边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纷争的祸根。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因而中苏两国的边界也是安宁的。但是，1958年之后，中苏两党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歧和对立，并进而波及到中苏两国边界的安宁。
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因而与中国党和国家的关系还是友好的。1958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磨擦”。毛泽东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8年4月，苏联为了指挥其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要求和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不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北京，又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潜艇编队。苏方的这两个要求，涉及到中国的主权，使毛泽东感到非常愤怒，断然予以拒绝。对此，赫鲁晓夫并不甘心，继续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冷冰冰地回答他，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洋。赫鲁晓夫不解毛泽东的意思，探问毛泽东，如果真是这样，你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不知好歹，反而说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毛泽东柔中寓刚地回敬他，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这时赫鲁晓夫才真正明白了毛泽东刚才那番话的意思。
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风波引起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人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赫鲁晓夫结束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来到北京。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上发表的讲话中大力鼓吹“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中双方的正式会谈中，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兴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把戴维营会谈吹捧为“历史的转折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问题的。”
这次会谈，反映了中苏两国在对待美国问题上的分歧。由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把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作为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为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不顾中国和其他兄弟党国家的具体情况，硬要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会谈中，赫鲁晓夫就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中国的外交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具体事项。首先，他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明确告诉他：“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戴维营会谈中，他已经答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毛泽东坚决不退让，始终没有答应他。
赫鲁晓夫碰了钉子，还不知趣，在谈到中印边境冲突时，他采取偏袒印度的立场，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并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泽东义正辞严地回答他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我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察觉，直至边民与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
赫鲁晓夫见中国在对印问题上毫不退让，又提出了炮击金门的问题。他对中国军队炮击金门妨碍了美苏合作的气氛而一直耿耿于怀。他说：“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的气氛。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赫鲁晓夫的指责当即遭到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的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这次会谈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冲突一直在发展。自1960年起，分歧已从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上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从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苏联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1960年6月，在有5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策划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共代表团表示“我党宁可被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又进一步在国家关系上施加重大压力。7月6日，苏联单方面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周刊》和《中苏友好》杂志；16日，苏联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七八月间，苏方在新疆边界地区挑起边界纠纷；年底，苏联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后，中国发表了阿反击苏联的材料，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1961年苏共22大后，苏共及其控制下的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攻击。1963年7月，苏共中央在中苏两党谈判期间违背协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全面的攻击。
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中国党和毛泽东不卑不亢，当仁不让，连续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党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的尊严。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中苏论战时，以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以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叫他退居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着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他接着说：“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你们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水果有的是，卖给你们就是了。”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气愤地说：“苏联曾要求我们搞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了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要求在中国领海与中国共同搞联合舰队，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母）鸡！”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苏联也不断制造事端，尤其是1962年4月苏联一手制造的中国六万边民大逃亡事件，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成为引发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导火索。这一年的4月22日，由于苏联当局蓄谋已久的一手策划，中国边民几千人冲进新疆伊宁市州委大院进行打砸抢之后，冲过中苏边境涌入苏联境内。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边民67000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了几百人。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起国际边民外逃事件。
这件事很快报到了党中央。毛泽东沉思了片刻说：“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周恩来说：“这个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和他们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宫。”周恩来接着汇报。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停顿了一会，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愿意走可以欢送吗？现在谁是谁非也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的。过20年、30年，大家会明白的。”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测。30年后，苏联解体，逃入苏联的那些人一夜之间一贫如洗，他们这时想起了自己的祖国，又从当年外逃的桥头涌了回来，他们想留在已经富裕了的中国。然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中国国籍。
对于苏联当局的挑衅行为，中国党和政府以大局为重采取了忍让的态度。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苏两国核垄断的地位。与此同时，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被赶下了台，苏联组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新班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苏联新班子组成后中，希望其对华政策有所改变，就在他们就任新职的时候，以中国领导人联名的形式发了贺电。此后，又对苏联宇宙飞船发射成功表示祝贺。苏联新领导也以联名的形式复电致谢。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关系的缓和似乎出现了曙光。
然而，中国人的良好愿望又一次被苏联领导人的傲慢和无故挑起事端所打破。
11月5日，中国派出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11月7日，中国代表团在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竟没想到遇到了苏方的无理挑衅。席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端着酒杯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当即遭到周恩来的斥责。马林诺夫斯基又走到贺龙身边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也被贺龙顶回。
面对苏方的无端挑衅，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勃列日涅夫正式道歉，并解释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已受到苏共中央谴责。周恩来尖锐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此后，在两党的正式会议中，勃列日涅夫等人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讳莫如深，却坚持要在年底召开赫鲁晓夫原来要开的兄弟党会议。周恩来多次追问：“既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为什么还要开这个原来准备攻击中共、破坏兄弟党团结的会呢？”米高扬透露说，在苏共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现领导与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勃列日涅夫对此也予以默认。中国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善意又一次被他们拒绝了。
在边界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一样，继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推进苏联边防军的巡逻线，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生产活动，侵占中国管辖下的领土。
对苏方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始终以中苏人民友谊为重，一再忍让，并在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还在1963年8月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六项建议。但苏联政府蛮不讲理，根本不承认存在苏中边界问题，拒绝谈判，同时却又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直到中国同绝大多数周边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签订了边界条约，苏联才于1963年晚些时候同意举行苏中边界谈判。
1964年2月15日，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在北京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联代表团团长为副部长级全权代表泽里亚诺夫。在谈判中，中国方面明确指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朝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中苏两国人民当时都处于无权地位，苏联人民后来长期在被那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上居住并没有责任。中国政府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既分清了历史是非曲直，又考虑了两国边界的现状，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体现了中国的友好诚意。
关于中苏之间历史上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早已承认是不平等条约。然而，在苏联官方授意下，苏联某些出版物变调了。他们倒打一耙，硬说1689年中国清朝政府同沙俄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割去了俄国的领土，沙俄政府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反倒成了是俄国收复失地。他们甚至不顾历史实际，违背常识，蛮横地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居住过。
他们根本听不进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双方的谈判没有了合理的共同基础，更无从达成任何协议，谈判于8月22日中断。
其实苏联根本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要制造一个对抗、甚至战争的边界，借此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用武力威胁中国，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他们在量增加在中苏边境的驻军。1964年以前，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驻军为30个师左右，其中在苏中边境地区15个师，而在蒙古根本没有驻军。1965年以后，苏联向亚洲地区特别是苏中边境地区猛烈增兵，使靠近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远东军区成为它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的最大军区，亚洲地区的苏联陆军逐步增加到50多个师（苏中边境地区约40个师），各型军用飞机4000架，还有一个在苏联4个海军舰队中占首位的太平洋舰队，400多枚洲际导弹和一些中程导弹，总兵力达到100万人以上。苏联的军用飞机、舰艇成天在苏中边境和中国沿海侦察、巡逻、游弋，还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1966年1月，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苏联和蒙古“在保证两国防御能力方面相互援助”，双方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军事措施，以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苏军大量开进了蒙古。蒙古位于中国和苏联之间，除中苏两国外不同任何其他国家接壤，这个条约的矛头所指的是再露骨也没有的了。
随后，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不断寻衅闹事，占我地区，打我渔民，抢我船只，犯下了一桩又一桩的罪行。
1968年1月5日清晨，中国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上，中国渔民在主航道中国一侧破冰捕鱼。每年冬天这里的渔民主要是以捕鱼为业，因为江面已封冻，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江面上，将鱼运到县里出售。
中午时分，捕鱼的渔民正要往汽车里装鱼，忽然听到从河对面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抬头一看，苏军的2辆装甲车和6辆军用卡车正从苏方的库列比亚克依内哨所的方向高速驶来。苏军的装甲车和汽车大摇大摆地驶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开足了马力冲上中国的七里沁岛。他们在岛上示威性地转了一圈之后，将车停在江心中国一侧。车停下后，从第一辆装甲车里爬出一名苏军上尉，只听他叫喊了几声，苏军士兵纷纷跳下车来，又从汽车的驾驶室里拉出2条军犬。2名苏军士兵跑过来抓住一名中国渔民，拳打脚踢起来，接着他们又将这名中国渔民拖到冰窟窿跟前，用力推了下去，当这个渔民爬上来时，2条军犬狂叫着扑到他身上，顿时将他的皮大衣撕成了碎片。
看到苏军这样横行霸道，中国渔民们强忍着怒火，继续往汽车里装鱼。苏军上尉仍不罢休，又指挥装甲车呼地冲了过来，将中国拉鱼的汽车撞坏，渔民们一看脸都气歪了，冲上去和他们理论：“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滚出去！”
毫无人性的苏军上尉冷笑了一声，竟然命令装甲车朝人群冲去。中国渔民面对苏军装甲车，用力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装甲车吼叫着驶了过来，一名青年渔民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结果，他倒在车轮下面。紧接着又有人冲上去，装甲车像发疯的野兽似的在人群里横冲直撞，中国渔民不惜牺牲性命，赤手空拳与苏军搏斗，鲜血染红了冰面，有4名中国渔民被苏军的装甲车压死。
苏军在七里沁岛压死中国渔民后，又在黑瞎子岛挑起事端。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面积约为350平方公里。前不久，苏联出动军队，强占了该岛北部和东南面的江面，并派遣军舰封锁江面，拦劫中国船只，抢夺中国货船上的货物，殴打中国船员，并且截断了中国船只来往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要道，强行剥夺了中国在这两段界江航行权。由于苏军舰艇的驱赶和阻拦，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中国船只已很难看到，只有少数中国渔民在江上捕鱼，但十有鱼网被苏军炮艇拖走，或被苏军用刀子割烂。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艇也奉命暂时停止了这一地区的巡逻活动。
1968年9月4日上午，横行在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5艘苏军炮艇一字排开，在一名苏军少校的指挥下，又开始耀武扬威地驶入黑龙江主航道。不一会儿，苏军少校从望远镜里发现有中国一条小渔船，船上有渔民，正向他们划来。中国渔民是向苏军要渔网来了。原来，一小时之前，苏军一艘炮艇在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用长钩拖走了中国渔民的几套挂网。小船靠近炮艇后，一名中国渔民站在船上喊道，“你们为什么割我们的渔网，这是中国的黑龙江，你们滚出去！”少校冷笑了一声，指挥两名苏军士兵用高压水枪向小船喷去，又指挥几个苏军士兵用长杆向小船捅去。中国渔民紧抓住杆子一头不放，双方僵持不下。少校一看，命令开船。炮艇开动起来，把渔船掀翻。两个落水的中国渔民奋力向岸上游去，少校又命岸边的苏军士兵用长杆捅，不准这人上岸。中国渔民只好又游回到江中，趴在翻了的船底上，顺江飘去。正在这时，又有一艘中国货船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一字排开，不准中国货船通过。中国货船靠到了主航道中国一侧缓慢前行。5艘苏军炮艇将中国货船团团围住，从前后左右靠了上来，接着有100多名持枪的苏军士兵跳上船来。中国船长怒斥苏军士兵：“你们想干什么？”话音未落，已被苏军士兵一枪托打倒在地，双方顿时扭打起来。结果，中国16名船员被打成重伤。
光天化日之下，苏军边防军杀我边民，抢我货船，阻我通行，破坏我边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使中苏边境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态势更加严重了。
情况报到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看完了外交部送来的一份报告后，从沙发上站起来，点上了一支烟，轻轻吸了一口，对周恩来说：“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压死了我们的人，又来抢货船，一点道理也不讲。边界谈判，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说谈不拢也不要紧，可以维持现状嘛，看来现状也维持不住了。”
周恩来拿出一份文件：“主席，这一份看过了吧，他们在中苏边境又增加了十几个师，还在新疆对面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组建了一个中亚军区。”“噢！”毛泽东一听转过身来，“这是个动向啊，要东西呼应，叫你两边顾不上。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我们只有奉陪到底了。”“大三线的建设进展很快，看来主席年就提出大三线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很及时，争取了时间。”周恩来既是汇报，又是总结地说。
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好像是在回顾几年之前，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时的情景。“有备才能无患嘛，你没有准备他肯定会打你，你有了准备，他可能不敢打了，准备得越充分，他们越不敢轻易打。”
周恩来点了点头；“是的，很有道理，有了准备他们的突然袭击就失去了作用，我们也不会措手不及。”“我们不想打仗，但要准备打仗，不能搞一厢情愿。”毛泽东边说边走到窗前，抬头眺望，坚定有力地说。“要准备打仗”这五个字，字字重千钧。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向七亿中国人民发出的动员令。从此，中国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口号，时时响彻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全国进入了准战时状态。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极力向苏联解释 这不是战争
1964年是沿苏中边界一线紧张局势逐渐升级的转折时期。这一年2至8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谈话时作出一项声明。苏联领导对这个声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1964年9月16日，苏联政府就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专门的抗议照会。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的是，8月15日结束的边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而后再没有恢复。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其后果之一是，最高军事领导对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急剧增大。军人对赫鲁晓夫大规模裁减陆军极为不满，他们抓住机会，作出了加强中国战线上的军事实力的决定。与此同时，中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
1966年，苏联驻华使馆就向苏共中央报告说，边界，特别是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和乌苏里江，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1967年，这方面的报告更加令人不安。虽然苏联代表一再说中国人不准备大打，但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看来，中方在边境发生小战斗时有一定的策略。苏联外交官得出结论：1964年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人采取了把苏方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岛上排挤出去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苏联边防军对上岛的中国人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认为这种方针将向中方表明，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问题，进而保证中国代表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自然，与这种方针相配合，苏方大大加强了沿中国边界一线的苏联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沿苏联边界一线的中国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据苏联军事侦察机关统计，中国沿鸭绿江、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部署的军队人数，到1967年达40万。这些区域还恢复了早年日本建立的老防区。
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苏中对抗的升级，实际上使两国间的对抗达到了新的水平。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个举动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别担心，根据“有限主权论”，现在莫斯科有可能打着“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干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和西方容忍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实证明，它们承认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有可能持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最后，使中国人很不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像越南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对他们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担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对抗”，明显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准备同莫斯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引起全世界对苏中对抗尖锐化的关注，然后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导国家拉到自己方面。
正如不久前中国公布的材料所证实，从1969年1、2月份起，中国最高军政领导就着手制定在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地区采取武装行动的计划【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页。】。按照这个计划，对岛区要进行经常性的巡逻，而不是以前那样的周期性巡逻。
据各种情况判断，中国领导人不是偶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达曼斯基岛地区，А·埃利扎韦京在回忆录中指出，根据国际法准则，通航河流上的边界走向，要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中国居民很早就在这个岛上从事生产活动。苏方用以说明自己对这个小岛拥有主权的理由是，在1861年条约的边界附图上，红色边界线是沿中国江岸走向的。埃利扎韦京指出，这张地图上的河流是用浅兰色细线标出的，所以很难用划线笔准确地沿河流中心划线。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些地段标出的边界是沿着我们的江岸走向的。因此，达曼斯基岛事件后，我们很难向外国外交官论证我们对这个小岛拥有主权的理由。埃利扎韦京认为，总的来说，苏方“未表现出理智”，硬要控制达曼斯基这个“不适于停靠、无人居住的”小岛。
总之，可以判定，中方从军事上为达曼斯基岛地区可能发生冲突做准备时，曾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周恩来讲的很明确。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强调说，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页。】。
可见，在三月初发生流血冲突前夕，中方很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意图。这个时期，它试图表明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证明苏联对华政策的侵略性质，用事实证明中国不怕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允许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中国，试图通过采取强硬而有节制的立场，制止冲突不可预料地升级，向世界说明中苏矛盾的尖锐、严重程度。
至于苏联方面，当然它不能不重视乌苏里江地区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据苏联统计，1967年间，发生边境事件两千多起，比1966年多一倍，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在乌苏里江上的基尔钦斯基岛（即七里沁岛——译者），1968年1月26日在达曼斯基岛发生了严重冲突。鉴于这种情况，苏方在这个地区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军事实力和作战准备。然而发生的事件表明，形势发展之快终究还是搞得苏联边防军措手不及。
达曼斯基岛上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2日晨。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双方对事件的说法往往截然相反。但是，如果把苏联的报道同不久前中国公布的材料作一比较，则可以判定，苏联边防巡逻小分队，执行把中国军人从岛上赶出去的任务时，突然遭到了对方从准备好的阵地上的射击。
这个悲惨的事件，在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反响。为了证明自己在冲突中的立场的正确，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自己在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并准备为巩固战绩采取进一步的坚决行动。这种加剧紧张局势的做法，是1969年3月15日晨在达曼斯基岛上发生第二次冲突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这次战斗的性质更为严重，双方都动用了常规军，苏方集中使用了现代火箭炮装置。
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说1969年3月2日中方可能设了埋伏，那么3月15日苏方在达曼斯基岛地区组织“报复行动”，则事先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炮兵力量。【注：T·W·罗宾逊著《中苏边界争论：1969年冲突的背景和发展过程》圣莫尼卡1970年版。】其实，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补充一点：这次战斗的发生，对于我们的战士来说是突然的。
如果讲三月战斗的纯局部性结局，那么中方可以认为是他们取得了胜利。3月15日以后不久，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达曼斯基岛，苏方对此的反应是很克制的，开始，我们边防军向中国人提出了正式抗议，后来连抗议也不提了。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试图表明的，围绕达曼斯基岛的冲突决不是由双方要控制这个小岛的简单意图引起的，而是有更广泛的战略考虑。3月15日的战斗，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常规军的大规模冲突靠近了，不能不为双方的作战计划带来重大变化。虽然我们现在不拥有关于苏中这方面意图的演变情况的较详细材料，但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定的看法。
关于中方的估计，可以根据周恩来在一次秘密的“经济会议”上的讲话作出判断。这次会议是在达曼斯基岛战斗后不久举行的。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首先强调指出，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还不能完全转移到发展东部地区方面，以便在那里为这种进攻行动建立可靠的基地。周恩来还强调说，中国不应怕核打击，因为它自己拥有核武器。此外，这种打击的后果会因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被淡化。他还指出，达曼斯基岛事件表明，苏联士兵“不善于”近战夜战，苏联炮兵的轰击“不起作用”。他指出，苏联在装甲技术上的明显优势，可以靠大力发展反坦克武器来消除。
把周恩来的这些论断同中国有关这个题目的其他报道作一比较，则可以说明，决非中国总理的所有论断都可信以为真。从同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在苏中边界地区供职的中国军人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当时中国军人对苏军在常规武器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很不安，他们在多次观看对方的教学记录片后，对自己的成功希望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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