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鲁斯·本尼迪克特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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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揭示日本文化最隐秘污点的经典日本学著作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菊与刀 / （美）本尼迪克特（Benedict.R.)著；潘星汉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0ISBN 978-7-5104-2218-8Ι．①菊… Ⅱ．①本… ②潘… Ⅲ．①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Ⅳ．①K313.0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4432号目录第一章 研究日本的缘起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日本的等级制度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五章 背负着历史和社会恩情债的日本人第六章 报恩：不容回避的人生主题第七章 “情面”：事关名誉的义务第八章 名声的价值第九章 日本人的享乐第十章 道德困境第十一章 自我修行的最高境界第十二章 日本人怎样培养孩子？第十三章 日本的出路第一章 研究日本的缘起在竭尽全力与美国军队进行战斗的敌人中，日本是最让人难以把握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他们非常强大，但他们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又与我们熟悉的方式截然不同，这让我们不得不集中精力认真对待。就像在此之前，1905年沙皇俄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日本是一个全副武装并经过良好训练但又完全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强悍民族。在日本人那里，我们熟悉的那些战争中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惯例，并不存在。这就导致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关于如何登陆岛屿进行艰苦卓绝的作战和解决同样困难的后勤补给问题，还要十分注意研究日本人的行事方式和国民性格。我们要想取得对日本的胜利就必须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干。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我们历来就对日本人充满了迷惑。从日本国门被西方文明打开到现在的75年时间里，所有对于日本人的描述几乎都是令人费解的。我们总是在描述完日本人的一个特性之后不得不加上“但是，他们又……”之类的词句，这与我们的研究者在以往研究世界其他民族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无论多么严肃的观察家，当他表述其他非日本民族的情况时，应该不会在认定“他们彬彬有礼”的民族性格之后，再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非常倨傲和蛮横”作为不得不说明这个民族所同时具备的另一个事实。他不会说这个民族十分顽固和保守，同时又说“但是，他们又能够非常容易地进行激烈的改革”；他也不会说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温顺性格的民族，同时又说“但是，他们又不会毫无怨言地服从某个阶级的控制”；他不会说他们是忠诚宽厚的人，同时又说“但是，他们的内心中又有叛逆和不满的情绪”；“他们既勇敢成性，又非常怯懦”；“他们的行为既是出于注重自己的面子，同时又是出于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中接受像机器人一样的训练，但又会出现不服从管教，甚至进行兵谏的情况”；“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热诚倾慕，但又顽固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比西方差”。我想我们的研究者不会既写一本描述一个普遍爱美、对文学和艺术家给予崇高荣誉，甚至醉心于菊花栽培的民族的书，又写一本另外的书来说明这个民族同时是一个崇尚武士荣誉和刀剑的民族。然而，这些看似矛盾的体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日本的论著中，都能够零散地找到。事实上，虽然充满矛盾，但这却是日本民族真实的写照，千真万确。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士刀和让人心情怡然的秋菊，毫无冲突地共同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作。既生性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恬淡宁静；既倨傲蛮横又彬彬有礼；既冥古不化又温和善变；既效忠服从又自尊独立；既忠贞又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他们会十分在意外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议论，但如果没有人了解其劣迹时，他们又会臣服于罪恶的膝下；他们的军队被灌输绝对忠诚的信念，但却时时有着兵变的野心。这就是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各个方面的例子，让人难以理解。但是，现阶段对日本的准确了解已经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再对 这些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置之不理了。一系列关系重大的事件需要我们借助对日本的正确了解来做出判断：接下来日本人会有什么行动？迫使日本投降需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需不需要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我们能从日军俘虏身上得到些什么？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民众的宣传，怎样才能做到避免美国人的伤亡，并瓦解日本人战死到最后一人的抵抗意志？即使是日本问题专家，对待这些问题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建议。当和平到来之后，我们是否需要永远对日本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持秩序？美军需不需要做与日本的疯狂抵抗分子在深山老林进行战斗的准备？日本会不会在和平到来之时，发生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有谁能领导这种革命吗？或者，日本民族会从此灭亡吗？总之，所有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很难有统一的意见，且总是众说纷纭。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开始进行对日本的研究工作。为了弄清楚日本民族的特性，我受命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用的一切技术，研究该问题。在当年夏初，我们刚刚展开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美国的许多人认为这场与日本的战争至少还要打三年，甚至可能是十年，或者更久。在日本，一些日本人则认为与美国的战争将会持续百年。他们认为，日本只是局部的失败，美军只是局部的胜利，即便日本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不能继续坚持，但战火燃烧到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而日本的政府公报更是否认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甚至以为他们仍然是战争的胜利者。不过，6月份以后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欧洲战事的转折，对德国的胜利已经毋庸置疑，所以盟军不需要再将欧洲战场作为军事重点。同时，在太平洋上，美军已经完成了登陆塞班岛，这也是决定日本将会最终失败的转折点。此时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与日军的短兵相接将会日益增多。我们已经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战役中，见识到了日军的能力：他们是非常可怕的敌人。以上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尽快解答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无论是军事上的抑或是外交上的，无论是最高决策的要求，抑或是战争前线对日军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都要求我们对于有关日本的问题做出有真正价值的理论支持。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发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历史渊源，也不仅仅是有关日本在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需要我们去了解，更为重要的，我们必须弄清楚，日本人民到底对这样一个政府寄予了什么希望？我们得知道日本人平时的思维和感情方面的习惯及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模式。也必须得了解日本人这些行动和意志背后具有什么样的制约力。这个研究要求我们不能再以美国为中心，不能再用美国人习惯的方式揣测日本人的行事。说什么在某某情况下，我们会如何做，日本人一定也会如何。我们必须把美国人做事的那些前提暂时扔到一边，然后尽可能不做出轻率的结论。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美日正在交战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可以轻易地把战争中的一切责任都推给敌国，但这却非常不利于我们对敌人有关人生看法等等问题的研究。我们必须得了解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处于日本人的境遇中会怎么办，而是日本人自己会有何行动。所以，我需要认真观察正在进行的战争中，日本人是怎么做的。这是可以作为了解他们的有用资料来进行研究的，必须研究他们对战争本身的态度和方式，不是单纯地从军事角度，而是作为文化问题进行分析。日本人在平日生活里给我们展现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在战争中也一样，日本人的行为自具特色。那么日本人到底把哪些生活中的方式和思维带进了战争？又是利用了什么文化力量在战时激励士气、消除惶惑，以及调兵遣将来运作战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对战争中各个细节的研究才能有所得，要从日本人身上观察日本人是如何逐渐地暴露自己。可是，正在交战的我们两国，让我的观察和研究有很多难以进行的地方。因为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中最重要的实地调查研究法。我不能亲自到日本，从日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他们的各种行为，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行事风格；我也不能观察到日本人在做出决定时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或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我同样难以见到日本人是怎样教育下一代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人类学家约翰·恩博瑞（John Embree）通过实地调查写的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的专著《须惠村》，它非常有价值，却不能完全解答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很多关于日本的问题。任何研究都是有困难的。既然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必须找到其他必要的条件和研究方法来继续我的研究。其中与研究对象中的部分个体直接接触是人类学家常常倚重的方法之一。在美国，生活着许多在日本出生和成长的日本人，通过对他们的采访询问，可以搜集到很多他们亲身经历的案例，从而分析他们对于各种事件的判断方法和思维模式，我们能从中获得很多之前无法理解的资料，使我们知识中的空白得到补充。我个人觉得，这样具体的资料和新知识是一个人类学家研究某种文化所必不可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在当时日本研究领域并不为一些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认可，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或者从日本当局的各种宣传资料中获取部分信息。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未必能够得到最真实的答案，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中或许隐藏着更加令人信服的内容，因此，研究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并没有忽视文献资料，也没有无视曾经在日本生活学习过的西方人的见闻资料。这些丰硕的文献以及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观察家，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日本的研究资源要远远多过对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一些原始部落的研究。后者的民族往往没有文字，不能用文字来记录民族历史和文化。前去实地调查的西方学者们，没有任何前辈遗留下来的遗产可以继承，只能自己探索。而他们的论述也是少得可怜，浮光掠影。我的情况要比这好多了，我可以参考很多对日本进行过很有意义研究的文献和资料。其中有很多关于日本人生活细节的描述，既包括悠游日本的欧美人士的详细记载，也包括日本人自己写下的许多不寻常的纪录。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日本人似乎有着强烈的描述自我的爱好，他们在这样的描述中十分坦率，既有自己的生活琐事，也有国家全球扩张计划，这让人十分诧异。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在这些描述中会省掉很多我们认为十分有价值的重要事情，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些太熟悉了，因此认为根本没有写进去的必要。所以日本人不会把自己全部写出来，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做。即使是这样，日本人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在阅读相关的文献时，我特别注意了日本人身上体现出的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我必须了解日本人在议会演说时罗列出来的一大堆观念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对于一些骇人听闻的残酷暴行不太在意反而对于一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行为疯狂反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呢？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而我则一边阅读，一边提问，因为我得知道那些东西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其中。除此之外，我还搜集了许多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和反映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并在看完这些影片之后与熟悉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进行细节讨论。我发现，我的看法，比如对男女主角、反面角色，常常与他们不同。而一些让我迷惑不解的情节，对他们来说显然很好理解。我们之间，不论在对剧情、人物动机还是其他方面的理解上，往往不一样。这些在日本成长但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中，有些人是在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辩解；有些人则对日本的一切都痛恨。我从中能够感受到的是，无论是对日本怀着积极感情的还是痛斥日本的人，他们对于日本的很多描述是一致的，这让我在研究中获益匪浅。如果仅仅从研究对象那里搜集一些资料并进行解释，那么人类学家的工作与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你也很难指望这样的人类学家能够做出比那些对日本的各种现象进行了详细描述的卓越著作有更大、更新的贡献。我们之所以是文化人类学家，是因为我们有过专门训练而具备某些特殊的知识和能力，所以，花一些精力，在关于对日研究的领域中做出新的贡献，是十分必要和应该的。[1]人类学家了解一些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形态。在我看来，很多日本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原始部落相似。在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里尼西亚等等都能够找到与日本传统相似的一些东西，这可能是在远古时代出现的移民相互接触的表现。历史上的这种关联并不是我要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的价值意义所在，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些与日本文化有相似之处的文化，来揣测和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另外，我也了解一些亚洲[2]大陆国家如暹逻、缅甸和中国，这可以用来和日本进行比较，因为它们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进行文化比较是十分有价值的。很可能一个部落所有习俗的百分之九十都与邻近的部落相同，但却通过一些修改创造出自己与周围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不相同的文化形态。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些基本习俗排除掉，或许被排除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但这仍然能够让该民族在自己文化独立的方向上继续发展。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研究在整体上存在许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应十分有意义。在研究中，人类学家另外需要克服的问题是：尽量适应自身的文化背景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同，这也是人类学家在研究技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特殊问题。每个人类学家都明白，不同的部落或者民族因为文化熏陶的不同会在一些情况下做出差异巨大的行为或判断。比如，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的某个地区的部落习俗是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这与其他地区复杂的习俗非常不同。要想研究和描述清楚他们之间的文化形态，人类学家就需要通过调查来弄明白，不仅只是调查亲属关系如何或者他们的交换关系如何，还要清楚习俗对部落中成员的行为有什么影响，这种习俗对于部落中的每一代人自小到大的成长是怎样制约的。他们都是在同一习俗的影响下身体力行，祖孙相传。人类学家的这些研究模式在研究日本的问题上也同样需要。我们已经知道，在文化上，美国和日本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同。有些比较极端的说法甚至认为：只要是美国人去做的，日本人必与之相反。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绝对认同这样的说法，认为我们与日本有着离奇的差异，我们将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这个民族。这样的认识是危险的。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会通过自己的经验向世人证明，即使有着非常离奇的差异，也同样可以做到理解这种文化。我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会从一种有用的角度来着眼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使之为自己服务，而从来没有把文化之间的不同看成一种“负值”。越是有着离奇差异的制度和文化的民族越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人类学家相信每种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方式，都不是本该如此，而是有自己的形成原因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会只对一些少数特殊的事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分析每件事物。我们以往在研究西方各民族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因为没有进行比较文化学的训练，而常常忽视研究对象的行为。比如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遵行的细小习惯或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公认看法等等，都被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再进行详细的研究。然而，一些微小的习惯或者价值观正是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力或许是某个国家强迫一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现在，人类学家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日常琐事的研究，因为，这些日常琐事是完全不同于他的国家同样的事物的。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希望自己能够理解某一部落中的最恶毒或者最胆怯的行为，除了要了解这种行为发生的环境以及他们这种行为的本身，还应该通过大量对于生活细节的观察。只有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后，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行为被视为大奸大恶。这些问题，在研究所谓文明民族的过程中通常是被人忽略轻视的。事实上，对这些细节的关注是真正了解某种文化形态的关键，人类学学者懂得怎样去挖掘这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在研究日本的问题上，观察细节的要点同样不可或缺。人类学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或者学习来的，不管这是一个原始部落还是一个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即使存在着一种十分奇怪而难以让人理解的行为或意见，这也同样是源于他们以往的生活经验。要想证明这一人类学原理的正确性，只有通过高度注意一个民族在生活中的琐事或者行为，才能够有充分的证据完成这个证明。我们都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生活的，当我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感到十分困惑时，我的专业告诉我，在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奇特行为背后一定有一种普通日本人的普通生活习惯在起作用。随着我的研究继续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关注日本人的日常交往细节意义重大。或许因为专业的训练，我自己非常肯定存在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微小的各个孤立行为的背后，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的联系。因此，对于一个由很多种单项行为组成的整体模式，我向来都十分重视。社会中的人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设计，一些被自己认同的处事方式或者评价方式会成为这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的基本准则。即使这些方式对他有很多限制，他也会把这些结论性的方式融入到自己所处民族的统一体系中去。接受了这些价值体系的人们，在他的生活中便不会同时用与此价值体系相反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不然他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和不便。他们会将自己的行为与思维尽量与自己认同的价值体系保持一致。认同这个价值体系的所有人因此便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各种相同的理由和动机。只有存在这种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和谐一致，才不会让这个体系瓦解。他们就会像互相咬合的齿轮一样，将自己的经济行为、家庭生活、宗教仪式以及一些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其中的一个部门或群体出现了相对于其他部门或群体更加激烈的变化，那么在这个价值体系下的其他部门或全体会因为共同的价值体系而受到压力，也正是这种压力才使得所有体系下的成员的行为、思维趋向一致。但是，研究一个有着统一体系的文明，并不仅仅需要观察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行为的一致性，还需要对于其文化信仰方面进行分析。比如，在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权力的运用不仅只是在这个部落或社会的经济行为及与其他部落的交往方面上表现，还表现在他们的各种宗教活动中，所以一些原始部落中，掌握权力的人往往是被部落成员认为有着灵异色彩的祭司。不过，随着后来的发展，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权力以一种更加清晰的形式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教会也就不再继续用神秘的方式维系自己的权力，它们退出了权力世界。当然一些拥有文字的文明，会有古老世界的记录，只是流传下来的文字，其原有的意义已经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不能完全清晰地区分开来，它们总是互相交流和影响，难以隔断彼此的联系。总之，社会文明中的各种构成因素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研究者们只有把自己的调查和分析涉及到包括经济、性生活、宗教甚至婴儿教育等等领域，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在这个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事情。人类学家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在某个生活模式中有效地提出假设或推测并搜集相关资料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才能用政治的、经济的或是道德的术语来表述这个民族，理解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所以，我的这一著作并不是专门探讨日本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书，我只是要探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它并不针对具体的事件而是描述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寓意，这是一本研究日本人怎么成为日本民族的书。在二十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障碍就是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是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甚至有些偏颇的研究观念，与日本人怎么成为日本民族这个课题一样，美国人怎么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人怎么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人怎么成为俄罗斯民族等等的课题，都会因为我们有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和有些偏颇的研究观念而使得彼此产生误解。或许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造成不同民族间有所差别的细微因素，但我们却误解这是民族之间难以调解的分歧。我们忽略了一个民族的行为是基于这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不断传承、修订的价值体系才形成的，而我们却奢望与这样一套与我们的习惯有着很大不同的行为方式讲求共同的目标或者普世价值认同。我们好像从来不去寻找机会去设身处地地了解一下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其实只要我们真的去了解，我们就能够发现，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行为方式也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因为在这种行为方式背后是我们根本并不了解的另一种含义。每个民族关于本民族的思想和行为的一些观点和评论是难以完全可信的。任何一个作家在记录自己的民族时都会遇到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就像我们拿着特别的镜片观察生活，不同民族的作家所用的镜片都是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进行观察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观察是通过自己带有民族色彩的镜片进行的。他们只会把自己眼中看到的一切认为是上帝合理的安排，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你不能指望一个戴眼镜的人说清楚自己的镜片会对自己观察到的事物与真实的事物之间有多少不同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每个民族对他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也就不能绝对相信。所以从事这样的研究，有时候必须用某种强硬态度来评论你的研究对象，同时还得用一种宽容态度看待这个研究对象。善意人士可能会对我们的强硬观点有所指责，在他们心中，任何民族，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是一些表面现象，而人类最根本的想法都是相似的。他们鼓吹这样的观点，向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宣扬这样的观点，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可是，这些认为世界大同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认为日本人有日本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人有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好像在他们心中，这个世界上的各民族就像照片一样是由一张底片冲印出来的，不然，国际主义怎么建立？如果把这种单一纯粹的看法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举措，就好像在要求自己的妻子儿女必须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实在太荒唐了。虽然我们用的是一种硬心肠来观察和评论与我们不同民族的习惯和文化，但我们至少是承认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我们尊重差异，我们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就是美国，法国就是法国，日本就是日本，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同时存在，这不会让世界变得不和平。当然，那些不相信这种差异存在，并试图通过人为的一些因素抹去不同民族间的差异的人，必然认为我们的想法是可笑的。我们认为，承认和鼓励不同民族间文化上的差异，会让世界充满活力。若是以一种文化形态强迫其他民族接受只会让世界死气沉沉。伊丽莎白女王之后的英国还有安妮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没有让英国变得不再是英国。因为英国人自始至终都是英国人，不论时代怎么变，英国人一直有自己的标准和民族气质。我们需要承认这种标准和气质的存在。我们同时必须宽容地看待民族之间的差异。只有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够做到宽容地看待这个世界。西方人的信仰就是宗教，只有我们坚信自己的信仰，宽容地看待其他民族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与我们信仰并不相同的其他宗教进行有价值的比较，才能让我们的宗教研究有所发展。我们可以是耶稣的信徒，也可以是阿拉伯学者，还可以是一个不信教者，但是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偏狂者。如果我们正在努力地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努力地推广自己的文化，并且相信只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是无法进行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因为，这时的比较充满了偏执，让我们无法相信了解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知识可以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保守和顽固只会让自己身处快乐和积极之外，并排斥吸收其他文明的优势和长处，而只是一味地要求别的民族接受自己的特殊方式，这对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美国人，便总是在强求其他民族采纳我们喜欢和习惯的信条。可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就好像我们无法接受用十二进位制的计算代替十进位制的计算，或者难以接受如同东非某些土著用金鸡独立的方式进行休息一样。基于这些研究理念，本书主要阐述的就是关于日本人的习惯。以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比如日本人在什么情况下希望受到恭维，在什么情况下则不能有这样的要求；他们在何时感到惭愧，何时感到尴尬等等。本书最理想的根据，其实是那些街谈巷议的平凡人，他们涵盖了日本生活中的一切人群。当然，书中提到的特殊情况，并不能进行对号入座，我们只是在说当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做出如何如何的行为。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细节方面的研究将日本人在生活方式表象背后的思想、行为描述出来。或许这种目的并未达到，但是本书所希望完成的就是这个目标。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相似内容的调查材料无论增加多少，也不会影响最后的判断。比如，日本人在何时对何人行礼，就不需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调查和统计。因为这已经是所有日本人公认的习惯性行为，每个日本人都会采取同样的方式行事，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把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调查一遍，只需要有几个确证就足够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建立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这项工作远比调查统计困难得多。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日本人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怎样影响他们今天对于世界的观察的。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今天的现状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另外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用美国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我们的研究中，作为一名普通日本人的“田中先生”并不是我们得出结论的最重要根据。因为“田中先生”对于自己的观点也无法全部表达清楚，而且他认为美国人所写的那些解释日本问题的著作价值并不是很高。在此之前，对社会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往往不很关注文明民族文化建立的各种前提，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这些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研究者不用再费心去寻找这些，他们只需要专心致志地分析他们搜集到的意见和行为即可，他们最擅长的研究方法就是统计法。通过大量调查资料和问卷，包括访谈调查或一些心理测验等等，进行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便能够找出某些独立性的因素或各种不同现象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些舆论调查中，还可以采用通过科学方法选出的抽样样本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已经在美国非常完善和成熟。我们可以对样本进行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等的分类，从而看出人们对于某一政策或公职候选人的支持或者反对。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行普选，并且是在国民代表起草并决定颁布法律的国家里，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依据。当美国人对于某件事的意见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让人们看清楚最终结果时，人们很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已经非常熟悉并且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对于某件事情的舆论调查结果其实只是在对我们已经了解的事情上再增加一些信息而已。因为对于决策者有参考意义的投票是要对这个国家的民众习惯和观点有过系统研究之后才进行的。如果在事先没有对于国民是怎样看待国家的判断，那么抽样的调查和投票都无法让我们获得可信的民众态度。只有通过谨慎的抽样调查，才能够了解人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到底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了解了国民对于国家的认识之后，我们才会明白街头或者国会各种不同派别究竟在争论什么。代表各种利益的政党，无论有什么样的统计数字都始终不如整个民族对政府所持的观点，更具普遍性、持久性的重要性。就像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都会认为政府限制个人的自由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约束。战争年代也许例外，因为在战争年代中，政府官员与民间事业的任职者没有太大的社会地位差别。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与就算是欧洲的许多国家相比，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与之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首先了解他们对于类似问题的看法。在日本人的风俗习惯或对于成功者的评论以及一些反映民族历史的神话和节日辞令中，蕴含着他们对于国家的认识。所以，我们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阔，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必须是一项有系统的研究。研究美国的人可以通过分析美国人对某件事的赞成票、反对票百分比，以此来了解美利坚民族在生活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基本观点和他们认可的解决问题方式。研究日本，也同样需要我们了解日本人的一些基本观念。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了解日本人和西方人在观念上的不同，懂得日本人的一些特殊概念和这些概念的含义，很多在我们眼里所认为的日本人的奇异行为就不再难以理解了。现在，我已经明白，一些在我们眼中的急剧变化和彻底革命为什么在日本人眼中只是被认为是他们一贯传承的完整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实在我的研究刚刚开始时，我就发现，很多日本人经常使用的一些奇怪的词句和概念，它们蕴含着丰富的含义，并带有真挚深厚的感情。这些与我们所了解的一些道德观或罪恶观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他们的体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佛教的和儒教的，而是完全独立的，它是包含着日本人的优点和缺点的独一无二的“日本式”的文化体系。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对于战争的各种信条在每个文化系统中都存在，西方各国也不例外。虽然彼此之间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点，但其中的很多信条则是西欧各国所共有的。比如，动员战士竭尽全力地进行战斗的方式；当遭遇局部失败时坚定信心的信念；有着相对稳定比率的战死者和投降者人数；对待战俘的一些固定政策等等。当西欧国家出现战争的时候，我们根据对这些战争信条的知识是可以预料到很多事情的出现的，因为这些国家都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传统，即使它们之间进行的战争也在这个文化传统之内。但是日本人与西方人完全不同，在战争中，他们的惯例与我们存在着很多差异，我们正是可以借助这些了解日本人的人生观及日本人对于人的责任的看法。让我们暂且忽略日本人的行为在军事上是否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对日本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上面来。或许他们的任何行为都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些行为的背后是很多需要我们尽快搞清楚的与日本人性格有关的问题。日本人有着自己的传统和思维、行为方式，形成这些的文化前提与我们所熟悉的不太一样。他们对于战争正义性而进行的辩护与我们美国所认定的战争信条是相反的，日本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同样与我们不同。关于战争的起因，美国认为这场大战是因为轴心国集团的疯狂扩张和侵略。正是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联盟进行的非法的征服，才使得国际和平难以维系。那些被轴心国侵占的地方，不管是波兰、中国满洲还是埃塞俄比亚，都是轴心国集团罪恶地压迫欺侮贫弱民族的表现。他们无视“让自己生存同时也让别人生存”的信条，或者起码应该是侵犯了国际上认同的“门户开放”的准则。日本对于战争的起因的看法则与美国不同。日本人认为，现在的世界因为各国拥有绝对主权而处于一种世界性的无政府状态，只要主权国家依然存在，这种状态就会持续。所以日本就应该为建立世界性的等级秩序而战斗。日本当仁不让地将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因为在整个世界中，日本是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国家，最熟悉各国“各得其所”的意义。日本摆脱了以前的落后状态，消灭了国内叛乱，建设了现代化的交通、电力、钢铁产业，实现了国内统一与和平。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数字，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日本青少年都已经实现了接受国家公共学校教育。如此发达的日本应该让自己仍然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得到帮助。作为同一人种的整个大东亚地区，更不应该再受到西方的奴役，能够承担此任务的现在只有日本，因此日本应该将美国、英国、俄国等等侵入东方的势力，依次从大东亚地区赶出去，让这些西方国家“各得其所”。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在有着等级的国际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才会有一个统一和平的世界（关于日本文化中受到高度评价的等级制的含义，我会在下章进行详细论述）。这就是日本民族希望实现的、自己创造出来的、符合他们口味的一个幻想。不过，日本最大的不幸在于，日本已经占领的那些国家，完全没有日本人的这种理想。即便日本的梦想受到了被侵略国家的激烈抵抗和反对，日本在战败之后，仍然认为他们的“大东亚”梦想不应该被否定，至少道德上不应该把“大东亚”拆开。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即使是最不好战的日本战俘，也很少认为日本为了“大东亚”梦想而占领东亚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包括东南亚及大洋洲）有什么不妥。我相信，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人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某些固有态度和观点，这其中，最有意义的一项，就是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遵从。这一点，他们与我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国人，是完全不能水火共存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日本为什么会这么热衷等级制，它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谈到对于战争胜利的希望，日本和美国也是非常不同的，日本人的方式完全有别于美国人的通行见解。日本总是向世界叫嚣他们必胜，而且非常坚信精神力量能够战胜物质力量。日本人说：美国确实是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大国，但这又算得了什么！日本人承认美国强大，他们早就知道这些，却从来没有把这样的优势放在眼里。日本民众能够从日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看到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害怕数字那就不会与敌人开战。那些丰富资源并不是敌人用来准备这次战争的。”当日本人取得一些胜利的时候，日本的大本营，包括他们的政治家和军人们一直强调的都是：“这场战争的较量并不是军备优劣的较量，而是强大的日本人的精神信仰与美国人相信的物质文明之间的战争。”当美国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人仍然在反复强调：“这是一场精神对物质的较量！物质力量最终注定会失败。”当日本人在塞班岛和硫黄岛的战役中溃败的时候，这种信念当然成了一种很方便的逃避责任的遁词，不过日本人从来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而准备好了这样的说辞。这种精神必然战胜物质的信念，在战争中处于优势的几个月中，也让日本军队意气风发，成了日本进军的冲锋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口号深入日本民众心中远在他们偷袭珍珠港之前。在三十年代，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前陆军大臣荒木大将在他的一本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已经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四海之内弘扬皇道，虽力量悬殊，但无需担忧。吾等臣民于物质何惧！”事实上，日本也像很多参战的国家一样，对于自己的军事实力有所担忧。我们能够看到，日本在整个三十年代中，用于军事备战的国民收入比例以惊人的速度直线上升。偷袭珍珠港的当年，日本更是将自己国民总收入的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开支上。其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却只是政府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七。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并没有像它对民众宣传的那样毫不关心物质方面的军事备战。不过，日本人确实相信无论是军舰还是大炮飞机，只不过仅仅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一些表面象征，就像武士刀只是武士的高尚道德象征一样。与美国自始至终追求拥有强大的力量不同，日本向来重视一些非物质资源。虽然日本一直在发展经济，产业兴国对日本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但日本这种发展产业的基础却是建立在自己独特文化系统之上。日本人相信，永恒的精神是一切。虽然物质不可或缺，但只是相对次要的，是难以永恒的。就连日本很多广播电台也会经常向它的听众宣称：“没有永恒不灭的物质，所有的物质资源总有用完的时候，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真理。”日本人把这种对精神的绝对信仰毫无保留地带到了战争中的日常行动和战场上。日军的一种战术手册中就有这样一句口号：“当敌人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时，我们会用自己的训练与敌人抗争，我们的血肉足以抵抗敌人的钢铁武器。”这样的口号并不是他们因为这次战争而专门制定的，这是日本人的传统口号。在每个日军士兵的军队手册上，扉页便用粗体字显赫地印着“必读必胜”几个字。我们已经看到，日军飞行员能够以自杀的方式驾驶着小飞机撞向我们的军舰，这正是日本人深入人心的精神战胜物质信念在战争中有所表现的教材。他们自己称这是“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指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日本的船队因遭遇飓风而覆灭，是“神风”让日[3]本免于被侵占。精神战胜物质的信念不仅在军队中被大肆渲染，在日本民间，当权者也同样宣传精神优越于物质的信条。比如，当一个工人在工厂中连续工作12小时，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要说的并不是抱怨，而是：“身体上的劳累，可以让意志和精神更加坚强和斗志昂扬”，“疲倦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当人们在寒冷的冬天里躲在毫无取暖设施的防空洞中时，日本体育会就会通过广播号召大家运动起来做体操御寒，并宣扬说这样的体操既能够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也能够代替维持人们正常体力但又非常紧缺的粮食。他们总是宣扬说：“现在会有人说，连最基本的食品都没有还做什么体操。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越是在食品不足的时候，越要通过其他办法来增强体质。”也就是说，日本人要用消耗体力的办法来增强体质。这种观点，让美国人难以理解。因为我们总是通过前一天是不是有良好的睡眠，饮食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感觉到寒冷或是炎热，来衡量自己已经消耗的体力，然后进行补充。可是日本人似乎从来不考虑体力消耗的问题，也从来不会有什么贮存体力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物质主义。战争中的情况更为极端。日本的广播甚至向日军宣传，精神力量可以战胜死亡。有一家日本广播电台曾播出过一个战胜死亡的英雄飞行员的事迹：帝国的飞机以三架或四架为编队在空战结束后返回机场。在最先回来的一批飞行员之中就有我们英雄的大尉。他先从自己飞机上下来，然后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中陆续返回的战友。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仍然十分镇定地一一细数着正在返回的战机和自己的战斗队员。当最后一架战机返回之后，他带着自己的战斗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并向司令官作了详细的汇报。然而，汇报刚刚结束，他就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赶紧上前去帮忙，可是我们英雄的飞行员已经牺牲了。他的身躯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上，我们发现了他致命的弹伤。一个刚刚断气的人，怎么可能身体冰冷呢？可是眼前的大尉身体的确已经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早就把自己献给了帝国，只是因为他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才凭借自己的精神支持完成了他最后一次向司令官的汇报。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已经牺牲的大尉心中强烈的责任感和意志力创造的奇迹！这样的神话在美国人看来，就是一段胡编乱造的奇谈。可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日本人没有谁会嘲笑这件事。因为日本的听众并不认为这是一件荒诞无稽的传奇。广播电台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像奇迹一样的事实”。为什么不会有奇迹？不要忘了日本人相信人的灵魂是能够被训练的。而这位英雄的大尉显然就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每个日本人都知道“精神的力量是永恒的”，既然如此，灵魂凭什么就不能停留在一位心中有着强烈“责任”，并以之为自己的全部生命的英雄身上几个小时呢？所有的日本人都坚信，只要经过艰苦的修炼，人的精神就能够达到超越凡俗的境界。而这位英雄的大尉已经超越了世俗，他完成了一个奇迹一样的事实。一个美国人，当然可以对日本人这些装神弄鬼的极端行为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不开化民族拙劣可笑的逃避责任的言辞，也可以认定这是一些深陷愚昧者幼稚的幻想。但我们越是这样看待日本人，就越难在具体的战斗中与日本人作战。我们应该知道，日本人的这些信条是根深蒂固的，是在禁忌和排斥之后，又经过一定的训练方法才深入日本人心中的。绝对不要认为日本人的这些信条是应被人唾弃的怪癖。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日本在最终投降的时候会说出他们承认“只凭借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试图用‘竹枪’来守住自己的阵地只是一个幻想”等等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们对日本人精神信念的正确了解，我们才懂得他们这番自白其实是在说：在战场上，在工厂中，日本人在与美国人的精神较量中也输掉了，他们的精神力量仍然不够强大。就像他们在战败后所认为的那样，日本在战争中“完全依靠自己的主观意识”。不仅是这些有关等级制和精神力量的信念，所有战争中的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都可以拿来作为比较文化研究的资料。战争中的日本当局把所有问题，尤其是涉及领土安全、军队士气的问题，都用精神的答案来回答。本土的城市被空袭，塞班岛上军队溃败，菲律宾群岛失守，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日本政府只会告诉老百姓：所有发生的事早在预料之中，所以不必有什么担心。无线电中正在广播着十分夸张的宣传，或许政府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日本民众继续相信，所有的日本人仍然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已经预计到和安排好的世界里。当局认为这个办法能够让民众不必惊慌而迅速镇静下来。“虽然美军已经占领基什加岛（Kiska），这使得日本本土也陷入了美军的轰炸圈之内，不过我们已经对此作了充分估计和必要准备。”“我们认为帝国的敌人会通过陆、海、空三军配合对我们发动立体性的攻击。但是，在我们制作计划之初，已经对此加以考虑了。”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惊人。包括那些渴望日本早日结束这场已经失去希望的战争的俘虏在内，所有日本战俘都认为，日本本土的民众士气不会被盟军的轰炸所摧毁，“因为人们对于盟军这些手段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当美军着手进行对日本本土城市大规模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仍然在电台广播中说：“敌人的飞机终于飞到了我们本土的上空。不过，这早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们的飞机制造业者已做好当这样的事来临之时，我们应该做的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忧虑。”所有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日本人预料到，而且他们对此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并且不会有什么大的纰漏，能够绝对保证日本的安全。在这一信念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日本人一直坚持的无法取代的主张：不管是什么事，只有我们主动期求的，绝对没有我们被动接受的，更没有什么人能够强加给我们什么东西。“并不是我们受到了敌人的攻击，而是我们放弃了很多，主动把敌人吸引了过来。”“敌人们，既然你要来就放马过来吧。”日本人绝对不会对自己说：“这些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会说：“这些期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们会主动迎接它的到来。”日本海军大臣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曾经引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最著名的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说：“这个世上存在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当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艰难难以逾越的困境之时，我们必须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另外一个例子，根据电台的报道，日本驻马尼拉将军山下奉文在美军攻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微微一笑，说道，‘敌人现在已经落入我的怀中……’”“敌人登陆仁牙因湾（Lingayen Bay）之后不久，马尼拉市便被占领，这正是山下将军之前筹划好的圈套，事态的发展与将军的部署正好一致。将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也正在进一步实施中。”总之，即使是溃不成军的惨败，也是在日本人的预料之中，并按照日本人已经想好的方向发展。日本人会走极端，美国人也一样，只不过是美国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竭尽全力投入战争的美国人把所有的原因归结为别人把战争强加给了我们。因为我们被别人攻击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的发言人在稳定民众情绪方面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是早在预料之中，发言人在谈到美军在珍珠港或者巴丹半岛的失败时，他们不会说：“我们已经充分预料到了这些失败。”相反，他们会说：“这是因为敌人疯狂的蛮干，对此我们必须展示美国的力量，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美国人的模式就是让自己能够经常应对挑战，并且可以做到随时应战。而日本人的模式则是让自己的所有事情在事先都有相应的安排，对于日本人来说，让他们最为麻烦的事就是事前没有预料到。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体现在其作战行动中的例子还有一例跟战争宣传有关的。他们会经常告诉军队和民众：“现在全世界的眼睛正在盯着我们，看我们如何去做。”因此，作为一个日本人或者日本士兵就需要把自己身上所具备的日本精神完全发挥出来。当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军指挥官对其部队所下达的作战命令是，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日军的表现，他们必须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出日本男儿的本色。与此相近的一例是，日本海军官兵有这样一条诫令：当他们所在舰艇被敌人鱼雷攻击而不得不弃舰逃生时，必须用最出色的动作和姿态来到救生艇上，如果不然，“会有损帝国海军的威严，被世人嘲笑，而可恶的美国人就会拿你们的丑态去拍成电影，送到纽约去放映”。这是严重影响日本人在全世界民众心中的形象的，所以他们会尽力保全日本人在世人眼中的良好感。其实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这一点也是有着深厚渊源的。当然，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我们很好奇这个所有日本人都尊若神明的天皇到底有多大控制力来影响他的臣民？几位研究日本的美国权威人士已经指出，天皇在日本漫长的七百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实际上大多时候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元首。当时的日本人只是对自己的直接统治者“大名”或者大名的上司“将军”尽忠，人们对天皇的态度是否忠诚，根本没有人在意。可怜的天皇在这个时期只不过是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小皇宫之中，天皇所必须参与的一些活动和仪式也都在将军制定出的规章制度中受到严格的限制。极端情况是，如果一个颇有地位的封建诸侯向天皇陛下表达自己的敬意，将会被认为是对将军的背叛。所以在整个封建时代，日本的普通民众完全感受不到天皇的存在。有不少美国学者在对于日本天皇的问题上坚持认为，必须考虑历史上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态度，然后才能解释，为什么仅仅只是一个模糊和默默无闻地活在民众记忆中的天皇影子，能够被日本人重新拥戴起来，形成了一个保守的民族重新集结和振兴的真正中心？这些学者并不认同一些将天皇描述成在日本有永世不坠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夸大了天皇的作用，这些日本评论家的言论只是在脆弱的论据下才勉强成立的。这些学者认为，现在美国不需要礼遇天皇，与此相反的是，正是这种近代日本人制造的元首观念让日本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美国应该猛烈地攻击。事实上，现代日本的国家核心就是天皇，倘若美国挑战天皇的神圣性并且摧毁了天皇的存在，那么，现在日本的国家结构可能也会随之彻底坍塌。另外一些对于日本非常熟悉的美国人，对于上述学者的意见会持一种相反的意见，尤其是当他们接触到一些来自前线或者来自日本方面的报道或文献之后，他们会更加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今天的日本生活过的人应该都十分明白，如果有人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会严重地刺激日本人，并让他们因为愤慨而重新鼓舞民族士气。日本人绝对不会认同，军国主义和天皇是一体的，如果你说是因为攻击军国主义而攻击天皇，那只会让日本人仇视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日本对于军国主义完全没有好感，他们高喊着“德谟克拉西”[4]的口号，据说当时的军人到东京市区外出时甚至要谨慎地换下军装而改穿便装，但是在这一军国主义臭名昭著的年代里，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敬仍然十分狂热。有些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士认为，德国人高喊“希特勒万岁”是完全不能与日本人崇敬自己的天皇相提并论的，因为前者只是一张与纳粹党兴衰相一致的晴雨表，同时联系着法西斯制造的一切罪恶，但是日本人与天皇的感情却与此完全不同。被俘的一些日军士兵供词也能够证明上述的说法。与西方战俘不同，日军在俘虏之前没有接受过被俘以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的教育，日本战俘对于各种问题的回答很难有什么有意的统一性。日本军人为什么没有这种常识性训练，当然与日本一向宣扬的不投降主义有关。日军不投降主义一直贯穿整个战争期间，不过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当然还有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仍然坚持绝不投降的信念。由于战俘的证词能够反映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所以重视对于战俘证词的分析在我们研究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非常有意义。但是即使这些日军已经投降，他们也不会因为士气低落而绝望，更不会丢掉军人的尊严而投降。除了很特殊的少数人之外，大部分日本战俘是因为受伤或者失去知觉之后，完全没有了抵抗能力而被俘的。这些顽固战斗到最后的日军战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按照天皇圣意行事的，他们认为自己是“遵奉圣意”，同时也会为了让“陛下放心”而甘愿“为天皇献身”。对他们来说，“参加战争是为天皇效力的表现，是在天皇指引下的神圣光荣行为，而服从天皇是我的天职”。有意思的是，反对这场战争和反对日本对外侵略计划的日本人，同样把他们追求的和平主义信仰归功于天皇陛下的引导。总之，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反战者认为天皇是“拥护和平的陛下”，他们坚信并强调天皇“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战争的，并且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天皇陛下只是让东条欺骗了”；“当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陛下对于军部的行为表示反对”；“天皇从来不喜欢战争，也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国民卷入战争。发动战争的时候，天皇并不知情，或者这场战争本身就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天皇也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对待。”以之对比德国战俘，你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德国战俘尽管对于那些背叛希特勒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的人表示极大的不满，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必须由希特勒来承担战争和备战的责任。而日本的战俘则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天皇和皇室的忠诚与导致战争的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混淆的两件事。日本人是不能将天皇和日本分开的。“如果没有天皇，那日本就不是日本”，“天皇代表着日本所有国民，是日本的象征，是所有日本人崇敬的中心，是高于宗教的一种信仰”。因此，日本的最后失败，不能把责任归于天皇，也不能因为战败而让天皇受到谴责。“日本民众不会同意战争责任应该由天皇承担的意见。”“即使是战败，这个责任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来承担，天皇对此没有责任。”“就算日本最后彻底战败，所有的日本民众依然会继续对天皇表示尊崇。”日本人这样庇护自己的天皇，在习惯于任何人都应该接受怀疑和批判观念的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愚昧的自欺。日本人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战败之后，日本人坚持自己原来的舆论。在审讯日本战俘时，审判官不必花费心思告知被审判者“拒绝诽谤天皇”的提醒，因为所有的日本战俘没有任何人想去诽谤天皇，那些与盟军进行了合作、为盟军向日军作广播的日本人同样不会说天皇的任何闲话。无数来自各地的审讯战俘口供中，仅有区区三份供状委婉地表达了对天皇的反对，这其中只有唯一一份提到：“如果继续让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而另外的一份则说天皇“只是一个傀儡，意志薄弱”。第三份则只是猜测，认为天皇可能会让皇太子登基，而日本如果没有了君主制，日本的女性或许也能实现她们羡慕已久的像美国一样的妇女自由。正是因为日本人普遍对于天皇陛下的崇敬，所以，日本军部的将领们也利用这一点，他们会给自己的部下分赏所谓的“天皇恩赐”的香烟；当天长节来临时，将领们会率领自己的部下面向东方进行三拜并高呼“万岁”；当“部队白天黑夜地受到轰炸时”，将领们和部下们会在每天清晨和傍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对军队所颁赐的“圣旨”，“奉诵之声回荡在森林之中”……军国主义的恶魔就是这样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号召这些官兵做到“谨慎奉诏”，“不令圣忧”，让他们“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仁慈之德”并让他们甘愿“为天皇献身！”不过，对天皇的崇敬也是一把有利有弊的双刃剑。就像一些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会“如果天皇下令，就算手中仅有一杆竹枪，同样能够无所顾忌地迅速投入战斗。但是同样，如果天皇下令停止战斗，那么也会立即停止所有抵抗”。“只要天皇下诏停止战斗，那么第二天，全日本都会放下武器。”“就算是最为强硬和好战的关东军也会在天皇的诏书下立即停止战斗。”“日本民众不会承认自己战败，除非能够见到天皇的圣旨，如果见到天皇的圣旨，日本会立刻停止任何抵抗并情愿为重建一个新的家园而努力生存下去。”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