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谷
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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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试读：
内容提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离开赣南。数十万白军涌来，蹂躏曾名为中央苏区的这块红土地。
千千万万的女红军、女干部、孕妇、幼女留下来，陷入痛苦的深渊。因为参加革命，她们遭受比革命前更悲惨的境遇。熬过屈辱、奸污、酷刑……那曾经的追求，让她们用一生的赤诚，书写人类最悲壮的历史。
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中，记述了14组女人的命运。其中有：少共中央局书记李才莲的妻子9岁做童养媳，用80多个春秋，抒写人类最漫长的爱情等待，至今90多岁还在等待；毛泽东的小姨子贺怡身怀重孕，留在赣州经历三灾六难；陆定一的妻子、女儿流落民间，演绎出悲欢离合半个多世纪的寻找；与瞿秋白一块被捕的两个女人，一个误死，一个冤狱27载；有的眼睛被弄瞎；有的被迫改嫁；有的被逼为“匪”……更多的女人，是经历了特殊事件的普通女人。
这是那场战争的另一个战场。尽管女人们在同一条战线上战斗，却没有两个人经历过一场完全相同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线上挣扎的女人；曲折离奇，血泊中爬行的女人，苦难的命运绽放出艳丽的苦花。
此书由部分历史图片，配合14组妇女极富传奇色彩的身世，展示了曾经发生的那场革命延续中至今鲜为人知的一面。
序 沙砾中绽放的女人花
读卜谷的《红军留下的女人》这部书稿，不时泪涌眼眶，不能自已。读罢掩卷，心头分外凝重。“女人是水做的。”“女人的名字叫弱者。”——这是曾经有过的话语。前者的意蕴是多重的，如指女性的清纯、秀美等，但也有柔弱似水的含义；后者即直白女性的脆弱。在性别气质的划分中，历来有男性为阳刚、女性为阴柔之分别，而且往往把阴柔与脆弱划等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还要说的是：相对于男性，女性在生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因其特殊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会有着别样的、甚至是更深重的担当。在常态的生活中是如此，在非常态中更是如此。
本书讲述的正是女性在特殊际遇中怎样担当起坎坷与苦难的故事。
故事大都发端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朱毛”红军下井冈山之后，挥师转战赣南、闽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当年的革命如火如荼，“横断半壁，红透南国”。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却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艰险的长征之路，由此中央苏区最终丧失。
红军主力走后，革命队伍中却有许多人因种种原因留了下来，留在这片即将面临血洗、清剿的土地。“留下来的人们”中，有不少是女性。《红军留下的女人》给我们展现了十几位女性在这样的重大生活变异后的命运。她们当中，有的自身就是红军战士，有的是红军的妻子，有的既是战士也是妻子，还有的是尚未成人的孩子。她们中的许多人，本有着如花的青春年华，有着火热的斗争生活，也有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红军主力走了，她们被留了下来，如离群的雁，如风中飘落的叶子，生活一下子产生重大跌宕。她们留下后，面临着极其艰险、极其困难、甚至是极其无奈的处境：这里有生存的困境，在卷土重来的反动武装（如还乡团、铲共团、挨户团、搜山队）的“斩草除根，诛家灭族”和“屋换石头、人要换种”的疯狂叫嚣和残酷杀戮中，她们要活着，甚至还要继续开展斗争，就要历尽常人难以体验的艰辛：或四处转战，或颠沛流离，或隐居深山，或藏身民间，或剃度为尼，更有的在斗争中英勇献身。这里有性与婚姻的尴尬：有的夫妻分离，长期杳无音信，当发现丈夫竟然活着时，自己已为他人妻，于是只能遗恨终生；有的被恶霸多次变买，沦为性商品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有在困境中将就的结合，给未来的生活带来无法言说的苦涩；有的终其一生在等待，坚信丈夫会回来，而其实她所等待的丈夫数十年前就已经牺牲。这里有复杂斗争中产生的误会，到头来反而坐进自己人的牢狱之中，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这里有骨肉之间的悲欢离合：有离散数十年后再次团聚的“悲苦的喜事”，也有依然在幻想着童年的年迈的孤女……
由水做的女人、被称为弱者的女人，就这样被推到最粗砺的生活中接受磨难。柔弱与粗砺、女人与苦难相互照明，那苦难就更加彰显，那柔弱的便也呈现出了韧性来。柔能胜刚，在苦难面前，女性往往表现出比男性更大的耐受力。就像荒野中的草，能经受连大树也要折服的疾风。是的，她们是生长在干涸贫瘠的沙砾中的草，生境恶劣，孤独无依，没有粗壮的根系、躯体和枝柯，靠什么抵挡袭来的狂暴？恰恰靠的是柔韧。而要做到这一切，却又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和代价呀。这些女人的力量能从哪里来——是因为信念？是因为爱与痴情？抑或因为女人的天性使然？——我依然不得其解。我们为这些女人的命运扼腕叹息，更为她们在苦难面前透出的精神与性情——无论是因为信念、还是爱与痴情或天性使然——而经受心灵的震憾。
沙砾中的草，却能开出清丽的花儿。苦难中的女人们，以她们的坚忍、执著、奉献，以她们面对坎坷、磨难和无奈时的从容、无悔和淡然，而释放出女性内在的心灵之美：马前托孤，身陷囹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斗争不止的李美群；不意入庵为尼，坚信红军会来接她归队，临终也未能如愿但仍口占一偈“生是红军，死也红军，来日转世，法号红军”的“红军尼”弘菁；在太长的等待中，因顾虑太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如何评价而不敢在解放后与组织联系而抑郁而死，死时还把保存多年的一枚苏维埃红印放在身旁的“女红匪”廖秀姑；革命70多年，到死却还是个临时工，又因有一位被拉壮丁当过国民党大兵的丈夫而累遭责难和折磨却无怨无悔的彭国涛；苦等五十多年丈夫未归，为延续家门的灶火，含辛茹苦将两个残疾人收养为儿子儿媳以传宗接代的池煜华……她们的人格和品性无不让人动容，她们是一朵朵在苦难的沙砾中绽放的女人花。
赣南是一块历史积淀分外厚重的红土地，作家卜谷长期来扎根于此，在深厚的红壤中采掘不止，并不时向世人奉献出他的成果来。前些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在反映严峻的战斗生活同时，更多的是表现少共战士的童真、童趣与童智。而在这部沉甸甸的书中，让人感受的却是深沉与凝重。朴实的文笔，具有区域特色的原生态的历史与生活的写实，让深藏于赣南群山皱折中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于世，并见证苦难的凝重和承受苦难的女人们的生命力之顽强和品性之美丽，这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还值得一提的是，卜谷的腿脚不太利索，直说了是有点跛，可他惦记着这些快要被人遗忘了的人和事，或被这些人和事所感动，也想让它们感动别人，于是跛着不太利索的腿脚，踽踽奔走于赣南群山的皱折中，当然还穿州过府，去了外省和京城，历时十几年，去采撷这些故事的素材。他不满足于道听途说，非要见到主人公，主人公不在了的，也要找到见证人，务求真实，力索细微。其情其行，亦让人感动。
感谢卜谷，将那些被遗忘的让我们记住。
本书的编辑郁丹女士嘱我为本书写序。我在感动之际，写下一点读后感，可为“序”乎？2006年1月8日于赣州（荒坪——陆定一的外孙，现为江西理工大学教授、文法学院院长）序胡国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是发生在赣南最重大的现代历史事件。在这场长达6年的奋斗中，十多万赣南儿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场革命的延续，改变了这块红土地的命运，也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这块红土地，生长着我们共和国的根，也生长着我们党的根。7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仍然耐人追寻。
追寻这段历史，贵在求真，因为真实是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赣南本土作家卜谷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倾耗30多年最宝贵的青春，不断追寻、挖掘、开拓，立意创作“红土记忆系列丛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纪实作品《红军留下的女人》是其中之一。这部26万多字的作品，经过了作者十几年的采访、整理、思考和创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书中集纳了数十个女红军或与红军有关的女性的不同形象和故事，其中有女部长、女“苏干”、女山歌手、红军的女婴甚至女“叛徒”、女“匪徒”等等。作者试图从当年中央苏维埃共和国各阶层女性的角度来折射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视角独特，文笔流畅，富有艺术感染力。作品中真实再现有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有的令人扼腕叹息，有的使人震聋发馈。这场革命凝聚了太多的追求、拼搏、奋斗，拥塞了堆积如山的曲折和牺牲。书中正面的人物自身几乎都没有赢得什么，而且大部分却付出了生命。但也不能说她们输了，她们毕竟用短暂的生命点燃了信念之火……这是不能用物质和金钱来量度的。
此前，卜谷还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长篇影视小说《曾山与苏维埃》，现在，他手上仍有几部书稿正在撰写、修改之中。其在红土地文艺领域长期默默耕耘的精神值得钦敬和鼓励。也正因为这一点，当他请我为这本书作序时，我欣然应允。事实上，在赣南，像卜谷这样醉心红土地文艺研究与创作并已有所建树的同志还有不少，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各门类、各艺术表现形式的研究创作人员的群体和梯队。为此，我们在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了红土地文化研究会，以更加集中、有效地把发生在红土地上的这段红色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来认真研究、创作、弘扬，力求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真实、全面地再现那段历史，从中挖掘出真正可供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借鉴、学习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已经起步，“处女地”上已经锻铸出越来越多耕耘红土地的犁铧。犁铧过处，历史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每一个读者都从中得到感染、启迪和激励。2004年5月
苦难不忘记（跋）
秦皇汉武，历史久远。中华大地，古都古市不少矣。在六朝古都西安一带，古董不是稀有物，寻常百姓家里掏出一个物件，说不定就是个有级别的文物。同样，在中央苏区赣南，革命历史文物乃至革命历史人物也很寻常，有时不经意地一撞，就撞上一个有来历的人物。
许多人，早已不在意那场革命，而我频繁往复，乐此不疲地探寻，加紧“抢救”，或是贪婪地“抢占”。因为，我觉得这里有一片埋藏的金子，先把最容易得到和最容易失去的金子弄到手，然后一步步深入掘进。
女人，是美丽的。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可是，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女人。女人与男人有共同的前线，也有不同的前线。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往往只剩了女人。她们独立战斗，承受鄙视、屈辱、奸污、毒打，不得不由温柔变为冷峻，像钢铁一般坚强，从血泊中爬起来，傲然苍穹。战争胜利了，女人或退归幕后，默默无闻地劳作；或承受战争的遗祸，双倍残酷地生活；甚至于蒙冤当作成功者的敌人，身陷囹圄……这些，都似一把把尖刀，刀刀锥刺着我的心，但我知道，所谓真理的代价，有时并不以人心中预备的方式出现。于是，从女人着手，我契入了那场战争。
铅灰色的天空，雨夹雪夹水的粉尘夹雾气——一群不明飞行物纷纷扬扬。自那个春，10几年过去，不知不觉。在县城、乡村、大山深处、岽顶庙堂……我与我的同志邓左民、胡玉春、刘水根等，搜索昔日的战场，寻找弥留的生命，也将10几年的青春溶入了那场战争，那些女人。我常常惋惜生命的流逝，却珍视这一段经历之不惑。
这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低贱的也是人的生命。那个动乱、革命的年代，造就了一批苦难女人。苦难的生命，往往最有价值，是一个民族的精华。在生命与生命的比较中，我采撷了一串生命中的珠玉。女人、男人，是一样又不一样的。女人比男人多些颜色，多些声音，多些味道。女人，温柔如水，又坚硬若冰，滋润生命，孕育生命，又折射生命。女人付出了巨大牺牲和特别巨大的隐形牺牲，那场战争，决不该忘记——那女人，那残酷的经历，她们创造并成就了生命的精品。
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人类，这是比任何金子、钻石，更弥足珍贵的财富！但，必须把它们展示出来，把真实还给民族，让人们见识这苦难，记住这苦难，否则，历史就会被历史所淹没，人们的苦难也就会被遗忘所掩盖。
一诺百年的爱情守望
一、解密中共党史，牵出一诺百年的旷世奇缘经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前外长黄华二人批准。1984年4-6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沿长征路线行进采访，并获准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了一遍红军长征路，曾旋风式地采访了杨尚昆、胡耀邦、聂荣臻、张爱萍、康克清、陈丕显、伍修权等红军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及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以及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
1985年10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此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叙述：“1935年2月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24师等红军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在于都南部这一狭小地区内。2月下旬，红军分9路突围。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员中，唯有李才莲下落不明，曾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李才莲是哪里人，到底去哪里了？寻找李才莲，数十年间断断续续地进行。
1995年，江西兴国县爆出了个大冷门：李才莲是茶园乡教富村人。其妻子池煜华还健在。
史学界及新闻界的同志喜出望外，如同发现一座金矿，刻不容缓地向教富村涌去。先后有中央及地方20多家新闻单位前往采访。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一、二、四频道多次播出有关池煜华的专题，许多省电视台、报刊相继作出报道。
面对池煜华，那些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深深地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二、童养媳嫁了革命郎，跟随郎君闹革命
终年不绝的李溪水由秦娥山的怀抱里潺潺而出，与教富村河背村小组擦肩而过，无声无息流淌了一万年。
有一天，清澈如镜的李溪水面上悄然出现了一个陌生女孩的身影。那是1920年，9虚岁的池煜华嫁过来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
池煜华祖上三代都是租田耕作，苦到骨头的佃农。那一年，为寻点活钱，父亲去福建挑盐卖。缩手就是饿，伸手就是祸。不意，她父亲老实巴交被诱吸上了鸦片烟，不但没有把盐挑回来，而且连挑盐的扁担、箩筐都吸掉了。一个多月后，贫病交加，父亲爬着回到家，捡回了一条命。家徒四壁，没有东西可卖，要卖只有卖人。为了生存，父亲打主意卖女儿还债。
听到风声，倔犟的小煜华赶紧逃避。逃避到哪里去？她在深山里转悠了半天，想到了茶园乡有个姑姑，便到姑姑家“躲卖”。贫穷的姑姑也无力养活小煜华，牵线把小煜华嫁给了村子里的富户李才莲家做童养媳。小煜华家少了一张吃饭的口，李才莲家则多了一双干活的手。这对双方是一件不坏也不好的婚姻。
出了穷窝又入苦穴。放牛、割草、砍柴，属猪的小煜华作了牛用。6岁与9岁的婚嫁仅仅是名义上的婚嫁，除了永远干不完的活，不堪重负的小煜华有时也兼带照看老公——那个抽搐着两条浓鼻涕的李才莲。
小小的李才莲多了一个保护者，小小的池煜华却多了一个施疟者，就是李才莲的后母。都说，家婆与媳妇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那么，媳妇与后母家婆也许就是天敌。在后母家婆的眼里，池煜华这个小天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无利用价值的使唤奴。
种菜、洗衣、做饭、作田……劳累了很会做事的小煜华，就空闲出来不会做事的李才莲，空闲出来的李才莲进了李溪上游的李溪村小读书。
学校是播种知识的地方，也往往是播种革命的地方。三民主义的道理无声无息地浸入李才莲心田，在老师的带领下，李才莲开始秘密地参加了革命活动。
李才莲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次突如其来的斗闹改变了他的生活。
那是初冬的一天上午，农村人闲得无事可干，李才莲及其哥哥李才万和父亲三人都木桩般竖在门口的屋檐下，一边抠鼻屎一边看天，也没有什么话说。哥哥李才万是很歪的人，就从鼻子里面抠了一大坨鼻屎突然塞进李才莲嘴里。李才莲以为有什么吃的，咂咂嘴才知道上了当，骂李才万会死掉。李才万就动手打李才莲一巴掌。李才莲也蛮歪，吃不得亏，骂着扑打过去。二人你一下我一下在屋前扭打起来。李才莲的父亲也参与进来，一边骂两个儿子一边动手动脚地制止这场“战争”。
这个莽撞的父亲，他不参与还好些，越参与越添乱子。
只听得“哎哟——”一声尖叫，不知怎么，李才莲已经躺在地上，他的脚骨被父亲踢断。为此，李才莲卧床休息约三个月，终身都记恨自己的父亲。
那年14岁，即将小学毕业的李才莲被迫中断了学业，却并没有中断革命活动。有时，李才莲打个招呼就不见了，无影无踪要几天后才回来。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池煜华经常做一个半人甚至于做两个人的功夫。做得多则食得多，有时她实在饿得忍不住，就会乘李才莲在树荫下偷懒或看书时偷食一点李才莲那份饭。李才莲发现了往往下手很重，在她头上来一餐“爆栗子”。她便捂着脑袋干嚎几声。
自因吃鼻屎闹矛盾后，家庭生活有了变化。李才万两夫妻种一块田，李才莲两夫妻种一块田，虽然没有明说分家，但是各人心里都在为分家做准备，并且付诸于行动。那一年，李才莲用劳动所得的钱买回来一条水牛，为分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红军不到兴国来，李才莲、池煜华就会一门心思往发家致富的路上奔走，命运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红军来了，早已参加革命的李才莲完全卷入了革命风暴之中，他毅然舍弃了那头发家的水牛一下子成了职业革命者。
李才莲虽然6岁就与池煜华结婚，却仍是由祖母带着睡觉，一直与祖母睡到15岁。15岁那年李才莲与池煜华圆房。那是1929年春节前夕，年三十晚上睡觉前，李才莲在祖母指点下，才把枕头从祖母的床上放到池煜华的床上，两人就算圆房了。
革命风暴席卷赣南，圆房第三天，也就是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莲告别了蜜月中的妻子，去参加县城的暴动，从此踏上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
县城里面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大家一窝蜂地参加革命，一夜之间，人们才得知15岁的李才莲是少共兴国县委书记。李家一下出了几个革命人。李文兰是李才莲的胞叔，担任了区苏维埃主席；李才万担任了区少先队队长，后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某部三营任政委；池煜华也担任了区苏维埃妇女部长。
大家都去闹革命嘴巴吃什么。田里有那么多功夫要做，池煜华怎么走得脱身呢！“家里面老老小小有这么多人要吃饭，管得你革命不革命，田地里的功夫，家里的事情你就要去做。”李才莲的父亲和后母如此要求池煜华。“我就是要革命。”池煜华虽然还不理解实际意义上的革命，却本能地要革命。一切都是从丈夫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为了一个干革命的丈夫，做妻子的也应该干革命；为了一个干革命的丈夫，做妻子的不能脱产干革命。所以，池煜华当的是不脱产干部。她干革命的主要工作是叫大家打草鞋，叫大家交公粮，叫大家当红军，干革命，她是在帮丈夫；做家务，她也是在帮丈夫。帮丈夫，是一个做妻子天经地义的责任。她日日最悬挂的是丈夫，所以日日保佑的也是丈夫，丈夫——李才莲在外怎么样了呢？
李家几个在外的人常有书信捎回来。
大哥李才万来信说在福建打仗的事，在福建患病的事……
丈夫李才莲也时常有信捎回来。询问家乡的生活，家乡的收成，交代池煜华要搞好家业，善带弟妹，千万不要打弟妹让弟妹记恨一辈子……
不过，这些书信常常到不了池煜华的眼里、手里。因为她在家里的地位卑微，因为书信不是写给她收的，因为她不识字。书信认得她，她却认不得书信。虽然书信近在咫尺，书信上的内容却还要很久很久才能传到她耳朵里，有的是几天、十几天，有的是一二个月，半年，有的她永远都不得而知。无论下河洗衣服，在家做家务，下田劳动，她的耳朵都高度注意收索与李才莲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有几次李才莲从千里之外转战到兴国县，来信约池煜华赶快去兴国县城相聚，待池煜华得知约会后，会约的时间早已过去。每逢此时，池煜华就一个人站在一尺多高的大门坎上向小溪对面张望，那是一条从家里伸向外面世界的小路，也是一条从外面的世界转回家里的小路。望着这条小路，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流淌，不知不觉地爬满了她整个脸庞。
对于一个只圆过两天房的少妇来说，日夜牵挂，苦思冥想，只能在梦中与丈夫相约相聚画饼充饥，现实中的约会为何却来得这样迟缓又去得那么匆忙呢？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又多么残酷的约会呀！
池煜华心目中的李才莲，就象天上的月亮，可望不可及。在红军长征前四年间的五次反“围剿”中，李才莲只回来了两次。这寥若晨星的两次探家，深深地刻在她记忆里刻在她心目中，几十年后仍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是一个冬季的黄昏，凛冽的北风冷得刺骨。
池煜华抱了一捆柴草准备进厨房烧饭。走过大门槛时，她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小溪对面。哦，那条无边无际的小路尽头果然出现了一个黑点。立刻，她陷入重复过千百次的有望与无望，那么痴痴地望着，痴痴地等待。柴草烧出了灶外。“打短命的，还不赶快烧火做饭。等一下大家归来没饭吃，皮都会给你剥掉！”
后母一声断喝，池煜华立即回到灶台，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竖起耳朵倾听，细细分辨对河小路上遥远的脚步。
就像天道还欠于残疾人一样，盲人的听觉特别敏捷，聋子的眼睛特别明辨。池煜华是个不识字的“睁眼瞎”，于是，她不但眼力特别好，听力也特别好，即使是在灶台上她也能听到小路上传来的遥远的脚步声，分辨出脚步声是不是李才莲。“才莲回来了，是才莲回来了！”池煜华欣喜地从厨房里冲出来，不顾一切地向小溪那边奔走。可是，才莲的脚步为什么变得那么缓慢，变得缺少生力，像是被寒冷冻坏了，像是大病了一场？
急切地迎出去，缓缓地接回来。
果然是她日思夜盼的李才莲回来了。不过，回来的李才莲并不是人们传说的那样英俊、潇洒，骑着高头大马，那样神气十足。风尘仆仆的李才莲脸色刮青，双眼无神，四肢无力，整个人弓着腰，驼着背，缩着身子，是一副落威落势的跌苦相，似一棵在北风中瑟瑟缩缩的枯草。
池煜华远远扑上来，一把将李才莲紧紧搂抱在怀里。许久许久，李才莲冰凉的脸才有了几分红晕，冰冷的心才暖和过来。相视无语，泪水夺眶而出，在一张灰黑脸上冲刷出两道白白的泪痕。这个李才莲与过去、今后的李才莲都判若两人。
池煜华不可能知道，李才莲的归来牵涉到一个左倾案子。已经担任中共上犹中心县委领导人的李才莲是被“开除”回原籍的……
怀着将生命献给革命的抱负出山，到倦归山野，身心疲惫的李才莲倒在与池煜华圆房的那间黑暗的小房里，闻着浓浓的潮气霉味，整整三天没有出屋。三天后出屋的李才莲显得木讷、迟钝，像伤了元气的老人。
失去了“她有一个在外面当官的丈夫”的虚名，却得到了一个日思夜想的真实的丈夫。池煜华不懂得也不计较外边世界才有的那些荣辱得失，她扮演着一个大姐一个母亲的角色日日抚慰着自己的丈夫，她像一个新娘夜夜享受着自己的新郎。
有一天，李才莲与池煜华上山捉石蛙，看到了一场奇特的战斗。两人沿着蛙鼓阵阵的小溪溯流而上，在一只深潭旁见到十几只近斤重的大石蛙依水而歌。他们正要悄悄绕过去捕捉，只见“嗖”地一声，一条眼镜王蛇凌空而降，将一只石蛙咬住。“哇哇，哇哇——”那只石蛙凄惨地叫喊起来。蛙群一阵躁动，一只石蛙猛然跃起扑上去抱住眼镜蛇，又一只石蛙扑上去抱住眼睛蛇，又一只石蛙扑上去……受惊的眼镜蛇用力扭动身子，蛇蛙一块滚落水中，沉沉浮浮，激起轩然大波。许久，奄奄一息的眼镜蛇浮出水面，在岸上歇息许久才慢慢地爬走。受伤的石蛙则钻进石隙养伤。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自然界的生命大搏斗，两人都惊呆了。
生命是个人的，生命的潮涨、潮落却不是个人所能把握。人世间的冷暖，山野里的生气都可凝成云生云灭，都可化作徐徐来风与生命的气息接续。
十几天后，李才莲又挺起了胸膛，二十天后，一米七0的李才莲又高昂着头颅出山了。一个“老革命”作为一个新革命者，他又重新参加了革命。
重病的痊愈，生命力的恢复为什么会这么快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但起码有以下几个原因：是池煜华纯真质朴的情爱唤回了李才莲的生活热情；是山旮旯的逼仄逼出了李才莲的革命意志；是庸碌的目光和俗气的讥讽激发了李才莲的拼搏精神；是蛇蛙的搏斗呼唤着李才莲自身对伤害的愈合能力；更要紧的还是李才莲自身对伤害的愈合能力。
复出的李才莲更老练，更聪明，更成熟了。
男人的征战就是女人的煎熬。池煜华面临的又是一轮漫长的等待，而每一轮新的等待又有伴随着新的冀盼。行前，池煜华红晕着脸，对李才莲发出了曾千百次萦回心底的疑问。“你在外面给那么多人写信，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写信给你，你又不认得字，两公婆的事还要请别人念，几多不好意思呀！”李才莲说：“你要学习识字，要学习文化。”
他用柴火梗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李才莲、池煜华”几字。
池煜华不吭声，晕红的脸羞得更红更美了。是哩，两公婆的事怎么好请别人念呢。难怪李才莲经常叫自己要学习识字。
望着温柔美丽的妻子，李才莲按照农村发誓的习惯，站在门槛外对站在门槛内的池煜华指天地发誓：“现在是战争年代，谣言特别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我算过命，算命先生说我不会死，会命长，大富大贵。记住，等着我。20年30年，哪怕50年60年，革命成功我就一定会回来和你相聚”。
面对信誓旦旦的如意郎君，池煜华半嗔半娇，请老天爷作证，发出了誓言：“你放心地去吧，我会等你。你20年30年不回来我就等50年60年，50年60年不回来我就等你100年。一定会在家里等你回来团聚！”
三、生活在领袖身边，锻冶于革命营垒
后龙山长长的崖坡，李溪长长的流水都映照着一个痴情的身影。常常的思念化为常常的动力，常常的动力就是常常的学习。山坡上、沙滩上、田野里处处都种下了池煜华歪歪扭扭的笔迹“池煜华李才莲，池煜华李才莲”。
识3个字就认得自己的名字，识6个字就可以把丈夫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睡在一起，识几十个字就认得全家人的名字，识几百个字，就认得县名区名村名和全村人的名字，识一千个字，就可以与丈夫通信了……“池煜华李才莲，池煜华李才莲。”学识字的池煜华写得最多的字就是“池煜华李才莲”6个字，她喜欢把这两个人的名字睡在一起。无尽的思念呵，有时，池煜华心里也难免泛起一缕缕疑云：李才莲在外面会不会像我思念他一样思念我呢，听说，他在外面都说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妻子，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外面的女人洋气不洋气，李才莲在外面会不会有外遇呢？这些怀疑都是一念之差，随风飘散，她坚决相信：自己这么思念着李才莲，李才莲怎么能不思念着自己呢。
郁郁蓊蓊，一片硕大的古樟树拽着连绵不绝的绿，伸向远山。这是江西宁都县城郊，一个叫“七里”的村庄，1933年6月，池煜华与人搭伴。步行三天，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中共江西省委，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如意郎君李才莲。“才莲、才莲——”池煜华情不自禁，呜咽着扑进了惊奇不已的丈夫怀里。识字果然好，识字长了池煜华眼界、智慧、勇气和力量。池煜华知道了丈夫革命的官名，叫做少共江西省委书记，丈夫革命的地方是江西省委所在地——宁都。她一点一点打听清楚了宁都怎么走，有几天路程要经过哪些地名。丈夫不回来，久久苦恋的池煜华决定出门去寻找丈夫，现在识了字，什么都挡不住她，就是缺路费。平常，自给自足的农村很难见钱的面，但这也难不倒她，通过布告，识了几百字的池煜华知道距离教富村十来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红军豪兴医院，柴火挑到那里去可以卖钱。
柴火可以卖钱，却是最便宜的商品。2担柴火才卖五分钱，40担柴火卖一块银元。池煜华用了半年时间，足足卖了120担柴火才凑足3块银元。一担柴火就是一二个血泡，血泡溃烂，血水把刀柄都浸透了。她原本细嫩的手，一层血泡叠一层血泡，已经粗糙得如同柴皮。一路上，她忍饥挨饿却舍不得动用那3块银元，舍不得吃带给李才莲的菜干子、鱼干子。此刻，她布满血痂的两手把这些物品连同两双布鞋，一齐捧到丈夫手里，作为见面礼要丈夫买点补品补养身体。
久别胜新婚。一年多未见，面对着兴奋不已，激动异常的妻子，刚刚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儿童局书记的李才莲，抚着她新泡叠旧痕的两只粗糙的手，却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恰恰相反，他轻轻地推开了浑身滚烫，热泪盈眶的池煜华，举止冷淡得让人生疑。“这是我家乡的一个人。”李才莲对通讯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我是他家乡的一个人，他怎么不说我是他老婆呢？”池煜华心里犯嘀咕。
吃过饭后，李才莲也不大与池煜华说话，却曲里拐弯把池煜华带到一户老表家里，安排在那里与一个妹子搭睡。夜间，躺在光板床上辗转反侧、百思不解的池煜华问那个妹子的名字，竟与自己同名同姓也叫做池煜华。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
朝思暮想终相遇，相遇却仍是分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夜之间，池煜华委屈的泪水把床板都打湿了。
几天后，李才莲终于把池煜华带入自己的住房。这虽然也是一幢干打垒的土房，房里阴暗潮湿，是一张用两条凳子架起来的光板床，池煜华却感到亲切，有一种回到家里的踏实。
在这片戒备森严，平常却不寻常的建筑群落，突然冒出来一个穿着浑身缀满补丁的土蓝布衣服，却生得眉清目秀、明眸皓齿的美女子，远远走来，犹如荒草地里长出了一支婷婷的山菊花。在警惕性极高的年代，她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所有人注意。
池煜华逐渐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一些有着神奇传说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物。首先使池煜华感到可亲可敬，又主动为她释疑的是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蔡畅，蔡大姐。
那一天，李才莲突然对池煜华亲热起来。他说自己受了批评。“蔡畅部长问我为什么在外面见到池煜华时，不打招呼不说话，象不认识的人一样，这是对妇女不平等的思想作怪，是瞧不起妇女同志的表现。要好好反省反省。”这一夜，李才莲把自己反常的言行、前因后果，对池煜华作了一个彻底的坦白。
第二天，池煜华走进了蔡畅部长的办公室。“蔡大姐，李才莲不是瞧不起我，在屋子里面他对我很好，还会给我洗脚哩。他在外面不跟我说话是避嫌，战争年代，大家出外革命都没带家属，那些战士看见领导干部带家属会想家的……”“哦，如果他不是瞧不起你，那是另外一回事。池煜华，你对领导干部带家属这事是怎么看法的？”“我的看法是男女平等，男同志可以出外面革命，女同志也可以出外面革命。带不带家属要看革命需不需要，革命需要当然可以带家属，”池煜华对这个问题想过很久，深有感触：“女同志不光是家属，还可以是革命干部。”“哎，你说话还蛮有水平嘛。你在家里是不是参加了革命？你愿不愿意到省委来工作，与李才莲一道革命……”
蔡畅知道池煜华在家也担任了苏维埃妇女干部。从此，她们成为了朋友，池煜华经常去找蔡畅谈心。平易近人的蔡畅是池煜华真正的大姐。省委工作的危大姐等人也时常参进来与池煜华聊天，李富春见了面都会打招呼、聊天，有一次，他还买了些果子来吃。一边聊天一边问兴国农村的扩红情况，妇女组织打布草鞋的数量，农村中“借谷运动”的情况。朱德总司令也偶尔凑过来聊几句。
南方有一说：夏季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有一回，暴雨倾泄，下了一夜。天亮时，大家的床都立在水中，出门一看，有些战士的床板漂浮在低洼处。池煜华本能地下到水中为战士们打捞床板，洗晒补褥，早早晚晚，忙碌了两天，给所有的战士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间久了，神秘的毛泽东也不神秘。有一次，毛泽东与池煜华聊天时聊出了久蓄心底的一个秘密。当时，苏区的《红星报》、《青年实话》等刊物上经常能见到李才莲的署名文章，特别是《青年实话》有时每期都有李才莲的名字。这就不能不引起敏感人的注意。“过去，我总觉得李才莲不像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他长得文质彬彬像个舞台上的小白脸，读过书有文化，能说会道，很会写文章，组织能力又强，办事果断有魄力，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这样的人不是地主家出身，就是富农家出身。直到看见了你，看见你一身补了又补的衣服，看见你年纪轻轻一双手长满了老茧，我才相信他确实是穷苦人家出身。”
一天晚上，池煜华无意间把毛泽东的话说给李才莲听，李才莲像老年人那样长叹了一口大气，久久没有吭声。池煜华陪着李才莲一夜未眠，那个无眠之夜，她似乎明白了刚来时才莲对自己的冷淡，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从此，她感觉到革命以及革命队伍并不那么简单哩，她再也不是原先的池煜华了。
无论如何，走出家门的见识、境遇以及收获与在家里面就不一样。她愿意接触那些新鲜、新奇的事物，愿意走出家门。
一个月后，池煜华是带着蔡畅的手令回兴国老家的。蔡畅在一张中共江西省委的便笺上写着：
中共兴国县委：
经研究决定，调你县池煜华同志到中共江西省委土地部工作。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1933、7、19、
眼看夫妻双双就要在一起革命，一块生活了，天真浪漫的池煜华多高兴呵。
战争的硝烟弥漫在苏维埃的上空，新一轮反“围剿”日益迫近，红军的兵员却日愈枯竭。当时，李才莲正在参加筹备成立少共国际师，对即将到来的团聚他没有表露出太大的高兴。面对天真浪漫的妻子，临别之际，他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铮亮铮亮的小方镜子，赠送给她作礼物。
四、海枯石烂心不变，望穿世纪情不移
赤日炎炎，酷暑如灼。7月，是农村最繁忙的双抢季节。
池煜华一向是家里的壮劳力，回来便操镰下田，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抢收抢种”。一连干了三天，每天干得汗流浃背，天昏地暗。那天正干着，一场透雨不期而至，把池煜华一身淋得透湿。她硬是用体温把一身衣服烘干，直干到日头落岭，月挂东山。当她把最后一担稻谷挑回家时，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人与稻谷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六十多年后，池煜华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11日。
一场上吐下泄的“人瘟”突然在兴国县蔓延，人们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病倒，莫名其妙地死去。全村先后有四分之三的人染上了“人瘟”，大部分人熬不过七天就七窍流血一命呜呼。“我不死，我还要与才莲团圆。”
池煜华却不肯死，十天又吐又泄，不吃不喝，全身瘦成了一把骨头仍不肯死，全身都没有感觉了仍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在等待医药。那时哪有什么医生，哪有什么医药呀，有的只是土郎中传下的土药方。池煜华食下了一剂治“人瘟”的土到了顶的土方子。用尿勺到粪坑里捞一碗蛆虫，到李溪水里面冲洗干净，然后把蛆虫放到擂钵里擂成浆，再冲冷水往肚子里灌。水米难进口的人，喝臭气薰天的蛆虫浆液反而不呕吐。不呕吐并不是好喝，一碗蛆虫浆液，池煜华捏着鼻子一天喝了三次才喝完。喝了蛆虫浆液就感觉到有一条条的蛆虫在喉咙管、肚皮里边一蠕一蠕爬来爬去，爬得人心惶惶，那蛆虫爬着爬着就象立即要爬出嘴巴。
从没有任何感觉，到有再生的感觉，这感觉是蛆虫慢慢爬出来的，爬得人心惶惶，然后感觉到人生的无味、人生的无奈、人生的痛苦、人生的期待、人生的……然后就活过来了。
促使池煜华从死亡中活过来，可能是蛆虫也许是“人虫”。这个“人虫”就是她的身孕。
20多天后，她爬起来料理李才莲祖母的丧事，人世变了一个样。办丧事是最需要人手的，平常大家人众的李家却没有多少人向前。一问，李才莲的弟妹已接连死了5人，整个家族屋场中先后有12人得了瘟病，死去11人。
灭了人，就灭了做事的帮手，也就灭了人的负担。池煜华再要脱产革命，就没有理由也没有人会阻拦。
当池煜华持蔡畅的手令前往区、县办理调动手续时，兴国县刚刚由一个县分为两个县，即一个兴国县，一个杨殷县，县里安排她到杨殷县委，担任巡视员兼熬园区妇委会书记。池煜华多么想去土地部，日夜与丈夫在一块工作呵。在与县委组织部人员争执时，她突然觉得身体十分不适，拼命地呕吐起来。经人提醒，她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她留了下来，也就改变了人生。
杨殷县辖兴国、赣县、泰和三县交界的各一部分，含茶园乡教富村在内，是最偏僻的山区地带。池煜华任县委巡视员兼熬园区妇委书记近两年，红军便长征离开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李才莲因布置撤退工作曾经回到兴国县城一趟。形势已万分紧急。一到兴国，他便匆匆捎信要池煜华在一周内来兴国城相会，并反复交代：估计一周后白军将占领兴国县城，你就不要来兴国县城了。这是李才莲最后一封写给池煜华的信件，信件的命运与以往一样，被李才莲的父亲及后母扣押。当信件转到池煜华手中，一周早过了。已是“就不要来兴国县城”的时间。
1934年底至1935年底，赣南各县到处张贴着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购买人头的布告：悬赏——谁获得共匪首犯项英、陈毅、李才莲……其中一颗人头，即可持人头到县剿匪总部领取奖励五千块银元……
旧中国历来有“株连”的习惯，政府当局及乡邻都知道池煜华是李才莲的老婆，但当局并没有珠连她，首先向池煜华发难的倒是李才莲的亲父后母。“土匪婆子——你这个短命的土匪婆子早就该杀！”
李才莲的亲父、后母黑了心肠，暗暗盘算，既然李才莲值得五千块银元，那么李才莲的老婆岂能一钱不值？他们悄悄地向区保安团告了密，保安团那位老总形象很凶，他们告密时没敢说太清楚，只说是李才莲。那天黎明，一队白军乘着薄雾未尽，蹑手蹑脚来捉拿李才莲。提心吊胆地在屋里屋外搜查一番，却只见李才莲的老婆，气就不打一处来，保安团长刮了告密者两个耳光，一窝蜂地走了，顺便捉了几只鸡鸭。原来，当局对李才莲的老婆并不感兴趣。
李才莲的父亲捂着火烧火燎的脸，悻悻地在竹椅上坐了半个时辰。心里窝着一股火，他想，当官的不要就算了，标标致致的池煜华，卖给人家做老婆还是值几个钱的。
这一次闹剧，池煜华失去了最后一次与李才莲相逢的机会。那天黎明，李才莲的队伍恰巧途经兴国，他带着一名警卫员顺便回来探家，隐在李溪河的桥墩下，远远地发现了那群喧哗的保安团。随即迅速转移。后来，池煜华洗衣来到溪畔，终于看见了李才莲留下的字迹，桥墩岩石上划着遒劲有力的两个名字“池煜华、李才莲”。颤颤抖抖，涉过溪水，她把脸贴在那块岩石上，从熟悉的字迹感触到丈夫亲切的体温，并且揣想出这笔迹中的一串经历。千思万念，时时刻刻等待的夫妻相聚，就这样于无形中失之交臂，泪水沿着桥墩流进小溪……
更大的灾祸又来了。李才莲的亲父后母急不可捺地要处理池煜华，四处牵线，连价都不还，45块银元就把她卖了。少了个池煜华就少了个将来会分财产的对手。
买人的、卖人的和“在场人”三方相聚，在清扫案桌铺纸书写卖身契时，池煜华闻讯大吵大闹起来：“你们敢卖我，我就当场死给你们看，才莲有一天会来找你们！”
骑虎难下，被请作“在场人”的李家老族人，房下公公提出反对。“李才莲又不是你名下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卖池煜华。二十年前你哥哥死不瞑目，你妈妈做主，你亲口答应把才莲过继到你哥哥名下，你哥哥才闭上眼睛。那回也是请我当‘在场人’。当了那个在场人我就不能当这个在场人，我还要阻止你卖人！”
池煜华没有卖成，却是作为这个家庭的“别家人”留下。既是别家人就不能留在这个家。池煜华被无情地撵出生活了十几年的李家门。
离开家，一个年轻的女人能去哪里？
无处可去的池煜华不能进家门，就捡三块卵石在家门外屋檐下角落里垒一个灶，晚上煨着灶火过夜。大山里的夜冷，冷得实在睡不着觉。她就遥望李溪对面的那条小路，小路在月光下很白，多么希望小路上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才莲！
多么寒冷的天气呀，怀胎十月的池煜华用砍来的松枝遮风，地上铺着稻草遮寒，紧紧地煨着灶火生下了一个女儿。流了多少血呀，涌流的血水浸湿了稻草，又流向灶灰把灶火都浸暗了，全村的空气中就漾着一股浓浓的血腥。痛苦中煎熬的池煜华不但不敢请人打帮，连叫都不敢大声叫唤。按客家风俗，女人生孩子很“凶”，会给屋子和不意撞上的人带来凶气。怕别人撵，痛得死去活来的池煜华连叫喊都不敢，痛得她实在受不住时，眼睛望了河对岸心里发恨地呼唤：“李才莲，李才莲——你怎么不死得回来——”还有一个转移疼痛的办法：牙齿咬着揩汗的布使劲、使劲。可怜池煜华生下小孩后，一团布被咬得象一团腌菜一样稀烂。
有了孩子就有了依托，尽管会招来亲父后母更多的咒骂，但她已经习惯了。骂有什么关系，骂又不会痛。有了孩子就多了一张要吃奶的口，平常池煜华吃了上顿没下顿，瘦得一把骨头哪里有奶。没有奶，拿什么养活这张口呢？好在那时不少做母亲的都没有奶汁。几天后，池煜华学会了用米汤喂孩子，用嚼碎的饭哺孩子。尽管孩子瘦得皮包骨，她仍感到欣慰，自己虽然艰难，毕竟为李才莲传了后。有了“后”就有了一重力量。每当她披星戴月地劳作，干活累得实在受不了时，她就想：坚持等，再苦再累也值得。待明天与才莲见面，自己可以交给他一个女儿，一个惊喜呀。
女儿是她爱情的结晶，是她的宝贝她的希望，她的寄托她的生命。
可是，严霜偏打独根苗，就在女儿三岁那年，却患了麻疹突然病逝。活蹦乱跳的一个女儿，从一尺多长长到两尺多高，李才莲连见都没见过，抱也没抱过，怎么说死就死了。池煜华抱着闭紧双眼的女儿哭了三天三夜，哭尽了泪水哭出了血，直到抱着的孩子发出一股味来才埋进后龙山的一棵树下。
光杆一个的池煜华不能窝在家里死等了，她要主动出去寻找。掩埋女儿的第三天，池煜华在脸上抹了一把锅底灰，怀揣着那面小方镜，拎着一把柴刀出走了。沿着熟悉的路，沿着走过的路走进听说过的路，走进没听说过的路，人海茫茫的路，荒无人烟的路……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的路，世界上怎么就没有一条通向丈夫的路？江口乡她到过，于都县、宁都州也到过，天下能有多大？我就不相信会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到过这么多地方的女人在茶园乡还找不到第二个。
池煜华一路砍柴一路找，许多山村，她都寄居在孤寡人家，这种人家都是丈夫或儿子当红军，对她富于同情也主动给予关照，并提供消息。有一次，听说某地游击队与白军在打仗，她冒着危险赶去。战斗已经结束，只有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一具尸体一具尸体地察看，没有看到李才莲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寻了一个空穴，把几具尸体拖了进去，然后用石头堵住洞口。做完这些，她遍身是血是痛，也是一个伤员了。
一路打工一路寻，一路乞讨一路觅。因为担心李才莲回来找自己，两边错过，她一年后回到教富村，然后再出去再回来又出去。整整寻找了8个春秋。大路边、屋檐下、柴草棚、厕所里都度过不眠夜。夜深人静，她常掏出小方镜睹物思人，星光、月光映着镜光。
铮亮铮亮的小方镜，变得模糊斑驳，四边的边框早已经锈得乌黑。天涯茫茫路茫茫，池煜华的心在天涯、在路上。哦，李才莲李才莲，你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你？李才莲，你知道吗，我天天都等你，你怎么不回来呢！每日每夜，池煜华都对着镜子询问、倾诉。唱惯了“扩红歌”和“兴国山歌”的池煜华，对着镜子，日日夜夜在路上哼念着望夫曲。
你说过会回来
我就等你
拼命地等呵
等人真不容易
吃饭嚼着忧伤
睡觉睡着焦急
淋着冰冷的冬雨
我生下了你的小女
小女等呵等不及
可怜三岁就命归西
等呵等呵
黑发转白头
嫩脸变皱皮
等到大家都忘掉
不再等人了
等到世上完全死绝
再也没有一点声音
等到和我一起等的人
都已远远走离
等呵，我拼着命等
用尽全身气力
等呵，我一定要等你回来相聚
……
8个春秋，整整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一晃而过，她独自流浪，进行了一场寻觅的征战。
苦难，洒落在她身上，也洒落在她的四周。1943年，李才莲的父亲患病瘫痪，这曾无数次折磨过池煜华的老人，却没人搭理。还是池煜华回来一把屎一把尿，苦捱苦做侍候公公到死。丧事，后母不管，同父异母的弟弟不管。池煜华当然也可以不管，可是，如果李才莲在家会不会不管呢？于是，池煜华代替丈夫当孝子，东奔西跑请道士念经超度亡灵，请乡亲抬棺上山，在坟前为他哭山。数年后，池煜华又送走了虐待她的后母。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老人，抚养大一个又一个弟妹。池煜华独自承受着漫长的人生苦旅，承担着本应由两副肩膀支撑的家庭重负……
五、等你到永远，永远有多远？
春去春归，寒来暑往。革命终于成功了。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8军开进了兴国县。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消息传来，池煜华梳头洗脸，连夜跑去打听丈夫的下落。她在高兴圩边，部队必经之路上守望、打听了3天，既没有找到丈夫也没有丈夫的准确信息。“同志，你见到了李才莲么？”池煜华对所有的部队都发出同样的提问。“在后面的部队。”几乎所有的军人都这样回答。
池煜华并不灰心，有一位当官模样的对她说：“还没有解放全中国，也许是带部队打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话池煜华相信。还没有解放全中国，革命就没有成功。才莲就没有这么快回来。红军毕竟回来了。池煜华知道久久期盼的郎君就要团聚了。但别人的丈夫都回来了，自己的丈夫怎么还不回来。她逢人就问，不厌其烦地打听丈夫的消息。“革命还没有成功。”问多了问烦了，有好心人便用善意的谎言安慰她：“现在抗美援朝，你丈夫带兵在朝鲜打仗，打完仗就会回来。”
别人当红军的丈夫做了师长、军长，风风光光，荣归故里，她看了心里怅然若失。工作上闹矛盾，也有人故意讥刺说：“你丈夫在外做了大官，不要你了，你是没人要的。”每当这时，她听了特别特别难受，会几夜睡不着。
也有一些关于李才莲的信息，让她千里寻夫，更备受煎熬。
有一回，她听说李才莲在战争中重伤，被某县深山中的老百姓救活，那家百姓就把已经残疾的他留做女婿。池煜华不大相信这信息，不过，她也无法不信，毕竟李才莲久久不归，辗转数月，她决定去探望一番，眼见为实。
深秋，池煜华如走亲戚般挑着一担篾箩筐，里面盛着油烧的薯米果、芋包子、灯盏糕，和竹篾串着的一串串雪白的炒烫皮……四五天的路途，踏满了无数种猜测。
她想通了，她不是小气的人：李才莲应该是自己的丈夫，但情理相通他也可以是别人的丈夫：也许因为人家救了李才莲的命，李才莲在知恩图报；也许是他残疾了，无法行走，不能回家；还有一个可能是……
下了车，步行在荒僻大山里，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山道，一座大山折皱处，有一个五六户人家的寨子，她询问着找到了李才莲的家。
那里，一处农家小院，李才莲拄着双拐背着身子在喂鸡，嘴里发出一串唤鸡声：“咯咯咯咯——”，身边围着两个小孩。“才莲才莲——”池煜华失声叫喊起来，泪雨滂沱，呜咽如吼，放下箩筐担子，扑了上前。
李才莲转过身子，“啪答——”一对拐杖跌倒在地，两人拥作一团，抱头痛哭，呜噜呜噜哭泣作一团。许久，旁边一个女人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哭泣告一段落，二人仔细一打量，却并不认识。“怎么，你不是李才莲？”“是啊，我是李才莲呀。”“你参加过红军？”“是啊，我是参加过红军，打仗时负了重伤。”
是的，他是李才莲，也是红军李才莲，但却不是她朝思暮想的那个李才莲。池煜华已经记不清楚，这是寻找到的第几个李才莲，第几个非李才莲。
寻找，寻找，从没间断过的寻找……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员中，是生是死唯有李才莲下落不清，曾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李才莲到底哪里去了？他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下落杳然。
其实，各部门寻找李才莲的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
1937年，项英到延安向中央报告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时，谈到李才莲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主要军事负责人之一。
据说李才莲是江西兴国人。“文革”前，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办主任冯文彬来江西，曾询问江西省委：“李才莲到哪里去了？”
为此，江西省委党史办主任吴允中曾专程来兴国调查李才莲的下落。苏区革命时期，吴允中曾在“少共福建省委”工作，在福建听过李才莲作报告。李才莲滔滔不绝的口音中有一股兴国腔。1986年5月，吴允中再次来到兴国县寻找李才莲的下落。
兴国县立即着手开始查找李才莲的工作，一下子找到两个李才莲：一个是年青的县工会主席，一个是年青的农村妇女。吴允中听了付之一笑，说李才莲是位老红军。后来，中央某部门接到报告，在福建又找到一个女红军李才莲，令人啼笑皆非。中央的老同志都知道，李才莲是个男同志嘛！
寻找李才莲的工作在各地不懈地进行。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成立了“李才莲课题组”。他们把寻找的目光投注在老红军身上。
张爱萍回信说明了与李才莲交往经过及李才莲原来的职务等情况，但红军长征后便对其下落不明。陈丕显回信说，李才莲可能是被警卫员杀害（原始信件均保留在兴国县烈士陵园）。
寻找中，赣州地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从档案中发现一份重要材料。延安整风期间，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中曾任汀瑞特委书记和汀瑞游击队政委兼支队长的钟民，专门撰文回忆了于都9路分兵突围的情况。材料较详细地说明了李才莲在突围前往闽赣省途中，队伍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李才莲折回瑞金与钟民汇合在铜钵山区游击，在后来的突围中被警卫员叛变杀害，不幸牺牲的情景（钟民后将这段回忆著文《血洒铜钵山区》）。
一位姓林的红军失散人员，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曾问胡玉春：“知不知道李才莲的下落，他老婆池煜华总来找我，要我帮她找李才莲。”
茶园乡民政干事也曾对胡玉春说过：“池煜华搞得我伤脑筋，她丈夫李才莲是中央委员的事落实不了，结果连烈士也还不是……我多次找池煜华调查苏区史实，池煜华也多次来县里向有关部门打听李才莲的下落。”
胡玉春立即将情况向吴允中汇报。
李才莲的妻子还健在？
落日从秦娥山尖投下长长的余晖，清澈的李溪河泛着波光，远处的农舍已飘着袅袅炊烟。九十岁的池煜华搬了一捆柴草到灶下准备生火，又心有所系地走到大门口，向小溪对面翘首张望。这一张望，就是整整67个春秋。
这一天，池煜华又望见县城方向出现了一个黑影，便情不自禁地迎了出去。
教富村地处兴国县城西北部约二十五公里，是个路隘林深苔滑的偏僻山区。
只有一条简易的机耕道大起大落，歪歪扭扭通向那里。当县党史办胡玉春同志四处打听，辗转来到李溪村那条灰蒙蒙的小路上时。谁也没有想到，一位摘豆角的老太太已注意了他们。隔河，竟是池煜华踏着“虎跳石”早早地迎上来问。“请问，你们是‘台办’的么？”“我们是党史办的，我们来找池煜华打听李才莲的事。”党史办的同志望着这个陌生的老太太有点疑惑地回答。“才莲、才莲在哪里，才莲在哪里？”
池煜华忘情了，声声呼唤起来，泪水刹时涌上眼帘。提及李才莲，她眼眸生辉，脸泛红晕，70多岁犹如20多岁的姑娘一往情深。“李才莲可能已经牺牲了。”“才莲，才莲——”
手上一把豆角掉落“虎跳石”上。又从石上散落李溪，顺水流淌。池煜华的呼唤转为呻吟般的低沉长啸：“才莲——才莲——”她的每一根头发都因来自心灵深处的激动而簌簌颤栗。李才莲怎么会死，李才莲怎么可能死呢？呵，十里八村的人知道，三乡六镇的人知道：教富村有一位俊女等她当红军的丈夫等了67年。整整67年呀！
老妹生得嫩葱葱，
可怜年少没老公，
好比园中芥菜样，
节节开花肚里空。
锅底灰和烂衣衫挡不住靓妹子的美丽。兴国是中国的山歌之乡，挡不住的情歌，白日黑夜都飘泊在池煜华耳畔。
二十过哩三十来，
还不恋郎也是呆，
等到老妹年纪老，
开口请郎郎走开。
期间，有几十人向她求婚，有7个壮实的青年与她联过婚姻八字，都被不讲常情，只认死理的池煜华一一回绝。“我有老公，怎么恋郎！”
漫无边际的岁月，漫无边际的等待。经过了漫长的生命煎熬，今天，她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但这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呀，这是一个比没有结果还更残酷的结果。“不，才莲没有死，才莲决没有死！”
池煜华镇静下来，十分坚定地否认了才莲的死讯。她奔向墙角一口没上漆的木箱取证据，是的，她的话决不是毫无根据。她曾写信给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曾写信给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都得到了认真负责的答复。
这是一口无漆的杉木箱，岁月浸染，白木箱已经乌乌发黑。她从箱底翻出了李才莲的来信。信纸、信封、邮票、邮戳都证明她1933-1934年的历史。这三个信封后来多次被邮电部借去参加邮展，成为我国最珍贵的邮品。最珍贵的邮品内蕴藏的也是我国革命者一份最珍贵的情感。“才莲走时说了，几十年后他一定会回来和我夫妻团圆……”
一言九鼎，这就是李才莲、池煜华的婚誓，这就是他们的生死契约！为了这一句话，池煜华就心甘情愿地苦苦守候一辈子。她从木箱里取出了一件白洋布对襟褂子，这件褂子是李才莲与她结婚时送给她的礼物。平日舍不得穿，只舍得看，看久了看脏了，就小心翼翼洗一把。半个多世纪了，心上人送的心上物还完好如初。
见心上物如见心上人，几缕温馨，一股柔情还久久在她心间驻留。“才莲没有死，他一定是在台湾做党的地下工作。”
池煜华从箱底翻出了她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和毛泽东批转给蔡畅同志的信以及蔡畅给她的回信。她甚至还翻出了一封写给台湾李XX先生的信……
池煜华寻找出一本黄得发黑的笔记本。寻找、寻找、寻找。半个多世纪中，池煜华曾通过各种方式无数次地寻找李才莲，这个笔记本有她寻找的一串串足迹，这里面有她——一名普通妇女连通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缕缕真情。
1953年春，池煜华作为苏区妇女干部前往南昌“八一革大”，参加省妇联举办的培训班。一有机会，她就四处打听李才莲的下落。有人给她出主意，按道理你丈夫也应该是个大官了，你何不写信问问毛泽东主席呢。
毛泽东当主席了。对，我应该写封信问问他。他认得李才莲又有文化会写回信。
池煜华果然请人代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将信批转给中国妇联主席蔡畅。不久，蔡畅就给池煜华写来了回信：……你给毛主席的信已经转给我们办理。关于你寻找爱人李才莲的问题，我们已将你写的简史，转给军政委员会总政治部……希望你要耐心等待，安心地工作……
这就是说，李才莲会回来！
来自共和国最高层的答复，使池煜华感到温暖，她固执地认定，李才莲是在进行一项伟大而秘密的工作。这是什么工作呢？所有的朋友都为她高兴，帮她猜测。苏区革命时，蔡畅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时，李才莲曾在她手下的白区工作部兼职工作过。那么，李才莲现在是否还搞白区工作呢？反复猜测的结果只有一个：李才莲现在台湾做党的地下工作。
台湾在哪里？有人给池煜华找来了地图。经人指点，她看到了台湾与大陆隔着一条大海，但池煜华并没有大海的概念。她说：“哦，不会远，是两对河子。”
此后，池煜华静心静气地等待、守望。也不是在白守空活，几十年间她先后担任了区妇联主任、副乡长、村妇女主任，一直干到73岁。作为一个老革命，她放弃了所有的晋升机会。不管职务升降，只愿守望村头。她知道，丈夫随时可能回来，自己不能走远，再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了。
67年来，她住的土房低矮、潮湿、黑暗，穷得没有任何电器，蚊帐也没有一顶，连一张像样的板凳都没有，只有一口黑糊糊的锅里煮着菜杂饭。几十年间，她独自挣扎，有时常年填不饱肚子，在饥饿中煎熬。可她挺着干瘪的身子竭力工作，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支援国家建设。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墙上，却醒目地贴着工工整整整19张奖状：土改积极分子、认购国债积极分子、统购统销积极分子、养猪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幼托模范教师、三八红旗手……她说李才莲在前线拼命，自己也要在家里积极；李才莲在外边当官，自己也要在家里进步。她不能单单是李才莲的老婆、爱人，更应是李才莲真正的“同志”，池煜华不但在为爱情而等待，而且在不懈地为理想而奋斗。甘甘苦苦，生生死死永不相忘，她的生活是多么地贫穷而富有啊！
67年，二万四千四百个日日夜夜，是多么难熬的分分秒秒组成。她的情，她的爱，她的青春和美丽，都忠贞不渝地融化在那无边无际的等待之中。当代人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想象这半个多世纪的等待。连池煜华本人也对这“爱的吉尼斯”感到震撼。是啊，总觉得李才莲明天就会回来，怎么一等就等了这么久呢。许多的纪录都是在无意中创造和刷新。等你到永远和等你到明天，其实是同一概念。
一晃数十年过去。九十年代，从讲解放台湾变成了讲台湾回归。她屡屡向人打听台湾的事，也到过县对台办公室打听丈夫的消息：“台湾有没有一个姓李的？”对她不烦其厌，如痴如醉的询问，又有好心人用善意的谎言给予安慰：台湾政府的某某就姓李，可能是你丈夫的化名。
虽然还不懂什么倒计时，也许没有任何人比她更真挚更急切地盼望台湾回归。“李XX”。情到深处人痴迷。池煜华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化名”。听说和台湾可以通邮，经过再三思索，行动日愈迟缓的池煜华于86岁那年，终于悄悄地给李XX写了一封信：“台湾省李XX收”。圩日，她将信投入了圩镇的邮筒里。
亲爱的李XX你好
我是你的结发妻池煜华。不觉离别六十二固（个）年哪，也未曾见面，在宁都分手，我就是回家中我是决心要到江西省土地部工作，因为德（得）
到了病我就是不能前去工作哪。我也未曾告诉您，只是我的错误和缺点请您多多泉里（原谅）……
言太多，笔太钝，如泉如瀑的情怎么写得下来！池煜华要告诉李才莲，他不但有了儿子，还有孙子、孙女。
46岁那年，池煜华绝经了。独身一人的她十分难受，自己对不起李才莲没有生下儿女，但革命者李才莲不该绝后。于是，她起意给革命者续香火，四处张罗为李才莲领养一个儿子。可是，农村自古以来重男轻女，谁愿意把男孩子送人呢！再者，领养就是结亲，你一无权二无钱三无势四无劳力五无家境，自己的日子都过得一贫如洗，人家把孩子送给你能有什么贪头呢。
十多年努力，池煜华年近六旬才领养了一个男孩。好手好脚的男孩领养不到，她领养了一个肢残、脑痴的残疾孩子。一个人的饭分给两个人吃，池煜华生活得更苦了。再苦再累都不在乎，池煜华自小就是苦累出来的。有时，她一年都没有尝过肉味，几十年中她就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笔者首次采访她时是初冬，她穿了9件单衣，所有的衣裤缀满了补丁，有的补丁从裤腰直通裤脚，根本分不出衣服原来的底布了。我邀噹“请她一块吃饭，她把七八块肥肉，十几个大个肉丸，两碗饭及许多菜统统吃掉。有人说她很能吃，我眼里涌出了泪水，说：她必是很久没有吃肉，才这么能吃。
去县里打听李才莲的消息，有的干部说她总穿烂衣服是污蔑党，她便冷冷地还一句嘴：你知道什么是党吗！
按道理，池煜华完全可以吃得好点，可以不穿旧衣烂衫。即使李才莲任中共高级干部的身份不被确认，池煜华本人任中共杨殷县委巡视员的历史也明明白白写在县志上。按政策她可以享受老干部的待遇。可是，她没有向党伸手。
李才莲不死就是活着，不是活着就是死。是死是活都得用自己的力量为革命续香火。十几年后，池煜华用节省下来的近万元，为残疾养子找了个傻女人做老婆。为此，她让出自己的“洞房”（名符其实黑洞洞的房），给养子做洞房，自己则搬到原先的牛栏里住。
真是雪上加霜呀，八十多岁的池煜华又成为了三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肩上的担子也在增加。媳妇生了一个小孩，她就成为四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媳妇生了三个小孩，她就成为六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后来，她享受烈士家属的待遇，每月领五元钱的补贴，随着时间推移，五元钱增加为八元，十元，十二元……一百多元。这，就是支撑六口之家最主要，最稳定的收入。
种田、种菜、砍柴、养猪、洗衣服、把屎把尿带孩子，常常她一边抱着孩子烧火做饭，一边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孙子嘴里堵哭：“喔喔喔，我仔不哭——”。又当老奶奶又当老妈妈……80多岁时，她还挑柴走50多里山路到县城卖。邻居们告诉笔者：她的傻媳妇不但不知道爱护含辛茹苦的婆婆，有时还不让她吃饱饭。有一次，笔者来到山村采访池煜华，她已病了十几天，整整三天粒米未进。为了给革命者李才莲续一脉香火，池煜华过着非人的生活，把自己折磨得早已不成样子。满头白发的池煜华被生活的担子压得越来越矮，又黑又瘦又小。她坚守的信念和意志却从来没有丝毫改变。“不，才莲没有死，才莲决没有死！”
池煜华又一次十分坚定地否认了李才莲的死讯。她的坚定她的证据，使党史办的同志宁可对自己的消息产生怀疑。“这里，就是在这个门槛，他站在门槛外，我站在门槛内。才莲指着天地发誓，要我等到他来，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他一定会回家来跟我团圆，在这里兑现誓言。我也请了天地老爷作证，一定会在家里等待他回来，等到一百岁。对天发了誓的就要做到，对天发了誓的就一定会做到！”“这个门槛”——这是一道惊心动魄，举世无双的门槛呀！
由于池煜华天天踩槛探望，原本三寸厚一尺高的门槛，已经磨出一道弯弯的大弧，弧底还有一寸多就要穿帮了。这道岁月磨损的门槛，不就是池煜华磨损的青春和命运么！在采访中，望着危危欲折的门槛，笔者十分心悬，突发奇想：这门槛就是池煜华的化身，一旦门槛断了，池煜华连同她的守望也会一同消殒。“你说，才莲会回来吗？”池煜华撩起肮脏的衣襟擦拭泪水，一双冥蒙的眼睛盯着笔者问。“应该会回来，”我有点儿犹豫，又十分坚定地补充说：“一定会回来！”
泪水顺着池煜华皱纹密布，长满老年斑的面庞汩汩流淌。她的眼珠有些混浊，声音有些喑哑，却仍旧透露出坚定不移的信念。“我的耳朵很好，什么话都听得清；眼睛很好，还会穿针线；脚也很好，可以走十几二十里山路。我没有等到才莲回来就不死。我要等他等到台湾回归，等到一百岁，一百岁他还不回来我也还要等，一直等到他回转来。”
白发苍苍，脸庞的皱折如同大山的折皱般深刻。历尽苍桑，91岁的池煜华清癯瘦削，铁骨铮铮，她的呐喊依然宏亮，伴着山风在河谷、山川间回荡。
五次采访，最后一次踏着李溪上的虎跳石离开教富村时，已是新千年第五个初春。笔者回望，池煜华正挥手告别。那流水般的年华，可清晰地看见溪边这座具有两百多岁的土屋，已裂开几条大缝，犹如黑洞洞的大眼睛在默默守望这世界。
我想：那是凝固了的池煜华。
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
一、红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每日有几位醒目的女人出入其间庞然高俊的香樟树，是红都瑞金的象征。那一列列裸露的粗根，如同一脉脉坚硬粗砺的岩石，张力很大的枝干，托着连绵无垠的墨绿色碧云。
墨绿色碧云下，掩映着一座谢家宗祠，这是红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每日，出入其间的除了红色领袖与军人，还有几位醒目的女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周月林，还有一位名叫张亮。
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疾步而出，翻身跨上一匹枣红马，这时，有人追出：“周部长，请留步！军委朱老总给您来电，催要十万军鞋！”
那女子极爽快地回眸一笑：“我晓得咯，十万双红军鞋已经筹备好，我顺道就去催促运输的事。驾，我走啦！”
这位周部长就是周月林，中央苏区显赫一时的人物，亦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最有争议者。1931年，周月林从苏联回国，来到中央苏区，不久，即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苏区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二苏大”期间，周月林任主席团成员，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红军长征，瑞金成为“弃都”，香樟树下恢复了以往的静谧。周月林、张亮于转移中与瞿秋白一道被捕，白军对她们严厉制裁，红军则怀疑其为“叛徒”……
二、忍痛割爱莫斯科惜别孺儿，日夜兼程回国筹备“一苏大”
周月林又名周秀英，1906年12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困的渔民家里。4年后，母亲生了一个弟弟。为减轻负担，她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寄养。9岁，父亲将她接回上海，送入一家纱厂做拣纱工，在苦难中觅食，养活自已。17岁时，她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杨树浦大康纱厂做工。1924年，在地下党创办的工人夜校——工友俱乐部，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77天。她鼓动女工姐妹们参加大罢工，带头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这次大罢工运动中，她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入党，转而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如火如荼的革命，不断激励、陶冶着周月林，也催生了她的爱情。在艰险的斗争中，周月林和“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与自己同龄的张佐臣相爱，结为夫妻。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那时，她在上海市总工会做保密工作。危急之中，党组织让她迅速转移，1926年秋，年方20岁的周月林秘密进入苏联海参崴党校深造。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张佐臣，首当其冲，不幸被捕，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1岁。
海参崴，地处中苏边界。是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的桥头堡。在海参崴党校，第三共产国际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班，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北风凛冽，西伯利亚的寒流刺骨，一般的南方人很难适应。身处异国，举目无亲的周月林，进入党校不久，认识了中国党支部书记、政治老师梁柏台。得到了他的关心照顾，孤独与寒冷中，她迎来了情窦重开的花季，与梁柏台一见钟情，经组织批准，不久便结婚。婚姻，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一年后，学业结束，周月林随梁柏台调往伯力省。周月林担任了华工俱乐部主任。梁柏台则专门进行红色法律研究，从事司法工作，还在伯力省法院担任过审判员。
即使是天涯海角，总有一根挣不断的红丝线，牵系着赤子心。国内工农革命的消息，传到苏联。周月林、梁柏台与同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朋友刘伯坚、肖劲光、刘伯承，经常相聚畅谈报效祖国的愿望，几回回谈得热血沸腾、壮志凌云。那时，来往苏联的任弼时、叶剑英等人，也专门来过他们家小聚。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设计未来，两人豪情满怀，希望尽早归国施展才能，也就愈加珍惜在苏联的学习机会。周月林希望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苏联正经历着大饥荒。中共中央专门下了一个命令：未得中央的许可，党员不得擅自到莫斯科去。为此，梁柏台多次写信，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瞿秋白，瞿秋白则转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给予办理手续，但通知迟迟没有下达。
为尽快用知识充实自己，提高素质，等不及的周月林，自费专程跑到莫斯科，找到第三共产国际东方部。“第三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各国共产党派驻代表。中国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邓中夏。当时，机关保卫工作较严格，一般人不让随便进出。而她身上正好带有中国共产党党证。有党证就可以直接进去，周月林见到邓中夏，直截了当，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邓中夏也很干脆，当时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批准她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又叫做东方大学，其时，邓中夏的妻子也正在那里学习。
东方大学除普通班外，还设有两个特别班：一个特别班又叫预备班，接纳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周月林就进了这个班，邓中夏的妻子也在这个班。一同学习的还有另一个特别班，都是些文化程度较高，但年纪较大的人，其中有后来在“红都”被誉为“四老”中的“三老”，即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文化高，也在这个班，瞿秋白曾在这里讲课，由此，周月林认识了瞿秋白。
中国班里，“中国革命”始终是热门话题。
国内红军发展到十多万，红色根据地扩大为15块区域，以及国内正在紧张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种种信息，时时激励同学们，纷纷要求回国。在大趋势面前，第三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革命。那一阵子，国内打仗，军事院校的学生们都已回去了，学习政治方面的人才也回去了。可是，因为来去的都是在校学生，国内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急需要搞过政府实际工作的人才。苏维埃政府要制定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等法律，尤其缺乏懂得红色法律的人才。往往要向第三国际寻求帮助。
1931年初，梁柏台再次来到莫斯科，找第三国际东方部要求回国。来过几次，那儿一个女同志已认识他，也在一旁帮着说话：“中国方面不是多次提出，需要搞政府工作的人，特别需要懂法律的人才……”
东方部的领导人一听，对呀，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必须制定一些法律，制定了法律也还要懂行的人执行，没有一个法律专家，遇到问题不就乱来了吗！于是，他立即同意了梁柏台回国，态度也很和蔼，关心地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吗？”
梁柏台十分高兴，立即回答：“希望尽快回去。我自己倒没什么困难，可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我一走，他们怎么办呢？”
这方面的问题，历来有规矩，东方部的领导说：“你的妻子，可以和你一起回中国，两个孩子不许带走，由我们负责送进国际幼儿园。”
国际幼儿园地处莫斯科南郊，又叫做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1929年8月1日建成，也称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国际儿童院，确实很“国际”，按规定，里面都是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子女和烈士子女。其中有铁托的儿子扎尔戈，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伊巴鲁丽的女儿玛雅……中国共产党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等。后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等也在此学习。其中，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儿、儿子，是较早进入这里学习的中国革命者的孩子。
回国，意味着团聚，也意味着分离。两个那么小的孩子，一齐留在异国，叫做母亲的怎么割舍得下呢！孩子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带回国去？周月林百思不解，决定去讨个公道。为此，周月林邀梁柏台一同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让他们带两个孩子回国，实在不行，带一个回国也行。
他们的要求，遭到第三国际东方部领导的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却很革命：“你们回国，是去干革命工作，又不是叫你们回家去带孩子！”
周月林、梁柏台在苏联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3虚岁，名叫伊斯卡拉，“火星”的意思。小的是儿子、才2虚岁，取名叫弗列（伟烈），是从列宁的名字中，取出两个音，拼成的名字。
告别的时刻，也就是生离死别，可能永远不再见。他们夫妻俩，心里特别难受。上了汽车，默默无言，只有泪水在不停地流淌。
汽车在寒流中寂寞地行驶了许久，梁柏台突然开口，说了一段自相矛盾的安慰话：“他们说得对，我们回中国是去干革命的，孩子带回去干什么？要孩子有什么难，以后到中国，不是又可以再生……”
三、红色政权中，出现了一对引人注目的夫妻部长经不懈努力，延期四次的“一苏大会”，确定了最后时刻表——1931年11月7日。
立国在即，可是，时至10月，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及许多基本法却没有制订。
立国无法，国为何国？制订红色法律，成为燃眉之急。即将就任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常委紧急磋商，问：“瑞金能不能找到起草这些法律的人？”
任弼时立即摇头。
毛泽东想了想，无奈地说：“只有电告中央，请那边抓紧起草电告。”“那边”，指的是驻沪的中共中央局。几天后，任弼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毛泽东：“有办法了，中央给我们派来了一位红色法律专家！”“喔，那太好了，他是谁？”毛泽东高兴地问。“他叫梁柏台，中共早期党员，1921年，和刘少奇、肖劲光、王一飞我们一起从上海去莫斯科学习，在那边，他与蔡和森、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肖三等人都很熟悉，后来，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对政府工作也很熟悉。”“他在哪里，我们去看看他。”毛泽东很受鼓舞，起身就要去见人。“他和他爱人周月林同志，已经到达了长汀，路途不畅通，暂时滞留在闽粤赣省委帮助工作。”“哦，那赶紧，派刘伯坚同志辛苦一趟，去把他们接过来。”
数日后，刘伯坚专程率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开辟了赣闽通道，把梁柏台、周月林，以及陆定一的妻子唐仪贞等人，一路接送到瑞金叶坪村，见到了早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就结识的任弼时，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梁柏台临急受命，立即着手制订红色法律：《宪法大纲》、《婚姻法》、《组织法》等，“一苏大会”后，他成为司法部部长，后兼任内务部部长。
周月林担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是因为一个偶然契机。
起初，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周月林分管妇女方面的工作，名称不叫妇女部，而叫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周月林是主任，金维映、范乐春等同志是委员。临时中央政府，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周月林着手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开展放脚运动。苏区的妇女，虽然在政治上规定享受男女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同男人一样分得了土地，因为是小脚，行动不便，不能耕作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如此，在经济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针对这些情况，苏区内大力宣传大脚的好处，开展了放脚运动，大部分妇女把缠脚放开了，更多的女子，从此以后不再缠脚，结束了数百年来的缠脚陋习。
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童养媳的现象，在农村历来很严重。苏维埃政府刚刚颁布了婚姻条例，也难以很好贯彻执行，有的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清楚婚姻法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要女人结婚，竟然发出布告：限定当地寡妇，5日内，必须全部嫁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抓住婚姻条例的贯彻，大力宣传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带童养媳，并且在《红色中华》报上，揭露一些事例，抨击丑恶行为。妇女们非常高兴，坚决拥护苏维埃。
妇女们都发动起来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点就是扩红。在红区内，普遍成立了扩红队、慰劳队、洗衣队，在妇女中掀起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潮。把妇女工作的重点，与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连结，与整个苏维埃政权连在一块。
宣传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妇女很高兴，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可以由着自己性子随便乱来。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来的事情。有的女子，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那个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来就反对妇女平等、妇女解放，乘机乱说：这就是共产共妻。从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许多人对妇女工作有看法。
中央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讲话，其实是设了一个圈套。
周月林不明就里，按惯例行事，有请就去，开口就讲。不料，话讲完了，掌声稀疏，基层的人开始轮番提问：“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随便，为什么有的女子乱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与会的大部分男人，受传统观念、地方旧俗所囿，都对男女平等不满，这时七嘴八舌，你争我抢，提了一箩筐意见，眼睁睁地要周月林部长回答，他们也想乘机看看这位年轻漂亮的女部长的本事。
周月林是喝大河水的人，对这种场面不但不怯，还巴不得有这种机会宣传宣传，她仔细听完，耐心解答：“贯彻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并没有说可以乱搞。但是，大家说的情况也都是事实，一时间也不可避免。妇女们经受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一下子解放了，就像笼子里的鸟，突然从笼中飞出来，东南西北，不知该怎么飞。这就需要我们多做宣传、教育工作，妇女工作也不光是妇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级苏维埃政府来做，特别是在座的各位领导一起来做……”说到这一层，她就展开来谈工作：“在座的都是各县领导，有的人很忙，要求你们天天做妇女工作也不现实，但是，你们谁家没有母亲、妻子、嫂子、姐妹呢？你们就先协助我，做好自己家里的工作吧……”
妇女工作，实际上也是各县苏维埃政府的事情，是在座者各自自己的工作。这一说，会场上没人吭声了，从此，都知道这个年轻漂亮的妇女部长厉害。
在瑞金，人们经常能看到，剪一头短发，穿着一身戎装的周月林，骑一匹枣红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一苏大会”后，瑞金一下冒出来十几个部长。这些部长们从来没有搞过政府工作，碰到问题就来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顾问。来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过去一直做党务工作，一下子当了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像别的事，大问题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问题搞不好，也会激化矛盾，必须慎之又慎。
有许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状，说刘开摆架子，官僚主义特别严重。刘开当时是中央政府办公厅厅长，文化很高，办事也有些骄傲，群众反映大。项英、何叔衡就来找梁柏台商量，要想办法，按照什么法律处罚刘开。
梁柏台听完了事实介绍，说：“官僚主义是不好，但大家还是同志嘛。反对官僚主义不宜使用法律，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解决。”“用什么样的教育办法呢？”项英、何叔衡问。
梁柏台想了想说：“比如，可以用‘公审’的办法。”“公审，怎么公审呀？”项英、何叔衡面面相觑。
苏联有许多“公审”的范例，梁柏台把程序介绍了一下。项英、何叔衡闻所未闻，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项英连连点头称是，说：“那好，就让何叔衡主席来‘公审’他吧！”“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说：“审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场，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场。这种‘公审’，还不同于审案子，不用法庭出场，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别的人去就可以。”
太严厉不行，不严肃也不行，那么叫谁去合适呢？项英与何叔衡商量了许久，决定叫周月林担任主审。为了表现民主，又让邓子恢担任陪审。公审会场就设在最高法院门外，在大坪上搭了一个台子，把机关干部和部分群众召集到一块，就面对面地数落刘开的缺点、错误。那形式，相当于如今的大会批评。这样既教育了刘开本人，又教育了大家。“公审”是个新鲜会。那天，大家都来看热闹，到会者很多。张闻天也来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张闻天讲了话。他说：“今天的公审会开得不错，主审人审得好。政府有这样的女同志做妇女工作，中央还没有，嗯，我们党中央也应该有……”
不久，中共中央增设了一个妇女部，把周月林调去，担任了妇女部长。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为有名的“部长夫妇”。
1934年1月21日，“二苏大”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周月林的位置更为重要，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等17人组成中央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最高政权机关。她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当时，周月林对此殊荣，感到不安，曾对博古提出：按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应该选邓颖超为主席团成员更合适。
博古回答：我们要按票数来的。“二苏大”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谈话，又让她担任了中央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周月林夫妇自进入中央苏区，便直奔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村报到，起初在谢氏宗祠居住。后来，因为叛徒告密，白军的飞机对这一带进行轰炸、扫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转移，他们随之迁居沙洲坝村元太屋杨氏私宅；后又迁往郊区的云石山古寺庙，周月林夫妇与毛泽东夫妇一块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一直是隔壁邻居，经常见面。她与贺子珍经常串门，挺熟悉。有一次，她正在贺子珍屋里，毛泽东拿着一本书进来。周月林以为是马列著作。后来，贺子珍告诉她，是《水浒传》，毛主席看了5遍，还在看。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人们担心自己的命运，见面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询问去留。周月林想：毛泽东是主席，决不会留下。她关心的是自己的去留。
那一天，周月林见到毛泽东，开口便问道：“毛主席，怎么，要走啦？”
毛泽东答：“哎，要走。”
周月林赶紧又问：“走的名单里，有我们吗？”
毛主席：“有，你们两人都走。”
跟着主力红军走，虽然前途未卜，但留下来，肯定凶多吉少。所以，人们心里的基本选择是：争取走。
要走，又有许多恋恋不舍。周月林开始做走的准备，回国后，思儿心切，他们果然又生了个儿子，已经1岁多，因为出生于瑞金沙洲坝，取名叫沙洲。长征出发前，中央作出决定，孩子不能随军，一律送人。
多了个孩子，便多了一份痛苦诀别。经商量，他们流着泪，将小沙洲送给了当地一位农村妇女干部。
开拔的日子来到了——10月上旬，有些人员已先期出发。周月林也做好了远征的一切准备，这时，情况发生了急变。
中共中央于10月突然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因陈毅负伤，行走不便，中央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作，人员未定，由项英挑选。
于是，项英将成为某人的命运之神，经反复考虑，这一个人竟是梁柏台。他点名要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找梁柏台谈工作，见到周月林，顺便点了她的命穴，说：“你也与梁柏台一起留下吧，在苏区做妇女工作。”“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明眼人都可看到，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即将沦陷。没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她不肯留下，又去找中央要求。
气候转凉，军情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远征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串串生离死别，在痛苦的红都中发生。
中央确定病重的瞿秋白留下坚持斗争。瞿秋白知道留下凶多吉少，要求跟主力红军走，被王明断然拒绝，瞿秋白身心交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徐特立前往辞行，瞿秋白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那匹良驹黑马换给了徐老。决定留下的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竟夕谈。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何叔衡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握别何叔衡，林伯渠与做月子的夫人离别。他与妻子范乐春商量后，忍痛把出生仅14天的独子，送人抚养。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共产党人。红军长征，她回到家乡永定，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她任中共闽西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因积劳成疾，1941年，病逝于永定西溪。
周月林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已先行前往于都。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正与妻子郭香玉话别。郭香玉与谢觉哉相亲相爱，感情甚笃。然而，因郭香玉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迫留下。此一别，亦是永诀。郭香玉返回家乡，仍四处活动，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不料，被人告密，于1940年9月3日夜晚，被白军秘密逮捕。敌人用尽酷刑，想撬开她的嘴巴，郭香玉倔犟，宁死不屈。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竟在村里挖个坑，将郭香玉头朝下活埋。不幸殉难时年仅44岁。噩耗传到延安，谢觉哉思念郭香玉，眺望南方，彻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填词《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二字千秋玉比馨。”建国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逝世。
一幕幕生离死别，催人泪下，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更苦，算了，留下就留下吧。”
一锤定音，周月林的悲剧从此开始。
四、存亡之秋张亮身怀重孕，包围圈中挥泪一别夫妻各历生死再说张亮。
她是项英的妻子，早年参加革命，婚后与项英并肩战斗，1930年底项英奉命前往中央苏区赣南，组建苏区中央局，她因怀孕留在上海。1931年春，张亮在上海生下女儿项苏云，不久，即忍痛割爱，按照组织安排将女儿托付给教育家陶行知，她经福建进入赣南，回到了项英身边。其时，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政府机关设在“红都”瑞金，因敌情变化，先后搬了几次家，但各部委仍在一块办公。兴国县长冈乡泗望村籍老红军战士刘恋（原名刘在雄），现年91岁。1931年5月，他16岁时给项英当“公差兵”，1932年4月到福建汀州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调到中央三局（通讯联络局）工作。后与项英一块留下打游击，并坚持到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刘恋随项英转为新四军，曾在新四军军部任电台队队长。刘恋与项英及夫人张亮在一起工作，在长期接触中，张亮在刘恋脑海中留有深刻印象。
回顾往事，刘恋介绍：张亮身材适中、略胖，与项英一块去过苏联，有文化，操一口四川口音，不善言辞。她是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期间，张亮任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副指导员，康克清任指导员，总司令部下设六个局，指导员主要负责俱乐部工作，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也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业余时间，张亮会坐在一张竹椅上，手脚齐动踩风琴，发出很好听的声音。那时，总司令部只有一架风琴，别处也没有见过这种会唱歌的木箱，大家都觉得很奇异，很洋气的。人们对张亮也就投注以另一种眼光，因为她有几个特点：张亮不仅会踩风琴还有一双小脚，是那种缠过后中途放了脚的小脚，比标准的小脚大一些，当时叫“解放脚”；另外，张亮还会吸烟，女同志吸烟在当地人目中也是个稀罕事，她吸的是那种铜制的水烟筒，用纸媒点燃，吸起来“呼噜呼噜”直响。张亮虽任副指导员，又是副主席项英的夫人，但生活仍与普通战士一样，十分艰苦，她吸烟常常连烟草也没有，就捡些豆叶掺着烟骨子吸。
记忆犹新的是，刘恋与张亮发生过一次矛盾，他还动手推了张亮一掌。
那是1933年10月的一天下午，刘恋轮岗值班，一连发生几件事使他不舒服。起初，毛泽东与一个警卫员散步，来到了中央三局，一见刘恋身边有一部《红楼梦》线装书，立即拿来翻看。许久，毛泽东问：“这本书是谁的呀？”刘恋不知道这本书是否有什么问题，心里很紧张，硬着头皮答：“是我的。”毛泽东把书一扬，说：“我借了啊。”
毛泽东走后，刘恋心里忐忑不安。这本书是他的战利品，一次在战场上见到几部书，他就背了两部回来，一部是《词源》一部是《红楼梦》。当时，刘恋还看不懂《红楼梦》，不知道是好书坏书，会不会惹事生非。正稀里糊涂想着，李德在伍修权的陪同下来了。李德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什么，伍修权就叫刘恋站起来并开始翻译着批评刘恋，说李德是外国军事顾问，是大首长，见了面必须站起来立正、敬礼、有礼貌……批评了许久二人才离去。
刘恋见李德走远才坐下来低着头嘀咕：“朱德、毛泽东也是大首长，天天来中央三局的尽是大首长，也没有谁说要站起来立正、敬礼……”这一来，刘恋心绪大坏，想哭。那时，他个子小年龄也小，还会耍性子，高兴了嘻嘻哈哈，不高兴时就哭哭泣泣，闹着要上前线打仗。恰巧，此时张亮来了，她顺手翻看刘恋写的值班日记，然后批评说，写得马马虎虎应付一下，格式不对，内容不全，字也写得不好，胳膊伸得太长，腿脚缩得太短，这里那里都有毛病。刘恋正在气头上，对张亮的批评也不理睬，听着听着听烦了用力推她一把，大声嚷嚷：“走开，我不要你管——”泪水就哗哗流了出来。张亮被推得后退一步，诧异地看着刘恋，知道撞上了无名火，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就离开了。
张亮一走，刘恋又悔又怕，虽然张亮平日与大家相处挺好，但她毕竟是副指导员，又是项英的妻子，真要怪罪下来，自己也有苦头吃。于是，刘恋将此事汇报了指导员康克清，她是刘恋的入党介绍人，刘恋又将此事汇报了刘伯承。刘伯承是1932年到达瑞金的，当时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是刘恋的邻居，待刘恋很好，每天教他识10个字。听了刘恋此事的汇报，二个领导都没说什么，既没有批评张亮，也没有批评刘恋。事情不了了之，刘恋又不会道歉，心存芥蒂，与张亮见了面也不好意思说话，就这样，心里一直存留着负疚。
红军长征，主力离开。刘恋则跟着项英、陈毅留守红区，是紧随中央分局、中央军区进行指挥的电台报务员。来往电讯中，他能更清楚地看到局势不妙，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全面笼罩中央苏区，形势恶化，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数十万白军大兵压境，留守红军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没有及时改变斗争方式，反而与敌死打硬拼，部队损失异常严重。10月下旬，中央分局与政府办事处，不得不由瑞金梅坑迁至于都宽田、龙泉一带，12月又迁至于都县小密区井塘村。四个月之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赣南省委机关及部队，统统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带，境地危险，有如瓮中之鳖。
中央分局组织多次突围，大部分被打垮。这时，人们只能隐蔽在山林里。
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又临时决定，让4位老弱病孕者离开，从香港转往上海治病及从事地下工作。这4个人为：瞿秋白（36岁，已因肺病吐血15年）、何叔衡（61岁）、张亮（孕妇、项英的妻子）、周月林。同时决定，邓子恢跟他们同路出发，插到福建省的龙岩、永定一带打游击。
日日相处，共同感受最严峻的敌情，刘恋也能从项英坚毅的外表中，感触到他内心沉重而微妙的变化。
项英对与张亮的分别，心情是很复杂的：让张亮留下吧，险恶的环境不允许，还有以后分娩怎么办？思前想后，意志坚强的项英决定，让张亮随瞿秋白一行先去福建，然后赴上海。但他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各经生死之途，相见竟是“敌我”了。
1935年2月4日，是乙亥年大年初一。北风呼啸，寒冷刺骨，项英等人铁青着脸，张望四周铁桶般的大山，苦苦等待上级回电。这日，他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白军加紧构造沿河封锁线，企图将中央苏区的红军，锁定在西江、宽田、黄龙一带，中央苏区到了最紧急关头。在报告敌情后，写道：“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他还根据当时形势紧急的情况，以急迫的心情，在电报上写道：“请中央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可是，日落西山，四野乌黑，不知什么原因，中央仍没有回电。“吃饭吧，老项。你不来，谢大嫂一家都在等着。事情再急，饭还是要吃！”张亮柔和地招呼。火烧眉毛，她倒不急不忧，跟项英结婚这么多年，什么时候不紧张，不危险！还不都过来了？天塌下来有男人顶着，女人嘛，不要闲操心，瞎操心。
望望天色将晚，项英叹了口气，走向饭桌。桌上摆着一大钵子黄元米果，一片金黄之中夹杂着蒜叶的葱绿，香气扑鼻。项英这才觉得肚子早就饿了，挥挥手：“来来来，大家一起坐下，过年！”
黄元米果是赣南客家食品，为了这餐年饭，房东谢招娣忙了两天。张亮跟上跟下帮忙，虽说帮不上什么忙，挺着个大肚子也很辛苦。她把米果一块一块往项英碗里夹，觉得也自有一分心意在其中。吃完饭，房东又端上一大皮钵擂茶，给项英、张亮每人满满斟上一碗，还格外加了一把芝麻。他们聊着天一直到深夜，为了感谢房东的情谊，张亮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以及被面、蚊帐送给了谢招娣。
翌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向党中央报告了分兵突围的两个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东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去，尚成问题。（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边、闽赣边和广东饶平及福建平和、漳浦一带，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他们请党中央立即复示，并告：“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项英等待中央的指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屋外团团乱转。下午，中央终于回电，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2月7日，瞿秋白组织中央工农剧社3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举行会演。刚割完稻子（一季稻），干部、战士及群众便坐、站在梯田里看戏。张亮与项英，周月林与梁柏台，在这里度过了团聚而愉快的一日。
第二天开始做转移准备，张亮流着泪，在保姆帮助下收拾行李。物品堆在床上，不知如何拣拾，这些物品，都是清理几遍舍不得丢弃的衣物。舍不得也要丢，她狠狠心，又把一些用品，连同贵重的毛衣也给了保姆。保姆是瑞金泽覃乡人，得了那么多衣物，受宠若惊。她劝张亮不要走，实在不行，就住到泽覃乡自己家去。她的邀请被婉言谢绝。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5人出发，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离开了中央分局驻地——于都县黄龙乡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转移。约一周后，抵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
福建省委的形势也极险恶。在敌人的大肆围剿下，福建省委已经撤到了四都山上。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将瞿秋白一行老弱病孕者，安排在山上歇息数日。2月20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启程上路。
再走，就进入白色恐怖区域，凶险叵测。为了保障中央一行人的安全，福建省委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向永定进发。
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寒气逼人，夜间行军相当艰苦。瞿秋白身体很弱，呼吸艰难，过去平路都是骑马，现在崎岖山路上紧赶慢赶，一路咳嗽，有时实在喘不过气来，就地倚坐路旁急咳一阵，咳出一口血来。说：“哎，我这倒霉的身子，越到要紧时越不争气。”
何叔衡年纪很大，体力不支，平时爬山锻炼少，行动比较缓慢。
张亮有点娇气，也有点骄气，但更多的是实际困难。她是副主席的老婆，正怀着孕，时有很大的妊娠反映，跟着部队急行军，却又是小脚，走路全靠脚后跟使劲，脚后跟早已打起血泡，脚一沾地便疼痛不已。她有洁癖，一路上不少困难，不但不能洗澡，有时洗脸都洗不了。手痛、脚痛、腰痛，加上肚子大尿频，琐事就很多，保姆不在，关键时刻，没人主动上前帮助，却有人一个劲儿催促快走。她一忽儿坐下捶脚，一忽儿钻入草丛屙尿，心情不好，火气就大，说话行事有点乖张，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闹着要吃烟解乏，谁也拿她没办法。
2月21日傍晚，队伍终于来到长汀县水口镇。水口镇北有汀江横亘，唯一的木桥上已有敌人把守。周月林、瞿秋白等人只得利用夜色掩护，从下游偷渡过江。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队伍行行止止，通过白军层层封锁。2月24日拂晓，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浑身打冷颤，饥肠辘辘，坐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一迟缓，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驻扎着白军保安十四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查明情况后，李玉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
红军护送队长名叫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就担心他靠不住。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像只野兔，三蹦两蹦，转眼就逃得无影无踪。
队长带头逃跑，队伍刹时大乱。情急间，邓子恢大吼一声，亲自组织部队战斗。
激战一个时辰，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何叔衡眼见无法突围，掏出枪，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邓子恢一见急了，箭步扑上去夺他的手枪，却慢了一脚。“砰”一声枪响，何叔衡从悬崖上倒栽葱，滚落到下面的田野。白军以为是红军突围者，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邓子恢又去拖瞿秋白撤退，瞿秋白正在发烧，躺在担架上，一阵急咳，脸色通红，身体软耷，根本动弹不了。
护送队一部分人，在山上阻击敌人。周月林随混乱的人群跑上后山顶，却没有下山的路，人们纷纷往山下滚，她也随着往山下滚。滚下山来，看见邓子恢在前面开路，便紧紧地跟上去，队伍中还有持机枪的战士。邓子恢是本地人，又是打游击出身，熟悉道路，她知道：自己脱险了。
一阵疾走，闯出了包围圈。周月林四下一看，瞿秋白不见了。
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病，三天两头发高烧，在瑞金时，傅连璋医生天天都要来给他看病、打针。周月林想：如果他在这山上掉队，没有别人帮助，寸步难行。想着想着，她迟缓了脚步，身后弹雨如蝗虫，她赶紧又跟上队伍，走着走着周月林又不走了，一咬牙竟返身向包围圈走去。她去寻找瞿秋白，爬上山，见一人席地而坐，苍白的脸上，呈一片桃花般的红晕，正是瞿秋白。
山上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的吆喝声，催命无常一般频频叫着。
紧急关头，瞿秋白见到周月林十分高兴，挣扎着站起来，喘着说：“阿妹，你来了，这就好了。”
她陪同瞿秋白慢慢往前走。过了一会儿，看到张亮在前面。张亮怀孕，已临近分娩期，身体十分沉重，全压在小脚上，每走一步如针扎般痛，在山上也走不动。
三人半歇半走，走了一会，才到半山腰。敌人的吆喝声越来越近，死亡也一步步逼近。周月林心急如焚，头皮发麻，这时，距离山下不远，本该拼命奔跑，脱离险境。可是，瞿秋白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又咳出一大口血。看见前面有间塌了顶的破屋子，说：“阿妹，我们去里面休息休息吧。”
再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生死攸关之际，她看了看张亮，张亮挺着个大肚子，肿胀的双脚一着地，锥心刺骨地痛，肚子也痛得厉害，每走一步，脸都痛得变形，实在受不了了，连说：“累死了累死了，就是死也走不动了。”
一病一孕，病痛交加。周月林万般无奈，只好对他们说：“你们进去休息一下，我再到别的地方看看。有事就轻轻拍一下手。”
四下巡视，她发现不远处有一篷高耸的冬茅草丛，四周杂草很深，掩映着一口小水塘，人躲在里面，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她试探着下水，小心翼翼钻进去。
白军的搜索越来越近。瞿秋白、张亮的紧张刹时战胜了病痛，他们并没进破屋子，而是原地坐着看周月林。见她找着了地方，便说：“阿妹，我们还是躲到你那儿去吧，我看了一下周围，还是你那里隐蔽一点。”
南方4月，春仲水暖，草长路滑。二人摸索着向下走，重症在身的瞿秋白，早已折腾得四肢无力，在草丛边滑了一跤，好在被一棵小树拦挡住。这棵该死的小树摇晃了一下，临近搜索的白军看见小树报信，立即吆喝道：“奇怪，今天没有风，怎么那棵树突然会动？”
骂骂咧咧，就有几个白军下山，向那篷草丛包抄而来。四周没有什么隐藏点，他们一眼便看见了草丛，向着草丛叫喊：“躲藏在草丛里的人快出来，我们看见了你们，再不出来就开枪了。”
墨绿碧绿相杂的那篷野草，生机盎然，盛开着一簇艳红艳红的映山红。随着几声枪响，水面溅起一圈圈水花，映山红花瓣似血一般，纷纷扬扬，撒落在水面上。范金柱、赖忠顺，两个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沿着草丛下到鱼塘，挺着枪刺，慢慢地搜索过来。
周月林三人如落汤鸡，相衔作一串被押上岸。白军们争先恐后冲上来发财，衣服、裤子兜全部翻了过来，搜出一些水淋淋的港元、黄金等。
山林异常静谧，小鸟啁啾，此时，大约中午1点1刻。
五、阵中被捕设计瞞敌，叛徒告密狱中倍受煎熬在昼与夜的边缘，生活的阴影开始拉长。
瞿秋白与一块被捕的两个女人，湿漉漉地浑身淌水，一瘸一拐，慢慢捱着。下午4点，三人被押到水口镇，即行审讯。又冷又饿，他们半真半假地打着寒颤，装作畏畏缩缩，开始了人生的低语。离开福建省委前，数人曾设计了万一被捕的应对口供，此时，不幸用上，按计而言。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她在瑞金担任“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
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
瞿秋白供名林琪祥，36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跑，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白军所俘。
打仗，既可升官，亦是个发财获色的机会。李玉对瞿秋白并不在乎，眼光却滴溜溜地绕着周月林转。周月林当年二十八岁，看上去也就二十二三。李玉是个色中饿鬼，对其一眼相中，觉得她身材适中，性似温柔，表象温和。心里不停地在打她的主意。
到了上杭，李玉也不将周月林关入监狱，却擅自将其安排在营房里住。两天后，他见无甚大碍，进而向团长钟绍葵要求：“我妻子即将生产，找不到接生婆，想让被俘护士陈秀英到家中服侍，以便接生和伺候月子。”
钟绍葵知道，李玉这次“剿匪”得了头功，按惯例，也该他分些好处，得个女人并不为过，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周月林便径往李玉家中，当了“保姆”。
战场上捕获的女人，没有什么用，关押还要浪费饭钱，所以一般都是拿来卖钱。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三十岁，小脚、中等个，白嫩白嫩的皮肤，很富态。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老板，名叫林鸿昌（又名林晴光），没有孩子，就来相人。一打听，价格不贵，也将其保释出去，讲好生下的孩子归他所有。
白军把瞿秋白关在狱中，审不出什么名堂，照例想要敲一笔银子。要他在当地或外地寻找铺保，拿钱、取保，瞿秋白立即写信，托人转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鲁迅、周建人、杨之华以及地下党，通过各种办法进行营救。鲁迅交50块银元，杨之华连同做的几件衣物一并寄往福建，出面做铺保的老板也找到了……
时间一晃，一个月过去。周月林在李家混熟，从白军勤杂人员处得知，那段时期正是剿“匪”高潮，地方上处处戒备森严，常有人被抓获。她想局势稍稳，瞅准机会逃走。不意，局势继续恶化……
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红军与白军第八师激烈交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徐氏被捕，在审讯中白军对徐氏格外重视。严刑拷打，徐氏起初尚能坚持，终究不敌酷刑笞杖，一顿打吓，血肉横飞，徐氏竹筒倒豆子，不但承认自己的身份，而且供认：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及周月林、张亮等，均于一月前在濯田被俘。
这一情报非同小可，白军立即紧急排查。与此同时，白军一部，又俘获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该主席亦交待：瞿秋白等人，先已被俘。另有一些游击队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也从侧面证实以上情况。
根据以上两个叛徒及被捕人员供词，按所叙时日、形状推断，白军基本确定：林琪祥、黄秀英、周莲玉，三人即是瞿秋白、周月林、张亮。
为此，白军还准备了“杀手锏”——找来两个被俘红军叛徒：一个叫杨岳彬，一个叫朱森。在瑞金中央工作期间，杨岳彬和朱森对周月林和张亮都很熟。经这两个叛徒分别认证，她们的身份彻底暴露了。敌人对她们软硬兼施，但都无法让她们开口。
4月25日左右，保安第十四团，将瞿秋白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赶紧收回羁押，解送龙岩。
连日阴雨，天空忽然绽出几缕阳光，一队荷枪实弹的白军队伍，间夹着几匹高头大马，两乘小轿在小道上逶迤而行。多日来，钟绍葵一直处在激动、欣喜之中。若林琪祥、黄秀英、周莲玉，三人果然是瞿秋白、周月林、张亮。岂不是天大的功劳！钟绍葵为两个女人征了轿子，一路上亲自押送，故作体贴状。其间，有几分急不可捺，也有几分好奇，总想先行得到她们的口供。
翌日中午，一行人抵达丰年桥。午饭，上了不少好菜。钟绍葵及副官张友民，唤周月林、张亮同桌吃饭。端茶倒水，“嘘寒问暖”。“周小姐，一路上辛苦了。”
房间的门窗全部关闭，屋里流淌着一股暗盈的气流。重新收羁，周月林知道事情暴露。钟绍葵搭话，喊自己周小姐，是在试探自己，故不应。
钟绍葵又转向张亮，夹了一块鱼，递去。“张小姐，多吃点菜，不要急坏了身体。”
相对而言，张亮在政治上幼稚得多，被捕后，准备吃苦头。从钟团长劝菜的话中，知道大家的身份已经暴露。便说些无干紧要的话：“我怀孕脚痛，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是嘛，林琪祥就是瞿秋白，我们早就知道了。”钟绍葵故弄玄虚，继续套话说：“你们一共是五个人，还有其他什么要报告吗？”
周月林仍不吭声。张亮亦无言。
虽没有意料的收获，钟绍葵仍处于狂喜之中。钟绍葵不但官瘾重，而且是财迷心窍。自周月林、张亮的身份确定，他心里早早地打着小九九，要借此发一笔横财。
生命的枯灯，忽明忽灭。严重的肺病一丝丝耗尽了他生命之灯油，孱弱的瞿秋白摇摇欲坠。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一路蹒跚，磨磨蹭蹭，被押至长汀。不怕死，并非喜欢死、找死，所以他仍和白军虚与周旋，为掩护自己也掩护别人，鞭笞刑逼，无所畏惧。白军无奈，即唤叛徒郑大鹏，当堂指认瞿秋白。郑大鹏原先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是瞿秋白的直接部属。
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哈哈一笑：“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小说”成为“纪实”。消息传来，钟绍葵狂喜不已，即着手构思，遣词造句，5月14日，向南京发邀功请奖电报。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
职团于上月有日派队游击长汀属之水口尚潭，俘获赤匪伪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之妻名张亮、伪中央执委兼妇女部长周月林（即伪中委梁柏台妻）、伪中委总书记兼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等要匪三名。俘获时曾经鞑讯，乃张亮伪供周莲玉，周月林初则伪称陈秀英，一再研讯又伪供黄秀英，瞿秋白化名为林琪祥。嗣经俘获匪兵指认，确系张亮、周月林、瞿秋白后，该匪始无词狡辩，供认不讳。共供同行之伪中央委员何叔衡一名，亦于是役被我军击中要害毙命等供在案。查该匪等前经钧部明令悬缉有案，除瞿秋白一名奉驻汀三十六师宋师长希濂电令解长汀研讯；其张亮、周月林二名奉驻闽第二绥靖区李司令默庵电令解龙岩研讯外，理合将俘获匪首情形电报钧部察核备案，并乞查案给赏，借资鼓励。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长钟绍葵，寒叩。
对于南京政府，是频频胜利的季节，当局者们的心情很好，出手大方。“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月25日批文：“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
那是一系列重大胜利中的一项，军政部经查果然认帐，给钟部拨发奖金共十万银元，中途却被福建省政府雁过拔毛，扣下绝大部分，只发给钟部三万元了事。
关押、审问，后根据蒋介石命令枪杀瞿秋白同志，国民党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1980年为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4月2日和1979年8月28日，两次回忆证明：瞿秋白在狱中坚信理想，宣传马列。
审讯继续进行，期间，周月林亦被叛徒当堂指认身份。敌人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企图让她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接头地点、暗号。可是，任凭敌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不为所动。敌人无奈，1935年9月20日，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周月林、张亮有期徒刑各10年。
六、保释出狱奔波流离贫困交加，解放后盼望回归组织却遭受冤枉啷当入狱在国民党的龙岩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周月林协助张亮，共同哺育这个孩子，在铁窗内熬过了水深火热的两个春秋。“七七”事变后，抗日高潮来临。1937年7月15日，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从而正式宣布，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这时，突然有人出面保释周月林、张亮二人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一次酒宴上，他偶然得知龙岩监狱里关着梁柏台的妻子，便找熟人疏通。此时，在共产党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已开始释放政治犯。就这样，1937年10月2日，周月林、张亮二人，提前获释。
周月林从龙岩出狱，第一个念头便是寻找丈夫。张亮带着孩子与她同路而行。
千里迢迢，她们似两只出笼小鸟，急切而忐忑。从福建奔往浙江省新昌县。这是个久已向往的家，与梁柏台结婚回国，在上海期间，夫妻俩曾要求探家，因组织上不同意作罢。如今，两年的牢狱生活，600多个日夜长思，她作为梁柏台的妻子，第一次上门探望婆家，希望能得到梁柏台的音讯，更希望能遇见柏台。
万万不料，久久期待的回归近了，从陌生婆家那得到的却是噩耗。梁柏台的大姐梁小芬流着泪说：“柏台可能已经牺牲了。”周月林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张亮在狱中生下一子，生养、哺育，其艰难可想而知。出狱后，不知何去何从，幼儿尚小，需要有人相帮照护，顾盼犹疑之间只好一路跟随周月林来到新昌县。在梁柏台家，周月林得知丈夫死讯，心情一直抑郁。张亮惺惺相惜，同样品尝着无限的怅惘和愁苦。
战火纷飞的年代，死亡的事经常发生，这加剧了张亮对项英的思念。“一寸山河一寸血”，松沪会战结束后，日寇侵略的战火迅速向江南燃烧，新昌县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路途上随处可见倒毙发臭的尸体。此时上路，险象可料，生死未卜，但是坐等无益，梁柏台家贫困如洗，吃住两难。
寻夫和寻找组织的念头终于占了上风，经过商议，张亮与周月林不顾一切，离开新昌，冒险前往寻找项英。不料，途中果然遇到战事，逃难的人群左冲右撞将两人冲散。
张亮忍饥挨饿，不畏艰难，1938年春，竟然只身带着两岁多的儿子项学诚，到达中共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南昌。找到了项英。可是，她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项英已另娶妻子。长途的奔波流离，张亮骨瘦如柴，变得脱形走样了，她风尘仆仆，泪流满面，向项英哭诉别离苦难。因为项英已经另外娶妻，虽然心如刀割，却不好有亲密的表现，当时的情景有些尴尬。为调解气氛以防不测，组织上特派曾山陪同一旁，从中斡旋。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及警卫人员则在外面守候。项英另娶一事，对张亮的打击很大，却也万般无奈，只能面对现实。按照二人商定，张亮将儿子项学诚送往延安中央保育院抚养。不意，在从延安返回皖南的途中，张亮失踪，从此杳无音信。
对于张亮之死，项英的女儿项苏云曾经对笔者辟谣，说：“有人凭空想象，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你和周月林干的。’看母亲紧张，认为母亲承认了，拔出枪就把母亲打死。这是一段十足的谣言，并且至今仍在报刊、网络上以讹传讹。”
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项英来到延安期间，与从未谋面的儿女项苏云和儿子项学诚团圆。这两个孩子，均系张亮所生。1930年11月下旬，项英由中央机关的交通员护送，从上海动身去福建，转赴江西中央苏区。怀孕数月的张亮四个月后即1931年3月，在上海生下女儿，也去了中央苏区。她把女儿托给了教育家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为避嫌，陶先生给其取名张苏云。说她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后来，国民党说孤儿院老收共产党的孩子，强行把它关闭。陶行知又把苏云送到了他在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1938年初被辗转送来延安。与项英会面时，项苏云年方7岁，正在延安鲁迅小学读一年级。项学诚才3岁，是1935年于福建龙岩狱中，由周月林帮助接生。
项英同失散多年的一双儿女见面，十分高兴，把工作之余的每一分钟都给了孩子。亲自给他们洗手洗脚，穿衣服，有功夫就陪着他们，问长问短，呵护备至。这一次的父子团聚，仅仅12天时间，项英把对孩子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付与了。其间，国际友人马海德恰巧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见到项英与孩子们的那股亲情实在感人不已，立即取出照相机，为项英和两个孩子拍下了父子团聚照，这是他们父子之间唯一的珍贵照片。其时正值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项英欣喜地将这张珍贵的照片分别赠送给几位亲密的战友，数十年后，周恩来、邓颖超又将自己珍藏的这张照片转送给项苏云。
1948年，项苏云被送往苏联学习，同一批去的共有21人。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其中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高岗的儿子高毅，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一共21人。学成归国后，项苏云在纺织部门工作，1991年在中国科协退休。项学诚建国后曾在北海舰队工作，于1974年去世。
在绝望的尽头，一股精神力量悄然复苏。与张亮走散的周月林，孑然一身又上路了，她要去找党，找曾与她朝夕相处的战友。从上海转道武汉，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员要介绍信，她从监狱出来，哪里有什么介绍信。没有介绍信找什么组织？周月林盘桓数日无果，只好返转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娘家。谁知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的船工结成了伴侣。从此，她颠沛流离，贫病交加，在苦难中熬煎。
落拓时刻，追思亡夫、莫斯科、上海、共产国际……亡者的世界，是生者世界的折射。那年她才31岁，丈夫没有了，还有3个孩子在世。在白色恐怖中，她的儿子小沙洲留在瑞金。那位妇女干部为了保护小沙洲，丢下自己的家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四处转移，仍被“还乡团”捕获，押于大牢。在诸多折磨、虐待中，小沙洲不幸生病夭折。
遥远的莫斯科，犹如星际，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火星”、伟烈，你们在哪里？
望眼欲穿，总有消息，却总没有确凿的消息。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学生，逐渐长大，陆续回国。
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回忆：“1940年至1941年，我们都一起学习、生活在国际儿童院。诺云丝卡娃·伊斯克拉是在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至1945年期间离开国际儿童院的，但确切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我们同学都不记得了，就连留在苏联工作的，与伊斯克拉较要好的同学也不知道她的具体地址，也不通信。我们同学们都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亦相似：“关于伊斯克拉的消息，目前我也不知道，过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认识她。从我回国后（1941年）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至于她的弟弟伟烈我记忆中没有印象……”
思念与痛苦，使周月林堕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渊。
新中国成立，周月林心中终于亮起了一团火花。她从报纸上得知，许多往日的熟人，都相继担任了领导职务。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中第一名女党员副部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是，周月林向张琴秋及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伸出了求援的手，请他们帮助恢复组织关系。
老熟人的帮忙在缓缓进行，新一轮希望冉冉升起。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又一个晴天霹雳，她欲成为正常人，反而变为阶下囚。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逝世20周年，其遗骨安葬仪式在八宝山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呢？和瞿秋白一起被俘，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害？
正遇肃反运动，一个高潮紧接着一个高潮之时，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28日将她押抵北京，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因无任何证据，案情拖宕10年。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周月林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女子监狱。
从此，以这一冤案为根据，一些书刊文字大肆描绘：在“瞿秋白”一案中，张亮属于自首叛变，而周月林则可能附和了张亮的叛变，附和了叛变也就是叛变……随即，连长眠九泉之下的瞿秋白本人，也长期被当作“叛徒”。
生命之火，忽明忽灭地延续。
1977年12月，周月林服刑期满本应释放，然而鉴于“罪行重大”，她继续被关押在狱。年迈体弱的她，忍辱负重，苟延残喘，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悲伤，一息尚存，她仍要挣扎、喊冤。在山西榆次市女子监狱，她疯疯傻傻，神经好似有些失常，反反复复写些纸条，写了撕，撕了又写……
一天，一位很有责任感的监狱负责人，从她身边拾到一些碎纸片，感到这个“女犯”有冤情，他让周月林再写一个详细材料，1979年8月，周月林在劳改农场再次提出申诉。那位监狱负责人负责任地将其转给了上级。
此案涉及出卖瞿秋白，历时数十年，案情非常重大。有关部门认真核查。结果，在当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从而推翻了原先“张亮、周月林出卖瞿秋白”之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周月林带来春风，1979年11月1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终于为其平反昭雪。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周月林度过了长达25年的冤狱生涯，加上在国民党监狱坐牢两年半，总共在狱中生活约27年。其时，周月林73岁。
周月林出狱后，1980年，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予以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按照本人意愿，她被安置在梁柏台的家乡新昌定居。
闲坐小院晒太阳，对着青山碧空，熟睹白云苍狗之无穷变化。这位曾经的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这位中央苏区曾经最耀眼的女星，这位坐过27年牢的女人，对着梦幻般的世事，虽无争论之欲，仍有不了之情。
1997年底，91岁的周月林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漂泊半世纪的两个红军孤女
一、偏僻山村隐藏了两个女孩儿，一个3岁，一个女扮男装转眼，时令已进入萧瑟的冬季，山野刮着冷风，灰蒙蒙的于都县上库村，却呈现一派异样的繁忙：各家各户，正在想方设法，安置从山那边送来的红军伤兵。
这天午饭后，村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他并未负伤，脸上的气色却不怎么好。他名叫张德万，高个儿，年纪不上30岁。由村干部陪着，在村里转来转去。
哟，他身后探出一个女娃儿的小脑袋。好白净的脸，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透着陌生和好奇。啧啧！部队上的男人还带个细伢……什么，细伢不是张德万自己的？那么，她的父母亲又是谁呢，连你也不知道吗？
一问这个，张德万就闭口不言了，心里却在说：“我当然知道，她的父母是中共中央高级干部，这还能说？谁也不能告诉呀！”
那，这细伢叫什么来着……噢，“野萍”……什么，叫偏了？怎么会？爸妈都不晓得是谁，不就是野孩子吗？就叫她“野萍”好了！
赖万森的儿子，5岁的赖普恩怎么也想不到，家里陡然添了个3岁的妹妹。
与往常一样，那天午饭后，他与9岁的大哥，去对门坑子里扯猪草，回来时，太阳快落山了。大哥忙着在猪栏里卸草。赖普恩像条泥鳅，一晃身子，钻入矮陋的家门，便有一阵无法抵挡的香气扑面而来。探探头，窥见热气腾腾的锅里，茶油在打着滚儿，一盘炒好的鸡蛋搁在灶台上，香得死人呢。他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啪，”手刚探出，后脑勺先挨了妈妈一巴掌，“细人精，不许人模鬼样的倒脸面。你不见家里来了贵客。”
赖普恩咽了口口水，才反应过来：“一定来了大客。”家里就一只老母鸡，除非大母舅来了，妈妈是舍不得炒菜放油，更不会油炸鸡蛋。
一扭头，阴暗的内屋里，果然有几个人影。父亲赖万森叭哒着长烟杆，村干部陪着一个陌生的瘦高个男人，在叽叽咕咕说话。瘦高个坐在一张矮脚小凳上，左臂弯圈着个脑袋，却是个东张西望的细妹崽。嘿，赖普恩一下子来了劲，忙凑上前。
瘦高个男人说得少，赖万森和村干部说得多，他听懂了，瘦高个是带这小妹来搭住的。这段日子，山那边，抬过来很多缺胳膊少腿的红军伤兵，分到各家各户去住。隔壁大伯家，也分了一个红军哥哥在那儿搭住。“你是红军吗？”赖普恩悄悄地问。“是，不过，我是伙夫。”瘦高个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并伸手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兄弟，几岁啦？”那边，做爸爸的立即喝叱他：“细鬼子，不要多嘴。”
小普恩赶紧缩到一边。直至晚上掌灯时，小普恩才看清瘦高个的脸，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巴，脸色灰扑扑像涂了一层菜汁汁，一双豆荚眼却十分机警。被他抱着的妹崽时不时斜着头，又大又黑的眼睛溜周围一圈，转回头，偎在瘦男人怀里喊：“好妈妈，我饿。”“哎哟，白白净净的女崽像个瓷娃娃哩！”小普恩的妈妈华灶女解下腰围巾，把野萍亲亲热热地搂在怀里：“来来，我来喂你。”
春节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可未到元宵，村子里又忙乱起来。不断有消息说，白匪要来了。伤员都得流散、转移他方。张德万也得离开。
一连几天，他对着孩子，神情忧郁……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他终于把孩子领到房东赖万森、华灶女夫妇面前：“二位老人家，这孩子，是我受人之托，带在身边的。我现在漂泊无定，前途难卜。这孩子就拜托你们收养吧！你们是忠厚善良人家，孩子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这里有一个小铁皮箱，是她妈妈留下的，里面有一些衣服……”
赖家是贫苦的农家。赖万森夫妇膝下三男二女，年纪尚幼，生计十分艰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含着热泪，慷慨地接受了张德万的拜托：“放心吧，啃糠吞菜，我们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临行的那个清早，张德万牵着孩子，挨家挨户上门相告：“各位邻居、各位乡亲，这孩子、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就留在你们这里了。拜托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天，下起了霏霏细雨，刺骨地冷。张德万戴顶箬叶笠，踏上了烟雨迷蒙的钟公嶂。
他走了。留下了一个孩子，却隐瞒了这个孩子的身世，在那白色恐怖的特殊时期，这样做，是为了使村民和孩子免遭牵累，但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同村赖万森的哥哥赖蔚青（村干部）家，也收养了一个红军留下的孩子。是一个比野萍大八九岁的女孩子，名叫邱兰。她持一份苏维埃的证明，被疏散到村里来时，女扮男装，对外的性别和名字都变了。她头发剃得光光的，对外名字叫做邱德成，完全是一副男孩子打扮。
疏散之前，邱兰是中央蓝衫团最小的一名演员。每天，她跟着蓝衫团的队伍，到处搞扩红宣传，演出时，则在节目中饰小孩。六七十年后，她还记得这样一个节目：戏中一个反动派偷东西，被她发现了，她用石灰撒到反动派的眼睛里，然后向四面大声喊叫：抓坏人呀，抓坏人呀——于是，农民协会的人闻讯赶来，把反动派捉住了……
那时，蓝衫团常常走山路去演出，夜里演完了戏再走山路回，回到营地又冷又饿，空着肚子睡觉。
挨饿是常事，几乎每天都挨饿。
饿惯了的小邱兰，记不清挨了多少饿，反而记住了几次吃得很饱很饱的情形。
有一次，队里杀了一匹受伤的战马，卸下来的马肉掺芋头煮了三大锅。全蓝衫团的人敞开吃，吃不了，每人就拎着几提马肉上路，边走边吃。马肉好吃，热毒很大，邱兰身上发起了烂疮，又痒又痛。她吃了四五天马肉，却发了20多天烂疮。
还有一次，蓝衫团在瑞金演出给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看，演完后招待大家吃了一餐晚饭，桌子上摆了9碗菜，蛮丰盛哩。饭后，毛主席还叫警卫员，把邱兰背到自己的住处，送给她牙刷、牙膏、钢笔、衣服等许多东西……
邱兰记得：红军长征前，中央蓝衫团解散，她被疏散时，许多团里的红军叔叔都来安慰她，说是在农民家里寄放三年就来接她。
邱兰的男孩名儿还是毛主席给她取的哩。听说邱兰要留下，毛主席想了想说：革命一定会得到成功，你就改名叫邱德成吧！“那不是男孩儿的名字吗？”邱兰问。
毛主席说：对，你不能说是女的，女孩子孤身在外危险大。
此后，她就有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为了防备坏人，邱兰天天揣着一把小刀在身上。
扯猪草、砍柴草、种菜、喂猪……邱兰在家里、村子里女扮男装，不声不响地活着，成了一个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的小孩。
16岁之前，她从没在别人面前脱过衣服、上过厕所。大家真以为是个男孩子。
可是，邱兰多么羡慕那些女孩呀，每当看见别的女孩穿着红衣裳、花衣裳，她就想象自己穿红衣裳、花衣裳的模样。
她知道，野萍也是红军留下的女儿。从赖家的关系来说，野萍是她的堂妹，所以，她经常约野萍一起上山捡柴草、扯猪菜。
有一次，野萍浑身淌汗，把衣裳脱下来披在树枝上。
邱兰见了，心里砰然一动，休息时，悄悄地附过去，左看右看，情不自禁，把花衣裳往自己身上穿，太小了穿不进，就在自己身上比试了许久。一抬头，野萍正立在面前，奇怪地望着自己，她的脸腾地红到了耳根……
女扮男装实在难哟，邱兰心怀“鬼胎”，一天到晚总是提心吊胆地熬着。一天一天，她数着日子过，三年怎么这样长呢。终于，三年盼过来了，红军却没有来接她，又一个三年过去了，红军仍没来。
女扮男装，再也装不下去了。
那年，16岁的邱兰发育了，肚子绞痛，身上突然流出来一大滩血，把裤子都浸湿了，一直流到脚胫。她以为自己受了伤或是得了什么重病，马上就要死了，尖叫着，脸吓得像石灰一样白。
异常的大出血，引起了家人的恐慌，当养父、养母手忙脚乱，正要帮她脱裤子检查时，“咣当——”一声，她身上掖着的那把尖刀掉下来，在太阳下亮晃晃闪烁寒光，陡地吓了大家一跳。
邱兰女扮男装，秘密被发现了。
野萍10岁那年，于都闹饥荒，大哥得病死了。
为躲饥荒，割罢晚禾，二哥赖普恩挺起瘦骨嶙嶙的胸膛，领着小妻子野萍踏着一片秋霜，来到会昌城外做小窑工。两个人劳碌半年，可以赚两箩谷钱回家，略补无米之炊。
那是怎样的劳碌呀！虽是童工，干的却是最苦最脏的活。白日，在窑匠师傅的喝斥下，两人团团转地忙着做瓦坯、刷筒瓦、翻晒瓦、装窑，薄薄的单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晚上守望着窑火，在疲惫、瞌睡和虫子的叮咬中昏沉入眠。
夜里，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冷雨被魔鬼的手织成密密的网，铺天盖地。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夹着雨点在他们身边掠过。他们的手脚冻得通红、开裂，流淌着血水。
为了抵御寂寞，他们养了几只小鸭子。每天夜里，小鸭子乖乖地依偎在他们脚下，慰藉着他们的孤独。他俩就紧紧相依在一团窑火的光弧里，共同抵御着凄风苦雨，捱过那没有尽头的寒冷，没有尽头的冬天。“二哥，小鸭鸭都有爸妈，我怎么就没有？我好累，我好饿，我好冷哩，妈妈在哪里呢？”
野萍的心，时时被这个问题搅动着。她不会想到，万里之外，她的父亲陆定一，同样在牵挂着这个自小就失去了母亲的女儿。
有多少往事，在泪水中泡浸……
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谢家宗祠，唐义贞生了个女婴，干妈邓颖超为她取名“爱生”
1931年12月30日，红都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谢家宗祠，正在召开重要会议。周恩来等人离沪后，辗转到达瑞金叶坪，刚刚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许多工作在紧张进行：国民党26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的整训；毛泽东将苏区中央局的工作移交给周恩来；研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要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
在这幢举世瞩目的屋子里，野萍即将诞生。
毛泽东居所的楼下左厢房，唐义贞临近分娩，军医陈志方负责接生。她知道，中共首脑们在楼上开会，为不让自己喊叫起来，她将被角塞入嘴里用力啮咬，豆大的汗珠，从她惨白的脸上沁出，头发贴在额上，衣衫被汗水濡湿。她的一只手扳着床沿，一只手紧紧地拽住邓颖超的手。
邓颖超捉住她的一只手，陪同唐义贞快一天了。到达苏区后，唐义贞与她最要好，并称她为干妈。现在，小“外孙”要出世了，她既欣喜、着急，又无可奈何。她没有生育经验，望着唐义贞扭曲、呻吟的痛苦形状，却帮不上力，眼泪不时冒了出来。
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点亮了红都的沉沉暮色。“呜哇，呜哇——”哭声像小号般响亮。
似乎听到休息的号声，楼上的会议停顿了。大家纷纷站起来往外走。
朱德率先迈出房门，从走廊上探出头，操着大嗓门喊：“老陈，哭声这么响亮，是生了个男娃吧？”“报告老总，”被接生弄得满头大汗的军医陈志方，挥手揩了一把额头、鼻尖上的汗珠，回答：“不是个放牛郎，是个靓妹子呢！”“蛮好嘞，细妹崽好嘞！恩来呀，你做了外公哩！”毛泽东笑开了，一边和大家倾听婴儿啼，一边“吱儿吱儿”地抽烟。
中国近代史上几位伟人，笑声朗朗，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特殊时期诞生的妹子，将面临着无数坎坷，演绎一出离奇的悲喜剧。
听到哭声，贺子珍等人闯进门来，向唐义贞道喜。邓颖超则搜出积蓄下的伙食尾子，喜滋滋地去买了些鸡蛋、红糖等给“干女儿”坐月子，并与周恩来商量，给小孩取了一个亲昵的名字“爱生”。因小孩是在瑞金叶坪生的，小名又叫叶坪。
这个小“爱生”就是后来的“野萍”。她的父亲陆定一与母亲唐义贞1929年在莫斯科结婚。当时，陆定一是驻少共国际的中国代表。唐义贞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0年，陆定一与妻子分别，先行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数月后，唐义贞亦回中国，在上海与丈夫短暂团聚。不久，她受命与何叔衡化装成父女，来到张鼎承创建的闽西苏区。1931年初，陆定一也辗转来到闽西，与义贞再度聚首。是年9月，刘伯坚带领部队打通了从瑞金到闽西的道路。接到通知，陆定一夫妇前往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唐义贞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曾经参加过“医务训练班”培训。月子还未坐完，唐义贞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
她便抱着小“爱生”走马上任。卫生材料厂，设在于都县银坑乡的一个山寨里，距离瑞金80多里。由于白军的长期封锁，苏区各种物资都非常紧缺。起初，卫生材料厂只能生产一些药棉和纱布。后来，唐义贞与药剂师研制出了几种中药药丸，对付肆虐苏区的几种传染病。
这一招果然见效，药丸送到部队、地方，苏区的疟疾、痢疾、伤寒得到明显控制，伤病员的死亡率大大下降。苏区中央局、少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多次报道了唐义贞的事迹。
就在这个时期，唐义贞曾偶遇身陷囹圄的邓小平。几十年后，邓小平担任了国家领导人，多次回忆那段历史。
一天，当看守人员把我带回拘留室的时候，我遇到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
我对她说，我很饿，我吃不饱。“她很同情我。于是花了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鸡炖熟后，她给看守人员捎信，让他们把我带到她家里吃饭。我吃了一只鸡，把另一只鸡带回拘留室以后吃。陆定一参加了长征，活下来了，可是他那位富有同情心的妻子却死了。”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苏区，作战略大转移。为了掩护主力红军的转移，必须留下少数地方部队，为了减轻主力红军的负荷，必须留下伤病员、女人与孩子。
本来，唐义贞可以随主力红军走的，但是她怀了孕，所以，必须留在地方工作。她再次与刚刚从上海回到苏区的丈夫分别，又不得不与女儿爱生分别。
因为长征，许许多多中共党的领导人，都这样将自己的孩子秘密留下了。毛泽东的儿子小毛就是这样留下的，刘伯坚的儿子刘豹，以及林伯渠的儿子，邓子恢的儿子也是这样留下的……
红军主力转移，卫生材料厂解散。唐义贞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随毛泽覃率领一支部队突围至福建，开展武装斗争。
11月中旬，白军8个师的部队及地主武装，对在闽西的红军，进行了疯狂的“清剿”。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的陪同下，拖着分娩前笨重的身躯来到圭田乡，住在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家里。第二天，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小定。
一个月后，白军逼近圭田，福建省委通知唐义贞转移。唐义贞毅然将孩子留给范其标夫妇，将一些日常用品留下，其中有一床毯子、一个缺了口的铜脸盆（此二件现存长汀县博物馆）。这时，唐义贞作了永别的准备，在留给儿子的包袱布上，她用中文和俄文，写下了娘家人在湖北武昌的家庭地址，落款是：唐一真。
归队后，唐义贞在省军区担任宣传部长兼军医。1935年1月下旬，四都一带，大部分地区被白军占领，唐义贞所在的游击大队，陷入了国民党的重重包围。
唐义贞和毛泽覃，随福建军区一个营突围，前往江西寻找陈毅的部队，途中，队伍被白军宋希濂的36师打散。
27日中午，行军途中，唐义贞将一对绞花银手镯，交给小宣传员陈六嬷：“小陈，这对银手镯是一位战友牺牲前送给我的，我今天送给你作纪念，日后若有人来问你，你告诉他我丈夫姓陆，名叫陆定一。他对我十分的好，这辈子不能再见着他了。你是本地人，我告诉你，前一个多月，我在圭田乡生下一个儿子小定，很像他爸爸，一生下来就将他送给范其标夫妇抚养。我若能生存，将来母子当会相认，那我儿既是范家人，亦是陆家人，两家都有份。我若牺牲了，就请告诉我的丈夫和孩子，我是为革命牺牲的，决不做投降者，死也要死在红旗下！”
陈六嬷含泪收下手镯，说道：“你放心吧，唐姐姐。范其标夫妇是好人。我认识他们。他老婆聪秀妹还是我的堂姐呢。以后，我会去看看小孩。”
唐义贞听罢略为高兴，又从身上脱下一件桔黄色的丝棉背袄，送给陈六嬷。嗣后，她背起文件袋，跟红军队伍进乌蛟塘山坑。28日，部队与白军进行顽强战斗，弹尽粮绝，唐义贞与一个姓胡的团政委、一个营长等二十余人被俘，关押在四都下赖坝白军36师的一个团部。
当天黄昏，唐义贞在关押的廖氏祠堂耳房，看见陈六嬷端了一钵鸡蛋煮粉条走来。“小陈，你没有被抓住？”她小声问。“抓住了，我会本地客家话，说是捡柴的村姑，加上一些乡亲出面作证，就放了我。”陈六嬷悄声道：“你一定饿了，快吃下去，你不要承认是红军干部，我们私下凑钱把你保释出来。”
唐义贞边吃边凄然苦笑：“你听，厅里正在拷打同志们呢。敌人不会允许你们保释我的，我也不会忍辱偷生。小陈，唯有一条路，趁敌人未查明我们的身份，设法逃出去，到江西去找陈毅。”
次日黎明时分，唐义贞偷偷从窗户爬出来，溜到厅间，解开胡政委和营长的绳索，然后，用砖头砸死两个打瞌睡的哨兵，逃了出去。
天亮时，白军出动大队人马追捕。第三天黄昏，在汤屋村深山坳附近，唐义贞三人不幸再次被捕，敌人马上电告龙岩“剿共”总部司令李默庵，李当即回电：将三人就地处死。
干涸的河坝沙滩上，长满了栗树、樟树、苦楝树、酸枣树。飕飕冷风不断从树隙掠过，拂下几片黄叶。暖烘烘的初春阳光，斜斜地照着树林。
她被推搡着出现在河滩上：五花大绑，遍体鳞伤；脸容苍白却凛然。“女赤匪！”刽子手们狼一般地干嗥，“啊啊，就是这个女赤匪，刚才趁一个松绑的机会，一眨眼间把藏在身上的一份文件塞进嘴里，咽下肚了！”
唐义贞步履艰难地走在最前面。她身上的浅灰棉军装被撕裂了，捆绑的棕绳扎入了肌肉，被打伤的右腿有些跛。但她仍然直着身子走，瑟瑟的寒风吹着她的齐耳短发，苍白的脸颊没有一丝表情。
远远地，传来陈六嬷撕心裂肺的哭喊：“唐——姐——姐——”“砰，砰——”两声枪响，胡政委和那个营长饮弹身亡。而唐义贞则被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剥光衣衫，剖开肚子，取出心肝，惨痛而死……这是1935年1月31日，她才25岁。
也是在这个时期，距此地不远处，红军的另一支部队也被白军打散。邓子恢等少数人突围了。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周月林，发觉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没跟上，忙踅身回去寻找。翟秋白与她躲入一块草丛间，准备等白军搜索过后再走。因为翟秋白久病在身，脚下无力，摔了一跤，一棵小树摇晃了一下，立即被山上观察的白军发现。瞿秋白和周月林、张亮被捕。不久，瞿秋白被叛徒指认，在汀洲英勇就义。
时隔53年，1989年夏天，笔者来到唐义贞就义的下赖坝，找到了仍然健在的陈六嬷。老妪激动不已，扁瘪的嘴巴蠕动着：“啊呀呀，杀的是人呀。刀子一下一下砍下去会痛呀，血水在天上飞哟，义贞姐一声也没有吭哟……唐姐姐是个美人哩！教我唱歌，学文化……在大山里，她还教过我几味草药哩……”
河坝间的三棵栗树下起伏不平，那是烈士的儿子陆小定不久前领人挖掘的几个大坑。然而，并没有发现烈士的任何遗骸。厚厚的河沙，被几十年的河水淘换了一茬又一茬。不过，听下赖村民说，当年农业学大寨开荒造田，倒是在这里挖出了好些人骨头，都扔掉了……
长汀卧龙山上，立有一块瞿秋白纪念碑。纪念碑后的一个山坡上，松林拥着一座坟墓，那是唐义贞烈士的“衣冠冢”。陆定一题文碑上：“唐义贞烈士，湖北武昌人，女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屡遭王明路线的迫害而不屈。曾任中央卫生部材料厂厂长。1935年1月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于长汀下赖坝，距生于1909年，才25岁，她实现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义贞烈士是我最亲爱的亲人，是我的知已。我永远怀念她，学习她。也教儿孙学习她。”
陆定一在悼文中赞道：唐义贞烈士的心，是金铸成的。唐义贞烈士的灵魂，是水晶刻成的……
三、透过战火硝烟，陆定一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寻亲之旅初冬的瑞金沙洲坝。那是一个夕阳余辉中依依惜别的傍晚……妻子唐义贞特地从朱坊镇赶来告别——她分娩在即，不能随主力部队参加长征，决定留下，坚持斗争。
当时，两个人的心情异常沉重：她留下，处境将会是难以想象的险恶。她的安全……还有，未满3岁的女儿、即将降生的孩子……
在这样困难的关头与丈夫分别，她竟然没有一句泄气的话。她那双眼睛，把离别的悲伤、面临的艰险、一切苦难和担忧，都深深地隐藏起来，化为沉静的光！
战火硝烟弥漫了无数的艰难岁月，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直至延安的宝塔山下，陆定一曾无数次回忆那生离死别的场景，无数次的发问。“义贞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义贞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
寻找、寻找，怎么寻找呢？
陆定一记得，当年，妻子在分手时，与他商定安置女儿叶坪的办法是：把孩子交给卫生材料厂的管理员——一位因病不能参加长征、准备回家的男同志，委托他到瑞金县以外的乡村，寻一个可靠的人家寄养孩子。但他不清楚这位男同志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只知道叶坪把他称为“好妈妈”。
寻找到1937年，他在南京获得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叶坪由“好妈妈”带着，寄住在瑞金武阳围的一位姓赖的船夫家里。
自此，陆定一对准目标，开始了新的却更艰难曲折的寻找。
同年，在奔赴抗日前线之前，他去到武昌的岳母家，告知上述消息，并委托唐义贞的大哥唐义精、五哥唐一禾寻找女儿叶坪。
唐义精动身赶到了南昌，因局势紧张，无法前往赣南。只好去信给瑞金联系寻找。等呀、盼呀……终于盼得了回音：那边确实收养了叶坪！快设法把孩子领来……要钱？给！倾家荡产也……钱一次又一次地寄去，孩子却迟迟未来，最后得到的是一张照片：一个神气活现的男人，身穿国民党军装！
啊，善良的人家被愚弄、受诓骗了——那是国民党某特务流氓，冒名设置的一场骗局。
叶萍寻找无着，成了唐家的一桩心病。唐义精遵照母亲的嘱咐，按妹妹义贞幼年时的模样，画了一个有着两根小辫子的小女孩，把她当着想象中的小叶坪，一家人思念心切时，就对着画像悲伤地呼问：叶坪呀——孩子，你开口说呀，你在哪里？
更不幸的是，唐义精和唐一禾，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艺术家，后来却在重庆渡江翻船，双双遇难，将一生的追求及全家族的寻找付诸流水。至此唐家已无力寻找叶萍了。
1943年，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历尽艰险的贺怡（毛泽覃的夫人）从江西到达延安。终于，陆定一从她那里得到了第一手的关于唐义贞的真实情况，但这却是一个晴天霹雳。“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他后来写道，“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伴随失去妻子的沉痛悲伤，还有那牵心动肠的悬念：娇小可爱的女儿呢？刚出世的男孩呢？他们寄托在哪里？还活在人世吗？这一切却无从知晓。
要把孩子找回来——他们是烈士生命的延续。必须去找，哪怕踏破铁鞋！
延安。陆老想起了当时身在南京中央办事处的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十分喜欢义贞，认义贞为干女儿。叶坪出世后，邓大姐常来看望，抱着孩子亲个不停：“我当外婆！”并以外婆的身份，给叶坪起了另一个亲昵的名字：爱生。从此，义贞就让孩子称邓妈妈为“爱外婆”。
当时在南京，由李德全先生筹办了一个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陆定一立即动笔写信给邓大姐，请她委托李德全，帮忙寻找爱生（叶萍）。信中写道：
我想把义贞留下的女儿叶坪找回来。现在应该是16岁了，再不上劲找，更不知哪里去了。本来这事托了义贞的家里，可是刚有点线索，她的哥哥唐义精和唐义禾却在渡船翻覆事件中死亡。唐家我在重庆时看过，已经穷得不成样子，义贞的母亲70多岁，还问我义贞的消息。一直瞒着她的。再托他们去找是毫无希望的了。“叶坪在长征时，被义贞交给了一个（原和义贞一起工作的）男的，此人我忘了其名，叶坪叫他‘好妈妈’，他很喜欢叶坪。‘好妈妈’将叶坪带到瑞金武阳围船户赖宏达家中。刘伯坚同志的豹儿，由裁缝罗高带领，也住到赖家。他们的船经常来往于瑞金、会昌、于都、赣州之间……”
信是1946年7月寄往南京的。几经周折，邓大姐却在北平收到此信。而那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响，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已经解散。事已至此，为了安慰陆定一，邓大姐仍然回信鼓励说：“在现时和今后寻到叶坪的可能性更大了，热望她能够回来！”
几度寻找，几番迷茫，愁肠百结，忧心忡忡。在战争的空隙，陆定一不无悲凉地呼唤：“叶坪，我的女儿，你在哪里啊？”
四、思念与时共长，许多村子挂起网来寻找，机会却如风掠村而过“伏以——吉日时辰，天地开张；良缘天定，如凤如凰；鸾凤交称，地久天长。新郎新娘，一拜天地——”“再拜祖先！——”“夫妻交拜！——”
父母当然要寻找，找不找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怎样，人大了总要结婚生子，按自然规律活下去吧！
光阴荏苒，悲悲苦苦的孩子，在悲悲苦苦中一眨眼就长大了。邱兰16岁那年暴露出女儿身后，家人、村民的震惊很快就平静了。
这没有什么，是男人就当儿子，是女人就做儿媳妇。她由邱兰改名邱德成后，养父母又为她改名为邱来凤。
19岁那年，在养父母的张罗中，邱来凤嫁给了这个家庭的老大，大自己11岁的赖文连。20岁时她就开怀，生了一个男孩，却没有带大。几年后，她接二连三生了3男3女，变成了一大帮孩子的母亲。
万物随时光流变，唯有思念保存永远。
疏散时，邱兰带来两皮箱衣物，能穿的穿烂了，不能穿的卖了，最后两个皮箱子也卖了，没有留一点痕迹。
解放前，丈夫长期在外面打工：上山挖砂子、烧窑、挑盐……解放后，铁山垅钨矿转为国营矿山，他则成为该矿的井下工人。
邱来凤忙里忙外，围着锅台转，成为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有时，忙得头昏脑胀，听到孩子叫唤自己妈妈，她突然会一愣：妈妈，是啊，我自己的妈妈呢？她干活，干着干着就停下来愣一下。
这些孩子管我叫妈妈，我又找谁叫妈妈呢！
蕃薯、青菜、萝卜养人呀，赖普恩和叶坪，像屋前的那几棵小树一样长成了大树。小二哥不再是拖鼻涕的光腚小子，而是一个膀阔腰圆的后生家。叶坪，已长成了一个水葱葱的靓妹子。
终于，赖万森夫妇觉得他们应当圆房了。
生命是朝向未来的。这位身世不详的野萍，同贫寒之乡的其他孩子一样，伴着贫寒慢慢长大，并随乡入俗，早早就勇敢地担负生活的重荷。
野萍变成了一位能干的农妇。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地耕耘、收获，她像每一个普通农妇那样生儿育女，孕育新的希望……
解放后，许多老红军都来信给赣南各地方政府，请求帮助寻找失散儿女。寻找的故事此起彼伏流传在赣南大地上。
1964年，邱兰曾请人代笔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帮助寻找父母。中央办公厅回信，要求她提供有关自己身世的线索。
往事，如烟如雾、忽聚忽散。往事与梦事纠缠，亦如隔世之事。
对自己的身世，邱兰只知道：养母陈六姑是红军洗衣队成员，养父是一名红军战士。从小，当红军的父母，把邱兰交由养母陈六姑抚养。她对养父没有什么印象，至于亲生父母是谁更不得而知。
有一次，红军洗衣队在河里洗衣服，白军飞机的一颗炸弹落在河间，陈六姑等人被当场炸死。从此，切断了她与这个世界所有的血缘讯息。
5岁多的小邱兰被送到蓝衫团，有时串演一、两个节目……
靠这样的线索，怎么能找到父母呢，这样的线索等于是无线索！于是，邱兰明白：最好的办法，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父母来寻找自己。但，她怎么才能让父母来寻找自己呢？“地方政府也曾派人到附近寻找过叶坪。”邱兰告诉笔者，“有人专门到白鹅乡寻找叶坪，一个乡一个乡挂起网来找，我们都不知道。那么远怎么会知道，隔了一个村子呢！”
信息如此闭塞，在她们朝思暮想的寻找中，一个万分宝贵的机会，像风一般就这样掠村滑过。
五、结束13年炼狱生涯的陆定一，终于踏上了探亲路1980年金秋。天宇清朗。一架银鹰舒展巨翼，自北向南，穿梭于苍茫云海间。
机舱内，一位古稀老人，悠悠之心，正以每秒百米的速度扑向亲人。皓首龙钟，岁月的利刃镌刻下深深纹皱的脸盘，像磐石般坚毅，也像磐石般沉静，而胸间的思绪，犹如窗弦外缱绻翻涌的云海。
刚刚结束13年炼狱生涯的陆定一，迫不及待地踏上探亲之旅，就要见到从未谋面，却已46岁的儿子。记忆如云如烟、苍苍茫茫。46年后的今天，一桩心愿终于实现了！
46年，颠簸流离的岁月呵……闽西！长汀县四都乡圭田村的一户三口之家：残废老红军范其标、聪秀妹夫妇和他们的男孩范家定，相依为命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寒暑……
有一件事，令年幼的范家定诧异不解：逢年过节，父母不厌其烦，总要在饭桌的上首多摆放一副碗筷。而那个位置，却总是空席……
仪式成了定式，成了习惯。
又一个大年夜，逐渐长大懂事的范家定依葫芦画瓢，在饭桌上首照例摆了那副碗筷。范其标老人郑重其事，叫范家定站到桌前。他神情肃穆，刚开口，已是泣不成声。范其标详详细细诉说了小定的生世，并找出当年他生母的遗物。
物在人去，见物更思亲——生我，给我以血肉之躯的亲人呀，你们在哪里？他悲恸地掉泪……
辗转、周折……寻找是那样艰难。线索终于有了！在广东的李坚贞，北京的童小鹏等同志帮助下，小定了解到：他的父亲，与举国皆悉、德高望重的一位国家领导人相关联。
弥罩岁月的迷雾，眼看就要消散了。然而，一阵更大更浓的迷雾披盖而至——中国，1966，突然一头扎进“文革”的逆流之中。
动乱伊始，迎头狂澜中，这位国家领导人首当其冲，被当做“阎王殿”之首打倒在地，尔后，身陷囹圄，一晃便是13个春秋！
云海中穿行的银鹰，在福州机场徐徐降落。从机舱上走下来的老人，就是小定（范家定）所寻觅的父亲——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现任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
而小定的亲生母亲，就是唐义贞烈士——“唐一真”是她当时的谐音化名。
陆老与范其标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四只布满老斑的手，牵引着半个世纪的衷肠。“总算、总算把孩子带到您的面前了，陆老！”范其标老人用颤抖的话音说：“在这以前，我让孩子跟了我姓，现在该改回陆姓了。”“不！”陆老赶忙说，“在那样艰险的岁月里，你们收养并培育了孩子，是真正的生死之交呀！你们是孩子的再生父母。孩子就继续留在你们身边，孩子的姓也不必改了。”
两位老人争执来、争执去，相持不下。陆老沉吟半晌，才又说：“还是遵照孩子母亲的意愿办吧。义贞说过：孩子是我们两家的人。孩子的姓，要改就改成‘陆范’。我想，这是一个象征工农团结的姓，也是纪念烈士的姓。希望今后将这个姓代代相传下去！”
茫茫黑夜，升起了一轮半明半暗的月亮。
述说身世，首先得述说思念。陆老告诉儿子：“你有一个比你大3岁的姐姐。她……现在仍然下落不明哪！”
立即，陆范家定心里也升起了那轮半明半暗的月亮：啊，姐姐，在这个世上，我们原本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呀！而今，您到底在哪里呀？你一定比我还苦！“爸爸，既然我有个姐姐？那还等什么，我们快点找吧！”
陆定一沉默了，伤痕累累的心又在渗血，“已经找了几十年，如果她还在的话，应该是50多岁了……”
六、照片、信件摆在陆定一面前，却又失之交臂又一轮寻找启程了——懂事后的叶坪，开始了不停的寻找，一家人都在为她寻找。
50年代，逶迤的赣南山岭，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钨都。于都山区新兴起一座钨城——铁山垅钨矿。矿党委书记郭若珊，在整理干部档案时发现：矿组织部干部赖普恩的履历表，有不规范之处。那时政审非常严格，他敏感到：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便立即找到了赖普恩询问：“小赖，你在表上，为什么不填岳父母一栏？”
这一下，赖普恩被问住了。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总算把原因说完了，却并没有把情况说清楚。他只得补充道：“我父亲赖万森已经过世，要不然，他可以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
郭若珊是位南下的东北大汉，半辈子在军营度过的，对事情有一种本能的敏感性。他知道，本地是老苏区，红军长征前夕，许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物，仓促间在赣南留下了子女，解放后先后通过组织来寻找过，有的已经找到，有的还在寻找。他问：“解放这么多年，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赖普恩想了想：“有一点线索。我们同村，有一个留下打游击的红军干部赖友江，解放那年，他在于都县政府协助解放军工作。他曾经说过，陆定一同志写过一封信到于都来，请求地方政府帮他寻找小孩，并且还亲自派人来到赣南一带寻找女儿，说他有一个女儿有可能寄养在于都，从出生时间等情况看，很像我的妻子……”
郭若珊凡事认真负责，立即派人找到赖友江作调查，又派人了解了叶坪的情况，认为情况属实。然后，他以矿党委的名义整理了一份材料，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收。
与此同时，赖普恩也附了一封信给陆定一。
此后不久，赣南区党委宣传部奉中宣部指示，派了一名干部来到铁山垅钨矿，铁山垅钨矿派了一名姓李的秘书前往，配合调查核实此事。二人一同来到禾丰乡上库赖家询问情况，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个摄影师。
不啻是喜从天降呀。几十年的寻亲终于要有个结果了，叶坪欣喜若狂，翻箱倒柜拿出最好的土果子招待客人，擂茶、蕃薯片、芋头丸、烫片等摆了一桌面。
一家欢天喜地像过年一般，他们一边不停地叙述着，穿上了过年才舍得穿的衣服。在摄影师的指挥下，叶坪、赖普恩与他们一岁多的儿子赖章盛，合拍了一张全家福。然后按照调查人的要求，叶坪又单独拍了一张全身照。
照片中，叶坪笑意盈盈，紧抿的嘴唇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蚕豆花白底大面襟衫套在健壮的身上，渐入鬓角的淡淡云眉，一双美丽的丹凤眼，充满青春的笑意，似乎往日的阴翳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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