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培柱文存：对日外交台前幕后的思考(清华东方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江江培柱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江培柱文存：对日外交台前幕后的思考(清华东方文库)试读：

文前彩插

卷头荐语

江培柱同志的“文存”成书出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江培柱同志多年从事对日工作，努力学习，勤于思考，从自己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中，不断提炼总结体会和看法，其中不乏一些令人思索回味的独到见解。全书具有知识性和可读性。在当前需要大力深入开展对日工作之际，翻阅此书无疑具有启迪和参考作用。

鉴此，我愿向广大读者积极推荐。中国前驻日本大使2011年夏

挚友序言

挚友江培柱同志的著述文稿集中成书出版，很是令人欣喜。这是他平生笔耕的心血结晶，集大成为“文存”，以资留念，亦可飨于广大读者来用心享受，值得祝贺与推荐。

我与培柱同志相知于外交部亚洲司，后来一起在驻日本大使馆共事。随着工作接触加多，增进了彼此了解与友谊。那时候，他也很年轻，朝气蓬勃，工作很是勤奋、用心，又有较深的文字底蕴，无论是在日常办案、调研工作方面，还是参加谈判、出访、接待，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受到了一致好评。

培柱同志自幼酷爱文学写作，表现出了很好的天赋与才华。早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大学期间就有许多创作作品发表于报章杂志。参加外交工作后又结合亲历的工作实践，写下了许多可供思考体味和欣赏的文字记录。其中有向读者介绍日本、研究日本问题的作品，有亲自参加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的记载，都是以实际经历为基础而展开的。那些一幕幕艰巨的谈判细节，那些一桩桩出访、来访台前幕后的秘闻都非常引人入胜，极富可读性。人们可以从中领悟和思考我们与一衣带水近邻友好的根基和关系走向以及新中国领导人制定的对日政策的英明正确及中日复交的成功、必然。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不是过早地离开涉日工作第一线，一定可以写出更多的脍炙人口的文章。好在才华是无法埋没的，他在国内和其他驻外使馆工作之余依然笔耕不辍，作了很好的弥补。“文存”汇集了培柱同志自幼至老的部分日记、创作剧本和著述文章。由于篇幅等原因，他的许多译著和调研文章没有收集在内，一些发表过的著作也多有取舍，但大体上能反映出他写作的一个概貌，不失为精华的荟萃。仔细阅读“文存”不仅为他的文笔和才华所打动而深深折服，也可以从中了解他为人处事的人品素质和态度。在这方面他的部分珍贵日记是其朴实无华品德最好的佐证。“文存”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他对所写人物、事件的激情与责任感。不论是亲历文章，还是他对所接触的国家领导人或外宾乃至普通的教练员、运动员，无不满怀深情。这从《菊花寓深情》及对大松博文教练的怀念文章中都可以充分感受到，读之莫不令人感动。这也正是“文存”的生命力之所在，我想正由于他充满激情和全身心投入，才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

有鉴于此，我乐于为“培柱文存”作序并衷心推荐大家一睹为快。2011年盛夏

作者自述

我1937年12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东阁村。小时候随父母闯关东，到了东北大连。后去伯父所在的吉林省双阳县，在那穷乡僻壤的山村读完了小学的课程。那时候，家乡已经获得解放，我也能在父亲积劳成疾病逝、家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得以继续上初中，是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使我们母子得以新生。我在小学参加少先队后不久就担任了大队长和学生会主席。1951年5月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担任过支部书记和团总支委员会委员。出身贫寒的孩子，更知努力拼争，就在那低矮的茅草房内，在那幽暗的油灯下，夜以继日地苦读，数年如一日。我的学识、知识包括写作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小学和初中，我始终都保持着全班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念完初中，通过考试，我荣幸地成为第一批到长春市读高中的学生。我在长春继续勤奋苦读，高中三个学年成绩也很不错，全三年只有体育课得了一个4分，其他科目均为5分，从而获得长春市的优秀学生，得到了一枚银质奖章和证书。

我本来被学校推荐为留苏预备生，因为没有文科的名额，只得自己报国内大学专业。我因为数理化和文科成绩都好，就报了哲学系。并在全国高考前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时候学校让我报考国家需要的特种志愿外语专业。我从小就敬慕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伍修权，他是我的偶像，于是改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为第一志愿，照例参加了全国高考。这样我带着两个大学录取通知书，1956年9月到了北京，终因服从组织需要没有去中国人民大学，而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报到，被分到英语系一年级三班。

两年后外交部选调一批学习通用大国语言的大学生去学非通用小国语言。背景是这样的：1957年也门王太子巴德尔来华访问，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宾。我们一年级学生的代表也到了现场，担任翻译的是北大外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的主任教授。当日天气不太好，有风，周总理和巴德尔王太子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讲话。周总理致词后巴德尔讲话，翻译刚翻了几句后突然麦克风传来了翻译的声音“我听不太清楚”。周总理赶忙去把英文翻译叫来，照着稿子把局面应付下来。回去后周总理当即指示外交部赶紧培训通用语大学生学习非通用语。于是外交部教育司到全国各大学，有北外、天津南开、上海复旦、南京大学等高校选调了近百名学英、法、俄语的大学生集中到北大学习非通用的小国语言。

就这样我于1958年9月去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并被分配到了日本语专业。尽管家乡父老都不理解并一致反对我学习侵略过我国的“日本鬼子”的语言，我还是服从分配在北大开始了第二个大学的日本语专业的学习。

4年语言学习的时光匆匆地过去，因为班级小人员少对话练习机会相对很多，又有外国专家精心授课指导，我们从一字不懂到熟练掌握，可以初步承担工作任务，拿到毕业文凭。1962年我入外交部工作，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日语组在日本专家带领下实习了两年时间，后又回外交部翻译队，“有工务工，无工务学”。1965年7月3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人生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就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多次被借调到外贸部、国家体委等单位接待来访和随团出国度过了一段有意义的时光。其间特别值得记忆的是去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亲眼目睹与参与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当我以所带的《中日大辞典》作为土密码译出“欢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指示并在爱知县体育馆接待大厅转达给美方时真正体会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情景！如今我每当看到桌前摆放着的《中日大辞典》，想到它转达的字字珠玑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总是无限感慨和激动。

还要提到的是1971年经周总理“点将”，我随同王国权大使亲赴日本参加自由民主党元老松村谦三先生葬礼，那股强大的“王旋风”把穷途末路的佐藤荣作吹得东倒西歪，这证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滚滚潮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随后在顺应潮势与民意的田中角荣内阁诞生时，我国及时派出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芭蕾舞剧团访日，推动田中直接来华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完成了周总理要孙平化“平地起高楼”、肖向前（驻东京首席代表）“继续向前”的指示，在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事业中作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我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后，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参加日本齿轮座话剧团访华演出的接待，正是这次工作使我以翻译的身份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握手合影留念。

再就是我亲自参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工作，能够在这一历史性伟业中从事一些文字工作并亲身给周总理打电话汇报现场情况使我尤感荣幸，特别难忘的是在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时我站在周总理身边为其助签而感到万分光荣与自豪。

随后我又以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派往日本工作。中日复交建馆后我转入中国驻日使馆工作，随同临时代办担负初期建馆的种种准备工作。大使到任后向裕仁天皇呈递国书我也有幸参加了。其后就在使馆参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谈判。随后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和亚洲其他邻国驻外使馆工作，先后去过伊朗、泰国、韩国等地担任过首席馆员、一等秘书和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加上临时出访、差几乎跑遍了亚洲各国和部分欧洲国家。

2000年退休后又返聘去政研室、亚洲司完成了《章汉夫传》和黄华外长《亲历与见闻》的撰写等工作。

总之我是一个在党亲切培养、热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干部。政治上自少先队、青年团到加入共产党；业务上从小学、中学、大学学习外语成长为一名外语专业干部和外交官。在外交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40余年，直到2006年生病才完全离开了外交部，外交工作生涯方告结束。

亲历篇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和邓小平访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974年的预备性谈判开始到条约的正式签订，在日本经历了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两届内阁，中国的外长也先后由姬鹏飞、乔冠华换到了黄华。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于1978年8月签订，随后在邓小平访日期间得以互换批准书，这样中日双方有关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法律程序正式完成。我从中日建交伊始就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了，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预备性谈判期间主要负责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的讲话稿、参与代表团预备方案的讨论以及有关正式文稿的报批等工作。邓小平访日时也曾参与其中。回顾当时中日缔约谈判、签订的全过程，从艰难曲折到圆满成功，至今这段难忘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一

1972年金秋时节，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高官来华访问。中日两国政府经过认真坦诚的会谈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恢复外交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第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关系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关系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员交流与往来也与日俱增，中日双方依据联合声明进行了贸易、交通运输、科技文化和渔业等领域的谈判，分别达成了相应的协议。在中方看来，由于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进一步推动和增进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时机也日渐成熟。这样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国际形势而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日趋松动，而苏联霸权主义和扩张野心却有增无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威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对和平安全的威胁，牵制苏联的军事威胁，既是当时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对增进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和平稳定的环境也很必要。为此，1974年9月，中国以乔冠华副外长的名义致函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提议尽早开始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日方很快作出反应，缔约谈判提上日程。同年12月，韩念龙副外长前往东京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东乡文彦商谈有关安排。国内决定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谈判在东京进行，由中国驻日大使陈楚负责与东乡文彦主谈。随后，使馆上上下下立刻行动起来，我们驻日使馆政治室参与谈判的同志更是夜以继日地忙着准备各种材料、报批文件、预案和发言稿等等，缔约预备性谈判成为当时驻日使馆最重要的任务。

日本方面虽然对缔约谈判作出了响应，但内心比较复杂，尤其不愿两国缔约涉及乃至得罪苏联。他们想搞“等距离外交”，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早在中日复交之时，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苏联，解释日中建交并不针对第三国。田中很希望利用中日复交的有利地位和日本的经济技术优势，打破日苏关系僵局，推动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但被苏方所拒。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即将开始之际，田中涉嫌金钱与权力交易的“洛克希德案件”而被迫辞职。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虽对中日缔约表示积极态度，但对苏更为慎重，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反对派和苏联的强大压力下犹豫退缩，预示着中日缔约谈判的困难性。二

1974年底1975年初，中日缔约预备性谈判正式开始。起初，会谈尚顺利。陈楚大使和东乡次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陈述原则立场。双方都表达了通过缔约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为和平友好作出贡献的愿望和决心。双方在第二次预备性谈判中还达成了两点共识：其一，即将缔结的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条约；其二，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至此，人们都乐观地以为会谈会是顺利、速成的。但“总论”之后进入“个论”，分歧逐渐显露。

对照双方提交的条约草案案文就可以发现，是否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是双方存在的最大分歧。中方原以为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包含双方“不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的内容，而且双方同意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据此，将反霸的内容写进条约应当不成问题。但日方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回避，不愿有任何涉及乃至影响第三国的内容写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方虽然承认面临的现实威胁，但只承认泛泛而论的霸权、强权，不愿因具体提及反霸而被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因此缔约谈判在内容上碰到了难题。国内及时电示，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当我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所写的发言稿中体现出我方的这种精神时，外交部又来电告：前电作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有两个多小时的停留时间。以陈大使为首的使馆主要官员以及政治室参加预备性谈判的人员都到机场迎接，并聆听重要指示。在机场贵宾室，陈副总理与陈大使稍事寒暄后即转入正题。他抬高声音说道：“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大使希望陈副总理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我们这些参与谈判的同志很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他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并要使馆坚决贯彻。

全场一片寂静，没有谁再讲话。大家都在思考着这个简单明了的重要指示，并深感责任重大，认真琢磨着如何贯彻执行。

陈永贵副总理离开东京以后，缔约谈判深入展开。中方的立场更加明确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主张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并对此进行多方论述。而日方则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在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施压。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以及继任的波利扬斯基软硬兼施，多次往见三木首相和日外务省负责人，递交苏联政府声明备忘录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就日苏和约进行谈判并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以牵制中日谈判。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日方进一步后退。三木首相一方面通过驻华大使或派外务省官员来华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对缔约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抛开外务省亲自发表首相见解，强调日方遵守世界普遍的反霸原则。

为了推动缔约谈判，中日两国外长乔冠华和宫泽喜一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谈。这是缔约谈判中双方的一次重要接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斋藤镇男以及有关官员陪同参加了会谈。

第一次会谈于1975年9月24日在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官邸进行，包括晚宴在内，会谈从下午五六点一直持续到夜晚11点半。宫泽首先回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的过程，称：“迄今在北京、东京的二十来次谈判，在条约论上转来转去，没有抓住本质，致使谈判处于停滞状态，这是我的责任，希望这次会谈能成为新的起点，使两国关系进入更正常轨道。”接着，他谈了缔约谈判的焦点反霸条款问题。他说：“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这也应该是日本外交政策思想和哲学的体现。”他对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四点解释，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抽掉反霸实质而欲使其“空洞化”的所谓宫泽四原则，即：（1）反霸不针对第三国；（2）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4）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

乔冠华外长陈述了中方对缔约谈判和条约内容的原则立场，他说：“努力把条约签好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对于成为焦点和分歧的反霸条款问题，乔外长说，《中美上海公报》最先写入，后来《中日联合声明》也写了相关内容，无须作任何解释。没有料到比较简单的事情竟会遇到这样的波折，贵方阻力何在？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他还很怪，对于力气小的人又打又骂，而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了。对于有人不高兴，要进行分析，看理由对不对，如果硬是不高兴，证明他就想谋求霸权。乔外长又针对宫泽发言中提及的第三国问题说：“联合声明本身已经作出了回答。至于有些国家作了不正义的事情，我们反对，这不能说是针对第三国。”乔冠华从正面说明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好处：“约束两国也反对别人搞霸权，对亚太地区稳定也是有利的。”乔冠华郑重表态说：“在反霸问题上彼此都不要强加给对方，既然双方想法不一致，可以等一等。如果你们有困难，不便于签，也不要勉强。我们两国关系总的是好的，联合声明还在，没有条约天也塌不下来。”宫泽显得很无奈，他接过乔冠华谈话中关于阿Q的话题，辩称“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力量极小的对手”，要求中方理解。

三天以后，也就是9月27日第二次会谈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举行，加上晚宴一共进行了3个多小时。

会谈中乔外长一针见血地问宫泽，是否同意把反霸条款完整地写进条约正文而不是前言，宫泽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回国研究后会拟出条款交给中方。乔冠华感到宫泽仍有顾忌，就对他说，我们两国谈判不应让第三国干预。一个民族要主持正义，维护真理。宫泽又把阿Q搬出来说：“哪怕我们认为阿Q不好，脸上也不敢露出来。”就这样，尽管两位外长长时间的会谈气氛是活泼轻松的，但是在实质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一致。

由于双方在反霸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三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搁浅的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出现转机。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中国对外政策也在酝酿进行重大调整，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大目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无疑符合中国战略全局利益。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对恢复谈判逐渐表示出积极姿态。当时美国卡特政府推行“联华制苏”战略，为美中建交做准备，这对日本接受反霸条款也有推动。卡特总统在福田访美时，规劝日本积极行动。对于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来说，有了美国的支持，便不把苏联的说三道四放在眼里了。福田首相在进一步协调内部意见后，逐渐下了决心。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中日双方的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和亚洲司、条法司有关主管官员，日方参加会谈的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驻华公使堂之助等。中日谈判双方从一开始就切入主题，围绕有关联合声明中反霸条款内容的理解、不针对第三国或特定第三国、反霸的地区范围以及反霸态度的表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认真的讨论。

关于反霸条款，中方代表指出：反霸条款是条约谈判迄今无法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中方对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是——如果双方能真正的以联合声明为基础，从政治角度出发，着眼大局，那么双方就一定能克服各种障碍，使问题得到解决。关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方代表说：第一，联合声明是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深远意义的历史文件，它见证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实践，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第二，联合声明是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准则，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根据和基础，条约必须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有所前进，绝不允许后退，双方应进一步发扬和深化联合声明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有丝毫的弱化。中方随即就反霸条款作出说明：反对霸权是联合声明的一个重要原则。反对霸权是中方一贯的、明确的原则立场，日方对此也非常了解。联合声明中不谋求霸权和反对试图谋求霸权的两层意思应原样写进条约的正文中：中日两国加强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不针对第三国；中日双方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同时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该地区谋求霸权。无论是谁谋求霸权，我们都要反对。反霸权条款不是文字的表述问题，它是关系到更好地发展中日关系的实质性问题。

关于如何界定反霸条款中的“第三国”，日方代表称：中方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特定的第三国”这个代名词。日方认为：“反霸权决不会事先指定‘特定的第三国’”、“反霸权就是要表明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只要企图建立霸权，我们都要反对”。这不是说要特定某个第三国，只是这个国家企图建立霸权我们才表示反对。

中方再三表示，两国应从政治角度出发、从大局出发，努力推进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缔结工作，并使条约的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对于反霸条款的地区范围问题，中方认为最好还是沿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表述方法。其理由是：第一，从地理位置上看，中日两国都地处亚太地区，明确提出地区范围，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都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存在反霸权只局限于亚太地区的问题；第二，《中日联合声明》使用的就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表述，我们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加以改变。首先，这不只是一个和日语原文有关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两者不仅在语法和结构上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意义也完全不同。因此，这样的修改不能说和中文无关。其次，《中日联合声明》说“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句话是中日双方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的结果，中方认为，已经决定了的内容更不应该加以修改。

中日双方围绕这几个核心问题继续进行了14次会谈。正如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日本政治家和朋友们多次说过的，早日缔约是大势所趋，是真正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领导人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作决断。他在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会见时说得很干脆：“就中日缔约而言，只要真下决心，一秒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经过认真磋商，日方在会谈中逐渐接受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的主张，只是提出将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至“世界任何地区”，以淡化其针对性。对中方提出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日方认为与反霸条款联系不密切，提出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关系立场”。邓小平看了上报材料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嘛！”8月8日，园田直外相来华，在双方事务级谈判基本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与黄华外长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三轮正式会谈。当黄华外长告诉园田外长，在关于涉及第三国条文上中方接受日方提出的文本，并同意在反霸条款上加上“其他任何地区”时，日方喜出望外，园田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刻站起与黄华紧紧握手致意，至此谈判圆满完成。1978年8月12日，中国外长和日本外相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不久，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日本众参两院各自都批准了这一条约，完成了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两国人民都很兴奋。日本一个月内有31个地方自治体举行了官民联办的大型庆祝会。在北京，中日友协等11个团体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酒会，邀请在京的日本代表团、日本驻华机构和留学生、企业代表等1600多人出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日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享红小豆饭，畅饮香槟与清酒，同庆缔约。四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这是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首次对日本访问。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智慧与风范，使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

10月23日，在抵达日本的次日，邓小平参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举行仪式的首相官邸大厅灯火辉煌，由黄白菊花和红石竹花装饰起来的中日两国国旗格外鲜艳，整个大厅充满了喜庆的气氛。黄华外长与园田直外相在签字长桌前并排而坐，福田赳夫和邓小平坐在他们身旁，中日两国官员分列两旁。根据双方事先的商定，签字用体现中日两国书法神韵、两国共用的毛笔。在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后黄华与园田直用毛笔在烫金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上签字。之后两国领导人共同举杯互致祝贺。至此，反映两国人民共同心愿与根本利益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

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结束后，日本天皇裕仁及皇后在皇宫会见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日本天皇会见。日本天皇对日中缔约表示高兴，欢迎邓小平在百忙中不辞劳苦远道而来。邓小平回答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日本天皇被邓小平大度、诚挚的谈话所打动，他抬起头来，脱开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拟定的谈话稿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曾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会见气氛愈加轻松热烈。日本天皇是位有名的植物学家，双方还从植物、绿化、养身，谈到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会见气氛很是融洽。会见结束时日本天皇和皇后把一张署名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给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邓小平回赠了水墨画卷和彩色刺绣屏风。

随后，日本天皇夫妇在皇宫丰明殿设午宴款待邓小平夫妇。大概考虑到邓小平曾留学法国的缘故，日方特地安排了法国菜。为适合中国人口味，汤里还特别加了燕窝。

福田赳夫首相在欢迎宴会上发表热情讲话。他在回顾日中两千年友好交往历史时，提及20世纪经历过“不幸关系的苦难”。然后他脱开讲话稿，突然加了一句“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这句话日方译员没有翻译，但还是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对此也有所记述。福田对日本侵华战争表示遗憾的说法虽然与正式道歉尚有相当距离，但这是日本领导人第一次作这样的表态，毕竟是前进了一步。福田在讲话中还重申，这种事情是绝不能让它重演的，这次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在致词中表示，中日友好源远流长。两国间虽有一段“不幸的往事”，但同两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相比，毕竟是“短暂的一瞬”。他再次强调：要勿忘过去，朝前看。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他还表示：中日缔约，我们的任务并未告终，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而路远。要在联合声明和条约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

邓小平在访日过程中专门抽出时间拜会、看望了曾经为中日关系作出过宝贵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已经不在台上的政治家或者他们的家属。“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这是我们在对日交往中始终坚持的做法。早在中日复交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就讲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道理，充分肯定与评价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为促进日中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献身精神和可贵努力。在访问中，邓小平用很多时间会见老朋友，成为广为传颂的美谈。

邓小平特地前往前首相田中角荣家中看望他。田中早已下台，而且涉嫌“洛克希德案”正在接受法院调查审理。邓小平公开对日本朋友说，田中涉嫌案件，那是你们国内的事。但他对中日复交有大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72年9月正是由于他的果断决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才得以实现。

邓小平一行抵达时，田中角荣和夫人、二阶堂进、田中的女儿和女婿以及外孙女在大门口迎接。西村英一、木村武雄、久野忠治等40多位田中派国会议员在院内列队欢迎，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的山下元利和大鹰淑子站在队首向邓小平深深鞠躬并握手致意。邓小平和田中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合影留念。

邓小平还以早餐会、茶会等方式会见了已故的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石桥湛山、片山哲、浅沼稻次郎、村田省藏、松本治一郎等知名人士的夫人、子女与亲属，对为中日友好作出了贡献的先驱者表示感谢，对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离开东京之前，邓小平因日程安排实在太紧，自己无法抽身，就委派随行的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代表他专程看望了卧病在床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先生。日本朋友对邓小平能在百忙之中会见他们都十分感动。有的人在与邓小平握手、交谈、合影之际，禁不住流下了热泪，甚至泣不成声。旧遇新知，聚集一堂，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胸怀。

邓小平访日的时候，正值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之时。因此，邓小平公开表示这次去日本，要虚心学习，了解与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发达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除了必要的会谈会见之外，参观现代化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和资深经济界人士、技术管理人员接触交谈是日程中的重点，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系统的君津工厂，看了松下产业系统的电子厂，与陪同参观的松下幸之助总裁进行了详细交谈，还直接与所参观企业的技术人员交谈。在前往京都访问时邓小平还专门乘坐了新干线列车。在飞速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速度快，真像飞一样，蛮舒适嘛，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

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特别是钓鱼岛问题的发言，是其访日的一大亮点，是他新思想酝酿、产生的过程，很值得一提。他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既简洁明了，又有幽默感；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权益，又提出了解决争议的办法，即暂时搁置争议，维护两国友好的大局，留待日后再说。邓小平讲了他那时的一些想法。他说，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主权争议而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共同得利嘛！这就是后来概括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8个字。

邓小平后来与其他外宾也进一步谈到把一些领土主权争议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些构想后来逐渐形成了邓小平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有争议的问题的指导思想。

访问期间，邓小平在回答日本记者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又让人们充分领略了他的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他说，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要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要达到日本、欧美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达到22年后20世纪末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困难，但是树立了雄心壮志，一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附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自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的发展；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确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予充分尊重；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此，各自委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委派外交部长黄华；

日本国委派外务大臣园田直。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二、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第二条 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三条 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第四条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第五条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自在东京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十年以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

二、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十年期满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候，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双方全权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盖章，以昭信守。本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日本国全权代表黄华（签字） 园田直（签字）1978年8月12日

睦邻友好外交的里程碑

东盟国家与我国东南边陲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对这些国家多做友好争取工作，促进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增进与东南亚国家人民的友好关系，我国政府决定派邓小平副总理率团于1978年11月5日至14日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这三个国家，也是对三国领导人访华的回访。赢得泰国民心的历史性访问

邓副总理对泰国的访问，内容充实而丰富多彩，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与极为热烈的欢迎。泰国成立了由总理江萨和外长乌巴蒂及国会议长、国家政策委员会主席和三军统帅、警察总监、曼谷市市长等14名高级官员组成的接待委员会，进行多方面的周到准备，还由中国人民熟悉的诗琳通公主亲自出面全程陪同和接待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邓副总理一行在首都曼谷和清迈逗留的几天中，友好活动日程排得满满的，紧凑而热烈，高潮一个接着一个。邓副总理会见了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和王后，赠送给国王、王后一对泰国人民喜爱的动物——活泼可爱的貘；与江萨总理和乌巴蒂外长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出席了上千人的欢迎和答谢宴会；会见了对中泰友好和建交作出贡献的前总理克立·巴莫、前外长差提猜等老朋友；出席气氛轻松友好的总理家宴及社会名流、侨界社团负责人的酒会；参加了新闻媒介联合安排的记者招待会；参观了工农业项目；观摩了军事表演和文艺演出；浏览了兰圃和古城。邓副总理还出席了国际羽毛球比赛闭幕发奖仪式；参加了中泰贸易联委会成立和两国贸易议定书以及科技合作纪要的签字仪式等。可以看出，邓副总理在短暂的访问期间同泰国王室、政府、议会、各政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友好的接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副总理参加了泰国王储剃度（正式做和尚）大典并献花，这在非常崇信佛教的泰国广大公众中引起了强烈而良好的反响，认为“邓对泰国全国头等大事的理解与重视，使他抓住了泰人民的心，成为最重要的历史性来访者，和舆论最关注的中心”。泰国报纸、广播、电视对邓副总理的访问和各项活动进行了大量、突出的报道，一致评称，“泰由于邓的来访引起了轰动，掀起了‘中国热’”。欢迎气氛之热烈，活动出席人数之众多，影响范围之深远，在泰国，不仅对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首脑的来访也是未曾有过的。社会舆论特别指出，“邓虚怀若谷，与泰国人民打成一片，赢得了全体人民的心”。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邓副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当场回答了记者提出的诸多敏感和公众关注的问题。邓副总理详述了对世界和东南亚形势的看法，分析了国际形势不安定根源和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对东盟国家在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其提出的“和平自由中立区”予以积极肯定和支持，并就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以及与这些国家共产党关系问题，阐述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和有关政策，消除了他们某些不理解和误会，挫败了敌对势力的挑拨。江萨总理认为：“邓讲出了我们要讲的话，讲得正确，讲得好！”

访问增进了两国的信任与相互理解，为发展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中泰友好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也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原则基础上促进中马关系

马来西亚是东盟中第一个实现同我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建交后与我国关系不断有所发展。马来西亚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亚洲事务中的作用，赞赏我国支持东南亚中立化的政策。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1974年访问我国并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马来西亚，迫切希望增加高层接触与往来。此次邓副总理访泰后应邀于11月9日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受到总理侯赛因、外长里陶丁及其他要员的隆重接待与热烈欢迎，举行了有500多人参加的欢迎宴会，这是马来西亚多年来为来访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宴会，在首都的所有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全部出席，歌舞节目安排的盛况也超过以往。邓副总理除了同现职官员进行会见、会谈外，还与卓琳一起拜会了曾访华和对中马建交有功的已故前总理拉扎克的夫人，感谢他们夫妇对中马友好的贡献。邓副总理在会见、会谈和宴会中关于发展中马友好关系、支持东盟国家政策的讲话受到了马方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反响。侯赛因总理特别赞赏邓副总理关于“国家间、人民间合作与友谊只能建立在真诚谅解、尊重各自地位、立场基础之上”的精辟论述，赞赏中国对东盟的有力支持和重申“马来西亚命运只能由马来西亚人民决定”。他感谢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及他本人访华的邀请，表示将“不辜负这深情厚谊，一定择良机成行”。

由于马来西亚有众多华侨华人，邓副总理在会谈讲话中都着重阐述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政策，澄清了模糊认识，揭露了敌对势力的恶意宣传与挑拨。关于马共及我与之关系问题，邓副总理指出，应当把国与国关系、党与党关系分开，平等、独立的政党之间正常往来与支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并无矛盾。至于有关政府与本国共产党关系的内政问题，我们不予干涉。各国的社会制度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关于华侨华人问题，邓副总理强调了中国政府一贯的侨务政策，重申历来不赞成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在自愿原则下加入住在国国籍，加入后就成为当地公民，应忠于入籍国；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则应遵守住在国的法令、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那里的人民友好相处，不介入当地的政治活动，而华侨的正当权益应得到合理保障。他对90%在马来西亚华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表示高兴，要求他们根据中国政府上述政策行事。

通过会谈双方再次确认已达成的谅解，即两国关系以1974年建交联合公报为基础，并谋求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双方还就加强两国贸易、开辟中马航线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侯赛因总理评价这次访问时用了三个形容词，那就是“十分重要，恰到好处，很受启发”里陶丁外长在国会答辩中也认为，马中友好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得到了双方的确认。邓小平在访马期间对两国关系和支持东盟的表述，是马方非常重视和希望获得的。马来西亚领导人的上述表态及新闻舆论的一致好评，是对载入史册的邓副总理访马圆满成功的充分肯定。旧地重游树丰碑

邓小平副总理于11月12日自吉隆坡飞抵新加坡，开始对新加坡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友好访问。在机场受到总理李光耀夫妇、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夫妇、外长拉贾拉南夫妇、财政部长韩瑞生、交通文化部长王鼎昌、外交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国家发展部长陈英梁等高级官员以及驻新加坡使节的迎接。新加坡当时尚未同我国建交，但一切都按建交国规格（挂国旗、奏国歌、鸣礼炮）行事，而且礼仪周到，接待规模超出平常。邓小平在李光耀总理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礼仪活动之后，邓小平副总理分别拜会了新加坡总统薛尔思和李光耀总理。李光耀总理喜欢谈论天下事，他知道邓小平也善于高瞻远瞩，从世界战略着眼论述形势和问题，所以他高兴地说，我们坐在一起谈，非常有益。两位领导人就当时国际形势，包括东南亚地区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邓副总理还专门抽出时间参观了新加坡住房发展局和城镇管理局。

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新加坡，对邓副总理来说，又是旧地重游。因为1920年他赴法勤工俭学时，曾在新加坡停留过。所以，邓副总理对李光耀讲述说：“58年前，我去法国时途经新加坡，在此停留两天，所有的旧印象都没有了。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可以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你们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你们走的道路是对的，发展是快的。”由此可见，邓副总理对富有朝气的年轻的新加坡，在李光耀总理领导下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新两国关系及贸易往来有着广阔的前景，希望不断发展友好合作。

新加坡主张承认一个中国，但表示同中国建交要在印尼与中国复交之后。李光耀对邓副总理说，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点，但新中两国现在彼此还不能过分流露感情。对有些事情要有耐心。

邓副总理对新加坡奉行不结盟、同各国友好相处的政策以及建立和平中立区的主张表示赞赏，对李光耀总理关于新加坡在中印尼复交之后同中国建交的解释，表示完全理解，强调“中新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两国关系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尊重你们的观点和处境、地位，有耐心，不强加于人”。因李光耀总理不抽烟，也怕别人抽烟，喜欢抽烟的邓副总理一语双关风趣地说：“我能忍耐，如同在这里我尊重主人的意愿，会谈中忍着没有抽一支烟。”引起哄堂大笑。邓副总理重申了我国的侨务政策，表示高兴看到新加坡华侨绝大多数已加入新加坡籍，希望他们一心一意忠于新加坡，遵守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履行公民义务，享受新加坡公民的权利。

邓副总理在这次对新加坡的访问中，利用一切机会重申和阐述了我国的对内对外原则立场和有关政策，减少了新加坡的疑虑，也揭露了霸权主义的扩张野心和敌对势力的挑拨离间。

邓副总理在11月14日离新加坡回国前答谢宴会上的讲话，为这次访问作了精辟总结。他说，在主人热情安排照料下，同李光耀总理及其他领导人举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广泛坦率地交换意见，十分有益，富有成果。在参观游览活动中亲眼看到新加坡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特别在发展国民经济、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有不少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中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两国关系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加强，各领域的友好合作一定会有无比光明的广阔前景。

章孝严两度败走曼谷

李登辉任台湾领导人之际，他不惜分裂祖国骨肉同胞干下了大量阴谋实施“台湾独立”的罪恶勾当。而我当时正在泰国使馆工作，记起曾经涉台斗争，两次监控台湾“外长”章孝严过境曼谷，亲眼目睹了章败走曼谷的事实，感触良多。它进一步表明台湾当局任何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倒行逆施，为大势和世人所不容，只能以失败而告终。“米已下锅却被拔了插销”

在中国经济年年稳步发展、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国际交往活动与影响明显增多、增强的形势下，台湾当局愈加感到忧心忡忡，无力回天。其有限活动空间已难以为继，日子已越来越不好过了。李登辉叫嚣“顶住挤压，拓展空间，为台生存，发展所必须”；连战也惊呼“必须要勇敢地走出去”，他特别指示台湾外事部门“即使遍地荆棘，也要走出一片蓝天”，“一旦去成，就绝不是私人访问”。台湾当局据此投入人力财物，大肆推行所谓“务实外交”，以拓展活动空间，并称“拓展国际空间，高于大陆政策”。这就是章孝严任“外长”期间拼命钻营，大搞“银弹外交”、“过境外交”的背景。

1996年12月下午，驻泰使馆研究室从报上获悉：“台湾‘外交部长’章孝严在结束南非（当时与台湾尚有外交关系）之行后，将经比利时于12月21日过境曼谷返台。”报上还透露和暗示，章孝严有可能继访约旦之后实现对另一个无邦交国的访问。

使馆十分重视这一消息和情况，当即开会研究、部署，采取有力的相应措施，并向国内作了请示报告。使馆领导及时运用与泰上层的友好关系，先向泰总理差瓦利打了招呼，并向泰政府提出了，“不能让章进来，官方不能接触，控制媒体报道”等三项要求。差瓦利总理郑重表示，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泰国与“台湾”只有经贸民间联系，绝不允许台政府、议会领导人、国防、外交部长等要员来访，章只能过境。对于我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差瓦利总理和泰外交部也答应研究落实。为检验上述允诺，使馆决定派我和领事部的贾志军一秘于21日前往曼谷机场，不动声色地密切监控，以防章窜进曼谷。据了解，章孝严在泰有不少故旧朋友，他手头握有泰方某要员的邀请函，很想能通过此次的过境外交有所“收获”和“突破”。台湾驻泰办事处的许智伟代表为其事先订好了饭店房间，联系了一些经商人物和球友、牌友，届时晤面叙谈和游玩。

为了能圆满完成使馆交办任务，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查看了所有可能经停曼谷的航班时刻表，翻阅复印了章孝严的大小照片，印制了曼谷机场和大厅的平面图，详细制定了几套监控方案，并于12月21日一大早就提前赶往机场，实地查看有关出入境通道、贵宾室、接待室的位置、地形。

台湾发言人为迷惑舆论和制造假象故意在报上发表谈话称，章孝严乘K1877荷兰航班抵曼谷、返台北。实则有诈，章孝严临时改乘约旦航机，而且提前半小时到达。对此，我们早有预料和准备。为不引起注意，我们事先还写好了一副“欢迎阿卜杜勒先生来曼谷”（Welcome Mr ArbDull to Bangkok）的标语牌，因为飞机从约旦来的阿拉伯客人较多，如此接机，可避开台湾安全便衣人员察觉。就这样，在飞机提前到达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准确无误地在机场4号码头把章孝严一行人“接”到了。

随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紧跟其后，看着许智伟一帮人前呼后拥地把章孝严领到了泰航休息室。这一次又一反往常，没有在台湾中华航空、长荣航空的贵宾室休息。泰方机场工作人员前后照料，但无任何官员到场，休息室门口和四周，都有台湾办事处穿制服和便衣人员警卫、把守。许智伟不时出来迎接一些亲台人士，还打手机通话联系，以使其入境安排能够兑现。我坐在近处，隐隐约约听到许在手机上说：“他们外交部不同意。”可见事与愿违，泰官方态度坚决，驳回了章孝严要入境顺访的要求，也使许智伟安排的计划彻底被封杀了。章孝严一行见到已无可能入境，于一个小时后灰溜溜地出来登上去台湾的飞机，许智伟一帮也匆匆撤走。

我们眼望飞机在跑道上滑动并飞上蓝天，监控任务至此圆满完成。从严格意义上说，章孝严此次经曼谷连过境也不能算，只不过经停罢了。报载章孝严事后愤愤不悦地说：“本来米已下锅，却被中共拔了插销，这口饭只好以后吃了。”死赖七小时，仍然吞苦果

章孝严败走曼谷后并未死心，而且时时图谋报“被拔插销”的一箭之仇。在1997年1月末他行将结束非洲七国之行的时候，我们又从报上获得了他要经曼谷返台北的消息。他踏上归途经欧洲从奥地利回台北可以走新加坡、香港、曼谷等几条路线，但章孝严执意要再闯曼谷，实现他的“突破梦”。毕竟泰国与台湾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亲台人士犹有人在，甚至某些泰内阁成员也与泰台商贸公司的经营有着直接、间接的利害关系。为此，使馆高度重视章孝严又要过曼谷的安排，专门进行了多次研究。经商议决定由大使出面给差瓦利总理打电话，通报此事并陈述中国坚定的立场和意见，促泰挡回其任何顺访企图。同时使馆继续采取措施，严密监控。这次决定还由我和研究室鲁世巍二秘等几名同志前往机场。此行任务较上次更为艰巨，形式也较前更为严峻，更需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据差总理身边友人告称，台湾许智伟“代表”已为章孝严租订了直升飞机和旅馆套间。章孝严执意要进曼谷，见人、请客、打高尔夫球。差瓦利总理已指示“认真细致处理”并派安全院秘书长汶萨到现场作规劝工作。泰外交部东亚司告我说，泰国外长已根据总理指示作了安排，称“一切都在泰掌握之中，不会让他们进来，请中方放心”。

1月31日一大早，我们负责监控的同志就赶到机场，按照商定的计划各司其职，几处查看与到位坚守。

10时许，台湾长荣班机R062抵达曼谷。章孝严一行（其中有“新闻局长”苏起等人）在许智伟陪同下走出24号通道。我们又撞了正着，并尾随紧跟至长荣航空贵宾休息室。我们当即把情况向家里作了汇报，使馆领导要我们“盯住章，机敏地注意其动向”，于是我们就在长荣贵宾室附近的大厅椅子上佯装落脚休息了。

该航班在曼谷停机休息一小时后起程回台北。11时许，章孝严部分随行人员起身走向登机口，但章、苏等未出来，许智伟也未出来照料他人。安全警卫等仍然原封不动地坚守着自己岗位。另有中华航空的班机于12点半飞台北，仍然不见章等要走的动静。事有蹊跷，我们紧紧地盯住了长荣贵宾室的出口。时至中午，章、许等出来但去往楼上餐厅。于是，我们也去“用餐”，到里边看了看菜单之类，确认章孝严等坐在里边正准备用餐，而出口只有一个。于是我们放心地回到原处监控，因为他不会从这儿溜掉。此时许智伟又出来接人和通过手机联系事情。过了一会儿泰国经济界的一位华裔人物赶到，进入餐厅与章孝严等见面。这便是后来报上所说的“章”与一位身份不便曝光的泰要员长谈了经济开发问题。其实这也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哪里是“泰要员”，不过是一个招之即来的亲台派华侨罢了。用后来章孝严自己的话来说“真正想要见的人（泰政要商头）均因日程上的不巧而未果”。用餐后，章孝严等从餐厅回到长荣休息室。此时，仍不见章孝严有走的迹象。随后，泰国安全院秘书长汶萨进入长荣贵宾室看望并规劝章孝严离境。据后来报界透露和友人告称，章孝严色厉内荏地使出全身解数，软硬兼施，忽儿死乞白赖地央求，忽而暴跳如雷地挥舞大棒，他以台湾增加对泰投资和增加15万劳工在台谋生相要挟，压泰政府考虑如此对台政策的后果，并称其握有“高官的邀请书”为何不能放行。汶萨根据差总理的指示耐心地作了说服工作。你来我往谈论达一小时之久，最终不欢而散。至此，我们已在大厅守候了六七个小时，而滴水未沾，饥肠辘辘，但为了圆满地完成任务，一切都置之度外了。本来我们到场监控，并未引人注目，可是一直守候在此时间太长，自然便引起了注意。泰机场警方人员（可能应台方要求）还查验了我们的身份证件。后来泰国华文《世界日报》登载了这样一段文字：“贵宾室外一带，数名中共便衣人员游走和窥视，泰方安全人员也密切监视周围行动，避免发生有损泰声誉事件。”

时间一分分、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天已近黄昏。章孝严还在软磨硬泡，赖着不走。当最后一班飞台的班机快要起飞时，章、许等才出现在休息室门口。警卫安全人员纷纷行动，我们也站起紧盯着要注意的对象。就在此时泰方人员又一次查验尾随其后非台方人员的证件，在我们被泰方人员阻挡的瞬间，章孝严等走进了大厅通道的另一便门。此时距最后一班飞机起飞只有一刻钟。我们迅速赶往该机的出境通道，但未见章孝严的影子。飞机起飞后我们才撤离。当时判断，章孝严有可能登机，也很可能在泰国安全院秘书长授意下，被带往某处过夜。随后香港电视消息报道：“章临时决定在曼谷机场逗留一夜，原订今日在台北的记者招待会也取消了。”后经差瓦利总理身边友人向我通报证实，章孝严被带往空军基地招待所过夜，于翌日2月1日早9时离曼谷返台。章孝严未见到他想要见的任何泰官方人士，也没有任何日程、活动可言。仅仅在空军基地过夜而已，也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第二天，亲台的华文报纸也有类似透露。报道说：“由于泰官方高层行程已排满，同时内部纷扰应接不暇，无法顾及到来的访客，据知章此行并未见到想要见的人。”不知章某观此报道作何感想，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