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敬忠,潘璐,贺聪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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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试读：
前言
近2亿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已成为共识。由此引发的近2亿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也已成为学界、社会和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自21世纪初就一直坚持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积极参与社会讨论，并努力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留守人口现象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调整和深化。首先是研究对象的不断拓展，从农村留守儿童，到农村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再到农村非留守群体以及留守社区；其次是研究视角的转变和深化，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留守人口的影响，到社会支持与留守人口的能动性、留守人口的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再到中国发展路径和模式的批判性研究。之所以有这些研究方面的变化，既是因为研究者通过不断学习与积累而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的认识有所加深，也是缘于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现象本身的变化。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专著，就是上述研究变化的体现。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别国未有；其影响之深，难以想象，出乎想象。由此带来的整体社会结构和乡村共同体之大变局，是任何理论家，尤其是善于坐而论道的理论家，所难以解释清楚的。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研究者只有抛弃预言家和冥想家的幻想与自负，放下身段，起而行之，到乡村变局中去学习、认识和思考。例如，在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开始阶段，外出者大多为家计所迫，赚钱是其唯一目的，且大多为男性。现如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青年人的成年礼和通过仪式；打工已经成为农村社区的主流文化；“城乡两栖”的打工生活已经成为农村青壮年的主流生活方式；大量女性外出务工；在很多村庄几乎找不到年轻人，尤其是离开学校的年轻未婚女性；凡留守乡村者，都有一个特殊的未外出之原因。这些乡村巨变，既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经验研究的机会，也对现实的学术解释提出了挑战，更为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和乡村生活方式的销蚀增添了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发展”为主旋律，并通过30余年的话语体制，将之变成政府的目标、国人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时至今日，“发展”已经变成真正的“硬道理”，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只要一踏入今日之乡村，我们就会深刻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乡村躁动和乡村人口创业赚钱的狂热。这样的“发展”已经演变成“发展主义”，它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它坚信应该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手段实现快速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此时，以互惠为文化根基的乡村共同体、以农业为生活方式的农民、以退却方案为保障的乡村生产安排，在“发展主义”的洗礼中，越来越失去存在和合法性的空间。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不断地市场化和商品化，农村人口无时不感受到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力。无论是农村的男性，还是女性，均逃脱不了这一巨大压力。因此，他们必须外出挣钱、养家糊口。但是，为了农村家庭的照料和生产需要，有人外出流动，而有人需要留守。在这一流动与留守的决策与安排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长期存在无须言说的性别分工规范、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文化实践，以及家庭中心主义的约束，而这些又是加在农村女性头上的有声强制力。因此，若从性别敏感的视角来观视流动与留守背景下的农村人口，我们可以发现，与农村男性相比，女性承受着双重强制力量的挤压，一是针对所有农村人口的强制商品化的无声压力，一是专门针对农村女性的性别排斥的有声压力。这双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设计并开展了性别维度的流动与留守研究，目的是对劳动力流动与人口留守社会代价的性别分配进行分析，以揭示流动与留守过程中的性别排斥与性别不平等。我们组成了由19名研究人员参加的“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研究”课题组，遵循团队研究的传统，多次组织团队研讨，充分准备设计，并于2013年1月在河南省固始县的6个村庄和新县的4个村庄开展实地调研。我们主要采用了质性研究的访谈法，并辅以问卷调查法。深度案例访谈对象包括留守妇女、留守丈夫、留守老人、非留守女性、返乡女性、村干部、县乡干部及妇联系统负责人等，小组访谈对象包括留守妇女、留守丈夫、留守老人、非留守女性，问卷调查对象为留守妇女和留守丈夫。实地调研获得了丰富、翔实的一手资料和数据。
本书所呈现的是该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研究介绍，包括研究背景、相关文献和研究设计；第二章是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留守社区的整体图景；第三章是性别特异的留守生活与生命体验，尤其关注的是留守女性和留守丈夫；第四章是农村留守女性的能动性行动与策略；第五章对农村社区中的非留守群体进行了分析，揭示了非留守群体与社区整体劳动力流动的联系；第六章展示了农村社会支持的现状，并探讨了农村、农业与农民的未来趋势；第七章在有关留守人口和留守社区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我们希望本书可以为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乡村的结构变迁做出贡献，并为有关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增添新的学术视角和人文关怀。
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历时近一年半的集体研究成果。“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研究”由叶敬忠教授主持，参加人员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是潘璐、贺聪志、张克云、汪淳玉、吴惠芳、刘娟、李华、冯小、宁夏、付会洋、屠晶、徐思远、张瑾、何明慧、王维、郁世平、胡鹏辉、覃志敏。他们均参与了实地调研和对定性与定量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部分成员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还有幸与世界银行的社会性别专家帕特里夏·费尔南德斯（Patricia Fernandes）女士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王小林研究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我们关于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多年来得到很多组织和项目的支持，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德国EED基金会、国际计划、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每一次的农村实地调研经历，都会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与农村人口的每一次际遇，都会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再思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对于社会研究者来说，不知哪里还有比在中国乡村开展调研更为顺利的？在调研过程中，县、乡、村的干部不分白天黑夜、雪天晴天，带领我们走乡串户、访问农民，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而在任何一个村庄，那些农村人，无论男女老少，或在家操劳或在田间耕耘，或在路上行走或准备歇息，无不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他们放下手中的活，热情地端茶倒水，不厌其烦地与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他们把我们当成可以信任倾诉的人，向我们讲述其农村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体验，其中不乏无尽的隐忍和挣扎、难言的苦涩与无奈。一月的河南农村，风冷雨寒，雪飞路阻，在没有暖气的屋里聊过两三个小时后，浑然不知手脚冻麻，因为一个个苦守乡村的留守故事，让我们忘却了逼人的寒气。故事中，留守者每每遭遇无助而倍感孤苦，又常常强作坚强而撑托着等待亲人归来的家。此时此刻，任何听众都会潸然落泪。
在以城市偏向和乡村攫取为特色的中国繁荣发展背后，是那些外出漂泊的农村人，是这些留下守望的农村人，他们默默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这些代价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恰恰相反，发展话语，正在以迅猛之势，不断制造出“贱农和离农”的真理体制，进而摧毁农民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和文化传统，从而为资本和现代技术腾出贪婪的空间。这个时代的乡村，已经不能承受养活乡村人口之重，或是因为整个社会不能承受富有乡村性的生活方式之轻。在将来的某个陌生时代，若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另一半——农村和农民，我们的生活会意味着怎样的现代、怎样的文明呢？没有乡村和乡村文化的支撑，或只能悬于半空而不得下。而那些留在乡村的人，正是他们的苦守，抗击了现代化之伤，延缓了乡村性之殇。谨以拙作献给他们！叶敬忠2014年9月于北京第一章导言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在资本全球化和发展主义的推动下，中国开启了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力图推进经济增长并融入全球市场。政府从农业入手进行改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集体经济，重归小农经济；在城市和加工工业区推行资本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以取代原来的国有企业主导的计划经济（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2）。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被允许流入城市。这种乡城流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高峰，并不断扩大，持续至今。与此同时，由于受到现代化范式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影响，以及货币化和商品化的挤压，农民千百年来与土地紧密联结的传统生存方式被贬值，并被看成是“贫穷”和“落后”的。农民单靠农业已经无法维持在泛商品化时代里的生存，他们必须寻找更多元的谋生路径。于是，一种鼓励年轻人进城的“打工文化”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逐渐形成和普及，它迅速将年青一代几乎完全从土地上剥离，纳入全球资本增殖的链条中。据悉，2012年中国农民工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农民工总量达2.63亿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亿[1]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而占总人口不足一半的农业人口中，只有40%的人完全[2]从事农业劳动。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正是凭借这些“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创造出让世界瞩目的GDP“奇迹”。
然而，中国农民的“去农业化”过程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经历过的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一些学者将之定义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化”（孟庆峰，2011；刘建洲，2012）。一方面，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尽管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有所削弱，使得乡城迁移者实现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但是依然阻碍着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陈映芳，2005；孙立平，2003；赵晔琴，2007）。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农民”身份，仍然具有先赋的制度意义。在“农民工”这个具有二重性意义概念（既象征职业的非农化，又象征身份的农业化）的覆盖下，脱离了农村而试图在城市拓展生存和生活空间的乡城迁移者被建构为与“农民”和“市民”并列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类别（陈映芳，2005）。凭借既有的户籍制度，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和劳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各个系统将这些城市务工人员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结果导致农村外出务工者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权利和保障，多数只能以劳动力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存在，其职业和社会生活状态呈现出鲜明的边缘性、过渡性和变动性（符平，2006；任焰、潘毅，2007）。他们在城市的这种边缘性处境，同时导致了一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沈原，2006）的形成，即农村劳动力在进城务工的同时很难实现家庭的整体迁移，只能把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从而造成了一种分离的家庭模式，并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典型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现象。在中国，这些农村留守人口的存在也被戏[3]称为“386199”现象（杜鹏，2004）。
可以说，农村劳动力群体在生产领域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以及再生产领域大量分离的家庭和留守群体的存在，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而且，农村不同人口群体并不能同等分享劳动力外出带来的收益，这种社会代价在家庭之间、家庭内部、不同性别间的分配也不平衡。在面对生产性的收入机会和再生产性的家庭[4]责任时，不同性别之间是区别定位的。当夫妻不能同时外出时，“男工女守”成为一种典型的“家庭决策”。尽管近年来女性外出的比例正在上升，并且与已婚妇女相比，农村未婚年轻女性外出更为自由而普遍，但这些外出的女性很容易因为结婚、生育、家庭照料责任、子女教育的需要而回到农村（虽然可能是暂时性的）。据报道，中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占留守人口的54.0%（张俊才，2006）。这种家庭决策的形成，不仅涉及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如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社会服务和支持网络的不完善等，也涉及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如家庭主义、母性主义对家庭成员中不同性别角色和义务的限定。对农村留守妇女（包括有过务工经历的返乡妇女）而言，丈夫外出后，她们需要独自承担照料家庭、养育子女和从事农业生产的责任，在家庭网络核心成员缺位、公共服务匮乏的情况下维持家庭功能的运转，同时还要承受夫妻长期两地分离所带来的情感和心理上的不适应，甚至遭遇婚姻危机，从而成为受各种结构性力量压制和影响的边缘性群体。
近年来，面对急剧的经济变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中国政府也在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构国家体系，力图转变GDP导向的发展模式，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式。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并开始给予乡城人口流动现象特别关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都明确提到这一现象，并致力于转变以往的增长模式，把关注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保障均等化和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和理念，在全社会进行倡导。2013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出版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也强调了中国乡城迁移所引发的焦虑，指出这其中存在着复杂的性别议题，并与人口的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极低的生育率、较长的预期寿命和由于迁移而引发的分离家庭现象。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正着手逐步放开户籍制度，扩大针对农村外来务工者的社会服务范围，与此同时，进一步鼓励和调节劳动力的流动性。除此之外，政府还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来尽可能减少城市地区的社会紧张，处理农村留守人口的社会排斥等关键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庞大的乡城迁移群体已经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群体流动的原因、对城市产生的影响、在城市的社会适应、身份认同、公民权利等，一直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2005年以来，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开始逐渐走入媒体、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视野。在媒体报道和文学作品的流行叙事中，这一群体常常被构建为这样一个隐忍而充满创伤体验的形象：长期承受着沉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照料负担、心理压力和性压抑，缺乏安全感，并且很容易成为性侵犯和丈夫外遇的牺牲品。少数学者也开始改变以往“农民工中心”和“城市中心”的研究取向，转而讨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地区“留守人口”生存状态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的主要基调还停留于对留守人口生存状况的悲情叙事，还只是对劳动力迁移对留守人口影响的朴素描述（叶敬忠，2011）。这些文献至今还甚少为中国以外的研究者所了解。在这些研究中，也有少数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中国的留守妇女现象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看，从性别维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迁移地留守人口影响的研究仍是少数。
本研究以中国农业大学留守人口研究团队的长期研究积累为基础，将视角投射到中国乡城流动过程中受各种结构性力量交叠影响的农村女性留守群体身上，通过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之一的河南省两个县10个村庄的实地研究，揭示农村劳动力流动引发的社会代价，及其对不同性别留守人口产生的影响。二相关文献
总的来说，关于留守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影响方面，且多是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情境中完成的。从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影响角度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健康和照料、婚姻关系、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以及农业女性化。
男性劳动力的流动通常被视为一种家庭策略，留守妇女也参与了策略安排和决策，但妇女的脆弱性因男性流动而增加（Gulati，1987）。妇女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劳动负担和责任的增加、家庭生计和基本生存的压力、情感伤害等多个方面（Rodenburg，2000）。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北部的农村地区，男性短暂的劳动力流动经常导致贫穷家庭的食物缺乏、经济压力或疾病，从而给妇女及儿童带来不安全感（Massey，2009）。孤独、不安全感、焦虑和无助，也经常出现在中国的留守妇女身上（叶敬忠、吴惠芳，2008）。在尼泊尔所做的研究表明，妇女的教育机会、信息和健康服务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男性的流动强化了贫困的女性化（Sherpa，2007）。在莱索托农村，流动人口几乎都为男性，女性则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服务，夫妻关系实际上意味着繁重的家务责任和不同程度的经济不安全（Murray，1981）。
家庭中一个核心成员的流动通常会对留守人口的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脆弱（Duncan，1994）。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汇款收入较少的留守妇女通常用于保健和食品的收入也较少，却承担相对更重的劳动负担（Smith-Estelle et al.，2003；Siegmann，2010）。在中国也是如此，留守妇女承担着更多劳动、更严重的心理压力和孤独感（叶敬忠、吴惠芳，2008）。此外，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留守妇女受到的影响也可能是多样化的。例如，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留守妇女焦虑感较强，由于流动的丈夫带来性传播疾病，她们的妇科疾病发病率也较高（Burazeri et al.，2007），有的甚至患上艾滋病（Kathleen et al.，2003；Archana and Parveen，2005）。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北部农村地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Massey，2009）。然而，另一项在印度开展的研究显示，丈夫长期在外流动可能减少生育子女数量，从而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Roy et al.，2005）。在中国，一项通过心理量表对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心理状况进行对比的研究则表明，前者的心理健康状况通常较差，尤其表现在压力大、焦虑、孤独和恐惧方面（许传新，2009，2010）。通过话语和案例分析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吴惠芳、叶敬忠，2010）。在有些地方，部分留守妇女开始通过宗教信仰寻求心理慰藉（吴惠芳、叶敬忠、刘鹏，2010；梁玉影、李折若、陈魏，2011）。
流动人口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之间的远距离照料关系，由于流动的阶段性、历史环境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无论是质量还是其可及性都相差甚远（King et al.，2006）。例如，在阿尔巴尼亚，老人生病时，他们非法流动出去的子女并不能自由地往返来照顾他们（de Haas，2010），可见流动会破坏传统的血缘关系和照料结构（Gulati，1993）。这些老人过着几近饥馑的生活，由于儿女无法汇款给他们，他们只能用草做汤（Vullnetari et al.，2008）。在中国，由于流动的子女不愿意提供支持，同时社会道德对他们的影响力减弱，部分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也很糟糕（Baldassar，2007）。大约80%的留守老人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只有56%的非留守老人仍在进行农业生产。子女外出后，他们承担了更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健康状况也因此而更加堪忧（崔榕，2007）。
男性流动、女性留守的婚姻关系变化，也是现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一方面，由于短暂分离，夫妻间冲突减少，部分妇女与丈夫的关系有所改善（Chant，1992；Hugo，2005；郑真真、解振明，2004）。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夫妻分离居住，也可能导致婚姻不稳定和家庭破裂（Chant，1992；Horton，2008）。例如，在墨西哥，男性外出流动增加了男性和女性出轨的概率，从而导致婚姻不稳定，甚至出现抛弃妻子的现象（McEvoy，2008）。一些研究分析了流动导致的夫妻关系的多种风险因素，其中包括夫妻之间不同的生活环境（罗忆源、柴定红，2004；李柳红、李广贤，2005；项丽萍，2006）、离婚风险增加（陈利，2006）、过重的心理压力和性压抑（王菲，2007）。尽管如此，另一项关于“流动家庭”的研究则主张，对于婚姻关系变化，空间距离并不是核心影响因素，收入和职业变迁的影响更大（周伟文、严晓萍，2002）。
现有的关于劳动力流动对性别关系变化影响的研究，说法不一。关于女性劳动力流动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发现。在有些地区，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男性主导地位形成了威胁（Chee，2003；Huang et al.，2005；Waters，2002）；在另外一些地区，女性的流动仍然沿袭传统的性别角色，并未对男性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动摇（Cleaver，2002）。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年轻女性的流动破坏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并意外地引起年轻男性试图保护其主导地位的反抗（Elmhirst，2007）。然而，在越南红河盆地地区，性别角色的变化并不明显（Resurreccion et al.，2007）。也有人提出，当众多文化资源和话语被用来“讨论男性和女性分别付出的劳动和时间”时，性别角色也在被持续不断地重构着（Resurreccion et al.，2007）。
部分研究者认为，男性的流动有时会帮助妇女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使她们能够管理自己的工作并为家庭事务做决策（Kaspar，2005；Massey，2009）。在中国，研究者认为，男性外出务工导致农业资源的重新分配，因此为农村妇女创造了一个可以实现“独立发展”的宝贵空间（李洁，2003）。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产生于资源占有的性别不平等，但因地域割裂、妇女行动自主性、夫妻双方的主观评价等原因，却促进了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高，使农村性别关系趋于平等，并且日益撼动中国农村传统的性别规范（吴惠芳，2011）。其他研究者（Grawert，1998；Ellis，2000）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当男性外出时间较长时，妇女在决策和性别关系方面的变化就消失了，同时，农村妇女地位的显著提高主要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变迁，劳动力流动只是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de Haas and van Rooij，2010）。有的研究也提出，不能认为丈夫流动之后，妇女在家庭中就拥有了更多权力，因为不管丈夫在不在家，妇女一直在积极追求实现自己的兴趣与目标（Rodenburg，2000）。假如她们仍然依赖男性获取信息和资源，那留守在村庄并不能使她们获得更多权力（Elson，1992）。一个更为强烈的观点认为，尽管有些农村妇女由于其流动经历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在中国农村，妇女仍然被强大的性别话语、制度和实践牢牢地束缚着，包括使女性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力性别分工及其规则（Jacka，2012）。国内研究者认为，虽然丈夫已经外出，但他们仍然通过电话掌握着重要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尤其是那些和生产投资相关的事务（罗忆源、柴定红，2004；周福林，2006）。男性是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妇女则只是“生产者”（郑真真、解振明，2004；孙琼如，2006）。蒋美华等（2007）认为，中国农村留守妻子在生产劳作与家庭负担的双重挤压、情感眷恋与经济依附的双重困惑下生活着，这使得妇女的地位仍然低于男性。
农业生产中的女性劳动力和农业女性化，也是留守妇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不只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独有现象，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农业女性化趋势在亚非拉地区都有体现（Chiriboga et al.，2006；Lastarria-Cornhiel，2006；de Brauw，2003）。年龄、角色、身份、家庭地位，以及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程度、参与农业生产或家庭决策的程度，都是能够表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妇女群体多样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如集约化农业、混合型农业等）。当然，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会造就不同类型的女性农业劳动者（如保守型、改进型、改革型等）（Bock，1994；de Rooij，1994；O’Hara，1994）。在中国，高小贤（1994）认为，妇女能分享农业资源，只是因为农业已经是一个边缘化、收益较低的产业部门，而较低的收益又致使以农业为主的妇女贡献也在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妇女的地位。孟宪范（1993）则强调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肯定其对妇女地位改善的积极意义。对于农业女性化是否会导致农业生产的退化，在学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Fan et al.，2003；黄雯，2008；赵惠燕、胡祖庆，2009；吴惠芳、饶静，2009）。
目前，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多从妇女的个体体验出发，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其产生的影响。这种分析又因妇女及其家庭、地区、文化等因素的特殊性而使得研究结果复杂多样，有些研究结论甚至相互冲突，难以获得对劳动力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承担的社会代价的总体性提炼。同时，对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研究，显然忽略了能动性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或能动性本身的变化。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加入劳动力流动的大军，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为此，本研究将农村社区和整体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农村留守人口的微观生活体验相结合，力图在农村社会变迁中把握不同性别的留守人口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承受的社会代价，重点探讨女性付出的社会代价、女性能动性与农村性别关系的变化。三研究设计（一）研究目标
本研究目标在于进一步了解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留守人口影响的性别差异，以及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对女性能动性的影响（既包括性别关系的变化，也包括在家庭和社区中权力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探析性别是如何塑造和影响了外出务工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在留守人口之间的分配。（二）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第二，性别视角下的留守经历；第三，劳动力流动与女性能动性的变化；第四，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发展。1.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
在这一部分，本研究通过对社区知情人的访谈，从人口、土地、农业生产、经济活动、基础设施等方面展示留守的农村社区，并着重探讨农村社区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变迁及其对社区内的生产、文化与社会认知等产生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第一，留守家庭中的劳动力结构及其家庭生命历程的变化；
第二，外出作为一种生计方式对农村家庭的意义；
第三，流动、留守与返乡的决策与影响因素；
第四，留守家庭与非留守家庭的比较；
第五，当地对“外出”和“留守”的社会认识；
第六，打工文化和打工作为一种“通过仪式”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等。2.性别与留守经历
这一部分通过对不同性别留守人口在留守决策、生计安排、家庭照料、家庭关系、仪式互动、婚姻情感、心理与健康等方面的研究，探讨性别视角下留守人口因农村劳动力流动所承担的社会代价，并着重关注留守妇女的留守经历及其受到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第一，流动群体与留守群体的互动状况；
第二，留守人口承担的家庭照料与留守家庭中的照料赤字；
第三，留守人口性别角色的变化与角色适应；
第四，自我及他人的流动经历对留守人口生计活动的影响；
第五，留守人口与家庭关键事件的安排；
第六，留守人口的心理状况；
第七，留守人口对子女教育的安排与应对；
第八，留守妇女的家庭关系；
第九，留守人口的婚姻关系及其情感危机。
另外，在研究留守群体的留守经历时，本研究还特别注意考察留守妇女的健康状况、农业生产的女性化现象、留守妇女遭遇的性骚扰及自杀现象、哺乳期留守妇女现象以及宗教信仰对留守女性的意义及影响。3.劳动力流动与女性能动性的变化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留守女性能动性的变化，以及女性自身流动经历对其返乡后的家庭与社区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劳动力外出后，留守女性谈判能力的变化；
第二，留守女性决策权的变化；
第三，留守女性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及其在社区内社会地位的变化；
第四，流动经历对留守女性的影响以及返乡女性对乡村生活的重新适应；
第五，留守女性的抗争与政治行动。4.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发展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劳动力流动的宏观背景下，农村社区的社会支持现状、农村社区的整体结构变迁、农村社区的人口变迁以及农业的未来，并对中国30余年来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和反思。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留守人口的社会支持；
第二，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变迁与未来；
第三，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与反思。（三）相关概念1.农村社区
本研究中指农村地区的行政村。个别情况下，由于行政村过大，本研究选择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村作为研究社区。2.儿童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3.老年人
老年人是指年龄达到一个统一的界限和超过这个界限的个体。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老年人的具体情况，本研究中的老年人指年龄超过60周岁的个体。4.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指在被调查时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每年在外务工时间累计超过6个月，而被留在农村地区交由父母单方、祖辈、他人照顾或无人照顾的农村儿童。
非留守儿童是指在调查时父母双方均未外出务工或很少外出务工（每年在外务工时间累计在6个月以内）的农村儿童。5.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
留守妇女是指被调查时丈夫每年在外务工时间累计超过6个月，而自己长期留守在家乡的55周岁以下的农村妇女。
非留守妇女是指被调查时丈夫很少或短期在外务工（每年在外务工6个月以内），或不外出务工，夫妻在一起居住的55周岁以下的农村妇女。6.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
留守老人是指被调查时有户口在本社区的子女外出务工（每年在外务工时间累计在6个月及以上），自己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老年人。
非留守老人是指被调查时户口在本社区的子女均未外出务工或短期在外务工（每年在外务工6个月以内）的农村老年人。7.流动经历
在本研究中，指近十年内，有过在县城或县域以外务工的经历且务工期间每年在外务工累计超过6个月。（四）研究地点
本研究实地调查地点的选取分为省、县、乡镇和村四个层面。研究选取河南省的固始县和新县两个县，在固始县的3个乡镇选取6个行政村、在新县的2个乡镇选取4个行政村（共计10个行政村）作为研究社区。调查地点的农村外出/流动劳动力绝大多数为长期跨省流动，流入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主要从事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个体小商业等。部分研究社区还存在劳动力跨国流动的现象。（五）研究样本与调查对象
本研究在农村实地研究中的调查对象包括：留守妇女、留守丈夫、留守老人、非留守妇女、村干部、县乡干部及妇联系统负责人等。本研究原计划在每个社区完成留守妇女问卷10～15份、留守丈夫问卷5～10份、返乡留守妇女问卷5～10份，在每个社区完成留守妇女深度访谈35个、留守丈夫深度访谈3～5个、留守老人深度访谈2个、未婚女性深度访谈2～3个，在每个社区选取2～3名村干部及主要知情人进行社区概况资料收集和深度访谈，在每个县选取1～2名有关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半结构访谈。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根据研究社区人口流动的特征，针对某些调查对象（如留守丈夫和未婚女性）的调查未能达到预期数量或进行了相应调整。本研究针对各调查对象实际完成的数量如表1-1所示。表1-1 实地调研完成情况（六）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过程中，留守家庭中不同性别之间（尤其是女性）的角色地位、家庭决策、在留守经历中受到的影响以及对问题的应对与能动性等进行质性分析。研究所采取的主要是定性研究方法和工具，如参与观察、主要知情人访谈、深度访谈、小组访谈等。此外，文献查阅和梳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了获取某些整体上的背景信息和一些基础数据，本研究还对研究社区进行了社区概况基线数据收集，并以部分问卷调查作为补充。（七）研究过程
本研究的过程可分为前期准备、实地调查、资料录入与整理、资料分析与报告撰写四个阶段。1.前期准备：2012年10～12月
研究的前期准备包括文献查阅、研究主题的确定以及研究方案的设计。在研究开始阶段，课题组通过多次讨论确定了研究的具体内容与方法，并设计出针对每个调查对象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初稿。在实地调查开始之前，为了保证调查质量，课题组对所有成员进行了统一的调查培训，并对人员分工进行了安排。2.实地调查：2013年1月
这一期间，课题组在河南省固始县和新县进行了实地调研工作。为更好地统筹安排时间和调查人员，实地调查将试调查与正式调查相结合。在固始县两个村进行试调查后，课题组对研究方案进行了讨论和调整，并在接下来的8个研究社区进行了正式调查。实地调查过程中，课题组每天对研究进度和研究发现进行总结与讨论。3.资料录入与整理：2013年2～3月
实地调查结束后，调查员利用SPSS软件对定量数据进行录入和数据输出；每位调查员对访谈的案例和其他定性资料进行整理录入，并集结汇总。课题组成员通过集思广益的形式对研究发现进行研讨和总结，初步确定研究报告的思路和框架。4.资料分析与报告撰写：2013年4月～2014年4月
根据研究内容和实地调研后的研讨，课题组对研究报告的撰写进行了分工。负责撰写不同部分的成员根据主题对研究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撰写初稿。其间，课题组组织多次研讨与交流。研究报告初稿经过数次讨论修改和两轮统稿后得以出版成书。
[1] 参见《中国农民工去年月收入增长逾一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3/01/c_114857083.htm，2003年3月1日。
[2] 参见《城市化：任重而道远》，《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82737，2012年11月08日。
[3] “386199”：分别以中国的三个法定节日——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6月1日）和老人节（农历九月九日）——来指代三个群体。
[4] 参见Shahra Razavi于2012年5月24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12讲上的发言，讲座题目是Gender and Agrarian Change-Making Paid and Unpaid Work Visible，http：//cohd.cau.edu.cn/art/2013/4/26/art_8968_71.html。第二章留守社区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青壮年生命历程中的通过仪式与主要生活方式，打工已经变成一种文化，内化于农村人口的认识与生活之中，并渗透和扎根于乡村世界的每个角落。可以说，整个村庄，无论是作为地理单元、治理单位，还是作为社会共同体，均在劳动力流动的大潮中被不断淘洗和形塑。无论谁留守乡村，无论留守者与外出者有无家庭关系，他们都无法逃离与村庄整体劳动力外流的联系——或直接，或间接；也无法避免劳动力外出对他们的影响。中国的乡村，就是一个个的留守社区。为了提供农村社区的中观留守图景，我们收集了10个研究社区的背景信息，追溯和展示了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和现状，并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整个农村社区的影响和带来的变化。一社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的是河南省固始县的6个村庄（大觉寺、高皇、太平、前楼、叶台、迎河）和新县的4个村庄（泗店、余河、刚店、槐店）。固始县地处河南省东南隅，总面积2946平方公里，南依大别山脉，北邻淮河干流，北、东、南三面为安徽省辖域所环抱，西南地近湖北省，属华东与中原交融、鄂豫皖三省交界、中国南北地理区过渡地带。固始县是河南省第一户籍人口大县，2010年年底全县常住人口102.4万，户籍人口172.2万。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接合部，总面积1612平方公里。新县是一个以林为主的山区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0年常住人口27.5万。
总体上，固始县的6个村庄比新县的4个村庄人口规模大，固始县各村也都有较大面积的耕地，除胡族铺镇的叶台村和迎河村有部分丘陵地外，整体上地势较为平坦，便于机械化耕作；而新县各村拥有较大面积的山场区域，人口密度较小，人均耕地面积也较少，当地人常用“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形容该县的自然资源禀赋（见表2-1）。当地很多地名如“湾”“畔”“范”“店”等，都与各个村庄或者小自然庄的地理特征有一定的关系。表2-1 社区人口及耕地概况
两县各村庄均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收割后，部分耕地会种植油菜或小麦，也有极少数田地会种植紫云英，用作绿肥。目前，固始县的大觉寺村、高皇村、太平村有较大面积的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大户），流转之后的土地普遍进行两季耕作。固始县的粮食生产中只有10%左右供家庭消费，其他部分通过粮贩等销往市场；新县各社区用于家庭消费的粮食生产比例稍高。在固始县，传统的养殖业以家庭散养一些禽畜为主；近年来，养殖业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外出务工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家户养殖日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工厂养殖业的兴起，如固始县有名的“华英鸡”养殖。固始县良好的水源条件也为规模大小不等的水产养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大觉寺村的甲鱼养殖等。
固始县和新县都是较为典型的农业地区，几乎没有工业，商业贸易也比较落后，很多研究社区没有工商业及相关收入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力的外出流动不仅仅是个体或家庭的决策，同时也是区域发展政策上的一种整体性政策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鼓励劳动力流动成为当地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政府通过组织培训、中介单位推介、争取相关合作项目等方式和渠道将本地劳动力向外输出。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新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境外劳务输出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这也使得当地大量劳动力跨国流动。绝大多数村庄并没有对不同性别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人口，以及留守[1]妇女、留守丈夫的数量进行精确的统计，但是从村干部进行的粗略估算（见表2-2）仍然可以看出，各个村庄中外出务工人口所占比例非常高。外出务工人员通常每年外出6个月以上甚至常年在外，大部分人仅仅在春节期间返乡，且停留时间很短；少数人每年返乡多次。表2-2 社区劳动力及流动与留守概况
对很多家庭而言，丈夫外出而妻子留守是既符合家庭利益，又合乎常理的选择——无论是在传统的家庭分工还是在社区文化层面上，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安排。反之，若妻子外出而丈夫留守村庄，则往往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如丈夫有伤病、不利索、“无能”等，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留守的丈夫“能种地”或“有一门手艺，能在附近找到活干”，还有极个别是因为“妇女不愿意照顾婆婆”，所以只能丈夫留守在家照顾。
与留守家庭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因素之一是燃料的获得。固始县的村庄在生活燃料上主要是以现金购买煤、电、气，柴草使用较少。而在新县各村，薪柴是做饭、取暖绝对重要的燃料；当地林木资源比较丰富，砍柴挑柴也就成为留守村庄的妇女和老人劳动负担的一部分，少数妇女和老人也通过砍柴、卖柴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
此外，固始县洪埠乡和郭陆滩镇的几个村庄，其宗教信仰较为突出，信教的村民较多，在高皇村的某些生产小组，几乎家家户户信教。村民信仰的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以年龄较大的女性参加较多，有的村庄有教会集体活动场所（如高皇村有两个教堂），有些村庄的信众则需要到周围的村庄参加教会活动。在固始县的胡族铺镇以及新县，信教的人则相对较少。各个社区均有不少陪读的留守妇女和留守爷爷奶奶，但是这一现象在固始县更为突出，学校的撤并与对教育质量的追求成为陪读的主要动因。二劳动力流动的变迁与社会认知（一）流动变迁史
固始县和新县每个村庄的劳动力流动，既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变迁过程，又具有某些共同的结构特征和历史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开始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带有一定的冒险成分，时处改革开放初期，政策的缝隙里透露出流动的希望和生存的另一种可能，但同时也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这种流动亦带有某种传奇色彩，一如固始县太平村村民和村干部津津乐道的“老板”曾某，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挣点钱”的心理最早踏出村庄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大部分的调查村庄相继开始有了小规模的外出流动。当时流动的推力被当地人直接解释为“穷”，而且往往越是在人多地少、农业收入微薄以至于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情况下，这种驱动力越是强烈。首先被推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是成为“剩余劳动力”的青壮年男性，其次是青年女性。同一社区人口的外向流动具有某些特定的方向，这与早期外出者在城市获得的就业机会和建立的关系网络有很大的关系。一些村民回忆道，“打工地要人，他们就回来带人去，能干活的都带出去”。社区原有的网络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熟人的介绍和推荐，后期的流动者得以顺利进入新的环境中，寻找就业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没人介绍没人要”；原有的网络关系也成为后来进入城市的打工者得以适应务工环境的缓冲空间。
20世纪90年代初，原本几乎没有外出流动的村庄（如固始县前楼村和叶台村、新县泗店村）也开始躁动起来，人们纷纷加入这场打工大潮中。沿海城市的工厂和大城市的建筑工地成为这些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集中地，其中拆迁、建筑、装潢等行业吸纳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还有一部分男性进入电子工业领域；女性大都进入针织厂、制衣厂、毛纺厂等就业。在这些村庄中，也有少部分人从事废品回收、服务行业等工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力的流动更加势不可挡，不论男女均大规模外出，村里剩下的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年轻人不再像其父辈那样主要依赖老乡帮带和熟人介绍在城市立足，他们的流动也不再局限于一些特定的区域和城市，而是遍及全国各地。新县更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跨国劳动力流动。这也使劳动力流动与留守的现象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者大多出生在1980年以后，他们一般在务工之前接受过中等教育，缺乏务农经历，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的道路，有些甚至没有基本的务农常识（罗霞、王春光，2003）。但是，他们有更广泛的务工信息和网络，对他们自己的打工地点和从事的职业有更多的考虑。与父辈“外出看看，能不能挣点钱补贴家用”的想法相比，新生代农村务工者，也可称为“留二代”，其外出动机趋于多样化。“介于生活者与生存者之间”和“介于回归乡土与定居城市之间”（王春光，2001）的漂泊者身份，也使这种流动中蕴藏着紧张、愤怒与抗争（Chan，2010；Ngai et al.，2009）。劳动力的代际更替也意味着第一代务工者由于年龄的增长和疾病等诸多原因正陆续返乡，这些变化将深刻影响外出务工和留守的社会图景。（二）城市化、工业化需求与性别视角
劳动力流动的变迁，同时也折射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变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人口不愿从事的一些工作向农村进城务工者放开，这触发了最早的劳动力流动。这些相对繁重的、工作环境较为恶劣或危险的、不体面的工作，创造了一种选择性的准入机制（Knight et al.，1999）。同时，对农村劳动力非正规的雇用方式和对农村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剥离，为此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Pun and Lu，2010）的境地埋下了伏笔。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在规训体制下成长的年轻女性成为企业的首选。这些“女性可以做的活和工种”的出现和增加，使得更多的女性选择外出成为“打工妹”。这在改变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建构的同时，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分工的性别特征。尽管如此，女性的外出务工仍未使她们摆脱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仍然在影响着家庭的外出决策。尽管10个研究社区中几乎找不到未外出务工的未婚女性，但是她们在婚后的某些阶段，依然实践的是“一般能出去肯定先男的出去”这一性别分工。女性在其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所承担的家庭角色义务，仍然在其流动决策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很多妇女由于结婚、生子、哺乳、照顾孩子、陪读、照顾老人等原因而返乡或者将要返乡，同时“有流动经历”会逐渐变成留守妇女的一种共同特征。农村社区中也有极少数已婚女性外出而丈夫留守的情况，但通常是由于丈夫伤病等特殊原因，且往往给丈夫带来一定的社会压力。（三）常态化和普遍化的外出务工
目前，外出务工已从最早只有少数农村家庭为维持基本生存而采取的特殊路径，演变成农村社区普遍化的现象和趋势。对于年青一代而言，在升学的通道之外，进入城市务工几乎是生存的唯一可能途径，或者唯一合乎常理的选择。外出务工的常态化和仪式化，使得社区形成了“应该或必须外出”的概念和意识，即不出去打工是不正常的，是“懒惰”“没出息”“不争气”的表现。在新县刚店村访谈时，村干部直言道：“现在大家都认为打工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谁有本事谁就出去打工赚钱。待在家里没事干的，都让人家瞧不起。”
同时，常态化和普遍化的外出务工所导致的将不再是拥有明显参照系——所谓的“非留守群体”的留守群体，而更多的是社区的一种整体性的留守图景，即整个村庄大部分家庭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都因为其成员的外出具有“留守”的某些特征，而“留守”和非“留[2]守”群体的界线将日渐模糊。常态化的过程使得村庄对留守群体社区支持的态度，接近普遍主义的取向——“谁家都有困难，谁家都需要帮助”。但是，留守社区与留守群体本身就缺乏自助和互助的能力，虽然“谁都需要帮助”，却又“谁都爱莫能助”，因此，特定的外部支持就显得非常必要。
因“穷”而“不得不外出”的早期外出务工者，尚能通过外出使其家庭境况相对于依靠单纯农业收入的家庭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务工，且同一个家庭中可能会有多人同时在外务工，这样普遍化的外出对于个人及家庭而言已经不再是经济改善型的家庭策略，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是在一个商品化的社会里无法抗拒现金需求压力之下维持基本生存的必然选择（叶敬忠，2011）。面对外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留守群体常常给出“没办法”“在一起穷待着不如有人外出去挣钱”这样的回答。这反映了现有劳动体制中，成本最小化与效益最大化驱动下所形成的劳动分工以及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的分隔；从“改善”到“基本生存”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打工梦”的幻灭。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区的影响（一）务工收入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对所有社区收入来源结构的调查发现，务工收入已成为这些农业社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每个社区总体收入来源中的比例均达到或超过60%（见表2-3），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区越来越依赖外出务工获得的现金收入，而种植业和养殖业对村庄收入构成的贡献已经非常边缘化。新县的4个研究社区由于地处山区，具有一定的林果业收入来源，但相对于务工收入，比例仍然较低。村干部认为，总体上，虽然外出务工并没有显著改善外出者的家庭经济状况，但是从整体上看，全家都未外出、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及外出务工者家庭，仅有少数全家均未外出的家庭是因为在本地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或具有足够的资源动员能力而不需要外出即可获得较好的收入。表2-3 社区收入来源构成续表（二）种植业：机械化的广泛采用、雇工与土地流转
基于所处的气候条件，两个调研县种植的作物主要为水稻。在劳动力大规模外出的背景下，在种植完水稻之后，种植小麦或油菜等作物的田地，面积相对较少。对于地势平坦的固始县洪埠乡和郭陆滩镇来说，整地和收割两个环节中的机械化程度相当高，尤其是收割过程几乎全部采用收割机，只有少数老人还在使用耕牛耕地。由于对机械化插秧效果不太满意，当地大多数农户倾向于采用人工插秧，因此插秧也就成为土地耕作中劳动负担最重的过程。位于固始县西部丘陵区的胡族铺镇的2个调研村庄以及新县的4个村庄，田地并不平整，因而所有耕作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均不及固始县的平原地区。这些社区保有耕牛的数量也较其他平原社区多。对于留守女性来说，犁地、插秧和收割（挑稻子回家）是她们最主要的劳动负担和困难。少数留守妇女会尽力想办法独自克服，如有的妇女学会自己耕地等；与此同时，雇工现象也日益普遍，在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与人换工的时候，许多留守家庭只能以支付工资的方式请当地其他稍有余力的劳动力帮忙。目前，这样的方式已越来越普遍。当社区处于整体留守状态的时候，可以以换工和互助的方式完成生产环节的家庭也越来越少。雇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劳动力短缺的需求。但是同时，人们认为雇工能够使雇主与被雇用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人们之间只需通过金钱直接完成一次次交易，不再像换工那样要为帮工者提供饭菜，雇工更“省事”。
近年来，几乎所有研究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土地流转现象。在固始县的几个村庄中尤为普遍，且规模较大，大觉寺村甚至成为土地流转示范村。通过成立所谓的“合作社”，即农业企业，土地流入“大户”手中，后采取土地整理的方式，将很多零碎的小块地连成一片大田，并修建相关的机耕道路，以便于机械化耕作。在此过程中，农户与农业企业签订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合同，每年从农业企业那里获得一定的“租金”或“租粮”。农业企业庞大的育秧工程和机械化耕作设备，也为本村及周边村庄仍保有土地的一些农户提供服务。流转使得很多田地重新开始两季作物的种植，小麦和油菜更多地出现在集中后的土地上。在部分村干部的解释中，土地流转成为“帮助外出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的一种有力手段，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实现方式，土地调整的策略整体上也是为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服务的。但是，有少数人对此保持警惕，一些老人坚持认为“粮食比现金更安全”。新县的土地流转规模较小，且往往不是村庄的集体行动，而是少数农户之间的流转，以种植苗木为主。这一方面受限于当地田地的平整程度，另一方面也与该县发展生态旅游的理念有关。从2012年开始对景观作物油菜花的补助，更强化了这种理念。由于新县县域内多是山区和丘陵地形，不便于进行农业机械化，资本农业对这里的土地还未有显著的投资兴趣。（三）养殖业：家户养殖的衰落与规模化养殖的兴起
在研究社区，家户养殖呈现普遍衰落的趋势。原本一家一户散养的猪、牛、鸡、鸭等畜禽，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是，除了固始县大觉寺村以外，其他村落仍然有较多农户在散养土鸡（当地称为“笨鸡”）；某些村落由于具有较好的水源条件，一些农户散养着几十只乃至上百只鸭子；猪的家户养殖则呈现最为明显的衰落，在很多村庄甚至已少见“杀过年猪”的现象；由于机械化的大面积使用，耕牛在村庄中已不常见。与此相对的是，规模化的养鸡专业户在很多村庄出现，往往一个工业化养鸡场有数千只甚至数万只鸡，这些鸡和鸡蛋主要销往外地。在部分村庄，出现了一些养殖几十头至数百头猪的专业养殖户。此外，少数村庄还有水产养殖专业户。
劳动力的流动与家户养殖的衰落和规模化养殖的兴起之间看似无关，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劳动力的大规模乡城流动使得农业领域的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农业机械的使用相比饲养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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