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论鲁迅：鲁迅研究论文选 ： 2000～2010(上、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彬彬、王晴飞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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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论鲁迅：鲁迅研究论文选 ： 2000～2010(上、下)试读：

如果从恽铁樵点评《怀旧》开始算起，对鲁迅作品的评价到现在刚好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一度作为显学的鲁迅研究，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学随术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新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自然也会带有新的学术方法，反映新的学术风气。当然，以新世纪为界，选取十年论文，难免有些拘泥，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带有便宜色彩的选择。所谓“新”，也常常和“旧”有几分藕断丝连。新世纪的不少研究倾向，正是从1990年代延续而来，难以一刀两断。一

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有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倾向。从外部来说，这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知识分子从干预社会退居书斋，以“学术”相号召。从学术内部发展理路而言，则是学术研究制度化和知识分子专家化、学者化倾向，尤其是在海外保守主义和新儒家的影响之下，学界集体反思1980年代以至“五四”的激进主义，有重学术轻思想的趋势。鲁迅、胡适等“思想家”（或者说他们“思想家”的那一面）一度遭遇冷落，陈寅恪、王国维、钱钟书等“学问家”则广受追捧。尤其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热销和钱钟书的去世，更为这一风尚推波助澜。

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部分，199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本身，而较少关注鲁迅思想与社会思潮的直接互动。不断生产创新成果的要求也使得研究者转向以前相对冷门的方向，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鲁迅的学问、知识结构和鲁迅与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关系逐渐引起关注。研究者自身的“学者”身份，也自然使得他们对鲁迅的学术研究，或者说是对于作为“学者”的鲁迅，更容易有会心之处。1980年代以来，鲁迅辑校古籍、石刻手稿的相继出版和鲁迅藏书研究，也为这一风气创造了外部条件。

鲁迅的学术研究，在之前的鲁迅研究中相对来说是不受重视的，甚至有的时候会被认为有损于鲁迅的战士形象，以至于赵景深谈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还要预先为自己辩解，称自己是因不能胜任研究鲁迅思想的工作，只好退而求其次来研究鲁迅的学术（赵景深：《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可见当时的风气，是思想大于学术，战士高于学者。

近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新风气，从对象上来说，是历来受轻视的小说戏曲得到重视；在学术方法上，是考据之学超越于义理、词章之上，又与西方传入的“科学”方法相结合，成为“新汉学”。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既继承清儒家法，预流这一学风，又都能有所超越，一大原因便是他既是创作家，又是学者，二者相互促进。陈平原曾考察鲁迅的“文学感觉”（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认为正是因为鲁迅“‘学’、‘文’兼备”，他对“小说史的总体描述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便均是紧贴研究对象自身，既非纯粹考据的外部研究，也避免以外来理论剪裁中国文学的削足适履之弊，有传统考据家和现代新汉学者远不能及处（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本书选录的《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一文，则侧重考察鲁迅在学术研究方面对现代学术风气的捕捉与超越，以及鲁迅的研究方法对传统学术与文学的体贴与同情。鲁迅一面极力反对传统，一面又保留着许多传统文人的情趣，对于这一矛盾，陈平原从文体的角度阐释，认为鲁迅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述，受到文体的制约：杂文侧重现世关怀，不免借题发挥；学术专著则就事论事，侧重对古人处境、学问设身处地的理解。鲁迅对文体的谨慎选择，恰恰体现出他强烈的文体意识，对传统学术的体贴与同情。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考据之风弥漫学界，一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术语剪裁中国文学。鲁迅的文学研究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学自身，既不外于学术风潮，又不为风潮所裹挟，多有超越之处，这正是陈平原的研究所要揭示的。

关于鲁迅的文学与学术、作家与学者身份之间的关系，郜元宝从“心”字入手，以“心”为根基，统摄文学与学术。这一思路，受到日本学者竹内好的鲁迅论影响。竹内好认为鲁迅本质上是一个文学者，鲁迅的文学具有某种本源性，其根本在于“无”。鲁迅自身的矛盾，竹内好认为是文学家与思想家、启蒙家的矛盾。在鲁迅的诸种身份中，文学者是根本，其他身份都从文学者无限生成（竹内好：《鲁迅》）。鲁迅区分文学和学术为“神思之心”与“学之心”，郜元宝借用鲁迅的“冰之喻”和吴宓的“二马之喻”，对此“二心”予以阐发。“冰之喻”指出文学“直语其事实法则”、使事物的真实状况“昭然在前”的特征。“二马之喻”原指事功与文艺的“二马分途”，郜元宝引申发挥为“专门之成就”与“佳妙之著作”的冲突。于此“二心”之中，鲁迅显然更重“神思之心”，而相对轻“学之心”；重词章，轻考据；重“真实”，轻“事实”。所以“二马背驰”的时候，鲁迅总是选择文学而放弃学术（郜元宝：《“二马之喻”和“冰之喻”》，《“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鲁迅如此选择，与其说是重文学而轻学术，毋宁说是有意针对近代以来“举世唯知识之崇”、人生将“归于枯寂”的反动，其目的在于“致人性之全，不使之偏颇”（鲁迅：《科学史教篇》）。郜元宝对于鲁迅“心”的发现，对于“神思之心”的刻意强调，既是竹内好“文学家鲁迅无限生成启蒙家鲁迅”的影响，也有对于文学和学术现状的焦虑和不满，是借鲁迅的观点与选择，对当下学风的偏至有所批判，以求兼顾“人性之全”。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剽窃”问题的论争，在1920年代本已告一段落，1936年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信中，更是认为鲁迅“万分冤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到了新旧世纪之交，不少人却又把它当作新问题、新发现重新提出来。顾颉刚之女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一书便牵涉这一问题，书中的相关内容一是透露出当年给陈源提供信息说鲁迅剽窃盐谷温的其实是顾颉刚，而非胡适所说的张凤举，二是将当年的材料掐头去尾，给人造成鲁迅默认剽窃的假象。对此章培恒先生曾撰《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一文，再现了被故意省略的陈、鲁论争内容和当时的学术规范状况，破除了顾潮刻意制造的假象。当然，顾潮之书也是有贡献的，那就是让人们知道了当时在陈源和鲁迅论争时提供“剽窃”炮弹的并非“小人张凤举”，而是顾颉刚。本书所选的《重识鲁迅“剽窃”流言中的人证与书证问题》一文，可说是对于“剽窃”流言做了根本解决，无论从材料的掌握或论证方法上，都堪称典范。在人证方面，从张凤举到陈源，再到胡适，以及“剽窃”事件的另一方盐谷温，逐一推进，作者认为：相信张凤举，不如相信陈源；相信陈源，不如相信胡适；相信胡适，不如相信盐谷温。至此，“剽窃”流言已基本站不住脚。不过作者并不以为满足，更进一步搜集“书证”，即将盐谷温的书和鲁迅的书认真对比，将“剽窃”流言彻底击破。

中国近代的批儒思潮，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彭春凌的《中国近代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从章太炎到周氏兄弟》，着重阐发的是这一思潮的跨文化性，即其背后的日本侵略的外因。周氏兄弟的批儒，从学术思想上，是对章太炎的继承；从所处的境遇上，则是两代知识分子共同感受到日本人在“同文同种”的名目下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考虑到这一“跨文化”因素，则从章太炎到周氏兄弟等留日知识分子在批儒方面的激烈，以及对国内外鼓吹儒学思潮的敏感，也就更容易理解了。二

鲁迅在历史上常常被划入“左翼”阵营，作为“自由主义”知识群体的对立面出现，尤其是在1949年后海峡两岸的冷战模式中鲁迅与胡适分别被视为不同阵营的“革命导师”和“文化英雄”。1980年代胡适和“自由主义”开始逐渐以正面形象回归大陆学界，但是还处于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怯状态，研究者往往仍囿于主流定性，只是有限度地予以肯定，或是努力发掘胡适与鲁迅一致之处，以此作为肯定胡适的前提。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逐渐为学术界认可，“革命”则日益成为负面价值。之前的鲁迅与胡适研究，基本以“革命”或以鲁迅为标准，批判“自由主义”，新背景下的研究往往恰恰相反，开始以“自由主义”或胡适的标准来评判、剪裁鲁迅。

这样的鲁迅研究产生出两种流弊：一是以自由主义教条指摘鲁迅，即将鲁迅与自由主义的教条一一对比，证明他不符合自由主义思想，证明他不懂自由民主，不够现代，所以难免（难怪）与专制主义合流，从而认为今天鲁迅的遗产（和革命遗产一起）需要反思甚至清算。另一种倾向则恰恰相反，是将鲁迅向自由主义靠拢，虽然也将自由主义看作正面价值，但是从鲁迅作品中寻找证据，证明鲁迅热爱自由，与革命反倒貌合神离，所以鲁迅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不仅符合自由主义的标准，甚至比那些一贯被冠以“自由主义者”称号的文人如胡适等人更自由主义。这两种倾向，看似截然相反，其共同之处其实很明显，都是将鲁迅置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审视，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作为评价鲁迅或是胡鲁比较的唯一标准，只不过对于“自由主义”和鲁迅的理解不同，所以才产生相异的结论。

王彬彬的《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一文，通过对鲁迅翻译日本自由主义作家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过程中心理状态和篇目取舍的研究，考察鲁迅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对这两种倾向都有所纠正。文章在将鹤见祐辅的原著与鲁迅的译著逐一对比中，发现鲁迅对原著文章的取舍中值得注意的几种情况：一类是被鲁迅舍弃的，这一类基本是鲁迅不太喜爱，不合鲁迅口味的；一类是鲁迅虽然不太喜爱，但是由于和原著的核心理念相关，却不得不选择翻译的。在鲁迅舍弃的文章中，有《自由》这样重要的阐释自由主义理念的文章，可见鲁迅对自由主义的冷淡态度，因而他不可能被称为是自由主义者。而另一方面，鲁迅对他舍弃了的那些文章的反对，也是受特定情境制约的，而非绝对的无条件。所以，鲁迅之于自由主义，只是相对冷淡，不感兴趣，他固然谈不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也绝非自由主义的敌人。

对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也有人认为是二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所致。对于文化名人之间的矛盾纠葛，许多人习惯于从思想观念层面寻找根源，而忽略了文化名人自身即可能具有凡俗的一面。周作人在文化思想层面，固然不妨是个巨人，而在个人生活层面，却不免凡庸。他看似恬淡，实则热衷，表面谦和，内心傲慢，貌若谦谦君子，却极度缺乏自省精神，即使做错了也绝不肯露出丝毫悔意。刘丽华的《亲情、仇恨、不辩解说——再谈“二周”兄弟失和》一文，便是从比较“俗”的层面解释二周的失和。在失和事件发生前，周氏兄弟的关系以及二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逆转。周作人逐渐从事事依赖大哥的附庸变为独当一面的社会名流，经济收入和社会知名度方面都开始超过鲁迅，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周作人才会因太太的一面之词和大哥翻脸，老死不相往来。在对待此事的策略上，周作人也和后来做汉奸一样，一面故作高深地表示“不辩解”，一面又扭扭捏捏拐弯抹角地不断暗示，为自己开脱。香港赵聪《五四文坛点滴》涉及此事，引用许寿裳的话，“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以为“去事实不远”，却始终不肯明白地为鲁迅“平反”。这些都可以看出这位学界名流的自私和无情。

鲁迅思想的分期，历来也是鲁迅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左翼言说的经典论述认为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后有一个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思想上意味着鲁迅的进步，在组织上意味着对政党的忠诚。与鲁迅同时的自由主义者一般也都认为鲁迅存在这一“转变”，而在他们看来，“转变”则意味着委身于特定的政治势力，沦为附庸，是自由主义立场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而在这两种观点之外，也有人认为，在鲁迅的思想中有一种超越于政治立场之外的东西一以贯之，鲁迅的思想有转换，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鲁迅的上海十年，先与创造社，后与“左联”周扬等人之间有许多矛盾，集中体现在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之争中。关于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卫公的《鲁迅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始末》一文，分析创造社与鲁迅从联合到失败的原因：一是根据对郑伯奇、郭沫若二人不同时期回忆文章的文本分析，以及与郑伯奇一同访问鲁迅的段可情的访问材料，确定最早提出联合鲁迅的应是郑伯奇而非郭沫若，郭沫若不同时期的回忆文章前后矛盾，不够客观；其二，郑伯奇倡议联合鲁迅，成仿吾并不知情，当时他正在日本劝说冯乃超、朱镜我等人回国，另有计划，回国后反对与鲁迅结盟和复活《创造周报》，而另办倾向更左的《文化批判》，这直接导致创造社第一次和鲁迅联合的破产。

叶德浴的《周扬的“避嫌”之作》一文，是有关两个口号之争的。这场论争双方的首脑，正是鲁迅和周扬。叶文根据周扬好友谭林的回忆（《难忘相识在东京》），发现1936年光明书局出版的《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一书，是周扬为了避嫌而借用谭林的笔名（林淙）所编。这本书旨在确立“国防文学”的正统地位，以支持“国防文学”的文章为正面，反对文章作为反面，甚至设立A、B栏以区分正统与异端，将除鲁迅以外的反对者都打入另册（B栏）。周扬所写的“前记”，对鲁迅在虚的方面做了一点空泛的肯定（“提示了一部分颇值得重视的意见”），却在实的方面予以否定（“涉及私人的事件太多”）。而对其他和鲁迅意见一致的反对者（如胡风、冯雪峰），则直接否定。这也正可以看出，鲁迅在“左联”甚至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所处的其实只是“止于尊崇”的位置。“左联”中的前创造社成员和周扬等人与鲁迅的和解，是组织手段强行干预的结果，而非思想、情感层面的修复和契合。此后由于鲁迅被塑造为“圣人”，对鲁迅的不满自然不可能通过书面的形式公开表达。19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鲁迅的评价逐渐出现多元化的倾向，一些健在的鲁迅论敌旧事重提，往往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揭出被外力掩盖的鲁迅与“左联”之间的矛盾，如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中，就有不少质疑鲁迅的内容。《成仿吾晚年谈鲁迅——一种既往的文化现象或心理现象的回顾》一文，披露了成仿吾晚年私下里提及鲁迅时的评价。除去谩骂性的言论外，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的理解，他认为这两句诗说明鲁迅唯我独尊，以救世主自居，而将人民群众当做阿斗，是不要人民，不要民主；二是对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反对统一战线；三是1927—1928年间年创造社第一次试图和鲁迅合作，而成仿吾坚决反对，他认为和鲁迅合作是倒退，导致联合的动议搁浅。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和后来“左联”部分盟员与鲁迅的冲突，一直潜在地发生着影响，只不过受制于时势，隐而不发，一旦外在的政治力量松动，这种不满情绪便宣泄出来，而且压抑得越久，宣泄得也就越激烈。即便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在成仿吾这些人的意识里，仍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革命的、先进的，鲁迅则是退步的，即便联合鲁迅，也只能拿他来做陪衬，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策略性地冲淡一下革命队伍的色彩。另一方面，也正如作者阎焕东所分析的，成仿吾的愤怒和火气，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源于1949年以后“反鲁迅”罪名给他带来的苦难，他将自己遭受到的不公全部归因于鲁迅，将对那些打着鲁迅旗号迫害他的势力的不满和愤恨，全部发泄到了鲁迅身上。这种心理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思想界是很普遍的，如“鲁迅是专制主义精神盟友”论、“鲁迅研究之谜”，都是在鲁迅和利用鲁迅的政治力量之间划了等号。

自由主义观点的流行，也促使人们思考“左”倾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是否仍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问题，尤其是他们在革命成功之时（往往也是革命变质之时）的进退出处，也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在鲁迅研究中，牵涉鲁迅和“左联”的关系、鲁迅对苏联的态度以及1949年以后许多人喜爱谈及的“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李春林、高翔的《20世纪30年代：鲁迅、纪德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涉及鲁迅对苏联的态度，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普遍“左”倾问题。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左”倾，多半是基于对于被侮辱与损害的弱者的同情和对自由、个性的向往，这一点上，鲁迅和纪德是有共通之处的。二人的区别在于，纪德到访过苏联，明白看到苏联的专制与不公，在访苏归来后发表直接批判的文字，而鲁迅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去过苏联，信息闭塞，所以对苏联的批评和质疑或者是间接地通过对苏联“同路人”作品的译介，或者是只言片语，只限于朋友之间的谈话和信件。三

鲁迅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作为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人，无论生前身后，鲁迅都被大量评述，这既是鲁迅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鲁迅形象塑造、鲁迅传统形成的过程。而鲁迅形象的建构，又被直接纳入政党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建构之中，因而不免随具体历史情境发生变化，鲁迅思想、文学的不同侧面，也因政治需要而遭到增添删减。

鲁迅去世之初，中国共产党就积极争取对鲁迅的阐释权。抗战初期，左翼文化界在国统区通过举办纪念鲁迅活动，确立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有意识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段从学的《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文协与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一文，研究抗战后文化界抗敌协会在国统区的鲁迅纪念活动。在1940年以前，国共两党官方共同参与了鲁迅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阐释也侧重于抗战救国方面，向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靠近。从1940年开始，毛泽东着手构建新民主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并将鲁迅纳入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对鲁迅的阐释随之发生变化。国民党官方也不再能够容忍鲁迅的公然传播，不断动用政治力量干预、禁止对鲁迅的纪念活动。

鲁迅在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处境，很大程度上是延安鲁迅传统的延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研究、塑造符合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合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鲁迅形象。这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鲁迅在政治层面的地位，开启神圣化鲁迅的先河，另一方面，也对丰富的鲁迅思想和文本进行删削、规训。鲁迅的阐释权为官方所垄断，只有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阐释才是被允许的，鲁迅被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沦为政治的附庸。袁盛勇的《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从鲁迅接受史的角度，考察鲁迅在延安时期被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革命家”的鲁迅被强调，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则被弱化。对于鲁迅的阐释，完全被纳入到新意识形态话语的框架之中，鲁迅被塑造为这一意识形态的预言者及其真理性的印证者，并直接运用到具体的政治运动当中。这样的阐释和鼓吹，虽然促进了鲁迅的传播，但是其阐释的方式是以政治为根本的，背离了鲁迅自身。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胜利夺得政权，鲁迅形象的塑造及其在普通人中的传播主要通过教育制度完成。教育制度本是国家政权生产传播知识、制造新人的重要手段，鲁迅及其作品在教科书中的形象、地位的变迁，与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对于鲁迅的想象、阐释密切相关。鲁迅作品从1920年代即开始被选入教科书，1949年以后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所占篇目之多、地位之重，更是无人能及。可以说，作为一个经典形象的鲁迅塑造，是在教育制度中最终完成的。董奇峰、苗杰的《中学语文教材（1950—1977）中鲁迅作品的选录与解读》一文，梳理了1950—1977年间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录、阐释情况。在这三十年中，不同的历史阶段，鲁迅作品的去取和阐释，自然都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配合思想政治人物的痕迹，甚至是赤裸裸的曲解，鲁迅在当时所受到的推崇和新时期以来遭受的质疑，均与此有关。可是作者也认识到，鲁迅作品自身的丰富性，使得它即便在文化专制横行的年代，也充当了不少人思想启蒙的资源，引发人们独立思考。

历来国家政权出于政治需要，要将自身竖立起来的“圣人”及其思想纳入意识形态之中，必然要强化、鼓吹其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合的部分，对于那些不符甚至龃龉的部分，则是尽力加以弥合。这种工作类似于建筑工人粉刷墙面时的“打腻子”，其宗旨在于弥缝裂痕，使历史看起来光滑平整，完美无缺。在鲁迅研究中，这种“打腻子”的工作则是要将鲁迅与新意识形态对接，凸显鲁迅思想中可以为意识形态所用的部分，对其做出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与之相对的则是弱化鲁迅思想中难以规训的部分，排斥官方意识形态以外的阐释。作为鲁迅晚年最重要的弟子，胡风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鲁迅思想的继承者，胡风本人显然也以此自任。胡风及其友人在1949年以后遭到批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鲁迅思想的阐释和主流不同，不符合新意识形态下思想同质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在政教合一式的大一统之下，竟以鲁迅嫡系传人自居，于官方指定的鲁迅传承之外别立门户，而忽略了历来官方对于“圣人”的态度均是“止于尊崇，不许学样”。李新宇关于鲁迅在不同时期的传播、接受及其与当时思想政治之间的关系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的《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一文，处理的便是胡风案中对于胡风和鲁迅问题的解决方式。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中，最高领袖显然选择了将鲁迅思想中不宜规训的部分判归胡风，予以否定，而将阉割后的鲁迅思想继续高置于庙堂之上，使之一贯正确。李新宇指出，作为革命精神资源的鲁迅思想，其实并不利于新秩序的统治。新政权之所以选择打倒胡风而保留“鲁迅”，很大程度上源于革命者对自身文化资源的留恋，执政党对于革命话语的一致性和道义资源的顾及。这样的做法于鲁迅精神传播的影响，则是尊号虽然保留，其精神内涵却已遭受阉割。

鲁迅在国外的传播，以日本最为兴盛。丸山升的《日本的鲁迅研究》一文，介绍了鲁迅在日本的接受史，日本学者对于鲁迅以及中国研究与其对本国处境思考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对日本鲁迅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竹内好的研究，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之中理解鲁迅，关注到鲁迅思想文学中“不变”的部分。大部分外国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虽是异域，但真正的问题指向却在本土。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也是如此，他是以鲁迅及中国的“近代”方式来反思、批判日本的近代。

吴晓东的《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分析了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的鲁迅观。竹内好提出“回心”和“赎罪的文学”的概念，以直觉的方式道出鲁迅文学、思想中具有“原点”意味的东西。伊藤虎丸继承了这一点，将竹内好在《狂人日记》中发现的“回心”称作“第二次文学自觉”，发展出关于鲁迅的“终末论”思想，他认为鲁迅正是由于对罪的意识的获得，才完成了“第二次文学自觉”，“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吴晓东也注意到竹内好和伊藤虎丸鲁迅观的历史语境，即都是借助鲁迅来反思日本的近代化转向，过度强调“回心”，有对鲁迅的曲解之处。

高远东的《“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一文，是对“竹内鲁迅”的反思之作。文章指出，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形象，只是“为了建构其理想的日本现代主体——尤其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主体——而倾注其主观价值、追求解放的对象”，“竹内好的鲁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远离鲁迅的历史性存在为特征，以放弃对鲁迅的‘实体性’理解为代价的”。关于鲁迅文学的发生，竹内好将其“回心”确定在“绍兴会馆”时期，而质疑鲁迅自述的“仙台经验”，关于鲁迅文学的属性，竹内好强调其文学性，即非功利、非政治性。高远东则强调鲁迅文学发生的多原点特征，鲁迅文学个人遭遇和民族历史的“经验的同构性”，因而无法将启蒙者、爱国者等与文学者完全对立，也不必将思想者鲁迅从属于文学者鲁迅。四“学者鲁迅”、鲁迅与自由主义及左翼的关系、鲁迅传统的形成，是与近年来学界风气演变关系密切的部分，此外在鲁迅思想、文本细读、翻译以及史料研究等方面论文，本书也均有选录，没有一一提及，并不代表文章不够重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1．本文选收录鲁迅研究论文以2000—2010年为主，以后也收录了2010年数篇，题中“十年”，只是概数，并非确指。

2．文选分上、下册，共五辑，据论文内容大致分类。

3．所选论文，一律保持原貌，以原文发表期刊为据，不做改动。

4．作为选本，限于篇幅及编者的眼界识见，本书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挂一漏十，在所难免。目录

序

第一辑 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

其接受郜元宝：“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符杰祥：重识鲁迅“剽窃”流言中的人证与书证问题彭春凌：中国近代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从章太炎到周氏兄

弟

第二辑 王彬彬：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刘丽华：亲情、仇恨、不辩解说——再谈“二周”兄弟失

和卫公：鲁迅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始末叶德浴：周扬“避嫌”之作阎焕东：成仿吾晚年谈鲁迅——一种既往的文化现象或心

理现象的回顾李春林、高翔：20世纪30年代：鲁迅、纪德与苏联和共产

主义——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

第三辑 ［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吴晓东：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

——以竹内好的《鲁迅》和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

文学》为中心高远东：“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

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日］北冈正子：鲁迅与弘文学院学生“退学”事件（上）［日］北冈正子：鲁迅与弘文学院学生“退学”事件（下）阎守和：一位罗曼·罗兰教导过的中国留学生——记我父亲

1929—1937年留学伏利堡天主教大学

第四辑 段从学：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文协

与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上）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下）董奇峰、苗杰：中学语文教材（1950—1977）中鲁迅作品

的选录与解读李新宇：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王晴飞：陈映真对鲁迅的接受与偏离陈越：摆脱陈源的阴影——也谈鲁迅与“绍兴师爷”杨联芬：《域外小说集》与周氏兄弟的新文学理念潘世圣：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李寄：鲁迅前期翻译的归化策略

第五辑 张箭飞：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刘俊：对“启蒙者”的反思和除魅——鲁迅《伤逝》新论谢昭新、方岩：1918年的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之关系刘骥鹏：郁结与释放——从作者的人生困境与心理语境中

把握《野草》意蕴李怡：《朝花夕拾》：鲁迅的“休息”与“沟通”李辉：《鲁迅全集》背后的寻找第一辑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陈平原一、文体家的别择

1933年3月，鲁迅撰写日后被学界经常征引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家如此坦率地自报家门，且所论大都切中肯綮，难怪研究者大喜过望。其中最受关注的，除了“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再就是关于“文体家”的自述：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

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适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

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

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1]

我为Stylist。

最早将鲁迅作为文体家（Stylist）来表彰的，当属黎锦明的《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可黎氏此文将Stylist译为体裁家，将“体裁的修养”与“描写的能力”分开论述，强调好的体裁必须配合好的[2]描写，并进而从描写的角度批评伤感与溢恶，夸张与变形等。后者所涉及的，本是文体学所要解决的难题，如今都划归了“描写”，那么，所谓的“体裁”，已经不是Style，而是Genre——这从黎氏关于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的辨析中，也不难看出。倒是鲁迅关于Stylist[3]的解读，接近英文本身的含义。黎氏对Stylist的误读，其实很有代表性，因古代中国作为文章体式的“文体”，与西学东渐后引进的探究语言表达力的“文体”（Style），二者之间名同实异，但又不无相通处。直到今天，中国学界谈论文体仍很少，仅局限于语言表达，而[4]往往兼及文类。

如此半中不西——或者说中西兼顾——的批评术语，使我们得以将“Stylist”的命名，与“新形式”的论述相勾连。就在黎氏撰文的前几年，沈雁冰发表《读〈呐喊〉》，赞扬鲁迅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创新：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5]

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鲁迅没有直接回应茅盾关于其小说“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评述，但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称此书“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6]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除顺手回敬成仿吾的批评，也隐约可见其挑战常识、不以“文学概论”为写作圭臬的一贯思路。

你可以说沈从文、张天翼是文体家，那是指其小说体式的讲究；你也可以说茅盾的《子夜》、《白杨礼赞》和《中国神话研究》各具特色，可那是体裁决定的。明显的文体意识，使得鲁迅所撰，即便同是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表达方式也都很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一“文体感”背后，有明显的文化关怀。[7]

汉魏以降，中国人喜欢讲文章体式。合体式而又能创新，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创造。可几乎所有的“文章辨体”，都侧重历史溯源，而非逻辑分析，故显得灵活有余，精确不足。这里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重视具体经验，而不太擅长抽象思辨；但很可能还隐含着一种重要思路——任何大作家的出现，都可能打破常规，重建文类边界。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中有一妙语，大致表明了“文章辨体”的意义及边界：“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则有。”[8]

认定“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的鲁迅，关注的是那些不太守规矩、着力于另辟蹊径的作品。比如，表彰俄国的《十二个》以及日本的《伊凡和马理》强调的都是其“体式”的“异样”或[9]“格式很特别”。鲁迅本人的写作，同样以体式的特别著称，比如作为小说的《故事新编》，以及散文诗《野草》。《野草》最初连载于《语丝》时，是被视为散文的（虽然其中《我的失恋》标明“拟古的新打油诗”，《过客》则是剧本形式，可以直接转化为舞台演出）。等到鲁迅自己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10]，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谈论起散文诗来。

鲁迅曾自嘲《朝花夕拾》乃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文体大[11]概很杂乱”。其实，该书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无论体裁、语体还是风格，并不芜杂。要说文体上“很杂乱”的，应该是指此前此后出版的杂感集。《且介亭杂文》中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阿金》等，乃道地的散文，可入《朝花夕拾》；《准风月谈》中的《夜颂》、《秋夜纪游》则是很好的散文诗，可入《野草》。至于[12]《门外文谈》，笔调是杂文的，结构上却近乎著作。文章体式不够统一，或者说不太理会时人所设定的各种文类及文体边界，此乃鲁迅著述的一大特征。

轮到鲁迅为自家文章做鉴定，你会发现，他在“命名”时颇为踌躇。翻阅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四卷的《鲁迅著译书目》、第七卷的《自传》、第八卷的《鲁迅自传》和《自传》，其中提及短篇小说、散文诗、回忆记、纂辑以及译作、著述等，态度都很坚决；但在如何区分“论文”和“短评”的问题上，则始终拿不定主意。

称《坟》为“论文集”，以便与《热风》以降的“短评”相区别，其实有些勉强。原刊《河南》的《人之历史》等四文，确系一般人想象中的“论文”；可《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以及《杂忆》等，从题目到笔法，均类似日后声名显赫的“杂感”。将《坟》的前言后记对照阅读，会觉得很有意思。后者称，“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显然当初鲁迅是将此书作为“杂文”看待，而不像日后那样将其断为“论文集”；前者则干脆直面此书体例上的不统一：“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合在一[13]起，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结集，并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反过来，日后鲁迅出版众多“杂感集”，其中不难找到“违规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鲁迅称：“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于是百无禁忌，在这回“杂[14]文的结集”里，连朋友间的通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其实，不只是朋友间的通信，《二心集》里，除作为主体的杂感外，既有论文（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演讲（如《上海文艺之一瞥》）、传记（如《柔石小传》），也有译文（如《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答问（如《答北斗杂志问》）、序跋［如《（艺术论）译本序》］等，几乎无所不包。

同样以说理而不是叙事、抒情为主要目标，“论文”与“杂文”的边界，其实并非不可逾越。鲁迅不愿把这一可以约略感知但又很难准确描述的“边界”绝对化，于是采用“编年文集”的办法，避免因过分清晰的分类而割裂思想或文章。对于像鲁迅这样因追求体式新颖而经常跨越文类边界的作家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创举。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鲁迅进一步阐释“分类”与“编年”两种结集方式各自的利弊，强调“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15]了‘杂’”——如此纵论“古已有之”的“杂文”，恰好与《〈坟〉题记》的立意相通。也就是说，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16]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

学界在谈论鲁迅的杂文观时，一般关注的是后者，即作为文类的[17]“杂文”或“杂感”。像“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18]‘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以及“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19]等，这些都是常被鲁迅研究者引用的“绝妙好辞”。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作为文章结集方式的“杂文”，即“不管文体”导致的不同文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在《〈华盖集〉题记》、《〈华盖集续编〉小引》、《〈三闲集〉·序言》、《〈伪自由书〉前记》等文中，鲁迅明明将自家写作命名为“杂感”、“杂文”，可为何在各类自述文字中，却又改用面目模糊的“短评”？是否因意识到《华盖集》等其实是以“杂文”为主体的“编年文集”，而不是文章分类意义上的“杂文集”，并因此做了区分，目下不得而知。但鲁迅的“短评”集之兼及杂文、散文、论文、书信、日记等文类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注意鲁迅文章的丰富性，以及鲁迅“文体”的多样性。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很早就提及这一点：“把鲁迅的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起研究，就能特别明显地看出他作品[20]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以及体裁的多样化。”如只是涉及鲁迅短篇小说、散文诗、回忆记、杂文、散文等文类的成就，以及各文类内部的革新与变异，自茅盾以降，已有无数论述。我关心的是鲁迅的“论文”与“杂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希望将这一关注贯穿到语言层面。二、论著、杂文与演讲

同样是文章名家，周氏兄弟的“文体感”以及写作策略却明显有别：周作人是以不变应万变，同一时期内的所有撰述，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是散文还是专著，笔调基本一致。鲁迅则很不一样，不要说翻译和创作不同，小说与散文不同，即便同是议论，杂文与论文的笔调，也都可能迥异。换句话说，读周作人的文章，可以采用统一的视点，而且不难做到“融会贯通”；读鲁迅的作品，则必须不断变换视点，否则，用读杂文的眼光和趣味来读论文，或者反之，都可能不得要领。后世关于鲁迅的不少无谓的争论，恰好起因于忽略了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写作既源于文类，而又超越文类。只读杂文，你会觉得鲁迅非常尖刻；但反过来，只读论文和专著，你又会认定鲁迅其实很平正通达。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于将鲁迅杂文里的判断，直接挪用来作为历史现象或人物的结论，而忽略了杂文本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特征。在尊崇鲁迅的同时，违背了鲁迅顾及全人与全文[21]的初衷。“文化大革命”期间编纂的三种鲁迅言论集，即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的《鲁迅论外国文学》（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中山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室编印的《鲁迅论中国现代文学》（广州：中山大学，1978）和厦门大学中文系所编的《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在给学界提供很大便利的同时，也留下了若干后遗症。除了“选本”和“语录”的盛行，必定缩小读者的眼光；更因其将论文、杂文以及私人通信等混编，很容易让人忽略论者依据文类所设定的拟想读者与论述策略，导致众多无心的误读或“过度阐释”。这三种言论集目前使用者不多，但《鲁迅全集》电子版的出现，使得检索更为便利。于是，寻章摘句以及跨文类阅读，使得上述问题更为严重。

除了专门著述，鲁迅杂文中确实包含了大量关于古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论述。这些论述，常为后世的研究者所引用。必须正视将鲁迅杂文中的只言片语奉为金科玉律的负面效果；但如果反过来完全否认蕴涵在鲁迅杂文中的睿智的目光及精湛的见解，无疑也是一大损失。如何超越这一两难境地，除了前面所说的顾及全人与全文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鲁迅论敌的眼光包括在内——杂文作为一种文类，其补阙救弊的宗旨以及单刀直入的笔法，使得其自身必定是“深刻的片面”。所谓“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22]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鲁迅的抱怨，主要针对的是读者之缺乏通观全局的目光和思路，而过于纠缠在个别字句或论断上。杂文的主要责任在破天下妄念，故常常有的放矢；而论文追求“立一家之言”，起码要求自圆其说。二者的目标与手段不同，难怪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后，鲁迅还在很多杂文中谈论唐宋传奇以及明清小说。单看结论，你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缝隙，但鲁迅并没有修订旧作的意图——《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序提及马廉和郑振铎的贡献，也只是偏于资料订正。假如你一定要把鲁迅众多杂文中对于[23]林黛玉的讥讽，作为鲁迅对于中国小说的“新见解”来接纳，而不是将其与梁实秋论战的背景，以及对梅兰芳自始至终的讨厌考虑在内，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那里，“文类意识”与“文体感”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马上日记之二》评说《伊凡和马理》，兼及其“文法”与“体式”的“欧化”；《答KS君》批评《甲寅》，也是将“文言文的气绝”与“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相勾连[24]。至于《坟》的前言后记，更是兼及“体式”（论文、杂文）与“文体”（文言、白话）的辨析。

并非混用概念而不自觉，而是有意识地将“体式”与“文体”挂钩——鲁迅这方面的思考，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坟〉题记》中关于《摩罗诗力说》写作过程的叙述，似乎只是个人经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河南》杂志的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愈长稿费愈多；再加上受《民报》文风的影响，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25]。这一叙述，得到钱玄同、周作人回忆文章的证实。鲁迅刚逝世，钱、周分别发表文章或答记者问。前者称周氏兄弟跑到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目的是文字修养：“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26]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后者也提及当初“每星期日亦请太炎先生在东京民报社内讲学”，紧接着补充道：“彼时先兄尚有出版杂志之计划，目的侧重改变国人思想，已定名为《新生》，并[27]已收集稿件。”周氏兄弟早年的思想及文章受章太炎影响很深，这点学界早有定论。我想证明的是，这种影响，并非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周氏兄弟的崛起于文坛而自动终结。尤其是对于[28]“述学文体”的探索，章太炎的影响十分深远。

古代中国，不乏兼及文学与学术者，现代学者则很少这方面的追求。鲁迅及其尊师太炎先生，应该说是少有的将“著述”作为“文章”来经营的。换句话说，鲁迅之无愧于“文体家”称号，应该包括其学术著述——除了学术见解，也牵涉文章的美感，以及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调适。后人撰小说史著时，喜欢引鲁迅的“只言片语”，因其文辞优美，言简意赅，编织进自家文章，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其他人的论述（如胡适、郑振铎等），也有很精彩的，但引征者大都取其观点，而不看中其审美功能。

晚清以降，随着新教育的迅速扩张，学者们的撰述，包括了专著、演讲、教科书等；而这三者之间的边界，表面上壁垒森严，实际上很容易自由滑动。按理说，不同的拟想读者和传播途径，必定影响作者的述学文体。可在实际操作中，好的系列演讲，略加整理就可成书（如《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教科书若认真经营，摇身一变，又都成了专著（如《中国小说史略》）。专著需要深入，教科书讲究条理，演讲则追求现场效果，鲁迅很清楚这其间的缝隙。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遗[29]失，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或因与相关[30]文章略有重复。只要入集的，即便是演讲，也都大致体现了鲁迅思考及表达的一贯风格。

但是，作为演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主要是案头之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二者虽都有学术深度，可表达方式截然不同——后者严守史家立场，前者则多有引申发挥，现场感很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共六讲，乃鲁迅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开头[31]与结尾，确系讲演口吻；中间部分则颇多书面化的表述。不过，即便如此，对比其专门著述，还是大有区别。其中谈过了《官场现形记》后，接下来便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书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

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

点。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

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32]

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这段话，根基于《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如下表述：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

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

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

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33]

我佛山人名最著。两相比较，前者之接近口语，与后者的简约典雅，形成鲜明对照。

演讲与著述之间，如果只是文体差异，一通俗，一深邃，那问题还不是很大。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允不允许借题发挥。根据演讲整理而成的《从帮忙到扯淡》，将屈原的《离骚》概括为“不得帮忙的不平”，宋玉则是“纯粹的清客”，好在还有文采，故文学史上还是重[34]要作家云云，与《汉文学史纲要》关于“屈原及宋玉”的论述，便有天壤之别。《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论及屈原作《离骚》，毫不吝惜褒奖之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

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

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35]

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至于宋玉所撰《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36]实为独绝”。如此赞誉，哪有日后“清客”之类讥讽的影子。

如此“前言”不搭“后语”，与其说是思想演进，不如考虑文体的差异。谈及鲁迅的“偏激”，研究者有褒有贬，但多将其作为个人[37]气质，还有思维方式以及论述策略。可除此之外，鲁迅之喜欢说狠话，下猛药，其实还有文体方面的制约。也就是说，容易冲动，言辞激烈，好走极端，乃杂文家的天性。论及自家杂感之所以显得“偏激”，鲁迅有这么一段解释：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

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

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

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38]

杂感而已。这里的关键是“释愤抒情”。为了对抗流俗，“偏不遵命”、“偏要这样”，如此思维及表达方式，明显不同于史家所追求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学问须冷隽，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所有这些，决定了鲁迅的撰述，虽有“大体”，却无“定体”，往往随局势、论题、媒介以及读者而略有变迁。三、古书与口语的纠葛

将“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结集成书，最多只是个体例不纯的问题，远不如将古文和白话混编所可能导致的误解严重。更何况，其时社会上出现“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而举例为证的名人中，正好就有鲁迅。鲁迅称：“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自认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因此坚持“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而且说，这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39]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不谈思想，单以文章论，鲁迅也主张“博采口语”，而不是阅读古书：以文字论，就更不必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

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

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40]

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为什么“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可以存而不论，那是因为，在鲁迅眼中，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危险在于“复古”；而最容易“复古”的，莫过于文章趣味。在约略同时的《古书与白话》中，鲁迅继续批驳不读古书做不好白话之类的议论，坚称：“古文已经死[41]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

对照周作人同时期的相关论述，你会发现，兄弟俩对于白话文运动胜利后所应采取的发展策略，有截然不同的设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将批判古文与提倡新思想捆绑在一起，态度同样非[42]常决绝。可从1922年起，周作人的立场发生变化，先是在《国语改造的意见》中称：“现在的普通语虽然暂时可以勉强应用，但实际上言词还是很感缺乏，非竭力的使他丰富起来不可。这个补充方法虽有数端，第一条便是采纳古语。”后又在《国语文学谈》中表示：“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43]的”，如今白话成为正宗，有必要“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而更有名的，是为俞平伯《燕知草》所撰写的跋语。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称自家欣赏“有涩味与简单味”因而“耐读”的文章，落实到“文体”上，便应该是：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

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44]

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一个关注“自己的园地”，在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的努力中，不避“古文”的介入；一个着眼于青年的未来，虽也承认总有一天文学家必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但当务之急是断绝复古之路。应该说，这两种策略各有其合理性。

朱光潜正是在表彰周作人成功的文体试验这一点上，提醒读者：“想做好白语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45]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未见同是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周作人或胡适之对此说发表异议，只有敏感的鲁迅不只“不承认”，还将此番言论与复古思潮联系起来，称此乃“新文艺[46]的试行自杀”。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鲁迅之坚决捍卫白话文，自在情理之中。可在白话文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流行文体，文言文正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的20年代后期，还用如此“刻毒”的语言表达自己的隐忧，确实发人深省：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

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

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47]

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这篇《〈二十四孝图〉》，与上述的《古书与白话》和《写在〈坟〉后面》，同样写作并发表于1926年，可以互相呼应。而对文言文死灰复燃的警惕，在鲁迅看来，是与思想战线上的反对复古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48]古文而生存。”——类似于这样只下大判断，而不屑于讲道理的决绝而专断的言论，在《鲁迅全集》中可以找到不少。那是因为，在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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