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新忠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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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试读：
重版序言
不久前，由王吉民和伍连德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部英文医学史著作《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当今医界的权威学者韩启德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我对医学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前医学与人文日益脱离的趋势，这就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1]的理念。
十年前那场震动世界的“非典”疫情，有如一面镜子，不仅展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力量和合作精神，也照出了种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亡羊补牢，未为晚也”，“非典”的肆虐诚然是中国人民乃至人类的不幸，不过中国社会能借此对以往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反省并有所弥补，亦不失为不幸之幸。“非典”的肆虐，能让韩启德这样的临床医学权威进一步切身地感受到医学人文的重要，并开始反省以往医学教育中这方面的缺失，对于我们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乃至全社会来说，自然属于值得期待的“不幸之幸”。“非典”的流行自然而然地让全社会感受到了医疗卫生的重要，认识到了“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但若我们还只是将疾病仅仅看作“生物性事件”，将医学仅仅视为科学与技术，那么无论国家如何投入，专业人士怎样努力，医学恐怕都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增益民众健康与幸福的功效，甚且还有可能制造“病痛”和苦难。
对医学人文的关注，自然就会涉及医学的历史，医学史尽管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它在国内学术界一直只是医学界自身的专史，很少受到历史学者的注目。不过随着国内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以及国际学术思潮影响的日渐加深，从20世纪末开始，这一情况逐渐有所变动。本书的撰著和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巧合的是，十年前，本书出版之时，正逢“非典”的肆虐之际，际会风云，让原本甚少受到社会关注的纯学术著作，顿时“火”了起来，不仅本书的一些评介频频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之中[2]，就连一向待在象牙塔中的笔者，也需不时面对记者和出版人的“眷顾”。毋庸讳言，对于本书来说，“非典”的肆虐实在是另一种“不幸之幸”。不过，这样的“火”，并不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笔者所在意和期待的，坦率地说，当时的广受关注和种种好评，似乎并没有让自己真正感到兴奋，相反，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因感到自己的研究并未能在本书的基础上取得明显的突破而内心颇感焦虑，直到找到新的可能突破的研究方向，才渐渐释怀。不过我依然将其视为“不幸之幸”，因为这一事件，毫无疑问，促动了学界和社会对疾病、医疗以及其历史的关注和投入。2002年9月，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在疾病医疗社会史领域中，本书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探索和尝试，不免稚嫩和粗浅，但我仍真诚地（或许也是天真地）对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学界对该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投入。”这样的期待，现在看来，似已成为现实，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则不能不说应归功于这一不幸的事件。
本书出版后，有幸得到了众多师长和友人的垂爱，他们通过撰写评论等方式，对本书以推介，对笔者以鼓励，有些还素昧平生，令人感动。尤其令人感念至深的是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著名学者王思治教授，在本书出版后不久就热情地写下了题为《“医疗社会史”的力作》的
[3]书评。这是本书的第一篇学术书评，让初出茅庐的我颇感受宠若惊。王教授不幸已于去年离开人世，而今再次捧读他的勉励之词，不禁眼眶泛湿，除了怀念和感激，也让我感受到了一份无私推动学术传承的责任。对于众多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师友的谬奖和鼓励，我一直都心怀感激，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在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领域中不断前行。对于这种种的美意，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赞赏与肯定固然令人欣慰，而或许刺耳的批评则似乎更促人思考。在众多的评论中，也不乏一些逆耳之言，它们或在研究视角和理念，或在学术资讯，或在具体的论述和资料等方面，给我以种种指教，对于它们，无论我是否全然认同，我都虚心承受，衷心感谢。这些意见虽然不见得全然在理，甚或还不无误解之处，但它们无疑都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我后来的学术探求。故而，这里无意对此做出具体的回应，不过从后面有关本书的反省中，或许多少可以看到这些意见的价值。与此同时，自2005年开始，在笔者开设的“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专题”这一研究生课程中，本书一直是必读书目，研究生的一些品评，也不时给我启益。这里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另外，还应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编辑，正是因为他的美意，本书才得以重版，也才会促使我全面细致地重读本书，并作出了修订。这次修订，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核校了本书引文，校订了引文文字以及标点等方面不少错漏之处；二是对书中一些文字表达不够顺畅或妥帖以及错误的地方，在尽可能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做了一定的修正；三是对少量硬伤，比如史实、人名、地名和征引文献方面的错误做了订正，比如将1892年误植为1992年，蒋竹山误植为“蒋竹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误植为《中国历史评论》等。可以说这次所做的修订几乎都是细节方面的。基本的观点、结构和内容，一仍其旧，未做改动。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原作的尊重，因为这毕竟是我在一段较长时间里对一个问题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论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十年中，我在研究理念和学术认知等方面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若要按现在的认识去一一修改，那不仅改不胜改，而且即便真改出来，恐怕也变成了一项新的成果。再一方面，从当时的学术理念和语境来看，其基本的构架和立论，我认为依然可以成立，资料也基本足够说明问题。作为一项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仍自有其价值和意义。
在本书出版的后记中，我期许自己以此为起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十年来，世易时移，无论是外在环境还是自己的认知和兴趣，都有不小的变化，但对历史上疾病和医疗的关注则一以贯之。此后的学术探索，显然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在探索的过程中，笔者在不断学习和吸收新资讯、新思想的同时，也常常回望并省思自己以往研究的问题和不足。这样的反省不是要否定过去，而是希望借此来发现可能的突破。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端，值得于此提出。
首先，在学术认知和研究理念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局限。当时笔者介入这一领域为时尚短，对很多的问题，比如医学史、医学流派等，都缺乏自己的思考，往往都会借用当前一些通行的说法而未意识到其可能需要检视。与此同时，当时在国际史学界一些新的、甚至较为成熟的学说和理论，如后现代史学、文化建构论等，尚不太为国内学界所了解，笔者也因受资讯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对此也往往缺乏认知。这在以下两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一、本书的初稿，笔者的博士论文体现出相当强烈的现代化“进步观”，这一点，经梁其姿教授指出后，成书时已做了一定的修改，但由于对该问题认识还不够透彻，所以现在看来，问题依然存在。比如，我虽然反对将传统视为停滞和落后，而认为他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但对这种发展和近代社会转型（等于现代化）的进步性深信不疑，无意中将社会的进化视为理所当然，并对西方制度的正当性和进步性毫不怀疑，几乎未意识到其中“现代性”问题，也未认识到西方的近代医疗卫生机制，不应只是我们追逐的目标，同时也应是检视的对象。对清末仿效日本和西方实行卫生行政，将国家的卫生职能具体化，完全视为值得推崇的进步之举，而对于这种“进步”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政府职权不断扩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然缺乏关切。二、对于现代医学史和中医学的相关论述，我基本抱着学习和接受的态度来对待的，倾向于视其为“事实”，尽管也存在问题甚或错误。但并未意识到，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医史和中医学的诸多通常性的论述，本身也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医界人士在面对西医和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一种文化建构，中医尽管从其社会地位来说，或许是衰微了，但就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而言，恐怕远超前代。比如与本书主题息息相关的所谓“温病学派”，我全然接受现代医史学界的说法，将其视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它的形成和发展乃是清代医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考察一下，明清特别是清代的人如何叙述所谓“温病学派”，那些被称为“温病大家”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身份，这一群体是否存在大体一致的身份认同等一些问题。若当时有意识做这样一番考察，那么现代有关“温病学派”的认知，恐怕就不无重新思考的空间。
其次，就研究视角来说，本书可以说基本属于纯社会史的著作。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笔者虽然对国际中国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状态做了不少功课，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把握，不过老实说，对于国际上学术界中国以外医疗史研究，了解甚为有限。笔者在近年来的研究和教学中，越发深切地感受到，若想在国际学术脉络中从事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像中国医疗史这样的新兴研究，对海外的研究关注，若只是局限于中国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真参考世界史领域中一些较为经典性的研究成果。所以，近些年中，笔者着意于对国际史学发展思潮和世界医疗史研究等方面的资讯和重要文献的搜集和研读。通过不断的阅读和思考，笔者日渐真切地认识到，医疗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界一项新兴的前沿研究，虽然尚未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业已被视为具有方向性和潜力性的新领域，若不能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上多一些自觉的体认，使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展现出一种新意来，其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故而甚有必要不断地引入一些新的理念和视角来展开相关的研究。而就目前来说，以下两方面视角的引入不仅是必要，而且可行。一是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视角。笔者认为，无论从当今史学发展的潮流来说，还是就疾病、医疗问题本身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性而言，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西方颇为成熟的医疗史研究理念和成就，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医疗史的研究，对促进当今中国医疗史的深入开展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谓当务之急。如果说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不失为当今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必要而可行的路径，那么，疾病、医疗乃至生命与健康这些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性和私人性，使得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展开对其探讨，不仅在内容上颇为契合，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十分符合新兴研究的要求，故而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4]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不过若反观本书，显然还缺乏相关理念的自觉。笔者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反省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明显缺乏有意识地关注，其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并没有想到要去探究当时社会对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意涵，也没有去考虑19世纪以降社会认识和应对瘟疫方法变动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同时，也没有紧紧围绕着人的行为、心理等去呈现当时的日常生活经验。这样说，不是我们认为一部著作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而是希望借此表明，若拓展视野，就是同样的题目，其实也还有不小[5]的开掘深度和别样的书写模式。二是生态史的视角。当今社会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让环境史研究拥有了不断凸显的正当性和迫切性，但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和目标，显然并不限于环境保护，我们需要环境史，也是为了可以更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仅仅以人类为中心所无法体认到的复杂性。环境史展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将生态纳入考量的生态意识。故而，医疗史与环境史的关联，不单是研究对象的部分交集，还有理念和视角上的相通。当今的医疗史研究，虽然随着医疗文化史的研究日渐兴盛，其与环境史的交集，也渐趋减弱。然而，环境因子并没有在我们探究的疾病、医疗的文化范畴中消失，环境史倡导的环境意识的适用性，也不曾因为我们研究的旨趣转向文化而减弱。故而，在这样的情形下，无疑有必要积极倡言在医疗史研究中引入和贯彻生态意识。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发现关乎人类疾病、健康和医疗的文化内容的环境因子，更真切地体认到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种种的医疗观念和行
[6]为。本书出版后，一些有关环境史的综述往往将其视为疾病史研究[7]的重要成果而归入环境史研究之列，由于书中有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疫情分布和瘟疫成因等内容的探讨，也关注到了江南独特的生态因素对江南疫情的影响，并在最后还对清代江南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变动做了简要的总结，因此，将其纳入环境史研究，亦当无不可。不过平心而论，我认为自己当时并无贯穿全书的生态意识，当初并没有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放在环境史研究的脉络中来展开，研究的落脚点主要在于社会的变迁，而非环境的演变，而且在具体探究社会变迁时，也较少自觉地引入生态意识，去观察社会变迁背后的环境因子。
再次，资料方面也存在薄弱环节。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对资料的搜集基本采取“地毯式轰炸”的方式进行，几乎没有利用检索手段，对那些基本的史料，大体上做到了逐一翻检，故而在资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颇受好评。不过受认知、时间和自身学术背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着以下两点较为明显的薄弱之处。一是晚清的资料甚为匮乏。虽然笔者力求打破传统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间的学科壁垒，将清代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但长期以来的古代史方面学科训练，还是让我在探究传统上属于近代史的晚清的情形时，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这主要在于笔者当时对近代史史料学还缺乏较为全面的把握，对晚清社会的重要脉络和关系的掌握不够，对近代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资料，比如大量的报刊、地方和海关档案以及大量的近人日记等资料不够熟悉和了解，未能系统地阅读和利用。这些使得本书有关晚清部分的论述往往显得颇为粗浅。二是对反映普通民众状况的资料重视和挖掘不够。这一方面无疑跟资料本身的情况有关，现存的资料往往由精英阶层制作，本身反映下层社会情况的资料就十分稀少；另一方面,也源于自己这方面的认识不足，没有有意识地去关注和发掘，以至于对当时民间社会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秘密会社和民间宗教对瘟疫的认知和应对全然忽略了，也未能有意识地梳理普通民众和精英人士在相关认知方面的差异。这些，无疑都对本书的完整度和深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此外，也想借此机会对本书中的诸多数据和图表做点补充说明。为了说明当时的疫情状况，笔者以疫情年表中的记录为基本数据，进行了不少的统计分析。对于这部分内容，后来的评论可谓褒贬互见。在此，我无意做出具体的回应，而只想就这类做法谈点总体的想法。如果让我再做一次有关瘟疫的研究，可能我不会再做这样的工作，原因不在于这样的工作不重要，而是觉得要做好这样的工作实在太过艰难，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其准确性或许无法保证，而其具有的意义也是相对的。当初为了完成这部分内容，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虽然用了较多的统计和图表，不过并没有用到复杂的数理统计和分析方法，这可能为有些研究者所诟病，对于这类批评，我愿意诚恳接受，不过在我现在看来，真正困难可能不是统计分析方法，而是数据的搜集。相较于其他同类的著作，我相信本书疫情年表中对清代江南的疫情记录的收集，是较为完整的，尽管如此，也必然有大量的遗漏。实际上,不必说缺乏相关统计的古代社会，就是进入民国以后，国家有了现代的疾病统计，其数据也往往问题多多。故而笔者认为，这类的统计分析，尽管对于说明疫情状况不无意义，甚或有其必要性，但无论其统计和分析方法多么精致和复杂，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可能也只是相对的，很多情况下，貌似精确的数据未必比对史料的深入研读和阐释更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状貌。由于数据采集难以精确，故而再精确的数字、再完善的模型，其对历史状貌的反映也仍是大致而趋向性。
最后，我还想指出，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其无疑要求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能力。近些年，由于从事研究的跨学科性，让我有幸接触到了医学家的老师和朋友，与他们的交往，既让我为历史学视角的医疗史研究感到信心，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局限与巨大的进展空间。为撰写本书，虽然我也对中医学和传染病学花了一些工夫，但那点“现学现卖”的皮毛知识显然不足以让自己的研究可以深入中国医学的核心问题。当然，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大概都不太可能也无意成为一个医学人士，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到中国医学的核心问题，对中国医学基本认知的形成以及主流理论的流变脉络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却是我非常期待的。这对我仍然浅薄的医学修养无疑是个很大的调整，但我仍对此充满期待，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联合医学界的师友，展开这类的探究。
学无止境，不用说，十年前出版的本书只是笔者稚嫩而粗浅的探索，而如今这些省思，也依然只是笔者学术生涯中的阶段性思考，也依然有待反省和修正。但无论其浅薄与否，也不管其是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谬误，它们都是我这些年来真诚而用心的思索。它们不仅让我心怀珍惜，而且也一直在影响和引导着自己进一步地开展实证性的研究。这十年中，我将自己相对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清代卫生史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以医疗卫生为切入点，探究以清代为中心的近世人们的日常生活境况和社会变迁。一方面，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尽可能全面的资料搜集和爬梳，较为清晰呈现了以医疗卫生为中心的一些重要日常生活经验和历史变迁脉络。另一方面，引入社会文化史的理念和研究方法，致力于对意义的分析和诠释。在细致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尽力揭示“现代”医疗卫生制度背后社会文化意涵，具体展示现代“卫生”的植入不仅意味着健康和文明，同时也带来了政治和文化上霸权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以及对身体自由的剥夺。并进而对相关的现实问[8]题提出了思考。上面所说的那些省思，很大一部分已经贯穿并体现于这一研究中，不过也有些将是笔者下一步所欲探究的，而另一些，则还有待于自己未来或来者来践行和弥补了。俗话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此前本书的撰写和出版，为笔者刚刚起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让自己更好地体验到了学术人生的乐趣和意义。学海作舟，这样的乐趣，必定是苦中作乐，但我却乐此不疲，愿意一如既往地怀着真诚和热情继续在这一片学术海洋中乘风破浪。
是为序！余新忠2013年4月7日于天津寓所
[1] 韩启德：《〈中国医史〉再版序》，见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 当时，《中华读书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读书》、《书城》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报刊媒体纷纷刊文评论和推介该著，并在当年年底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2003年社科年度推荐图书”（2003-12-24）。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东洋史研究》（日本）、《新史学》（中国台湾）、《读书》和《中华医史杂志》等海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先后发表专题书评，对它的学术性和现实意义均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不过需要指出，本研究被学界的认可，与“非典”事件并无什么关联，像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其中的一些内容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清史研究》和《中国人口科学》等刊物刊发，相关论文获得天津市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励等以及书稿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垂顾等，均发生在2003年之前。
[3] 《中华读书报》,2003-04-23。
[4] 参阅拙稿：《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载《历史教学》，2012（11下）。
[5] 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发现后来出现很多有关疫病或传染病的论著，往往走不出本书确立的研究和书写模式。
[6] 参阅拙稿：《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待刊稿。
[7] 比如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6）；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载《历史教学》,2006（11）。
[8] 该研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即将以《卫生何为？——清代的卫生机制的演变与现代性省思》为题出版。
序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学术专著，从书名上看，同传统的史学研究异趣，我们几乎要将她打入另类，但如果打开书页翻一翻，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甚至同我们的身体健康颇有关系，笔者就是为书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所吸引，饶有兴趣地阅读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社会史研究》（下面简称《瘟疫与社会》）一书，对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含苏南、浙西、浙东）瘟疫流行的状况、社会与政府的对策及其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瘟疫与社会》的作者，将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爬梳整理，对江南的疫情做出特征性的说明：在时间上，逐渐呈递升态势；空间上，集中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瘟疫种类，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胃道传染病为主，嘉庆、道光之际真性霍乱从外国传入，反映出瘟疫国际化的趋势；传播途径上，水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伤害力方面，瘟疫频数增多，而杀伤力有所减弱；社会影响方面，主要体现在心态、风俗信仰上；至于疫病产生的原因，指出天灾是必要的诱因，而人口则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
说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瘟疫与社会》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地区社会力量对疫情的防预、控制的作用，认为两者需要合作与互补，而不是社会力量同政府的对立；同时强调起重要作用的是社会力量，反映出清代江南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强大，社会经济的发达，体现了江南社会的活力和特质。论及江南防疫能力的进展，作者没有盲目套用西方理论，而是认为它是以中国的方式发展变化，虽然也受到西方的某种影响，但其主体是江南社会自身孕育出来的。
对于瘟疫及其流行情况，我们注目的种类、地域、传播途径、伤害力、产生原因、疫情控制诸方面，读罢全书，掩卷回思，历历在目，可见作者研究透彻，从而给读者以清晰的回答和明确的概念。《瘟疫与社会》论题新颖，基本上为前人所未涉猎。其所研究的对象是危害人们健康与生命的瘟疫，并且不仅论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说明瘟疫流行的后果和社会对它的控制。过往医学史界大多关注疾病本身，而忽视疾病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学界对这种历史领域不好说全然漠视，然也可供叙述的成果微少。《瘟疫与社会》研究的领域，属于“人群生命史”的范畴，这门学问产生于晚近，在西方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学术界则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出现“疾病、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稍晚亦引起祖国大陆学者的关注，不过起步之始认识上不是那么自觉。因为它是新兴起的，名称尚难取得学者的共识，诸如“身体史”、“医疗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之类。在我们对“医疗社会史”尚属陌生的情形下，五六年前，余新忠博士以其学术目光的敏锐性踏进这一学术领域，两年多前撰成《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似乎是我国内地医疗社会史研究有自觉意识进行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在这一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的时候，余博士以其专著投入，与国内外同行共创具有新方向研究意义的医疗社会史乃至身体史研究，表现出创新的勇气，令人钦佩。
人群生命史，关注生命，关怀人生，自具其特殊价值。《瘟疫与社会》论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给予人们相关知识，可供现实社会的防疫卫生工作参考，其社会价值自不待言。
新方向的研究必须有充实的史料来支持。《瘟疫与社会》一书资料翔实，由书中的那些图表可知，笔者所言不虚。古代统治者认为瘟疫是圣明之世所不应有的现象，对之颇为忌讳，一般不予记录，即使载笔，亦语焉不详，因之留下的资料很少，而且零散。《瘟疫与社会》的作者挖掘医书、档案、方志、文集、笔记、政书、族谱等所载的资料，搜集相当丰富，能够成功地说明清代江南瘟疫流行的状况和社会对策，并对原始资料做出特别的介绍，不仅是著作完整性的需要，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有触类旁通的参考价值。
史学工作者要写与医学有关的医疗社会史专著，会遇到先天性的困难，即医学知识的不足。就笔者所知，余博士为进行他的研究，投入相当的精力，做了相关知识的补充，为很好地完成专著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医疗社会史，是跨学科研究领域，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必须增加医学知识，才能介入这种研究。我想，余博士以其史学和必要的医学知识的准备，所著述的《瘟疫与社会》，可能会得到医史学界的认可。
最后我想说，《瘟疫与社会》是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新兴的医疗社会史及身体史研究是对人生的关怀，相信会越来越有前途，余博士可谓开了个好头。余博士年轻，学术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勤奋钻研，必会有新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和社会。我们以此期待于他，是以乐于写此序文。冯尔康2002年8月22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序二
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可说是非主流的历史研究。虽然论文引用了大量主流史学研究常引用的资料，如方志、文集等，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制度与上层学术思想等，一般人对历史这门学问的了解也多局限于此，所以在主题上，或许让读者觉得不属主流。
然而，主流与非主流史学之间的界限，在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似乎已渐松动。其实这个变化在欧洲的史学界早已发生。西方史学者对日常生活、寻常百姓的生命历程等的历史已关注了数十年之久，在今天，这类史学已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的主流。虽然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并没有因而完全消失，而以所谓“新的旧史学”（意指重新解释的政治或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重新出发，但是政治史并没有再度成为唯一的历史研究主流。或许，当社会真正关注人的具体生命与生活的种种复杂问题时，就不会再把所有的精力与兴趣投注在传统定义下的政治权力或抽象的思想上面。其实，只有多方面地探讨人的历史，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我们的过去与现在。
余新忠是大陆新一代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我在2000年秋访问南开大学时与他初次见面，并读到他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也与他讨论了不少有关疾病史的问题。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研究的热诚，并佩服他能在不甚有利的客观条件下，短短三年内完成内容如此丰富的论文。同时他的论文让我意识到大陆史学研究与国际史学研究的趋势接轨日趋密切，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我当时估计，余新忠的论文必然会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后，欣闻此论文被评为2002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并正式出版，实在替新忠感到高兴。当新忠要我为此书写序时，我义不容辞地马上答应，除了感到荣幸外，也觉得有义务鼓励更多年轻的学者加入研究疫疾社会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行列。
其实新忠选择了一个非主流的社会史题目不令人惊讶。他的导师冯尔康教授是史学界的前辈，并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新忠受到启发勇敢地走入新领域，是件自然的事。我一向极景仰冯教授的学问，更敬佩他宽阔的眼界及对后辈的提携。新忠能得到他的指导是幸运的。当然，新忠本身的天资与努力仍是论文成功的主要因素。
新忠的论文主题是一个很重要但同时困难度颇高的课题。无论在资料运用上、专业知识方面还是现象的解释上都相当不容易把握。
首先是资料方面。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有关国家财政收支、人事等问题比较注重数字的记录外，其他方面的数据都不甚求精确。尤其不易找到可靠的地方性数据资料。这个资料方面的困难，是所有中国社会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这与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史的学者可利用丰富[1]的教区或地籍资料写出精彩详细的地方史不能相比。事实上，新忠将研究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主因之一就是这个区域的资料相对之下还比较丰富，但就算如是，他仍必须以迂回的方式解释某些现象以补资料上的不足。
其次是有关疫疾的性质方面。明清史料所提供的有关疫疾的资料，如病症、死亡率等往往让受了西方近代医学洗礼的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到底史书所载的各种疫疾所指何疾？相信就算是医学专家也难以完全确定。这些限制加深了解释的困难。如以下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无法有圆满的答案：从文献看来，清代江南瘟疫较别处频繁，而江南以外地区，如岭南或其他地区疫情却较少。但这到底是由于江南的资料比较详细、江南的医生比较多，故有较多疫疾的记录；还是因为江南疫情的确较别处为严重？令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否主要为资料性质的问题。同时，史籍所载的瘟疫种类是否只独见于江南？这类问题，既困难又有趣，仍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但无论如何（尽管困难重重），新忠已成功地为清代江南疫疾的社会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他利用了大量江南地区的各类资料，合理地解释了多次疫情发生的经过、分布情形与死亡率的影响。他的成就在于相当具说服力地将清代江南疫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来，特别在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力的估计方面，有中肯的看法。在清代江南社会史这个复杂的拼图中，新忠放进了重要的一块，让后来者能有依据地把其他的部分填补上去。或者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比较全面的图画。
医疗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台湾地区学者起步比中国其他地区学者要早，也已成为了主流史学的部分。这是由于台湾地区学术界近二十年来较直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领域颇广阔，每个研究者的兴趣无论在主题上、时段上均各有发挥。但是台湾学者较无法处理的问题，是比较细部的地方史方面的探讨。这当然是由于资料的限制。然而西方的社会史研究已进入相当细微的探讨。中国史这方面的发展，恐怕必须依赖如新忠一样的年轻学者。相信各地可就地取材的非文本资料不少，加上所藏的仍未出版甚至仍未编目的地方史料颇多，有待学者去发掘、利用。我国年轻学者乘地利之便，相信可以写出更多、更精彩的地方社会史。在这方面，新忠无疑已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梁其姿2002年9月26日于台北南港
[1] 如著名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名著之一《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1969）就是利用法国南部地区大量详细的地籍资料（compoix）写成。第一章绪论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灾荒、疾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虽然今天已难以复原和描述它们对人类的肆虐，不过对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却多少可以想见。对于战争，史学家从来不缺[1]乏重视；而灾荒，近年来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著作的论题；反倒是实际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疾病，却成了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在历史教科书中，不要说疾病，就是医学，也只是极其简略地一笔带过。事实上，疾病，特别是其中危害重大的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制造了种种障碍和灾难，就是在今天，仍有肺结核、疟疾、麻疹、痢疾、艾滋病和肺炎与流感为代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等六种传染病依然威胁着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通过预防手段避免死亡，所需用的代价[2]比购买几瓶阿司匹林所花的费用还要少。”显而易见，对历史上疾疫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历史，而且还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家，无论是疫病对我们祖先的侵害还是祖先对疫病的斗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社会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疾病、医疗的变迁轨迹，除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也必将成为更好地理解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一环。在这样的背景意识指引下，本书选择清代江南作为自己的探讨对象，以期对历史上瘟疫的流行状况以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有所揭示和呈现。一、选题缘起
笔者对这一课题的最初兴趣是在资料的阅读中产生的。近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是清代江南社会救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翻阅了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笔记，资料中不时出现的有关瘟疫的记载逐渐引起了我朦胧的关注，并让我感到疑问，在当时的史志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灾害一起归在“灾异”或“祥异”这样的条目下，既然同属灾异，为什么在灾荒史和社会救济史的研究中，人们总是较多地关注水、旱、虫等天灾，而很少注意到疫灾？稍做探索便发现，问题可能并不复杂：首先，史料相对不足而且零散，搜集较为困难；其次，由于资料较少，人们可能也就自然地认为在众多的灾荒中，疫灾并不重要；最后，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像对待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那样，建立一套完整的救济制度，使得社会救济史学者对瘟疫的忽视变得理所应当。
答案虽是很快找到了，但这样的答案并没能消弭我对瘟疫的牵念，相反却使我产生了更大的困惑。因为在随后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不仅是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包括官书（如《清实录》、《清史稿》）、地方文献（如方志）和个人文献（如文集、笔记）等，直接关于瘟疫的记载亦属少见。这似乎表明，无论是在今人还是在时人的观念中，瘟疫仿佛都是无关宏旨而不值得大书特书的细事。情况果真如此吗？结合对现实和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我甚感怀疑。似乎隐约感觉到，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缺乏记载，可能是因为人们习以为常，而并不一定说明它重要与否。正当此时，我读到了业师冯尔康教授刚刚写完的长文《拓宽·深化·综合·探索——浅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他在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所做的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中，以相当赞赏的笔触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我眼前不禁为之一亮，颇有种豁然开朗之感。台湾学者刚刚开始的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直接关乎人类生命的疾病、医疗状况的开掘和重新阐释，不仅让我看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也彻底打消了我因缺乏专业医学知识而产生的畏难情绪，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探索欲望和研究热情。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清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自然就使得我将研究时段定在了清代，而之所以没有按通行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野截取其中的一段，乃是希望将有清一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这[3]种整体性的考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勾勒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轨迹。至于选择江南，除了笔者对江南的历史与现实都相对较为了解以外，更主要的还是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江南地势卑下，气候温暖湿润，而且该地水网密布，交通发达，人口密[4]度也位列全国之冠，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传染病爆发流行。事实上，该地区也是全国瘟疫发生年次最多的地区之一（具体论述，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选择这一区域，自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探讨清代瘟疫的爆发流行及其相关问题。第二，清代的江南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医疗技术水平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主要针对瘟疫而兴起的“温病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中被称为清代“温病四大家”的叶桂、薛雪、[5]吴瑭和王士雄，除吴瑭来自淮阴外，其余三人均出自这一地区。医学的发达不仅预示着医籍的丰富，而且还便于更好地了解当时人同疾病的斗争。第三，江南作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发展状况不仅领时代之潮流，而且也多少预示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该地区作为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轨迹的个案，显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典型意义。第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一，而该地区人文荟萃，绅缙云集，社会力量较为强大，选择这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认识中国近世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十分有利。二、概念界说（一）瘟疫
按现在最一般的解释，瘟疫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6]病”。而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则解释为：“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7]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以上解释虽在详略与准确程度等方面稍有区别，但在指称其为急性传染病上则基本一致。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所说瘟疫的内涵所在。那么，什么是传染[8]病呢？现代医学一般是这样定义的：“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9]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其中，“根据发病的缓急、[10]病程的长短等情况，可以分成急性和慢性两类”。根据卫生部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我国规定管理的急性传染病分为2类25种，甲类有鼠疫、霍乱及副霍乱和天花三种，乙类包括白喉、麻疹、猩红热、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疟疾、斑[11]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等22种。以上定义表明，寄生虫病也包括在严格意义上的传染病范围之内。江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有利于寄生虫的生长传播，事实上，从民国以来的情况看，一些重要的寄生虫病，比如日本血吸虫病，曾经在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广泛肆虐，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12]不过由于像日本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基本为慢性传染病，而且在清代的文献中很少有明确的记载，故未将它们包括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
至此，我们完全从现代观念出发，较为明确地界说了本书瘟疫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急性传染病所包含的大概范围。然而，应该指出，清人观念中“瘟疫”与所谓急性传染病虽然相关，却不是完全对应的。而且，对“瘟疫”这一概念本身，时人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根据现代医史学家的总结，我国古代关于急性传染病的名称，一般可以归纳为疫、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温疫、温病、伤寒等。[13]不过就管见所及，古代文献中关于疫之类的名称，还远不止这[14][15][16][17]些，较为常见的还有寒疫、杂疫、时疫、时病、疫病[18][19]、疫痧等。而且也应指出，这些并不都是在逻辑上外延不相及[20]可以并列的概念。其中疫最基本也最为常用，疫气、疫疠、时[21]行、天行、时气、时疫、时病等大致是疫的别名，温疫、寒疫、[22]杂疫和疫痧等则是专指疫中某一类别，而伤寒、温病乃是通指一切外感疾病的集合名词，它们有时也包括一些在当时人看来并不传染[23]而实际上传染性较低的温热病，比如风温、冬温等。疫，《说文解字》解释说：“民皆病也。”司马光《类篇》七下疒部疫下注引《字[24]林》云：“病流行也。”而清人往往解释说：“又名疫者，以其延门[25]合户，有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由此可见，疫之本义关[26]注的乃流行而非传染，所以，林富士认为，疫“其实较近似现代[27]西方医学所谓‘流行病’（epidemic）”。不过，从现代预防医学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将主要针对目标由传染病转向未必具有传染性[28]的流行病这一情况看来，在过去，引起人们注意的流行病基本上应该是传染病。所以，这种区分于实际的意义并不大。
虽然以“疫”来对应现代医学中传染病是相对最为合适的，不过，疫只是一疾病名，而伤寒、温病则不仅表示一类疾病，而且还有“学”的含义，即包括分析诊疗疾疫的内容，且在今日的论著中还各[29]自成了学派。同时，伤寒和温病指的均是外感疾病，与现代传染病学由感受病原体而产生的认识正好相符，所以，现代的医家一般均[30]倾向于把温病或伤寒视为急性传染病的总称，一些温病学教程也[31]往往将温病学直接与传染病学相挂钩。大致说来，在明末以前，疫病的诊断与治疗属于伤寒的范畴，而自吴有性的《温疫论》发表以[32]后，疫病的诊疗则又多归入温病的门下。
疫与瘟疫，这在现代人甚至清代一些文人观念中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在当时的医学著作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程芝田在《医法心传·温疫原考》中言：又考疫症多端，有葡萄瘟、捻颈瘟、大头瘟、瓜瓤瘟、杨梅瘟、疙瘩瘟、软脚瘟、绞肠瘟、鸬鸶瘟、龙须瘟、蟹爪瘟、版肠瘟、结肋瘟、蟊刺瘟、地葡瘟、扣颈瘟、哑瘴瘟、手足麻瘟等名，共二十种，而又可（指吴有性）所论瘟疫，特其一耳。至霍乱、泻痢、喉痹、丹毒、眼疾、咳嗽、风温、暑温、湿温、秋温、[33]冬温，俱能传染，故谓之杂疫。
由此可见，瘟疫只是众多疫症中的一类。除了瘟疫，刘松峰等人认为疫症还包括杂疫和寒疫。[34]余于疫症，既分三种，曰瘟疫，曰寒疫，曰杂疫，三者具而疫症全矣。[35]
而与此相反，瘟疫与温病这对在今天有着明确区别的概念，在自吴有性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是相互混淆的。吴有性在《温疫论》卷下《正名》中认为温病、瘟疫、温疫三者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如果强加分别，“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36]之感”。而乾隆时期杨璇更是明确地指出：古文并无“瘟”字、“疫”字、“证”字、“症”字，皆后人之变易耳。不可因变易其文，遂以温病瘟疫为两病……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故夏曰热病，而春曰温病也。因其恶厉，故名为疫疬……俗名为瘟疫者，[37]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非两病也。
当然，还应该指出，由于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因此无论是瘟疫还是温病，与传染病或急性传染病之间的对应都只是相对的、近似的。比如在许多当时的医书中，现代常见的痢疾与疟疾是不属于瘟疫的。我国列为甲类急性传染病的天花（古称痘症），在过去的传统医学中，一般也未被包括在瘟疫或温病中。如在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大型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医部[38][39]“瘟疫门”不仅未包括痘症，甚至霍乱也另立一门。曹炳章编纂于民国年间的《中国医学大成》“温病”单独成册，而痘和麻疹归入“妇科儿科分册”，白喉和疫喉痧（猩红热）则列入“眼科外科分册”。[40]
由此可见，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以及概念间相互关系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有些在今天看来无甚分别的概念，在历史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相反，有些今天明显有别的概念，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可能被视为一体。像“疫”、“瘟疫”、“温病”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著作中，理解都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运用文献时，应对这种复杂性保有充分的自觉。同时，为了研究的便利，虽然本书将标题中“瘟疫”一词按现代观念明确定义为“急性传染病”，但这并不表明“瘟疫”与“急性传染病”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阅读本书时，有必要注意我们定义的“瘟疫”与文献中实际存在的“瘟疫”概念间的区别。（二）江南
江南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单位，也是社会[41]文化区域，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清朝，康熙六年（1667[42]年）以前，江南是一个省，辖今日安徽、江苏二省之地。不过在今日的学术研究中，江南的这一含义已很少有人注意了。在目前众多有关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论著中，对“江南”的理解歧义纷出。李伯重曾概括说：“‘江南地区’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者，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43]绍十府说，等等，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混乱局面，李伯重根据地理环境、经济联系以及历史渊源等几个因素，将江南地区界定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44]。李的这一界定引起了学术界较大的关注，为一些论著所采纳。[45]虽然，笔者认为李的界定就目前而言较为全面、合理，但江南区域的划定标准都是相对的，具体范围应该在基本认识的指导下，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划定。所以，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本书所指的江南包括李所界定的八府一州以及浙东的绍、甬二府。首先，从自然环境来看，浙东虽不属于太湖水系，但地势低洼、平坦，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在水乡泽国这一点上，与浙西和苏南并无二致。而且它与浙西紧密相连，宁绍平原与杭、嘉、湖平原一同被称为浙北平原，是浙江省唯一的平原区。其次，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方面，虽然在历史上，浙东要稍逊于浙西，但它们同为浙江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则无疑义。以人口密度为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绍、甬分别为每平方千米581人和每平方千米370人，在浙江省的十一府中列第二和第五，总体上与杭、嘉、湖三府接近，而远远高于浙江其他各府。[46]就现实而言，宁波、绍兴毫无疑问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在清人的著述中，江南这一概念使用比较随意，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包括浙东，但也不乏[47]包括浙东的例子。最后，由于瘟疫研究总体上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课题，缺乏可供直接借鉴的成果，而且资料相对零散，扩大范围以防资料不足也是当初将绍、甬囊括进来的重要因素之一。三、研究思路
任何一种思想与发明，均不可能无端产生，必然是建立在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之上。在以往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学术上任何点滴的进步，都与前人的积累和启发有关。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全面清晰地掌握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激发研究者创新灵感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本研究展开之前，对本书问题意识的渊源及本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做一清晰的总结，以明确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创新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应该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既有学术规范或简单地与国际学术接轨，更为重要的是欲借此明确自己的创新要求和思路，以及通过与前人的对话，激发自己的思维，促使自己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瘟疫研究是一个直接关乎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课题，不过，本书实际关心的，仍是清代社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明清社会发展问题
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明清社会的腐朽、停滞，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是众多老师和历史教科书留给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可能这也是当前社会最为普遍的认识。不过在国际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认识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柯文[48]（Paul A.Cohen）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学界对这一认识的反动。80年代末，日本的沟口雄三出版了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等方面与柯著旨趣大体一致的学术评述性著作《作[49]为方法的中国》，他们的这一反动引起广泛的响应，近二十年[50]来，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理念探讨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论著，这些成果基本表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社会、思想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出现了相当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与源泉。在国内，虽然“明清社会停滞”依然是史学界主流性的认识，但近年来，批判性研究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众多学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理念指导下所做的大量实证性研究已经部分揭示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51]面相。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总体上从“革命”范式[52]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一些学者以新的视角对旧有研究进行[53]了重新审视，指出了明清时期的一些现代化因素。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则明确对“明清停滞论”展开了批判。比如李伯重在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研究的近著中，全面地否定了“清代停滞”之说。他指出：“无论是在耕地品质、农作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农民的经营方式、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显的进步。从农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颇大的提高。因此说‘清[54]代江南农业停滞’，显然不符合事实。”同时，有些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从传统内在变迁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发展轨迹，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55]中国自身发展和西方影响的共同结果。
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对明清社会的学习和研究越深入，对这一概念性认识的怀疑也越强烈。应该说，这种停滞的观念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处境下的产物，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受尽屈辱，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落后，给国人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与愤慨，无疑促使研究者长期以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何以没能取得欧洲般的发展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的钩沉和检视，因此也比较顺理成章地把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尽管这种以今推古“事后诸葛亮”式探讨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事实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追问“历史为什么没有这样”。即使认为追问是必要的，也应该首先弄清楚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想见，建立在没有证实或已经证实不够准确的假设前提下的因果分析，会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逻辑论证愈严密，理论建构愈完备，离历史的实际愈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空对空”的论争，不如将历史的开端当作“开端”来研究，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来看看中国近世历史实际的发展情况。由此可见，目前业已展开的对近世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实证性研究对进一步审视和清理“明清社会停滞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远远不够。“明清社会停滞论”显然与西方文化霸权有关，实际上，对这一认识的反省也是随着“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动摇而出现的。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无论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其标准都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完全西方式的。事实上，今天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新审视也正是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的。不过，若更进一步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化的特质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化？这样的问题也就自然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解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扬弃日益为人们所怀疑的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关键之所在。对此，目前史学界虽不无认识，但大多数研究还基本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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