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鹏涛撰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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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编年事辑(精)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宽先生编年事辑／贾鹏涛撰．—北京：中华书局，2019.10
ISBN 978-7-101-13941-9
Ⅰ．杨… Ⅱ．贾… Ⅲ．杨宽－生平事迹 Ⅳ.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8006号书 名 杨宽先生编年事辑撰 者 贾鹏涛责任编辑 李碧玉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版 次 2019年10月北京第1版201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5 1/2 插页8 字数375千字印 数 1-3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941-9定 价 76.00元本书由延安大学博士科研项目资助（编号：YDBK2019-24）杨宽先生就读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时杨宽先生年轻时杨宽先生中年时杨宽先生晚年时1983年9月杨宽先生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国际会议上做报告杨宽先生全家杨宽先生与陈荷静女士陈荷静女士与父亲杨宽先生手稿《鲁君世次年数考》杨宽先生致吕思勉信初版《墨经哲学》作者错印成杨霓凡例
一、本书尽可能详尽准确地收集使用有关杨宽先生生平、思想、著述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料，记述杨宽先生一生的行迹。各年之间，内容详略，均视资料多少而定。
二、本书以公元纪年，后注干支。正文大致按年、月、日编排。一年之中，凡无日可考者，系于月，无月可考者，系于年，以“是年”标明于该年之末。日记等材料按年编入，年之下不再按月按日分散辑录，以保持材料的完整连贯；部分材料也不按年月编排而插入相关内容处。
三、本书所辑录的材料，均按原稿或手稿节录。引文以脚注形式注明资料出处，格式为作者、书名或篇名、原刊物、出版单位、出版年月、页码，档案资料则标明所收藏单位及档案编号。凡引录的资料，第一次引用时注明完整信息，其后仅注作者、题目或篇目、页码。凡引录材料中有无法辨认之字迹，一律用□代替。《历史激流：杨宽自传》是本书一部重要参考书，除原文引录注明具体页码外，其他引用皆不注明。
四、为求行文简洁、格式统一，书中人物姓名后一律不冠尊称或职称。卷一 1914—1948年1914年甲寅 先生一岁
2月6日（阴历一月十二日），先生出生于江苏青浦白鹤江镇（今上海青浦白鹤镇），名宽，字宽正。
先生曾祖父姓杨，去世较早。
曾祖母，育有三子，三子结婚后陆续去世，大房与二房都只留下寡妇，没有子嗣，三房妻子亦去世，留下一女，即先生母亲。
父公衡，字宰阿，出生于家乡附近重固镇农村家庭，原姓王，入赘后改姓杨。来到杨家后，先读书上学，后随当地世传名医何子祥学医。学成之后，以此谋生。
母素汉，小名宝宝，长辈称宝妹，生三子一女。
继母，生二子。
是年，蒋维乔四十一岁，吕思勉三十岁，顾颉刚二十一岁，童书业六岁。1915年乙卯 先生二岁
先生所著自传，对二三岁的时光，记忆犹新：我最早的记忆，或许是两三岁的时候，每天午睡醒来那段时
光。母亲总会抱着我坐在她的大腿上，教我唱一些童谣；我仿佛
还能听见流滛在悠悠天光中母亲清脆的哼唱声。客厅是父亲的诊所，母亲忙于家务时，就会邀几个邻居小孩
到庠门间和我们一起玩耍。大家穿着开裆裤，蹲在地上打弹珠、
造房子，一听到街上叫卖声，如卖糯米麦芽糖担、卖香豆腐干担、
卖菱角担，我就急冲冲奔向宅内找母亲，要求买这买那。家里的
经济是母亲掌管的，我们弟妹有所要求，都向母亲要，她总是答(1)
应的。
先生自言，童年时爱吃的食物有蓴菜、莲蓬、藕、菱角：我童年时期爱吃蓴菜，常听到这种叫卖声时，必然要请父母
亲提着水桶到港边购买。这种吃蓴菜的嗜好一直继续到老年，如
果在上海的土产商店中看到瓶装蓴菜，必然要买回来。我爱吃新
鲜青豆、新鲜蚕豆、大青菜和新鲜淡水鱼以及虾蟹的习惯，都是
在童年养成的。青浦夏秋之间有些水生植物可以生吃，如莲蓬（莲子）、藕、
菱角等。每年新鲜莲蓬上市为期甚短，母亲天天必买一大捆给我
们吃，据说是清补之品，又可让孩子剥了吃消磨时间，边吃边玩。
她先把每一个莲蓬撕开，约有近二十粒莲子脱落出来；把外层的
绿色嫩壳剥掉，里面的莲子肉白嫩而甜，随带一股清香。新鲜莲
蓬价钱比干莲子贵得多。在荷花塘里采摘莲蓬的工作大多是妇女
做的。菱角在夏末秋初上市。菱角古称菱芰，种类很多，白鹤江镇
早晨农民挑了担出售的有鲜红色“水红菱”；稍迟上市、较大的
水红菱叫“雁来红”，还有青色较大的“馄饨菱”。我很喜欢吃
鲜菱，母亲总是买个半篮，将菱洗净沥干；新鲜的菱壳和肉都非
常嫩，她用小刀切成两片，雪白带着汁水的菱肉从壳里滑出来，
放进嘴里，十分可口。另有一种有二只小角、形状小而坚实的“沙角菱”，小贩将它煮熟放在竹箩里扛在肩上，大街小巷叫卖。(2)
成熟的沙角菱含淀粉量高，愈粉愈甜而香。1916年丙辰 先生三岁1917年丁巳 先生四岁
是年，先生妹杨畹阑生。1918年戊午 先生五岁1919年己未 先生六岁(3)
秋，先生上新式学校鹤溪小学，校长为其大伯父公权。学校共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两部分，初级小学所设课程有国文、算数、修身、常识、音乐、图画、体操，所用教科书多数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国文课是白话文，课本采用的是后来光华大学的老师蒋维乔编的。前五课每课一字：人、手、足、刀、尺，课本上面是画，下面是字。因新旧交替，学校教师重朗读古文并要求背诵，先生认为古文有艺术性，乐于读名家古文且重视古文写作。1920年庚申 先生七岁
是年，先生大弟杨容生。1921年辛酉 先生八岁1922年壬戌 先生九岁
是年，先生父亲在名医何子祥指导下学习中医内科有成，回白鹤江镇挂牌行医，大招牌上写着：世儒医何子祥门人杨宰阿男妇大方脉。1923年癸亥 先生十岁
秋，先生开始读高级小学，高级小学加设英文课程。父母告知，只有考取著名的省立中学，今后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因此，先生读书时特别用功。
先生童年喜欢观看农业生产及农业工具制作的过程，由此积累的知识对后来进行古代史的研究有一定用处。童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小镇上没有经常性的娱乐场所，只有街头艺人和不定期的剧团演出，如耍猴戏、用放大镜看彩色画片（俗称西洋镜）、唱小调（常用胡琴伴奏）、说书。亦经历了传统风俗和礼俗的沐浴，爱看附近农村的迎神赛会，人家结婚、出丧和祭祀等礼节，和尚“念经”和道士“做道场”。
是年，先生小弟杨宓生。1924年甲子 先生十一岁
9月，爆发“齐庐战争”，一天夜晚躲避枪弹之际，家里遭土匪抢劫，全家遂避难上海徐家汇。避难一月后，返回家乡，家中财物被掠一空，全家衣服需重新缝制，所有物品需重新添置，又要抚养和教导子女，因此，先生母亲家务非常繁重。1925年乙丑 先生十二岁1926年丙寅 先生十三岁
夏，先生考取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初一听到历史老师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称其用新方法和新观点分析古代哲学，墨子部分尤其出彩，同时介绍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和梁启超的《墨经校释》。先生对《墨子间诂》很感兴趣并马上购买，此书遂成为初中三年常翻阅的课外读物。《墨子间诂》是上海扫叶山房的石印本，为先生全部通读的第一本古书。
先生自述选择赴苏州省立第一师范而未到距离家较近的上海求学的原因是：这是出于我父母亲和伯父的决定。首先是从经济上考虑，当
时省立师范学校，不但不必缴纳学费和宿费，而且膳费也由公家
发给，前往求学只需带一些书籍费和零用钱，这是我的家人比较
供应得起的。其次考虑的是，苏州是一座朴实而安静的古城，而
且向来是文物荟萃、人才辈出之地，求学环境比上海理想。此外
省立第一师范的前身是江苏师范学堂，清代称为紫阳书院，向来
很有名望。清朝末年罗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〇）做江苏师
范学堂的首任监督，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是这里的
教师；二十年代吕思勉（一八八四—一九五七）曾是这里的教(4)
师，师资方面向来很出色。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七月，先生（指吕思勉——
编者注）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专修课任教，月薪一百二十(5)
元，校长王应嶽（饮鹤）延聘。1927年丁卯 先生十四岁
是年，苏州省立第一师范与省立第二中学合并，改称省立苏州中学。
先生求学第一年，养成了两个习惯：一为逛旧书店。家里给的买书费不多，不可能买较多古书，但发现了不少需要的古书，对于日后的学习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二为学习民间乐器。每星期日路过体育场，先生常听到场内娱乐室悦耳的民间音乐，便买了笛和胡琴，又学习了京胡和月琴。1928年戊辰 先生十五岁
学校规定，初中毕业成绩优秀者，可不经过考试直升高中部。先生为了直升高中部，减少逛旧书店、练习京胡的时间，用功专心学习。1929年己巳 先生十六岁
夏，先生顺利直升高中部，因家里经济不宽裕，进入师范科。
高一时，先生曾听过吕叔湘的西洋史课，并称颂吕氏授课引人入胜：我在高中一年级，听过吕叔湘的西洋史课程，用的是陈衡哲（一八九〇—一九七六）编的《西洋史》（商务印书馆），讲授时
还补充了许多新内容，上课很引人入胜。我因此进一步搜查资料，
不断写成读书笔记，送请指正，他逐篇认真批改，有所指点，使
我认识到考古资料对认识古代文化的重要性。我当时主要学习的
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资料，想用
西方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作些比较，从而加深对中国古代文
化的认识。我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知识，首先是从这里学到的。
我还听过吕叔湘教的英文，所用教本就是苏州中学高中部英文教
师集体编辑的《高中英文选》（上海中华书局）。这部英文教科(6)
书在当时是很著名的，这也说明了苏州中学英文教师的水平。(7)
先生对西洋近代史老师杨人楩亦有回忆：西洋近代史老师杨人楩是留法学者，返国后即在苏州中学执
教。当时所有教师都穿一袭长衫、布鞋，而杨人楩终年穿西装、
皮鞋、打领结。每次他走进课堂之前，同学们已听到走廊上他穿
皮鞋的咯咯脚步声，有几个顽皮的学生，赶紧在课桌上也敲出咯
咯合拍的声音，引起大家会心的微笑。杨人楩对待学生和蔼可亲，
上课时常常穿插一些国外见闻；他也喜爱苏州的名胜古迹，到处(8)
去参观赏玩。
高中还听过胡适、钱穆的演讲，先生言：钱穆是当时高中普通科的教师，因为我读的是师范科，没有
听过他的课，但是我很尊重他，从他那里得益匪浅。当时学校每
个星期一的上午，要举行“总理纪念周”，在大礼堂上举行全体
大会，会上除了报告校务以外，常由本校教师作通俗的学术演讲，
钱穆常常在这里发表学术上的见解。有一天，汪校长（指汪懋祖
——编者注）请胡适来作学术演讲，据说当时东吴大学（即苏
州大学）教授陈天一曾请胡适留意，不要忘记见一下钱穆；胡适
不认识钱穆，请汪校长介绍，因而汪校长特请钱穆一起上演讲台
同坐。当时我在台下听讲，目睹这样的情景。后来钱穆在“总理
纪念周”的会上谈到胡适这次演讲，并且批评了胡适《中国哲学(9)
史大纲》卷上的主张，我听了很受启发。
进入高中后，先生开始初步的学术探索，课余时间半在阅读学术著作，半在学术研究和写作。将先生的读书方法附之如下：我读书的方法，大体上分为细读、选读、略读三种。凡是想
要深入钻研的问题，关系重要的书，就从头到底细读，不轻易放
过，如有什么疑问或有什么感想，就写笔记。凡是书中只有部分
需要的，或者认为书中内容精华和糟粕夹杂的，就只选择其中部
分章节细读。凡是近人引用的古书，大部头而内容庞大的，则采
用略读方法，先看序文、跋文和目录，只求了解全书的主旨和结(10)
构，以便需要时查考。1930年庚午 先生十七岁
秋，钱穆到北平燕京大学担任国文讲师。先生读钱穆《燕京学报》上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对文中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谬论的部分，极为佩服，此文对先生影响极深。此后，每有钱穆新著，必争先买到，细心阅读。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先生从头到尾认真学习和推敲，后此书亦成为编辑战国史料编年的参考用书。
是年，将《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燕京学报》，但此文并未发表。关于此事原委，先生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当一九三〇年春天这篇论文写成后，就投寄燕京大学的《燕
京学报》，因为看到这个学报常发表水平较高的长篇论文，同时
听说钱穆因受到邀约而将文章投寄这个学报，说明这个学报很欢
迎新进的学者。文章寄出不久，就接到学报主编容庚（一八九四
—一九八三）亲笔回信，大意是：这篇论文很有见解，切中时
弊，准备采用，只是学报从下一期改由顾颉刚先生主编，已将论
文转交，请今后直接与顾先生联系。我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燕
京大学教授们确有胸襟与眼光。接着就考虑到，既然回信明言准
备采用，我自己毕竟是个中学生，学术的根基还差，对于校勘训
诂之学没有经过专家的指导和训练，可能其中有不妥之处，因而
立即写信给顾颉刚，诚恳地说明接到容庚先生覆信，十分高兴，
但我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发表时如见有不妥之处，请即删
削改正。顾颉刚迟疑扣压高中生论文此信发出后，许久未见回信。我认为顾颉刚工作忙无暇回信。
等到新的一期《燕京学报》出版，不见我的文章，我还认为可能
收到文稿太多，要推迟发表。但是为了郑重起见，我再写挂号信
给顾颉刚催问何时可以发表，并且说，如果不能发表，请把原稿
退还，因为我没有留下底稿。又是长期得不到回信，这是我第一
次投稿，也是我第一次和学者通信，使我感到很失望，我第一次
写成的论文就如石沉大海那样消失了。我从此没有对这件事作进
一步的追问，我想顾颉刚将来会对这件事感到后悔的。直到七年之后，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在上海市博物馆工作时
期，忽然接到童书业（字丕绳，一九〇八—六八）从北平（即
今北京）来信，为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
号”（七卷六、七期）约稿，我当即寄去《说夏》一文，发表时，
顾颉刚先生特别加上编者按：“颉刚按，杨宽正先生用研究神话
之态度以观察古史传说，立说创辟，久所企仰……”我就感到，
顾颉刚该是因为七年前扣压我投寄《燕京学报》那篇文章的事感
到后悔了。直到抗日战争初期童书业从北平来到上海，论及这件
事，他说：顾颉刚先生一直为扣压我投寄《燕京学报》文章的事
感到抱歉，当委托他编辑“古代地理专号”时，曾谈到这点，要
他出面写信给我约稿，并且说有机会请代为表示歉意。我推想，
一九三〇年春天顾颉刚刚接手主编《燕京学报》，可能他顾虑到
发表一篇中学生的论文评论不少名家的失误，怕出什么问题，因
而就迟疑拖延下来。三十年代中，顾颉刚向来以能够提拔青年学(11)
者和没有学历的人才著称的。1931年辛未 先生十八岁
春，先生及同学杨定随师杨人楩赴苏州陈家花园举办的兰花展览上参观。恰在此日，陈家新添一千金孙小姐，正在大摆宴席庆祝，主人无暇接待。这位千金1977年成为先生的妻子，即陈荷静，先生对此有详细回忆：三一年春天，消息灵通的杨定探得苏州阊门陈家花园正在举
办兰花展览，社会上有头衔的人士呈上一张名片即可进入参观。
我们两个即将这个消息告诉杨人楩，他听了非常高兴，约定下一
个星期日早晨九点在校门口集合一同出发。那天天气晴朗，我们
三人走出三元坊，坐上马车，大约半个钟头就到了阊门外南濠街
十五号。南濠街是条宽阔的石板路，从明朝全盛时期就一直是商
业繁荣的地段。我们下了马车，让车夫先等着，杨人楩在两扇黑
漆大门的圆铜环上扣了两下，大门上有一块木制的警眼被拉开，
有人在门里瞧了一下，一个中年的看门人立刻将门打开；杨人楩
从西装口袋掏出名片，拿镀金钢笔在名片上写“拜谒”并签了
名，说明来意，交给了看门人，即回头示意马车夫可以离开。看门人请我们坐在庠门间稍等，他遣派另一个仆人拿了名片
到内账房去请示；不久这个仆人带了另一个穿布长衫的当差模样
的仆人出来，垂了双手，谦恭地向杨人楩说“请”。这个仆人走
在我们三人前面距离约三步路的左边，一面走一面口中喃喃说着“引道”。我们随着他跨出六扇平门，即是一条用鹅卵石砌成的
花径，两侧铺着丝带草，种着鲜花和一些树木。在深长花径的中
段，上面筑有巨大的白玫瑰蔓藤花棚，茂盛的绿叶中衬托着一朵
朵洁白如雪的硕大“香水大白”玫瑰，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令
我们惊喜不已。经过九曲檐廊，直通大厅是一条两侧植有松柏的方砖地，仆
人引我们登上三级石阶，踏进大厅，立刻闻到一股兰花幽香。这
座极为宽敞的大厅里面，左右有两排红漆描金花大庭柱，将大厅
空间分成三处。中央部分靠屏门红木长台上摆设古玩玉器，上面
挂着一幅大型中堂，四周挂满书画屏条；正中梁上悬着一块黑底
金字横匾，写了斗大的“尚雅堂”三个字。大厅有几个仆人在照
管，先请我们坐在红绸绣花椅披的红木太师交椅上，送上香茗（老式盖碗茶），我们喝了几口就去观看兰花。原来数十盆名兰放置在大厅的左右两排红庭柱外侧空间，花
盆里面插着一张张精致的小卡片，标出这株兰花的芳名。每一盆
兰花外面皆用长方形、六角形或圆形各式套盆，有白色、米色、
紫纱色等，放在特制的也是高低、曲折形状各异的红木托架上面。
每盆仅一到三朵兰花，姿态美妙，发出醉人幽香。数十盆珍贵名
兰聚集于一厅堂，是我生平仅见。每只套盆上都刻着人物、花卉
等图样或行、草、隶书，还有小如绿豆的殷红图章。杨人楩对我
们说：“这些套盆都是明朝年间，窑厂按照古画描绘烧制的。”
后来在一九五六年，陈家花园将这一百多只套盆捐给了苏州第一
名园“拙政园”；红木托架因年代久远而严重松脱，拙政园不接
受捐献，最后转让给制算盘店给车走了。观赏过兰花，那位引路的仆人送我们出来时说道：“家老
爷、太太新添了一位千金孙小姐，正在宅内大摆喜宴庆祝，不能
出来招待，请原谅。”当时的我只觉得观赏兰花新鲜有趣，哪里
知道上主早有安排：这位刚刚诞生的千金，竟在一九七七年成为(12)
我的妻子。
12月17日，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先生所在高三班级发起组织苏州全城所有高中生赴南京请愿。作为当事者，先生回忆当时情景如下：那是十二月十七日，到达南京后，我们才知道从北平、天津、
武汉、上海等地也来了不少学生。我们排列成整齐的游行队伍，
共约二千多人，手执旗子，高呼口号，一路游行到总统府前面，
要求蒋委员长（蒋介石）接见。经过与政府代表的协商，安排在
一所军官学校的大礼堂接见，游行队伍因而转往军官学校，排列
整齐地在大礼堂等候。我的位置正好排在讲台之下。蒋介石来到
后，在讲台上发表即席演说，开口第一句就说：“我要做岳飞，
不做秦桧。”演说的语调有他的特点，发音尖而高，整篇演说表
示将坚决领导抵抗日本侵略。等他演说完毕，我们把预先写好大
幅长布条“欢送蒋委员长北上领导抗日”送呈给他，由他亲手接
受。当晚学生们就借宿在军官学校宿舍，第二天再列队一路游行，(13)
乘火车回到各自的学校。
是年，先生投寄《墨学分期研究》一文给吴宓主编的《学衡》。三一年我写成《墨学分期研究》一文，投寄《学衡》杂志。
我之所以投寄《学衡》，因为投寄给《燕京学报》一文未能发表，
看到《学衡》杂志第五十四期曾刊登黄健中《墨子书分经辩论三
部考辨》一文，与我文性质相类；《学衡》杂志主编吴宓（一八
九四—一九八七）曾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主任，常刊登王
国维的论著。文稿寄出不久，就得到吴宓的亲笔回信，表示即将
采用刊登。但是《学衡》杂志延期出版，一直拖到我中学毕业还
未出版。当我读光华大学一年级时，曾写信给吴宓教授催促，吴
宓很客气的回信，表示一定刊登。这是《学衡》第七十九期，拖
延到三三年七月才出版。原来这个杂志正准备结束，这就是最后(14)
一期了。
是年，先生第一篇文章《埃及古算考略》发表在《苏中校刊》第53、54合期上。1932年壬申 先生十九岁
1月，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炸毁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上创设的“东方图书馆”。此事激起先生义愤，遂与苏州中学其他四位同学，根据各种报纸上的报道和特写，汇编成《淞沪抗战纪实》小册子，由当时的小说林书店出版。
夏，考进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先生自述选择光华大学的原因是：我之所以考进光华大学求学，是有因缘的。因为我的堂兄(15)（名安）早在这里求学，得知这里有几位讲授中国文学和中国
历史的著名教授，他们除了讲授有系统的必修课以外，常开设指
导学生读一部专书的课。这样的课比较切实，对于今后进行研究
工作大有好处。钱基博（一八八七—一九五七）是中国文学系
主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还讲《论语》《孟子》等书。
他讲究古文写作，他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中华书
局），推崇当代古文的作家，而贬低新文学的作家，很不合时代
潮流；但是，他上课指导学生很认真，要学生经常拿没有句读的
古文加上新式标点，送给他批阅，从而提高阅读能力。他有一个
儿子，就是著名的才子钱钟书（一九一〇—九八）。吕思勉是历
史系主任，除讲授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等必修课外，还开设中
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史通》与《文史通义》、《说文解字》
等选修课。蒋维乔主讲思想史，除中国哲学史、老庄哲学、佛学
概论以外，还开《周易》《尚书》《礼记》《墨子》《吕氏春秋》(16)《楞严经》等专书。（一九二六年——编者注）八月，先生（指吕思勉——编者
注）由宜兴童斐（伯章）先生介绍至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
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至一九五一(17)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在大学期间，对先生帮助极大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吕思勉，一位是蒋维乔。先生在《怀念吕思勉先生》一文叙及如何认识吕思勉时言：三十年代前期，我在上海光华大学上学，原来读的是中国文
学系，由于吕先生上课时的循循善诱，引人入胜，我爱听先生的
课，好读先生的书，成为历史研究的爱好者。因此我从开始进入
社会、参加工作以来，所有工作都是与历史、考古、文物有关的。
这是吕先生诱导的结果。记得我听吕先生讲中国社会史的课，期
中考试时，只出了一个议论题。当时光华大学由注册处按座位点
名，每人有个学号，按学号登记，因此教师对学生并不熟悉。当
这门课的期中考试后的一堂课，吕师刚上讲台，忽然跑下来走到
我座位旁边，问我：“你的学号是不是2091？你的名字是不是叫
杨宽？”我答道：“是。”他就说：“很好。”从此以后，我听课
中有什么问题就向他请教，学习研究中有什么问题也向他请教。
我从读大学一年级起，就爱好写学术论文，从一九三二年起，就
逐年发表一些论文。这些论文的写成，也都是和吕先生教导分不(18)
开的。先生忆及另一位老师蒋维乔时言：当时蒋维乔正为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四年级开了《墨子》
研究一门选修课，当他看到我接连在《大陆杂志》上发表的三篇
论文之后，就在讲堂上加以推荐。当时我跟堂兄杨安一起住在一
间学生宿舍里，安哥正是四级的学生，只是他没有选修这门课，
有一个和安哥很亲近的姓严的学生常来这间宿舍，因而也认识
我，他选修这门课程。当他听到蒋教授推荐我的论文后，下课时
就对蒋教授说，我是一年级的新生。蒋教授当即要求他在下一堂
的课后，把我带到教授休息室去见他。因此我被带去见蒋教授，
蒋教授对我很勉励，希望我今后有计划的进行研究工作，并且说：
如果研究上有什么困难的话，要找什么难得的资料，都可以帮助。(19)
这件事，很快在教师和同学中传播开来。1933年癸酉 先生二十岁
是年，母亲去世。先生回忆道：一九三三年当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
正在课堂上课，突然一位教导处办公室的职员走进教室，上前和
讲台上的教授说了几句，即转身向我走来，然后对着我轻轻地说：“你的母亲病了，有人来接你回去，他在教导处办公室里等你。”
我和他走到教导处，看到我家老邻居，帮我带了一封父亲写给我
的信，大意说：你母病危，我请邻居某某雇一艘小船来接你返家，
见你母最后一面。我登时心慌意乱，和老邻居赶到码头，一起登
上他雇来的小船。第二天天色尚未大亮时分小船摇到了白鹤江镇，
我跳下船直奔回家，登上楼梯到父母亲的睡房，看见母亲安详地
在睡觉，我大声唤她，摇她的肩膀，却无法将她唤醒。在楼下的
父亲听见我的声音，上楼走进卧室，劝我说：“你的母亲已经昏
睡三天了，赶紧下楼去吃早饭，帮我一起料理她的后事吧。”我的母亲体质素健，扶养四个孩子，操劳家务，是一个能干
的女子。外曾祖母过世之后，家产都归母亲的名下，除了住宅之
外，还有两处出租房屋，一处租给一所小学，一处租给茶馆，还
有一些田地可以收租米，一家生活宽裕，不料四十二岁上就病故(20)
了；当时我的幼弟年仅十岁。1934年甲戌 先生二十一岁(21)(22)
上半年，在蒋维乔的指导下，与同学沈延国、赵善诒一起从事《吕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释。先生忆及此事缘起时言：当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两位苏州中学毕业同学沈延
国、赵善诒住在同一间寝室。他们两位是苏州中学高中部普通科
毕业的，因为我在苏州中学读师范科，和他们原来不相识，后来
因为在大学同读中国文学系，常常选读同样的课程，认为志同道
合，彼此可以互相帮助，就同住一个寝室。从此我们三人就开始
了在大学三年共同学习和研究的生活。(23)三四年上半年，蒋维乔开设《吕氏春秋》的选修课，我们
三人都选了这门课程。蒋教授指出，《吕氏春秋》被称为“杂
家”，是博采各家学说，有计划有系统编辑而成的，虽然限于吕
不韦及其宾客的眼光，选取的不一定都是各家的长处，但是此中
确实保存有各个学派的精萃，可以说是一部战国时代“百家争
鸣”思潮中集大成的作品。可惜长期以来，学者们讨厌这个投机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没有人很好的研究它，清代学者热心校释先
秦典籍，可是对于《吕氏春秋》没有下很深的功夫，毕沅的校本（《吕氏春秋新校正》）疏误很多，近年来也还没有一部总结前人
这方面校释成果的著作。他对我们三人说：“你们既然对此很感
兴趣，为何不合撰一部集解，既便于检讨，又益来学。”他认为，
这项工作虽然十分费力，但是可以加强治学的能力，由此可以增
长校勘、训诂以及古音韵学的知识，同时可以观察某些已经失传
学派的学说以及彼此相互批评和相互融合的情况，从而进一步了
解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动态。我们请蒋老师带头一起工作，(24)
作为师生合作的一项研究工作来进行。
10月5日，光华校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吕思勉与钱基博、薛迪靖(25)的审查结果，给学生杨宽、徐裕昆书籍费拾元的奖励。
录是年《蒋维乔日记》中相关材料：三月十八日晴：“午后阅杨宽所著《墨经校释法》，杨系光
华大学学生，而专力于墨学多年，极有心得，老生所不如也。”三月十九日晴：“仍请假阅杨氏《墨经校释法》。”十二月二十八日阴雨：“九时赴光华，到后始知，昨夕师生
联欢会娱乐，到夜半方罢。今日上午停课，遂与杨宽、沈延国等
接洽，校阅《中国语文研究》稿及搜集《吕氏春秋》参考书，十(26)
一时即回。”1935年乙亥 先生二十二岁(27)
11月，先生帮助郑师许编辑华文《大美晚报·历史周刊》。在1937年元旦上海市博物馆开幕后不久，郑师许到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历史周刊》遂由先生一人主编，该刊前后共出版七十三期。
12月，日军侵略华北，各地大学生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即“一二·九运动”，先生曾随光华学生至上海市政府大厦请愿。
是年，关于《吕氏春秋》的校释文章三篇，刊于章太炎主编的《制言半月刊》上。
录是年《蒋维乔日记》中相关材料：三月二十五日晴：“午后预备成论，校阅杨宽等撰《吕氏春
秋版本书录稿》。”五月九日晴：“午后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此稿由杨
宽、沈延国、赵善诒三人合辑而成，已允光华当局之请，归入光
华大学丛书。于六月三日十周纪念前完成，故余于明后日请假，
专力校阅。”九月二日阴：“是日校改杨宽等所编《吕氏春秋集解稿》。”十二月二十八日阴雨：“学友杨宽、沈延国来谈，交来《吕(28)
氏春秋汇校》稿一叠。”1936年丙子 先生二十三岁
4月，先生未毕业就被聘为上海市博物馆艺术部研究干事。先生言：我读到大学四年级，就到社会上参加工作。当时有些爱国的
文物工作者正在筹建创办“上海市博物馆”，由于这方面的人才
奇缺，把我这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也拉去参加筹备，担任古物的
陈列布置和编写说明等工作，并给予“研究干事”的职位，从此
我的研究工作，就着重把文献和考古文物结合起来。所以能做到(29)
这点，还是得力于在大学里打下的根基。这个博物馆具有综合的性质，分设历史、艺术两部，历史部
主要陈列上海市及周围地区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艺术部主要陈列
中国古代青铜器、绘画和陶瓷等艺术品，前者属于地方志博物馆
性质，后者属于艺术博物馆性质。我被聘为艺术部研究干事，负
责陈列布置以及编写说明的工作。我当时大学尚未毕业，但是由
于任务紧迫，人才缺乏，要求我提前参加工作，经我与蒋维乔、
吕思勉两位教授商量后，即迁居到博物馆附近的职员宿舍，参加(30)
博物馆的开馆筹备工作。先生对博物馆的筹备工作用心用力，异常认真，并写有《陈列说明》一册。先生言：我在这项开馆筹备工作中，加倍作出努力，为每一件文物的
定名、考定年代、写作说明，常常忙到深夜。……艺术部的陈列
室由我一个人负责布置，所有陈列品的说明也都是我起草的，没
有经过别人的修改就用上了。我当时写的说明有多种，除了每一
件文物的简要说明以外，还有对每一种类文物的总说明，以及对
每个时代某种文物特点的说明。……从此以后我在博物馆工作中，
特别重视这点，直到五二年重新创立的上海博物馆开馆时，全部(31)
陈列室说明印成一册提供来馆者参考，也是我亲自动笔写成(32)
的。
6月，先生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
11月，郑师许《铜鼓考略》《漆器考》两书作为“上海市博物馆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印前郑师许因母亲生病南归，校勘工作遂嘱托先生完成。节录校勘后记如下：郑师许先生所著《铜鼓考略》《漆器考》二书既付印，郑先
生忽以其令堂有贵恙南归，校稿事因嘱余为之。余以馆中作说明
及陈列之工作纷繁，致不能精为校勘，今出版后读之，觉尚有讹
字，如“钜鹿”之讹作“钜廘”，知校勘之事实难，亦余事忙疏
忽之过，此余深感不安，于郑先生及读者殊觉抱歉者也。自来关于铜鼓之考论，莫详于谢启昆之《铜鼓考》，见《粤
西今石略》。然关于铜鼓之史料搜罗，尚未备，论断犹未详尽也。
日本鸟居龙藏著《苗族调查报告》，其第八章《铜鼓》，虽较谢
氏为备，但其关于铜鼓之来源及其所以宝贵埋藏地下之故等等，
皆未详。今郑先生《铜鼓考略》此书，于文献记载既搜罗详尽，
于诸家难解诸问题，论断尤精审，曰“略”者，盖以于花纹之比
较研究与化学之分析研究尚有所不及也。……自来关于漆器之考论，仅明曹仲明《格古要论》中有“古漆
器论”及张应文《清秘藏》“论雕刻”条。中国考古学尚在幼稚
时代，地下材料不多，晚近朝鲜乐浪之挖掘，汉代漆器固可由此
大显，然其演变之历程如何，其传布之历程如何，尤待于论究也。《格古要论》《清秘藏》之论漆器，皆自宋起，宋以前如何至演
变亦语焉不详。今郑先生此考，尤多未飨人望，但以地下材料之
不多，仅能如此而已。汉代漆器有乐浪之资料，固可恣意检讨。
民国十九年间钜鹿故城之挖掘，其漆器出土若何，吾人有不得而
详知。我人甚望因此激起国人之注意，于我国特有之艺术漆器能(33)
特加注意之。编者按：除了郑师许上述两书外，“上海市博物馆丛书”还有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胡肇椿、曹春霆合著的《古物之修复与保存》，徐蔚南的《顾绣考》《上海棉布》，胡肇椿译滨田耕作的《古玉概说》，郑师许、胡肇椿等译孟德鲁斯的《考古学研究法》，周纬的《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等。
12月11日晚7点，先生在上海市广播电台演讲“中国艺术之特(34)色”半个小时。
录是年《蒋维乔日记》中相关材料：十一月二十七日晴：“六时起，七时三刻赴车站，八时乘特
快车赴苏州，车中遇鲍君友恪，一路长谈，九时半到苏州，沈延
国、诸祖耿二君在车站迎接。先至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讲演论
周易六十四卦之组织及递变叠变之理。十二时赴锦帆路章氏国学
奖讲习会，章氏夫人汤国黎先生至预备班来接同前往。余到后，
先在太炎灵前行鞠躬礼，在彼午餐毕，稍休二时半，至三时半，
讲佛教大意，当就破我二字发挥。四时，偕沈君瓞民父子步行至
寓中间坐谈天……尚有杨宽自沪来，适逢于此。……八时三刻赴(35)
车站，延国及杨宽二人送我，九时三刻开行，十一时到。”1937年丁丑 先生二十四岁
1月1日，上海市博物馆正式开馆。
元旦后不久，先生与朱新华结婚，先生言：我的结婚是当时乡间盛行的一种旧式婚姻。当我十岁光景，
有个亲戚来作媒，送来了“庚帖”，俗称“八字”，这是同住在
镇上朱家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的“八字帖”，包括出生的年、
月、日和时辰的天干地支。接着，我的双亲把一位天天经过门口、
拿着根拐杖弹着弦子，一路叫喊“算命”的瞎子先生请了进来“合八字”，把我的八字和媒人送来的八字讲给他听，请他推算这
两个小孩的命运是否合得来。他口中念念有词，推算好久，作出
论断：“这两个孩子，虽然一个生肖属虎（指我），一个生肖属
龙，龙虎有相斗的说法，但是从命理看来，两个人是合得来的，
可以白头偕老。”双亲就依据这一论断，通过媒人送去聘礼，把
我的婚姻定下来了。那时我们所读的鹤溪小学是男女生分开两处
上课的，因而我们见不到面；小学毕业后我就出远门专心求学，
早已忘却这事。当我读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带回了当时所有发表的论文，
讲了蒋维乔教授召见我的情况。蒋维乔做过江苏教育厅长和东南
大学校长，母亲是知道的。母亲向来对我很是了解而体贴入微的，
不久她就对我劝导说：“我们在你童年替你订了婚约，看来对方
和你在文化思想上差得太远了，可能对你的前程不能有什么帮
助。现在时代不同了，你如果自己找到看得中意的、志同道合的
女同学，我们可以设法解除童年的婚约。”当时大学里谈自由恋
爱之风很盛行，但是我读书、写文章天天忙到深夜，埋头于学问
之中还嫌时间不够，哪有心思去找女同学交朋友和谈恋爱。当时
女方家属怕婚约吹掉，托媒人和朋友常常催促我父亲早日主办这
个婚事。因此等到我在博物馆工作，父亲就选定吉日，为我作主，
由父亲出面发出请帖，举行婚礼，摆酒席，我就这样做了一个现
成的新郎，和一个思想上不了解、兴趣不相同的女子结婚了，婚
后当然谈不到彼此有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但是，我认为从此成家
了，应该负起这个家庭的经济责任。从此她一生没有出去工作，
我把所有的薪水和稿费交给她管理支配，这样我就可以专心从事(36)
我爱好的事业和研究工作。
1月8日晚7点，先生在上海广播电台演讲“中国工艺之演化”半(37)个小时。
1月9日起，上海市博物馆在《民报》上创设了《上海市博物馆周刊》，该周刊由先生负责编辑，前后共出版三十期。
2月5日晚6点，先生在上海广播电台演讲“陶瓷器之沿革”半个
(38)小时。
5月26日晚6点，先生在上海广播电台演讲“中国工艺的演化”(39)半个小时。
3月23日，先生致函童书业：
丕绳我兄：屡蒙吾兄为《禹贡》索稿，一时因忙不过来，不能详细翻检
书籍，故迟迟不能应命，至愧，至歉！前夜兴来，乃穷半夜之力，
成《说夏》一文，武断臆说，自知无当也。颉刚先生与我兄正用
力于《夏史考》，想定多高见，区区恐未当于高明之旨。顷读《尚书》又得一证，乞为补入。……专此，即颂撰安！弟杨宽再拜(40)三月二十三日(41)
3月27日，先生赴杏花楼参加市政府李大超科长宴会，《申报》刊有报道一则：上海市博物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上海市分会同人，以市政
府李大超科长，日间即须陪同吴主席南旋赴粤，骊歌遽赋，不胜
依依，特于昨日（廿七）下午六时，假杏花楼设宴公饯李氏荣行。
到李大超、胡肇椿、张裕良、周松鹤、刘松涛、薛保伦、曹春廷、
蒋大沂、杨宽、杨秋人、黄心维、顾志刚、蒋兆熊、林圃轩、陈
硕、李际明、魏中天、丘松生、李绍模、李惠然等三十余人。首
由博物馆馆长胡肇椿致欢送词，继由李氏致答词，欢宴后，合摄(42)
一影以留纪念。
4月9日下午5点，先生在上海广播电台演讲“康南海先生的欧(43)游”半个小时。
4月30日下午5点，先生在上海广播电台演讲“瓷器的沿革”半(44)个小时。
6月1日，顾颉刚主编的《禹贡》七卷六、七合期出版，先生《说禹》《说夏》两文刊登此合期上。顾颉刚为《说夏》所加按语言：杨宽正先生用研究神话之态度以观察古史传说，立说创辟，
久所企仰。其怀疑唐虞之代名与吾人意见差同，而否认夏代之存
在又不期同于陈梦家先生所论（陈说见其所著《商代的神话与巫
术》，《燕京学报》第二十期）。陈先生主夏史全从商史分出，因
而不认有夏之一代。取径虽与杨先生有异，而结论则全同。……
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杨先生
此文最大之贡献，在指出“夏国”之传说与“下国”之传说有关
系，或禹启等人物与夏之代名合流之由来，即缘“下后”而传讹
者乎？以材料之缺乏，未敢臆断，姑识于此以质当世之博雅君子，
并望参加讨论古史之诸家对杨先生此文予以深切之注意者也。民(45)
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附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40年1月14日对此文亦有评论：读杨宽所撰《说虞》《说夏》二文，心终觉其不安。衡以《论》《孟》，所说去之弥远，皆古人所不敢言，而今日放胆言之。(46)
岂孔孟所不能知者，而今人反能知之耶。
7月18日，上海文献会发起刊印苏松太丛书，会长为叶誉虎，常务理事有陈端志、吴湖帆、沈维钧、陆丹林、吴静山等，先生任出版(47)委员会委员。
淞沪抗战前，先生挑选比较重要的文物，经过接洽，和馆长胡肇椿将其送至震旦博物馆寄存，上海市博物馆关闭。
9月，受郑师许推荐，先生被广东勷勤大学文史系聘为讲师。勷勤大学文史系公布先生所开的课程：上学期为一年级中国通史和四年级古器物学概论，下学期为历史研究法和中国上古史。先生对此回忆道：是郑师许和系主任洽商决定的，他认为这四门课程我都可以
胜任。他之所以为我开设“古器物学”这门课，因为他看到我在
上海市博物馆所写的各类古器物说明比较有系统，内容具体而充
实，可以从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大补充，创立“古器物学”这门新
课程。……郑师许所以主张为我开设“历史研究法”，因为我和
他曾经合编华文《大美晚报》的《历史周刊》，他听到我常常谈
论当时各个学派的名著得失，特别是谈论到他们治学方法的得
失。……郑师许之所以主张为我开设“中国上古史”这门课，因
为他知道我对古史传说已有一套系统的见解，正有待于写成一部(48)
著作。郑师许对先生奖助有加，其儿女言：在上海教书时，最得意的学生是杨宽先生。父亲喜欢杨先生
国学根底好，人又勤奋。甫出校门，就把他带到当时国内新兴考
古学的前沿，在上海市博物馆做父亲助手。上海市博物馆当时学
术活动较多，不但出版了学术小丛书，也有一些考古发掘，如寿
县发掘，父亲总是把杨先生带在自己身边，并加以耐心指导。一
直到父亲南返之后，仍然书信不绝。杨宽先生后来在上海复旦大(49)
学任历史教授。
10月，与蒋维乔、同学沈延国、赵善诒合著的《吕氏春秋汇校》作为“光华大学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先生忆及此书如何完成时言：每篇校勘完成之后，都经蒋维乔最后审定修正，定名为《吕
氏春秋汇校》，经光华大学校方列为《光华大学丛书》的一种。这书到三五年五月已经全部完成。全书的《叙例》，是由我
起草而经蒋维乔改定的，曾发表于《制言》半月刊创刊号（一九
三五年九月），附录有《吕氏春秋轶文辑校》，是校勘工作的成
果之一，曾发表于《制言》第三期。另外有《今月令考》一文，
亦是因校勘而得出的结论，也是我起草的，发表于《制言》第五
期。当时如果没有蒋维乔的带头领导工作，不可能借阅到所有的
善本书，如果没有师生的集体合作，也不可能做好这样广泛的校
勘工作而得到这个成果。蒋维乔认为在光华大学执教二十年中，(50)
这一工作的成功是最大的收获。录此书跋文如下：宽、延国、善诒三人，以民国二十一年夏，同毕业于苏州中
学，秋间来光华，同入国文系，居于一室，检讨商兑，相得至欢。
偶有所得，辄或妄为撰述，皆随作随布，初未尝有整部之工作也。民国二十三年秋，会校中设《吕氏春秋》学程，由蒋师竹庄
教授之。一时苦无一集解，便于教学，所用者犹是毕沅校本，毕
氏之家刊本，既不易多得，因采浙局重刊《二十二子》本，蒋师
既博稽群说，以归于一是，而每一引论，无不启发愚蒙。同学诸
子，皆甚欢欣；余三人尤津津乐道于此也。早夕所谈辨，莫非《吕览》之疑问，一字之异同，动辄争讼，虽面红耳赤，不能自
已，及得实证，是非既明，又乃相视而笑。一日，余三人又以《吕览》疑问请蒋师，蒋师欣然曰：“尔等既对此兴趣，何不共
撰次一集解，既便检讨，又益来学。”余等受命惶恐，乃竭力追
随蒋师工作，先惟搜罗专著，每条一纸，按次排列，继乃冥索于
札记随笔中，后又进而求之训诂书籍中，摊书寻检，目光闪闪注
射于纸面，有如猎人在野之侦禽兽然。如是者不数月，积稿已盈
箧，而疑难益丛生，知毕校疏误尚多，非遍校善本及类书古注，
恐无以复其旧，因又搜求以对雠之，搜求既广，所获又多，于是
草创《汇校》，《汇校》本为《集解》之先河，初不自意成此巨
帙也。蒋师及余等校雠，皆由分工合作，先惟遍搜善本校之，每当
寒夜人静，乃人手一编，左右对雠，或数页而得一异文，或一页
得数异文；善本对雠既竟，乃又遍搜类书古注，一字一句，皆采
辑无遗，更取原书一一注其所出，察其异同。但原书都十余万言，
不能一一熟记，因编索引以求之，然注家引书用意，文多出入，
有或搜索竟日而不得者，每为惆恨不已；得一字有足是正者，则
又拍案称快，相为传观。此中别有苦乐，惟知者知之也。光华藏书，素乏善本，乃由蒋师介绍，多方借得，乙书既得
而甲书已去，乙书既去而丙书又至，每一疑难，或不能恣意检讨，
如此为书，自知必有疏误。惟诸书皆一字一句，翻阅对雠，自信
尚属刻实，可无大误也。今者《汇校》书已印成，而余三人又皆毕业，不得不各自东
西，相聚不知何日；《集解》大体已粗成，又不知写定何日也。
回忆前情，能不黯然。谨述其梗概，以为纪念云尔。(51)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杨宽、沈延国、赵善诒仝识《申报》刊有此书广告一则：校雠之学，有清一代为盛，或依善本，或据征引，以科学之
方法，董理国故，其功业不可偻指数也。此书为光华大学教授蒋
维乔先生及其高足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著；遍搜《吕氏春秋》
善本及群籍征引，汇集校勘，凡有异文，无不具录，其纠正毕沅
校本处，皆详加论证，尤有价值。书端冠版本书录一卷，辨析版
本源流；末卷佚文及版本序跋各一卷。本书搜罗之周详，方法之
缜密，实校勘未有之盛举。兹特付之剞劂，以供治子部或校勘者(52)
之参考。定价二元二角，特价一元五角四分，七月底截止。
是年，大儿子杨善群出生。
是年，先生妹杨畹阑流产去世，先生言：她是幼年由父母作主许配给附近杜村一家大地主的儿子；当
父亲安排她出嫁时，她很不愿意，由于伯父的劝说才勉强同意。
她原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教书，因日军侵占家乡，她回到家中躲避，
不再教书。因为这是个老式大家庭，一切由她的公婆作主，她听
命做家中一切劳动，包括在怀孕之后还去脚踏石臼舂米，结果流
产而死。我内心很感到不安，因为当她不愿出嫁时，我没能帮她(53)
解除这个不合理婚约。
录是年《蒋维乔日记》中相关材料：一月二十四日晴：“至上海市博物馆参观，杨宽在馆招待，
五时归。”一月二十八日阴：“五时，杨安仁、沈延国二君来邀请我至
陶乐春，为杨宽证婚。六时始行礼，余有演说，七时入席，九时(54)
回，十时半睡。”1938年戊寅 先生二十五岁
夏，因要照顾妻儿，先生请辞广东勷勤大学讲师，从海道经香港回到上海。
6月，先生的《中国历代尺度考》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先生回忆此书出版过程时言：当时博物馆的主管希望我写一本书，作为《上海市博物馆丛
书》的一种，我当即写成《中国历代尺度考》一书，由馆长亲自
送交商务印书馆。这部书的开始起草，还在我读高中的时期，因
为听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提出要研究生作研究的论文
题目中，就有历代度量衡的研究，同时看到《观堂集林》中有讨
论历代尺度的文章；又看到刘复根据“新莽嘉量”的校量从而推
算《隋书》所记历代尺度长短的文章，很想把实物和文献结合起
来，对历代尺度作详细的考订。后来经过搜集资料作初步考订，
发现王国维所考订的宋代尺度有很大错误，更感到有写成专著的
必要。这部书稿交到商务印书馆以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到一
九三八年才出版，由于当时上海市博物馆已停办，改收入《史地(55)
小丛书》。《兼明》月刊上刊有此书广告一则：是书考证历代尺度，从上古起迄民国止，于尺度之长短变迁，
考证精详，举凡文献上之史料，以及最近出土之实物，无不征引。(56)
书端冠有各收藏家及最近出土之古尺摄影，尤为本书特色。先生之研究方法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影响甚大，陈同言：作为一个与上海这个大都市有着密切关系的著名学者，王国
维的学术思想不仅打上了近代上海文化的鲜明印记，而且他所作
出的业绩对上海的学术界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在上海，尤其是从
事上古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的后辈学者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发，
获得了帮助。杨宽，1936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历任光华
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先秦史专
家。自50年代起，他相继发表了《战国史》《中国土法冶铁炼钢
技术发展简史》《古史新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
古代陵寝制度史》《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等多部专著。在
这一系列著作中，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
大。当然王国维对杨宽的学术影响绝非始自50年代。早在杨宽
的青年时代，王国维就已成了他学术研究之路上的楷模。这从杨
宽于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完成的《中国历代尺度考》一书中体现出
来，此书出版于1938年。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里，杨宽有十多
处引用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定论，而且还有大段的
引文。其中他尤为推崇王国维对我国历史上尺度变异原因的论述。
王国维通过深入的研究后认为：自魏晋以来，由于官府有绢布课
税，官吏一方面害怕短缺损耗，另一方面又试图榨取于民，因此
尺度由短变长，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两朝以后，由
于不用绢布课税，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尺度没有什么变化，仍
按唐宋时的旧制。杨宽在书中说，王国维的研究“至为详尽”，
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唐宋以后尺度之所以变化不大，是因为唐
宋以后，课税可以折价，因此贪官不必通过增长尺度来盘剥百姓，
只要提高折价就行了。从中，我们是可以清楚看到王国维对杨宽(57)
在学术上的重要影响。台湾地区学者王德毅对先生改订王国维考证之失如是言：杨宽撰《中国历代尺度考》，论及宋代尺度，内中说：“宋
代沿袭唐制，因为宋代政府所颁布的标准尺，主要还是为征收布
帛之用，所以称布帛尺。又因为宋初贡赋由三司使征收，因而这
尺也称三司布帛尺。”又说：“王国维在考证宋代尺度时，一方
面误信了程大昌《演繁露》的推断，一方面又误信了三司布帛尺
摹本，因而得出了下列错误的结论：（一）钜鹿出土宋尺为淮尺；（二）宋三司布帛尺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强；（三）合布帛尺八寸
九厘有奇的浙尺，略同于唐秬尺（即唐小尺），淮尺略同于唐大
尺，淮尺、浙尺即出于唐的大尺、小尺；（四）三司布帛尺的所
以大于唐秬尺，由于‘代有增益’。”杨宽认为钜鹿出土的宋尺
既出土于大观二年所淹没的钜鹿故城，必是当时一般通行之尺。
宋代的布帛尺就是沿袭唐大尺，并不是宋淮尺沿袭唐大尺。此足(58)
正先生之失，特附记于此，以待来者。录郭正忠对此书的评论：继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之后出版的古代尺度史研究专
著，是杨宽的《中国历代尺度考》。该书收集、检测了14种汉尺；
又用敦煌出土的标准规格印文汉缣进行校量，重新确定了汉尺的
长度为0.23公尺。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又推定了魏晋尺度。此外，
该书还收集了七种唐尺、三种宋尺实物及有关文献资料；考校了
唐代大小尺、宋尺及明清尺的长度，批评了王国维关于唐宋尺的
某些论断——比如他以为钜鹿出土的宋尺，并非王国维所说为
淮尺，而只是三司布帛尺。杨宽的研究和结论，虽然也存在着很多缺欠——比如他关
于浙尺、淮尺及钜鹿尺为三司布帛尺等论断，并不妥当，但他在
尺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远在吴承洛及其《中国度量衡史》之(59)
上。(60)
9月至次年8月止，先生在上海湘姚中学兼课，为期一年。
是年，先生大弟杨容病逝，先生言：当抗战第一年我离开上海到广西梧州教书的时候，容弟正在
上海法租界的一所中等技术学校求学，每月的费用是他到我的妻
子那里去取的。因为他生活很节约而求学很用功，致营养不良染
上肺病，等到我从广西回来，他的肺病已重，父亲接到家乡用中
医治疗无效，不久就病死了。我对此更感到内心不安，我没有尽(61)
我做兄长的责任，应该留他在上海送医治疗。(62)
是年，先生与童书业相识（前已通讯）。童教英言及其父童书业如何与先生相识时说：父亲与其一生中两位重要的朋友杨宽、吕思勉的聚会就在此
时。杨宽也是疑古派，读大学时即发表文章，引起在北平的父亲
的注意，曾写信给他为《禹贡》约稿，后有数度书信往来。父亲
到上海后在湘姚补习学校的广告上看到杨宽也到了上海，就去找
他并为《古史辨》第七册约稿。杨宽将20多万字的《中国上古
史导论》交给父亲，父亲读后在有些地方加了案语，全文刊于《古史辨》第七册。同时，父亲又从《上古史导论》中抽出两篇《鲧共工与玄冥冯夷》《丹朱簿兜与朱明祝融》交卫聚贤所主持
的《说文月刊》之创刊号上发表。父亲与杨宽聚会后，在学问上
颇能互相启发……父亲提出伯夷为鸟神的见解，杨宽进一步认为
益是《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说“鸣若嗌嗌”的燕子，因而写成
了《伯益考》发表于《齐鲁学报》并在《古史辨》第七册序中作
了阐发。此后父亲与杨宽的命运时时会合，而且在学问上也互相
呼应，父亲之《春秋史》与杨宽之《战国史》向为被史学界并举(63)
的先秦史研究名著。1939年己卯 先生二十六岁(64)
2月，先生为蒋大沂主编的《文汇报·史地周刊》撰稿、约稿，先后撰写的文章有《说倭》《海南岛开辟的历史》《纪念黄花岗》《明代的战舰蜈蚣船》《元初的文化压迫政策》《关于皇帝的讨论》等。
5月，顾颉刚担任四川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生开始为该研究所编辑战国史料，首先做的是战国时代各国内政变迁的资料考证。1940年钱穆主持该所后，此项工作仍然继续。
5月15日，先生与童书业、沈延国合编《兼明》月刊出版，出版(65)一期后因故停刊。
8月，吕思勉邀请先生在光华大学兼课，开设课程为先秦史和明清史。(66)
是年，蒋维乔邀请先生在诚明文学院兼课，开设的课程为中国通史。
是年起，吕思勉曾组织一个茶室聚会，先生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先生言：以吕思勉为首的星期日茶室聚会，直到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也从未间断，这是他推进学术研究和诱掖后进的
一个主要方法。吕先生对人们提出的各种学术问题，总是侃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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