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董边,镡德山,曾自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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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试读：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一生中，先后任用过很多秘书，他们当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优秀人才，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位。田家英从1948年10月（时年26岁）到1966年5月（时年44岁）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

1950年3月，我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第一次见到田家英，从此就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从1950年11月起，我又开始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到1966年5月我离开中南海。

我在这篇文章里，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向读者介绍田家英是怎样给毛泽东当秘书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以此为主线，记录一些有关他们两人的史实。

一、初试

田家英跟我讲过他初到毛泽东那里工作时的情景。毛泽东问他：“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田家英回答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田家英的回答显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但却是他的心里话。谁都知道，给毛泽东当秘书谈何容易，田家英当时才只有26岁，他知道这个工作的责任和分量。有一次，毛泽东请田家英吃饭，田家英本来是很有酒量的，但是这次只喝了一点酒就醉了，这也可以看出田家英初任秘书时的紧张心情了。

田家英“上任”不久，毛泽东向他口授意见，要他起草一份电报，当场交卷。据田家英说，这是对他的一次“考试”。不久，毛泽东又派他到东北城市去作调查。田家英问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没有出题目，只是说，你就是到处看，看街道，看商店，看工厂，看民情，回来汇报。这大概也是毛泽东考察干部的一种特殊方法，是对田家英的又一次“考试”。

毛泽东选田家英做秘书，是由胡乔木介绍的。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曾由胡乔木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到中宣部工作（胡当时奉命暂代因病休息的中宣部部长凯丰的工作）。胡乔木很赏识田家英，便把他推荐给毛泽东。他正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候，党中央已经到了西柏坡。其实，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注意了田家英这个名字，对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些论史的杂文颇为赞赏。有一次，田家英给机关干部讲古文，毛泽东正好散步走到教室附近，为田家英的讲课所吸引，就停下步在窗外听起来。

二、深厚的友谊，共同的情趣

毛泽东与田家英在长期的相处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很喜欢田家英，田家英也热爱毛泽东。

在50年代，几乎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找田家英去谈话或交办事情。他们交谈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从古到今，从政治到生活，每次都有新题目。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诗人和文学家。田家英佩服毛泽东学识渊博，思路开阔，记忆力过人。他在思想和政治上的成长、发展受到毛泽东的巨大影响。柳亚子也曾在日记中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

田家英有逛旧书店的癖好，我们常常在晚饭之后去琉璃厂，每次都是抱着一捆书回来。有几次，毛泽东有事找田家英，卫士还把电话打到了琉璃厂的旧书店。

记得是1951年，田家英患了重感冒，毛泽东去看望他。田家英感到很温暖，对妻子董边说：“主席感情很重，对身边的人都很有感情。”过了两天，是一个星期天，江青也来了，一进田家英的卧室就说：“啊呀！你住的房子像狗窝。”田家英听了十分反感。当时，田家英住在中南海静谷院内的一处3间西厢房，卧室就套在办公室里面，不到3平方米，刚刚放下一个单人床，屋内很潮湿，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地板也烂了。田家英在这里整整住了9年。在田家英住进来以前，即1949年夏，胡乔木一家已在邻近北面的另一处3间西厢房住下了，那里略大一点，其他条件相同，毛泽东也曾去看过他们。1950年下半年，胡乔木因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秘书长，迁往春藕斋北面偏西的来福堂，他们不再是近邻，不过仍过从甚密。附带说一下，以上说的地方由于几经拆建，现在多半早已踪迹全无了。

1958年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几位省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工作，这些要求都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

毛泽东关心人，不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也关心他们的家庭和爱人。毛泽东是一个细心的人，每到星期六主动要秘书回家过礼拜六。毛泽东每天工作那么忙，考虑的问题那么多，还想到这些细微的事情，不能不使人感动。有一次田家英出差，毛泽东特地嘱咐他要带上爱人董边。田家英说：“我带不动她。”毛泽东问董边在哪里工作，别人回答说，办《新中国妇女》杂志。毛泽东说：“噢！她也是一个写文章的人，和田家英一样。”

毛泽东的俭朴生活和对子女的严格要求，给田家英留下难忘的印象。1949年毛泽东刚从香山住进中南海丰泽园，一位身边工作同志见毛泽东坐的木椅太破旧，出于好心，换了一把新的。毛泽东一见就发火了，把那位同志找来，指着椅子对他批评了一顿，并再三嘱咐，以后不得再换。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住在中南海，都在机关的大灶食堂同普通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田家英对董边说：“主席对子女要求严格，他们生活俭朴，没有特殊，领导人都应当这样对待子女。”

我还记得另一件有关的事。那是1950年，有一天毛泽东的女儿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听到了，立即给她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此之后，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中央的会议上来。从此，这首流行全国、人人会唱的名歌中的这句话就改过来了。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长期住在国外，中国语文基础较差，又缺乏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实际斗争的锻炼。1948年12月毛泽东要田家英担任毛岸英的语文教员。毛泽东还让毛岸英参加土改，建国初又让他到朝鲜前线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和锻炼。毛泽东一直很关心干部子女的成长，包括他自己的子女在内，特别是在全国革命胜利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他说过：“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毛岸英就是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干部子弟的榜样。岸英与家英同年，他们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常常形影不离。岸英待人很有礼貌，在西柏坡初次见到董边时鞠了一躬，叫一声“师娘”，使她一愣，不知所措。董边刚生了小孩，岸英还和家英一同去看她。田家英经常对董边和我赞扬毛岸英，说他好学，懂事，很有出息。他为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的不幸牺牲，不胜惋惜，不胜怀念！以后毛岸青回国，毛泽东又让田家英担任岸青的语文、历史教员，岸青有病，但学习是勤奋的。

田家英与毛泽东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情趣和爱好。毛喜欢读中国古书，喜欢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旧诗词。田也有这方面的特殊爱好。田的学问当然不能同毛相比，但他确实读了很多古文、古诗词。他记忆力强，有“过目成诵”的天分。他能熟练地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下许多古文和诗词，真使我又惊讶又羡慕。他还能填词写诗。他写的诗词，有的学习苏、辛，有的学习“三李”，通俗易懂，很少用生僻的典故。毛泽东常常要他查找某首古诗词或某一诗句的出处，他都能很快地查出来。例如，1964年12月29日，毛要田查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一诗的年代和作者，田不一会儿就查出来了。又例如，1961年4月24日，我们在杭州搞调查期间，毛要田将他在1929年前后写的6首词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他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这6首词，当时毛泽东已答应《人民文学》编辑部发表。

田家英的中国历史知识，从古代到近现代，也比较广博。他喜欢读杂书，如笔记小说之类，知识面相当宽。解放初期，他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中国妇女生活史话》长文，在《新中国妇女》连载，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女娲氏”说起，一直写到封建社会，包括婚姻制度、娼妓制度（他认为女巫是中国最早的娼妓）、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等等。这是一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叙述中国古代妇女生活的史话，旁征博引，内容丰富，文字生动，读来十分有趣。后来田因忙于工作，文章没有写完，这是很可惜的。

毛泽东可说是当代一流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最喜欢怀素的草书。他多次要过怀素《自叙帖》。我们见到怀素的字帖，只要是好的，就买下来给他送去。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并指示我们，把他所有的字帖都放在他那里。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他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千字文》字帖。我们很快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草隶篆，无所不有，而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康熙等，直到近人于右任的作品。

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我们有时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画，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

田家英字写得不算好，但他也特别喜欢看字，酷爱碑帖字画。他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其所收作品之富之精，在个人收藏中堪称海内一大家。他还常常把自己喜欢的对联、中堂挂在毛泽东卧室，以供欣赏。

在田家英的收藏中，毛泽东的手迹被视为珍品。他把所能得到的毛的手迹都用精工裱起来，说“这是国宝”，除非有亲朋好友来，不轻易拿出来给人观赏。他去世以后，这些珍品都归中央档案馆收藏了。

三、党的信访工作的建设者和开拓者

1949年3月党中央移住北京，人民来信逐渐多起来。开始住在香山，毛泽东几乎对每一封来信都亲自阅示，由田家英协助处理。有些是毛泽东直接回信，大部分是田家英代为回信。住进中南海后，据董边说，那段时间，她每星期天回来，要用半天时间为田家英代写信封。后来人民来信越来越多，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即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名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处理信访工作，田家英是负责人之一。

田家英做工作很有条理，他最早把群众来信按内容分门别类，如分为“反映”、“求决”、“建议”、“致敬”、“旧谊”等，并且分别轻重缓急依次处理。董边还帮他用白布做了一个信袋子，每一个兜儿放一类信。这是最早的分类，办信人员按类分工负责。这个方法沿用了多年。后来随着信访工作日益发展的新形势，这种分类已不适应，改为按地区分类，直到现在。

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来信。他在1951年5月16日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时写道：“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构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和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些话至今仍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所应遵循的基本态度和指导思想。

毛泽东对各界来信，特别是工人、农民反映和要求解决问题的来信，看得特别重要。1951年8月27日和8月31日，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和石景山钢铁厂分别写信给毛，反映当时厂内工资不合理的状况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未将这两封来信及时反映上去。毛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批评得非常严厉。田家英代人受过，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毛看了这两封来信，即于9月12日分别写了回信，其中一封现已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从收到来信到回信，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精神固然使我钦佩不已，田家英代人受过的品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很受感动。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地区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田家英对我们说，毛主席在批阅淮北灾情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主席落了眼泪。田家英讲的时候，我看他也快要落泪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事隔近40年，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最近，我查到了当年毛泽东批阅的这份电报，其中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被毒蛇咬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两处，都有毛画的表示着重的横线。从1950年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泽东连批三份关于淮北灾情的报告给周恩来总理，提出根治淮河。当时，建国伊始，经济还很困难，他为了解救人民，自然也是为了发展经济，下决心根治淮河，这是一件大事。这项水利工程的建设成功，对减轻以至消除淮河流域的水涝灾害起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解除民间疾苦的决心，深深地印在我年轻的心灵里，那年我刚刚二十出头。

全国解放之初，国家还很困难，党和人民政府用了很大力量解决了一大批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尽管如此，直到1952年这个问题还很严重。从1951年冬以来，秘书室不断收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来信。1952年5月27日，秘书室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其中说：一至四月共收到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就业的来信六百四十五件，内百分之三十二是知识分子，百分之二十四是工人、店员，百分之二十是遣散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百分之十是城市贫民。毛很重视这个报告，5月31日批给周恩来。他在批语中写道：“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1951年7月1日，是建党30周年。许多干部和群众，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爱，纷纷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致敬。但是，从4月份起，开始出现有些地方发动群众（有的还带有强迫性）向党中央写致敬信。后来越来越多。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致敬信成批成批地涌来，秘书室人手不够，不得不从外单位借调一批同志帮忙。这些致敬信后来堆满了一屋子。秘书室在4月30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里及时地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还有九千多封，是地方组织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有的现在还继续向这里寄。”毛转发秘书室这个报告时，在这个地方特地写了一个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但是，有的地方不听，还是继续这样做，有的还送锦旗，送礼品。毛在12月25日转发秘书室的另一个报告时，对这种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事，提出尖锐批评，他写道：“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毛泽东批评人有时确实是很厉害的，像我在前面提到压信的那件事。但是当你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使他理解以后，他反而还会表扬你。在信访工作中就有这样的事例。当年毛泽东写的信大都经过秘书室登记后发出。为了保存毛的文稿，田家英指定办信的同志把信的全文抄录一份留下来，然后再发出去。有一次办信的同志将毛亲自封口的一封信也拆开来抄录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恰恰毛要把这封信拿回去修改，拆信的事被发现了。他很生气，说要处分人。秘书室立即写检讨报告，并申述抄录存底的理由。毛看了检讨，觉得有道理，作了一个批示，大意是：好，就这么办。并指示，今后凡是他写的信，除个别特殊情况，统统拍照后再发出。就这样，从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后来，毛泽东发出的信件全部都留有照片。这件事应当感谢田家英，由于他的建议为我们党保存了一批珍贵文献，为后人研究毛泽东提供了重要史料。

田家英不仅协助毛泽东处理群众来信，他还作为毛的秘书，负责联系、接待和看望来访的人民群众、毛的亲友和著名民主人士。例如，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帮助毛泽东开荒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和其他劳模来北京看望毛，毛的亲友文运昌、毛泽连、王淑兰（毛泽民夫人）、杨开智等人来见他，都是由田家英安排食宿和接待，然后，毛再接见他们，并请他们吃饭。毛给亲友们的钱，都是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由田家英办理。毛的表兄王季范病了，田奉派前去探望。九十几岁高龄的齐白石老人有心里话要亲自对毛诉说，田家英奉命登门聆听。徐悲鸿去世了，毛特派田到北京大学向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表示慰问。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有时田家英也作陪，等等。1951年和1952年春节，为了向一些著名党外人士表达心意，毛泽东给每人送了一些食品，都是由田家英和我一家一户送去的，我记得有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郭沫若、齐白石等数十人。

党中央部门的信访工作，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不断地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信访工作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密切了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下情、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解放初期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方针，减轻大专院校课程负担，改善学生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即“新三反”）以及其他重要政策，许多都是根据人民来信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庐山会议后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人们不敢讲真心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在中央办公厅办信的同志中间也存在着某种宁“左”勿右情绪和思想顾虑。田家英耐心地教育大家，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关心人民的疾苦，把各地反映严重困难情况的来信，批评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来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送阅。他还再三嘱咐办信的同志一定要保护来信人，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要动不动就把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民来信当作反动信件处理。田曾将自己的这个意见专门向毛作了口头报告，得到他的批准。在“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的上述正确主张和做法，都成了“反党罪行”，被当作一条“信访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批判。

党中央部门的信访工作，从1949年初创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经田家英和中办秘书室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一套比较科学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为党的信访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毛泽东著作的编辑者和宣传者

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着手进行编辑工作。原定于1949年内出版，后经多次校阅，直到1951年10月才开始出第一卷。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田家英同陈伯达、胡乔木（胡对第一卷至第三卷主要是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至第四卷才全面负责。陈未参加第四卷的工作）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

毛选第一至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可以说主要是毛泽东亲自做的。他不但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而且为一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很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经过修改，无论内容还是文字，更加周密、更加完善了。当然，今天回过头来看，毛选的编辑工作不是没有缺陷的，如果作者对重要的修改内容用加注说明的办法，保存文献的历史原貌，并由编者注明每篇最初发表时间、出处和版本变化，那就好多了。这应当作为今后文献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从毛选第一卷到第四卷，田家英自始至终参加编辑工作全过程。注释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先后有中宣部、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的一些同志参加。他还负责出版方面的许多具体组织工作和组织外文翻译工作，每一卷出版时，他都写评介文章或代新华社起草篇目介绍。

下面，引用四封信，是1951年3、4月间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从中可以了解毛泽东编毛选的片断情况和他的某些考虑，也可以看出田家英的一些工作情况。当时毛泽东住在石家庄。

其一：

伯达、家英同志：《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毛泽东

三月八日

其二：

家英同志：《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其三：

家英同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毛泽东

四月一日

其四：

家英同志：（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毛泽东

四月七日

我觉得，应当特别介绍一下田家英整理毛泽东讲话记录稿的情况。毛选中有几篇重要讲话，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都是田家英整理的。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是田家英整理的，毛泽东几次审阅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田说，整理毛主席的讲话稿有时比自己写文章还困难。这是有道理的。整理记录稿要忠于原意（这是第一位的）又要保持作者特有的文风，而田家英整理出来的稿子酷似毛泽东亲笔写的文章。能做到这一点确非易事。

田家英对待工作极端认真，对别人要求也十分严格。我在参加毛选编辑工作过程中深有体会。在我刚参加这个工作时，有一次校对一篇文章，出了一个差错，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以后又出了一个差错，受到他更严厉的批评，为此我写了两次检讨报告。那几天我的心情很沉重，田也看出来了。有天晚上，他忽然找不到我了，十分焦急，怕我寻短见（因我很年轻，他怕我经受不住那么严厉的批评），便在中南海内到处寻找我，直至见到我才放下心来。田家英批评人尽管态度严厉，言词尖锐，但他不以势压人，批评你的时候也不是干巴巴的几条就完了，而是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内容很丰满，感染力强，使你感到他的心是热的，是真正爱护你的，使你口服心服。我个人通过参加毛选编辑工作，在田家英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受到一些训练，培养出比较严谨的工作作风，这对我来说，受益一辈子。

田家英早在延安时期就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以后，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熟读毛泽东著作。他从当时能够找到的毛泽东著作中，摘录大量成段的论述，按专题编排，编了5大厚本（是用马蔺纸装订的，所以显得很厚）。解放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印成内部读物出版，可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集。

经过毛选第一至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田家英对毛泽东著作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大大地提高了。他是毛泽东思想的热情的宣传者。在50年代，广大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方兴未艾，田家英向机关干部和干部学校学员，作过很多次报告，介绍《毛泽东选集》，帮助干部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

在田家英的一生中，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最深的，主要是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心群众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田家英曾对我说，毛主席的关心群众生活的思想已溶化到他的血液里。这有他十几年的工作为证。一是实事求是。这也贯穿在他的一生中，并因此而作出牺牲。50年代初，田家英将他在《学习》杂志发表的有关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辑成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学习 〈为人民服务〉》，全书就贯穿了上述两个基本观点。我不是说田家英在这两个问题上做到了十全十美，但这两点构成他的主导思想并努力付诸实践，则是确定无疑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各种政治风浪中，他所以能够坚持正确方向，敢于同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以及某些邪恶势力进行无畏的斗争，无愧为一名诚实的共产党人，主要靠这两个基本观点作为思想支柱。

毛选第三卷出版后的第七年，第四卷于1960年出版。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而是在别人，主要是胡乔木、田家英、许立群、熊复、王宗一等人，编好之后，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这里应说明，康生名义上虽然也参加了，还负一定责任，实际上并未起多少作用，他自称从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陈伯达对此事很不热心，没有参加任何编辑工作。）编辑和通读定稿工作1960年2月至3月在广州进行，毛住在白云山，一般每周去他那里通读定稿一次。这一卷的重要题解和涉及思想理论内容的注释（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关于富农问题的注文），均出自胡乔木的手笔。《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是由许立群整理的。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声势。毛泽东在通读第四卷的时候，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意气，油然而起，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雄劲，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刚柔相济，情文并茂，最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田家英告诉我，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坐了一天，动也不动，专心构思，然后，又用一天时间，饭也没吃，一气呵成，完成近万字的名篇。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简明精练，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它是新中国建国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之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它的生命力。

1960年，在编第四卷的同时，田家英也参加了一部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但他对编辑出版第五卷始终持怀疑态度，为此还受到康生的批评。田家英当时就认为，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有的还不成熟，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他对毛泽东并没有抱盲从的态度。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表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究竟行不行，还有待于更多的实践的检验。

当然，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有许多著作是经得起考验的，有些著作事后还经过了本人的认真考虑。例如《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作者在1966年修订过并征得党中央同意在党内发表的。又如《论十大关系》，是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下，由胡乔木整理讲话稿，送经本人审阅同意并在党内发表的。在毛泽东逝世后，由华国锋等主持，正式编成和出版第五卷时，邓小平、胡乔木都早已被排除在工作之外，对此书的选材、编辑不能负任何责任，田家英更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把毛选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他个人的东西，而看作是群众智慧的集中。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又说，1921年建党后，经过了14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些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写不出来。《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出齐以后，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编毛选的时候，注释工作由于受当时资料条件和其他方面的限制，不论在史实方面还是提法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早就提出要修改注释。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进行细致的考证和校勘，还要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是在田家英主持并直接参加下，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共同进行的。到1965年，第一至第三卷的注释校订全部完成，并陆续送毛审阅。这件事，毛泽东没有让陈伯达参与，陈十分不满，大发牢骚，在背后散布说，田家英搞注释校订是反对我陈伯达的，是对毛选的“批判”。这真是无理取闹！陈伯达的人品，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一斑。

1964年全国都在学毛泽东著作。田家英觉得，毛选的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他向中央建议，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建议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是主要的编者，选目都是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同意的。在这两种选读本里，第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名篇。在此之前，1958年和1963年，田家英还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两个诗词选本。

田家英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主要的精力，奉献给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在这一方面作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五、参加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田家英是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两人是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个小组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加下进行工作的，从1954年1月7日开始工作，3月9日结束。在这期间，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并聘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同时中共中央也讨论了三次，每次都作了很多修改。1954年3月23日，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起草委员会经多次讨论，同时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各界代表人物8000多人进行讨论，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他不仅提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反复进行文字修改。当时，曾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被他断然拒绝。

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从头到尾参加了宪法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田家英同陈伯达之间，常常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伯达霸气十足。由于胡乔木在毛泽东召集的起草小组会议上对陈伯达提出的初稿提出批评修改意见，陈曾经在会后大发雷霆。胡、田为顾全大局，以后凡有意见都事先向陈提出，而胡、田二人意见常常一致或者比较接近。陈伯达驳不倒他们，十分恼火，就消极怠工，多次发牢骚，说要回家当小学教师。所以杭州起草小组拿出的供讨论稿事实上主要出于胡、田之手。田家英除了参加起草、讨论以外，还负责有关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提供给毛泽东和小组参阅。

1954年3月17日，毛泽东和起草小组回到北京。田家英的工作更加紧张起来（这时胡乔木因患眼疾，住医院治疗，以后又遵医嘱去莫斯科继续治疗，未再参加宪法的修订工作）。白天，参与组织北京地区的讨论，并负责与外地联系，晚上，将当天全国讨论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有时一面参加讨论，一面参加修改，连续几天从晚上工作到次日凌晨，日夜不得休息。结果，他因工作过度劳累而吐血，时年32岁。

田家英为了参加起草宪法，收集了大量有关宪法的书（包括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学理论著作。去杭州的时候，带了两箱子书。他说，搞中国宪法，必须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在宪法起草过程中，田家英读了许多法学书籍，还向毛泽东推荐了几本。回到北京以后，他继续研究宪法问题和法学理论，并主持编译了一些宪法问题资料。1954年6月，经毛泽东同意，他带着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几位教师和其他同志到北戴河，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写出初稿，陆续送毛泽东审阅。后来因忙于别的工作，此书没有完稿。田家英聪明过人，干一行，钻一行，懂一行。他通过宪法起草工作，在法学方面积累了新的知识，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领域和眼界，并能提出一些独到见解，讲出一些理论。从此，法学也成了他喜爱的一门学科。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书架，全部是法学书籍。

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955年，是建国后的一个重要年头。毛泽东对这一年形势作过这样的描绘：“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5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里所说的5月的会议是指中央召集的15个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必须在这两年内打下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消极情绪”。7月的会议是指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0月的会议是七届六中全会，这后两次会都是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经过这三个会，农村形势急剧变化，出现了合作化高潮。为了推进这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中、下三册，90多万字），并写了104条按语。田家英和我协助毛泽东做了一些编辑工作。

毛泽东对编这部书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后来他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出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比如讲河北的建明社，那也是研究。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34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

的确是这样。我们亲眼看到，毛泽东编《高潮》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3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又如，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多么吸引人！类似情况很多，在此仅举二例。读者看到那些生动醒目的标题和具有强烈政治内容而又带有抒情色彩的按语，一个胜利者和实现了自己意志的革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毛泽东非常注意文风，有一篇按语就是主要讲这个问题的。我把它引出来，请大家读一读，很有益处。他说：“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一清早，就退来一批修改好的稿子和写好的按语，再由我们进一步作文字加工。

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作亲身的调查，并为我们全党做出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写在各地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语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也应指出，少数按语的内容是长期有效的。例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著名口号“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就是《高潮》书中《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首先提出来的。《高潮》一书以跃进的速度于1956年1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田家英将拟好的稿子送给他，他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那时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对田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这个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五亿人口的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二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和过于表面化的胜利，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他随即要求在生产建设、科学文化等领域，同时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对个人意志的自信，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生效，“立竿见影”的。这不但促使过渡时期提前结束，而且成为尔后出现“三面红旗”及其一系列后果的不祥的先兆。当然，这不是说，农业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客观基础。中国的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从1951年12月党的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作出以后，我国农业互助合作事业总的说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示出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几年互助合作的历史和示范作用，才有被人为地加速而出现高潮的可能性。

毛泽东又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田家英被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即将完成尚未完成之际，就想到下一步的问题，这绝非是心血来潮，或者只是说说而已，他是在郑重地考虑问题。这正是他的“不断革命”、“打了一个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的思想的惯性反映。

当然，毛泽东这时并不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是的。《高潮》出版以后，他立即派田家英到各地调查农业合作化情况。田带着几个同志跑了山西、四川、湖北、河北四省，当时我们称作“观高潮”。在调查中，他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合作社的规模过大。而毛泽东当时正热心提倡“并社升级”，认为小规模的初级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同时，从上到下不少干部的头脑也有些发热，一味追求搞大社，搞高级社。田家英并没有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和当时那股思潮，而是根据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受到重视，但他在毛泽东面前敢于提出相反意见的勇气，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这种勇于直陈己见的政治品质，在以后日益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愈益显得可贵。但也应当说明，这时，毛泽东并没有因为田家英提了不同的意见就对他不信任，而是更加信任他和器重他。

七、“八大”开幕词

说毛泽东更加器重田家英，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要田代他起草“八大”开幕词。

大家知道，毛泽东作报告，作讲演，写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八大”开幕词了。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曾经说过：“有的人，自己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写了我又改，改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这也是劳动，要亲自动手。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周总理出国，一出三个月，到哪个国家也要发表公报，都叫他写不行，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人们还记得，毛泽东在1948年1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其中就特别要求：“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曾起草过两个稿子，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陈起草的稿子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于是又找田家英。毛泽东告诉田家英：“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开会只有几天，时间非常紧迫，田家英花了一个通宵赶写出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立即送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其他有关同志，经过多次修改，最后定稿。

毛泽东对“八大”开幕词，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内容。原稿开头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现在宣布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把它修改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接着，他加写了一段话：“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后面，他还增写了一段对中国共产党评价的话，他说：“在两个革命 （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在讲到苏联共产党的地方，毛加写了一段对苏共二十大评价的话，他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当时，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是肯定的，但对其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发表的其他某些观点是不赞成的。他以国际共运利益的大局为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特地写了这段很有分寸的话。这种话自然不是田家英所可以说的了。在开幕词的最后，他还加写了一段对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情友好的话：“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毛泽东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偶尔代劳一下，也要说明，从不埋没别人的劳动。“八大”是在政协礼堂开的，据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致开幕词以后，来到休息室，许多人都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人们可能还记得开幕词里的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它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这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满意的一句话。

八、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1958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由陈伯达任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红旗》是毛泽东提议创办并在他的再三督促下问世的），也就不胫而走，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当年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

10月下旬，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和修武县（一县一社的典型）作调查。时间是10月28日到11月4日。当时，下去的同志包括田家英在内，对人民公社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怀疑它。但通过调查，却发现问题不少，有些问题使人非常焦急，例如，普遍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连续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劳动效率大大下降。大家都希望向毛泽东反映，越快越好。田家英还从下放干部那里了解到当地虚报产量的真实情况。当时，关于人民公社性质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议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田着重调查研究的一个问题。基层干部中不少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田家英开始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从修武县委书记的一席话中得到一个启发。那位书记同志说：人民公社如果是全民所有制，那么，遇到丰年，修武县的农民是不会愿意把粮食无偿调出来的；遇到歉年，国家能够无偿地调粮食给修武县吗？田家英听了觉得有理，非常重视。

我们还参观了大炼钢铁的场面。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上，只见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做鼓动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当时我们这些参观者尽管对那种做法抱有怀疑，但对群众的干劲不能不表示赞叹！

大炼钢铁不仅造成大量资财的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农业收获季节。我们亲眼看到，就要到手的丰收粮食，因无劳力收获而烂在地里。

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过去30多年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应持否定态度，这是毫无问题的。但在那一段时间里，人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是值得称道的。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我国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某些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新的成绩，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一些基础。这一方面也应当看到。

11月5日晚，毛泽东南下郑州，路经新乡，田家英、吴冷西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修武县委书记的意见。次日，田、吴离新乡去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根据田、吴的调查和其他人的反映，在会议上强调要使农民休息好，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在讲公社所有制时，他引用了修武县委书记那段话，用以说服一些认为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人们，表扬了这位书记，说他是很有头脑的。

在田家英、吴冷西奉命调查修武县、七里营之前，毛泽东先派陈伯达、张春桥赴河南遂平县调查，他们搞了一个鼓吹“共产风”的《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章程》。田、吴的调查给了毛泽东以实际的帮助，对纠正错误起了作用。而陈伯达等人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195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认为六中全会决议已经从原则上解决了公社化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然而，实际上，问题和困难却暴露得越来越多。毛泽东心里觉得最不踏实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武昌会议确定下来并且已经公布的1959年生产的四大指标（指粮、棉、钢、煤的指标）。这四大指标在武昌会议上是一致通过的，已经算是“留有余地”。会后陈云向胡乔木提议不要公布，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还是在公报内公布了。这件事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另一个是农业问题。为了了解农村整社情况，1月下旬，毛泽东派田家英赴四川调查。

九、从四川调查到庐山会议

1959年初春，调查组来到四川，调查地点是新繁县（1965年并入新都县，在成都北面）崇义桥大队。当时，新繁县原是一个公社，崇义桥乡是下属的一个大队，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分别改为县和公社。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外祖家，当时还有他的一个舅母健在。因为有这层关系，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就选中了这个地方。田家英觉得，“崇义桥”这个名字有点儿封建味道，便提议改名“大丰公社”。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田家英，把“大丰”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新繁县是成都平原最富饶的县份之一。1956年春天，我和田家英“观高潮”那次，也曾来到成都附近。但这一次所看到的景象大不如以前了，多少给人一些冷清、零落的感觉。1956年时那茂密的林盘（在每一个居民点周围长着的竹林），现在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孤竹，而社员还在根据上级指示继续刨竹根开地种粮；过去像锦绣一样美丽的田园有点荒芜的景象；昔日热闹的集市不见了，偶尔遇上一次赶场，上市的农产品也寥寥无几；社员一群一群地集中在田里，搞深耕，搬泥巴。每到吃饭的时候，排着长队，一家一户地到食堂领饭。晚间，偶尔可以看到少数社员家的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说明那几户社员光景稍好一些，自己在家煮点吃的，填补一下肚子，大多数社员则没有粮食在家做饭吃。这些都是我们目睹的实际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又听说新繁县是亩产千斤县，大丰公社也是亩产800斤。既然是丰产高产，为什么社员又这么缺粮呢？这成了一个谜，是一个不管怎么算账也算不清楚的问题。然而谜底，被善于作调查的田家英很快揭开了，这就是虚报产量。虚报产量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不单是新繁、崇义桥一县一社如此，可是在四川这是较早揭破这个问题的一个点。

这时，毛泽东正在集中力量继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遏制以刮“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继续泛滥。继武昌会议之后，他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田家英没有参加第二次郑州会议，但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十分赞成的，特别称道毛泽东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田家英深有感触地说：“还是主席高明，我们在下面调查，搞了老半天，怎么也提不出这样大的问题。”毛泽东概括的这几句话，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要从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体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纠正极左政策，调整人民公社内部体制（涉及所有制），进一步煞“共产风”，不能说不是一套积极的高明的政策。

1959年4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田家英的魄力和勇气，博得人们的称赞。他的这一行动，绝非那种畏首畏尾，缺乏胆识，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所能做到的。这一点，倒有点像毛泽东的脾气。

后来，当调查组离别大丰公社的时候，8月6日那天，我们特地拜访了新繁县的老县委书记，一方面是告辞，一方面想听听县里对调查组有什么意见。那位老书记，年过五十，是南下干部，对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风尘仆仆，到乡下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他对“大跃进”那一套，包括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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