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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广银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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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试读：

深刻认识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代序）

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入学习贯彻。“四个全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战略保证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旗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能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和伟大梦想提供强有力的战略保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坚实基础。中国梦涵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和过程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将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苦干实现梦想，奋斗成就伟业。从现在起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我们立足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国际地位“三个没有变”的实际，按照全面小康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为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石、铺平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向前推进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进。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必然选择，更是抓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坚决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必将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改革开放的各种措施办法都必须在我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当前，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凸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关键所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党的形象和威信、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经受住“四大考验”、战胜“四大风险”，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个全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创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提出了“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的内涵。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将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监管，综合施策，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我们的法治都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些重要论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发展，更加突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迫切性，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得到进一步深化。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认识。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的有机统一，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的认识。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强调既要提高经济实力，又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些观点和判断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认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突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党中央以法治建设为切入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深化了对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习近平同志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作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科学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最新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又迈进了一步。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全党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组织保障。

坚定不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抓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顺应了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力争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精彩。

以牢固的宗旨意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要为人民做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始终自觉践行党的宗旨，站稳群众立场，贯彻群众路线，不论环境条件怎么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接地气、通民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任务相当艰巨，迫切需要我们始终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

以顽强的工作作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靠的是优良的工作作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从严治党，注重优良工作作风的养成，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工作落实。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要以好的作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确保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赢得更加灿烂的未来。

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离不开一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的党。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我们立党的基石，也是每个党员必须坚守的政治生命线。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切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把讲党性、讲纪律、讲规矩落实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全过程。（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导论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从治国理政的高度，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确定了推进中国梦实现的路线图，同时也标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目标、新要求、新路径。“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应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大视野下切入分析、加以深化。

首先，就理论导向而言，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的战略举措之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起指向中国梦的最终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历史使命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定位。政党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承担着相应的历史使命。一个政党对自身建设的要求与定位，又是与这个政党对自身历史使命认识密切相关的。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有机构成，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建设的状态，集中体现其参与政治、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事关一个国家兴衰稳定，直至影响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发展。先进的、强有力的政党，能够适应时代发展，不断调整政治理论和创新治国策略，广泛凝聚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在推动国家发展中实现政治目标，获得并巩固执政地位。在执政60多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了“建设怎样的中国、怎样建设这样的中国”不断探索，在治国理政之路上历经坎坷曲折、百折不挠地争取胜利。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与其他性质政党不同的是，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明确的历史方位，同时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党能不能承担起历史责任，继续领导人民完成自身提出的伟大历史任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关键在于党的自身建设能否适应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新需要，能否胜任伟大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注：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这一庄严承诺，反映我们党考虑治国理政问题的宏阔视野、宏伟目标、宏大设计，集中体现了党对历史对人民对事业敢于担当的勇气和责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信心和决心。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其次，就形成动力而言，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提出者和自觉实践者，其领导始终贯穿“四个全面”形成过程。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也是一个敢于掌握理论创新主动权主导权、善于理论创新的先进政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继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治国理政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并以此武装全党，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来说，是在党的主导下进行谋篇布局、渐次提出、不断完善的过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保障，同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又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作了部署。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首次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逻辑体系进行了说明，《在福建调研时的讲话》中仍用了“三个全面”的概括。直至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讲话时将“四个全面”第一次并提，并在2015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班上作了系统阐述，“党的十八大，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注：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这一过程都体现了党对治国理政方略的战略思考、主动选择、系统集成和全面整合。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我们党从根本上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标志着我们党战略思维能力的又一次重大提升。

第三，就逻辑关系而言，如果说中国梦确定了“四个全面”的历史逻辑，并限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逻辑，那么，全面从严治党则优化了“四个全面”的逻辑结构。从思想和技术角度来说，合理的逻辑结构是理论和系统科学的基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渐次形成的，其系统是通过四个逻辑模块的新升级、新嵌入和新整合而最终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个逻辑模块，其内涵由原来的“全面建设”转变为“全面建成”，实现了“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升级；在功能上，被定位为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也就是习近平所界定的“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注：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为了如期实现这“关键一步”，党的十八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此，党中央又将坚持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升格，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确定为第二个模块，强调其功能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支撑。作为第三个模块，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的提升，对党的十八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落实，也是对治国理政方略理论系统结构功能的进一步充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即着手研究和考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落实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由此，党的治国理政具备了比较完备的系统模块，在功能上也有了新的解释：“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注：习近平：《二一五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5年1月1日。）为什么要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方略的系统模块之中？这是与习近平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属性和地位的多次强调密切相关的。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他还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注：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习近平的这个阐释，清楚地界定了每个“全面”的地位、作用，从总体上界定了“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前一句话是从党的建设自身来说的，进一步强调了党的历史使命、从严治党的根本目的，并把从严治党升格为全面从严治党，党自身建设的意义得到进一步突出，党建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党建的任务得到进一步确认，党建的主体得到进一步落实，这为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战略范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有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模块的嵌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更加完善、支撑更加坚实、功能更加强大。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具有全局性特征，它是战略目标的有力保证、其他两个战略举措的前提条件。同时，全面从严治党又能够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举措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此外，只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简而言之，全面从严治党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更加严密。如果说“三个全面”完成了车之身、鸟之体，那么全面从严治党犹如车之导航、鸟之锐目，这个点睛之笔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神兼具、联系有机。

二、实现中国梦的战略举措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在思想、政治、作风、反腐倡廉以及制度建设的任何一方面建设与治理状况，都会对党的领导、党的形象、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产生直接影响，事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进程与实践成效。

就党建新定位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标定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曾遇到多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党清醒地把握历史方位，确定自身建设的新定位、新目标，从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走向成功。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在全面胜利前夜，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分析了党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方式转变问题，提出坚持“两个务必”、“进京赶考”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建国以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定，打破了束缚全党思想的“两个凡是”，从而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作为“四个全面”的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注：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3月6日。）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凡是到了历史转折关口，党内外的相关争论就在所难免，“举什么旗帜，走什么路”就显得至关重要。譬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曾出现过反“和平演变”中心论与改革开放的争论，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方向，破解了对改革开放的置疑；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面临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争论，为此，党的十五大报告开篇就提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党的十八大前后，国内外对道路问题的争论是存在的，甚至是比较尖锐的，焦点是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全盘西化”，为此，党的十八大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对道路问题主动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道路问题，“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再强调“我们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也不能罔顾国情、东施效颦。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好走稳自己的路。”（注：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1日。）《旧制度与大革命》揭示的一个道理就是：社会翻船常常发生在人们生活处境开始变好，而执政者对新的社会需求处置不当的时候。全面从严治党，明确党的历史责任，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就能够走稳走好、防止瞎折腾，就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就党的总揽协调优势来说，全面从严治党能够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可以说，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也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重要领导方式和领导机制。能不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有。“文革”期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导致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协调好各方面工作的关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党的十七大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多次强调、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注：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全面从严治党决定了党的总揽协调能力，是解决好主要矛盾的核心变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关键一步，需要推动“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以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目标催人奋进，但同时也是时间十分紧迫、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全党同志埋头苦干、顽强拼搏。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已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突破利益藩篱的艰巨性日益显现，需要党总揽全面深化改革全局，在新的起点上在各领域取得最大公约数，落实“六个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思路。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党统筹好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关系，需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及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需要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并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执政党才能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的更为严格的要求，才能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涉及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的攻坚战，才能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艰巨任务。

从执政党的控件功能来说，全面从严治党能够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精准发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工作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为使这个整体发挥最大的效益，必须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四个全面”的每个“全面”虽然内容不同，分属不同的领域，但经过系统整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战略体系。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子系统，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分别是实现目标的动力子系统和法治保障子系统，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与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得到实现的控制子系统。比如，党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基础上，破除“唯GDP”的增长模式，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坚持“稳中求进”的经济发展思路，着力建构经济新常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进程及重点任务进行了优化调整。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还系统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五大关系”。中央不失时机地研究部署重点领域和关键领域深化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时点、力度等进行调控。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回应“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多次对依法治国理论进行阐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他指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从而为党的领导定了位，给依法治国定了位，最终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全面从严治党，能够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方面正本清源，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提升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守住战略底线，确保党对“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方向、时点、力度的正确性，使每个“全面”能够聚焦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在同一时点上同向发力，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形成整体合力。

三、“全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定位

在现代汉语里，“全面”作为名词，是指所有方面；作为形容词，是强调完整、周密。从严治党提升到“全面”，强调了工作范畴的周密性、主体对象的完整性和功能目的的全局性，达成了与其他“三个全面”的有机对接、战略维度上的吻合，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

就工作范畴来说，体现了全面的党建工作理念。在与中心工作的关系问题上，一段时间以来，党建与发展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是不全面的，一些领导干部重发展出显绩，忽视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对全局工作的重大影响。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绩，一年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劲。”（注：③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为此，习近平强调，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要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在党建工作的内容上，管党治党必须包含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以及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由于思想教育不严出现有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组织建设不严出现有的基层组织涣散，作风要求不严导致有的地方“四风”问题突出，反腐倡廉不严出现腐败案件仍存高发多发态势，制度执行不严出现有的党纪党规形同“稻草人”、“橡皮筋”，这些现象在过去直至现在都是存在的，这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在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都要体现出从严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做到不留死角、没有空白。同时，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既重视工作的总体性，又强调牵住“牛鼻子”，也就是按照习近平强调的从严治党“八个方面”着手，把“五大建设”落实到位。

就主体对象来说，既有全体普遍的要求，又有关键少数的全面聚焦。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只有50多名成员的弱小政党，成为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强大政党，是无数党员团结努力、牺牲奋斗的结果。“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注：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的讲话要点》，《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完成。每个党员都不能置身事外，都要真正按照党章严格要求自己，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定的现象作斗争。”③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干部就是这其中的“关键少数”，他们掌握着方方面面的权力，如果他们凌驾于党的组织纪律、游离于监督之外，甚至搞特权、当特殊党员，就会成为“无关少数”；如果这个队伍素质不高、作风不正，甚至违纪违法，那就会成为妨碍全面从严治党甚至党的事业发展的“有害少数”，那党的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正是基于“关键少数”的全局效应考虑，党中央强调“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做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注：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的讲话要点》，《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

全面也体现在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上。一是强调从严治党的全面宣示。习近平总书记时时处处强调从严治党，突出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信心。他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他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要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要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二是突出工作部署的全面落实。从2013年6月开始，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解决了很多问题。活动内容其实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中央出台了改进作风的一系列规定和措施，同时又在思想、组织、干部、制度等方面有了新的推进，实际上起了带动作用。同时，中央一再要求坚持力度不减、措施不松，不达目的不罢休，不改到位不收兵，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争取久久为功。三是体现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全面净化。十八大以后，中央制定“八项规定”作为突破口狠抓作风建设，制定了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很多制度规定。“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全国共查处违规问题六万多起，处理干部八万多人。作风建设抓得紧、抓得严，也抓得细、抓得快，非常广泛，党风政风发生很大变化，也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甚至已经逐步深入到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使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良性健康。

四、“从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

首先，要求上从严。要求从严是针对假管假严、时严时松的突出问题的。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现在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虚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习近平曾列举了党内“七个有之”的不良现象：“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由于没有真正严起来，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甚至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有些地方和单位看起来党在管党治党，但没有管到位上，没有严到份上”。（注：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他强调，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如何把要求严起来呢？一是讲认真，共产党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应付。一切何必当真的观念，一切干一下得了的想法，一切得过且过的心态，都是万万要不得的。二是敢严长严，必须坚持言必信、行必果，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严。严字当头，从严从实。三是落实“三严三实”要求，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是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其次，措施上从严。严，不仅体现在要求上，更体现在一系列严格的措施上。采取从严的措施是落实从严要求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口，一开始就强调高标准、严要求，全程贯彻整风精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坚决防止搞形式、放空炮、走过场。例如，坚持严的标准、采取严的举措，重点节点一环紧扣一环抓；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对照检查材料提出具体标准，要求必须见人见物见思想，有深度、像自己。对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提出明确要求，防止批评和自我批评蜻蜓点水、避实就虚、一团和气。对于整改项目，实行台帐管理，完成一个销号一个，层层压紧，上下互动。中央和地方各级督导组敢于“唱黑脸”、“当包公”，紧紧围绕关键环节、重要部位、重点工作严督实导、持续用劲。从这些从严措施中，党员、干部感受到了严肃、体会到了认真，增强了严的意识，逐步推动从严成为常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严”的重点，例如，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纪律不严，从严治党无从谈起，等等，这为措施从严指明了新的突破口。

第三，查处上从严。十八大以来，中央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既“打老虎”又“拍苍蝇”。从中央到地方的纪检部门，查处了大量违纪案件和犯罪案件，查处的数量前所未有，查处的力度前所未有。习近平指出，一定要严格执纪，铁面问责，将制度的笼子扎紧，架起制度的高压线，划出纪律的红线。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中央要求，将继续保持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案件；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小官巨贪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

第四，过程上从严。“从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主线，体现在党建全过程的严格要求上。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目标要求与实际操作需要完整统一，制度规范与制度执行需要相互吻合，治标与治本要统筹兼顾，主体的自律与他律要双管齐下。上述辩证统一关系说明，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上，必须坚持标准、严格要求，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不能对党规党纪有特例、搞变通，形成严守党规党纪的习惯。同时，把“严格”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更突出的要求是坚持从严管理干部，特别是把加强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主要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作为重中之重，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中央强调，必须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养成、严明组织纪律、规范权力行使、培育优良作风等重点环节，以严格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教育和促进各级干部自觉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

五、“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抓手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个概念已广泛应用于国家、政党和各类组织的管理事务领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来说，“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然展开。

首先，为何要“治”？要理解治党的内涵，坚持管党与治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资产阶级的俱乐部。党要管党，是根据党的性质、党的任务，针对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关系脱节而提出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始终坚持管党，管党的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等的齐备完善程度，是世界上其他政党不可比的。可以说，管党是党成立之后，尤其是执政之后的一项常态化工作。正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重视管党责任，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减少党及成员出问题的可能和概率，党才始终保持着先进性、纯洁性。治党是对党存在问题采取的“整治”、“治病”的措施，在党的历史上，始终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风险考验，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出现的问题，采取整党的方式“治病救人”。在新的条件下，“三大考验”、“三大危险”，使党出现的问题更加突出，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并在日益扩大。党的肌体的某些方面已不能在常规管党措施下得以自愈。譬如，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习近平多次揭露这样一些病症，把党的建设要求突出集中在“治病”上，必须在强化管党措施的同时，采取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方式祛除。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注：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6日。）其次，由谁来“治”？要找到找准“医生”，落实治党主体。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对从严治党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第一个就强调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一是强调了落实责任主体的重要性。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二是分析责任主体落实的现状。“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注：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他认为“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三是明确了落实主体责任的思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是从严治党的责任主体，党组织负责人尤其是书记是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习近平警示全党，“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批示，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他强调，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

第三，如何去“治”？要对症下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一是强调思想教育的“固根浚源”作用。习近平指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制度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他强调，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中央又于2015年4月底启动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促进党员、干部进一步从严要求自己。二是强调思想要突出重点。道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党性是一个党员的固有品性，要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立大德、树品行；“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要加强党员、干部的理念信念教育，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敬法畏纪、遵规守矩，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三是强调制度务实管用。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避免“牛栏关猫”。为此，中央作出对党内规章制度集中清理的工作，废止了一批不合时宜的制度，修订了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制度建设和执行突出了从严治权、从严治官，例如“三公经费”、用车用房等制度都是执行到人到事，努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对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顶风违纪、仍不收手的，指名道姓曝光、严肃查处，不留“暗门”、不开“天窗”。

六、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飞跃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是应对执政挑战的战略选择。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他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真正明确，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些论述振聋发聩、一针见血。的确，以为垄断政治权力就万事大吉了，不重视政党自身建设而失去执政权，一些老党大党沦为弱党小党直至名存实亡的屡见不鲜。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发展多元化是我们党面临的大环境，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我们仍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执政的世界背景更加宽松。但世界政党的深刻变化必须引起我们的警醒，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以苏共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纷纷下台，新型政党不断产生，政党分化组合加快，引发了多党制的浪潮；本世纪初，一些具有辉煌历史和执政业绩的传统大党失去执政权，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等，由于自身建设问题、人民群众不满情绪高涨而下台；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加上金融危机加剧，在政党政治先天不足的西亚、北非地区，伊斯兰宗教政党和极端政党迅猛崛起。上述变化都导致这些国家政局出现重大变局，有的甚至出现动荡导致社会发展倒退。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我们进一步认清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认清党面对的世界形势、承担的历史任务以及党自身的状况都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经验和做法有的已经不管用了，也有的好做法丢掉了，这就需要继承优良传统，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党自身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继承了党建的经验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党成立90多年始终保持宗旨属性的党建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古田会议、延安整风，对党内存在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严厉批评，对违反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处置。例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下令审判并枪决了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解决了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积累了从严治党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一度严重，我们党连续下达4个指示，批转了37个报告，在全党开展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以“开国第一刀”从严治党狠手，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严肃了党的纪律，树立了从严治党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相继开展了“三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经过几代领导集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们党成为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被国外一些主流媒体评价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执政党”。同时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社会上各种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尤其是在有的地方、有的领域和有的单位，从严治党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导致“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受到污染，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态势还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损害了党的威信和党的形象。因此，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就是基于党建的基本原则，适应攻坚战和持久战的挑战和要求而提出的。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建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注：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部署在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在实践中紧锣密鼓地加以推进。一是把作风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切入点，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做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政治局率先垂范做出决定，为全党树立了榜样。2013年6月18日启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解决问题开局亮相，以正风肃纪先声夺人，以专项整治寻求突破，压缩会议、精简文件，减少评比达标、迎来送往，全面清理超标超配公车、超标办公用房、多占住房，普遍压缩“三公经费”、停建楼堂馆所，狠刹公款送月饼、贺卡、节礼和年货等行为，坚决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培训中心的腐败，坚决整治“裸官”、“走读”、“吃空饷”、“收红包”及购物卡、参加天价培训、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等问题，一些长期存在、被熟视无睹的不正之风也列入整顿范围，证明从严治党的深入。二是把严肃查处行贿受贿等贪腐行为作为从严治党的决定性一招，重拳出击，不断亮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查处，绝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查处周永康、徐才厚等大案要案，显示了从严治党的严肃态度和坚定决心。三是把抓住从严治吏关键，中央颁发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尤其是提出了“十个严禁”的要求，成为治理选人用人中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利剑。四是强化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包括完善填报内容，实行普遍抽查、干部担任必查制度，全面清查县处级以上干部档案，治理年龄、学历、经历造假等行为。五是强调纪检工作对从严治党的至关重要性，2014年7月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确定要实现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探索开展专项巡视，发现突出问题、强化震慑作用。这些从严治党新举措针对性强，贯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带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真正体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对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全党要以此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探索、不断前进。”（注：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决心的再宣示，对新形势下一系列从严治党新举措的概括总结，将其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必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国政治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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