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詹森著/刘荣跃译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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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身一人游世界试读：
中文版序言
自从我在《只身一人游世界》中写完最后一次旅行探险后，已过去了短短6年。从那以后我怎样了呢？
年龄并没有让我放慢脚步。“85岁”你也许听起来了“老了”，但我只把它看作是另一个数字而已。数字慢慢地向前递增。你无法阻止它们，所以我一边接受它们一边计划自己的下一次旅行。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和感觉已彻底改变！在书中我曾描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负面感觉。我讨厌无休无止的吐痰行为，讨厌人们把垃圾丢在街上而不是放进垃圾箱。有些人想占我便宜，让我为根本不想买的东西付钱，这让我气愤。我本来已挑选到更好的商品并付了钱，但有些商人却还要把劣质货放进我的袋里，这也让我讨厌。
是的，我发现有很多需要批评的地方。
可是，我最近去了成都、重庆、三峡和武汉，又在上海逗留3周，此次旅行回来之后，我对于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新的热情与欣赏，这是奇迹中的奇迹。
随地吐痰几乎见不到了！
许多垃圾箱正在投入使用！
处处种植着鲜花、花圃、装饰的灌木和无尽的树木！
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广场上漫步真是令人惬意。乞丐和商贩不见了，我得以欣赏到浦东的独特建筑，观赏许多与众不同的船只驶过！
沿上海外滩的每一根灯柱上都装饰着大束的鲜花！
人们向我微笑。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迫切想和我练习英语。
我来到了一个新的中国！我喜欢她！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想想。去南极洲？不，太昂贵了。去俄罗斯？签证太复杂了。重返中国如何呢？对！眼下这是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不呢？让咱们计划在你们美丽的国家什么地方见面吧。期待我吧，我也会期待你们的。我能够说“你好！”和“谢谢！”所以我知道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时光！迪基·詹森
跟随迪基游世界
（译本序）刘荣跃1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奇妙无比。如果能周游世界该多好啊！那样我们就能一饱眼福，看到许多新奇罕有的东西，从而更多地了解世界。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于是对于一生能够周游世界、尽情游览奇特风光深入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人，我们必然十分羡慕。他（她）是如何做到的呢？在其旅游生涯中都有些什么故事和经验？我们无疑会产生种种好奇。
而本书，便对此给予了比较全面详细、难能可贵的回答。这是作者集18年周游世界的旅行生涯的结晶，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用好了，每个人都会受益匪浅的！
现已近86岁高龄的美国人迪基·詹森，就是这样一位只身周游世界并仍然一直“在路上”的传奇人物。她退休前是英语教师。从60岁退休后，至今独自周游了近60个国家，其世界之旅确实颇富传奇色彩。她四海为家——这位当代的“世界公民”是如何做到独自周游世界的？需要很多钱吗？她有过什么富有传奇的故事？她为什么会有前总统布什在圣诞卡上写给她的亲笔信？等等悬念无不吸引着读者。她那不同寻常的旅游经历和见闻，阅读之后即可化着读者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作品主要介绍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自己的非凡故事，其中包含种种探险经历；同时介绍了一些如何更加有效地周游世界的方法。难怪作者近年来在中国各地演讲时，听众无不对其作品和生活产生极大兴趣。
在2010年下半年，笔者正是作为一名听迪基演讲的人初次了解到本书的。出于本能，当时我即对此书产生了很大兴趣，认识到它的魅力和价值。在迪基演讲完并与听众互动时，我问在场的人如果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读者是否有兴趣阅读，他们立即给予了十分肯定的回答。记得那次两小时的演讲与互动，让在场的人都收获不小。这更增添了我把本书引进、译介给中国读者的信心。我们的确很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认识这个神奇美妙的世界。于是我进一步与作者交流沟通，得到她的大力支持（作者甚至应邀到了我的家乡四川简阳作客，受到市作协等有关部门热情接待）。眼前这本中文版的《只身一人游世界》，便是通过笔者、作者和出版者等共同努力的结果。2
在本书中，作者奇特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奇特的作品自然体现出作者奇特的人生。
这种奇特，首先表现在与众不同的旅游经历上。独自一人周游数十个国家，世上有多少人能做到呢？用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凤毛麟角这些成语来形容都毫不为过。很多人可以去一些国家旅游，但是去多达近60个国家旅游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我们不能不羡慕和佩服作者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经历。她见过著名的宗教领袖教皇并且与之有一张珍贵合影，她有布什在圣诞卡上写给她的亲笔信，还深入过一些军事基地体验生活，这些都给她奇特的经历增添了光彩。1989年著名的柏林墙推倒时她正漫游至德国，香港回归时她正好身在其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爱尔兰时她的游踪也到了那儿。她四海为家，处处结识朋友，她的所见所闻是很多人都无法获得的。她的家人经常不知道她身在何处，因为她游踪不定——这便是她原著的书名《妈妈在哪里？》的由来。她演讲之后，有人问她独自一人漫游世界各地是否孤独时，她说一点不，到处都有新结识的朋友，还特别以我这个译者为例。她的旅游也非常特别：独自旅游，不住大宾馆，不进大饭店，不去收费旅游点等。我问她不住我们通常习惯的“标间”是否安全，她说她觉得是安全的，在多年的游历里她从未遇到过偷窃、抢劫。她说你得置身于人们当中而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她去海地可以说是一次极其冒险的旅行，那里的一幕幕情景使她震惊不已，充满了刺激、兴奋与挑战。她喜欢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所接触到的人既多又广。她并不把他们看作是陌生人：“不过在我看来‘陌生人’与‘新朋友’和‘有趣的人’有着相同的意味。他们是我旅行途中的伙伴。”她所体验到的日本的生活也别有一番情趣，在一般人认为什么都昂贵的这个国家她却发现一些并不太昂贵的地方。在作者的旅游经历中，穿越北极圈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顶峰。她奇特的旅游经历不胜枚举，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我们从作者一个个非凡的经历中，还看到了她那特有的精神——或者可以称之为“迪基精神”吧。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可贵的精神状态。这样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乐于探索与勇于探索上。
作者对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各种各样的人与社会满怀好奇之心，总是马不停蹄地行走在世界各地，看到很多人无法看到的东西。然后，她又通过写作让我们尽情地分享到了她的所见所闻。作者乐于探索、喜欢探索的精神是惊人的。当在一个地方旅游观光，体验一段时间那里的生活后，她会随即走向另一个新的地方，那里又充满了许多别的新奇东西。她不愿意过循环往复、单调乏味的生活，总是希望给自己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于是她不停地前往新的国家和地区，迎接面对一个又一个令人兴奋激动的人与事。据我所知，即使在成都的亲戚家里住过十天半月后，她也会要求住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国际连锁店“青年旅社”去，因为在那里可以接触到新的朋友和新的事物。她的这一乐于探索的精神甚至到了如今的高龄也没有减退的迹象，这怎么不使人佩服呢！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我打算再老都不会停止旅行。我会马不停蹄地行进着，直到死神在我站着的地方把我带走。眼下死神还被我甩在后面呢。”
而探索又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会遇到种种困难，所以还需要有勇气。特别是一个人在大千世界周游，无疑经常会面临意想不到的挑战。迪基确实是一个勇敢的人，还是一个勇敢的女人！我们不难看到，世上有很多英雄壮举都是独自一人完成的，他们堪称是英雄。而我认为迪基作为一名周游世界的女英雄也是当之无愧的。作者奔赴海地，飞越北极圈，六七十岁了还去各地当志愿者，真是勇敢无畏啊！正如她在书中写道：“我再次把自己向前推进，又冒了一次风险，迎头面对了一次新的挑战。这种经历使你对自己有了新的信心与信任，我想。我希望飞得越来越高。”此种“希望飞得越来越高”的精神不正体现出作者可贵的心境并充满着寓意吗？由于文化的巨大反差，她在捷克的克拉鲁皮镇作志愿者时遇到严重挫折，但我们看到的是她那不愿轻易屈服的精神。在捷克的另一座城镇卡罗维发利，尽管教学条件相当恶劣，但迪基无所畏惧，而是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予以克服。在一次穿过戈兰高地的、崎岖不平的4小时的徒步旅行中，一个男人卧床了两天，一个女人呼吸困难，另一个女人跌倒下了。但是，我们六七十岁的迪基却勇敢而自豪地顺利完成了此次跋涉。我们始终看到的是作者勇敢无畏的身影！这也是她能够只身周游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从本书中还看到，作者并不只是简单地介绍她周游世界的一些经历和过程，讲述一些故事。她在旅游的同时还作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对于种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这就使得她的旅游人生上升到一定高度，得到了提炼与升华。很多游人难以做到这一点，走过看过一些地方后收获并不多，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上。迪基对于文化的思考，使读者更多地看到了世界各国之间文化的差异。而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作者因此每到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她在书中多次提到“文化冲击”，说：“就文化冲击而言，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我到达北京时，以为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星球。”是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迥然不同，作者受到的文化冲击可想而知。她感到要完全接受适应东西文化差异很难，甚至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我更加明白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人们相互憎恨，为什么差异永远无法解决。我们是自身文化的囚犯。”而这一发现，使读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各国之间加强交流与了解多么重要！当然，这种文化差异并不局限于东方与西方国家之间，即使东方国家与东方国家、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也存在许多相异之处。所以迪基所见到遇到的文化现象真是太丰富了，作者的阅历也因此太丰富了。我们阅读本书，不正是在分享她所带给来的难能可贵的东西吗？
关于本书的亮点，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主要就介绍这些。自然读者还可从中发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3
最后我想对本书的翻译作点说明。作者在书中曾谈到当年中国人存在的一些负面的陋习，翻译中给予了保留。因为那是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充分认识到这点并予以改进，对于提升我们民族的形象不是大有好处吗？再说作者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对当今的中国也给予了发自内心的充分肯定。作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有正视自己的不足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本书的引进和翻译，得到作者及其家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作者在成都工作的侄子史蒂夫·米施（Steve Misch）对于有关原文的理解作了及时的解答。在此表示感谢！
自然还要感谢金城出版社。读者能够阅读、分享到这部作品，出版社无疑作出了很大努力！
每当笔者把一部新的译著交给读者时，总会想到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或不足，诚恳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修订时予以完善。谢谢！2011年8月完稿于天府雄州·四川简阳
作者简介
迪基·詹森60岁时，她最小的孩子尚在大学念书；她卖掉家具，辞去工作，让房租到期，从此开始周游世界。她在路上的时间近20年，其社保支票为她铺平道路；她所遵循的“原则”让其他旅行者不寒而栗：
·总是独自旅行
·不住大旅馆
·不打的
·不在大餐馆用餐
·只游览免费旅游区
迪基拥有的不是工作、房子和汽车，而是装着一套换洗衣服的背包，和一本厚厚的通讯录，里面写满了她在北京、开普敦、里约热内[1][2]卢、慕尼黑、斑夫、首尔、悉尼和纽约遇见的所有人的名字。
她为什么选择这种周游世界的生活方式呢？在旅行中“我的世界变得倾斜了！”她解释说。“我不得不看到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并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重新估价。”
她的孩子们问“妈妈在哪里？”时，回答可能是“她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或者“她在麦金利山国家公园工作”，或者“她在中国的长城散步”，或者“她在以色列军队做志愿者”。迪基以其丰富的[3]幽默和生动的细节，描绘了她罕见独特、可以负担和富于挑战的生活。
迪基·詹森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大，她从小就为旅行生活作好了充分准备。她的第一次旅行是1939年乘地铁去参观纽约世博会，那年她13岁。
然而，要更多地看到这个世界她不得不等待，因为她抚养着3个孩子，在丈夫任牧师的教堂做事，在学校教书，以及在一个避暑胜地工作，并且在58岁时获得了教育与咨询管理硕士学位。
1984年迪基最小的一个孩子离开家出去生活了，她得以自由地重新踏上始于那次世博会的冒险旅程，从此再没有回头。第一章达勒姆之死
在过去18年里，我一直是个自愿四海为家的人，只身在地球上周游。如今我78岁了。我没有工作，没有汽车，没有房子，也没有电话号码。我所拥有的一切可以装进一只背包和留在女儿家的一两口[4]箱子。我赶在海地发生政变废黜小杜瓦列尔前乘上最后一只船离开了那里。柏林墙倒塌时我身在德国。香港回归中国时我在那里。克林顿访问爱尔兰时我在那里。我曾两次见到教皇保罗二世。我去参观过在亚特兰大和盐湖城举办的奥运会。我在以色列军队和一座巴基斯坦[5][6]的村庄当过志愿者。我在捷克共和国的美国和平队里工作过。我见过中国西安的兵马俑，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以及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我曾乘坐微型邮政专机飞越北极圈，还在阿拉斯加坐过狗拉的雪橇。我提到自己已78了吧？
是什么让我决定开始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呢？是我最小的女儿促使我这样去做的。1984年我的3个孩子踏上了社会，家里只留下埃伦，她当时是布朗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仍然还在安乐窝里。她回家过圣诞节时四处放起了烟花。先前我曾愚蠢地认为她会很高兴回到母亲身边，回到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勒姆大街旁的那套漂亮房子，那儿是一座奇特的大学城。我想象着我俩一起逛商店，吃点东西，聊聊她第一学期的情况。但是她有别的计划。她外出滑雪去了，在当地的酒吧里和朋友相聚，在电话上聊天。所以我问她为什么不和我多待些时间时，她看着我，好像在说：“你真以为我会厮守在你身边吗？我有我的生活，你得想好怎样过你自己的生活！”
真像是一场地震！母女之事结束了。我尽了30年妻子的责任，因离婚而失去了那种责任。现在我最小的孩子离开了我的生活，我也失去了母亲的责任。
这种被抛弃的情况是相当典型的，对此不是每个人都像我看得这么认真。毕竟，很多人会说我仍然处于有利状况。我有一套舒适的房子，里面有不少我在婚姻生活期间收藏的古董。我有朋友。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安泰保险公司的一名理赔代表。我刚被提升为高级理赔代表。我有一辆公司配给的汽车。
但是某种重要的东西正在丧失。
对我而言，成为安泰保险公司的一名理赔代表没有意思。难道我要在以后的20年里弄清哪辆车闯了红灯，或者是否某个客户应该因腰痛获赔2500美元？难道我今后将坐在这套房子里，看着古老的纺车和摇篮？
突然间安泰在我眼里只是成了财神，房子成了坟墓。我知道自己在达勒姆的日子有限了，我在安泰刚刚开始的生涯结束了。当埃伦说“你真以为我会厮守在你身边吗？”的时候，她已把我推过了走廊。
春天，我便离开了那里。
我卖掉了家具。马萨诸塞州有个经营小古董店的朋友开着轻运货车来了，把我住的地方清除干净。我看着货车满载死木头退出车道时，多么欣喜若狂啊！
我放弃了房子。我不再住在里面，为啥要支付租金呢？为啥不把电费、暖气费、保险费和垃圾费用到更有效的东西上面呢？
我买了一个背包，奔向海地。
我认为自己为一个单身的年长者找到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其过上富有活力、充满阳光的生活。这当然是不适合于每个人的。不过对于我，独自住在房子里类似于死亡。我必须获得力量和勇气摆脱日常生活——同样的工作，同样的邻居，同样的商店，同样的电视节目。现在整个星球就是我的家。每天都是一种探险：新的景象，新的人们，新的食物，新的床铺，新的城市，新的快乐。我走出常规，充满了生机。第二章将猫杀掉
我对一个女人讲述我的生活方式时，他叹口气说：“唉，我要是能像你那样就好啦！”“为什么不能呢？”“我有一只猫。”“哦，把你的猫送到兽医站吧，让人杀掉它。然后你就可以做我做的事了。”“唉，”她震惊地说，“我根本办不到。”“唔，那么你无法做我做的事。”
不错，在“善待动物组织者”的信寄出前，让我说，我并非真正主张杀掉猫。我所主张的是创造性地思维，冲破我们隐藏在后面的障碍。难道这个女人真想让她的猫决定以后五年或十年她如何生活吗？
为了待在那个舒适的常规生活里，我们很善于找到种种理由。带上钱吧。人们错误地认为旅游必须很有钱才行。如果你读读旅游杂志，星期日报上的旅游专栏，或者上流社会的旅游指南，你就能明白为何人们这样想。酒店房间被打出每晚只收两百美元的“特价”广告。因此即便人们觉得为难也仍然问我：“你从哪里弄到所有那些旅游的钱呢？”
在旅游经济学中，“创新思维“是最为明显的。我靠领取每月的社会保险金旅游。我那1160美元——多数人用这点钱勉强支付住房、交通、电视和电话费用——使我能够航行于全球，站在埃及的金字塔前面，去香港考察，并漫步在加拿大的路易斯湖岸。那么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从不乘出租车，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有些出租车司机名声不好，他们极力发现一个游客，然后对其狠狠地敲一下竹杠。世界上每个机场都有公共汽车。只需多一点时间我就能弄明白怎样坐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我得多问几个问题，但随即我就懂得了如何前往各处。我感受到城市与城市人的文化。我在公共汽车上观光游览，而不是紧张不安地观察的士计费器，想知道是否正被人抢夺。
我从不在有餐巾和侍者的饭店吃饭。我支付不起。相反，我找到大学里的自助餐厅，我在自由市场买到意大利蒜味腊肠和面包，我找到小饭馆。我也随身带着一支不错的开罐器和调羹，在附近没有廉价饭馆时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救星。在杂货店的架子上，各花五十美分就可取用到一罐头意大利式细面条和切成薄片的桃子，这样一顿餐营养丰富，让人满意。一边在公园的长椅上吃东西一边有人看着，这又增添了额外的气氛。我从不轻视快餐店，它们在海外也可以成为救星。假如我需要美国风格的洗手间和一杯咖啡，最受欢迎的莫过于“金色拱形招牌”。假如任何人在我听力范围内说什么贬损麦当劳的话，我便将这看作是对个人的冒犯。
我参观不收门票的旅游景点。我是这样看待一座新城市的，它有约五十处值得参观的景点，其中二十五处收门票，另外二十五处免费。我没有时间参观所有景点，于是我参观免费的。它们常常比我不得不付费参观的地方好。我想到的是图书馆、博物馆、宾馆大厅、公园、公共街道、大学校园、演讲和徒步旅行。
我偶尔不得不打破自己的旅游习惯，为了获得某种特别的东西买门票，比如听发现了双螺旋的詹姆斯·沃森演讲，或者参观英国的温莎城堡；不过我在许多参观中都利用免费赠品。
我最省钱的办法是我从不住宾馆。我是国际青年旅社协会的会员，可以享受每晚15美元的住宿。协会在全世界有5000家青年旅社可供我住宿，平均每晚费用为15美元。15乘以30个晚上，即每月450美元，其中包括了暖气、热水、用电、用厨，常常有一顿不错的早餐，还可享用摆放着各种书籍与手册的休息室。我用不着担心火灾保险，清洁沟槽，铲除积雪，或者修理什么。
人们对于青年旅社有许多不良情况的说法。10年前这些不良情况确实存在。那时年轻人打光脚，留可怕的头发，吉他弹到凌晨3点。被单是灰暗的，条件简陋，也没有任何人倒掉垃圾吧？旅社只对徒步旅行或骑自行车的旅客开放。你需要在那里做各种琐事。中午就关门了。谢天谢地，这一切如今都已改变。
青年旅社离宾馆只有小小的一步之遥。国际青年旅社协会设定了安全与清洁的高标准，甚至为旅客设定了一定比例的洗手间。旅社服务员经过培训，可以提供旅游观光和当地活动的信息。他们甚至愿意为你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帮助预订，让你在下一座城市肯定会有一张床位。这被称为BABA，即预订床位！
我对一个朋友描述青年旅社的情况时，她问：“你的意思是，你同陌生人睡在同一房间？”“陌生人”这个词听起来与“吸血鬼”或“杀人恶魔”似乎有相同的意味。
是的，我确实与陌生人睡在同一房间，不过在我看来“陌生人”与“新朋友”和“有趣的人”有着相同的意味。他们是我旅行途中的伙伴，通常是些年轻人。他们穿Ｔ恤和短裤睡觉，而我则穿有花纹的睡衣裤。他们来自世界各国，背着形状与重量各异的背包。他们精打细算，待人友好。他们乐于分享信息。
这听起来很糟糕吗？
当然，住在旅社也有少数负面的东西，正如生活中的任何经历一样。
对于我，最坏的是我试图睡觉时拉链打开、关上的声音，那就像指甲在黑板上刮擦一样。
其次是塑料袋发出的沙沙声，夜深人静时它听起来声音有灌丛火[7]那么大。
我确实不得不带上自己的毛巾和香皂。没有青年侍者替我拿行李，我可能不得不经过走廊去刷牙、洗淋浴或上厕所。
在18年的旅行中，我只有一次要求更换房间。有个显然是“无家可归的老妇”躺在上铺，面容发呆，先把橡皮筋缠在手指上，之后又解开。旅社服务员马上明白了，并把我换到另一房间。
住青年旅社节省的钱是无以伦比的。在华盛顿每晚的住宿费为28美元。那儿离每晚高达400美元一个房间的凯悦酒店有两个街区。住在华盛顿时我每天早晨步行去凯悦喝咖啡，有幸坐在美丽的大厅里听钢琴弹奏者现场表演，而不用支付400美元的房价。纽约市的青年旅社是世界上最大的，拥有620个床位。它十分整洁，经营得很好，[8]每天还提供去大苹果城各景点的免费旅游。大厅里总有一个值班的志愿者，回答人们如何在纽约市出行的种种问题。而所有这些只需支付每晚29美元。
韩国首尔的青年旅社特别值得一提。我到达首尔机场时叫了一辆出租车（在有些情况下我需要略为违背一下通常的原则），让司机把我送到青年旅社。他开车沿着环形车道驶向一家极其堂皇的摩天宾馆。我拍拍他的肩头，拼命做手势。“不，不。这是宾馆。我要去青年旅社，青年——旅社！”他不管怎样开进了宾馆，然后挥手让我进去。我站在豪华大厅的大理石地板上，看见两个身穿深蓝色西服和白色衬衣的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极其挺直而端庄地站在前台后面。
我说：“对不起，我要找的是国际青年旅社。”“夫人，这就是国际青年旅社！”
青年侍者显得惊讶茫然的样子，他拿起我可怜的背包，把我带到电梯，再送我到11楼。我的房间俯瞰着远山、首尔的天空和奥林匹克公园。这是一家通常的商务宾馆，不过专门为青年旅社的客人留了几个房间。每间屋有4张床位、1个淋浴和洗手间，以及1张适宜的桌子供客人围坐在一块儿讨论旅行计划。我的室友来自日本、新加坡和新西兰。
我只需出示一下国际青年旅社的会员卡，就可花费8美元在那间带有浴室的漂亮房间住一晚。如果没有卡，我得每晚支付86美元！我在18年的旅行中所住过的所有青年旅社，也没有这样的住宿那么奢侈和便宜。
我特别注意只住官办的国际青年旅社。有时某家私人的青年旅社也不错，但这更有可能是我遇到麻烦的地方。[9]
我曾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青年旅社预订了1周的房间，以为它是官办的，因为它自己取名为青年国际旅社。在拉斯维加斯每晚只需l0.75美元，太好啦！我一走进旅社就知道自己来到了肮脏邋遢的地方。只见经理长着大肚，被单从他后面的架子上掉下来，整个地方乱糟糟的。我在那里住了一周，早晨7点醒来后径直奔向门口，出去参观那些美丽的拉斯给加斯的酒店，直至晚上10点。然后在发霉的浴帘后面急忙冲个澡，随即钻进床把一切忘掉。一天晚上我发现门上有一张字条：“梅林达——警察在找你。”在这周余下的时间里，我的一个室友断定她无法再把自己的狗留在养狗场了，于是把发臭的大狗带进我们的房间，它整夜荡来荡去。
尽管旅途中遇到这些不利，但我可以坦诚地说，投宿青年旅社最大的好处是能遇见各种人。许多人，尤其是亚洲的旅行者，迫切想练习说英语，这就有了不少长久有趣的谈话。此外，我住在青年旅社为下一步的旅行建立了无数可贵的联系。某人已多少次说过：“迪基，你到我们国家时一定要来和我一起住。我会带你去看______”请填空吧。当然，我到了那个国家后会用上这些邀请的。
廉价旅行与住青年旅社是并行的。你不可能只选择其中之一。
为说明这些起作用的规则，让我简单叙述一下两次旅行的情况吧，即去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和日本——两个地方据传言花费都很贵。由于这些传言我长久以来避开它们，可是正如我所发现的，你不[10]应相信一切听到的东西。按照“迪基方式”旅行，我用山姆大叔[11]给的钱支付了所有费用。
在赫尔辛基，我住的青年旅社在市中心，离火车站只需走3分钟。每晚的费用是14美元。我房间里有8张床，但只有我一人住（在9月末和10月旅行是最好的，毫不拥挤，天气也令人惬意）。
我去大学的餐厅吃饭。我对那个波兰人收银员说话，腼腆地问：“我可以在这儿买咖啡吗？”因为我显然既不是学生也不是芬兰人。“你向（想）买省抹（什么）都行！”她说，并马上送我去教职员工餐厅，说“请用餐吧”。
一顿有4道菜的餐花费了4.5美元，包括奶油汁青鱼，浓汤，罗宋[12]汤，奶酪菠菜烤鱼，面包布丁，果酱煎饼，红白卷心菜，黑森香脆面包。我每天去那儿用餐，总是对我的新朋友即收银员说“谢谢你”。
其次，我充分享用免费景点。富丽的路德教大教堂俯临着赫尔辛[13][14]基港口。里面有马丁·路德和梅兰克森的雕像。就在那天晚上著名的“亚特兰大男孩合唱队”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乔治唱的西贝流士[15]创作的《芬兰颂》使演出达到高潮。合唱真是棒极啦！我在赫尔辛基游览结束时，听了5场免费音乐会，去教堂参加了3次礼拜，到过青鱼市场和歌剧院，两次去图书馆，还去过市剧院和西贝流士公园，以及不少宾馆大厅。
我算出自己在赫尔辛基13天的费用。住宿182美元，用餐75美元，杂费64美元（车票，邮资，洗衣费，二手冬帽和雨衣），共计321美元或每天25美元。那时，我允许自己从社会保险金中每天花费31.5美元。这很好地控制在我的预算之内。
关于日本的生活过分昂贵（在东京一杯咖啡7美元）的神话，在我第一天早上到达东京时就很快被粉碎了。成田机场的旅客服务处安排一辆面包车从“欢迎旅店”来接我，行程20分钟，然后为我提供一个房间，次日早上再把我送回机场——总共只花费了42美元。我去附近走了走，看看能找到什么早餐吃，在那儿我亲历了第二个神话被粉碎。花2美元我就能用上有益健康、令人满意的早餐。那是在一家便利店发现的，它就像我们的“71链锁店”7-Elevens。一块有3层的三明治既新鲜又开胃，其中有金枪鱼、鸡蛋沙拉三明治和黄瓜，价格为1.5美元。从自动售货机买一罐热咖啡50美分。我买了两样食品出去，坐在阳光下的一条长凳上，一边观看交通和行人一边吃着美味的早餐。
就其他的食物而言，这些便利店还提供比萨饼、寿司和一些不可预测的主食，它们可以在店里的微波炉里加热——仿佛在家里一样！另一有趣而便宜的用餐的办法，是在火车站吃面条或者饭菜。这些菜的价格为2至4美元。我得站着吃，但是在火车上坐了大半天后这一点不难。我当然见到了日本有名的昂贵东西——一只苹果10美元，一只甜瓜20美元——可我不买它们。我去找便宜的东西买。我甚至发现了1元店！只是它们被叫做100日元店，相当于83美分。还有同样便宜的折扣发廊。我可以在10分钟内花1000日元（8美元）把发理了。只见窗户上有一张字条写着：“致外国人——请务必带上一个说日语的人，否则我们拒绝理发。”这使我惊奇，不知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
至于观光游览，我是凭借在美国花240美元买的7日铁路周游券旅游的。这种铁路周游券很重要，因为在日本火车旅行非常非常昂贵。我去了日本的4岛，它们是北边的北海道，本州的主岛，最小的四国，以及最南边的九州——我坐在像起居室一样惬意的椅子里，从舒适的空调列车上观看它们。我经过了日本阿尔卑斯山脉，看见日本海上空的落日，观察农民在苹果园和稻田里干活，看见典型的日本家宅装饰着灌木和园林；最让人兴奋的是我看见了宏伟的富士山的轮廓，那是世界上最令人崇敬的大山。
许多火车只有一节车厢和一个列车员。它们驶入最具有田园风光的地区，沿着一条条河流穿过一处处山隘，以便把需要乘车的农民载进城里。
每天傍晚我站在火车站的旅客服务处旁，请求帮助找到旅馆房间。这在日本是降低费用的又一个挑战。在有些我游览的偏僻城镇根本没有青年旅行社，我不得不住旅馆。不过我应对了这样的挑战。旅客服务处的人帮我找到一个通常只有两个街区远的房间。我可以伸出双臂摸到这些房间每一边的墙，但是它们有我想要的每一种便利东西——棉布浴衣，拖鞋，有闹铃的收音机，小浴室里有香皂，洗发露，电吹风，有一张舒适的床。单人间的平均价格是50美元。
我乘火车进入京都时旅客服务处已经关门。让人惊慌的时刻！因为我只有手里拿到了房间的钥匙才不会紧张！事情就这么简单。[16]
我得走过一群群年轻的庞克族和吉他手，以及大部分身子裸露的女子，她们在肚脐上穿了孔，刺有纹身（是的，我们的文化已来到日本，使他们大受损害）。我看见一个街区远处有一家大旅馆，心想没别的选择，只得去那儿开个房间。我充分预料着会让人狠狠敲诈一下，不过却只花了60美元得到一个12层楼的、有一切便利设施的房间，使我不无安慰。挑战再次被应对过去！
我在火车旅游冒险的另一段行程中，遇见一位名叫仓石一树的友好的日本人，他主动和我谈话。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生活了7年，英语说得很漂亮，我也很高兴让他作我的新向导。他能够看复杂的列车时刻表，知道如何去将要驶往别府和九州的渡船，并找到一家友好的餐馆，在那儿每人花13美元即买可到一瓶啤酒，一份牛肉，一碗面条，各种咸菜，一份猪肉片盖浇饭。在便利店他解释说清酒——即著名的日本米酒——如何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包装，包括像果汁盒一样的包装。那么大一盒清酒价格为90美元。能说日本昂贵得令人生畏吗？
我就这样靠社会保险金旅游。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不得不富有创造性地去做。每天都是一种使人兴奋的挑战，其中充满新的城市，新的景点，和降低预算的新的策略。我无视旅行社提供的“特别”度假套餐。我的度假套餐要有趣得多。第三章三思而后行——海地冒险
考虑到我的第一次旅行，现在回头来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仍然旅行着。由于当时我急于摆脱困境，我给自己设定了一条富有挑战性的路，而我对走上这条路并未做好准备。
我听说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圣公会需要志愿者。这似乎是个有益的工作。我并非突发奇想放弃了达勒姆的生活，我是要有助于自己的同[17]胞。而海地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400海里，所以我仍然离可爱的美国不远。我打电话给负责管理太子港小学的修女，她碰巧在波士顿访问主教教区。我说我想去她海地的学校工作，问是否可以用我。她马上说可以。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新的生活！
我赶往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住在弟弟家，在那儿学习法语，因为法语是海地的官方语言。弟弟有个朋友是教法语的盲妇，我报名参加了一些私人课程。学习一种新语言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从盲妇那里并没学到多少东西。
在佛罗里达待了3个月后，我前往海地履行6个月的承诺。由于[18]有幽闭恐怖症，那时我不乘飞机，只得乘游轮到海地。我搭乘一艘豪华船离开迈阿密，它将巡游加勒比海的各个港口。当弟弟对我说再见时，我心想：“哎呀，我在这艘去海地的船上干啥呢？我疯了吗？”我被吓呆了。弟弟安慰我说：“现在没有回头路可走了。6个月后再见——假如你还活着！哈哈！”
我在游轮上尽情享用所有奢侈品和无尽的食物，我们在海地角[19]停泊前只有游轮才提供这些东西。当然我是唯一下船的人，两手紧紧抓住小背包，从豪华的游轮赶往处于混乱中的海地角。我立即明白虽然海地离佛罗里达仅有400海里，但它却是远在另一个世界。
圣公会的人说某人会在船旁见我，以便用车把我带到太子港。“哦，不。”那个缺乏经验的人自信地回答。“我会弄一辆‘嗒嗒车’来。”那是一种颜色鲜艳的小型货车，通常塞满很多人，他们从每扇车窗探出身子，车顶上也坐着人。谢天谢地他们没有听我的，因为假如我坐了那种“嗒嗒车”是无法活下来的。
我被车带到太子港中心的圣公会大院。我房间的所有窗户都安了铁栏，这有点让我紧张不安。如果起火我如何逃出去呢？谁想要闯进屋里？
不过这只是我最初的恐惧。整个海地的气氛令人提心吊胆。身穿卡其制服靠在枪上的士兵把守着总统府，假如我走得太近有人就会吹口哨，好斗似的挥手让我走开。
我听说因下大暴雨洪流冲过街道和没有遮挡的下水道。有一次下大暴雨时4个护士正手挽手走在街上，水把她们卷进了下水道。几天后有人在海里发现她们的尸体。
在人行道中间和敞开的检修孔内有一堆堆水泥，孩子们在敞开的排水沟里洗澡。
300个白黑混血的家族把持着全国，拥有大部分财富。那些白黑混血的妇女去巴黎购物，将自家孩子送到法国的私立学校。她们让司[20]机开着豪华轿车四处兜风，在佩蒂翁维尔凉爽的大山里拥有两三个家。实际上她们有些人去巴黎购买皮毛大衣，在聚会上打开空调，这样就可以穿上皮草啜饮鸡尾酒。
而600万其他海地人，她们的同胞，却住在肮脏的底层棚屋里，沿街乞讨。在我们院子外面有个女乞丐，她用一根绳子把小女儿拴在自己脚踝上，这样疲惫的母亲睡着时女儿才不会走掉。她同时极力卖着3个桔子。[21]
我在那儿的时候，独裁者“多克宝贝”和他妻子米歇尔乘坐一辆黑色的超长豪华轿车穿过太子港，并把钱抛出车窗。他们的人民不得不在街上爬来爬去，希望抓抢到一两块硬币。
我当时多么发狂啊！这些享有特权的人物怎么敢如此恶劣地对待自己的人民？他们对于人的生命为何如此轻视？
我彻底震惊了，总弄不明白我的生活怎么啦？
最初，我的志愿工作包括不畏艰难地努力学会克里奥耳语，将世界各地慈善机构有关捐赠者的电脑记录进行更新。数据输入并不难。我很快明白自己不会把克里奥耳语学得很好，足以去上课。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于是我停下来。我工作得很慢，所以总有更多的更新工作需要做。我怀抱一线希望决不要走进教室。
最后我非常害怕，几乎患上紧张性精神症。我无法谈话，无法表达意思。我知道自己不得不离开那里。
我去见一位修女，我知道她很理解人，她就是特丽萨修女。不知怎的，我迷茫中极力告诉她我很不好受。她说：“你知道吗，也许你应该考虑回家了。”她一说到“家”这个字一切就变得十分清楚。这个富有魔力的字“家！”“是的，我想回家。我不得不回家。”事情就是这样。
我立即有了活力，给奥兰多的弟弟打电话。“帮我预订下一班到海地角的游轮吧！”
修女告诉我她的一个教区居民要开车去海地角，我可以搭他的车去乘船。他将把一张床垫给那儿的一家人带去。他用风筝线把床垫系在车顶上。我们路上行驶约两小时后他发现床垫已被吹掉了。[22]
我一直坐在座位的边上，希望我们到达海地角，那样我就可以登上游轮回家！现在我们得返回，远离我要乘的船，去寻找床垫。他在沿路的各个警察站停下，询问是否有人交来一张床垫。我通向自由的路正在消失！“上帝保佑我们找到床垫吧！”我祷告着。终于我们在第四个警察站得到好消息，有人把床垫交上去了。男人重新用风筝线把床垫系好，我们再次向北前往海地角。
我看见游轮停泊在海港，在阳光下白得耀眼，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象。我得救啦。
司机径直开上甲板两侧的过道。他把车停下时，有个女乞丐怀里抱着小婴儿出现在我的车窗旁，对我大喊：“钱——钱——孩子（她指着怀里的一包东西）——孩子。”我也对她大喊：“我有3个孩子。我的钱是用来养我孩子的。了不起，你有个孩子。我也养我的孩子。养你自己的孩子去吧。”我显然失去了理性。
我沿过道走到甲板上，那儿有一家露天酒吧。我直接朝它走去，坐在一张凳子上，喊“百威啤酒！”我一般从来不坐酒吧的高脚凳，并不认为那是女人坐的地方，可我当时行为不正常。我一口气喝了3罐啤酒，觉得妙极了，如果说有点头昏的话。
结果，那是离开海地的最后一艘船，因为政府拒绝再让任何船进入码头。我因有幽闭恐怖症不能乘飞机，差点永远被困在海地！[23]
然后，轮船当然必须巡游完圣托马斯岛和圣约翰，但我对这些景点不感兴趣。我只想回家。我们终于回到了迈阿密，我跳上一辆去奥兰多的公共汽车。当我走进弟弟住的房子时，我感到自己慢慢恢复了正常。我又回到自己的文化中。
我去海地犯了一个错误，那是这个半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不过我仍然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回去做某个工作，或者又住进某套房子，或者回到我那些废弃的古物般的东西旁。我将有下一次旅行，但它会是某个我觉得更加熟悉亲近的地方。
我的祖父母是德国移民，我是吃沙拉和德国腊肠长大的。我5岁前只说德语。几周后我便计划去德国的马尔堡，希望在那里感到更舒服一些。第四章为何不像我一样做？
回想我在海地的时候，错误是明显的。我遇到了剧烈的文化冲击。我凭着自己的德国背景前往马尔堡，就消除了文化冲击里那些使人疏远的因素，而同时我又在探索一种新的文化中迎接新的冒险。然而，当我能够理性地解释一种新的文化里所发生过的和仍在发生的事时，我也无法阻止文化冲击的影响。不管我旅行多久，每当到达一个新的国家我仍然会有丧失理性的恐慌时刻。有一次恐慌发生于1999年——在我踏上旅途13年之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能提出的唯一解释就是文化冲击。
我乘坐一辆西班牙毕尔巴鄂的汽车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我在毕尔巴鄂度过了极其美好的时光，长时间凝望着新建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参观一个个景点，去西班牙的拉里奥哈葡萄酒产区游览。回顾西班牙时我十分满意。然后我展望着德国。先前我至少去过5次，包括在巴赫居住、教书一年半时间，那是法兰克福以外的一座小镇。我讲不错的德语。我喜欢那里的食物，对钱不陌生，并计划去拜访许多老朋友。我本应该舒适自在的，可相反我仍然恐慌！
我开始担忧到了德国后没有任何德国马克。假如自动提款机不起作用怎么办？假如我找不到地方睡觉怎么办？我的自信消失了。为什么我要踏上这愚蠢的旅程呢？为什么我不待在生活更加简单的家里？
当然，一切都不存在。在庞大的法兰克福火车站自动提款机毫无问题就吐出了400德国马克（我立即买了一块用芥茉煨过的德国小香肠吃）。颇有效率的游客咨询处准确地向我说明如何到达那家经营不错、规模不小的青年旅社，它拥有许多房间，就坐落于莱茵河岸。沿街走过两个街区就是三王大教堂。市政厅所在的罗马广场、圣诞市场、天主教大教堂和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就在河对岸。我只需走过桥就到了法兰克福中心。
所以我为何要担忧呢？这是不同文化之间转化的一部分。我已适[24]应了西班牙、比塞塔和午餐时喝的葡萄酒，现在我得用德语思维，使用德国马克并开始喝啤酒！我如今知道在旅行中，有时我的头脑在开我的玩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前，等待不好的心情过去。而它们总是要过去的！
我在香港有过类似的经历，它是一座独具一格的城市。它充满生机与刺激，势不可挡。我已喜欢上了香港，不过我第一次去那儿旅行却是个大惨败。在我的旅行指南里，我发现维多利亚青年旅社听起来不错，有英国味道——正是我想要的那种。可是我让出租车司机带我去那里时，他转入一条狭窄脏乱、人群拥挤的街。到处闪耀着霓虹灯，巨大的音乐声十分刺耳。“啊，别让他停在这条街上。”当出租车停下时我心想。他在两家商店之间的一处小门前停下，其上方有个小招牌——维多利亚青年旅社！
我爬上又黑又窄的楼梯去2楼，在那儿印度接待员接到我。“是的，让我带你去房间。”又爬了两段楼梯后他打开一扇门，里面的情景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小小的房间根本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微弱的灯。屋里塞满8张金属双层床，每张床有一副又薄又脏的床帘拉着。4副床帘在动！一双双受惊的眼睛悄悄从帘子上方探出来，看是谁刚把门打开。这些人不是旅游者！[25]
文化冲击！监狱的情景、巴丹死亡行军和单独拘禁这些掠过我的脑际。
我表情惊骇地看着接待员说：“我不能住这里！”“我在街那边还有一家旅店。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离开了“集中营”，穿过拥挤的街道。在“旅店“前面站着个妓女，她极力勾引楼下的男人去一家舞厅。印度人带我进入一个狭小的老电梯。他领我去房间时我屏住呼吸。唔，它有一扇窗户，灯光稍微亮一点。然而，房间里的一个客人是男的，这使我感到不安。可此刻我的时间是凌晨4点，我疲乏不堪。没有选择，只得住下。
我头脑已经在努力计划逃回美国——就在次日！
我决不能住在这么肮脏、凌乱和噪杂的地方。无论更换机票要花多少钱都没关系。我要回国，越快越好。
次日是星期天，早晨街上很安静。两个老年中国妇女在扫街，并把纸板捆起来卖。我想，唔，在回机场前我正好把早饭吃了。
我问一个行人：“请问麦当劳在哪里？”我进了麦当劳就觉得回国了。麦当劳就是美国！
她简单给我指点了一下。也许我的运气在改变。不久我便来到麦当劳餐厅，里面是所有那些熟悉的图片和菜单。我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堆薄烤饼后，世界开始显得好一些了。
也许在去机场前我应该作点探查，我想。
几分钟后我来到著名的香港港口，这儿充满了各种可以想象到的船只：舢板，捕鱼船，渡轮，快艇，游船，消防船，水警艇。海港对面是太平山顶和闪耀的玻璃摩天楼。
我心想，既然我来到这里也许就该待上几天。
我找到一家更好的青年旅社，便搬出了维多利亚青年旅社。我习惯了垃圾、没有止境的人、灯光和噪音。我在那儿待了4个星期，以后又去过3次。总之，我开始强烈地喜欢上香港。
这样的情景重复过许多次。我睡觉的时候确信次日会登上飞机离开，结果醒来后却改变了态度，准备着有更多的旅行探险。
就文化冲击而言，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我从不跟团旅游。我不喜欢按照他人的日程安排，我想看到更多景点，而不只是旅游公司所称的值得一看的地方；我也不愿意花太多的钱。不过也许我在中国旅游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
我到达北京时，以为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一条条道路上穿梭着成千上万辆自行车，搭载着从活鸭到电视机之类的东西。人们戴上面罩避免严重的污染。处处是新建的工程，因为，中国在过去不得不为新建大型购物中心和玻璃装饰的宾馆腾出地方。
我的旅行指南里有一家小旅馆的信息，它在地下室有一家青年旅社，每晚付10美元可住那儿。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北京火车站没有官方的旅游局，所以我得靠那些拉客的人，他们替进城的出租车打广告。我通常乘公共汽车，只是在没别的选择时才乘出租车。对于我而言，在北京没别的选择。
有个年轻的拉客者把我领到停车场，那儿等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司机一个英语词也不懂。
是的，我害怕了！
我拒绝上出租车。“为啥不上车呢？司机很好的。”拉客者说。“我不相信他会找到我要住的小旅店。我无法和他说话，他也无法和我说话。我在一座有12，000万人口的城市里会彻底迷失的！我不愿上出租车，除非你和我一起去，这样才有人和我说英语。”
他明白自己至少收了我4倍的钱，不想丢掉我这个容易上当的人，所以不情愿地上了车。
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小旅店沿一条胡同或小巷进去，它与数千条其他小巷没有区别。拉客的人不得不至少7次停下来问路，最后他[26]找到那条熙熙攘攘的狭窄胡同和鲁宋园旅店。
我再次开始应对旅店服务员。“不，这儿没有青年旅社。”她告诉我。“我们只有每晚50美元的房间。“不对，这里有一家青年旅社，我要一张付10美元的床位。请把经理找来。看我旅行手册上这儿。”
我们颇争辩了一番。“好吧，付10美元给你一张床位。在楼下。”
非常对！就像手册上说的。
这是我在中国最初获得的生活体验，中国是我旅行过的最富有挑战性的国家。
这听起来十分简单，可是在中国旅行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置身在一个不同的文化里，我不能用自己的文化作为计量尺。我的身心习惯于面对用一种方式所做的事情。忽然间我来到一个情况截然不同的国家。无论我怎样告诉自己不要由于它与美国不同就消极地看待中国文化，我都无法做到。
以随地吐痰一事为例。在去过中国3次后我仍然不能容忍随地吐痰，不管我如何经常这样告诫自己：“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别为此生气。人们吐痰时别露出轻蔑的脸色。这是中国，不是新罕布什尔。”
我能够接受这种文化差异吗？不能。相反，我懂得了置身于牢固的文化特质中是怎样一种情况。我更加明白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人们相互憎恨，为什么差异永远无法解决。我们是自身文化的囚犯。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这便是为何在加拿大或英国旅游是轻松自在的。那些人像我一样。他们说我说的语言，遵守相同的礼节规则，具有同样的人生观。
但那时在中国我不舒服。中国人的价值不是我的价值。我感到紧张不安，有时极为反感。“为什么他们随地吐痰？我们在本国是不那样做的！”“人们怎么敢在听音乐会时高声谈话，而不把举办音乐会的人放在眼里？我们在本国决不会那样做！”“为什么要去挤公共汽车，而不等别人下了车再上？我们在本国决不那样做！”
人们不断地问：“你不戴上头巾吗？”“你对那尊雕像祈祷？”“你讲不同的语言？”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在外国旅行时才更喜欢组团旅游。这是人们需要的一种保护，以便不会一次就面对太多的文化差异。
不过，我通常认为这种面对各种文化差异是旅游带来的不小报偿。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我可以预测的生活方式消失了。我被迫看到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并再次评价我为何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的世界受到猛烈撞击！当此种出现时，我知道自己的旅行是值得的！
不过中国把我推到了极限。
假如跟团旅游你会失去很多，我提醒自己。是的，你看见了建筑、艺术品和风景，但是你没看见人们。在北京的美术馆前我不正是活生生地看到了这种情景吗？当时我正在观察老头和孩子们放风筝。一队旅行团的人从美术馆出来，直奔空调巴士，随后车开走了。中国人的生活极其迷人的情景就在旅行团眼前，可他们已经上路回西式宾馆了。在那儿，苗条美丽、身穿异国情调的长旗袍的中国女子会向他们鞠躬。那儿有通常的酒吧，健身房，有柔和的西方音乐——他们在本国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他们用不着去想有些什么菜肴，这些菜肴会盛在漆碗和精美的瓷器里摆在他们面前。那天下午有人会用车把他们送到一座寺庙，和一家价格高出4倍的商店，也许会再送到另一座博物馆。
同时，由于我是独自旅行，我便能够悠闲地观察一只只形状耀眼的风筝放上天。我能够看到那个身材矮小、没了牙齿的老头把风筝放得最高。我能够近距离地看见重量不轻、专门制作的线轴把尼龙线放出去或收回来。我还能够想多久就多久地看到人们放风筝时的兴奋劲儿，因为我没有时间表。
我全神贯注地看着这迷人的情景，继续朝前走一点来到某个公共场所，一些身穿白色罩衣的女理发师搭起了理发铺，她们从家里搬来椅子，向每人收取相当于3美分的理发费。有几个人极力说服我去理发。那样相互说笑真是太有趣了。而旅行团的人却坐在巴士里，与来自新泽西州和芝加哥的朋友聊天，他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生活。
所以我没跟团旅游，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这是很不好受的。我气愤地回到国内，不再抱任何幻想，发誓永远不再去中国。我忘了自己的誓言，确实又来到中国想再试一次。这一次我回国时真的愤怒丧气了，又一次发誓永不去中国。可是中国有着某种融入你血液的东西。我还不够明智，不足以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用头去撞墙，所以又去了第三次，并再次投入到文化分水岭当中。而我也从来没有真正越过文化冲击。
有人曾说，文明的两个标志是如何吐痰和吃饭。按照我骄傲自大的西方人的观点，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不及格。
我参观一所艺术学院时，每天在学生食堂吃两顿饭。学生和教授把餐巾纸与烟头一起丢在地板上。他们把各种大小骨头吐在餐桌上面。他们把头埋在搪瓷饭碗里，发出很响的吃喝声。他们把食物塞进嘴里，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我无法接受这些就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和教授的事实。
在长沙我遇见一位华裔美国人梅鲁博士。她在美国生活了35年，在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和布朗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她在科德角有个家。祖先的巨大引力让她回到了长沙，因为她的父亲和祖父出生在那儿。她感到自己欠着故国一笔债，想在长沙的湖南医科大学教3年书，以此还债。可她无法指望能够应对文化冲击。
她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她所在的教学大楼里卫生间的状况。她找到系主任，说她不可能在那儿工作，除非对卫生间糟糕透了的状况采取点什么措施。系主任说没办法，只能那样。再没别的话可说了。她无法接受这一点，自己掏钱从长沙郊区请了几个农民，买来适当的清洁材料，让他们看到她如何希望把整个卫生间从天花板到地上彻底擦洗。等打扫干净让她满意后，她买了一把门锁，这样任何人都无法弄脏卫生间。
第二个障碍是分配给她的一套房间，那是在教员住宅楼第5层。她去找到同住一座楼的其他教授的家，请他们组成一个工作委员会，以便让人把又脏又黑的楼梯和走廊打扫并刷白。它们到处丢着瓜皮和土豆皮，墙上有黑色的污垢。听她说话的人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楼梯与他们毫无关系，为啥他们可能想到把它们打扫干净呢？
我们见面时她已工作了大半年，不知道是否能够履行自己所感到的义务。她是中国人！
文化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卫生上。我曾问杭州的一名接待员哪里有麦当劳。她非常清楚地向我指点。次日早晨我便出去找自己要吃喝的薄煎饼和美国咖啡。我在她说那条街上走来走去，还去查看一些小街小巷，发狂地寻找着“黄色拱形”标志。但那儿并没有。后来她承认自己的城市里没有麦当劳，可她不想把这种不好的消息告诉我，于是就编造了一个想象中的麦当劳！
我在公共汽车站问另一个年轻女人怎样去某所大学。我指给她看地图上在什么地方。是的，她明白我的问题，告诉我和她一起乘30路车到终点，我在那儿会找到那所大学。相反我发现自己来到了城镇的郊区。大学完全在不同的方向！可她感到有责任回答我的问题，即使答案是错误的。难怪在这个国家我感到精神分裂了！
还有买火车票！这个简单的事情可以耗费半天。我需要买一张从长沙到北京的车票，身边带着能讲汉语的侄子约翰。
为了能与代理售票人说话，我们不得不朝一扇约6英寸高的小小窗口弯腰。窗户其余部分用铁栅挡住，完全像监狱一样，坦克都无法穿越！
我心想他们害怕什么呢。都是些普通的农民、商人和少数胆大的游客，只是想买一张从A到B的火车票。干嘛要这样小题大做呢？
约翰用汉语解释我们想买一张3天后到北京的车票时，售票员把手向我们一挥，大声吼道：“明天！”随即他开始问下一个顾客去哪里。
约翰还站在那里。“我们不想明天再来。我们今天想买到票。”
售票员又朝我们挥手：“明天！”
挫折！文化冲击！
次日我们又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乘出租车去火车站，排长队，朝那扇小窗口弯下腰，要求买一张票。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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