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力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侯增文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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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试读：

引论

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谁是榜样？无穷的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这样的力量对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这样的力量？“榜样”通常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的，是以典型报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典型报道既是新闻界的老话题，也是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还是眼下新闻媒体面临的现实问题。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个普通劳动者“连年开荒多打粮”的事迹，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由此，典型报道登上我国新闻的大舞台。

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典型人物报道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典型示范、精神激励、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新闻媒体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线。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典型报道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似乎典型人物报道这种新闻报道方式过时了，社会不再需要典型人物了；在有些人眼里，那些被载入中华民族英雄史册的典型模范人物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然而，典型报道的影响力日渐衰弱，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呈现出“繁荣”景象，许多典型人物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但是已经不能与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典型效应相提并论了。在信息发达、传播手段先进的今天，为什么典型报道的影响力却大不如以前了呢？问题出在哪里？

在利益主体多元、思想文化多元的社会条件下，典型人物报道如何更好地体现时代要求？如何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增强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如何更好地发挥典型人物报道的精神激励作用？概括起来说，典型人物报道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怎样的联系？

确实，关于典型人物报道的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一）典型报道概念的界定

与西方媒体相比较，典型报道是“中国特色”，颇具“中国风格”。专家学者对典型报道的概念从多种角度做了如下界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卷》认为：典型报道是对社会生活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遍意义的事物所做的新闻报道。通过对典型人物、事件、问题、经验的剖析，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典型报道多数是正面宣传先进的人和事，也有对反面典型的揭露和批评。先进典型人物报道是中国新闻传播工具常用的报道方法。

刘建明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

童兵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普遍意义，是指代表事物的面要宽，影响要大，包含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有无代表性和普遍教育意义是能否成为典型的基础；突出，主要是指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也包含一些转化型的事物，以及少数最恶劣的事物。典型报道的强化，有些是根据上级当时的中心工作或受众的反映，由新闻机构着意形成的；有的是由于某些事物备受青睐，引起各新闻机构共同注意而形成的；还有的是上级主管部门或主要负责人指定的，认为某人某事某机构具有推广意义而令新闻传媒共同突出报道。”

张威认为：典型报道是“正面报道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或曰高级形式”，“其对象是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其作用是以他们为楷模教育人民；在报道形式上，典型报道篇幅较长，精雕细刻，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由于报道者浓郁的教化意识，报道中的议论、宣传等主观色彩异常强烈，鼓呼兴叹，此起彼伏；有时它采用连续报道的样式。典型报道一般代表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向人民指引的方向，它有时甚至是自上而下布置下来的政治任务”。

聂茂、张静认为：“典型人物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涌现出的最具突出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的重点的集中的报道，通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个别人物的剖析，彰显普遍性的观念和价值，用以指导工作、教化民众。典型人物报道包括典型个人报道和典型集体报道。”“典”者，标准、法则也；“型”者，模型也。从现代语意上讲，所谓典型，即指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件，是同类事物具有的、比较完美的、接近“理想”状态的范式。“榜样激励”、“楷模示范”、“规范他人行为”等等是“典型”语意的引申。

新闻典型报道中的“典型”一词，是从文学典型中借用过来的。新闻界普遍可以接受的“典型”定义是：典型是同类事物或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个别事物或人物。这个表述和文学典型的定义相同或基本接近。文学典型与新闻典型确有相同之处，都强调典型个性和共性的统一；都强调典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某个侧面体现时代精神；都强调受众的主体意识对典型的制约，没有得到受众认可的典型就没有生命力。

当然，文学典型与新闻典型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典型是虚构的，新闻典型则必须真实，包括细节的真实；文学典型是塑造的，新闻典型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素材选择；文学典型可以是多侧面的，而新闻典型基本是“两极”或主要以正面典型为主；文学典型是指人物（如鲁迅笔下的阿Q），而新闻典型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工作经验或典型事件；文学典型具有文学的特性，而新闻典型具有新闻的特征。新闻典型具有真实性、代表性、思想性和时效性的特点。其实，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文学典型中的“典型”是艺术形象，而新闻典型人物报道中的“典型”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值得敬佩的人。“先进典型”就是人们常说的时代先锋、社会楷模。毫无疑问，宣传先进人物典型也就是树立榜样。

概括起来，所谓典型报道，就是指新闻媒体在一定时期内，对具有代表性和突出意义的人和事进行的重点报道。典型报道包括典型人物报道、典型经验报道和典型事件报道。典型报道的形式主要有通讯、特写、消息、连续报道、组合报道等。

本书讨论的典型人物报道，主要指报纸主流媒体（包括各省党委机关报）的新闻典型人物或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以下简称“典型报道”）。（二）典型报道的历史演进

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典型报道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每个历史时期，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大量的典型人物，从新闻的视角记录和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

许多专家、学者对我国新闻界典型报道的发展历程做了梳理，尽管划分阶段的角度不同，但线条基本清晰。这些基础性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典型报道问题创造了条件。本书认为，我国新闻媒体的典型报道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的初兴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鼎盛期、“十年动乱”中的畸变期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创新发展期。初兴时期的典型报道

上世纪40年代，被专家、学者称作典型报道的“初创期”、“初兴期”、“崛起期”。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加之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物资奇缺，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极端困难。为了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十大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中央强调把反映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斗争的报道放在报纸的重要地位。《解放日报》率先改版，记者纷纷深入群众，调查寻访，一批劳动模范被发现，走上了报纸的版面。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消息，反映吴满有响应党中央号召多开荒、多打粮的事迹，这是中国新闻媒体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典型报道，劳动模范吴满有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典型人物。

毛泽东看到报道后，立即发出号召，要求边区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在报纸的广泛报道下，吴满有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同年9月7日，《解放日报》刊发了记者张铁夫、穆青采写的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赞扬赵占魁在工厂吃苦耐劳、工作负责的精神，他成为当时产业工人的典型人物。《解放日报》还先后宣传了刘建章、王克勤等先进个人和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等先进集体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达3000多篇，对于发动群众、推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出现过的模范人物就多达600多名，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劳动竞赛运动。

此后，《解放日报》还刊登了大量歌颂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战斗英雄的战地通讯、特写和战斗故事。新华社也大量报道了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刘胡兰、董存瑞、张思德、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推出的英雄典型。对这些模范人物和集体的大规模宣传报道，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典型报道在这一时期开始真正成为党的媒体的重要报道内容。“这种典型宣传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为以前中共党的报刊史上所仅见。”

综观这一时期典型报道，有这样几方面的特征。

其一，典型报道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和指导性。刊发大量典型人物报道的目的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任务服务，树立典型就是树立人们学习的榜样。报道吴满有的记者莫艾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说：“找一个模范的而且是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很不是件容易的事。自从春耕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寻访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典型引路”的工作方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二，典型人物都是普通民众，人物真实可信、亲近可学。典型人物多以普通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为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体，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吃苦耐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些典型是“党的指示、方针的活模式”。

其三，报道内容单薄，文风质朴，文字朴实无华。穆青回忆当时的人物通讯时说：“现在看来，内容比较单薄，文字比较粗糙。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写的那些东西，多是在战地和行军途中采访的，在田头地边于膝盖上急就而成，其中有一些更是作为电讯发出的，实在容不得更多的思考和认真的推敲。”典型报道的形式也仅限于消息、通讯和社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图片运用得很少。

初创时期的典型报道效果显著、影响广泛，与当时的小生产传统和文化心理积淀密切相关。吴满有“连年开荒多打粮”的事迹，看得见、摸得着，这对信息封闭、文化水平不高，当时还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大多数农民受众来说易于接受，效果明显。但其潜在的“政治图解”、“政策图解”的报道理念、简单化的报道方式，特别是由此形成了由党的主流媒体负责典型报道的推广、组织和发动群众学习的模式，对后来党的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值得深思的是，典型报道真实性的问题在它的初兴时期就暴露出来了。针对当时典型报道出现故意夸大、吹嘘的问题，1944年新华社总社在给各地分社的电报中指出：“新闻的真实性关系党的宣传工作的信用，应引起最大的注意，在新闻宣传上，我们同样应有实事求是态度，无论是发扬成绩或检讨错误，都应老老实实讲求分寸，不应故意夸大吹嘘，尤其是战绩和统计数字的公布，更应可靠和一致。”在典型报道的初兴时期，新闻媒体就严肃地提出新闻真实性的问题，反映了党领导的主流媒体对新闻规律的自觉认识，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十分珍贵的。

同时，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典型报道影响力的扩大，增强了党的主流媒体的指导性、权威性。“经过报纸的公布，使大家效法好的经验，对于坏的经验，则有了‘前车之鉴’。这样报纸对于运动的指导作用也就加强了。”随着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典型人物的大量涌现和广泛传播，新闻媒体在受众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党报的文章成了不盖章的“文件”。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典型报道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七年，是典型报道的“顺利期”和“曲折期”、“鼎盛期”和“探索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伴随着新中国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障碍，典型报道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时期典型报道的传统，延续了初兴时承载的政治功能，既创造了辉煌，也经受了曲折。

与时代背景相契合，典型报道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和政治路线的紧密联系，其顺利、鼎盛集中表现在对抗美援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克服困难的新闻报道上，曲折和探索集中表现在对上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的新闻报道上。

抗美援朝时期，涌现出了典型报道的名篇之作。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军在仁川登陆，截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进部队的后路，将战火烧到我国东北鸭绿江边。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建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作战。许多新闻记者随军赴朝，进行战地报道。受战争环境、通讯条件的限制，采写和刊发时效性强的战地消息十分困难，而通讯、报告文学等新闻题材得到了广泛运用。短短二三年时间，《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通讯报告作品。其中，涌现出了典型报道的名篇，如《不朽的杨根思英雄传》、《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烈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最可爱的人”在社会被广为传诵，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情绪，有效地配合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开展。

步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典型报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做主，一个期盼已久的、统一的新国家展现在人们面前。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吸引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胜利的鼓舞、翻身的喜悦，使全社会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激情燃烧，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十分高涨，中华大地万象更新。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文化上的高度一致，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为典型报道创造辉煌奠定了基础。在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一批先进典型人物大量涌现，如对工业化进程中的孟泰、王崇伦、郝建秀、王进喜、马恒昌、张明山、向秀丽等，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耿长锁、李顺达、任国栋、杨显廷、郭玉恩、王玉坤等典型的广泛宣传，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媒体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典型人物，雷锋、焦裕禄、邢燕子、吴吉昌等典型个人，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寨、大庆等典型集体……”以雷锋、焦裕禄典型人物为标志，典型报道的社会传播效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雷锋、焦裕禄成为典型报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型人物。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几年间，极“左”思潮蔓延，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的发生，给新闻宣传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典型报道夸张、虚假的失实报道上。在政治高压下，典型报道不断放出“粮食高产卫星”、“钢铁产量卫星”，对极“左”的思想路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综观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间十七年的典型报道，呈现的是“U”字形的发展曲线。如果把抗美援朝的典型报道和上世纪60年代初雷锋、焦裕禄的典型报道看作两个高峰的话，那么，“大跃进”、“反右”时期的典型报道则处于两个高峰之间，处于这个曲线的底部。

然而，这一时期“典型引路”的观念却得到进一步强化。1953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党内指示时，要求在报纸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该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同年3月，毛泽东批示：“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954年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报纸应该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注意宣传推广生产中的先进典型和重要成就。”在这些思想的作用下，“这个时期的典型报道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得到发展，报道观念得到了强化，典型宣传的主要目的是给受众提供一个照着做的范例，可模仿性和可操作性是这种典型的第一要求，因此基本选择了与人民大众贴近的模范人物”。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典型报道成为衡量媒体宣传质量的重要标准。

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基本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完善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贫穷落后，客观上需要用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精神激励人们建设家园。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高度集中，使人们的思想认识趋于一致，社会的规范和典型示范具有“魔弹”般的效应。正如陈力丹所说：“随着思想挂帅、突出政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其中伦理道德的色彩更加强烈了，原有的典型报道的单一思维，愈发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和反革命等等政治范畴纳入公与私、善与恶、爱与恨的对立和斗争中，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现时代的政治内容。对旧社会黑暗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的向往，唤起和培养了对革命、道德、自我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的热情与信任。”这时期的典型人物大都吃过旧社会的苦，感受到新社会的甜。他们阶级立场坚定，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情。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成为道德修养的楷模，新社会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公而忘私、利他助人的价值理念在他们身上得到了生动、鲜活的体现。

另外，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已经不满足对典型人物“事例”的串联，不再追求质朴和平铺直叙，而是注重对典型人物精神境界的提炼和概括，由此典型人物出现“神圣化”的倾向。如雷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俭朴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而他有英格牌手表、皮夹克、毛料裤的事实被新闻报道“合理”地舍弃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典型报道发展进程中，图解政治、公式化、绝对化的弊端已经悄然生成。尽管当时人们还没有警觉，但在而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典型报道演化成“高、大、全”和“假、大、空”，典型报道的公信力受到重创。“十年动乱”时期的典型报道。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后期，典型报道进入“畸变期”、“伤痕期”、“悖论期”。“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来，党内“左”的思潮膨胀，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与此同时，“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完成了从新闻到‘阶级斗争工具’的演变”。

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声势浩大，但宣扬的价值观念却与社会发展的主流背道而驰。典型报道成为“四人帮”兴风作浪的工具，典型人物如“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英雄黄帅”成为政治风云人物、打人的“政治棍子”。“六厂二校”、大寨的典型报道铺天盖地，营造了浓厚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舆论氛围。“从新闻角度看，典型报道以定型化、‘十全十美’化、极端化为特征。以‘假、大、空’办法塑造‘高、大、全’的典型形象；典型人物完全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典型被主观地赋予整个阶级的全部精神要素，成为整个社会绝对遵从、永远遵从的样板。”

典型报道的政治极端化、新闻宣传模式化、典型人物完美化，使典型人物的榜样引领作用发生了畸变。“当典型报道的功能被无限夸张脱离了社会生活时，在其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假象之后，是民众对神话人物的冷漠、反感甚至鄙视。如此出现了一种奇特景观：宣传轰轰烈烈，民众虚拟模仿，但典型报道的社会功能基本未能实现，报道宣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背道而驰，毫无说服力与感召力，这种典型报道与其说是整合社会，不如说是离散社会。对样板的模仿日益形式化，榜样示范变为榜样扮演。”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对典型报道的指导性、权威性造成了严重伤害。人们不再被典型人物感动，典型报道的虚假、夸张引起人们对典型报道的怀疑和鄙视，典型报道的公信力消失了。

典型报道在“十年动乱”中跌入谷底，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治和道德被混为一谈，人们的政治态度被直接等同于道德品质。”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盛行，理论是非颠倒，新闻规律与党性原则遭到践踏，典型报道不可避免地陷入面目全非的境地，很难涌现出符合大众精神需求的典型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典型报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典型报道经过了“复兴期”、“繁荣期”、“创新期”的阶段。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反思”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是典型报道的复兴阶段。

新闻战线同全国其他战线一样，从噩梦中苏醒，开始走上正轨。1979年，《要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的典型报道，对当时的拨乱反正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标志典型报道进入了复兴阶段。据统计，新时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人。

这一时期典型报道的领域拓宽了。此时，典型人物由原来多是工人、农民、军人，扩展到了企业家、优秀知识分子。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典型人物，如陈景润、蒋筑英、罗健夫、邓稼先等。知识分子出现在典型报道中，这在“十年动乱”时期的新闻宣传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分子典型人物的出现，既是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需要，也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培育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浓厚氛围，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一批企业家和改革人物进入典型报道的视野，如步鑫生、马胜利、鲁冠球、关广梅、年广久等。虽说这些典型人物有的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议，但典型报道已经摈弃了“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模式，虽然报道没有给出简单的是非判断，却对启发人们的理性思考，打破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典型报道开始注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和引导。针对改革开放初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崇洋媚外等思潮的侵入，社会上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对党的领导发生怀疑的状况，党中央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重要日程，一批新时期的道德楷模出现在典型报道中，如张海迪、朱伯儒、赖宁、张华、赵春娥，以及第四军医大学华山抢险队、中国女排、中越反击战英雄等。其中，张海迪这一典型社会影响较为广泛。张海迪拖着残疾的身躯，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毅力向命运抗争，谱写了感人的生命之歌，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与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把十年动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心理相吻合，起到了激励、鼓舞的作用。应该看到，由于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这时的受众不再简单地接受典型人物的“榜样示范”了，而是对新闻报道的典型人物给予多角度的审视，从而反映出广大受众自主意识的觉醒。比如解放军大学生张华，为救一名老农而献身的事迹，就引发了一场“大学生救老农值不值得”的讨论。而个别媒体典型报道引发的讨论，出现了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倾向，对社会舆论造成了不良影响。

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从简单的业绩宣传、事迹叙述，发展到注意揭示典型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典型报道注重用事实说话，有了用细节塑造典型人物的意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年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报道的三位作者——穆青、冯健、周原，20年后再度合作，采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突出表现反腐倡廉、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主题，将典型报道的思想内涵引向纵深，表现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价值理念。同时，上世纪80年代初的“渤海2号”事件的负面典型报道，说明了新闻宣传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前提下，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对社会热点问题给予的关注和探索。负面典型报道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现实生活，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当然，这一阶段的典型报道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弊端。虽说典型报道纠正了“假、大、空”，叙述用事实说话，但典型报道中的直接议论较多，说教味道依旧浓厚；典型报道的受众意识还不强，以情动人之处还欠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是典型报道的反思阶段。

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典型报道迎来了“春天”、步入复兴不久，就再度陷入低谷了呢？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基础发生了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猖獗，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潮泛滥，社会上鄙视远大理想、蔑视崇高精神、热衷崇洋媚外等思想膨胀。“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在我国获得较快的发展，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加之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不可避免地遭受冷遇。”典型报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典型报道的舆论引导功能、榜样的力量还能否延续下去？社会各方面对典型报道的质疑和讨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新闻业务研究的范围，成为新闻宣传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遇到的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实际问题。

1987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要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各级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和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1989年11月，中宣部举办新闻工作研讨班。江泽民代表中央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强调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基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李瑞环发表了《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用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英雄业绩来教育人民，实质上也是我们党实现领导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总有一部分先进的人走在前头，他们创造的较高劳动生产率、先进工作方法，他们在这种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道德风貌，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从而肯定了典型报道的意义、地位和功能，对而后典型报道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新闻宣传推出了一系列典型。这些典型人物有栽树“还账”的马永顺、抗洪殉职的党员干部张鸣岐、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水电修理工徐虎、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好支部书记王廷江、户籍民警邱娥国、我党我军宗旨的模范实践者李国安、好军嫂韩素云、抗洪英雄李向群等。以新华社1994年对先进人物的宣传为例，“从发稿数量到社会影响，可以说是近十多年来罕见的”，“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典型选取的领域、行业更加开阔。典型人物由过去的劳动者，逐渐扩展到知识分子、党员领导干部、农民企业家、公安民警、个体工商户、水电修理工、公共汽车售票员等，典型人物呈现多样性、多类型、多层次的特点。其二，典型人物“神圣化”的色彩逐渐淡化。典型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得到揭示，人物个性鲜明。如对孔繁森的报道，不仅展现了他的高尚情怀，而且还涉及了他对老母亲不能尽孝、对爱人不能尽心、对孩子不能尽责的愧疚，超越了以往典型报道仅仅报道业绩、成绩的局限，拉近了与受众的情感距离。其三，典型人物的精神品质得到深入挖掘，折射出时代精神的亮点。如对企业家、改革探索者的报道，把典型人物放在社会环境中、置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既反映了典型人物的理想信念、拼搏进取的精神品格，也表现出他们勇于改革、更新观念、开拓进取、探索新路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得到传播，开拓了受众的思路，对多层次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四，传播方式趋于多样化。典型报道由过去的通讯、消息、评论等简单方式，向特写、故事、图片、连续报道、专题、专栏讨论等多种方式转变。传播典型报道的媒介也由报纸、广播为主，发展为报纸、电视、网络多媒体的共同参与。本世纪初以来，典型报道步入勃发、繁荣阶段。

本世纪初以来，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理念，如舆论引导能力纳入党的执政能力、“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理念，以及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等，对典型报道、典型宣传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党的主流媒体加大了典型报道的力度，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典型人物。其中有：包起帆、李向群、吴仁宝、宋鱼水、牛玉儒、郑培民、冯理达、华益慰、任长霞、王顺友、丁晓兵、杨利伟、潘作良、牛玉新、经大忠、方永刚、张云泉、吴登云、洪战辉、谭东、沈浩等等，一大批典型人物不断涌现，从正面回应了社会上的各种错误思潮，有效引导了社会舆论，树立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坚定了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弘扬了社会正气，卓有成效地引导了社会舆论。

本阶段的典型报道高潮迭起，呈现典型人物范围扩大、更加关注普通人、典型人物“走下神坛”得到普遍认可的特征，典型人物更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新时期的典型报道推出一系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员领导干部。比如，《人民日报》2002年10月14日第一版刊发的通讯《公仆本色——追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和《情切切意绵绵——亲人眼中的郑培民》，把党的模范干部真正作为既崇高而又平凡的人去解读，更多采用平民视角、突出人文理念，表现典型人物与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使受众感到可亲、可信。《人民日报》2004年6月3日第五版刊发《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长的楷模任长霞》，既写任长霞对工作的责任心、对老百姓的仁爱之心，也写了任长霞的爱美之心，展现了女性柔弱的一面，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对新时期典型报道的理性认识和对典型人物人性光辉的深刻感悟。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在本阶段，典型报道在可读性、可信性方面有所提升。人物真实，富有人性，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触手可及的‘人’。人们可以大致感受到党的十六大以来（2002年）典型报道所出现的诸多变化：更注重报道的精心策划和优化整合，从诠释作者理念转向展示人物本身，努力进行细节化、情节化写作，注重活生生的人具有的情感和心理，典型报道的选取标准趋于多元化。”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典型报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积极的探索，可圈可点之处颇多，积累了值得总结的可贵经验。

典型报道媒体联动，逐渐形成报道日常化和规模化的统一，是这一时期典型报道的突出特点。典型报道在形式和手段上，加强了策划，在时机选择、社会反响、受众反响、互动引导等多方面，进行了精心组织和安排，既注重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还吸纳网络媒体、都市报加入到典型报道的行列，使重大典型报道呈现多层次、多侧面的格局。典型传播的方式趋于多样化，除媒体的传播，还创新推出了大型报告会、宣讲团、网络互动等多种形式。

毫无疑问，本世纪初以来的典型报道已经有了许多改进，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是它也有始终不变的方面。“例如：始终体现时代的最强音，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思想行为所提出的要求；始终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中正面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倡导、弘扬，力图发挥凝心聚力和引导人们见贤思齐的作用；始终包含着比较多的宣传性的成分。”这些不变的方面构成典型报道的特质，只有对这些特质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才能解读典型报道经过曲折而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

总之，“中国典型人物报道经过数十年的磨炼和洗礼，已渐渐获得新的生机，而不是一些人所预测的‘式微’和‘消亡’。尤其是近几年，很多典型人物尤其是重大典型人物报道，因报道规模大、覆盖面广、穿透力强，为人称道，成为家喻户晓的典范”。新时期典型人物的精神品格，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潮流，是社会主流意识的方向性标志。

综观典型报道近70年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新闻媒体报道的许许多多先进典型人物，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学习的榜样。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黄继光、甘当螺丝钉的雷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工业战线的铁人王进喜、淘粪工人时传祥、向命运挑战的张海迪、勇攀科学高峰的陈景润、优秀知识分子蒋筑英、把生命献给援藏事业的孔繁森、致富带头人吴仁宝、党员干部的楷模牛玉儒、当代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航天英雄杨利伟……成为中华优秀儿女的英雄群像。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事迹一起，清晰地印在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脑海中。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就是伴随着这些英雄的名字、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成长起来的，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些典型人物也是耳熟能详。这些典型人物的精神品质，潜移默化地教育、鼓舞和规范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到了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典型人物所体现的精神品格和高尚情操，诠释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典型人物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各方面的杰出代表。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了祖国的繁荣强大，为了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用辛勤劳动的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他们的事迹所体现出来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奋发进取、勤劳勇敢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我们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和力量源泉，成为我们民族值得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三，典型人物报道始终是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集中体现。在主流媒体的新闻作品中，典型人物报道始终是“重头戏”。这不仅因为典型人物报道社会影响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主要是由于典型人物报道紧密结合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以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回答人们的各种疑问，从而发挥舆论正面的引导作用，而且典型人物报道往往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一定历史阶段中心工作的要求，对全局工作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常常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当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既是对雷锋典型的肯定，也是对学习雷锋活动的推动。换句话说，典型人物报道常被看作新闻媒体的“拳头产品”，是政治色彩、宣传色彩浓郁的新闻宣传形式。“典型宜多，综合宜少”便一直是我国主流媒体的优良传统。

第四，典型人物报道是党领导的新闻媒体用来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毛泽东十分强调要善于通过典型事例的报道来引导群众、推动工作开展。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劳动模范的报道，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大生产运动，而且后来的典型人物报道一直延续了这种示范带动的功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典型报道在精神激励、舆论引导和典型示范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功不可没。（三）典型报道面临的窘境

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典型报道一直在党的主流媒体新闻宣传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宣传和树立“榜样”为目的的典型报道，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汹涌澎湃，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典型报道的“光环”渐渐退去，曾有过的“轰动效应”已很难重现，“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掩盖典型报道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潜在危机”。可以说，典型报道陷入了窘境。典型报道窘境的理论和实践表征

典型报道的窘境表现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两个层面。

在理论上，出现了“典型报道消亡论”、“典型报道淡化论”。1987年《新闻学刊》第一期发表陈力丹的文章，题目是《典型报道之我见》。1988年，他又发表《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他在文章中概述了典型报道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典型报道的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消亡”的论断。他认为，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以及我国当代报刊和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他还认为，我国典型报道的历史传统遵循鲜明的主观意识，具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新闻价值；典型报道的观念是建立在单线思维基础上，靠认识简单化、因果明确、社会组织机构信仰同步化而生存的，当“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出现大的变化，典型报道的危机便来临了”。因而，他提倡在新闻实践中“逐渐淡化典型报道”。该观点一出，新闻界哗然，由此掀起了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新闻学刊》专门开辟栏目，刊发讨论文章15篇。刘磊在《典型报道的挽歌》中对陈力丹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公众获取信息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日渐式微”。宣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典型报道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实际上是“虚假的繁荣”，其影响与当年的雷锋、焦裕禄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当然，更多的研究者基本否定了“消亡论”、“淡化论”，对典型报道倾向于基本肯定，认为应该加以改革和创新。

在新闻实践上，典型报道的影响力日渐衰弱。针对典型报道越来越难以产生“震撼”的效果，有的研究者认为，“称典型报道已不适合现代中国社会显属妄断，但原有的典型报道方式不如昔日那般奏效，则是新闻界内外的共识”。有的研究者根据统计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典型报道同前几个时期相比，典型报道的数量锐减，“尽管进入新时期以来，各个媒体加大了对典型人物报道的力度，但同辉煌的历史相比，仍然难望其项背”。还有的研究者用“非典型化”、“典型报道弱化”、“式微现象”来概括典型报道影响力的衰弱现象，认为典型报道正从人们关注的中心走向边缘。其实，典型报道的影响力是一种传播效果，归根结底是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典型报道影响力的关键不在报道的数量、规模，甚至不在典型报道刊发的版面位置，而在对社会成员的态度、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受众对典型报道的关注度在降低，对典型人物的反映表现出冷淡甚至怀疑，这才是典型报道衰弱的现实表征所在。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典型报道的数量和规模都堪称相当多、相当大，但是对受众的影响效果却难尽人意。“尤其与50—60年代的巅峰时期相比，其社会影响力的广泛与深刻程度都显得逊色。”这样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与典型报道的初衷相距甚远。来自部分受众的看法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出现，都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习惯于“一种标准、一个模式、一种思维”的社会环境，典型报道总会引起一呼百应的效果。而今，无论怎样对典型报道精心策划、周密组织，无论新闻媒体使用怎样的形式和手段，还是难以达到典型报道曾有过的传播效果。问题出在哪里？这里，不妨听听受众（读者）是怎么说的。

举例之一：《典型报道的受众心理实证研究》的作者丁迈，在北京、上海、郑州、昆明四个城市共调查了403个受众样本，并对个别受众直接进行了深层访谈，其中的一位访谈说：“我要对典型报道质疑，这是受众理性成熟的表现，不是以前那种一灌输，我就接受，我没有任何反应，但现在我会判断，我有这个媒介素养。这个报道很感动我，但我还要质疑一下这是不是真的，不像以前那样盲目接受了。”

举例之二：“飞龙在网”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致遵从穆青老热衷于搞树立榜样活动的人们》为题发表看法认为，“自从穆青老当年报道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并借焦书记之口说出了‘榜样的力量无穷的’伟大名言之后，这一伟大语录就成为后人们时常挂在口头上放之四海而皆准且颠扑不破的真理了。后来，人们就大树特树典型，大树特树榜样；再后来，就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一项经常性的活动了。再再后来，榜样也多了，典型也多了，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榜样的力量就不再是无穷，而是有穷的，最后则是贻害无穷了”。“网易博客景军荣”认为：“当一个真正的先进分子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大得足以让有人望而却步。君不见我们树立的先进模范人物大多数不都是累死在岗位上吗？都是死了以后才被大家发现，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作为普通人，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享受生活的快乐，而不是去干惊天动地的事业。这是人存在的根本！看来靠树立先进典型带动面上整体推动的工作方法应该休矣，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漂亮的谎言！”

举例之三：

2009年11月24日《甘肃日报》文摘，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为题，摘发2009年8月19日中国新闻网的文章，该文章认为：“……示范伦理的‘兴’映衬出规范伦理的‘衰’。这是一个说教的主题已经用尽的时代，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今日的各种口号，规范虽然仍在提供生活指南，但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这样的困局表明，规范已经被彻底掏空了道德意义和指导生活的功能。也正因如此，示范伦理才成为一些人眼中救治道德困境的一剂良方。”“可是问题在于，道德楷模的感染力是随着时空尺度的拓展呈递减趋势的。道德楷模必须活生生地嵌置在每一个具体入微的熟人共同体中，唯独他的善良是你我亲眼所见，他的勇敢是你我亲耳所闻，才有可能因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反之，当道德楷模们四下穿梭只为陌生的人群巡回演讲时，哪怕听者动容闻者啜泣，得到的可能也是虚荣大过光荣。……”

当然，这些观点不一定反映出所有受众对典型报道的态度和看法，也不代表发表这些看法的媒体的观点，但是从中可以发现，典型报道“一呼百应”的传播效应风光不再了。这说明，受众对典型报道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受众认知能力的增强和主体意识的提高，榜样的示范效应在持续弱化；受多种价值观的影响，受众（当然不是所有的受众）对典型报道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逆反心理。典型报道面临窘境的原因

新闻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典型报道是新闻报道形式之一。典型报道面临窘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对典型报道面临窘境的解析，也离不开这样的时代背景。

社会现实生活的变迁是典型报道陷入窘境的深层次原因。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这些特征做出了概括认为，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典型报道登上中国新闻大舞台时，当时社会还是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当典型报道出现辉煌时，我国社会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和统一。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结构简单，社会组织形式单一，利益格局不复杂，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旺盛。与之相适应，人们的思想活动缺少独立性，更没有选择性。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典型报道原有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在成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发生变化，突出显现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上。这是因为“具体主体的多样化（包括多层次性）、主体现实利益和需要的多样化、主体现实价值关系的多样性、动态性等基本事实，决定了不同主体的社会价值理想、价值标准不可能完全统一，价值取向、价值选择不可能绝对趋同。换言之，人们的社会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具体价值取向必然随主体不同、随主体发展状况之不同，而呈现出多向化、多维化、多层次、立体化、动态化的面貌。有多少主体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这些文化价值观之间不可能完全重合，不可能相互代替”。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典型在实践的中介作用显著与否，是以社会结构的简单与复杂为前提的。在结构简单、同质性强的社会，典型报道的效果就显著；在结构复杂、同质性弱的社会，典型报道的效果就不显著。这说明，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是典型报道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对典型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现实生活正由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利益格局单一的同质性强的社会，向结构复杂、社会组织形式多样、社会利益格局多元的同质性弱的社会转变，是典型报道遭遇窘境的深层次原因。

大众文化的冲击是典型报道陷入窘境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世界的每个角落。所谓全球化，通常是指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发展的过程和趋势。但是，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相关联的，全球化既包含经济的、科技的内容，也包含着文化的、信息的内容。外来商品无论是质量、技术，还是交易方式、贸易规则，甚至到产品的包装、质量标准等等，无不与该产品生产国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和价值理念有着紧密的关联，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世界范围经济交往的过程，同时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和碰撞的过程。大众文化的应运而生，体现的正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带有共同特征的情绪、趣味、感受和体验，是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以流行音乐、畅销小说、商业影视剧、时尚休闲报刊、服装模特、MTV和商业广告等形态出现，以新颖、时尚、媚俗、流行的漂亮外表吸引人们的眼球，以利润最大化为赤裸裸的目的，以批量生产的方式涌向文化消费市场。这些文化产品通过媚俗和滥情迎合大众的平均情趣，以幻想、浪漫、轻柔、缠绵、古怪、离奇等情节和形式做包装，满足大众的娱乐消遣心理，具备典型的世俗性、商业性、娱乐性、快餐式的特征。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大众文化产品更具扩张力和对市场的吞噬力。

当代大众文化在中国出现较晚，但发展迅猛。如今的文化市场基本是大众文化的天下。大众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给文化市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在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大众文化对典型报道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的存在和发展使典型报道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和多彩，让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给典型报道发展带来了契机；另一方面，它又给典型报道带来严重的冲击，极大地削弱了它的传播效果。”典型报道以树立榜样作为宣传报道的理性诉求，凸显的是现实生活中先进典型人物的高尚思想境界和崇高精神品质，以先进人物的事迹打动受众心灵，达到教育、引导的目的。而大众文化重视的是受众的感性刺激，不强调精神境界，不在乎文化品位，迎合受众的世俗心理和趣味，表现为适合平民、迎合大众的平庸化，提供给受众的是娱乐和消遣。典型报道既反映、维护并服务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还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大众文化远离主流意识形态，注重的是文化消费，强调受众的情绪、感觉、消遣和娱乐，迎合世俗和时尚，在大众的消费中赚取金钱。典型报道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形成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价值取向，与大众文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在大众文化的视阈中，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了。大众文化的扩展和蔓延，给人们带来轻松愉快，但也使人们对生活的感知停留在表面。由于大众文化远离对崇高理想的理性追求，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和主张，因而，或多或少地对人们共同价值目标的追求具有消解的作用。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对处于主导文化地位的典型报道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典型报道的有效性、传播效应受到影响。

社会文化价值观的个性化、多样化是典型报道陷入窘境的直接原因。进入21世纪，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进一步深入，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促成了社会具体主体的多样化、多层次化。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带来的碰撞愈加激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的个人更是会随着自己的信念、利益、需要、兴趣、条件、能力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社会职业，追求相应的生活样式，培养不同的兴趣和爱好，与不同的朋友交往娱乐，从而表现出自己独特、丰富的个性。”文化价值观的这种个性化、多样化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众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新闻媒体对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典型报道直接影响、决定受众的文化价值判断和取向，受众比较容易认同典型报道，认同典型报道倡导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带来的是受众认知能力、自主独立意识增强，群体意识和趋同模仿意识减弱。受众的道德观念、心理需求、审美意识、价值取向等呈现多层次的结构状态，人们对媒体提供的信息增强了判断力，具有了独立思考和自我选择的意识。在这种情形下，受众对典型报道倡导的社会风尚和学习榜样的舆论引导发生了注意力的转移，对典型人物身上的崇高精神和高尚道德品质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习惯于从自我意识的角度从中取舍和评价。部分受众道德迷失，价值观念扭曲，崇尚英雄的情结淡化。受众文化价值观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出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忽视个体的突破。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显著增强，直接导致典型报道的传播效应、影响力的减弱，反映在受众接受典型报道的心理上，体现为典型报道倡导主流价值观念的共性与受众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矛盾冲突，典型报道树立的榜样与受众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矛盾冲突，典型报道的舆论引导与受众逆反心理趋向的矛盾冲突。典型报道的传播效应、树立榜样的示范效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传媒结构多元、媒体操作失当是典型报道陷入窘境的主要原因。社会变革对新闻媒体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新闻媒体的结构、传播理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个国家的国情——它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构成了大众传媒的具体的生态环境，它决定着传媒制度、传媒能够达到的发展水平以及操作理念、运作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新闻和整个新闻事业获得历史性大发展。“截止2006年年底，中国有近2000种报纸，日发行量近9000万份，占世界报纸日发行量的20％，总发行量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报业大国；期刊8000多种，期发行总量也居世界首位；广播电台、电视台各有2000多个频道，拥有10亿多电视观众，成为世界广播、电视大国。至2008年2月，中国网民数达2.21亿人，普及率超过16％，成为互联网上‘第一人口大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出现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媒体的发展、传媒的多层次性，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满足了不同层次受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受众面对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的选择性增强，新兴媒体比传统媒体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主流媒体与以往相比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在媒体激烈的生态竞争中，媒体向分众化、对象化方向发展，媒体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依托主流媒体传播的典型报道在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失去了往日传播效应的辉煌。主流媒体传播渠道“独霸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受众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媒体获取信息，主流媒体原有的受众被分流了。面对媒体格局的变化，在应对社会舆论的多层次特征方面，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出现了许多的不适应，作为传统新闻宣传形式的典型报道出现了影响力弱化的现象。在市场激烈竞争的生态环境下，主流媒体出现了被“边缘化”的现象。主流媒体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和保障经济生存的双重压力，为了跟上市场的变化，新闻的信息特征、信息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政治性强、宣传色彩浓郁的典型报道受到冲击和影响。

媒体报道操作上的失当，造成了受众对典型报道的不信任、怀疑甚至反感。时代的发展进步，对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主流媒体在典型报道的操作上忽视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依旧按照传统的惯性思维方式操作典型报道，就会对典型宣传造成损害。例如，2006年12月23日，《农民日报》刊发了《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的典型报道，报道分“铁腕治干”、“百官共廉”、“民为父母”和“各方评说”四个部分，字数近7000字。该文作者曾是擅长于做批评性、争议性报道的记者，他原本是想去“找茬”，继续做“争议性报道”，不承想在采访中却被当事人深深感动，因此破例写出他自认为挖出了“新时期焦裕禄”的典型报道。而参与报道的通讯员也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也许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工作。孰料，报道在网络上却遭遇了“口水纷纷”。在西祠胡同、天涯社区、沙洋吧、荆门网、凯迪社区等论坛，很多网民都认为该报道“太肉麻了，受不了”。有人说这是“以文媚官”，一个网名为“无向羊”的天涯网友甚至讥讽道：“为何不在文尾加———黄爱国书记万岁！？”一石激起千层浪，惹人眼球的帖子引来传统媒体的关注。2007年2月9日，《青年周末》刊登《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一文，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激起强烈反响，一篇典型人物报道遭遇“滑铁卢”事件顿时成为一个议论热点。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贵认为，“这篇报道给人感觉是泥不够水来凑。在典型事迹的选择和挖掘上不够深入，写得太全面，又想把他写得十全十美，反而容易引起人反感”。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刘建明认为，造成这篇报道不能感动读者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社会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如果传媒表扬了一个人，很多人就是无来由地会反感……现在哪怕出现真实的报道，人们也会认为，这是假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责任不在于媒体，也不在于被报道的对象，更不在于受众，而在于过去假典型报道的思维惯性。“黄爱国”典型报道遭遇尴尬的事例，是典型报道窘境的典型案例，其中与媒体典型报道观念陈旧、操作失当不无关系。

应该看到，尽管主流媒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典型报道的传播方式、报道理念、典型事迹的挖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与社会发展、受众需求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具体表现为程式化、模式化，典型缺少个性、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典型材料挖掘不到位，时代精神没有得到凸显，习惯于“观点+例子”、“人物+事迹”的简单组合，图解政治理念；给典型人物贴“标签”，随意拔高、以偏概全，追求典型的完美；缺少人文精神，没有人性关怀，片面烘托典型人物的悲壮，似乎非死即残才是榜样；行文缺乏生动鲜活的语言，典型人物满嘴豪言壮语，假话、空话、套话充斥全篇；报道节奏掌控欠佳、应景之作泛滥等等，媒体操作上的失当对典型报道的传播效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二、典型报道研究的现状

典型报道是中国新闻报道的传统报道方式。那么，典型报道的渊源在哪里？为什么西方新闻报道没有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在我国却经久不息、历久弥新？在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迁的今天，典型报道还有没有生命力？支撑典型报道生存和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典型报道到底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功能？等等。关于典型报道的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一）分歧与争论“相对来说，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典型报道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和分歧是：关于典型报道渊源的争论

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认可。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问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的“典型宣传”，其源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统的继承。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年）。

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吴廷俊、顾建明认为，“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关于典型报道命运的争论

学者陈力丹在《新闻学刊》1987年第1期发表《典型报道之我见》，文章阐述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典型报道的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的论点，宣告“典型报道危机”的来临。此观点一出，在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不管人们对陈力丹的观点赞同与否，他的文章引起了关于典型报道命运的讨论，客观上促进了典型报道研究的深入。关于典型报道命运的争论形成三种主要观点：

一种意见是对典型报道的肯定。有学者认为，“不能因迷信的可笑而否定了信念和信仰——所谓信仰，就是对某个典型或某种主张、主义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绝不能因为典型报道的某些失误而否定其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重大作用”（张仲彩，1989年）。“新闻离不开典型”，“典型报道还需要加强而不是淡化或取消”（李庆民，1989年）。“典型报道与时代精神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如果说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那么它将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刘云平，1989年）。典型报道的理论支点应该是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其观念并非独立存在，“它涉及到我们对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的认识”（萧体焕，1990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典型报道虽然是针对个别的，但是人们从典型报道的个别来认识一般，领悟共性，获得体验，是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的（刘国强、朱清河，2005年）。“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何光，1998年）相关研究的主要文献还包括：安岗（《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先进典型和反动典型作了辩证分析；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作了论述；余小葡（《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1987年）对典型的选择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对典型报道的几种观点作了概述，评价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绩并分析了其中的弊端种种；李良荣（《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典型报道》，1999年）则对新闻典型的共性与个性作了辨析，强调了新闻的时代性。

另一种观点是对典型报道的基本否定。陈力丹认为，我国典型报道的历史传统遵循鲜明的主观意识，具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新闻价值；典型报道的观念是建立在单线思维基础上，靠认识简单化、因果明确、社会组织机构信仰同步化而生存的，当“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出现大的变化，典型报道的危机便来临了”。他提倡在新闻实践中“逐渐淡化典型报道”。还有人为典型报道唱起了挽歌。刘磊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典型报道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实际上是“虚假的繁荣”，其影响与当年的雷锋、焦裕禄不可同日而语。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也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缺乏新闻性的典型报道在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尽管日前媒体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报道的没落已经呈现不可挽回的趋势。

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典型报道的改进和创新。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倾向肯定基础上的改进和创新。代表性的观点有：张威（《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2005年）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典型报道的渊源，分析了各历史时期典型报道的特征，认为“作为正面报道最高表现形式的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典型报道趋于走低，其优势逐渐让位于调查性报道、热点报道等。不过，典型报道在中国远没有全面崩溃，它只是失去了在新闻报道中的统领地位。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只要理想主义还存在，只要正面报道还存在，典型报道就依然会存在”。李良荣（《论典型和典型报道》，2003年）分析了典型报道的内涵和发展的曲折历程，认为典型本身对人们规范性的榜样作用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开放型的心理文化要求产生了冲突，提出“面对新时期的新读者，传统的典型报道必须研究新问题，大胆进行改革”。汪家驷（《论典型报道》，2007年）对典型报道的选择和挖掘、文体和表现、策划和创新进行分析，认为“典型报道是一个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新闻宣传手段。如何使之常出常新，影响深远，是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懈探索的课题”。丁柏铨、徐志萍（《报纸典型人物报道的演进》，2007年）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典型报道做了阶段划分，提出新时期典型报道应该注意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等等。

对典型报道命运的争论远没有结束，其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和深入之中。关于典型报道社会功能的评析

典型报道的社会功能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探讨促进了对典型报道意义、地位的认识。典型报道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服务政治、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秦天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引导舆论的作用》，1996年）认为，用榜样的力量鼓舞人民、教育群众，能够较好地发挥媒介引导舆论的作用。孙玮（《典型报道的社会功能》，1997年）认为，典型报道“倡导党和政府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具有社会整合、榜样示范、时代象征的功能。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典型报道仍然具有承担这些社会功能的必要性。榜样的示范应该切合、贴近群众的需要，才能有示范的效应。温进玲（《论典型人物报道对社会的教化作用》，1997年）认为，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对社会行为具有感染、激励、调节矫正和陶冶情操的舆论引导作用。龚鹏飞（《从今年来典型人物的宣传看舆论引导》，1997年）对宣传的典型人物进行了分析，提炼出这些典型人物的精神本质，认为这些精神本质特征体现了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还有学者对典型报道实现舆论导向所应具备的要素和遵循的原则进行了论述，认为典型选取不管如何多元，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引领方向（参见《典型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舆论导向的一元化》，《新闻战线》1995年第9期）。关于典型报道的新闻务实性研究

如何使典型报道更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如何改进典型报道，增强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典型报道的出路在哪里等，是典型报道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一直备受新闻界的重视，许多研究成果也相对集中地体现在这些方面。与典型报道理论研究的层面相比，这些探索成果更注重操作层面的务实研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对典型报道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反思、对典型报改进的思考、对典型报道成功案例的经验总结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研究者对典型报道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随意夸大、任意拔高、追求十全十美，造成典型人物脱离群众；典型人物只有抽象的共性，没有鲜活的个性，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使受众对典型报道望而生厌；典型报道采访不深入，牵强附会、简单肤浅，图解政治理念，过于体现功利色彩；缺乏新闻性，缺乏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损害了典型报道的影响力。针对典型报道存在的这些问题，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改进和创新的意见和建议。从典型报道的选择、典型报道的形式、典型报道的价值、表现手法、情感因素的运用、报道的基本原则等多侧面、多角度进行了探讨。1998年4月，由《新闻界》杂志主办的大型“典型宣传研讨会”召开，与会者围绕“如何提升典型报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一问题深入展开讨论，使典型报道的新闻业务研究得到进一步延伸，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进入本世纪以来，研究者对典型报道的指导性、代表性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更加强调提炼典型报道的时代内涵，反映重大时代主题，唱响主旋律。典型报道的可信度、传播效果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对典型报道要尊重新闻规律、注重社会环境变化、满足受众多层次需求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提出应该关注典型报道由“传播者为主”向“受众为主”的转变，从而使受众的地位得到凸显。

近些年来，研究者十分关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典型报道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成功经验。有学者将新时期典型报道的演进做了阶段划分，分析各个阶段典型报道的特征，指出典型报道的变化带给人们的启示和思考。与此同时，重大典型报道的成功经验得到及时总结和归纳。2004年中宣部新闻局对许振超典型报道的总结、对任长霞典型报道的总结等，在典型报道的策划组织、传播方式、媒体协作、运作机制等许多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典型报道的改进和创新积累了成功经验，从中体现的典型报道新理念使人耳目一新。

除了新闻业务研究论文之外，近几年还出现了典型报道研究的理论专著。如：聂茂、张静的专著《典型人物报道论》（2008年），从典型报道的理论渊源、时代意义、式微与缺失的原因、党报与都市报的典型报道之比较、海峡两岸报纸文本比较等角度，做了较全面的阐述。朱清河的专著《典型报道：理论、应用与反思》（2006年），较全面分析了典型报道面临困境的原因，对典型报道的出路和改进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丁迈的专著《典型报道的受众心理实证研究》（2008年）借助心理学的理论框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解读受众在接受典型报道时在动机、态度、行为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使典型报道的实证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和创新。

从以上对典型报道研究状况的粗略整理来看，典型报道作为中国新闻界的重要报道方式，始终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者对典型报道给予极大的热情，倾注了心血。随着时代的进步、典型报道新闻实践的发展，典型报道研究成果不断得到丰富，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学术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高。相比较而言，理论研究较多集中在典型报道的渊源、典型报道的命运之争、典型报道的舆论引导功能、典型报道的受众心理分析等方面，其基础性的学术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总体的理性分析框架还不很清晰，数量不多，更缺少厚重的理论研究成果。务实性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较多集中在典型报道理念创新、存在问题分析、表现手法的改进、运作经验总结等方面，显得零乱、分散，且多居于表层。

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了典型报道的社会功能，并且很敏锐地发现了典型报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提出典型报道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的观点，但是观点只散见于个别的论述之中，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对此做比较系统、完整的阐述。（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阈

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决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以及四个方面内容的概括，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区别不同文化形态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融入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在所有社会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提供了思想根基，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

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都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体系。而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完善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在核心价值观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达到对其科学化、系统化的认识，才能形成“体系”上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表明我们党在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深化。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包容的体系、开放的体系、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会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什么是“核心价值观”？什么是“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是指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念，它承载着共同体的理想和追求，蕴涵着共同体对世界、社会，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持的根本看法，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是价值观中的核心、主导观念。我们通常提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特指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是指构成核心价值观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结构，它强调的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指导思想的灵魂地位、共同理想的主体地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髓地位和道德规范的基础地位的内在结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是表述各有侧重而已。具体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无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一步升华和提炼，是核心价值体系在理论上的系统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相互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

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本质。”

也有的人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社会主义主旋律’，其实就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这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指以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形态出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论及其系统”。可见，这里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个概念等同看待的。

许多学者在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没有严格区分“价值”和“价值观”这两个基本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没看作是价值观的体系）。又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有人主张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词来概括，还有人主张用“以人为本”四个字来概括，也有人主张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8字的短语概括，还有人主张用“发展、为民、共富、和谐”等词来概括，甚至可以根据中央文件概括的四个方面内容再进一步扩展。以上提到的诸多词语，明显是价值范畴，而不是价值观。实际上，这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层面的问题相混淆了。这表明，在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同时，还涉及对社会主义价值，特别是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对价值体系的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从价值、价值观的概念含义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内容的明确概括，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信念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观，坚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神状态观和精神风貌观，以及坚持“八荣八耻”的行为规范观，都属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典型报道的深入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精神之魂，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撑。在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价值观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对其他层面的价值观起统领、统摄、支配的作用。新闻观、新闻价值观等一系列新闻工作观念，作为新闻宣传报道中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标准，必然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统摄和支配。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现实生活究竟需不需要典型报道？典型报道这种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经久不息的价值根源在哪里？典型报道有着怎样的价值属性？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以怎样的方式统领、统摄和支配典型报道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也就是说，典型报道既是新闻宣传现象，也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仅仅从新闻传播和政治宣传的维度来认识典型报道，就显得不够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把人们对典型报道的思考引向了深入。

——新闻宣传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沿。作为主流媒体的新闻宣传阵地，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统领的“关键机构”，主流媒体生产的新闻作品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文化符号”的载体，天经地义要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典型报道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如何体现的？典型报道的新闻属性与政治属性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在典型报道的新闻宣传中如何把握这种关系？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阈来分析典型报道、提高典型报道的质量，能够更好地体现新闻宣传的时代精神，更好地弘扬主旋律，从而增强典型报道的影响力、引导力。

——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域中，典型报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为典型报道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典型报道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那么，典型报道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有什么样的价值功能作用？这些功能作用对人们思考典型报道的改进和创新提出了怎样的启示？站在社会核心价值的高度来认识典型报道的改进和创新，会给人们带来更多有益的启迪。三、本书的研究构想

尽管以往典型报道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总的感觉是缺少坚实的理论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典型报道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创造了条件。这里存在理论分析的线索：

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部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核心价值原则，以信仰、理想、奋斗目标为主要内容，体现社会主体的最高价值追求，通常以理论体系、学说做基础，以“主义”的形式来表达；第二层次就是核心价值观，是制约和影响评判、决策和行动的主导性观念，这部分内容是“主义”表达形式的具体化；第三层次是核心价值规范，表现为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指明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的方向和要求。因此，核心价值观在整个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新闻舆论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处的位置。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核心价值观总是由社会主流政治力量倡导，被社会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所尊崇，并具体渗透到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它既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既有现实性，又具有理想性。社会核心价值观既与执政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相关，又与大众的信仰体系相关。所以，弘扬、倡导、维护、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运行的主要内容。新闻舆论处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新闻宣传工作在推动经济发展、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先进典型的新闻宣传。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楷模。“他们虽然事迹不同，但都以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诠释了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极大的激励和感召作用。”广泛宣传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为人民群众树立起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楷模，让人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既是实践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期典型报道承担的使命。深入挖掘先进典型的思想和精神，使先进典型成为鲜活的教科书，能够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变得更具体、更生动，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受。

上述分析形成三个理论问题：一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二是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三是新时期典型报道的使命和创新途径。社会核心价值观属于政治理论层面，新闻宣传属于社会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典型报道则是新闻报道具体方式的一种。这三条理论线索并不处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但是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相互作用，构成了内在的体系。

本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在典型报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价值哲学的维度出发，采用内容分析法、文献研究法、个案举例法和比较研究法，借助价值哲学的概念，分析上述三个理论层面的相互关系，阐述典型报道的价值本质特征、价值取向以及价值功能，从理论上论述典型报道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典型报道改进和创新的途径。

本书研究框架示意图：

本书分为七个部分：引论、五个章节和结语。具体内容包括：

引论——典型报道的回顾篇。厘清典型报道的概念；把典型报道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回顾典型报道的历史演进过程，概述典型报道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展现不同历史阶段典型报道的特征；通过梳理典型报道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导引出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设计。

第一章——典型报道的价值意蕴篇。典型报道具有新闻属性和政治宣传属性的双重特征。典型报道本身既是新闻实践，也是精神价值的创造过程。典型报道的价值创造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挖掘先进典型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为社会广大群众树立榜样。榜样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而典型报道塑造（以文本形式作为表达的方式）的典型人物，成为满足社会主体精神需要的价值客体。社会主体的需要与典型报道创造出来的客体之间发生的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记者与先进典型人物事实之间、典型报道作品与受众之间、新闻媒体与典型报道形式之间等多重的价值关系。对这些价值关系的看法、评价和选择，形成了关于典型报道的一系列观念，对典型报道的认识、评价和操作，都是典型报道理念产生作用的结果。所以，分析典型报道的价值意蕴，是认识典型报道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

第二章——典型报道的价值选择篇。尽管从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属性角度能够说明典型报道在新闻媒体引导社会舆论中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或多或少给人以政治新闻学的空洞说教感，似乎在学理上缺少说服力。如果把典型报道理念置于社会多层次的价值观背景下就会发现，典型报道本身是社会丰富多彩的价值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典型报道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总离不开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范畴，总会受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制约和引领。不管多层次主体呈现的价值观多么丰富、复杂，社会核心价值观总是客观存在。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政治力量的倡导密不可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当然也在社会主流政治力量的作用之下，所以，典型报道的意识形态属性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以及典型报道的价值选择，就重合在一起了。这种重合对人们重新给予典型报道恰当的定位，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启示，典型报道有了明确的价值归宿。

第三章——典型报道的价值功能篇。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表述上是抽象的，但它又是具体的，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生产和生活方式、行为、语言、文化产品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正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观念形态的承载形式。也就是说，从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角度出发，典型报道具有社会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典型文化符号”的承载功能。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就是执政党牢牢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合理运用新闻规律和宣传规律，通过新闻议程设置的方式，培育和维护社会的“典型文化”符号。离开了这些“典型文化符号”，社会核心价值观就失去了表现形式，就难以给广大人民群众具体生动的价值观引导，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功能也无从发挥作用。

第四章——典型报道的价值创造篇。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既是重大的战略任务，更是一项长期任务。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必然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和丰富。社会实践活动既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产生的条件，也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基础。新闻实践活动是通过认知活动、传播活动来传递新闻信息、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的社会活动，新闻实践活动属于精神价值的创造活动。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式，是认识、反映先进典型人物的新闻实践。典型报道的新闻实践活动渗透着鲜明的价值因素，表现为传播者对先进典型人物、先进典型事迹、先进典型的精神境界等内容一系列的价值评价、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以及对典型报道价值功能的认知过程。典型报道的价值创造过程，就是典型报道新闻符号的创制过程，即通过新闻传播者的采访、制作和传播等环节，以新闻作品的形式满足受众精神需求的过程。典型报道的价值创造过程，是典型报道的价值认知过程、价值选择过程、价值创造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的统一。

第五章——典型报道的文本与受众篇。新时期执政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对新闻媒体的传播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直接关系新闻宣传的“福祸论”、“舆论引导能力论”等，都清晰地对典型报道发出这样的信号：过去以“传播者为本位”的典型报道，应该向“受众为本位”转变，受众的主体地位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视。典型报道是一种以教育和启迪大众为新闻理念，以代表性材料诉求一般性现实的宣传报道样式。受众对典型报道的态度、认可度、接受程度，不仅是典型报道传播效果的直接体现，而且是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直接体现，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统领作用的体现。体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报道宣传样式，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受众是典型报道文本的“宿众”。那么，从受众心理、认可度来分析典型报道的文本特性，是典型报道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结语——典型报道的价值展望篇。创新方式方法，使典型报道更加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是典型报道在新时期肩负的使命。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典型报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教育、引导和激励的社会功能。把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典型报道中，是本书研究的核心命题。

本书遇到的难点在于如何把社会核心价值观、新闻宣传、典型报道这三个处于不同层面的问题融合在一起，探索其中的内在联系，并在表述上具有清晰的逻辑条理。三个层面的理论有着各自的逻辑关系：

其一，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问题。构建的关键是由它自身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如果它本身没有任何社会功能，再如何构建也没有意义。揭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就要从科学理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说起，而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内涵的阐述，涉及到正确认识价值与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其二，新闻宣传工作是具体的新闻实践，从事其工作的社会实践主体虽然仅仅是社会一少部分人，但是新闻宣传工作的特点决定，新闻宣传工作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它自身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新闻宣传属于社会意识形式，具有明显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新闻宣传工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宣传工作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这种关系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否则就很难把握新闻宣传工作的方向。因所处的地位，社会核心价值观对新闻工作发挥着引领、统摄、支配的功能。但是，在具体的新闻宣传工作中，这种引领、统摄、支配的功能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新闻宣传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的新闻报道具有新闻和政治宣传的双重属性，只不过有的新闻属性更重一些，而有的政治宣传属性更重一些，两者并不总是以并列的分量出现，但有时也表现为单一性，像天气预报、发生自然灾害这样的新闻，很难说有多少政治宣传属性（但抗灾救灾的新闻报道就有一定的政治宣传属性了）。那么，新闻双重属性的背后，是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发生作用的结果。任何社会形态下的新闻报道都不能脱离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就是该社会意识形态直接作用的结果。所以，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新闻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文化的领导权”、“议题设置”权。新闻宣传也正是通过这种“权力”的作用，以自己的独特地位和社会职能，对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产生影响的。

其三，典型报道。典型报道这种具体的新闻宣传方式或新闻报道形式，处于上述两个理论层面之下，通常表现为业务研究和操作层面如何具体运作。所以，研究者习惯于从新闻业务的务实研究去认识典型报道，而不习惯或较少从理论的维度去认识典型报道的原因就在这里。而本书力图把典型报道纳入到上述理论层面之中去分析，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阈出发对其重新认识，增强典型报道问题研究的理论支撑，使典型报道的研究能够从“形而下”的认识，变为“形而上”的思考。

本书选择的思路是，以能够说明问题为目的，由社会核心价值观、新闻宣传到典型报道这样的逻辑联系，由理论层面从高到低的顺序，在理论层面上加以梳理，在论述上力图使典型报道的研究既脱离政治新闻学的空泛论述，也摆脱典型报道就事论事的表层化倾向，在增强典型报道研究的理论支撑方面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

第一章 典型报道的价值意蕴

无论是记者采访、写作典型报道，还是受众认知、评价典型报道中的典型人物及其事迹，记者和受众头脑中共同反映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没有报道的价值”和“报道对我（受众）有没有价值”的思考和判断——价值是问题的核心。

典型报道有价值，才有存在的必要。受众认为典型报道中的人和事对自己有价值，典型报道才算有效应。相反，典型报道也就失去了意义。对典型报道的价值问题应该给予理论上的足够关注和研究。

第一节 价值与价值观

人类关于价值的哲学意识渊远流长。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充分发展，价值的概念逐渐得到了科学的解释。正确理解价值的本质和特性，是科学理解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问题的起点和理论前提。

一、什么是价值

所谓“价值”，是来自人类生活实践的一种理论抽象。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哲学范畴的“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

谈到价值，我们所说的总是某一东西的价值，同时也内在地意指着这一东西对谁而言具有价值。因此，价值既不是纯粹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也不是完全内在于人的主观体验，而是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与此相对应，哲学的价值概念不是一个实体范畴，而是一个关系范畴，它只有在主客体关系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规定。只有当主体产生了某种需要，而客体又具有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属性时，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才能够形成，客体对主体来说才有价值。

也就是说，价值是反映客体（对象）对主体（个人、组织、共同体）的意义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事物的价值取决于主体与客体双方，是通过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只要人们谈论价值，就不仅要指明“何物的价值”，而且要指明“对谁的价值”以及“何种价值”。价值既是主体评价客体的出发点，又是这一评价活动的结果。

汪信砚教授在论述“哲学视野中的价值”时认为：

在作为客体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中，客体的属性是价值的载体，是价值的基础；没有客体的属性，价值也就无所依附，也就无所谓价值；主体的需要是价值的现实构成要素，它将客体可能的意义予以肯定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要的肯定和转化作用，也无所谓价值。所以，价值既不单纯是客体的规定，也不单纯是主体的状态，但价值却既依赖于客体又依赖于主体。

虽然主体的需要与客体的属性对价值的构成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能把双方的地位等同看待。在这里，主体的需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主体的需要决定着客体对主体是否具有价值，亦即决定着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形成和实现。当主体尚未产生某种需要时，客体作为客观对象并不失却其存在，客体的属性作为客观对象的属性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但它们却不会对主体具有任何意义，不可能成为对主体有意义的价值客体或价值属性。另一方面，主体的需要也决定着客体对主体具有何种价值，亦即决定着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性质和类型。客体作为客观对象往往有着多重规定，具有多方面的属性，而它到底成为何种性质和类型的价值承担者，则取决于主体需要的性质和类型。主体多种多样的需要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型，即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与此相对应，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或客体对主体的价值也就可以划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两个基本方面。

价值总是在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和实现的。人类以实践的态度和实践的方式认识世界、掌握世界，实践中的主体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主体的需要本质上就是主体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主体的需要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需要，同时，这种需要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满足。事实上，人类的社会实践，就是主体不断产生需要和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无限过程。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的需要也日益丰富化，人类的价值世界也不断地得到扩展。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凝结着中国古代和西方哲人对价值问题思考、探索的优秀成果。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古希腊时代，一些圣贤先哲们对人生的目的、意义、理想以及人的行为准则的辨剖，往往内在地体现着对价值问题的独特理解。中国古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就提出了一系列基于人伦关系的价值观念，例如孔孟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不仅在人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规范、引领的作用，而且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上帝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创造者，上帝的全智全能被看作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上帝的意志成为一切价值评判的根本标准。例如，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曾反复训诫人们：对价值的理解必须受上帝的指引，善恶判断应该遵从上帝的意志。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西方近代的思想家又将价值问题的重心从天国的上帝还复于世俗的人事。例如，休谟认为，价值判断应该以人性为基础，以功利之用为准绳，而自由、平等、幸福等等是至高无上的价值；康德在区分真、善、美三种价值的基础上强调，价值评价应该遵循他所谓的‘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功利主义者边沁则指出，价值以其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的有用性的计算结果为基础，等等。”

虽说人类关于价值的哲学意识渊远流长，但是，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价值概念才真正得到深入、系统的阐释，导致价值哲学或价值学的产生，标志人类哲学思维在价值问题探讨上的重大进步。“但是，在价值的含义、基础及性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解上，现代西方各派价值论仍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的实用主义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前提出发，认为‘对象’有无价值，主要在于关于它的假定能否引起快感；价值是一种‘有效’的观念，或是一种主观满意、主观兴趣和占有情感的表达。与此相反，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等学派则坚持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认为价值是一种超现实的规范或理想，或者是人格统一体的对照经验，而上帝就是最高和最真实意义上的人格或人格统一体。因此，现代西方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充斥着种种唯心主义的迷雾。”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价值不仅依赖于主体和客体，而且还受制于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的历史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价值源自客体，决定于主体，价值形成、发展和实现于人类历史性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价值是客观性、主体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的内在统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客体的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关系来解释价值概念，对什么是价值的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由此才真正揭示出了价值的本质。

价值作为“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或“主体的尺度”，是人的本性、目的、利益、需要和能力的反映和表现。价值依主体的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客体属性的存在与主体的需要构成的相互关系中，判断价值的标准和取向的尺度，并不仅仅依赖于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本身，而且决定于具体的主体。主体需要的多样性，使价值具有多样性；主体需要的多层次性，使价值具有多维性；主体利益的需要、能力的变化，使价值具有时效性。正因为如此，“理解价值的这种主体性或相对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价值问题，包括社会核心价值共识的关键和突破口”。

二、什么是价值观

与价值形影不离的是评价。要认识价值，就离不开对价值的判断、评价和选择，由此价值观便诞生了。只有正确认识价值观，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核心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观”呢？所谓价值观，是一种价值意识，是客体的属性对人的需要满足之间关系的反映，是人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判断、评价、取向和选择。价值的本质是事物（客体）的属性对人（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关系，其中还包括人和人创造的东西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关系，价值观就是人对这些关系总的、根本的看法。

价值观作为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价值意识，是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和选择。“在较深的层次上，价值观就是人生处世哲学，包括社会的理想信念、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评价他人行为的准则、社会规范意识等。在较表面的层次上，价值观则表现为对各种事物和现象利弊、得失、善恶、真假、美丑的权衡。”“价值观反映主体的根本地位、需要、利益以及主体实现自己利益和需要的能力、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主观特征，是以‘信什么、要什么、坚持追求什么和实现什么’的方式存在的人的精神目标系统，是人和社会精神文化系统中深层的、相对稳定而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关于好坏、得失、善恶、美丑等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价值观体现了主体关于客体的效用和意义的基本观点，回答的是“看重什么、追求什么、珍视什么、信仰什么”这样的问题。

价值观是一切观念的核心。“从宏观的角度说，价值观念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从微观的角度说，价值观念是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从根源的角度说，它同主体的需要、理想联系在一起，它受制于人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它受制于人们的阶级地位，特别受制于人的政治思想意识。由于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阶级地位不同，特别是政治思想意识需要、理想不同，因而他们的价值观念也不同。从功能上说，它为人们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与世界观和人生观相比，价值观与人的实践、行为、选择、决策具有更直接的关系。

人们的观念是多种多样的，存在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渗透于人们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学习工作、娱乐休闲等活动中。价值观作为人们对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什么价值的根本看法，成为人们区分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神圣与世俗等问题的判断尺度，也是人们关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广而论之，一个民族、国家、宗教团体、群体等，都有自己一定的精神、规范、原则和标准，从而构成了一定社会意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价值观念、经济价值观念、文化价值观念、道德价值观念和宗教价值观念等等，这些观念的理论化、系统化，便构成了一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价值观不与政治、法律、艺术、道德、科学这些社会意识形式相并列，而是渗透在一切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中，是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的更深层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价值意识。”任何社会中的个体，都是文化积淀的产物，都有自己认同、接受和遵循的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社会群体成员认同的价值观和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一种文化体系区别于另外一种文化体系的标志。

中国价值哲学思想与西方价值思想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造就了人类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体系。“以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为深层意蕴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两大异域文化体系。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缔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价值哲学体系的差异，通过各种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

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与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只要我们“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那么，作为一定社会意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人、任何组织和社会集团的价值观，都是建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存在、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时代产物和表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综上所述，价值概念体现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价值的基本特征是它的主体性、客观性、多样性、时效性、相对性。价值观体现的是主体对价值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表现为主体对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等持有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价值观一旦形成，便构成社会文化的核心，在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不仅价值观始终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鲜明。

价值与价值观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为：价值是价值观的基础，没有价值也就无所谓价值观。其区别主要表现为：价值是客观的东西，价值观是主观的、观念层面的东西，它与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价值一般用高度凝练的词组、短语来表示，价值观一般是一个判断、一个命题、一条准则，是目标、理想、观念等；价值的作用方向是由客体到主体，价值观的作用方向是由主体到客体。”

人类的一切活动既是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认识事物的过程，还可以看作是价值活动的过程——人类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的活动过程。典型报道活动本身既是新闻实践，也是价值发现、价值评价、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典型报道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挖掘先进典型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为社会广大群众树立榜样。分析典型报道的价值意蕴，是认识典型报道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

第二节 新闻价值与新闻价值观

典型报道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传播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弘扬先进典型人物高尚道德情操的新闻传播方式。毫无疑问，典型报道又是一种宣传，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色彩。那么，典型报道到底是属于新闻，还是属于宣传？

一、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和联系

社会实践是新闻的源头、源泉和动力。新闻活动作为探寻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新闻实践“凝聚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人类社会实践形成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促进了新闻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换句话说，新闻起源于、发展于人类社会实践，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新闻在本质特征上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的及时传播，在实践方式上是传播最新重要信息的社会实践活动。

新闻因其重要、影响广泛，历来被赋予多重属性和意义。有人统计，关于新闻的定义就达200多种。“新闻”一词有时是指狭义的新闻，有时是指广义的新闻，有时是指新闻工作，有时是指新闻事业。在这里，“新闻”是指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的及时传播。

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作为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它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一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客观存在、社会存在、客观事实具有依赖性。新闻意识与哲学意识、道德意识、宗教意识、科学意识、人文意识、审美意识等一样，都是平等并列的精神意识。新闻作品与哲学、道德、宗教、科学、文学、美术、影视剧等作品一样，同属于精神产品。新闻是存在的反映，是事实存在、社会存在等“存在”的“被（新闻）意识”。新闻以存在为第一性，以社会存在为基础，集中到一点就是以客观事实为第一性，以社会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为基础。所谓客观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和事件本身，具有实在性、确定性、可认知性、可陈述性等特点，既包括自然事实，也包括社会事实，既包括整体的社会现象，也包括众多的单个的具体的事实。新闻报道就是对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的报道。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决定新闻的内容、决定新闻的命运。

同时，新闻具有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独立性。恩格斯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就是说，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被社会存在所决定，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新闻是又相对社会存在“独立地发展的”，是有“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新闻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新闻又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相区别，是其他社会意识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新闻在历史长河中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忽视新闻相对社会存在的独立性，也就了忽视新闻的独特功能和价值。所以，认识新闻的本质特征、新闻发展规律、新闻运作规律、新闻价值规律、新闻传播规律、新闻的受众接受规律等，就是尊重新闻相对社会存在的独立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分析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和联系的理论依据。

什么是宣传呢？“宣传”在中国传统中的含义就是传布、宣布、传达的意思。“宣传”概念的现代含义是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对“宣传”的定义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行为。”陈力丹认为，“宣传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点，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性传播活动”。童兵认为，“宣传是引导人们改变思想观念的一种社会行为”。可见，宣传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或社会传播行为；宣传的目的是改变人们的态度、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行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是宣传必不可少的载体和依托。社会现实生活存在着大量的宣传行为，不仅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通过新闻传播达到宣传的目的是宣传形式之一），而且宣传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包括思想理论宣传、道德宣传、法律宣传、文艺宣传、科普宣传、广告宣传、街头宣传、标语口号宣传、形象大使宣传等等，还可以分为对内（国内）宣传和对外（国外）宣传等等。“宣传”（propaganda）一词原来是拉丁文，它源于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五世（1621—1623在位）创办的“信仰宣传圣教会”（拉丁文是“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该机构的宗旨是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宣传”这个拉丁文词汇并不是大众用语。“宣传”最初是一个中性词，是“植物的嫁接或观点的移植”的意思。18世纪以后，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宣传这个概念得到了普及，而且运用得很广泛。然而，宣传被赋予“不诚实、操纵性的和洗脑子的”含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战期间，宣传一词的流行和战时宣传的种种实践，引起了欧美不同领域学者的强烈关注。美国学者哈罗德·德怀特·拉斯韦尔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撰写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被后来的人们称之为“美国传播学的开山之作”。拉斯韦尔对宣传下的定义是：“它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一战中的宣传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军事战线以外的另外一条战线，正如拉斯韦尔所说：“过去的这次大战的历史表明，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经济战线封锁扼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拉斯韦尔正是把宣传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

西方人对“宣传”有一种恐惧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的负责人克里尔出版了《我们如何为美国做广告》，夸大其词地宣扬了该委员会的成果，增加了人们对宣传的恐惧。一战后，英美的记者、历史学家、作家、哲学家等开始回顾和反思大战中的宣传运动。一些参与战时宣传的新闻记者写文章揭露战时宣传歪曲事实、夸大敌方暴行等内幕，并对自己丧失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表示忏悔。于是，西方公众对“宣传”一词开始有了坏语境。“大多数人倾向于把宣传视为新兴的对美国的强大威胁，认为它在俘获人们的思想和心灵（通常出于邪恶目的）方面具有无穷的力量，它对于传统的民主理论也提出了挑战。总而言之，‘宣传成为战后醒悟时期的一个替罪羊’。”二战初期，德国法西斯成立由戈培尔主管的“人民教育与宣传部”，开始全面控制德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德国法西斯在“宣传”掩护下实施灭绝人性的战争暴行，加深了西方人对“宣传”的憎恶。尽管二战期间英美都设立政府的宣传机构，但西方人认为官方对信息的垄断，与“信息的自由流通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的理念背道而驰，战时的宣传虽属必要，但毕竟是一种“邪恶”。在西方人眼里，宣传常与党派私利、偏见等相联系，与客观性格格不入。他们习惯于将事实与观点分开而推崇客观性，绝口不谈宣传。其实，宣传的形式有很多种，通过传播新闻达到宣传的目的只是宣传形式中的一种。应该看到，即使是所谓的最客观的新闻报道，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宣传的成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20世纪被人们称为宣传的世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掀起前所未有的宣传浪潮之后，冷战与热战、意识形态之战、商战此起彼伏，宣传与新闻传播难分彼此，逐渐发展成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在当代，西方社会对外发动现代战争、输出西方价值观念时，惯用“宣传”手段。美国阿尔文·托夫勒夫妇所著《未来的战争》一书，就描述了六种战争时期的宣传手段，即控诉暴行、夸大利害关系、将对手妖魔化、非人化、非友即敌（二元化）、将自己的言行合法化（神的旨意）、全盘否定对方（反宣传）的“六种扭转人们思想的扳手”；美国国防部的《美军心理战作战条例》提出“三色宣传”，即公开表明信息来源的“白色宣传”、不说明消息来源的“灰色宣传”、故意隐蔽真实消息来源的“黑色宣传”。可见，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宣传战线都是20世纪意识形态领域激烈斗争、激烈争夺的阵地。

宣传本身是中性的，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宣传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涉及到宣传的道德伦理。而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看法、认识恰恰来自对宣传的各种分析。对战争中人们态度的研究、传播效果的研究，正是得益于对宣传的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大众传播具有强大效果的“子弹论”、“魔弹论”、“皮下注射论”的说法比较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一战宣传效果影响的启发而得出的结论。西方社会赋予了“宣传”贬义的含义之后，对宣传的研究逐渐被传播研究的体系所取代了，“最终，‘宣传研究’这个承载着价值的术语让位于‘传播研究’”。

陈力丹教授在《新闻理论十讲》这部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新闻≠宣传”的论断。他认为，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新闻传播的目的是让对方了解一件事，只要对方知道了这件事，新闻传播的任务就完成了，新闻传播的归宿是“受者晓其事”；宣传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点，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性传播活动，宣传行为的重心不是接受者，而是传播者，它的归宿是“传者扬其理”。

展江、田青对新闻与宣传做过如下的区别：

第一，新闻重信息，宣传重符号。新闻的内容一定要有实在的东西，能够消除人们对某个事情的疑虑或者给人新鲜的信息内容；宣传则不一定，宣传注重的是符号。符号对于特定的反映者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信号（刺激物），宣传通过一定的符号给当事者（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宣传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二，新闻重新意，宣传重重复。新闻的内容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新鲜的和异常的信息；新闻忌讳“老生常谈”，期待的是“朝朝新世界”。宣传的内容则多数是重复说过的内容，重复既是为了加深印象，也是为了创造一种舆论氛围，长期讲，反复讲，就成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导向了。

第三，新闻重事实，宣传重观点。新闻传播的内容一定是具体的事实，而不是概念、政治术语，更不是空话、套话。如果没有事实，即使冠以“新闻”的标志，也不会被受众当作新闻来接受。宣传所传播的总是某种观念，通常表现为一定的理论、纲领、方针、道德主张等，即便传播某事实，这些事实也是为观念服务的；宣传的目的性是十分鲜明的，宣传就是要向受众灌输一种观念、一种对某种事物的认同，久而久之，宣传主体的主张、观点也会随之在人们头脑中落地生根。

第四，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时机。新闻必须在有效的时间内把一个事实的信息传播出去，失去了“时效”这个点，再重要的新闻也就失去了价值。宣传则不同，宣传需要选择、等待一个恰当的、能产生最大宣传效果的机会才发布某些信息。

第五，新闻重沟通，宣传重影响。新闻传播以环境变化的最新信息来沟通整个社会，新闻传播的目的就是及时传播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的信息，受众接受了信息，新闻传播的任务就完成了。宣传则是注重观点、观念对受众的态度、思想、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要达到教育人、塑造人、引导人的目的。

第六，新闻重平衡，宣传重倾斜。新闻总是注重以全面、翔实的最新事实来勾勒世界的完整图画。一定社会的统治者必然是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宣传者。宣传则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操作上会有意识突出某一点或某一方面，或弱化某一点或某方面。

新闻与宣传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一般说来，新闻通常是与传播联系在一起的，新闻研究常被称之为“新闻传播”研究，其学科被称为“新闻传播学”。但是，“新闻”又常常与“宣传”结合在一起，被人们称之为“新闻宣传”。新闻与宣传存在紧密的联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新闻属于社会意识形式，新闻事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有的新闻作品会体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意义。在许多情况下，新闻实践活动本身还是一种政治活动，是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和实现程度的体现。实现社会传播是新闻与宣传的共同属性和共同要求，正是这种共性使新闻与宣传结合在一起了。新闻有传达、宣布、引导的功能，宣传需要有一定的新闻性，强调增强宣传效果；新闻借鉴宣传的策划、议题设置、舆论引导等方式，宣传通过新闻事实传播立场、观点和思想。所以，新闻宣传的实质就是“用事实说话”。而所谓“用事实说话”，就是用新闻事实说宣传者想说的话，传播宣传者的意识形态主张。新闻中有宣传，宣传中有新闻，是新闻宣传的基本属性。

认识和理解“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和联系，有助于对典型报道特殊属性的分析，有助于探求典型报道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壤中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由于典型报道重在树立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用来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所以，典型报道一般被看作是新闻宣传，而不是单独被看作是“新闻”或“纯新闻”。也就是说，典型报道不是“纯粹”的新闻传播现象，而是新闻传播与宣传传播相结合的产物。在典型报道的诞生之日起，其自身就带有这种“新闻宣传”的特质了。直到今日，典型报道的这种“新闻宣传”的特质依然清晰地存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片面强调典型报道的宣传属性，典型报道就会走向僵化、模式化，缺少鲜活的要素，失去感召力和影响力；片面强调典型报道的新闻属性，典型报道就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灵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郭超人的《训水记》等新闻作品，既是新闻名篇，也是宣传佳作，还是新闻宣传的代表作。那种以种种借口把新闻与宣传割裂开的认识在道理上说不通，在实践上更行不通。

二、新闻价值与新闻价值观及评析

新闻活动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实践的艺术”。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的及时传播。可是，新近发生的事实不一定都是新闻。换句话说，社会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发生的事实层出不穷，但并不是所有新近发生的事实都能成为典型报道的对象。具体的新闻报道总是实践探索、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依靠新闻自身特有的一系列方法、理念作为支撑的。什么样的事实的信息值得作为新闻传播，什么样的事实则不能成为新闻，其中蕴涵着对客观事实的主观判定。而新闻价值就是新闻背后起着重要判定作用的尺度和衡量标准之一。尽管新闻从业人员都对新闻价值的存在有一种基本的认同，但是，对新闻价值概念内涵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理解。1．新闻价值

什么是新闻价值呢？“一件事实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因素（对媒体来说是可以实现交换价值的对事实的选择标准，对读者来说是使用价值）叫新闻价值。”在新闻传播者看来，新闻价值是从满足接受者享用新闻信息效用的目的出发，选择事实予以报道的职业衡量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媒体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和宣传效果。在接受者看来，新闻价值是一种即时性信息效用。它满足接受者对外部事物的好奇心、兴趣、认同感的需要，或有助于接受者对利益相关问题（物质利益、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等等）做出决策。陈力丹教授对新闻价值的界定是明晰的，是与新闻实践的具体活动相吻合的。他对新闻价值十要素的概括，也有助于人们对新闻价值的理解，这十个要素是：1.事实发生的概率越小，便越有新闻价值；2.事实或状态的不确定性越大，减少不确定性的事实或信息，便越具有新闻价值；3.事实的发生与受众的利益越相关，越具有新闻价值；4.事实的影响力越大，影响面越广，越能立即产生影响力，这三个条件同时出现，便越具有新闻价值；5.事实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越近（兴趣、生活地域、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专业、经济收入、民族或种族或宗教的心理距离），便越具有新闻价值；6.越是著名人物，其身上发生的事实，越具有新闻价值；越是著名地点，那里发生的事实，也越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7.凡是含有冲突的事实，多少都有新闻价值；冲突越大，越具有新闻价值；8.越能表现人的情感的事实（悲欢离合），便越具有新闻价值；9.越具有心理替代性的故事性事实（各种成功者、英雄母题、撒旦母题、大团圆母题等等），越具有新闻价值；10.事实在比较中带有的反差越大，越具有新闻价值。有人把新闻价值要素概括为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也有人概括为及时性、冲击性、显赫性、接近性、冲突性、异常性、当下性、必要性等等，这些都是对新闻价值要素的归纳和总结。

新闻价值表现的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包括观点事实）的一种价值判断。哲学视野中的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价值源自客体，决定于主体，价值形成、发展和实现于人类历史性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也就是说，事实是客观的，人们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价值判断却是主观的。对某一件事，不同环境条件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和取舍。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存在一种信息上的位差，传播者拥有大量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受众感兴趣、想知道却又不知道、不晓得，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关系：

传播者A——（信息X）——接受者B

即传播者A传播的信息X是新闻价值的客体，X以新闻报道（文字、图片等）的形式承载着新闻价值，对信息产生需求的受众B是新闻价值评价、选择的主体，X从A至B，B接受了，对B来说X就具有了新闻价值。传播者的“已知”与受众的“未知”的共同认可，即无论对A还是对B，X都可能、可以、应该作为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这是新闻价值理念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受众的“未知”在获得传播者的信息时转变为“已知”，新闻价值得到了实现。传播者的“可知、能知、应知”与受众的“想知、愿知、须知”的判断重合在一起，才能谈得上新闻价值。所以，新闻价值表达的是一种相互关系。

新闻价值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实用意义的社会关系。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社会生活中某人（或群体、社会整体）、某事（现象、事实、观念等）是否可以作为新闻报道的素材，这种关系或这种评价直接影响着新闻从业人员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的选择和取舍。

新闻价值始终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新闻价值使传播者（媒体、新闻从业人员）与受众之间达成一种共同的“默契”。新闻传播者从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要的目的出发，从职业责任、职业衡量标准角度，选择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及时传播出去。

追求新闻价值是新闻传播者的职业习惯和职业自觉，新闻价值意识是职业新闻从业人员必备的专业素质。而受众往往从兴趣、爱好、满足需要出发，从媒体获取对自身有用的信息，如股票行情、房价涨跌、文化娱乐、餐饮时尚等实用性信息，如果获取的信息能够满足受众的需要，受众就认为新闻有价值，相反，受众会认为没有新闻价值或新闻价值不大。追求新闻价值是媒体的职责。使传播的新闻信息对受众具有某种效用，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要，是新闻传播的目的。新闻媒体传播的信息对受众没有效用，这样的信息就没有新闻价值，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受众是不会接受的。

其次，通过传播有价值的信息获得经济利益是媒体的另一个目的。在信息传播手段发达的当代社会，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媒体的赢利功能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媒体没有经营的目的和理念，只有单一的新闻宣传功能。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媒体承载着新闻宣传和经济赢利的双重职能，新闻传播已经不是唯一的目的了。通俗地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媒体可以利用传播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获利，新闻价值从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一种赚钱的手段。

再次，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的管理者、领导者的职业素质、业务素质以及个人的偏好，对新闻价值理念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所以，新闻价值涵盖了新闻传媒与受众、新闻从业人员与社会生活实践、媒体内部的管理者与新闻从业人员等等多重的社会关系。

新闻价值表现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新闻价值与新闻实践活动相联系，是指导新闻实践或对新闻实践发生重要影响作用的观念，但是，它又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封闭性的观念。一定的观念总是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新闻价值观念也不例外。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新闻价值持一种回避态度。原因很清楚，在政治高度统一、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新闻规律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尤其在“中苏论战”的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被置于特殊的地位，由此形成的政治高压，使新闻媒体成为简单的政治工具，谈论新闻价值自然成为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其实，如果把新闻价值观念放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来观察，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来对待，就会发现，对新闻价值的认识同样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时代产物和表现，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同样“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新闻价值观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说，不能把新闻价值绝对化、抽象化，不能以强调新闻价值为由，排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因素对新闻价值认识的制约和影响作用。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或脱离社会实践的决定性基础作用去片面地理解和强调新闻价值，难免会走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死胡同，对新闻实践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新闻价值是新闻本质特征的价值体现。新闻价值必然涉及事实、新闻选择、受众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其一，关于事实。社会生活千变万化，新近发生的事实层出不穷，只有“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因素”的事实，才是新闻事实。其二，关于新闻选择。新闻选择体现的是一种价值选择，新闻从业人员遵从新闻职业的衡量标准选择新闻，注重事实的引人瞩目，接受者从满足需要出发选择新闻，传播者与接受者对新闻选择达成一种内在的、持续的共同“默契”，这种所谓的“默契”就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共同认可。没有传受双方认同的“默契”，就谈不上新闻价值。其三，关于受众。受众从“享用新闻信息效用”的角度接受新闻，与传播者形成了“生产”与“消费”、“供应”与“需求”的关系，只有受众接受的新闻信息，才能实现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一种社会价值。新闻报道与社会现实生活发生深刻而紧密的联系，深入挖掘新闻事实的意义，把受众未知、应知、能知、欲知的信息展现出来，才能体现新闻价值。新闻价值不是新闻媒体的自我标榜、自我欣赏，而是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映。接受者根据实践经验，对新闻价值进行判定、评价，检验新闻价值的标准最终归结为社会实践活动。深刻认识新闻价值，有助于对新闻本质特征的把握，也有助于提高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媒体的社会功能。同时，新闻价值越来越成为分析新闻媒体现状、判断媒体能否生存与发展、有无发展前景的衡量尺度。

因此，新闻价值可以被看作是新闻事实满足社会需求的特殊要素的总和。新闻传播者向接受者提供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是新闻传媒首要的职责。认识新闻价值的意义在于，承认新闻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新闻价值包含在客观事实之中，而新闻传播者的职责就是根据新闻构成要素的要求，先于接受者发现这种价值，并通过新闻技术手段（写作、编辑、出版等）制作成新闻作品传递给接受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向接受者传递着对某些事实的判断、意见和价值取向，使接受者在接受新闻事实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传播者对事实的判断、意见和价值取向，新闻价值在新闻传播中得到实现，从而使新闻报道这种“物质的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典型报道作为新闻报道形式的一种，毫无疑问，同样包含着新闻价值，具备新闻价值要素的基本要求。先进典型人物的精神风貌、典型报道所弘扬的主流价值观，凝聚在典型人物发生的新闻事实中。典型报道在新闻传播中被受众所接受的过程，就是传播者的判断、倾向性意见和价值取向被传播的过程。典型报道的新闻价值特征越明显、越突出，受众接受起来就越自然，典型报道传播的价值实现得就越大。所以，新闻传播本身就是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显示，新闻价值实现的过程，首先是新闻价值观的表达过程。2．新闻价值观及评析

世界每时每刻发生的事实丰富多彩。新闻传播者在用新闻价值构成要素来衡量新闻报道时，必然反映出新闻传播者对事实的判断和取舍，受众在接受新闻信息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衡量准则。

在新近发生的浩如烟海的事实中，总有一些事实或多或少地包含新闻价值构成的要素。新闻传播者根据长期的社会实践体验和积累的专业经验，逐渐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判断、取舍的倾向性意见，成为相对稳定的新闻价值观。

所谓新闻价值观，就是指新闻主体判断新闻价值的主观准则、倾向性看法和意见。新闻价值观作为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价值意识，在深层次上，是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理想、信念、信仰在新闻传播中的表达和体现；在表层上，表现为新闻传播者的个人或群体对新闻稿件质量高低、新闻传播效果好坏、新闻报道得失、新闻的社会影响等具体问题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梅尔文·门彻说：“一位记者或主编应如何判断什么事件是如此不同寻常，什么信息是如此必要，以至于公众应该知道？新闻记者总结出一些指导原则来回答这些问题，称其为新闻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新闻价值观是人们在新闻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基本价值准则、价值取向、价值理想等在新闻价值追求中的体现和反映，是人们总体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价值观首先是新闻工作者判断新闻价值的主观标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但它不是由新闻从业人员的个体或群体单方面条件所决定的，而是受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结果。

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新闻价值观体现的是新闻主体关于新闻客体（新闻事实、新闻文本）的新闻价值效用和意义的基本观点和看法。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传播者主体和接受者，面对新闻客体（新闻事实、新闻文本）同样是新闻主体，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倾向性意见和看法却有很大的差异。新闻传播过程分为新闻事实从社会实践活动中来、新闻从业人员的搜集和新闻媒体的传播、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接受（包括选择、使用）三个阶段。新闻事实以及经过新闻从业人员加工后形成的新闻作品的文本，是承载新闻价值的新闻客体。在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阶段，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是新闻第一主体。在新闻信息传播到受众阶段，受众面对新闻事实、新闻文本，是第二主体。新闻事实的发生是客观真实的，第一主体由认识客观事实形成的新闻报道，是对社会实践活动客观真实的反映。第一主体传播者在选择事实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新闻价值理想、新闻价值准则、新闻价值追求的制约和影响，最终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渗透、凝聚、包含在所传播的新闻作品中。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是传播者价值取向的表现，对新闻传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是受传者的价值取向，对新闻价值的实现、媒介能否实现社会教化功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就是新闻传播者价值观和价值判断的表达过程，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传递过程，实际上是社会价值观教化、同化过程。对新闻信息的受众来说，受众认识新闻客体、把握新闻客体的认同过程，就是媒介实现社会教化功能、实现社会价值观传递的过程。

新闻价值观是新闻传播观念的核心，对具体的新闻传播活动起着支配和调节的作用。新闻价值观作为判断新闻价值的立场、态度和倾向性看法，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新闻传播者依据新闻价值观选择新闻事实、判断新闻信息的价值，从而使新闻价值观贯穿于新闻事实的采集、制作、传播的全过程。新闻传播选择新闻信息、挖掘信息、传播信息，使传播的内容被赋予了明确的或隐蔽的价值取向，以持久反复、潜移默化的传播方式引导受众的价值认同。受众依据传播者提供的新闻信息了解现实、认识现实，新闻传播对受众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媒体的传播功能决定了新闻传播是社会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渠道，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重要途径。新闻传播对受众价值取向的影响如何、传播效果如何，传播者传递的价值观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受众的认同，以及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新闻价值观的实践效果，需要新闻实践来检验。

新闻价值观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统领、支配，又以新闻传播的培养、涵化的功能塑造，构建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新闻价值观，是价值观“大家族”的成员，受到其他价值观的影响。新闻价值观反映的是社会主体对新闻信息的需要和满足的关系，是社会新闻实践活动方面的价值意识。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新闻价值观产生制约和影响，新闻价值观只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媒体生态环境”的产物。其他同等层面的价值观如科学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审美价值观等都与新闻价值观相区别，同时又影响着新闻价值观。新闻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价值意识，直接受到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结构模式、社会功能的影响，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统领、支配。同时，新闻价值观对社会意识形态也具有影响作用。由于新闻传播是在新闻价值观主导下完成的，同时又具有价值观的传播功能，那么，新闻价值观实际上发挥了营造社会舆论环境的功能作用，通过营造社会舆论环境，影响、塑造并构建着社会价值观。媒介新闻信息传递价值观，影响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影响社会价值观，塑造、构建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新闻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一致的情况下，新闻传播以议题设置、新闻策划等方式，在整合价值观念、凝聚精神力量、引导社会文化、树立道德典范等方面，维护、培养、塑造、构建着社会主流价值观。

从新闻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系中不难发现，我国主流新闻媒体关于典型报道的传统理念，是党和政府调控下的新闻传播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结构模式、社会功能发生作用的结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主导下，典型报道能够被主流新闻媒体所传承、发扬，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说，典型报道是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其中十分凸显地传达着传播者的新闻价值理念，明确地向受众直接传递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典型报道作为新闻文本，是受众认识、接受的新闻客体。典型报道具有新闻客体的价值属性，包含着的传播价值（新闻价值、宣传价值、舆论引导价值、道德示范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等）具有社会价值功能。正是典型报道具有的价值功能，才使得典型报道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认识新闻价值观需要澄清一种模糊观念：西方媒体没有典型报道这种形式，似乎是因为西方媒体注重以新闻的客观性为准则，因而摈弃了新闻传播中具有浓郁价值观意味的典型报道。言外之意，中国媒体的典型报道只是宣传，与公认的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新闻价值观相背离。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新闻价值观的差异，是中国新闻媒体与西方媒体存在差异的集中体现。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新闻价值观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不用过多论述。西方媒体以尊重新闻的客观性、追求新闻价值作自我标榜，而不采用典型报道的形式，并不是西方的新闻报道就没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就不传播价值取向和价值观了。表面看，西方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强调，新闻从业者通过客观性与超然的追求使个体的自主权正当化，试图借助客观性、忽视新闻事实的价值意蕴和拒绝意识形态，将有意识的价值摈弃在新闻报道之外。但实际上，新闻传播过程就是价值观的传递过程，也是媒体的社会价值观培养、“涵化”、塑造、构建功能的实现过程。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媒体都是如此，概莫能外。美国社会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分析了美国新闻传播中的“客观性、价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承认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报道中存在“价值摈弃（力图在专业实践中将价值排除在外）”和“价值卷入（有关国家和社会的偏向性的论述）”的现象，他认为：“新闻从业者力图客观，但是无论是他们还是任何其他人，最终都不可能离开价值行事。”“最频繁地、最有规律地进入新闻中的价值乃是恒久价值（民族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城镇的田园主义、个人主义、温和主义、社会秩序及国家领导权——引者注）。如前所论，它们被无意识地纳入进来，因为它们就内嵌于重要性判断之中；因此，它们与客观性并不冲突——实际上，正是它们使得客观性成为可能。”他所说的“恒久价值”其实就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西方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我国新闻媒体的典型报道形式，是新闻传播形式之一，在坚持新闻事实的客观真实前提下，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典型先进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挖掘其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以新闻叙述的方式向社会传播，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实现价值观传递的社会功能，影响、塑造和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因此，典型报道与新闻价值、新闻价值观并不存在背离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新闻传播不是要不要传递价值观，而是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如何有效传递价值观。如何使社会核心价值观自然而然地纳入、“内嵌”到典型报道的新闻事实的选择、判断中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需要解决的问题。正确对待典型报道，分析典型报道的价值属性，理所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节 典型报道的价值属性

典型报道之所以存在，就因为它有价值。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被人们赋予“价值”的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的。那么，典型报道的价值是什么？典型报道的价值是如何形成的？

一、典型报道的价值形成

价值哲学对价值的分类说法不一。根据价值存在的不同形态，有人分为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人的价值，也有的分为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的价值等等。典型报道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是以新闻作品（文字、图片、图像、声音、电视专题片等）形式出现的，它总是新闻工作者脑力劳动的成果。所以，典型报道是一种文化产品，是属于精神活动的成果。典型报道是用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文化产品。所以，典型报道的价值属于精神价值，或者说是一种（与自然价值相对应的）社会价值。

什么是精神价值呢？“精神价值是指客体与人的精神文化需要之间的效用关系，具体表现为客体以其精神内容丰富主体的精神世界，提高主体的精神品味，拓展主体的精神境界，活跃主体的精神生活。”从形态上看，精神价值相对物质价值而言，它不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从价值实现的形式上看，物质价值随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会有耗费或被消耗掉，而精神存在于物质的载体（纸张、碟片、磁带等）中，在人们满足精神需要的过程中，精神价值被人们“吸收”、“消费”了，而精神价值的物质载体依然存在。从价值的创造上看，物质价值的创造需要耗费物质资源，精神价值的创造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典型报道的价值属于精神价值，它既是精神活动的结果，也是满足社会实践主体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

价值哲学认为，价值是指客体的属性与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客体的属性是价值得以形成的客观条件，主体需要是价值形成的基础。主体是社会的主体，主体需要就是社会实践中的人的需要。需要是人的本性。马克思曾说过：“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生存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还是社会性的动物，具有相互交往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从这些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到，“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人的需要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因。1．典型报道的价值源于主体的需要

笼统地说，典型报道价值的主体是指具有思维能力并运用一定物质和精神手段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人，根据社会分工，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等，还可以根据社会结构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人类主体。典型报道的传播主体和受众主体，是典型报道价值的共同主体。典型报道的传播主体和受众主体，都是新闻活动的主体，都是社会主体的构成部分。典型报道的传播者和受众，都是具有一定认识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人，具有一定的理想、信仰、信念和情感，都是社会实践中的处于一定经济地位的利益主体。在新闻活动中，都具有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传播主体的新闻创造活动集中体现在对典型报道的新闻事实的发现、选择和新闻文本的创制上，受众主体的新闻创造活动则集中体现在对典型报道新闻文本的解读、接受活动中，体现在参与、反馈、监督报道事实的真假等方面。传播主体和受众主体都受到新闻客体——新闻事实或新闻文本的制约，都必须以尊重新闻客体的客观属性为前提，都受到传播环境和接受环境的制约。

共同主体对典型报道的需要是一种新闻需要。“人的需要是人对其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依赖和需求，它反映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匮乏状态，可以理解为人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积极行动的内在动因。”人的需要根据不同的角度有多种划分，如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个体需要、群体需要和社会主体需要；生活需要、劳动需要、知识需要、交往需要、信息需要等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不断上升的层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心理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或概括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在人的需要结构中，新闻需要是一种普遍需要。”马克思曾说过，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新闻需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中对新闻信息需求的产物。共同主体的新闻需要是一种精神需要，是多样性、多层次性精神需要中的一种。这种新闻需要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传播技术等多种因素相关联的需要。典型报道传播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揭示典型人物先进事迹蕴涵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为社会树立道德楷模和榜样，是共同主体新闻需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说，共同主体对典型报道的需要，是对社会实践中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需要，通过信息的获取，达到满足认知上的精神需要。正如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所说：“人们需要的不是美丽动听的寓言和讨人完美的想象，而是要知道：对这个世界应该抱有什么信念，人生应该奔向何方，在人们奇妙的生命中，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忧虑，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典型报道是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受众接受典型报道的内容，解读新闻文本并认同典型报道的价值观、理念，并转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受众个体的差异，典型报道产生的效应也不尽相同。但是，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对典型报道的需要，是典型报道价值形成的基础，是典型报道这种新闻报道形式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共同主体对典型报道的新闻需要是典型报道生存、发展的原动力。

那么，共同主体对典型报道的新闻需要是如何体现的呢？作为新闻活动的主体——传播主体和受众主体，可以归结为共同主体。杨保军在《新闻理论教程》中把新闻主体进一步划分为：①作为新闻传播者的传播主体（本位主体）；②作为新闻收受者的受众主体（后位主体）；③作为控制新闻传播活动的控制主体（高位主体）；④作为新闻信息拥有者和提供者的新闻源主体。这种划分为分析新闻主体对典型报道的新闻需要提供了方便。

高位主体对典型报道的需要。高位主体是典型报道传播的主导者、决策者。高位主体是指新闻资产的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对主流媒体来说，高位主体是新闻宣传的领导机构、管理部门。典型报道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在新闻传播的高位主体的调控下运作。高位主体从全局出发，掌控典型报道的审定、把关，以及调控典型报道的时机和节奏。高位主体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对典型报道这种报道方式倍加推崇。换句话说，新闻主管部门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着眼，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主张把典型报道作为引导舆论、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报道方式，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需要，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需要。

本位主体对典型报道的需要。本位主体是典型报道新闻制作质量的主要责任者、新闻报道的操作者。本位主体主要从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出发产生新闻报道的需要。尤其是主流媒体，只要是定位在主流媒体上，就会从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位的角度出发，把集中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反映主旋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报道放在重要的地位倍加重视。本位主体是典型报道的主要生产者。穆青说过，“讴歌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就通俗、形象地表达了本位主体对典型报道的需要。

后位主体对典型报道的需要。相对典型报道传播主体“前在”的位置，受众主体出现在典型报道传播阶段“后半程”的位置，决定典型报道价值的实现。受众主体的需要是决定典型报道获得生存、发展的终极动力。受众主体是典型报道价值得以最终实现的主体基础。典型报道由传播主体完成生产的“前半程”，到了受众的接受阶段的“后半程”，才完整地形成了新闻传播的过程，才形成了典型报道传播的全过程。正因为有受众主体的参与，才使典型报道的价值得以最终实现。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共同完成了创造典型报道价值的过程。典型报道的受众可以涵盖社会各阶层、各个群体的所有成员。根据不同情况，受众主体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单一型和复合型、现实型和潜在型、目标型和边缘型等等。丁迈在《典型报道的受众心理实证研究》中，分析了受众接触正面典型报道的动机（需要产生动机，动机付诸行动，从而产生使用与满足的过程）认为，“受众接触正面典型报道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现实关注动机，一个是主动学习动机”。许多受众接触典型报道都是在“看其他新闻的过程中接触到的”，虽然不是主动性的接触，但是从中反映出受众希望通过获取现实信息，把握社会生活的脉动。有的受众表示希望通过典型报道“看到一些高尚的东西，来增强我对国家的信心”，这就是一种十分珍贵的主动性需要。当然，受众的精神需要和心理需要是复杂的，也是多层面的和不断变化的。其中，受众获取所处社会环境的信息，从而寻找关于自身生存、发展可借鉴的信息资源，总是一种普遍的需要。

社会主体的实践需要，是典型报道长期存在的真正原因。对典型报道的需要来说，无论是高位主体的需要，还是本位主体的需要，还是后位主体的需要，集中到一点，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需要。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而伟大的精神正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反映这样的精神，讴歌这样的时代，是实践的呼唤，是新闻宣传工作承担的神圣使命。而典型报道正是以讴歌时代精神为主题的报道形式，对典型报道的需要正是社会实践主体多种需要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典型报道的存在与发展问题，也就成了主观臆想。当然，对典型报道需要的程度分析，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从新闻宣传实际运作的方式来看，对典型报道的需要程度存在着高位主体→本位主体→后位主体这样依次递减的现实。而后位主体的需要，才是对典型报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需要，才是典型报道价值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了解后位主体的需要、满足后位主体的需要，是典型报道改进、创新路径的着眼点和出发点。2．典型报道的属性是价值生成的条件

所谓典型报道的属性，即典型报道作为客体具有的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特定结构或功能。典型报道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价值属性蕴涵在所报道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之中。典型报道到底从哪些方面能够满足社会主体的精神需要呢？

典型报道为时代发展确立航标。典型报道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的新闻报道方式。典型报道的内容常常报道的是不平凡的事件和不平凡的人物。由新闻宣传的理念决定，典型报道所涉及的新闻事件和先进人物，基本上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相契合，能够反映当下社会的发展脉络。受众主体在满足对社会发展的信息需求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典型报道，从中了解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舆论关注的重点人物，掌握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典型报道在内容上、思想性上，具有鲜明的指向，往往是针对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以典型事例或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对社会倾向或社会思潮做出的正面回应，因而，典型报道体现的时代气息就比其他报道更浓烈，也更鲜明。穆青曾说：“全国解放后，我国人民群众（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是他们的代表）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作用，他们的精神境界、思想风貌，就是他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人翁那种历史主动性的最本质的表现。这种精神和思想，应该成为人物通讯的基本的主题。”“他们的优秀品质，集中了我们共产党人的特质，熔铸了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脊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王顺友、包起帆、袁隆平等先进典型人物，他们虽然岗位不同，个人的事迹不同，但是都体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根本立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和崇高品德，诠释了时代精神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先进典型人物还是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本职工作中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并取得显著业绩，往往是所在领域的“领跑者”、“开拓者”，因而被誉为“时代先锋”。所谓时代先锋，就是走在时代发展前列的人，先进典型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弘扬这种精神和思想，始终是典型报道的主题。

典型报道为思想进步提供先导。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典型报道是新闻报道形式之一。新闻以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为主要特征，其中必然包含对社会新思想、新观念的反映与评价。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同，典型报道不仅以先进典型人物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且鲜明地表达出倡导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反对什么样的思想理念的价值选择倾向。典型报道以报道正面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为主，能够敏锐地发现和捕捉到先进典型人物身上最本质的思想核心，或突出或隐约地通过先进人物事迹的故事性叙述表达出来。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穆青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的人物通讯，描写农民科学家吴吉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报道的结尾处大胆地写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在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还没有得到彻底否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呼声和表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后来被称为“最早公开发表的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人物通讯”。穆青后来回忆说，“人物通讯的这种作用，要求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写成一部‘好人好事录’。因此，能否高瞻远瞩地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且从这个高度来表现人物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风貌，就成为决定人物通讯成败、优劣的关键”。典型报道以叙述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为主要内容，其中包含大量的信息，而典型人物事迹蕴涵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一直是典型报道关注的核心内容。比如，200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10版推出对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煤码头公司一队队长孔祥瑞的典型报道。孔祥瑞从一位原本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靠着边干边学，成长为生产一线的“蓝领专家”，由他主持的技术创新项目达到180多项，为企业节约增效过亿元。该报道实际揭示的思想内涵，用孔祥瑞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钻一行，一个人仅有工作热情还不够，必须要有知识，做知识型员工是我的追求。”典型报道所倡导的思想理念就是——知识工人有力量，这正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新理念。诸如罗东元、包起帆、许振超、陈刚毅等等典型人物，都属于知识工人有力量的杰出代表。新时期的典型报道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战线、各个层次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人物，如果把这些典型人物置于市场经济、社会价值观多元的大背景下，典型报道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荣辱观、享乐观等，都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真实、感人的事迹叙述得到揭示、肯定和赞扬。典型报道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现较强的思想性、政治性，而常被人们看作是社会主导意识的“晴雨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风向标”。

典型报道为社会群体树立榜样。恩格斯曾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的社会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对各种目标的追求，使社会成员产生对实现目标有帮助的信息需要。典型报道作为新闻传播的形式之一，报道各领域成功者的故事性事实，反映他们的人生经历、内心情感世界，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构成要素。人都有追求美好、追求成功的愿望，都具有内心的情感世界，而典型报道所传播的先进典型人物的故事性事实，恰恰能够满足受众的替代性心理需要，为社会成员实现各自追求的目标提供有价值的参照。而且，由于先进典型人物来自社会生活、来自社会各个层面，与各个层面的社会成员在工作岗位、思想情感、生活环境等方面有接近性，所以，先进典型人物便具有了影响力、感召力，成为一种示范性、典范性的榜样。社会需要榜样，而榜样来自社会生活，典型报道以自己特有的大众传播优势，满足了社会的这种需要。新时期的典型人物不断涌现，如郑培民、谭竹青、吴仁宝、陈景润、蒋筑英、罗健夫、钱学森、杨利伟、丁晓兵、方永刚、许振超、林秀贞、宋鱼水、谭彦等等，他们以优秀的个人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坚韧不拔的毅力、爱岗敬业的不懈追求、感天动地的大爱情怀、为国家为人民荣立的卓越功勋等等，成为社会群体称颂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先进典型人物身上凝聚着中华儿女的优秀品格，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是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代表。奋发有为的时代、波澜壮阔的事业，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华儿女。也正因如此，典型报道才有了令人乐观的发展前景。

典型报道为文化认同提供符号。典型报道是一种大众传播，而传播是需要媒介的。媒体是指专门从事新闻传播的机构及传播的方式，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而媒介是指信息的载体。在社会传播活动中，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意义是信息的精神内容。考察符号与意义的性质和作用，对于把握典型报道传播的特性，尤其对于思考典型报道的价值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只想简单地说，符号就是文化，新闻传播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在传播学看来，正是丰富多彩的符号构成了社会群体每个人的“生命空间”。所谓“生命空间”主要是文化背景、文化积淀形成的内心精神世界，“它是一个人内心在一定文化和经验作用下的知识、经验和体验之总和”。一个人的生命空间结构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所属的文化信仰（文化信仰的差别是不同民族相区别的标志），还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性认知、自我感觉以及对社会组织的看法等等。如果说对共同约定意义的认同是符号传播的前提，那么，在受传过程中“每个人都用自己全部生命空间去体验符号的意义，包括情感、印象及相关的生理心理活动。用传播学者奥斯古德的话说，是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每个社会成员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群体和组织，而不同的群体和组织都有特定的价值目标、行为方式，这就是共同的意义约定。“一个人要肯定自己在世界上还有一份独特的价值，还值得活下去，就必须向他人获取主要是关于自己的信息，这种信息自然构成了个体生命空间的一部分。”典型报道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能够给社会成员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对信息符号的解读、理解符号的意义来获取的。典型报道提供先进典型，受众在解读时思考“他（或她）为什么成为典型？他（或她）为什么受到媒体的报道？他（或她）的事迹说明了什么道理？他（或她）做得有意义吗？”等等一系列问题，获取的是关于自己的信息，由此完成对自己“生命空间”的修正、构建和完善。典型报道就是“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的新闻传播活动。那么，影响的“另一个系统”是什么“系统”呢？说到底，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社会价值观系统。典型报道以语言符号作为信息媒介得以传播，典型报道所传播的典型人物，又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符号”积淀下来，形成了一个“系统”，发挥着榜样示范、精神激励、道德楷模的引导功能作用。所以，典型报道在培育社会主流文化、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上，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

二、典型报道的价值实质

由上述分析可见，典型报道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范畴，它不表示在传播主体、接受主体与典型报道（客体）之外的第三种实体，不能把典型报道的价值理解为一种独立存在物。典型报道的价值也不是一个属性范畴，在孤立的传播主体、受众主体或典型报道新闻客体上都不存在着“价值”这种属性。不能把典型报道的价值理解为与生俱来的固然属性：典型报道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明传播主体、受众主体与典型报道之间特定关系方面的质、方向和作用。

从典型报道价值生成的条件看，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主体具有某种需要——典型报道的传播主体、受众主体存在着需要。其中高位传播主体代表国家、民族的利益，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培育社会主流文化的需要；本位传播主体受高位传播主体的调控和制约，不能不体现和反映高位主体的需要。作为主流媒体的本位传播主体，与高位传播主体具有根本利益、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有传播新近发生的重要事实信息的需要；后位主体（受众）有了解社会现实的信息、向他人获取关于自己的信息，从而完善自己“生命空间”的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也就是说，社会实践主体具有的需要是真实的需要、具体的需要。

二是典型报道具备了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典型报道反映时代精神，反映社会先进思想潮流，以先进典型人物的事实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先进典型人物的精神追求、高尚情操、道德典范行为，具有精神激励、榜样鼓舞和示范引导的功能，满足受众了解社会环境、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心理需要。

三是具有把主体和客体联系在一起的媒介。新闻媒体是联系传播主体、受众主体与典型报道新闻客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从传播者→典型报道→受众者之间的联系看，高位传播主体和本位传播主体首先要将需要付诸新闻活动中，然后生产、制作出典型报道，再经过媒体的传播，使受众能够有可能接触到它，这样的联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否则，就谈不到典型报道的价值。

从典型报道价值存在的状态看，典型报道价值存在的状态是即时性的、有局限的。典型报道的属性在满足各层次新闻主体的需要时，典型报道的价值就实现了。主体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并不断发生变化的，主体根据自身的“生命空间”文化积淀背景的不同，使典型报道的价值实现程度因人而异。况且，在人们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之时，也就是典型报道价值的实现之时，传播者→典型报道→受众者之间的链条便终结了。然而，实践的发展产生新的需要，社会实践无止境，社会主体的需要就无止境。典型报道不断被生产、不断被消费的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过程，也就是典型报道价值不断生成、不断消解的动态过程。典型报道价值动态生成的状态告诉人们，典型报道既是新闻主体与典型报道新闻客体之间关系的反映，同时也是新闻主体与典型报道新闻客体之间效用关系的不断挖掘、开拓、丰富、发展、深化的过程。

从典型报道价值变化的内部机制来看，价值表现为主体的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价值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特征。新闻主体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满足，而是积极主动地发现需要、认识需要、掌握需要、创造需要，新闻主体对典型报道新闻客体需要的丰富、深化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典型报道发展的过程。社会各层次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认识典型报道，深入探索典型报道满足需要的属性，使典型报道更加符合时代潮流、更加丰富多彩，从而促进典型报道的改进和创新。在新闻主体需要与典型报道新闻客体属性的效用关系中，新闻主体的主动性需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主体的积极主动的需要，使典型报道的发展呈现出新闻主体探索价值、发现价值、享用价值、创造价值的过程。

因此，典型报道价值的实质是新闻主体需要与典型报道属性之间的动态的效用关系。社会实践是理解价值本质的关键。作为新闻活动主体的传播者、受众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在社会实践中能够主动发现自己的需要、掌握自己的需要和创造自己的需要。对典型报道价值实质的探讨，能够帮助新闻活动的主体确立在典型报道价值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典型报道的价值，探索典型报道的价值取向、价值选择、价值功能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掌握典型报道价值创造的规律性，使典型报道更好地满足主体的实践需要。

三、典型报道的传播价值及延伸

典型报道的价值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典型报道的新闻价值。典型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并以新闻的形式传播，它首先实现的是新闻价值。二是典型报道的传播价值。“新闻的传播价值总是大于新闻价值，它除了新闻价值之外（这是最基本的价值效应），还有信息价值、宣传价值、审美价值、知识价值等多种价值效应。”典型报道的价值首要的是传播价值，其余方面的价值都不过是传播价值的延伸、演化而已。典型报道的信息传播价值

值得强调的是，典型报道具有新闻价值，否则，也就否定了典型报道的传播价值。典型报道首先传播的是一种新闻信息，它传播的是先进典型人物的事实的信息。信息是所有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及其表述，新闻信息具有新异性强、公信力强、时效性强、取材面广、传播面广等特点。典型报道具有新闻信息的特征。

一是，典型报道传递的信息具有广阔的认知空间。从社会环境的变化到时代背景的变迁，从先进人物的人生阅历、悲欢离合的情感经历，到先进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从某个领域先进人物的突出业绩、显著成就，到对国家发展繁荣的期待，从先进人物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到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引起的冲突等等，都成为构成典型报道的新闻价值要素。典型报道传递的信息，能够帮助受众了解社会环境变化，从而获取“关于自己的信息”，调整、修正、完善自己的“生命空间”，实现价值追求的目标。

二是，典型报道传递的信息是具有心理替代性的故事性事实的信息。心理替代性满足是相对真实性满足而言的、想象中的心理满足。每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体都有被重视、被尊重的心理愿望，由于受种种条件的制约而不能实现，而从传播渠道获取的关于成功者的真实故事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慰和激励。“通过讲述真实感人的故事，表现某种善良、真诚、正义和无私等品质，典型人物报道也就实现了受众对社会风气改善、英雄主义回归的心理愿望的替代性满足。”

三是，典型报道传递的信息是与人们通常的认知和印象具有反差的事物的信息。与受众的认知具有差异性的信息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具有新闻价值。比如，社会上存在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的情绪，固然反腐倡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许多腐败分子被惩处，但是领导干部的形象受到损害和影响。孔繁森、牛玉儒、郑培民等典型报道，展示了新时期领导干部忠诚党的事业、心系人民群众、廉洁从政、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高尚品质，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取得了较大的传播效应，反映出典型报道具有的新闻价值。所以，典型报道传播的信息包含他人的社会体验，从较深层次揭示社会变化及个人适应的方式、感受和成效，使受众引起情感的共鸣，领会其中的道理，为受众提供价值取向的参照。典型报道所揭示的先进人物的思想、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一直是主流媒体最为关注的。传播价值大于新闻价值的原理说明，如果典型报道脱离了对先进人物的新闻事实的叙述，脱离了有用信息的提供，那么，先进人物所表现的先进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典型报道的认知上，应该是先进人物的新闻事实在先，思想内涵在后，先进思想和观念寓于先进人物的新闻事实之中。过分强调典型报道的宣传价值而忽视典型报道的新闻价值，是造成典型报道传播效应衰弱的认识根源。典型报道的舆论引导价值

舆论是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基础的人们对其所关注的现实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有公开性、评介性、倾向性、自主性等特点。新闻传播者对所传播的新闻事实是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把关”。新闻舆论作为社会的“看门人”、环境的“守望者”、民意的“表达者”，反映社会舆论、引导社会舆论、营造舆论氛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是主流媒体的灵魂。典型报道就是经过选择的对先进人物事迹的新闻报道，具有重要的舆论引导价值。正面典型人物是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他们或是以身殉职，或是为国家和民族呕心沥血，或是积年累月为他人无私奉献，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谱写出时代的英雄史诗。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他们是爱党的典范，是爱国家、爱人民的典范，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典型报道是弘扬正气、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主旋律中最有力的音符，是最生动、最鲜活、最直接的正面教材。典型报道从诞生到发展的历程证明，典型报道是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的重要方式方法。典型报道的道德示范价值

时代需要航标，思想需要先导，社会需要榜样，群体需要楷模。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时代的杰出代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先进典型就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楷模、大众的榜样。先进典型人物是理想信念的践行者、崇高思想的弘扬者、高尚精神的塑造者、崇高品格的示范者。在战争年代，先进典型人物表现出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概，谱写出人民英雄的壮丽篇章；在国家建设时期，先进典型人物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国家强盛、民族富强、人民幸福奉献一切；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先进典型人物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品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不懈追求真理；他们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淡泊名利，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他们锐意进取、不屈不挠、开拓创新，在不同领域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立下不朽的功勋；他们以博大胸怀关爱他人，任劳任怨、扶贫济困、无私奉献。先进典型人物的精神品格就是“一盏盏灯”，积极向上、充满人格魅力的光芒，给人们精神上的鼓舞和激励。正如一位参加“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的网友留言所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榜样、楷模、标杆，这是一种激扬人心的力量，是社会向前的动力！他们或当官或为民，或伟大或平凡，但在他们的身上，都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爱国的力量，一种正直的人生，一种善良的人性！”在社会主体多元、价值观多元的条件下，典型报道的道德示范价值进一步得到了凸显。典型报道的社会人文价值“新闻传播中价值传递的实现，是新闻信息接受者对新闻信息传播者的价值观认同。”“新闻媒介的社会教化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新闻传播的价值传递完成的。”先进典型人物的个人情感、人生体验、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经过媒体的传递成为社会的文化意识，成为社会文化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产生追求真善美的教化作用。各个历史时期的先进典型人物，以时代主题为坐标，以震撼人心的故事性事实，绘就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他们的事迹就是新中国历史足迹的缩影，典型报道就是新中国的历史记录。先进典型人物具有撼人心魄的人格力量，展现出人性崇高的精神品格，他们的精神构筑了人性最美好的精神世界，诠释了真善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人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总之，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式，传递出新闻媒体的价值选择。在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中，典型报道实现着、放大着自身价值。社会主体能动的实践赋予典型报道的价值意蕴，为典型报道的价值选择明确了方向。

第二章 典型报道的价值选择

典型报道的传播价值是一个系统，具有自身的特征和作用机制。然而，典型报道的价值系统仅仅是社会丰富多彩的价值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然与社会其他价值系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新闻媒体既反映社会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又受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统领和支配，同时，新闻传播事业以自身的传播优势，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发挥积极的影响作用。在这种关系的作用下，主流新闻媒体的传播本质就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统领、支配作用重合在一起了。这种重合对人们给予典型报道恰当的定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认识典型报道的价值归宿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阈下，主流新闻媒体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倡导者和建设者。社会核心价值观为典型报道提供价值评价的尺度，明确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方向。典型报道是倡导、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有效载体，是构建、完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之一。

第一节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社会丰富多彩的价值观构成一个复杂多变的价值体系。而价值观又是由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具体观念组成的。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核心价值观，一类是非核心价值观。居于主导性、决定性地位的价值观是核心价值观，那些受核心价值观支配的价值观则属于非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

一、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概念

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问题，更是本论题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经查阅所能见到的理论研究成果资料，感觉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上，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分析，对本书的研究确有启示：

有学者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

有的学者认为：“核心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一种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相区别的内在根据。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一种文化形态就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系，而核心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灵魂之所在。因此，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的学者提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它是大众的信仰体系，就是社会中大多数人认同的这种价值。

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关于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的‘骨架’，骨架散了，‘社会’就崩溃了。社会价值观分‘核心’和‘非核心’两大类。反映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观，或者说，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

也还有学者说：“如果一个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由核心价值原则（经常以‘主义’来表述）、核心价值观念（对‘主义’的进一步细化，对评判、决策和行为的主导性观念）和核心价值规范（表现为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组成的，那么核心价值观在这一体系中就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它旨在为社会提供超验纽带和终极意义，以弥合无所不在的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社会分化。”

有人将基本的社会关系分为七种：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与这些社会关系相对应，共有七种核心价值观：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和国际观。核心价值观体系就好似一个以道德观为核心的七层同心圆，由内向外发生的辐射效能依次递减。

将上述观点做一个综合归纳，所谓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指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念，它承载着共同体的理想和追求，蕴涵着共同体对世界、社会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持的根本看法。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是价值观中的核心、主导观念。本书提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特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非核心、非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发生统领、支配的作用。它是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对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起着保障的作用，承载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共同体大多数成员认同的价值理想和追求，关乎社会共同体的成败兴衰。所以，“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意识的本质，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完善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在核心价值观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达到对其科学化、系统化的认识，才能形成“体系”上的认识。引论中已经说明了“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区别，在这里用一个比喻，如果把社会核心价值观比作“恒星”，那么，其他价值观（人生观、利益观、财富观、平等观、民主观、政绩观、权力观等等）就是环绕“恒星”运行的“行星”，每个“行星”又会有自己的“小行星”，受“恒星”的制约和影响，或近或远地环绕“恒星”运行，那么，行星环绕恒星运行形成的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处于“恒星”位置的价值观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核心价值观涵盖了社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回答“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信仰，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行为规范”等根本性问题。

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特质

在概念的界定中，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一些特质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共同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在社会重大价值问题上的共识。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从深层次反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等反映社会本质属性的价值理念。“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多数人，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对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或者是基本的是非问题所形成的共识。”这种共识体现了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需要和根本利益的要求，反映了社会共同体的意志、理想、愿望、行为规范、文化特质和价值追求，体现了社会共同体对未来的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主心骨”和“精、气、神”，是精神旗帜，是灵魂之所在。

其二，社会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体提供超验纽带和终极意义，成为社会共同体的“黏合剂”。超验纽带和终极意义，就是指社会共同的最高信仰、信念理想和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在由个体汇聚成的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交换、合作、竞争、强制、冲突等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有的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有的发生负面的作用，如强制、冲突等。如何增强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减少负面作用，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所得出的答案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以社会制度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制度由一系列规定、行为准则组成，当人们按这些规范行事的时候，就能够让‘社会’结构完整，活动有条不紊，各部分配合默契。第二，以社会组织实现社会整合。各种制度的实施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组织来完成的，组织通过法律、惩戒等方式控制越轨行为，维持社会的整合。第三，以意识形态实现社会的整合。在社会成员中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共同的意志和目标，包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以及宗教等。”“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和终极意义，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荡。”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体系、共同的意志和价值目标，成为一种超验纽带和终极意义，有了它社会就有了凝聚力量的内在机制，就会阻止社会共同体发生分裂。这一点，也是本论题将要论述到的典型报道具有的价值功能的理论依据之所在。

其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总是社会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又总是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的结果，它不仅是区别文化形态的显著标志，而且还在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中体现出来。同时，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还为社会未来的发展明确指向，具有强烈的目标激励、目标导向功能，成为社会成员为之奋斗的最高价值追求。社会核心价值观之所以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是因为它的形成和发展凝聚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在探索和实践中实现了科学的提炼和总结。因而，社会核心价值观不是空想和杜撰的结果，而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融合，是现实性与理想目标的统一。在现实与理想目标之间，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一点，还是本论题论述典型报道具有重要新闻宣传价值的理论依据之所在。

其四，社会核心价值观还是包容性与排他性的统一。社会价值观是多层次的、多元的，这是社会的常态，甚至是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充满活力的源泉。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部，非核心价值观必然受到核心价值观的支配和导向作用，核心价值观渗透到非核心价值观中，在核心与非核心价值观的相互作用中，非核心价值观的部分因素，会被核心价值观吸收和消化。就是说，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并不排斥非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保持和谐共存。但是，由于社会价值观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必定是社会共同体中具有统领、支配、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它又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意志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社会核心价值观总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所倡导的、被社会共同体成员所普遍接受的并通过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体现的价值观念，它具有的权威性、排他性不容挑战。尽管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正视其他社会共同体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没有一个社会共同体能够从对其他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的简单模仿和全盘照搬中获得成功。现代西方哲学重要奠基人尼采曾直截了当地说：“一个民族若没有能力先行评价价值，就不能生存；一个民族要自我保存，就不能依傍邻族评价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核心价值观还是“内”与“外”功能的统一。对内，它是凝聚精神力量的源泉；对外，它是保持社会独特性的根本性标志。社会共同体核心价值观的迷失，很可能就是社会共同体崩溃的前兆；一个社会共同体对另外一个独立的社会共同体核心价值观的蔑视、丑化和贬损，是一种有失人类尊严的行为，这种行为构成对该共同体存在合理性的挑衅和侵犯。

其五，社会核心价值观以社会典型的文化符号作为传承和传播载体。社会核心价值观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在形式上对它的表述可能是抽象的，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停留在抽象表述上的观念，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制度、规范、行为方式、语言、文化产品等载体体现出来。“金字塔是埃及政体的象征符号，遍布全国的孔庙是传统中国政体的象征，……庄严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杰弗逊纪念堂稳稳地耸立在美国首都的中心。当列宁和斯大林被妖魔化了，苏联的价值观体系必定无以为继。……核心价值观是依赖一些符号才能被社会传承的。那些符号背后的故事，当然有事实根据，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是那些故事全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部是事实，因为那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是我们人类和民族的精神遗产，是学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们由此懂得，当他们为做人的尊严，为科学的探索，为社区的利益，为社会的团结，为政治的正义，为祖国的安全，为世界的公正而奋斗的时候，即使牺牲了，也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同胞树立榜样。”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那些代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符号”比比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无数先烈用生命和热血铸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的时期，许多先进人物和弄潮人谱写了代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如今历历在目。这些“典型的文化符号”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共同理想，都生动体现了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演进过程。苏联解体后，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以及作为列宁的继承者、苏联卫国战争的领导人斯大林，其业绩和人格都遭到污蔑和诋毁，他们的塑像遭到了野蛮的损毁。据《参考消息》报道，格鲁吉亚将位于库塔伊西市的卫国战争烈士纪念碑拆除。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有正义感的公众和老战士组织都对破坏纪念碑的行径表示愤怒。认为“这一举动是不尊重所有为保卫祖国而与法西斯作战的烈士们的功勋，是企图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曾与其他民族并肩作战的数十万格鲁吉亚儿女的丰功伟绩”。事实说明，社会核心价值观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消亡了，体现这样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符号”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有意识地培育代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文化符号”，使这些典型符号鲜明地体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体价值意识自觉性增强的表现，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由此可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决定其在社会意识形态里不是一般的、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它的性质直接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模式和社会功能，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说，社会核心价值观对该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其他组成部分（哲学、艺术、语言、文化产品等）起着统率、支配、导向的作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演变，遵从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它具有历史继承性，传承着历史文化的积淀。这种历史传承成为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另一方面，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作为文化系统的深层结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和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价值选择的原则、决定着价值取向、化作价值评价的标准。但是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任何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都是一定的历史阶段上社会生活实践的表现，它必然会随一定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社会平稳发展的时期，人们甚至感觉不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存在，但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不同的价值观会发生剧烈碰撞和冲突，这时候，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维护、构建、完善就显得十分重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比较、反思、变革也就随之发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继承性也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也好，社会核心价值观都客观地与其他层面的价值观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社会生活实践、社会关系、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发生着能动的反作用。如何发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能动作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执政阶层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注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实践，准确把握社会核心价值观变化的广泛性，清醒认识社会核心价值观变革的复杂性，科学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观变革的深刻性，既是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发生变革的内在需要，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执政阶层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体现，是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价值自觉意识的集中体现。

当然，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观系统中居于主导、支配的地位，并不等于说要强求社会价值观的整齐划一，也不等于说要追求社会价值观的一致性。因为，任何共同体的社会成员都属于不同层次的主体，主体是多层次的，社会生活也是复杂的、多样的。受历史、地域、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体的需要也是多样的、多层次的。主体多样，主体需要多样，主体需要得到满足的手段和途径就会各不相同，那么，价值观念作为人们对主客体之间某种效用关系的把握，作为人们评价和选择的内在标准也就会各不相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也就是说，社会价值观的差别，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是经济基础等社会关系在人们观念意识上的深刻表现。从大的方面说，社会意识形态中既存在着反映和服务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价值观，也存在着曾服务于已经消亡的旧有社会制度的价值观，还存在着新的历史条件下生长着的、新的价值观，以及来自共同体外部价值观的影响和冲击。

承认主体和主体需要的多样，也就承认了社会价值观的多样。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与社会价值观的多样之间正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矛盾统一。离开了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就难以形成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就无所谓社会核心价值观，价值观的多样，是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核心价值观为多样价值观的存在创造了条件。核心价值观毕竟是对社会重大问题、重要选择的根本性看法，而多样的、多层次的价值观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引导、支配下，可以满足主体的多样化的需要。比如，社会核心价值观相对新闻价值观来说，前者对后者起着决定性的引导、指导的作用，但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不能简单地替代新闻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为新闻价值观开辟了广阔的领域，指明了方向；同时，新闻价值观以自己特有的规律性，通过新闻传播的方式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得到生动具体的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与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既矛盾又统一，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使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生机和活力。

从动态的角度看，任何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一个逐渐形成、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同时，它还是一个被社会共同体逐渐接受、认同，逐渐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一方面，社会核心价值观广泛地“内化”为社会共同体大多数成员的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标准、行为规范，赢得普遍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核心价值观还深刻地、清晰地“外化”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方方面面。在社会核心价值观被确立、认同的过程中，社会共同体的主流政治力量始终是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者、推崇者。社会知识阶层、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关机构（如社科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大众传媒等）、社会活动场所（城市、社区、乡村有人群聚集的地方，以及各种集合人群的地方）和各个社会阶层，都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意识“主流”、赢得认同的必备条件。“知识精英选择和界定了核心价值观。若要使之被‘公认’，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就需要通过知识精英与人民大众的强大交流能力，使这个观念体系掌握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关键的场所。”可以肯定地说，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很多，而社会的主流媒体（由执政党直接领导的传播媒体，如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刊物、网络等）就是实现知识阶层与大众“强大交流能力”的平台和渠道，主流媒体既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掌握的“关键机构”，也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必然掌握的“关键人群”、“关键场所”。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进一步深化到价值层面，已经从真理性认识深化到真理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相统一的高度。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科学界定，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括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全社会树立起了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有力凝聚了社会共识。

近年来，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概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社会各界也普遍反映，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科学准确、简明通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价值层面深入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社会长远、稳定发展提供根本价值遵循，为制度设计、决策部署、法律制定提供最终价值依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全面健康发展。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论述，是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最新认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立足国家层面的价值理念，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基本主张，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符合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愿望，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社会层面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党和国家奉行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规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应当确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应当遵循的根本道德准则，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公民道德行为的本质属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概括，涵盖了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理念。这样的表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三个层面的价值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又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既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坚守了国家目标，又张扬了人的主体个性；既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价值追求，又实现了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的有机统一，国家、集体、个人价值目标的和谐统一。这三个层面价值理念的概括和提炼是一种开放式的表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和旺盛生命力，也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践探索、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原则。

当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完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由实践发展与理论概括相互推进，再到社会化、大众化的逐渐完善、逐渐成熟的过程。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和提炼，一方面，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范畴，必将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概括和表述，将会更加科学准确、更加简明通俗。

至此，有必要对“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做简要的梳理，明确其内涵与区别，避免相互混淆。

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性质、本质和发展趋向的集中体现，是在一定社会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价值理念，是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普遍遵循和相对稳定的根本价值准则。“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人们对世界、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深刻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是人们思想上精神上的灵魂旗帜。”社会核心价值观决定着社会制度、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在一个国家、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孕育形成的，反映着一定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思想结晶。社会核心价值观相对社会“非核心价值观”而言，侧重强调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位置、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性质、本质和发展趋向在价值层面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核和遵循的根本原则，是这个体系中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形态，与其他社会形态相比有自身的本质属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是这种本质属性在价值层面的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概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最新表述。这三个层面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原则，体现并渗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决定着社会主义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为人们描绘出未来社会物质生活方面的目标，也为人们指出未来社会精神价值的归宿，不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愿望，而且集中体现了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社会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思潮起伏跌宕、价值观念相互交融交锋的形势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认同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形成团结奋斗、凝聚力量的精神纽带。

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既有内在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泛指在一定的社会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价值理念，是一定的社会性质、本质和发展趋向在价值层面的集中体现。一定的社会都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在社会众多的思想观念中处于主导地位，引领着社会其他价值观念，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特指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性质、本质和发展趋向在价值层面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原则，是对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提炼，是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共性，也有自身的个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总结出适应各自制度发展需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长期维系社会运转的精神支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使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适合自身社会制度需要的、体现自身社会形态本质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深化社会主义在价值层面的认识提供了根本前提。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概括表明，“社会主义”是对我国社会形态中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界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显著的特征，是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吸收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也反映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烙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彰显出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充分反映出我们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基石。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多层面的价值观念，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推动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通俗化、大众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宣传教育和学习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举措，两者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过程。

四、当今社会价值观的多元趋势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社会变革如火如荼。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渐完善，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我们既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刻体会到了来自精神生活层面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中的成就既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上，也体现在人们价值观的巨大转变上。离开了人们价值观的转变来谈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成为新的时代背景。全球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东西方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随着我们国家社会变革向纵深发展，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剧烈震荡。与此同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也促进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一方面，给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的培育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拷问。

有的学者认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对待世界和人生的独特的价值思维方法，这就是道义先于利益、情理先于理性、内省先于欲望、关系先于个体、和合先于同异、天下先于国家。这些思维方法在先秦时期基本成型，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它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国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和发展之路的价值哲学基础”。可以肯定地说，面对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锋，面对民族国家“软实力”的较量，理性判断、科学整合、合理汲取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对促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不失为一种智慧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是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那么，该如何看待当下的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呢？

从社会经济成分来看，我国单一的公有制格局被打破之后，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从组织形式来看，出现了各式各样新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消费者协会、商会以及大量的学会、联合会、研究会；从就业方式来看，传统的“铁饭碗”、“统包统配”的做法已经改变，形成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劳动者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新方式；从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来看，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基本被打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不断发展，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新制度已经形成。正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使不同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社会角色、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人们的思想活动越来越出现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引起人们价值追求和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开放带来的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以及新兴媒体带来的思想传播和个体价值取向表达的方便、快捷，都对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应该看到，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社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人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存在着较多、较大的差异，这也是导致人们价值选择呈现多样性的因素。

目前，我国社会出现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已经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承认和认同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同时承认和认同目前社会存在的所有价值观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像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就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相背离，更与社会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尽管这些价值观还不是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选择，但是它们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对社会共同目标的实现起着消解、腐蚀的作用。

当然，价值选择的多样性是正常社会条件下的正常现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价值选择应该是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企望回到用统一尺度去衡量一切事物的旧体制时代，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价值观也应该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肯定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多样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还应该积极倡导社会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防止社会出现整体性的价值观迷失。这是因为：“我们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当然不是要以一种统一的尺度去度量复杂多样的事物，试图造成一个纯而又纯的大一统的价值世界。那样只能是有了统一性，湮没了多样性；树立了一个高层次的价值境界，堵塞了通往这一境界的多层次阶梯。没有了多样性，没有了差别，也就没有了功能上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没有了价值观上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和发展。”

所以，在价值观趋于多元的社会环境下，维护、传播和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新闻媒体的传播功能。社会主流新闻媒体既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载体之一，也是构建、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文化符号”的重要平台。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典型报道塑造、传播先进典型“文化符号”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关系，是我们理解典型报道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关键环节。

第二节 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

相关典型报道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注意到了新闻媒体的政治性、宣传性。有的学者认为，阶级性是典型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新闻典型的阶级性决定了典型报道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也有的学者认为，“典型报道的政治性和宣传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条件下帮助国家统一思想、稳定局势、维持一定的道德规范的舆论工具”，典型报道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典型报道定义的精髓”，等等，这些观点都涉猎到了新闻传播事业的意识形态属性。

但是，有的研究成果对新闻传播事业意识形态属性的分析似乎没有给典型报道带来新的认识，反而却成为典型报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比如，有的研究由典型报道的政治性、宣传性，进而说明典型报道的主观色彩，并由此推断典型报道“强烈的政治性和主观性构成了典型报道的宣传性，同时也使典型报道中的新闻性降到了较低的程度、次要的地位”，进而得出“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以一种榜样的力量来教育群众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闻形式，然而认定谁是榜样不是由受众说了算，而是由社会的权威机构说了算，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说了算。所以在本质上，典型报道是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多元思维的”这样的结论。对新闻传播事业意识形态属性的分析，涉及到如何看待典型报道“政治性、宣传性”的问题。典型报道的“宣传性”是不是“由强烈的政治性和主观性构成的”？典型报道的宣传性是不是造成典型报道“新闻性降到了较低程度、次要地位”的真正原因？还有，如果离开社会实践中新近发生的先进典型人物的事实，“认定谁是榜样”还有没有客观依据？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新闻传播事业本质的清醒认识。

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史表明，典型报道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它诞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延安，兴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典型报道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典型报道有一点是不变的——它始终倡导的是社会主流价值观。表达、倡导、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典型报道与生俱来的特质，不仅典型报道没有排斥社会的“多元思维”，恰恰相反，典型报道把多层次的价值观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且在承认价值评价、价值取向存在差异的条件下，倡导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所以，问题的实质涉及到如何认识和理解新闻传播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揭示出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才能对典型报道的“政治性”、“宣传性”给予恰当的阐述，上述有关典型报道的种种质疑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典型报道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过程中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才能得到说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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