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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伟,张岂之,王巍,圣敏 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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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十二讲

中华文明十二讲试读:

内容提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文明全方位呈现的前奏,这是文化自觉、自省、自信的过程,最后达到文明自现。中华文明有过辉煌,有过暗淡,有过曲折,由于其共同的价值理念、深沉的文化力量、“拈花一笑”的领悟,虽历经磨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终究获得重生,以灿烂之光照耀大地。

本书选取十二位历史、考古和文化名家就“中华文明”这一话题展开演绎,让读者置身于5000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深度感知中华文明的鲜活和厚重,触摸中华民族精神的奔腾脉搏,进而深刻领悟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序《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合作举办过实体讲坛,出版过学者演讲结集。此次上海交大出版社慧眼拾珠,从《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数百篇演讲稿中精选出十二篇,结集出版《中华文明十二讲》,我为他们点个大赞。

这十二个主讲人,均是中国当今学界顶尖学者,十二篇演讲稿,从文化自信、文明源流、宗教、民族、考古、名著解读等,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开卷品读,得到一次精神的熏陶、思想的享受。

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传播优秀文化,传播中华文明,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是出版人的责任,更是媒体人的份内之事。

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在经历了农牧文明、工业文明,是否可以认为,以互联网为标志,现今的人类社会已进入“科技文明”或者是“智能文明”阶段?当然有学者认为,现在我们还处在工业文明阶段。工业革命进行了三次,由蒸汽化、电气化到计算机化,现在正在发生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无论怎样,人类社会是不断文明化的过程。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但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精神文明不可或缺。人类社会共同的目标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两种文明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如何以学术性语言描述中华文明,其内涵是什么?与文化有什么关系?我知之甚少,力有不逮,不敢妄加判断。但我知道,文明,对中国人有起码的约束,有世世代代传承的教诲,有口口相授的社会伦理和道德遵循。

在当今时代,物质文明高度繁荣,也显示出了精神层面的相对缺乏和不相匹配。如自私自利凸显,集体主义精神匮乏,因而传承与奉行中华文明十分重要。我们每个人,无论常识如何、地位如何,都有补上中华优秀文化课的必要。有了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呈现一定的文化气质,从而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唯有此,我们的内心才能生出正能量,身上才能焕发出精气神。

我以为,文化有其独特性,文明有其普遍性。中华文明可以影响别国的区域、别的人种和民族,但其文化内核的独特性不会变。经济强弱可以更替,文明程度不能照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文明全方位呈现的前奏,这是文化自觉、自省、自信的过程,最后达到文明自现。中华文明有过辉煌,有过暗淡,有过曲折,由于其共同的价值理念、深沉的文化力量、“拈花一笑”的领悟,虽历经磨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终究获得重生,以灿烂之光照耀大地。《光明日报》的光明讲坛版创办于2006年,多年来,以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播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观为己任,在知识界读者中享有良好声誉。很多专家学者喜欢将自己满意的演讲稿或学术讲稿投给光明讲坛版,该版编辑或是约稿,或是约请举办专门的讲座,专家学者亦是慨然应允。正因为诸多专家学者对《光明日报》奉以广博文化知识的滋养,才使得本报透出特立于媒体之林的风华。

2017年4月,我在西安参加陕西公祭黄帝学术研讨会,张岂之先生在会上有个“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演讲,我向先生约稿,岂之先生欣然应允。回到北京数日后,即收到岂之先生的弟子陈战峰教授发来的邮件。张岂之先生在此篇演讲稿中讲到,“文化自信是国家兴衰的命脉、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中华5000年文明史连绵不断,就在于其文化层面渗透着溯本求源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格养成的首先精神、博采众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奋发图强、生生不息的民族团结精神等”。

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离不开优秀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文明的传承息息相关。我想,中国梦实现之日,应该就是中国全方位呈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时。说到底,五大文明就是新时代所追求的新境界。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3000年之说,有5000、6000年之说,且不管远古历史具体时间如何,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却有共同耀眼时段,这是共识。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公元前8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同文明地域出现了伟大的文化先驱、宗教先驱。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这些先驱的精神,一直到现在还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基石。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文化的呈现中具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我们邀请杨圣敏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多元一体: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传统”的演讲。我很欣慰,在人人离不开手机的年代,那天来听讲座的人很多,不仅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坐了不少听者。

在这个十二篇讲座的册子里,我免不了提一下段清波,段老师是秦陵兵马俑首任考古队长,他在收入此册子里的“长城与城:中华文明的见证”一文中说:“长城不是中华大地上一道道自然的、物理的、僵死的、割裂的、逐渐消失的人工堆砌物,而是一条条连贯的、前后相续的、始终涌动的、奔腾的、鲜活的、与历史交融的、蕴含文化意义的伟大遗存。长城是中国5000年文明半数历程的见证者,帝国历史与长城建造相始终,长城与帝国文明彼此成就。”段教授为证明“中心城市是文明的典型标志”,专门带我去了塬上,就地踏勘王莽时期的一个天坑。我们从广袤的田野中走下那个隐秘的天坑,段老师指点四周,提出疑问,天坑应该是个文明符号,可能就是王莽新朝拜天祭祀的地方,如同北京的天坛。

我因此而浮想联翩。文明对西方人来说是特有的精神,对东方人来说,是特有的气质。

光明讲坛刊发王巍先生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演讲稿,也有偶然性。2016年8月,兰州市委宣传部与《光明日报》联合主办了一场“黄河彩陶文化峰会”。国内考古界名家王巍、陈星灿、李水城、林梅村、韩建业等到场。王巍作了精彩演讲。我们的编辑当场约稿,王老师慨然应允,并在往来电子邮件中,对稿子精心修改。他认为“西汉时期中国与西亚交流不仅是丝绸之路,还是粟黍西传之路、小麦东传之路、冶金术东传之路,是文化交流的经典之路线。上述的文化交流对于中国黄河流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文明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这个观点,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与其他地域文明的相互传播与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

的确,中华文明里,“和”是一个重要的呈现内容。“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就是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在这个纷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中国人以独特的气质追求“和”:和睦,和平,和气,和悦,和谐。如果说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气质,我以为就是“温和”“祥和”。威而不怒,含蓄。即便是突破“和”的底线,也是后发制人,点到为止。

中国向世界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因为“和”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中华文明在社会层面既讲“和”,也讲“礼”,更讲“理”。对个人而言,核心就是“道德”。经过漫漫千年,道德的力量已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是研究《史记》的大家。我们专门到陕西师范大学请他作一讲座。他在题为“《史记》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讲座中这样评价道:“西周时,‘敬德’思想就已成为衡量国君的一个重要条件。要真正做人,就必须注重道德修养。”

2015年春,受《光明日报》之邀,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北京定福庄文化产业论坛上作演讲。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人类社会传承靠什么力量调节?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调节。在大动乱年代中,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延续下来了,这种延续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市场调节靠市场规律;政府调节靠法规秩序,这是有形的,社会调节,更重要的要靠道德的力量,这是无形的。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结尾部分有深邃的一问,其意义深远,令人感慨,令人浮想联翩。我权作为此序的结尾:“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刘伟《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2018年2月23日

文化自信:国家兴衰的命脉 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

张岂之

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历史家、思想史家、教育家。笔名栗子、谭心,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9年受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课的影响,开始中国思想史研究。1950年北大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赴西北大学任教。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华夏文化》(季刊)主编。2016年荣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

1997年春节,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与老朋友们聚会曾经这样说:“七年前,在80岁生日那天,我说过下面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各美其美’,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有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到‘美人之美’,即肯定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每个国家、民族都对人类优秀文化做出过贡献。更高的目标则是‘美美与共’,人类的优秀文化成为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共同精神财富,达到这一步,应当是‘天下大同’时代的到来。”

没有文化自觉也不会有文化自信。文化不只是文化事业中的某些内容,文化自信是国家兴衰的命脉,是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包含五个认同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对文化自信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文化自信包含五个认同,现在分述于后。

第一,文化自信应认同:中华文明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开始,5000多年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2015年9月3日,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中国人民经过14年抗日战争,于1945年取得伟大胜利。在9月3日阅兵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第二,文化自信应认同:文化自信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说:“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

马克思早就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第三,文化自信应认同: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我们必须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联合国规定每年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我国积极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有针对性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第四,文化自信应认同:在中国,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从历史来看,中国与西方有许多差别。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它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期,比如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试图汇合地域文化,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地域文化也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由此面临思想文化会通的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五,文化自信应认同: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秦始皇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我国各地乡音不同,但书面语言相同,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保证。文字的统一,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特色。

在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字,又有多样的书写形式,于是形成了独特的书法艺术。书画同源,中国书法艺术又和中国国画(水墨画)结合,成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古人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文明所产生的正面社会作用。

黄帝和炎帝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传说经过文字加工,保存在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

传说不都是虚构,只要有佐证,其中就有可信的部分。关于黄帝及其历史贡献,经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在《史记》中的叙述,以及后来中国考古学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都说明中华文明的序幕在黄帝时期被揭开。

司马迁说,关于神农氏以前的事他不了解,在《史记》中不写燧人、伏羲、神农“三皇”之事。他写《五帝本纪》,作为中华历史的开篇,“五帝”之首就是黄帝(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加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我们认定黄帝时代距今有5000多年。

关于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将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众所皆知,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两河流域文明,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产生的巴比伦文明;再一个是埃及文明,即尼罗河文明,金字塔是它的象征;还有印度古文明,起源于南亚次大陆。

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没有中断过。从黄帝肇始,到春秋时期(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简称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0年,简称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已有2000多年的文明创造。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异彩纷呈、百家争鸣,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逻辑学家)、墨家、纵横家(外交家)、军事家、杂家、农家,还有在街头巷尾讲故事的“小说家”。“百家之学”的昌盛文化局面,渗透着溯本求原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奋发图强、生生不息的民族团结精神等。

在距今2500多年的春秋末期,儒、墨、道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墨子和老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孔子自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主要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而不是财富绝对值大小的问题,因而治国者应当在“均”和“安”上下功夫。

孔子对上古尧、舜的功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们是后代治国理政的典范。到战国时期,子思、孟子等继承孔子思想,面对当时社会与民众的苦难,提出了“仁政”理想。孟子在关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议中,坚持“王道”不但要使民众有自己的财产,更加重要的是要推行儒家教化,以孝悌仁义提高人们的道德操守,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春秋末期墨家学派以“兼爱”“尚同”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宣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认为,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存在不公平的乱象,原因在于人与人不相爱。只有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为此需要择天下贤良之士从事政事。

春秋末期的老子,在理想社会的追求上与儒、墨不同,他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引入政治社会理想。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由此来看,社会的贫富悬殊与“天道”不合。他的理想社会是返璞归真,小国寡民。

儒、墨、道三家都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从现实出发,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形成理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传基因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史书

黄帝陵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历朝历代的华夏儿女都到这里祭祀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体现在:在氏族部落的繁衍过程中,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当时,国家雏形确立、文字初现,人们制作车、船,学会打井、养蚕和缫丝,推进原始农业,制作冠冕衣裳,部落中又设官治民,为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教化基础。后代子孙们推崇黄帝、祭祀黄帝,认定黄帝是中华的人文初祖。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是这个源头的象征,“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这里”。

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需要读史。

司马迁,今陕西韩城人,他撰写的《史记》,是中华的第一部通史。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了他父亲司马谈的《六家之要指》;“六家”即六个思想文化学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司马谈受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对道家的思想文化予以很高的评价。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而司马迁推崇孔子和儒学,在《史记》中写了《孔子世家》,并为孔子的弟子们立传,称孔子为“至圣”。这些对中华思想文化有很大影响。

还要提到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今陕西咸阳人,他继承父业,用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汉书》,即西汉时期历史的大部分。《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汉书》中有《艺文志·诸子略》,包含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诸子十家的思想观点。《诸子略》有言,“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对于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是否可称之为“家”,尚可讨论;认为各家的思想观点“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正因为中华文明有“百家之学”兼容并包这样的优良传统,才能长期传承发展。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被称为“西域”。汉武帝时,张骞(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14年),今陕西城固人,艰苦备尝,用13年时间,获得关于西域的认知,对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影响。后来又第二次去西域。张骞通西域,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西域,又由此传到欧洲;当时的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

东汉时期,被封为“博望侯”的班超(公元32年—公元102年)也为通西域做过重大贡献,这不但是物产、经济互通,而且是文明的交流互鉴。

关于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状况,我们读了《汉书·西域传》就会有明晰的印象。唐宋时期又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将中外联结起来。这些历史的认知有助于我们今天对筑梦“一带一路”的理解。一部中国历史实际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读史才能更好地知今。

文献典籍保证了中华文明根脉的传承发展

为何说中华文明5000多年没有中断?从中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即可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华文献做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里举儒学“十三经”来说明。儒家的经书称之为“经天纬地之作”,言其重要性,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七经”。唐朝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到“十三经”,这是社会演进的需要。这些被认为是“经天纬地之作”的经书,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珍品。它们的社会思想作用在于:一是维护我国传统社会中尊卑贵贱的分野,使之各尽其职、各安其分。二是这些经书对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如何对待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都有明确的论述,起了以文化人的作用。

还要提到,这些经书的普及版,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在中国传统社会起了一定的教化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要力求做到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对于过去的少儿启蒙读物,吸取其中的某些精华,而不是完全搬来,机械模仿。

2017年1月底,新春佳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文共四大部分,论述了从2017年至2025年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其中的“主要内容”共有三项:一是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二是宣传中华传统美德;三是发掘中华人文精神。《意见》与国民教育紧密联系,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还应“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这些需要我们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使之落实。

中华文明中包含独特的科学精神

这是一个长久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十分可惜。有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从牛顿开始),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现在已到应加以澄清的时候了。

2015年12月7日下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了题为《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礼物》的讲演,其中阐述了中国的科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医学典籍中都有关于青蒿治病的记载。至于如何从植物中提取青蒿素,制作成为适合人用的药物,需要科学家们进行研究。经过屠呦呦及其团队的反复试验,得到从青蒿素中提取抗疟成分的启示,制成了药品,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使用,取得了很大疗效。屠呦呦在讲演中说:“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我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世界对中国科学精神的认定和赞扬。

中国第一部编于战国时代、在西汉时期写定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撰,实际是战国时诸多医学家共同完成的,包括《素问》《灵枢》两大部分,共18卷,162篇。《素问》的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病理学、药物治疗的基本理论。《灵枢》主要论述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结构等。《黄帝内经》中有阴阳五行学说、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还有法家的若干见解。此外,名家、兵家等的某些成分也被吸纳,体现了博采众家之长的特色,说明中国医药学是百家之学的融会贯通。

2015年1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其中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可见人们要全面理解中华文明,需要研究和阐述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

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天人之学”中包含有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从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中都可看到“天人之学”的卓越成果。中华文明中有自己独特的科学精神,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张载“横渠四句”与中华文化

河南、陕西之间有函谷关,关以西称“关中”。张载(公元1020年—公元1077年)祖上为大梁,今河南开封,后来迁到陕西郿县的横渠镇,他在这里讲学,人们称他为“张横渠”。

张载的思想是通过对《周易》和《孟子》的阐发而表述的,他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称为“横渠四句”或“横渠四句教”。

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张载认为,人有见闻之知,这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感性认识。除此,人还有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来源于战国中期孟子的“尽心”论。孟子认为:君子应充分发挥“大心”的作用;“大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理性认识有相似之处。张载加以发挥,认为人有见闻之知,又有德性之知。“为天地立心”,就是沿着孟子的思路,用理性认知来思考天地万物之理。

第二句“为生民立命”,这是孔子、孟子儒学坚守的信念。孔子说:为百姓解除患难,尧和舜这些圣人也没有完全做到。张载将儒学的志向称之为“为生民立命”,这符合儒学的基本信念,也反映了他所生活的北宋的社会状况。当时人们面临两大困苦:一个是土地兼并,再一个是边患。土地兼并造成农民生活困难,张载在关中的郿县曾试图解决,把一些田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但没有造成全国影响。总之,张载所说的“为生民立命”讲的是解决百姓们的患难困苦。

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讲的“绝学”指的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在张载看来,孟子以后没有出现过继承孔、孟思想的学人,儒学中断,成为“绝学”。唐朝韩愈虽然写了《原道》一文,提出了儒学的道统论:从西周文王、武王到春秋时孔子再到战国时孟子,这是儒家的道统,但韩愈并没有实现这个理想的实践行为。张载认为,他创立的关学,才是上接孔孟道统的传人,而且要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儒家的理想,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

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从学术的大方向去看振兴儒学的目标,既坚守儒学一贯的经世致用原则,同时解决北宋时期的边患和土地兼并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这里指的就是张载的“四句教”。又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从一千多年前张载的“四句教”引申到今天的现实,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有的担当精神。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之魂

慎终追远,继承发展前人的美好理想,并加以经世致用,这在我国古代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表现。“文明”一词不是外来语,《尚书·舜典》中的“睿哲文明”,指治国理政者应当具有文明的美德。《疏》的解释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中华历史文献中对“文明”的赞美很多,如《易大传》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的文字,认为具有文明美德的君子能与时俱进,其事业重要而美好。与“文明”相对的是愚昧野蛮,由此产生了“文野之分”的理论,赞美前者、反对后者,这一直是中华儿女熟记于心的箴言。

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王巍

1954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2年初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分别于1990年和1996年获日本九州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双博士学位。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学会终身外籍院士。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考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历史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为夏商周考古和东亚地区古代文明形成过程及其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2004年以来,担任跨学科大型研究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大量考古成果表明,汉代正式开通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早在数千年前已经开始。这条路线不仅是丝绸之路,还是粟黍西传之路、小麦东传之路、冶金术东传之路,是文化交流的经典路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定会使交流的双方都从中获益,给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活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丝绸之路这条历史形成的人类文化交流的经典路线,必将在21世纪的今天焕发出新的更为蓬勃的生机。在首届敦煌文博会开幕前夕,以黄河上游文化为主线,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丝绸之路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玉器的早期传播

马家窑文化彩陶以玉为美,以玉为贵,将玉比德,崇尚玉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最初是以玉为美。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玉就是石中美者。最初是选择具有特殊色泽或质感的石头作为装饰。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出现了贫富的分化,权贵阶层把自己掌握的这些珍贵的玉石器作为等级的象征,这就是以玉为贵。后来人们把玉和祥瑞、德性相联系,这就是将玉比德。马家窑文化彩陶

最早以玉为美的时期,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前的史前时期。最主要的是玉玦和玉坠饰。什么是玉玦呢?就是玉耳环。世界上最早的玉耳环出现在距今8000年,在内蒙古赤峰一带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隆洼遗址在赤峰被发掘,村落被宽两米、周长500多米的椭圆形围沟环绕,里面上百座房子分成几排,每个房子规模有大有小,但是排列得很整齐,其中少数房屋的地面之下发现有墓葬,部分墓葬的墓主人佩戴着玉耳环。出土的玉耳环直径最大6厘米,一般是3厘米左右。其中玉玦里的玦王很精美,制作得相当精致。这里的玉器除了耳环之外,再就是吊坠,吊在胸前的,这是一套的组合。有大有小,有不同的形式,除了扁的还有高一点的。基本上都是一对耳环带一个吊坠,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戴,只有少量人可以,可见,8000年前就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化的迹象。

史前时期的玉玦除了东北地区赤峰这一带,还有20世纪70年代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玉玦,它在浙江的北部余姚,靠近宁波被发现,遗址距今约7000年前。这个遗址因为出土了当时最早的水稻而声名远播。这里出土的玉玦和玉坠的形状虽然同兴隆洼遗址所在的辽河流域距离很远,但是两者在形式、装饰组合上的一致性是值得关注的。以这个为契机,我在近30年前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发现日本也出土有玉玦和玉坠,而且同我国出土的形状和组合也是一样的。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我发现这类的玉有一个分布的范围,从中国的东北部到江浙一带,再到日本北海道、俄罗斯沿海州,形成了一个玉玦的分布圈。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玉的构成除了玉玦之外,还都有吊坠同出,这个组合也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不是偶然。至于年代问题,兴隆洼是8000年前,河姆渡是7000年前,俄罗斯沿海州不到7000年前,日本更晚一点,大概6000年或者5000多年前。

经过对玉玦的观察,可以看出,玉玦是先制成一个玉环,然后再用细绳蘸水加上解玉砂在玉器表面反复磨,磨出一个豁口。具体有两种方法:在日本早年出土的玉玦,一种是绳子从里往外磨出来,外侧是宽的;还有一种,从外往里磨。我们发现在兴隆洼遗址中,玉玦的开口方法有两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玉玦也同样有两种方法,表明在这个时候这两种方法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同时被采用。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沿海州的方法,通过实验证明,那里加工玉器的方法与第二种方法雷同。日本桑野遗址玉的制作,跟我们的兴隆洼是一样的,无论形式、与吊坠的结合、磨制方法都是一样的。而且日本的历史上没有更早发现玉器的记录,由此我们推断,日本的玉玦和玉坠很有可能是受中国的影响。另一个例证,日本比较早的玉玦,不是在距长江下游比较近的九州地区发现,而是在日本海沿岸,接近北海道地区,这两个地区都距离河姆渡遗址较远。

兴隆洼这种用绳子加解玉砂对玉料的切割加工方法我们叫作线切割,这种技术大致分布在中国的东部。这个方法现在看来最早是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发明的,是不是还有更早的有待于我们研究。总之,鉴于东北亚这一广阔地区的玉玦的形制大体相同,并且都和玉坠构成一套组合,特别是制作方法方面存在的一致性,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具有同一个来源。兴隆洼文化的玉玦年代最早,它有可能是东亚地区玉玦的祖源。玉玦被发明之后,一直被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装饰品之一,沿用至中国的商周王朝时期,后来逐渐被金属制的耳环所取代。

小米起源自我国

如果没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没有人口显著的增加并聚集成为城市,那么,农业文明就无从谈起。我们发现,小米是中国北方地区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础。世界农业有几个起源中心,中国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还有西亚的小麦、非洲的高粱、美洲的玉米等。

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时期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和黍,南方地区(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所谓粟和黍就是谷子和糜子,都是小米,谷子是一般的小米,黍是黏的小米。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西亚其实也有小米,黍曾被认为最早是在7000年前的西亚地区起源的。但在2003年,我们在内蒙古赤峰发掘的兴隆沟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小米,包括粟和黍。到底哪儿是小米的原产地呢?中国和西亚以及欧洲的粟和黍究竟是两个不同中心,具有各自的起源,还是只有一个起源地?这个问题只靠我们考古学家是解决不了的。于是,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用科学的办法对中国和西亚、欧洲的小米进行多种分析手段研究。首先,科学“测年”成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我国有便利的条件对小米进行“测年”。我们采用浮选法,把从考古发掘的居住址出土的土放在容器里加水,一些植物的种子就会浮起来,再经晾干,就得到了很多当时植物的种子。我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区很可能在河北山西一带。近年,在北京市西部的门头沟区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多年前的粟和黍,但量很少,且尚未正式发表研究成果。现在比较确凿的是,我国最早的粟和黍出现在距今8000年。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对兴隆洼遗址中浮选出来的碳化的黍进行测年,结果都是距今7600多年。

在兴隆沟遗址出土这批粟和黍之前,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黍是西亚出土的,有7000年的历史,欧洲出土的黍有5000年历史。但是,最新的高精度测年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黍都没有长于“4500岁”的,比我国发现最早的黍晚得多。即使我国发现的黍年代比西亚和欧洲的时间早,也并不能直接证明它们之间有传播的关系。现在我们采取基因考古的方式对粟和黍的基因进行研究。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都是来自同一个起源地,这个起源地就是中国的北方地区。所以说分布在世界范围内的小米都是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

基因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发现黍的黏性基因是起源于中国北方之后传到欧洲的。小米被发明之后,在中国的文明形成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至小麦传入,数千年来,它一直是北方地区人们的主食。

总之,植物考古和基因考古双重显示小米起源于中国的北方,无论是粟和黍都是这样,小米栽培以后从中国的北方向外传播。考古证据表明,尤其是DNA研究表明,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黍已经传播到了中亚地区并继续向西传播,大约3500年前已经到达了东欧地区。另外一个品种不黏的小米——粟在距今4000年前向南传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但是在那边没有发现黏的黍,可见各地对外来因素的接受、吸收也是有选择的。

小麦自西亚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国?

小麦起源于西亚,大约产生与距今9000年前,距今7000年前到6000年前小麦传播到伊朗高原北部,它与当地粗山羊草杂交形成六倍体的普通小麦。小麦是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古代文明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中国境内小麦遗存测年一览表

通过现在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小麦本身进行测年,可以推测小麦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的年代不早于距今5000年。传入的路线,基本上是通过西亚经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内地。一般来说中亚是小麦传入中国的中介站,河西走廊应该是小麦主要的传入路线。但是,黄河下游山东胶州地区的小麦测年后发现有一粒是4500年前的,早于河西走廊发现的小麦。这是测年的误差导致的,还是小麦另有传入路线?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我认为小麦是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但也有专家认为北边还有一条,就是所谓的欧亚草原的大通道。

截至目前,在我国发现的距今3000年的早期小麦考古遗址有30余处,其中对近百例小麦遗存进行了测年,为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年代数据。综合分析30余处考古遗址出土早期小麦遗存的年代信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国境内。根据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出土小麦遗存的年代判断,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可能早到距今4500年,由于这个年代目前仍然是孤证,最终的定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支持。

黄牛和绵羊自河西走廊传入我国

中国传统的家畜——猪,大约至少有8000多年的历史,甚至有人说9000年,狗也是我们的先民们自己驯化的。在距今500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黄牛和绵羊,发现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距今4000年左右,而且多数比较集中在甘肃、青海这一带。DNA的分析表明大约在5000年前在黄河上游地区发现了家养绵羊。然后越往东越晚,大约在4000年以前,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了家养绵羊的证据。黄牛的发现时间分布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黄河上中下游都有分布。黄牛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各个遗址都有代表性的黄牛骨骼出土,包括甘肃大何庄。在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过程中,通过使用DNA的方法,我们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比较早的黄牛和绵羊的基因中都发现了在西亚起源黄牛和绵羊的基因。

甘肃省天水市赵村和西山坪遗址发现的黄牛遗存应该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家养黄牛。最早的黄牛、绵羊、小麦都是在甘肃出土发现。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黄牛,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从中亚地区传入甘肃,然后逐渐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冶金术自西亚经甘肃传入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冶金术来自西亚。冶铜术出现在西亚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000年,在我国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迄今我国境内出土最早的铜器是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还有锥子等器物,它们基本上都是出土在甘肃河西走廊这一带。河西走廊地区早期治金遗存分布点

西城驿遗址位于张掖市明永乡下崖村西北3公里处,介于张掖黑水国南城城址和北城城址之间,东距黑水河约10公里,紧邻312国道。地处黑河流域中段西侧的冲积扇台地。在探源工程中,为了揭示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面貌,探讨中国早期冶金技术,我们对张掖西城驿遗址进行了发掘,同时开展河西走廊地区早期聚落研究,2010年—2013年,联合开展了4个年度的发掘工作。4年共发掘了1350平方米,发现史前时期的房址90座,墙体19段,窖穴或垃圾坑357个,灶坑12个,灰沟19条,墓葬19座;获取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玉器、碳化作物、冶金遗物等各类遗物两千余件(份)。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铜器,主要有锥、环、刀、条等,并发现了制作铜镜和权杖头所用的范。铜器随着年份的推移逐渐增多。各期段均以铜锥为主。

西城驿铜器的材质二期以红铜为主,三期以合金为主,合金技术日益成熟。这个遗址提供了大约距今4000年到4200年之间的冶铜技术的情况。从矿料来源来看,河西地区北为天山——北山成矿省,南为祁连成矿省,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矿源可能就在河西走廊地区。

从西城驿发掘及调查情况来看,河西走廊发现冶金遗存的遗址间看不出生活资料或矿物资料的供求关系;各遗址在聚落内独立完成冶炼、合金配比、器物生产等;比中原地区夏代的制作铜器的产业链简单,比辽西地区红山文明的产业链略微复杂;可能与社会复杂程度相关。

这个遗址的发掘的重要意义就是对中国早期冶金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特别是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冶金术的传入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简单总结来说,铜制品可能在距今5000年左右,已经进入到河西走廊,冶铜技术最晚在距今4500年已经传入甘肃地区,然后继续向东传入黄河中游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冶金术在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特色。西亚的铜器基本上都是兵器、装饰品、工具,但是传入中国之后,青铜容器的铸造技术被发明了。随着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不断成熟完善,青铜容器与等级身份联系起来,只有高级贵族才能拥有青铜器,从而形成青铜礼器的制度。另外铜料和铜器的制作都被王权所控制,由专业的手工作坊来制作,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

尧、舜、禹的“尧”这个时期的陶寺遗址在山西南部被发现,很可能是尧的都城。这个城址面积将近300万平方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仓储区、居住区和墓葬区。墓葬有1000余座,其中大型墓葬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表明等级身份的高等级文物,尤其是出现了铜器,表明当时社会已经有明显的分化。这些发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现在的研究表明,青铜器冶铜技术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两个区域的中心,一个是西北地区以河西走廊这一带为代表,延续到西亚中亚,主要是装饰品、武器和小件的工具。另一个在黄河中原地区,它主要精于青铜容器的制作及礼器的制作,形成了一个真正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冶铜中心。

位于洛阳东郊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在该遗址的中部,发现了内有多座宫殿的宫城。在与此宫城仅一路之隔的另一个围墙围绕的区域内,发现了制作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作坊,生产的铜器非常精致,仅在较高等级的墓葬中随葬。这表明这些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已经被王权所控制,成为持有者等级身份的象征物——礼器。这个时候,从西亚传入的冶金术经过了将近一千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青铜文明。

结语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史前先民开始了粟、黍的栽培。距今8000年前,粟作农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此后,旱作农业技术逐渐向西、向南传播,大约距今4500年,黍向西传播到中亚地区,并继续向西,至迟在距今3500年前,已经传播到了东欧地区。大约与此同时,粟向南传播到了东南亚山地,为其他地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距今4500至5000年前,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大麦和小麦传入中国。与此同时,原产于西亚地区的黄牛和绵羊也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同样是在距今4500至5000年前,发明于西亚地区的冶金术通过河西走廊地区传入中国。

需要强调的这几项传播的年代都是在距今4500至5000年前,如黄牛、绵羊、小麦、冶金术。我觉得这一点是偶然的,反映出这个时期史前文化交流非常活跃。而这一传播路线也是汉代正式开通的丝绸之路的线路,说明经过这个路线的文化交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条路线不仅是丝绸之路,还是粟黍西传之路、小麦东传之路、冶金术东传之路,是文化交流的经典路线。距今4500至5000年前正是各个地区早期文明形成的时期,也是史前文化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显著变化的时期。上述的文化交流对于中国黄河流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文明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境内的广大地区,随着史前文化的发展,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活跃,相互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在史前农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史前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距今8000年前,作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以玉为美的习俗开始出现。兴隆洼文化玉玦和玉坠的组合及其制作技术向南、向东传播,至迟7000年前,到达长江下游地区。向东北传播到俄罗斯沿海州和日本列岛中部,成为古代东方史前至夏商周时期文明的代表性装饰。

距今大约55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强势崛起。以庙底沟文化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向周围地区施以强烈的影响,第一次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文化格局的雏形。

距今5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都大约同时出现了龙的形象。其中,尤以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安徽南部的凌家滩文化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相似性最为突出,如都流行以玉为贵的风俗。玉器中都流行玉龙、玉鸟、玉龟、玉人,且造型特点存在着相似之处。这反映出,相距千里的两地之间,上层社会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中华文明特点之一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正在逐步酝酿、形成。

距今4300年前后,中国中东部地区内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原地区比较多地吸收各个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各地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态势。这应当与尧、舜、禹集团通过联盟的形式扩大力量的策略有关。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原来比较发达的区域文明因自然环境的变化等原因而导致农业受到毁灭性打击,社会机构崩溃而逐渐衰落,自身的文明化进程出现挫折,转而进入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轨道上来。

距今3700年左右,夏代后期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对周围加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辐射。中原王朝发明的礼仪用具——牙璋和陶质酒器向周围地区扩散,最南抵达中国香港和越南。这一时期,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是具有自己特点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它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其内部各个区域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使其不断保持活力。正是在这一时期,各自独立起源的区域文明,相互交融,走向以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与外部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学习、吸收、借鉴,共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多元一体: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传统

杨圣敏

1951年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中国人类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包括民族关系、民族起源、民族生态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等。1998年被教育部评为“跨世纪优秀人才”,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著作有《回纥史》《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中国民族学六十年》《干旱地区的文化》等。

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

中国的56个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大部分时间是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虽然文化各有特色,但没有哪个民族是封闭的,在经济文化上一直互相交流和依靠,历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关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自秦统一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也有分裂的时候,但分裂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而且分裂时各地方和民族政权也都努力争取统一。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也就是说,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这不仅是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总结,也是与世界各国对比时归纳出的特点。例如,与中国几十个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不同,欧洲是多元多中心的传统,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塔吉克族人家中(左一戴帽者为杨圣敏)

在欧洲大陆,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今1500多年来,就再也没有统一过。在此后的“中世纪”,欧洲长期处于大大小小割据的封建领主和分裂的天主教与东正教教会的统治之下。分处于各领地内的欧洲人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其次是某一贵族领地的属民,民族的意识则很淡漠,更没有国家的概念。在中世纪,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等只是一些地域概念,不是民族概念。16世纪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资产阶级力量崛起,他们以民族为旗号整合力量反对领主的割据,对抗罗马教皇和各地主教的宗教统治,努力建立起一个个新的统一政权,他们宣称:每个民族都需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生存,民族的利益是创建国家和国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因此,这些民族与国家合为一体,称为民族国家。到18世纪以后,欧洲就逐渐建立起了多个单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如法兰西民族的法国、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意大利民族的意大利等。于是,在欧洲,现代意义的多个民族和国家同时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为了凝聚力量和扩大势力范围,曾掀起民族中心主义的运动,如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意大利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等。各国政府在国际上以民族为旗号竞争势力范围,在国内排斥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这就造成欧洲鲜明的多元多中心,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局面。美国建国时也继承了欧洲的传统,主张建立单一的以白人为主的美利坚民族的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只承认其是具有不同文化的“亚群体”,不承认这些“亚群体”在政治上与主体民族的平等地位。

至今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仍以这种观念制定政策,处理民族关系。即在政治上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承认少数民族个人的公民身份,不承认其民族身份。这种不承认政策自然导致了少数民族的不满甚至反抗。2010年法国政府大规模驱逐罗姆人(吉普赛人)和“隐性同化”政策导致法国民族冲突,这样的政策导致法国民族冲突事件的不断加剧。更突出的例子是在土耳其,土耳其政府长期不承认库尔德民族,导致了库尔德人大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

西方一些政府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对政府和国家的敌视。例如,2008年美国的佐格比民意测验显示:43%的拉美裔美国人和40%的非洲裔美国人支持分裂的权利;33%的非洲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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