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蒋介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冯玉祥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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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试读：

绪言

我写这本书的意思，不是注重字句，不是注重文章。每一章字的多少没有关系，每一句的雅俗没有注意，和写多长多短，我觉得全不要紧，最要紧的是确确实实，明明白白，说的都是真话，并且万分注意到：把我说的话使我们全中国的同胞不论是乡间的农民、推车的、挑担子的和铁工、木工，以及河边、海边扛大个的，农村的妇孺一听就懂。当然这本书要翻译成外国文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一看就懂得。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第一为铲除独裁，打倒小袁世凯，打倒希特勒第二。第二要建设一个真正的各党各派的联合起来的民主政府，建设一个新中华人民民主的国家。第三为的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让同胞们知道，谁是真正抗日，谁是假抗日，谁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不实行三民主义，不实行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先生说：那个是国贼；蒋便说：那个是他的父亲。第四，救国有罪，把一切爱国救国的人，蛮不讲理地下在监牢里，黑暗到万分的情形。第五，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被蒋介石的特务怎样杀的，怎样打的，怎样坐了土牢，有些青年们在半夜里拉出去，枪决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喊的三民主义万岁。第六，真正抗战的军人吃不饱穿不暖，身体瘦得连枪都扛不动，路都走不动，伤了的无医，病了的无药，死了的无人葬埋。还要把他们十万的缩成五万，五万人的缩成两万，一直到一团人，把它拨散，拨开，名称都查不着，死伤的人数都无法子查问。第七，不能打仗的军队，只要是他自己的嫡系就扩大就增编，并且发给美式的装备，结果见了敌人不是投降，便是缴械。第八，政治全在用人，蒋是不论贤不贤，能不能，只注重在亲不亲，乡不乡，同姓和不同姓，看看今天贪污的情形就知道病源所在。第九，说是以党治国，党里开会见不着他的面。国防最高会议，政治最高机关开一百次会议，蒋也到不了一二次，他是用两三个他自己的私人在那里听着，回去报告他，不用眼睛做事，只用耳朵来听，那同瞎子有什么分别？第十，经济的事，来的时候是人民的一滴血、一滴汗，蒋要随便送人的时候，不是三千万，就是五千万，这样怎么会不紊乱呢？一担米到了一千多万，一块美金到了法币四百多万，这不是蒋一人干的吗？第十一，不论法律，不论组织的什么会审，也不问是定了三年监禁，是五年监禁，他拿起笔来一批，就是一律枪决。这真成了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第十二，所有中央委员，不论与革命有无关系，谁会奉承他，谁会谄媚他，便被他用笔一圈，成了中央委员。民众们说，这些东西都是狐群狗党，又说是刮民党，这真不是骂人的话。第十三，蒋一高兴称胡汉民是老师，是前辈，忽然就把胡捆起来关在黑屋子里。蒋是黄埔学校校长，李济深将军是副校长，蒋当了委员长，李是参谋总长，忽然间就把李将军关到监牢里。蒋的心目中没有师长，也没有朋友，完全是阴狠、险毒。第十四，当战事紧急的时候，陈军长说了几句真实的话，因为于右任催蒋快想个办法，蒋找何去，何不去，找张、俞去，张、俞也不去。说蒋的军事是纸老虎，这还是假的吗？第十五，无论公务人员和国内的同胞们，谁说真话蒋就说他共产党，杀的杀，埋的埋，不知死了多少人，就连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劝过蒋介石几次，叫蒋不要把军队留在西北预备打共产党，应当开到前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蒋便逢人大骂：“史迪威是共产党！史迪威是共产党！”这不是血口喷人是什么？第十六，忽然间又要投降，忽然间又讲条件，一点不得意，蒋便大骂：“他们要抗日，因为他们要抗日把国家弄成这样糟糕。”不是小声说的，乃是大喊着说的；不是平平静静地说的，而是红涨着脸，拍着桌子说的；不是对一个人说的，而是在最高国防会议时说的。第十七，马歇尔元帅来调解内战，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联合起来，建设国家。忽然间把开会和闭会的宣言全不算了。这个内战一打起来，蒋说，三个月可以完事。今天过了二十多个月了，国内的同胞至少死了六百万人，这是谁把这些人害死的？第十八，从沧白堂、较场口打起，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大学教授，逼死陶行知先生，在西安杀了西北人民领袖杜斌丞先生等十九人，在北平捕了余心清少将等二百二十个人下监。第十九，各地学生们活不下去了，书不能读啦，到政府请愿，结果打伤的打伤，刺死的刺死。这一年多的工夫，被特务抓下监牢的青年学生们就有几百万。谁无父母，谁无子女，蒋把中国弄成什么样的世界呀！第二十，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三大政策，蒋不但把这三大政策完全推翻，并且加以仇视。看他对待中共，对待工农，是什么情形呀，旁的就不要说了！第二十一，蒋打人民解放军，用的是新方法，每次打一个城镇，先用四五百架飞机，轰炸了三天三夜，用四五百门大炮轰击三天三夜，然后步兵才前进。城镇占领了，看不见人民解放军。蒋的政工人员问老百姓，解放军哪里去了？百姓说，前两个星期人家就走了。蒋家的政工人员说，这几天都是打的老百姓吗？百姓回答说：“我母亲的死尸在这里，头被你们炸没有了，我哥哥弟弟的死尸一半在房顶上，一半在地上，我姊姊妹妹的尸首都炸散了，你们不是炸的我们是炸的谁呢？”蒋的政工人员把老百姓集合来说：“这个仗蒋介石不愿打，你们看，飞机不是美国来的吗？坦克车和大炮不是美国的吗？我手里拿的步枪和子弹不是美国的吗？这样你们还不明白么？这是美国来叫打你们的，不能怪蒋介石。”听了这些政工人员的话，就知道蒋介石的阴谋是何等毒辣呀！第二十二，抗日出过大力的赵寿山将军、高树勋将军和云南的几位将军和张公干师长等许多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将领都跑到解放军那边去了，什么缘故呢？在这里写得很清楚。第二十三，谁是最贪污的，并且是被弹劾的谁就升大官，这不是实在情形吗？第二十四，什么叫做伪国大？出了些什么丑，全世界的人谁不知道？第二十五，至于立法院里，刘不同怎样骂蒋和怎样地骂陈立夫，更是写得明白。总而言之，看了这本书，一定能知道蒋是一个什么样的害国殃民的强盗，我不求别的，我愿意全世界的人类不要受蒋的欺骗，就算了。

有许多朋友，知道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但是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因此，我就不能不把我自己介绍一下。为的是看我这书的人可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和蒋的关系。

若论国家军人的阶级来说，在民国十年，我在陕西当督军，陆军上将阶级；民国十一年我在河南当督军，也是陆军上将阶级；民国十一年到十三年，我当陆军检阅司，是陆军上将阶级。在这个时代，蒋介石跟中山先生当过上校参谋和少将参谋。民国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我在绥远西北的五原誓师，我是国民联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民国十五年底，我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当那个时候，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我是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也是该会的委员。民国十六年，蒋介石被他第一集团军的军长赶到日本去，不要他了。我约了阎锡山（阎锡山是革命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共同发电，找蒋介石由日本回来，不但请蒋介石当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还请他当全国的总司令。我们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都愿归他指挥。这一通电发出，蒋介石才由日本回来。以后，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我也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蒋介石百般设法，他请我们推他为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就推他当了总裁。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后，蒋介石找人给我说，他想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我就推他当委员长。后来林森主席死了，他希望做国民政府主席，我们就推他当国民政府的主席。民国二十四年，我当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同日本打仗这八年中，蒋介石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在上海一带当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又到河北省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又到湘黔川检阅所有后方军队。总而言之，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委员，我也是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委员，我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我当副委员长；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常务委员，我也是常务委员；蒋介石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主席，我是最高国防会议的委员。

二十年的光阴，我同他都在一起。他是如何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可以说没有一桩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每次开会，他虽然不到，他在纪念周上的表示，在与各人谈话中的表示，和在三五个人聚餐时的表示，都清清楚楚的。他什么时候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我是看得明白的。

至于民国十七年他同我拜盟兄弟，他亲笔写的是什么东西，有照片；我写的是什么东西，也有照片。我是说明了的，你若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我们就在一起干，你若不拿人民当主人，而拿人民当奴仆，我是不能同你在一起干的，不但不能在一起干，并且是非打倒你不可。请大家看看那相片，就知道那个意思了，这就是我同蒋介石二十多年来的关系。

我这本书是我说着，李德全夫人用笔记下来的，我不能不在这里，说一句谢谢的话。

第1章 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总理并不是自今日始。有我的朋友确实知道，那一年孙总理在永丰军舰上，有陈炯明派的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大炸弹去炸孙先生，被孙先生的人捉住了。后来有一个孙先生的外国朋友对孙先生说：“你是中国的大总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度量应当宽大。”这一个放炸弹的青年的父亲，是这个外国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来求孙先生赦免他的死罪。孙先生完全答应了，并且说：“年轻的孩子懂得什么， 我一定释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笔来下了一个手谕，叫把那放炸弹的青年释放了。临到中山先生离开永丰军舰的时候，蒋介石对守卫的人说：“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枪决了。”后来某外国人知道了那个青年被枪决了，到处说孙先生说了话不算数。 实在呢，是蒋介石不服从孙先生的话，可是那个外国人，怎么会晓得那个内容呢！看看今天吧，孙先生原来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依赖外人，并且说打倒帝国主义；今天蒋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呢？

这是一件事实。有的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那是说：“见微而知著也。”又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蒋介石背叛孙总理的主意和媚外卖国，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蒋介石，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第二次听说蒋介石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在外蒙古的首都（库伦）听见几个朋友说广东三月二十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蒋介石干的。那时候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力，把一些人抓起来了。

又有朋友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死了以后，蒋介石对黄埔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说：“总理虽然死了，总理的政治顾问苏联鲍罗廷先生在这里，就同总理活着一样；我们学校里无论校长、教员、学生，都要诚心诚意地服从鲍罗廷顾问，就如同服从总理一样。”并且要求大家举起手来宣誓，要内外如一地服从。这件事情，徐先生说得很详细，我不必说得太详 细了，可是过的日子不多，一脚踢跑的踢跑了，抓起来的抓起来，押起来的押起来。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莫斯科听说，蒋介石曾到过莫斯科。蒋说起话来是非常革命的，比谁都左。不久广东“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了，莫斯科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把许多人赶走的赶走，下监的下监？

一九二六年九月听说，蒋介石带着兵由广东到湖南，不久就到湖北。一些北平来的朋友们到包头五原来说，革命军是和国民军一致都是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正是我在五原誓师消息断绝的时候，就靠着一些不怕死的同志，得些上海和南方的消息。五原是在绥远的西边，察哈尔、北京、 河北省都是张作霖的军队；湖北、河南，陕西都是吴佩孚的军队。这时候从五原到上海和长江南岸，电报和邮政都不通，全靠着人送。所知道的蒋介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忽左忽右的人，怎样做与他自己合适，他就怎样做，并没有什么准则。

一九二七年到了西安（陕西省城），有唐生智的代表某先生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张作霖、吴佩孚比，张、吴是旧军阀，蒋是新军阀。我没有等那朋友讲完，我就请他去喝茶。我对他说这时正在北伐，若自己里头不一致，互相攻击，张作霖、吴佩孚怕打不下去了。那位朋友很文雅，不慌不忙地说，旧军阀太腐败了，容易打；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不容易打的。若打他要现在就打，不能在北伐成功以后再打。那位朋友说话的意思就在本年首先应打蒋介石。我对他说，西安被围有八个月，饿死三万人，才把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赶出潼关去，国民二三两军是很疲惫的。国民一军自从南口败仗之后，行军几千里，人员、马匹、器械亟待补充。吴佩孚在河南省巩县兵工厂，张作霖的军队在河南省信阳县。若是我们革命的军队自己杀自己，将来不堪设想 。那位朋友很耐烦地详详细细地说了两三天，他把蒋的独裁、专制都说出来。我对他说，你的话说得很对，不过大敌当前，我们先要打正面的敌人，不可自己杀起自己来。那位朋友很失望地绕道回湖北去了。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一封信：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打倒。

在郑州会师的时候正是一九二七年，我看见了谭延闿、徐谦、唐生智，以及许多国民党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 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本来那些朋友要在郑州多住一两天的，那 一天的早晨忽然挂起车来走了。我听见了马上到车站同他们谈了两三句话，就开车了。

我在河南巩县兵工厂遇见邓演达先生。我请邓演达先生对兵工厂的工人们演讲，他骂蒋介石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邓先生是政治部长。我和邓先生初次见面，蒋介石我还没有见过他。他们都是由广东出来的，内容是怎么的事，我实在不清楚。邓演达讲完了以后，我的朋友刘伯坚对我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还有朋友们说，若是革命军自己打起来，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都高兴了。

第2章 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

郑州会师之后，蒋介石带着兵从南京打到徐州，约我到徐州去，大家见面。我马上就开车，离徐州还有二十里，一个车站叫黄口，蒋介石由徐州开车到这里等我，我们在站台上见了面。我看着他穿一套黄军服，大沿军帽，四十岁左右，五尺多高，很瘦的身体，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我们由黄口开车，我坐在他的头等车上。到了徐州，住在花园饭店。大家谈的是继续北伐。本来武汉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蒋，蒋这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武汉。但我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在徐州这里，有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还有许多朋友。这天晚上有很大的宴会，蒋介石找我讲话。我先说了几句，恭维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的官兵，北伐劳苦的事；接着我说：“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 （张作霖和吴佩孚说：南方的赤化头子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是冯玉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我说完了之后，吴稚晖起来说，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会一散，蒋介石拿拟好了的一个电报稿给我看，就是继续共同北伐的通电。我和蒋介石都签了名。蒋开车回南京，我开车回开封。

还没有好久，蒋介石带的军队，在徐州同孙传芳打起来， 被孙传芳打败了；蒋一直向南退，过了蚌埠，眼看退到长江，蒋介石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给枪决了。这是蒋介石老羞成怒。王天培是贵州出来的一个军人，蒋一恼怒就把王天培枪决了。既没宣布罪状，也没军事会审裁判。当时第一军军长是何应钦，第七军军长是李宗仁，蒋的参谋长是白崇禧。这些将领们看见蒋随便杀人，不用法律，当然人人自危，就不听从蒋的命令。蒋看他自己调动不了队伍，他就辞职。吴稚晖他们召集了二十几位同志们会议，当时吴稚晖说的话，不外乎正在北伐，蒋介石不可以辞职。吴刚坐下，何应钦站起来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接着就是白崇禧站起来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李石曾从背后伸出手去拉了吴稚晖一把，拿他的嘴对着吴稚晖的耳朵说：“这还不是兵变吗？你不要老命啦？”会就是这样不欢而散的。蒋介石看看没办法，只好出国到日本去了。

第3章 我请蒋介石回来

蒋出国之后，李、白、何三位在南京的东边龙潭山附近，把孙传芳过江的军队打败了。当孙传芳攻过长江南岸的时候，南京中央党部的人们，有好多都走开了。多亏了李烈钧将军在南京主持，还没有大坏。李的第七军，何的第一军在孙传芳的队伍渡过长江，登岸不久，双方夹击，把孙传芳的军队打死的很多，孙传芳的军队很狼狈地抱头鼠窜败回徐州去了。我驻扎在郑州。张作霖从河北向南打，张宗昌从山东曹州府向河南兰封打。我觉得北方情形这样，革命就应当扩大团结。我把拟好了的一个电报稿子，打给阎锡山说：“我愿意请蒋介石回国来，不只请他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愿意归他指挥，你喜欢不喜欢？”阎复电说：“你这电报真是大公无私，我愿意署名。”就是这样把电报发出去，请蒋回来的。

蒋介石真敢下毒手，他一回到上海就总司令的职，头一道命令就把何应钦调成参谋长，这是不许何应钦有带兵的实权。何应钦也就入了医院，三四个月后才出医院。

吃不饱，穿不暖的官兵。蒋介石在南京靠着江浙上海是有收入的。他带的军队，官兵关饷都是现洋。我是从绥远、宁夏、甘肃、陕西一路出来的。谁都知道中国西北各省是最贫苦的地方，出产很少，税收又不多，官兵全都没有钱。我给蒋介石打电要饷，按理说，他应当负责任，想不到蒋回我的电报说：第二集团军的官兵，规矩好，训练好，知道爱国， 爱人民，一年半载不关饷也不要紧。他自己带的军队乱七八糟 ，就是关饷，也常常兵变，若不关饷更不得了，因此就把钱都给了他的官兵。我带的军队，蒋就一文不发。我拿电报给我的将领看了看，个个人都摇头叹息，说，这是什么话！

第二次在郑州见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八月，我的军队在豫东把张宗昌打败了，俘虏了张宗昌的官兵两三万人，得了七列钢甲车。过了不久， 蒋介石从南京到郑州来看我，先托马福议和刘天龄来对我说：“蒋要同我换帖做盟兄弟。”我说：“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我也写了帖子。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得很清楚， 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用处了。

我们两人见了面，互相拜了四拜。所以有人说我两个人是把兄弟，就是这个缘故。蒋问我，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希望我有什么指教。因为我比蒋大几岁，所以蒋对我这样说话。我对他说：“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我们万不要做。”蒋还是客气地说：“大哥，还有什么事没有？”我说：“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我们就能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若再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要与士卒共甘苦，兵不吃，我们不要 吃；兵不穿，我们不要穿；你若能实行这些话，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蒋说：“好，我们一定这样做。”

我在山东党家庄见蒋介石。革命军北伐，蒋介石指挥着津浦路的军队，我指挥的是平汉路的军队，并且指挥着津浦路与平汉路之间的军队。在曹州济宁一带，孙良诚对孙传芳打了很激烈的几个仗，攻下济南。孙传芳、张宗昌都退到德州以北。蒋介石同黄郛先到济南，蒋有电约我到济南会面。我从开封经过兰封到徐州，就听说蒋介石在济南同日本发生冲突。那时田中做日本的内阁总理，日本人见他们的走狗孙传芳、张宗昌向北退，日本人就很着急。这时候蒋带的军队一攻下济南，大官都下了大餐馆，小官就下了小饭馆，士兵们没办法，都饿着肚子在街上干瞪眼。这样在街上骂街的骂街，骚扰百姓的骚扰百姓，军纪风纪一点也提不到。日本人正想着找事呢，果然，日本的宪兵和蒋的军队冲突起来。先由小打变成大打，不但把蒋介石的军队在济南城里缴了械，连蒋和黄郛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蒋和黄郛穿着白色内衣跑出 来，几乎成了俘虏。找到了泰安车站，蒋叫人给我打电报说：“不要来了！”我的复电说：“愈有危险，我愈要去。”到了党家庄车站，看见蒋和黄郛穿着白内衣站着在发呆呢。蒋的军队从济南退出来都是空着手，枪炮都叫日本人拿去了。那天我们在回教的礼拜堂里会议，蒋问我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说：“日本人以为我们革命军胜利了，于他们日本帝国主义不利，日本要向我们挑战。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出什么大事， 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什么事情都不管。”再三地商议，决定了把济南撇开不管，我们的军队先打到北平，打倒了军阀再对付日本。我说：“你有那种的忍耐力我也赞成。”蒋被日本人这一恐吓，他说他非回南京不可，把所有的军队交给我指挥。 我说很好。蒋回南京去了，我就指挥着所有的军队约八十万 ，攻打天津，再打到北平。

第4章 我在郑州见蒋介石

北伐将要成功，蒋介石过郑州，到石家庄去看阎锡山。因为在郑州谈话很久，我这里给蒋和跟着他的几百人预备的饭，是馒头、猪肉熬白菜和小米稀粥，那是一饭一菜一汤。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在车上很戒备。我不知道他听了什么人的话，一定是对我这地方不放心。蒋到了石家庄，阎给他预备的是燕菜席，所有的跟他的人都是八人一桌的鱼翅席。马云亭回来对我说：“蒋对什么人说的，就拿吃东西来说，阎对于蒋和跟蒋的人真是特别尊敬；蒋觉得我预备的饭太普通了，太瞧不起他了。”我听见这话，笑了笑，对马云亭说：“我们革命是为人民大众，要改善大众的生活，要把大众的生活水准提高，不是为大官的生活更好。蒋说我看不起他，我不能看着官兵和人民都没有饱饭吃，而拿人民的血汗去预备那么贵的燕菜席和鱼翅席。”

在北平西山又见了蒋介石。北伐军已经到了北平，在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孙总理的灵。那天有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每个集团军的一个总指挥，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和商震，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们。祭灵的时候， 先行礼，把棺材盖打开，看孙总理的遗容。蒋介石扶着棺材哭起来。后边有些人在那里骂着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 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果然是愈哭愈厉害，那么多的人站在那里等着，我觉得这种哭法不大对，我劝蒋不要再哭了，哪晓得愈劝愈哭得厉害。后边的人说：“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这样蒋马上不哭了，把棺材盖盖下，才散了会。

在北平汤山见蒋介石。北伐成功第一次会议是在北平西北的汤山开的，这个地方水是热的，树木很多，有一道小河， 还有很多座新式的大洋楼。有人说这些洋楼都是安福系的曹汝霖、王揖唐等从西原大借款里得的“回扣”为他们自己盖的洋楼。各集团军的总司令和总指挥同几个中央委员开会，首先是蒋介石说话，大概说的是，缩减军队，服从命令一大套的话。蒋刚说完，李济深将军就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当天还有好几位说话，都是指责当面说好话， 而骨子里用种种方法消灭别的军队是不对的。我看蒋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白，非常不安的样子。会散了之后， 我同一位吴先生晚上在月亮底下谈话，知道蒋上次辞职到日本去，曾把他的部下害苦了。

在南口见蒋介石。南口是北平通张家口的重要关口。一九二六年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张作霖集合他们所有的反革命军队来打南口几个月，国民军死人很多；现在把军阀消灭了，国民军就在南口开了一个追悼大会。所有北平各界，尤其是学校送的挽联很多，也都派有代表，在南口这个地方总算是空前的盛会。鹿钟麟主席、蒋介石讲话，蒋对于死伤的人和死伤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将来怎么办，一句都没有提。蒋讲完了，李宗仁讲；李讲完了，我讲。我说的主要意思是，死了的官兵应当明令褒扬，立铜像，立石碑，立革命的祠堂。死了的官兵的父母怎么办？妻子儿女怎么办？应当特别优恤多少年？既应当从优又应当快办。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蒋介石既然负了责任，他听了我的话，实在应当尊重。后来看出来，他满不在乎，他简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可以说一句证明的话，始终是一点也没有办。蒋以为革命死的官兵都算白死了。我为此事同蒋吵过很多次，他总说没有钱，不能办。是不是没有钱？谁都知道，有的是钱，就是不办这个事。

第5章 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

北伐成功之后，接着就开南京会议。蒋介石首先用种种方法，使他自己当国民政府主席，以前有功于革命的人，他一脚踢开。如同军事委员会中有五六十位委员，北伐一成功只留几个人，其余的全取消掉。这种过河拆桥的办法大家都不满意。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闿，原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原文读完后， 我发表意见：“西北五省旱灾，许多人都没饭吃，若不设法救济，一定要饿死很多人。这话已经向大家报告过数次，今天首先应当讨论赈灾的事，那才算为革命的政府；谁想到救灾的事一字不提，先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加薪到八百元，若是我们认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我们公务员是仆人，我们能不能看着主人饿死，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先来加薪呢？”我一说完，谭就说：“‘忠信重禄’，非多加薪金，做事的人不能忠心。”我说：“重字你说八百为重，还有人说八千为重，八万为 重，只要他不以人民为重，多少薪金也不会忠于国的。”接着就是戴传贤起来说：“有人说，我们应当茅茨土阶筚路蓝缕， 我们跟着孙总理革命是经过许多困苦艰难的，今天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应当享受一点才对呢。”我说：“革命成功的话， 不很妥当。为了革命，中华民国的人民死了千千万万，哪里不是寡妇孤儿，无人闻问，怎么叫成功呢？若说成功，只可说昨天我们是流氓，今天当了什么院长。说到享受的话，范文正公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革命的人，应当是人民大众先享受了，然后我们再享受；不能说人民连活都活不下去，我们先来享受。”我说到这里，把桌子 一拍，“这个案子我是反对到底！”蒋介石说：“既是这样，先把这个案子搁一搁，改日再谈。”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

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大家都到齐了，有六七十位。先向总理遗像行礼，完了，蒋介石就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什么？就是要真真实实服从命令。后边有人说，既服从命令，就下令得啦，何必会议呢？蒋把这话都听见了，可是他假装没听见。开会提出案子是蒋提的，这案子就是每个集团军不管人多少只留十二师，其余的人都遣散。当时有位李先生站起来说：“关于军事，我是外行；不过我知道的，我要贡献些意见。若是一个集团军留十二个师的话，一定有的集团军要再招募六七个师才够数，有的集团军得要裁下去十几个师才成。若是这样，怎么能说是公平呢？不公不平，没有不出事的，请大家小心，请大家注意！”接着还有好几位说话，意思与李先生的差不多。蒋要消除异己，他自己已经有了决心，无论说什么，一定要依着他的提案去办。实在的情形怎么样呢？蒋派人在北平一带新收了十几个师，另外的保存着，这是人人知道的，也就是一件真正不公不平的事。中国之乱，人民得不到平安的生活，就是蒋介石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弄成的。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画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找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我对民众们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第一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他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再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 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依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能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我说完了，民众们就鼓起掌来。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在南京的汤山，蒋介石请我去洗澡。我一看那里布置得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厨房预备着，什么时候来，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有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有关系的也进不来。 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蒋说这话是对我下了挑拨的作用（广东是李济深将军，北平是白崇禧将军，上海是桂系的张定璠将军，武汉是桂系的胡宗铎将军）。 我对蒋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若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又能实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到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 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蒋介石听我说了这些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没有几天，何成浚就在北平发动了驱逐白崇禧的事，又不久蒋介石把李济深将军扣起来了，也是那几天，在上海警备司令姓熊的贩卖鸦片烟土和上海的张将军打起来了。

蒋介石和古应芬之争。这天晚上，我在蒋介石家中吃晚饭。刚吃完饭，坐在客厅里，古文官长应芬拿着许多电报来找蒋看。蒋问：“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古应芬说：“没有别的要紧的，只是熊式辉在上海贩卖鸦片烟土的事闹得很厉害。”蒋说：“熊式辉决不会贩卖鸦片烟土，这是随便胡说。不会有这个事情。”古应芬说：“这里有电报是这样说的。”蒋说：“有电报我也不信。”古说：“信不信是一件事，舆论又是一件有关系的事。”蒋说：“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三百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我全不信。” 古应芬说：“既是你全不信，公事也不用看了。”蒋介石因为我在那里，不好意思的，就叫古先生在别的房子歇一歇，等一会再看。我站起来说：“不要耽误你们的公事，我走了。”我在路上想，舆论就是狗屁吗？蒋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蒋介石解散军队之新法。我在军委会问他们第一集团军队发多少饷，给多少川资，给省县之公事如何办法。一位姓贺的是中将阶级，他说办法简便得很。我说请你说给我听， 贺说：（一）预备火车一列；（二）红绿纸的标语各二百份； （三）军乐队，若无乐队用本地吹鼓手也好；（四）招集一些民众；（五）把要解散的军队集合在车站上，架起枪来；（六） 先是军官讲话，不外说今天欢送爱国的革命的军人退伍还乡，不要名，又不要利，这是伟大爱国的行动；（七）接着民众代表也如此说；（八）接着即把军队徒手拥上车去； （九） 大家即呼口号：退伍军人万岁； （十）汽笛一响即开车了。以上这十条即是退伍的好办法，不用什么钱，没有一个人愿当兵。这是蒋介石用过的好办法，我听了觉得出奇得很。过了没有几天果然由蚌埠解散了有三四百人，是用那位贺先生说的办法。火车到了浦口，就把车站打了又抢了，接着报告说打过下关来了，不到半点钟又报告打到南京城来了，银行都被退伍兵抢光了。又说同宪兵警察打起来了，互有伤亡。不到两个钟头全城大乱起来，最后无法只得调军校学生出去打退伍兵，因此死的兵和死的百姓也不少。我那时是军政部长，但是第一集团军蒋的军队不叫他们归军政部管，你看这件事是多么出人意料之外吧！是不是别有一副心肠呢，我不知道。

有许多伤兵到军政部来告状。他们告的是第一集团军所辖伤兵医院院长，他们告这位院长克扣伤兵的饮食费和用费数目很大。我叫军法司把那院长找来一问属实，要把那医院院长治罪。院长说，他太冤枉。我问他为什么冤枉。院长说：“任何院长都弄钱比我多，别的院长没有被告，光告了我。”因为这医院是第一集团军的，所以我就把这院长说的话对蒋说 了。蒋说：“您不必问了，我自己来查吧！”结果院长并未治罪就算完事。

有一天我正在蒋介石那里坐着谈话，有人说，有一个日本人叫布施胜治来见蒋。蒋问我：“认识这位日本人不认识？”我说：“认识他，前两天曾在我住的地方见过他。这位日本人写过一本书，说冯玉祥和苏联订的有卖国条约。前两天他又说那本书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两万块钱，他认为错了，现在又要写本好的书。我对这日本人说：‘你写得好与我没关系，你写得坏我也不恼你，总要问自己的良心平安，每一件事件， 每一小时都要觉得良心不受责备而已。我也决不告你毁坏我的名誉。’今天这位日本人来见你，你可要小心。”蒋说：“日本人这样写书的很多。”

一九二八年九月我在南京三牌楼住。那一天我不见客人，蒋介石同他的夫人带了野餐与一棵很长的人参来看我。我的副官对他说：“不见客。”蒋说：“你们不要管。”他一直到楼上，蒋说：“我们出去吃野餐。”我说南京城外我不熟识，只有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是在和平门外，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蒋说：“好，我们就去那地方。”后来我们在晓庄师范参观并给蒋介石介绍了陶行知。到了民国十八年因为我认识陶行知，蒋反对我也把陶行知的晓庄师范给封门了，我真想不到蒋会这种做法。

南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是蒋自己圈定。我对蒋说，这种办法不好，若是大家随便选也选不掉你。可是蒋不听。结果蒋的亲的信的都被圈上，其他多有学问或对革命有贡献的都没有圈上。这样一来党中的朋友们闲话就很多，蒋这种办法使得许多朋友没有法子不攻击他。 这是扩大会议会成立的最大原因。

第6章 蒋介石的消灭异己

自从蒋介石以圈点方式决定中央委员之后，他这种排除异己之事更多。他用何成浚代替了白崇禧在北平，又诱了李济深将军在南京扣住他。党内外任何事情他都要独裁，所以反对他的人更多。

胡汉民先生在国民党内是老党员，也是和孙中山先生革命最久的，比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历史深得很。胡对蒋的独裁，深感不满。胡曾对蒋不断地说，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思。蒋听胡说的这话，就怀恨在心。有一天又讨论民主和独裁的事来，蒋马上翻了脸把胡关起来。胡当然不服，蒋的特务就用绳子把胡的手和腿都绑起来，胡依旧不服，大骂起来。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平素说话总说，胡是他的老师、前辈，忽然间蒋介石把胡捆起来了，当然大家要请蒋把胡放出来。过了几天果然胡出来了，可是两臂和腿捆得都是血印。胡汉民是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的常务委员，又是立法院长，胡并没有犯法的事，又没有叛党，就是因为胡劝蒋不要独裁，就遭了捆打，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当时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的半年不关饷，有的八个月不关饷，跟蒋要饷的电报很多，可是蒋都不答复。蒋的第一集团军的饷不但一个月都不欠，同时蒋还派人带着现款到北平附近收买张、吴、孙等的军队。蒋介石这种做法，各集团军都知道。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军官们见了面都要彼此问：“你们关饷了吗？”都说：“没有。”若是第一集团军的军官，他们就很干脆地回答说：“我们的饷一个也不欠。”因此军队的官兵对蒋很怨恨，为了蒋的待遇不平等。

这时候全国的军民已开始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了，许多革命的同志和军事领袖在北平集合，开扩大会议，决定了命令：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来讨伐蒋介石。虽然蒋介石派出的喽啰很多，各处去收买文的武的。第四集团军从广西打出来，下了长沙到岳州；第三集团军从山西越过河北打到山东；第二集团军从陕西打出来越过黄河打到安徽的北部。真是把蒋介石打得头破血出，看着蒋介石就要失败了。可是为什么没把蒋介石打垮呢？因为在各集团军里头，有的被蒋介石用钱收买了内奸，从里头作梗；有的因为旱灾，官兵没有吃的；而蒋介石呢，从定都南京起，他背后就有帝国主义随时帮忙，因此他又有钱又有武器。

蒋介石指示东北的军队打苏联。那是扩大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地跑到北平同张学良和一位姓王的，很高兴地说：“苏联国算什么，哪位愿意打，就可以打苏联。”因此张学良就叫他的两旅人向苏联进攻。想不到的结果是旅长阵亡，不能打了。蒋介石不管，叫张学良自己去了结。这件事大家都晓得，因为过于高兴了弄出来轻举妄动，使苏联看不起我们，使全世界上的人也看不起中国人。这种动作不是儿戏国事是什么？

第7章 “九·一八”的蒋介石

第8章 为“九·一八”在南京会议的蒋介石

车到了浦口，很多党里的老朋友来接我，在摆渡上，我说：“我们一定要抗日，蒋介石已经认了罪，已往的事，可以宽恕他。我们是为专制、独裁来打他的，他要不专制，不独裁，决不会有‘九·一八’的事。”我在南京住在张之江先生家里。我在中央党部讲话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扩大会议为什么打仗？是为打倒独裁。早看清楚，在民国里有独裁，一定要招出大祸来，现在蒋介石有电报说一切事情都是他做错了， 他请我们大家来，我为了共赴困难来的。”且郑重地说：“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会散了之后，就有人说：“蒋不会抗日的，你若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我的回答是：“我来就不怕，我怕就不来。”

每逢和蒋介石谈话，他都是哼哼哼是是是，并且一天到晚都是同汪精卫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朋友们约我到上海说抗日的主张。我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到的上海车站。 那天车站上是人山人海，车刚停止，上海市长张群就来上车对我说：“今天秩序是没法维持的，因为上海工人、群众都要看看你，没有法子叫他们不看。我站在先生的背后，若有人掷炸弹，我也跑不了。”我对张群说：“别开玩笑，不会有人炸我，一个我是老百姓，一个我是老百姓的仆人，老百姓喜欢的话，我就说；老百姓不喜欢的话，我不说；老百姓喜欢的事，我就做；老百姓不喜欢的，我不做。你明白这个，就知道老百姓不会炸我的。”当时车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 喊口号的，拿着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热闹，有一个多钟头才出了车站。在上海住在胡汉民先生的房子里。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讲，有的是为学生，有的是为民众或社团。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谁反对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又到南京开几中全会，大家所讨论的事情都是为了抗日。 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 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除了蒋、何、汪本人不主张抵抗外，他们的亲 近人也都随他们一样的主张，因此会场里头分成两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国论”，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说谁阻碍抗日，谁就是亡国奴。闹得非常厉害。这种情形，当然日本人都知道了。执政掌权的主张不抗日，日本的气焰就更高了，投降派里头的人很清楚地把会场的情形报告了日本人。

第9章 “一·二八”上海大战的蒋介石

日本人知道蒋、何二人的“三日亡国论”之后，在华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积极侵略。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指挥，因为有一种革命训练，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本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 于是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 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 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 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 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这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蒋介石始终是一言不发。

会场里有人说：“海军的兵舰奉了姓何的和姓陈的命令买了许多青菜、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有人亲眼看见，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朋友大嚷着说：“日本人正在杀我们的十九路军，我们不出兵援助，反倒买米、买肉、买菜给日本人送去， 我们还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有人味没有？”陈友仁说：“还不赶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 定自己也觉得难过了吧！”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需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二十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地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地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

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 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 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 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 ”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 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吗？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我说:“你的话很好， 骂得很对。”

第10章 迁都到洛阳的蒋介石

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的办法是一面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准备逃难。他决定迁都洛阳，他的附和者提出了一大套洛阳是中国古都的理论，又说如何如何建设洛阳，用这些方法来转移人们的目标。洛阳在河南省的西部，在周朝时即以洛阳为东京，后来汉唐也曾以洛阳为都城。因洛阳北有黄河和芒山，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在古时是很有险可守的都城。自火器进步以来，已不如昔。况飞机发明之后，战术上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此次用火车若干列由浦口往洛阳输送，好像是一件事似的，哪知道洛阳房屋太少，只有西工营房还多，可以住些人。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来跪 在大家面前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地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大吵闹得不成话。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的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方法为蒋运动。 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大家都说蒋一定另有阴谋。

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地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好多人都觉得这是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很痛心的事。

我们过开封的时候，刘峙预备了酒席，请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和我，还有一个姓刘的，到省政府吃午饭。预备的菜有黄河鲤鱼，刘说吃鲤鱼的方法有四种：有的是炸着、煎着、烹着，还有一个陈煮。又说开封的饭馆，客人要吃鱼的时候，堂倌拿活鱼进来给客人看，问可以不可以，若可以， 堂倌就在地下一摔，把鱼摔死拿到厨房去做，这是怕客人说鱼是死的，不是鲜活的鱼。那位姓刘的一套一套说得很多，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对不住，我虽然在河南当过督军、 主席，好多年也没请过客，也没吃过鱼。”那位刘先生冷笑着说：“先生又来了。”那位刘先生说话是有用意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以后，住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石敬亭参谋长看他的军队，刘请石到他家里吃饭。刘问石敬亭：“咱们的冯总司令有多少钱？”石敬亭说：“冯没有钱，我没听说他有钱。”刘说：“可了不得，总司令连你都瞒过了，这个本事真大， 他在美国存有多少万万美金，就在上一月就存了一千七百万美金到美国去。”石问刘：“你听谁说的？”刘说：“我听南京上海好几个银行的人说的。”后来石敬亭回来对我报告这件事，我说：“明着是自己拿着许多报馆，暗着是派许多人到各处去造谣言，这样可以自己互相纷争起来还可以互相残害起来，这是人家的打算，也是人家的计谋。”今天这位姓刘的和蒋汪坐在一起也是特别的事。

从开封开车向东去，我自己单挂了一列车。我想，蒋既不抗日，我上南京去做什么？我觉得泰山这个地方很好。到了徐州，我就一直往北到泰山去了。

第11章 我在泰山时的蒋介石

我住在泰山，不断地到泰山周围观察观察。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主持。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看那光景，泰山周围原来庙宇很多，近年以来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庙的根基还有，有的只有半截墙的。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了他。后来我知道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国联调查团， 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李顿到了南京， 招待他就好像仆人招待主人 一样，同时令各草棚之平民把他们的住房都拆去，由此可见是多么恭维国联调查团了。李顿来到泰安，雇了二百多顶轿 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不可。顾就找县长周百锽，周就找两个轿夫头， 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问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 因此李顿就不开车，县长周百锽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顾维钧保证准给李顿找回来，这才开了车。我听说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了， 太不公平。我把县长周百锽找来，问明白这件事情，我对周县长说，李顿他们坐轿之前，是不是说明白了替他们看东西呢？抬轿子多少价钱，看东西又是多少价钱，若没有说清楚， 李顿丢东西为什么找抬轿子的？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李顿的手杖交给哪一个人了？没有别的，请你马上把轿夫头放出来，不要押他们。至于找东西的事，可以帮他找 一找。周县长回去就把那两个轿夫头放出来了。过了两天在泰山顶的一个干牛粪堆里找出来的。后来听说是日本人藏到那地方的。无论怎么样，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文武官吏大多数是怕外国人，那种怕的样子一点道理都不讲。常说的话： “平时以礼相待，有事据理相争”，外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个人， 你能说话我也能说话，万不能以为是外国人说的就是对了。外国人很多是明白道理的，他看你就会说是是是，他也不会看得起你。

山东本来还算平静，忽然有乱子起来。那是因为张宗昌旧部刘某，在南京蒋的左右送礼花钱种种运动，愿归蒋直辖，不愿归山东省主席韩指挥。刘这一表示正中蒋的心意，并告知刘可以就地取饷。因此韩刘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军人民众都死伤得很多，无故被炮火打死的人民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谁都看着难过。若说那些军人，死伤之后，更是无人闻问。因这一件事情，地方是全都糜烂了，死伤那么多的人，枪炮子弹是国防的东西，也都自己消耗完了， 只有日本人是十分的喜欢痛快。这场事情的发端，若说蒋介石主动，那才是一点也不假，我看山东不能住，就在这时候到察哈尔去了。

第12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的蒋介石

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一·二八”上海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不但日本不相信中国军队还敢抵抗，就是中国有些人也觉得哪还有人敢和日本作战呢？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我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占了东北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主席，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它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日本海游一支兵就攻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不同日本打仗的军队，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蒋介石也不问他们的过失。当时日本人骂中国的军队说，你们的腿跑的那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有法子报告，希望蒋介石这些军队退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见日本人是怎么样轻视蒋介石的兵了。

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定的条约。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的。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来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还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嫡系队伍一个也不来，又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全国的人心，全国的舆论，没有不在痛骂无能的政府。

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二十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你走。”又说,“这里不安全的很！”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 ，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我告诉你一就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三十万兵，就抗三十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那这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了，打死两个就赚一个。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的都对，李忻跟过你二十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这样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转为帮助抗日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当时吉鸿昌愈哭愈痛，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一九一三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 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吗？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吗？有什么难过。”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就是当天有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二十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 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 姐妹一样。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 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 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带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 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 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当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 通电汇来十万小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 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

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蒋介石找了冯钦哉， 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庞炳勋把陈旅长打了两个耳光，庞说：“我没有说打冯先生。”说着就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八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

蒋介石以为谁都可以帮助他来杀人。其实是不然的，人家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愿意救人民，不愿杀人民。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帮他来做杀害中国同胞的事。 这位刘先生，在国内国外，大家都道他是一位前进分子，这一次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就有些不明白内容的朋友们，对刘先生冷讥热讽骂得不亦乐乎。后来忽然被通缉了！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偷出来，交给人民一方面的人们，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把刘先生偷出来的计划和地图，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不久，就知道是刘先生偷的， 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 他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很好， 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 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锽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 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哪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 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有一家人看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了， 逢人便说，梁先生家里来了两个蛮子，快去看吧！ 每天都是挤不动的人，都到家里去看蛮子，这样恐不到两星期，泰安城里都知道了，由此可知乡村里不能住。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他不愿升官发财，不愿帮着屠夫杀人，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

第13章 何梅协定以后的蒋介石

这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四省失掉了，蒋介石说，他不负责任。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说：“诸葛亮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 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

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就这样把一般有良心有血性的青年人逼得走投无路。最阴险的，抓人的时候，他不说某人是抗日，某人是救国，他是给他一顶红帽子戴，何用的那种方法和手段，同张作霖、吴佩孚杀青年的办法完全一样。并且他用的那班人，也还是张作霖和吴佩孚用过的那班人，旧的还都存在着，又加上些新的。报一个告，给多少奖金；不报告当然没有奖金，因为这样，那些人都乱报。一个连一个，弄得北平附近，日日都有失踪的人，日日都有活埋的，有几个干井，死尸都是堆得满满的。几个特务在大卡车上，就在大街上，也到处都乱抓人，弄得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黑暗世界。

蒋介石的侄子叫蒋孝先，是宪兵第三团团长，在北平和天津，每天都是三十、五十地抓人。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东北抗日的，就抓起来了；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察哈尔抗日的，马上就抓起来了。被他活埋的，被他抛到永定河里的每天都有。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海河里，先是发现了二三百个死尸， 接着发现了两三千个死尸，那都是替日本人做秘密工程的工人，工程做完了，日本人怕这些工人泄露秘密，他们就把这些工人，三个一捆六个一捆，掷到海河里。这件事各个报纸都登得有，蒋介石同何应钦，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装聋作哑，一句话也不说。

就在这个时候，更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蒋和何指派的人，在上海控告朱子桥先生，说他的财政不清，要叫朱将军宣布他经手的款项是怎么用的。实在内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朱子桥将军帮助抗日的。因为帮助抗日，就变成蒋介石的仇敌了。我在察哈尔，举起抗日同盟军的义旗，谁都知道朱子桥给过我十万现洋，蒋何对于这件事，痛恨到了万分。他们怎么办呢，只可用指出人来去控告朱子桥将军，这不是暗无天日是什么？

在这个时期里，蒋和何两个人做的工作，一个是重用殷汝耕这一类人，因为他是汉奸，他要恭维他，联络他；第二个是同王揖唐、王克敏这一般人密切地联络；第三个就是到处秘密地抓抗日的人和救国的人；第四个就是到处散布，若抗日就是“三日亡国论”。这是当时实在情形。

第14章 福建抗日人民政府时代的蒋介石

我回到泰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反国联调查团》，又 一本叫《察哈尔抗日实录》 ，还有一本是《胶东游记》 。除工作以外，又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 政治学、经济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还有讲天文、历史、 地理、心理、生物、物理、化学和中国文学的。有的一连讲三个月，也有的讲两个月。午前讲三个钟头，午后讲两个钟头。在泰山这二三年读书读得很有意思，真是先贤说的：“学然后知不足。”有一位泰安人，范明枢先生，当时有七十岁左右， 他在济南图书馆里负责任。每天他有两千多字的日记骂蒋介石不抗日是个卖国贼等等的话，特务看见范先生的日记，马上就捕了范先生同他的学生、工人约九十二人，并把范先生上了木狗子、手铐、脚镣，硬说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我听到说，就给山东主席韩复榘打电话说，山东省七十多岁的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这真是血口喷人，你快把范先生放出来。范先生在狱中有一个星期，回到泰安，我请范先生给我讲《春秋左传》，他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用了四五个月的工夫，我就写了一部《读春秋左传札记》，那部书里有很多新发明、新学说，都是与新的科学有联系的。范先生虽然有七十岁左右， 可是他的思想很进步，而且喜欢帮助青年，因此我请范先生帮我在泰山成立了十五个小学，差不多有两千人左右。那些孩子们在一九三三年都是十二三岁，到“七·七”抗战时，已有不少是十七八了。有些人到陕北去学习。范先生后来组织了游击队对日本抗战，也打死不少日本人，有好多学生们、青年们参加了范先生的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那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也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吉鸿昌受伤未死，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商议好，从天津法租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并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吉鸿昌。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抗日人民政府，一方面叫陈仪和日本人订了协定， 那卖国协定上海大美晚报登过的；一方面派中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蒋介石又派了空军大队残酷地轰炸福州，当时死的人民很多。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诸位将军都是为了收复失地。蒋介石又说：“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不仅是我们临时添置武器来不及，就是现在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就是日本尽量让我们来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能赶得上呢？”这些话是不是恐日病？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第15章 约我到南京开会的蒋介石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有电报约我到南京去开会。他的电报是这样：“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部，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我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

关于党务者：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做之，否则去之。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 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三、设立救灾部， 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四、 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 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以上各点， 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性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

蒋介石三十日电：“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 垂爱之切，谋国之周，钦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等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的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 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 叩卅传密京。”

有这样来往的电报，很明白地说明我为抗战才到南京， 如不抵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十一月一日我坐的火车到浦口车站，有许多老朋友来接我过渡船时，覃理鸣先生对我说，方才在中央党部开会时有姓孙的在照相时把汪精卫打了三枪，伤很不轻，已入中央医院，凶手已被人打死云。我说中国人有的是热血青年，像汪精卫这样卖国言论和主张，不会不有这样的下场。

我下船之后即到陵园蒋介石预备好了的房子去住。蒋来看我，我对蒋说不抗日一定亡国、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蒋介石请我说出理由来。我说，三日亡国论者， 只看见日本可怕，那是犯了恐日病，只比工厂比枪炮等等，何以不拿人口比一比？又何以不拿土地面积来比一比？至于武器论更是不对，中国有多年历史，有文天祥、史可法、岳飞 等文武模范人物；况且世界不只是中日两国的世界，还有苏、 英、美、法，各国都与日本多多少少的矛盾存在，那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蒋满口都是好好好，哼哼哼。

同月五日，天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十校通电如下：“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岐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现今日。”

我拿这篇文章问蒋介石如何办法，蒋说这都是造谣，不足为信。我说不然，五四运动以前许多真话，老段和安福系亦是说学生不好，又说学生无知，乱说话，结果被打之后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尊重这些话，改正过来，方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不然会有大祸来临。蒋又说唯唯唯！

本年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派陈仪，向着厦门市长王固盘坐着逸仙舰到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台湾四十周年大典。陈王两个人在台湾很奉承日本人治理台湾治理得好，并且把日本对于中国的问题有个秘密的商量。蒋介石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无耻地奉承日本人，就把王固盘调升了南京警察厅长。我对蒋介石说：“一般爱国的人，都说陈、王两个人是媚外的，你对于他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只看见眼前一点事，就把大事给误了。”蒋听见我的话，看看我，就哼哼哼！

第16章 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的蒋介石

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地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交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 一查。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福建主席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主席还服从。”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里边还有一条很有关系日本在山东总领事的报告说，山东人最老实，只要把孔夫子抓住，什么都好办，若抓不住孔夫子，山东人抵抗力很强。最好在日本多盖些孔庙，请些个山东坏绅士到日本来，庆贺孔庙。那些人们一定愿意来，从此就可以同山东的坏绅士来往。广东的总领事说：“广东人抗日的心很热。”湖南的总领事说：“湖南人骨头最硬。”四川总领事报告说：“四川人和湖南人差不多，一样的都不好惹。”我把这本书一条一条地对蒋说，他好像有点半信半疑。在抗战八年中，山东、湖南、广东、四川，这些地方的人民的确表现了他们的特点出来。

二月二十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地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

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 并且还说：“你若说我说得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得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李烈钧不知不觉地就在那里鼓起掌来。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说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第17章 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的蒋介石

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国各界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二十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二十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 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地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地变成了神经病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 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有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黄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全是美国传教的人们和教书的人们，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黄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黄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 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就不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的连个人也不算。我是那样的人，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黄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 预备了很多的茶点。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廷。“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伍子胥把平王的尸首，从地下挖出来，用铁鞭打了。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骥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骥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干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 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所以你们是主张真理的、正义的，你们应一面救我们中国，一面救你们摇摇欲坠的人格。最后我也落了泪。会散了，美国朋友都来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实在应该帮中国，不应该看着日本欺负中国人。”我看黄安素先生翻得很不错。

第18章 西安事变“双十二”的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说“兵变了”，蒋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一蹲，腰里吃了亏，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有两个兵拿起枪把子向蒋身上打，问蒋：“你为什么对着日本人一点都不抵抗，对着国内同胞，你一定要赶尽杀绝？”一面打一面问，蒋是一言不发，只是哎哟哎哟地叫。就在这个时候，蒋的侄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从西安向临潼来，走到半路上被士兵们把他截住，问他：“你是不是蒋孝先？”蒋孝先说：“是的。”士兵们说：“你在北平、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今天应当要你的命。”拉下车来就枪决了。“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蒋家的走狗一看不好，就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这明明是这群坏小子另有阴谋。午后七点钟， 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那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 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

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通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 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 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 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 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叩文。”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电：“急。 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 矣。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幡然醒觉，反戈东上。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

致学良先生之电，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 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困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 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 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冯玉祥。”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二十六日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扣起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那一次蒋过的难关完全是他自己找的，就看这一两个月里的事情，就知道要有大祸发生。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的一个很好的抗日将领叫王以哲，忽然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王以哲将军是专心致志要抗日的，就因为这样，蒋介石亲自下的手谕命令戴笠派人把王以哲刺死。对于这件事，不但中国人大吃一惊，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觉得非常奇怪，稍微有点人心的，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注：王以哲将军在西安事变后死于东北军内部主战派激进军官之手，此处有误）

到了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廖夫人说：“我们可以同去找张继签名。”到了张继的家里，一提起廖仲恺先生，廖夫人哭了，张继也哭了，马上张继也签了名。我回到家里不到半个钟头，张继就来找我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我说：“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吗？”张继说：他一看见廖夫人哭了，他就糊涂了，说什么他都要把名字勾了。我说：“你等着。我见了廖夫人再说。”张继走了之后，我去找李协和将军把张继签名要不算的事说了一遍。李协和将军马上研墨，研好之后，李说：“本子给我吧。” 他拿起笔来就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李对我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那一次签名的共有十三个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人说：“还是把三个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 商、学、兵。”

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奇怪！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要求了，而蒋介石、汪精卫所注意的仍在于“根绝赤祸”，到处逮捕爱国志士，压迫人民抗日运动。这时候不但全国汹涌，人心鼎沸，世界各国也都不安起来，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方针。于是汪精卫的口号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介石的口号是“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像这种矛盾暧昧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句，除了他们两个，谁能想得出来？当时人人都觉得这会叫外国人耻笑，但他们都只想以此阻挡人民抗日高潮涌涨起来。

第19章 故意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蒋介石

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在一九三六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他们夫妇俩都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十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都在场，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应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钓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八画和作我的丘八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家杠。”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

第20章 “七·七”抗战的蒋介石

那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二十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绝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 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 二十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 一首哭佟、赵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 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 我要恭贺你。”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的。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吗？”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吗？

第21章 “八·一三”的蒋介石

就在这几天里，蒋介石找程潜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来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的是在上海方面对日本作战。我的回答是：“只要是对日本作战，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担任。”到了八月十四日就发表了我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天在陵园的无梁殿，开国民党的中央常务会议。因为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两位副委员长都有了战事的责任，蒋介石的心腹姓戴的就提议把副委员长取消，汪精卫首先赞成。他们这种诡计多端，谁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副委员长的名义是全体代表大会决议的，为什么在这里会通过呢，内骨子里就是蒋介石发动的。蒋觉得抗日与他没有利益，不论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只要与他自己不方便，他总是不痛快，有副委员长二位总使他觉得不方便。可是政府亦不明令发表。

八月十五日，我到了苏州附近的山上一个大庙里。第二天午前十时，到了苏州城外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看见张的参谋长，知道上海附近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我对张的参谋长说：“你们这司令部应当挪一挪，以免被炸。”我离开苏州向上海前进，出来不过三华里，日本的飞机二十八架就把张治中的司令部内外全炸平了。这一次，他们得了很大的教训，至少他们知道日本人早已知道他们的司令部在哪里了。至于他们的军队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不用说日本人更知道得很清楚。

我的汽车刚到昆山火车站，知道那里汽车通不过去，又转回来。离车站不到二里路，车站上停着三列兵车，都没下车。敌人二十八架飞机来了，一阵猛烈地轰炸，官兵死伤很多。 熊斌是我临时参谋长，他离轰炸的地方不到半里路。幸而熊蹲在稻田的水中，只露出一个头来，没有受伤。死的那些官兵真是冤枉透了。后方开来的队伍到哪里停止，军队全不知道，蒋介石都是发命令给后方勤务司令部，火车一到，军队就上车。沿路各车站都说前头什么都有，一站复一站，实在说起来，到了前方车站，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军队调上前方来，司令长官全都莫名其妙。我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的前方司令部，看见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位总司令，商议了一会，如何进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在这时候，张一麟先生、李根源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许多朋友，来到前方慰劳军队，我们大家照了一张相。当时有几十架日本的飞机就在头上飞来飞去。我对张治中说，你这司令部当赶紧移开，这里不大妥当。张一麟先生等走了，张发奎司令对我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向来彼此都不认识，他确实知道的只有一排人， 是他认识的。张问我能不能替他想办法，我说可以，我去向蒋介石说明此点。

到了十八日，张发奎问我，前头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我把他们调开了。我说：“不知道。”查来查去才知道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

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用大锅做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 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上海附近雨水很多，稻草一湿点不着火，就没有法子做饭。做饭的地方，距离前线远了，饭没法子送；靠得前线近了，一轰炸做饭的地方，前线的人就吃了亏。最困难的，做饭的炊事兵没有军事训练，用他们去送饭，就没有人做饭，不用他们送饭又叫谁去送？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谁也没法子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不能持久而失败。这是谁应当负的责任呢？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不打算真正抗日得到的结果；处处都没有准备， 完全是去送命的。

上海附近的阵地，造得太坏了，钱却花得不少。因为那是姓黄的找了一个商家，把阵地包给他们造的。像机关枪阵地，不但里面有三尺多深的水，并且是机关枪进不去。这种东西若偷工减料，与别的东西不同，结果是不能作战；何况里面有三尺深的水，兵不能在里面久蹲，无论什么样的官兵， 若在水里泡三天，那也是不成的。况且又不只三天。蒋介石为什么找这个姓黄的造这样的阵地，谁也摸不清。三百几十个机关枪阵地，能用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可惜不可惜！

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号码，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部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

还有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的特务，不许进去，不准同受伤的官兵谈话。这种防备人民的办法，使一切慰劳品被这些特务们偷的偷了，拿的拿了，既见不着面，更提不到鼓舞士气，安慰伤兵的心了。有几个受重伤的连长，从上海附近爬出来上了火车，一直到南京下关车站，六天六夜没换药。到了车站，伤兵们看见有人来，他们说：“我们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连口水都喝不着，你们把我们枪决了，比这样活着还好。”说着说着， 一面大声骂着蒋介石，他们主要地说：“蒋介石若不是卖国贼， 绝不会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受伤的官兵。”

司令长官对于前方的敌情一点也不知道，想着派几个侦探出去，蒋介石是一文钱也不发，他好像是说：“你要抗战，你派侦探，为什么向我姓蒋的要钱。”这是当时实在的情形。我真不知决心抗日的人们，有了什么罪过，必要遭受蒋介石这种待遇。常说的话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彼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今天看蒋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不打败仗呢？

第22章 调我到第六战区的蒋介石

过了不久的时间，北方平津一失，就紧急得很了。蒋介石找白崇禧将军征求我的同意，找我到北方去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好，只要和日本作战，我没有不乐意的。我经过南京见蒋，我说王士珍和段祺瑞是朋友，对于国务总理之缺，彼此不直接接任；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若替他指挥些时间可以，若使他带的军队归我带，那是不可的。蒋说很好，一定这样办。

我过济南对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很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张一定尽本分。”又说到饶恕人能有“七十个七次”就更好了，我引的是基督教圣经上的话。信写完了，我对韩、张两个人说：“你们能以真心抗日，无论叫我帮什么忙，我都愿意。”

我坐的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我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闲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我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我都知道。

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我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谁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希特勒勾得非常紧密，报上都嚷着说，日德要订攻守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派德国顾问到前方来，蒋到底是什么心肠，谁也不明白。

东北军万福麟等军人划归第六战区指挥，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他们是用避开命令的办法。说实在的话，真不能怪他，连年以来东北军的官兵就吃不饱，穿不暖；从“双十二” 以后，蒋介石就拿他们当敌人看待，他们心里不平安怎么会有精神抗战呢？就有一个东北军姓刘的军长，把军队开来到桑园，我亲自对他们大家讲了一次话，他是个青年，看那样子还有点干劲。

这时候是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河北一带平地里就有二尺深的水，官兵们都在战沟里被水泡着。我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给蒋介石说：“官兵的腿和肉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和袜子送到前方来。”何应钦说:“已和蒋介石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没有这笔钱，这也不合乎军队的章程。”我对何应钦说，你翻开那章程看，有没有官兵在水里泡三天五天？你说的是平时，我说是战时。就在电话上吵了有十分钟，结果是一个兵一块钱，叫他们自己去买，官长不管。 中国带兵的格言总是说：“带兵如带子弟一般。”蒋、何两个人的办法，简直拿着爱国军人当为路人一样地看待。

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有一个报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李文田说：“不能再走！”黄维纲问：“为什么呢？”李文田说：“冯长官的命令，不能不听，咱们出来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够了。”黄维纲军长说：“你是副总司令，一个是你应当确实服从命令，一个是公开反对命令，你怎么说敷衍敷衍呢？”李文田说：“我是副总司令，我知道的比你多，蒋总司令是不主张抗日的，我们打胜了，他也不喜欢；冯长官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出来敷衍敷衍，他是不愿意我们的。”因此黄维纲和李文田大吵特吵。鹿钟麟就回来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报给蒋介石，到底没有回来消息。

过了不到五六天，白崇禧将军给我打电话，说蒋介石为了不叫张自忠回军队，想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同意不同意？当时我将李文田敷衍命令的事情对白崇禧将军说了一遍， 我说：“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李文田这个人万不可用。”过了两个钟头白崇禧将军来电话说：“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马上就回军队去就任军长。”后来知道萧振瀛、李文田、何应钦三个人勾结起来破坏抗战，造了很多谣言。

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不会巴结，弄得报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有一次我和蒋介石报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竟被坏小子欺骗。”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样子;过去了，他还是被他那一班坏小子蒙蔽他，愈蒙蔽他，看他愈高兴，因为他心里是不喜欢真正主张抗日的人指挥作战的。这时候第一战区程潜将军也在平汉路上，第六战区同第一战区在一起很不方便，结果把第六战区取消，我就回到南京。

第23章 在南京要投降的蒋介石

蒋介石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后来知道蒋找的人没有我，那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的调停和议。蒋介石就勾通了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梁鸿志、吴光新，这一些汉奸都云集在上海沧州饭店、哈同花园，忙个不了。蒋介石派的人是姓吴的和姓翁的和他们接洽，提的条件:一、实际承认满洲国；二、恢复“八·一三”的现状；三、山东事件；四、共同防共； 五、华北中日双方均不驻兵；六、经济提携。这是汉奸们提出来的灭亡中国的勾当。陶德曼提出来的议和条件，据甘介侯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说：德大使第一次调停之条件为：一、 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驻兵；三、扩大淞沪停战协定，非武装区以国际警察代替中国保安队；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德大使第二次调停之条件为：一、中国政府应抛弃联共政策和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区域内设立非武装区并成立特殊政权。三、日、满、中缔结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对日本作必要之赔偿。以上这些事是徐谟外交次长报告的。徐说：“在南京是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 在座者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长(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蒋介石叫徐谟对大家报告德大使提的条件之后，有人就问有没有别的条件？有没有限制我国的军备？徐说：“据德大使所说除了这些条件，并没有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白健生有何意见，白谓：“是如此条件，为什么打仗？”蒋介石又问徐次长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又问唐孟潇，也赞同各人意见。蒋介石委员长遂表示： （一）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 （二） 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找军人开会商讨事情，他为什么不找我？我也用不着说，明眼人都清楚。因为我绝对不答应他投降；他不抗日，我一定要抗日到底的。

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在铁道部开最高国防会议。蒋介石是这个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是这个会议的副主席，那天到的有二十位。会议刚开，林森主席就来了，林说，他要上兵舰到重庆去，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兵舰是没法子走，现在向大家告辞，十点半钟就可以开船。林刚说到这里，蒋介石说：“主席走吧，这是没办法的事。”蒋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嚷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秘书长张群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好在这不是上别的地方去，乃是上重庆去，重庆就是重复回来庆祝的意思。”经张群这一说，有的人们就笑起来了，这样林主席才走了。那天开会时蒋介石涨红了脸，脖子的筋都涨起很高，那真是把他良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现出来很多。

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紧急，上海方面因为军队吃不饱， 没法再打下去。从南京到上海的交通，有铁路一条，汽车路一条，还有一道苏州河。一个是汽车路太窄，再加上管理不善，军纪太坏，许多伤官伤兵无人闻问。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疯狂似的从早到晚在南京、苏州一带乱炸，许多火车装了逃难的人民，一列车一列车被日本飞机全都炸毁，真是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如此，蒋找我先到汉口去。我在浦口上火车的时候，看见下关江南岸上，有几十万同胞都在那里等着上船。 前几天上海来的船是在江心中停着，用小民船把岸上的人驳到船上，现在已经满得不能再加了，岸上的老少男女哭声喊声十里八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哭声震天，铁人下泪的光景。

蒋介石叫唐孟潇守南京。军队从上海退出来的时候，在苏州河要用民船，看见那些民船上的人全部满了，都不愿意靠岸，军队就开枪打船上的人，一连打伤几个，船不能不靠岸。蒋介石的军队把老百姓都轰下来，军队都上了船。沿这 一条河出的事情太多了，民众对蒋介石说些什么呢？看见军队杀戮人民比日本人还厉害，他们对于军官们真是看得同强盗一样。唐孟潇守南京也没有办法，因为军队不听他的命令，更因为蒋把军心全都失掉了。为什么失掉的呢？就是吃不饱，受了伤没人问，泡在水中也没有人管，这就是那最大的原因， 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24章 撤出南京跑到武汉的蒋介石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离着南京近了，唐生智首先拿南京城外的许多房子烧掉了，为了免得被敌人利用。结果敌人来了，队伍全都垮了，有的军队投降日本。不到三天，日本鬼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那就不要说各界的人民了！日本人奸杀淫掠，无所不为。无论什么人看见，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这种兽行，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的。

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地洞的旁边。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不应当用宪兵开枪把他们打死。武昌街上，宪兵打死了好几个伤兵，若是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蒋介石装听不懂，说：“王什么？”孔说：“王克敏。”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子一样， 说：“万不会，万不会。”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说：“你知道王克敏是咱们的人，最可靠了，何况王同我的关系最深，王怎么能做这个事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 我听蒋介石这一段自己骗自己的话，我站起来说：“你们有事可以谈，我先走。”蒋问：“您有什么话说？”我答说：“我同你看的不同。据我所知道的，一百分中有九十九分，王克敏一定会当卖国贼，请你留心看着吧！”果然没有三天，王克敏在北平组织了汉奸政府。蒋介石的眼睛同瞎了差不多，他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坏人当好人，什么事情不糟糕呢？真是有眼无珠的人哪。

许多中央委员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头一个说话的，是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要什么民众运动，民众运动有什么意思？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 都好。”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是蒋介石的心腹说：“对付民众运动，最好是用打狗棒主义。什么是打狗棒主义呢？就是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说他某处不合格，一推两推一年就下去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假如我们不用这个办法， 这个也来民众运动，那个也来民众运动，那就如同把打狗棒放下了，狗来咬你，还受得了吗？”一面好像津津有味的样子。 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这不但是乱说话，而且是污辱国民党。另一位同志说‘打狗棒主义’，你说的这狗是不是人民呀？那样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吗？简直地说，这话太伤众了。”经邵力子先生这一度教训，那两位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一句也不说了。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从此可以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是什么情形了。也可以看到党是为谁家的了，党对人民怎样看法了。

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蒋介石一把抓住他，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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