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强恩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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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天津.第二十六卷试读：
天津外围的震撼
天津外围的黄土地上留下的象征这座名城即将苏醒的第一行脚印，是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踩出来的。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宝坻县。
至此，攻打天津的战斗揭开了序幕。指战员身上还带着辽沈战场上的烟尘，耳中还留着辽河岸边的枪声。那是一个多么突然却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他们正在沈阳以南的海城、牛庄举行庆功祝捷大会，就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全歼华北蒋傅军”的命令。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先后宣读命令，讲了话。自然极了：一个战役的终点成了另一个战役的起点。祝捷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征动员会。
入关的路弯弯曲曲，卷着风雪，裹着尘烟。
天津郊外。陈长捷的部队把守着每一个入城处。到处是战壕，到处是枪口。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新的任务：攻占天津周围的敌人要点。
全纵队兵分3路，有时偷袭津南，有时进攻津西；这刻开往津东，下刻又奔向津北；你走了我追着打，你来了，我躲着走；你驻下来我骚扰，你反击我撤得无踪无影……把陈长捷精心布置的驻防区戳得千疮百孔，鱼网一般。
这就是毛泽东早期创造的游击战在平津战场上的灵活使用，它给敌人制造了一个无际的虚静空茫，让他们总徘徊在梦与醒之间。说梦，似醒着。说醒，又似梦中。
敌人的要点一大片，但攻克后能致敌人于死地的只有3处：杨村、白塘口、军粮城。打蛇要打七寸，全纵队集中了精锐兵力，攥成拳头，专打“七寸”。
杨村是连接北平和天津的一个纽扣。它位于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平津铁路、公路干线上。敌人出进天津，解放军进攻天津，无不在此落脚。因此，谁都想得到这枚“纽扣”。
杨村的守敌是新编一O五军的1个师及2个团。这之前，他们对这个要塞一直是死守不放。奇怪的是，当八纵队某师赶到杨村后，他们不战自退。运载着敌兵的列车眼看就要启动。
敌人逃跑，说明他们心虚胆怯，难以在杨村得势。就攻它这个虚，就打它这个怯。部队散开，占领有利地形，包围列车，攻击摧毁。列车瘫痪了，敌人纷纷从颠覆的列车里跑出来，乱成一团。但是，他们很快就清醒了，进行反击。
杨村车站上的激战白热化。敌人毕竟对杨村熟悉，理所当然地找到了反击解放军的有利地形。
对峙。谁也难以在短时间里吃掉对方。
五连副排长李庆春抢先领受了打开缺口的任务。他率领全排旋风般闯进敌群，占领了阵地。
敌人连续5次组织2个连的兵力向李庆春排反扑。有三分之一的同志牺牲在阵地前。
惨重的代价铺下了向敌人冲杀的通路。主力部队踏着这条通路冲了上去。凭着人多势众的优势，很快将敌阵地剁成了一块一块的碎片，分而治之，包抄碎取。
敌人仍在垂死反击。
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枪管红了，刺刀弯了。整整3小时，激战才见分晓。杨村守敌全部被歼，少将师长宋海潮被生擒。
当宋海潮被押到杨村街道上时，群众轰动了，那是欢呼，也是发狂。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拦住了解放军的一辆炮车，让炮手下来，他指指点点地说：“造孽呀！镇上的百姓被这些没人心的东西都给整苦了。他们罪有应得。”
这时，宋海潮刚好从老头身边走过。这位师长不敢抬头，他害怕押他的战士的目光，也害怕老头以及千百个杨村百姓的目光。就在前天以至昨天，他还神气十足地出现在这些老百姓面前，吆喝着他们出人、出粮。
老头咳了起来，猛咳不止。一个梳着两条油黑大辫子的姑娘走过来，扶住他。老头的手搭在姑娘肩上，一步一颤地向一间半倒塌的房子走去。那儿是他的家。
姑娘不是老人的孙女，更不是他的女儿。她是老人保护下来的一个陌路人。半个小时前，当一伙敌兵紧追不放这个姑娘时，老头突然挡住了敌人，伸开双臂挡着……
于是避免了一场罪恶的惨剧发生，老头却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顿毒打。他走路更颤颤巍巍了。七十多岁的老人啊！
杨村解放了。它切断了天津守敌与北平守敌互相串通以至汇合的路。
如果攻取了白塘口，就能堵死天津的敌人逃向大沽口的退路。八纵队的另一路部队完成了此项战斗任务。他们进行的完全是一场闪电战，不容敌人犹豫、徘徊，也不容自己人犹豫、徘徊。
傍晚，部队从武清出发。一夜急行军，于次日清晨攻占白滩寺大桥。接着，某团抵进津西镇杨柳青，俘虏敌兵五百有余。当日午，又进攻韩家堡之敌，激战3小时，毙伤俘敌1800多名。当晚，部队急行军直插天津东南交通要道白塘口，途经独流、静海时，全歼龟缩在这一带的敌人。第三日拂晓，部队便大摇大摆地进占了白塘口。
俘虏，长长的俘虏队伍。
每攻占一地，总要抓获这么多的敌人。白塘口街上的俘虏队伍三人一行排了里把长。这支队伍里最大的官是静海县县长。当战士们捉到他时，他正和几个顽抗的国民党兵在一起。县长被俘，实际上也是挽救了他，使他不致犯下更大的罪行。解放军向他交代政策：只要你说清楚，会释放你的，但是现在不行。
俘虏队伍从大街上走过，县长的头勾得很低。他没有勇气看一眼路边那些衣衫破旧、脸上都挂满喜气的父老乡亲们。
杨柳青以东，桑园。
一个普普通通的院落。几间瓦房分别依着北墙、东墙呈镰刀形排列着，院子很宽敞，中间有一口水井，辘轳上缠绕着井绳。水井旁边有一棵落尽叶的枣树。这便是平津前线指挥所。
镇上的人们无不注视着这座院落。正是这些好奇、神秘的目光，才使这个本来极为平凡的农家小院，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非凡莫测的地方。
严肃且带几分紧张的气氛渗透在杨柳青小镇的每条街上。人们几乎都在心里念叨着那支部队。他们还没有走进小镇时，有人就传开了：东北那片盛产人参、貂皮的宝地，就是他们给解放的，知道么？说话的人很神秘的样子。
当然，人们的传说还有很多。没有什么奇怪的，出于好奇，出于亲切，更多的人则是出于企盼。谁不希望共产党的队伍给他们这阴霾的天空里送来一片明媚的阳光。
挺遗憾。一小时前，当林彪被一群军人簇拥着走进这座院落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是瞅了个背影，一个精瘦却显示着军人风采的背影。一切遗憾都由这个背影产生。他确实来得太突然了，好像是从飞机上下来的，又好像是从地下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总之，神不知鬼不觉地他就出现在杨柳青了。人们还没有转过弯儿来，他已经飞快地进了小院低矮的街门。罗荣桓是最后进去的，他走得很慢，人们还记得他脸上的笑，朝围观的人亲切地笑着。有人把罗荣桓当成了林彪，还说，林总这笑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小院落门口加了岗哨，街上也加了岗哨。镇上的人们只能站在远远的地方望那岗哨，望着那座变得神秘起来的院落。
此刻，刘亚楼正在正北的一间屋子里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部署天津战役。
从杨柳青的街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这里会聚集那么多的高级将领。哨兵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躲进了门楼里。不过，街上的流动哨好像增加了。
这里距离天津市区20里。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天津当时拥有200万人口。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墙子河和海河等切成诸多片段。整个地势低洼，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坚固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城的中心地带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高大建筑物。这些很难改变的自然条件造成了天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人们不能不佩服陈长捷有眼力。早在1947年初，他似乎就已经预料到解放军终究会有一日要攻打天，就开始增修城防工事了。
到解放军攻城的前一个月，提前一年修筑的天津的所有工事已初具规模。市区内外共有380座大碉堡，小碉堡无以数计。他们以大碉堡为核心，布设了许多地堡群，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天津市很多地段过去没有城墙和护城河，陈长捷下令：环绕全城挖掘深3米、宽10米、长50公里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的水，使护城河水位经常保持在1.5至2.5米。护城河外侧建起了碉堡群、鹿砦和地雷群以及20余个外围据点；内侧修起了5米高的土墙，墙上设有铁丝网、电网，每30公尺就有一个碉堡。墙的内侧有环市公路，便于调动部队；通往核心区的重要街道、路口均修有碉堡，并埋设了美国造的触发抛射地雷……
陈长捷视察了这些城防工事后，脸上浮现出得意而轻蔑的笑容。得意与轻蔑搅和在一起，竟使这位司令感到浑身轻飘飘。
蓦地，他的笑容消失，几乎是怒骂似的下了一道命令：“烧！放火！城郊5里以内任何东西都不许存在！”
一场大火断断续续地燃烧了一天一夜。村庄化成了灰烬，田野化成了灰烬，树丛化成了灰烬……5里宽的无人区就这样出现了。
陈长捷想到共军将赤裸裸地暴露在5里宽的无人区，更加轻松了。
他们利用海光寺、中原公司和警备司令部的高大建筑物构成了市区的防御中心阵地。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都在此处防守。北部也是防守重点。城南部多为水网区，有许多的建筑物，工事构筑也坚固，兵力相对弱一些。
陈长捷太得意了。10个正规师，4个特种兵团，还有地方部队，一共13万守备兵力，再加上这深沟高垒、河流障碍，还能守不住天津市？他说：“不嫌兵单，还恃阵固。坚持到粮尽弹竭！”
东北野战军桑园指挥所正北的屋子里，刘亚楼的讲话已近尾声：“我军对天津的攻击部署是：东西并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也就是说，先吃肉后啃骨头！”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有人发出了轻快的笑声。
林彪没有参加会。但这时他从自己的屋里出来，在窗前走着。他也在笑，大概也听到了刘亚楼的话。
惨痛的败仗发生在总攻天津前夕，出师不利。
炮团奉命抽出4个连队支援步兵某团围歼外地之敌。炮团的头头脑脑把这次任务看得很轻、很淡，不就是几股残兵败将吗？让几个步兵连队抿它们几指头不就断气了，干吗还要惊动我们炮团？
轻敌思想是一种瘟疫，由团部影响到营里，又从营里影响到连队，整个炮团的战前准备工作非常粗疏。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没有人认为这是粗疏。
炮弹的分类几乎没有进行，许多炮弹装不进炮膛。一部分炮虽然拖上了阵地，但是标定点选得不恰当。大部分炮阵地构筑得草草率率，别说符合实战要求，连花架子都没有摆起来。战斗打响，阵地上连长无影，营长无声，团长连信儿也没有。
于是，战斗命令下达了。
可以想象得出，不该发生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有个连队竟然无人知道哪门炮是基准炮。连长说是2号炮。观测员说是1号炮。结果呢，真正的基准炮是3号炮。气得连长吹胡子瞪眼地骂观测员：你怎么搞的？观测员当然不服气，心里嘀咕：你不是也没弄对吗！
还有一个连的矛盾发生在炮手与班长之间。几个炮手端着分错了类的炮弹，急得满头淌汗：“班长，这炮弹他娘的长个儿了，进不了膛！”班长跑过去试几次，照样进不去，他也骂娘了：“操！你们他妈的早些时候都吊丧去了？”
就是把几代祖宗抬出来骂上三天三夜也解不了围。炮照样打不准，敌人照样不低头。轻敌必然为敌人所戏弄。傲兵肯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飞出膛的数千发炮弹只有3发命中了敌人的碉堡。只有3发！而且仅仅推了碉堡的一层皮。而敌人打过来的炮弹命中率几乎达到半数。不少战士倒下了。
这是一份耻辱的记载。敌人像他们的碉堡一样屹立不动。
当然，最后终究有人把他们干掉了。不过，这事与炮团无关，他们已经撤回来，正在总结惨痛的教训。打了败仗，脸上无光。炮团的4个连队下了战场后，战士们走路连头都不敢抬，总觉得有那么多的目光像刺一样射向自己。
很快，他们就扭转了这种情绪。炮团党委向全体指战员提出口号：“打好总攻突破这一仗，洗去脸上耻辱的灰尘！”前线指挥所把打总攻突破口的任务正式交给了炮团。
战斗打响的前夕，炮团处处充溢着严肃而热烈的气氛：各级指挥员带着机关的参谋、助理员、干事奔波在前沿阵地上，团长领着侦察员在阵地上察看敌人的阵地。
战斗开始了。
担任前卫任务的3个连队向前方敌人的碉堡发射炮弹。近百发弹头卷裹着风飞向碉堡群。敌人用砖头砌成、又经过水泥浇灌的一座座碉堡被彻底摧毁。
担任压制敌火力的另3个连队从一开始就以密集的火力网压着敌炮，一发发炮弹击中了西车站的站台，击中了天桥。福坚面粉公司的大楼在火光中倒塌，油化工厂附近敌人苦心经营的炮阵地也在炮弹的爆炸声中摧平……
步兵部队跟着炮声扫开的通路冲了上去。步兵团长拉着炮兵团长的手说：“你们的炮真神，炮弹会拐弯！”
初战大捷，步兵团给炮团送去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4个大字：“开路先锋”。
解放军已经紧紧地包围了天津城。陈长捷当然不会没预感到死神正在一天天逼近。
他命令：打开西郊三元村附近的水闸，使南运河的水大部分流入护城河。同时，在陈塘庄、赵各庄堵塞护城河流入海河的通道。
护城河里的水有进无出。于是，暴涨了。
河道里的水无法流通，仅仅3天时间就漫溢而出，猛兽似的向西南地区的大洼地倾泻。很快，这不可收拾的大水就使北起小梢口、南至八里台一线，沿保定、天津公路两侧十余里的地区被淹没。大水继续向四外漫涨。解放军预定的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也成了汪洋，严重妨碍着攻取天津的行动。
这一着很毒。疏通河道迫在眉睫。但是，刚刚在天津地区落下脚的解放军对这里的水系分布、地形情况，还有风土人情，都是两眼墨黑，连个向导都找不着。
几个战士好不容易才找到三个老百姓，还没有提问，他们就摆摆手，走开了。怕，还是疑？为什么不吐一个字？一位白发、白须、白眉的老头串通了他熟知的几户“水上通”来到解放军营地，伸出暴着青筋的手，说：南运河的上游有一个水闸，只要把它闸死，运河水就可以不再流入护城河。
战士们沿着南运河上行。天阴沉沉的，远处的山脚下滚动着几团淡淡的轻雾。不一会儿，天就离离拉拉下起了雨星子。渐渐的，雨点儿变大、变密，最后竟夹杂着扔来一星半点的雪粒粒。雪粒落地转眼就化成了水珠，与那雨水搅在一起，路面上就像泼了一层油似的滑。风头很硬。
有人告诉他们：这运河上水闸多的是，附近就有十余个，不知你们找的是哪一处。
战士们已经走出了30里。终于有人说：那个水闸就在唐官屯。多远？大路30里，小路20里。
他们来到了唐官屯。果然有这样一个水闸：闸门大开着，蹦蹦跳跳的水向下游一泻而去，注入护城河。“哐当”！声落闸门下。南运河通往护城河的水断流了！很快，下游护城河的水位落下。淹没在水中的解放军阵地露出了泥巴地面，露出了被大水冲洗得青青翠翠的耐冬草。陈长捷苦心编织的一个美梦破灭了。
护城河里的水已经3米深，没有桥。部队过不了河。
战士们焦急，岸上的庄稼人也焦急，他们蜂拥到纵队指挥所、师指挥所、团指挥所，献出了多么多奇特的桥：苇子桥、汽油桶桥、木板桥、船桥、活页桥，还有云梯桥。这些在所有桥梁史上都查不到记载的特殊的桥闪烁着智慧。
在村镇的小河边，在树丛遮掩的河湾里，在街心的涝池里，在所有敌人看不到的水网地带，几乎都有军民在试验着桥，进行着渡河演习。
可是，试验接连告败。苇子桥浸入水中不足半小时，苇子便变重，沉入河底；汽油桶桥搬运很不方便，难以躲过敌人密布的火网；船桥倒是很实用，可是天津的船只太昂贵……平津大战在呼唤桥！
坦克部队的营地。一位坦克手说：“把坦克开到河里去，在坦克顶上搭板子，不就是挺方便又结实的桥吗？”
没有人响应，这建议来得太突然。短暂的沉默后，终于有人质疑：把坦克开进河里后，坦克手怎么出来？3米深的水呢！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愿意回答。没有人能够回答。坦克部队都沉默了，再没有人提“坦克桥”的设想，那种代价太令人惊悸了。
攻城渡河的问题没有解决。攻城渡河的问题必须解决。
终于……又是在坦克部队。首先是一个班长和几个战士，接着是几个班长和许多战士，后来就分不清谁是班长谁是战士了，他们拥向师部，拥向纵队。“不搭桥部队怎么过护城河？天津怎么解放？我们已经想好了，用坦克架桥！”这么多的坦克兵，纵队、师部的小院落都被拥得满满当当。这是一个坚强的集体。
许多步兵的眼眶湿了，许多领导的眼眶湿了，许多乡亲们的眼眶湿了。当然，坦克兵们的眼眶也湿了。纵队领导反复研究，同意了坦克兵的要求，批准他们用坦克搭桥。
连一分钟的演习都来不及，渡河战斗就开始了。一辆辆坦克待发。
临下水前，部队领导严肃地对每一个坦克手说：“坦克，一定要开到河底。人，一定要活着爬出来！”没有人答话。每个人只是点点头。
一座座坦克桥搭成了，一个个坦克手从水中爬了出来。可是……为什么有几辆坦克始终没有动静？坦克手呢？水面上冒着微微的气泡。他们出不来了，他们静静地躺在天津的护城河里，他们没有坟地。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步兵大批地从“坦克桥”上开过。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知道了搭“坦克桥”的故事。这个悲壮的故事传遍平津前线。他们望着河水真想哭。
陈长捷草木皆兵
陈长捷惶惶不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仿佛都在撕裂，他的眼睛沉入黑暗，无边无际的大地正在剧烈地颤抖，自己马上就要被黑暗吞没。
他承受不了那些令人厌烦的告急：“城外西北地区遭到破坏！”“西门外的据点被攻下！”“灰堆附近的城防碉堡主阵地失守！”尤其是灰堆城防碉堡的失守，太要命了！这明明已经不是兵临城下，而是大军压城了。
陈长捷慌了。解放军站在前沿阵地不用望远镜就能把敌人的碉堡看得清清楚楚。
陈长捷站起来，把握得紧紧的拳头举过头顶：“给我派人到灰堆查看！”灰堆不能丢。丢了也得夺回来。查看的人回来报告说，灰堆的碉堡还是好好的。解放军只是逼近了城防线，并未突破。“他妈个死×，什么突破、突破！纯粹是谎报军情，不攻自破。”陈长捷跺着脚骂人。
解放军继续向城防线逼近。其实，谁又能说得清逼近与突破的区别在何处？恐怕更多的人会这么认为：逼近比突破更带有危险性——解放军一直逼近到市中心，谁能说这不算突破？
陈长捷命令：加强城防工事，挡住共军的“逼近”。也许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最后的挣扎了，所以在命令的后面特地加了一句话：拼着命也要挡住共军！
陈长捷和他的部下要拼了：南运河拦河坝加高了；西门外泛滥地区的水又深了；城内城外分片分地区架起了电网；有的城防碉堡里还增加了火焰喷射器……
该满意了吧？不，陈长捷出现了逆反心理：越是这样拼命地加强城防工事，他越觉得脚下的大地已经开始晃动。
这是一个蒙蒙亮的凌晨，天边没有隐去的星星在静静地闪烁。西郊城防线外的一个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他没带武器，站在土堆上望了一会儿，便双手卷成喇叭状，向对面喊话：“蒋军兄弟们，我是解放军的通信员，给你们的陈司令带来了信件，极其重要的信件，我要亲手交给你们的长官。”守敌在碉堡的了望孔里望着他，没有开枪。通信员又喊了一遍。过了好久，守军才派出一个人把通信员领走。此处归六十二军防守，通信员被领到了军部。
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的脸上没有笑容，看样子他是个从来都不笑的人。但也难见怒气，也许他从来都不发火。他就是这样的人：不笑不怒，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阴不阳。林伟俦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他总是以双重身份出现。此刻，他老远站定，打量着这个看来平平常常、却又很不一般的共军通信员。通信员立正，敬礼。林军长做了请他坐下的手势，通信员点头表示谢意，却未落座，恭恭敬敬地拿出信，交了过去。
这是林彪、罗荣桓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还有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的信。
林伟俦接过信有几分紧张，手不由得颤抖起来。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林彪罗荣桓
看罢信，林伟俦的紧张心情似乎减去了不少，又似乎更加紧张了。他的目光久久地盯着落款处“林彪、罗荣桓”的名字上。他好像在梦里看见了一道穿过墙缝的光亮，又好像看见了一股透进屋顶的冷风。
当林伟俦意识到屋里还站着一个不可小视的送信人时，他忙从梦幻般的沉思中清醒过来，示意通信员等候片刻。他仍然没有笑容。
林伟俦出去了。他找到了刘云瀚，没有说话，只是把信递了过去。刘云瀚很傲慢，他几乎是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又递回给林伟俦。两位军长都不讲话，只是用目光交换着意见，同时也用目光拼击。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便一同默默地去找陈长捷。
陈长捷仿佛早就等待着这封信了，他几乎是双手接了过去。先是快快地粗粗地把信溜了一遍，然后才从头至尾地细读。陈长捷读罢信，用目光扫了下两位军长。军长的目光落在别处，似乎躲着陈长捷。唯有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秋宗鼎静静地望着，全然是一副听候吩咐的样子。
陈长捷走到他面前，说：“让建时来一趟！”秋宗鼎立即给天津市长杜建时拨通了电话。
杜建时跟着赶到。他进屋后，一一打量着先自己一步来的人。他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落了一层霜。“给，你也看看这封信。”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把信递过去。杜建时很快就看完信。他不好说什么，因为信不是写给他的。他也明白陈司令找他来，是要他圆圆场。
五个人一齐沉默。从这沉闷的气氛中可以感觉到郁积在他们心头的忧郁是很深很重的。
林伟俦的聪明就在于他始终没有忘记有个送信人还在等待着。在其他人不置可否的时候，他终于最先敲碎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提醒陈长捷说：“司令，赶快定一下究竟要不要给共军复信，他们派来的通信员还在等着呢！”陈长捷抬起眼皮，并没有看林伟俦，好像在有意冷淡这位军长的提醒。他一一扫视着其他几个人，然后慢慢地说：“复信。给他们写封信。礼尚往来嘛！”
他并没有说明要谁去复信，只是不换眼地望着秋宗鼎。秋宗鼎心领神会，司令是让他执笔。于是，他很快找来了笔墨纸张。陈长捷口述一句，秋宗鼎记下一句。出言必录，吐字必记，很快一封信就写成了。秋宗鼎又一字一句给陈长捷读了一遍：林彪、罗荣桓二将军：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信写得简单明了，没有做一个字的修改，陈长捷就签了名。林伟俦、刘云瀚也跟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林伟俦回到自己的军部，通信员还在等候着。他把信交给通信员，说：“请你把它交给林、罗将军，我们要说的话全在上面。”
其实，陈长捷是嘴头硬心里弱。他能把林、罗二将军的信不放在心上吗？当夜，他一直考虑着那封回信，是不是有些措词不当？会不会招来什么麻烦的后果？
不出三日，陈长捷就派出代表与解放军商谈。
1949年1月9日，在解放军的驻地大南河，刘亚楼参谋长接见了出城的代表毕鸣岐等人，对他们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并对首要分子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几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军要在11日8时前放下武器！”
这位一向和霭可亲的参谋长此刻脸上不见一丝笑容。
4位代表回城去了。他们的心情像他们的脚步一样沉重。
次日，他们第二次出城，要求宽延限期。解放军以大局为重，准其推迟至12日18时前放下武器。
第三日，4代表第三次出城，言称：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是两位军长有些犹豫，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去。
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当即予以驳回，要其认清时局，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并再次告诉他们：我们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天津守军务必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4日攻城。
4代表又是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城了。
正是在这时候，傅作义却通知陈长捷：“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这句凭空拣来的话竟然奏了效，仿佛给陈长捷添了回天之力，他发疯一般对他的部属们吼叫：“我们要效仿斯大林格勒战术，逐屋抵抗，坚守三、四个月！与天津共存亡，必要时把天津全部烧毁！”
1949年1月14日。清晨。
气象台预测：10时左右浓雾才可消散。
解放军前线司令部确定：10时整对天津发起总攻。
一切都充满了焦急的期待、渴盼。10点钟，这是一个撩拨人心的时刻，是一个对平津大战将起极其重要影响、被记入史册的历史时刻！
解放军在天津城四周围共有10个攻城的地段。在这个多雾的清晨，从外边看，这些地段与别处任何地方没有什么区别。
此刻，10个地段上的指挥员都在看着表。钟表的指针在每个指挥员等待的目光中不紧不慢地移动。
城西：一纵队李天佑、二纵队刘震；
城东：七纵队邓华、八纵队段苏权；
城南：九纵队詹才芳；
还有预备队的钟伟……
时间，平津战场上的时间，全中国的时间，仿佛都挽在这几位指挥员的手腕上。
10时整。一根在冰冻的大地上延伸的电线把10个地段连在一起，同时给他们送来了指挥所的命令：“开始进攻！”
天津的大地开始颤抖，炮弹在吼，连绵不断。不同于新保安的是：解放军解放天津城全部是用大炮轰开的。东北野战军从辽沈战场上开来的炮队在这儿又一次显出了神威。
炮队从伪装的绿荫中徐徐地昂起头，在这大地上所有的草木都已萎缩的季节，它们代表了生命。
炮兵部队集中炮火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破坏性射击，摧毁了敌人前沿阵地上的工事，从城墙上打开了缺口。炮声还未停息，工兵部队就开始排除地雷、鹿砦和铁丝网。爆破组、架桥队、突击队进入阵地。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前线指挥部：10时50分，二师突破成功；
11时，一师、四师、六师、十九师、二十一师突破成功；
12时，二十四师突破成功；
13时，二十六师、三十四师突破成功……至此，10个地段有9个地段告捷。
林彪手里捏着电话听筒，久不放下，他在等候第10个地段的消息。
第10地段的二十二师的突破连续失败。
刘亚楼给林彪念前线来的电报：“敌人顽守阵地，我方的伤亡……”林彪打断：“告诉李天佑，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天津！天津！”
纵队指挥所。李天佑脱掉了帽子。在一番思考之后，他果断地下达了新的命令：“退下来，另选攻城地点！”
二十二师改由新选的地段突破入城。但是，遇到了敌人拼死反扑，“轰隆轰隆”的炮声连着撂过来。
李天佑戴上帽子，对炮队下了命令：“回敬敌人！”
敌人当然明白该如何防守民权门了。它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像一座铁门矗立在海河边。这里驻守着敌人的4个营。另外，还有4个营位于城门一侧，作为增援的机动力量。此处构筑的各种工事也比别处多而且坚固。碉堡群有近百个，还密密摆下了地雷阵，纵深配备达400米左右……
尖刀一连仅仅用了3分钟就把城门拿下了。旗手钟银根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城头，把一面大旗插在了民权门上。退了色的、略呈粉红的大旗在城上飘动，旗面上写着5个大字：“杀开民权门”。
红旗插上了城头，却不能宣告民权门已经突破。守城的敌人集中了所有的火力向红旗射击。弹片在红旗周围纷飞、乱溅，红旗淹没在一片硝烟迷雾之中。
保卫红旗！钟银根第二次冲上去，牢牢地抓住了旗杆。连长下令：全连的火力掩护他，还有我们的红旗。
钟银根分不清落在身边的炮弹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他只是牢牢地、紧紧地抓着旗杆。旗不倒，雄风就在！
钟银根负伤了。一发炮弹落下来，他的双腿一阵麻木，红旗倒在了他身边。民权门上没有了红旗，敌人越发得意地打炮、射击。
钟银根醒过来，是被枪炮声震醒的。他感到下肢热乎乎的，用手一摸，是血……巨大的疼痛袭击着他的心，他强忍着，想站起来，无济于事。他已经失去了双腿。
钟银根抚摸着流血的断肢：红旗不能倒！他慢慢地移动着没有双腿的躯体，半躺在一块断面上，把红旗举起来。敌人又集中火力向红旗射击。红旗又被硝烟吞没。鲜艳的红旗在陈长捷的天地里飘扬，这是一种无法洗净的耻辱！守城的敌人肯定会这么想的。
红旗再次倒下。但是，旗的根基还在。钟银根还攥着旗杆。他的伤痛已经到了极点，无法再忍耐。他异常艰难地挪动着身躯。无腿的身子失去了平衡，实在是太难挪动了。他一点一点地蠕动，终于将身子靠在一个斜面的坡上……
红旗第三次站起来了。钟银根半躺着，咬着牙关扶着旗。旗杆紧紧地抵着肩膀。这使人很容易感到，他的身子就是旗杆。
敌人对红旗的射击更猛烈了。旗杆断了，红旗落下。钟银根再次负伤昏迷过去。敌人并没有罢休，仍在扫射着旗倒下的地方。城头一片火海、烟海。
钟银根躺在旗旁一动不动，他满身是伤是血。他从短暂的昏迷中醒过来，慢慢地睁开双眼，同时使出最大的力量撑着那没有腿的身子……他举目寻找，寻找……红旗。尖刀一连不能没有红旗，天津的城头不能没有红旗，平津战场不能没有红旗！
可是，红旗在哪里呢？他揉着眼睛，巴不得把整个世界都揉进自己的眼睛里。他要看一看他想看的一切。
他闭着眼睛静躺了一会儿。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终于看见了：红旗就在血泊中。他还想站起来，然而再也不行了。他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
奇迹突然出现！钟银根那血肉模糊的身躯缓慢地挪动着，挪到了红旗旁。他喘了几口气，那是在积攒力量，然后伸出双手，抓住了炸得只剩下半截的旗杆，两肘撑地，把红旗举起来。
这是钟银根第四次让红旗插在民权门上，也是他用一生仅剩下的一点儿力气把倒下的红旗举起来。他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只能用面颊顶着、抵着旗杆，非常顽强地顶着、抵着。红旗重新飘扬在天津城头。
敌人的炮声、枪声一直没有间断。钟银根牺牲了，谁也数不清他的身上中了多少弹片。他牺牲了，但那不是一具尸体。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雄姿：面颊仍然紧紧地贴着旗杆，双手仍然是高举的姿势。虽然红旗再次倒下，他却没有倒下。
民权门，一面历史的回音壁。钟银根给人们一个启示：男儿到死，也应该是这个姿势。
战士李泽山向钟银根身边跑去。他跑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从钟银根身边抓起红旗，把它高高地举起。民权门上又竖立起红旗。这是一面几乎只剩下旗杆、血迹斑斑、弹痕累累、永远不倒的红旗。正是在这面独特的红旗下面，尖刀一连连续二十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大雾散去，天津上空终于透出阳光。
师指挥所。这是一间虽然光线暗淡却很宽敞的地下室。指挥所与地面只有一层地皮之隔。隐隐约约传来的枪声、炮声给人一种遥远的感觉。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觉：已经离开地球而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了，地面的一切都很恍惚。师长贺东生和政委王树君在这间地下室指挥地面上的部队。
贺东生一只手刚放下话筒，铃声跟着就响起来。这是一个声音尖得能刺人的大嗓门：“报告师长，向你报告，我们的部队已经打到市中心去了！”
贺东生的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好小子，你又出风头了！干吧，如果在3分钟内你还有捷报传来，我给你请功！”贺东生继续说：“不过，你转告你的部下，当然包括你自己在内，可别翘尾巴。硬仗还在后头呢，陈长捷不会轻饶你们的！”
电话挂上了。地下室出现了片刻的宁静。
贺东生对王树君说：“咱们的先头部队穿墙打洞、爬屋翻院，把敌人街头的碉堡、工事全给踢腾掉了，现在已有3个连队打到市中心。队伍前进速度之快，连咱们的电话兵架线也跟不上了！”
王树君说：“我们这样快速地插进、分割包围敌人，想来陈长捷是很不舒服的，大概他又会说我们的打法不正规了。”
两人大笑。
地面突然传来坦克行进的声音。声浪渐大，履带仿佛就在贺东生、王树君的头顶碾过。两位指挥员有几分惊愕。可是，谁也不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坦克行进的声音在地下室外停住了。贺东生从了望孔向外望去，只见纵队副司令员曹里怀从坦克里钻出来。“怎么这么静，人呢？”转眼间，曹里怀就弯腰进了地下室，贺东生和王树君同时迎上去。曹里怀四下里瞅瞅，又在了望孔上敲敲，说：“这个地方蛮不错嘛，安全，通风。你们很会选点。”“我们还不想蜷缩在这个角落里，巴不得早点把指挥所搬到金汤桥去呢！”贺东生说。“好嘛，金汤桥是个好地方，咱们很快会到那里会师的。”曹里怀望了望贺东生，“走，现在咱俩就到金汤桥一带看看去。”
此刻，金汤桥恐怕是天津战场上枪炮声最激烈的地方了。贺东生担心副司令员的安全，显出犹豫。曹里怀显然看出了贺东生的心思，一语捅破：“你是怕我坐坦克被陈长捷的人截住吧？没有关系，这坦克已经拉着我转了好些地方了。”贺东生没话可说，只好跟着曹里怀走出地下室，钻进了坦克。
坦克穿街过巷，速度很快。街上人很少——大部队都拥到金汤桥去了，路面也很宽敞——敌人设置的障碍物已经基本上被摧平。
坦克里面空间小，又不通风，十分沉闷，好像进了地窖。再加上三颠两颠，两个人觉得五脏六腑都好像移了位。曹里怀觉得太热，他用手背抹了抹额上的汗。“打开盖子吧！”曹里怀伸手去掀坦克的顶盖。没有掀动。贺东生帮了一把，顶盖打开了。一股清凉的冷风吹进来。
坦克在经过一条小街的转弯处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不会想到这辆坦克里会坐着一位解放军的纵队副司令，但是即使一辆空坦克他们也不能放过。他们先是冲着坦克扔手榴弹，接着又用机枪扫射。子弹打在坦克的钢壳上，嘣嘣直响。有一颗子弹从开着的天窗口钻进来，万幸没有打着人。“真险！”曹里怀说。
贺东生将顶盖放下来。
曹里怀对驾驶员说：“加速。再开快点！”
坦克全速前进。那条小街被甩在身后。
前面是一栋大楼，烟尘飞扬，人声嘈杂。曹里怀命令驾驶员：“减速！”
这是敌人占领的一栋大楼。楼已被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包围。大楼里的敌人凭着钢筋水泥的楼墙顽抗。几个爆破手送上炸药包，炸了一次又一次，就是炸不动。
曹里怀看着心焦：真他妈的，让这楼给唬住了！他对驾驶员说：“来，我们用坦克替他们开路，把这大楼给撞倒！我倒要看看这栋楼有多大能耐？”
贺东生也在一旁帮腔：“我们这些人都是硬骨头，就是从飞机上摔下来也散不了架。”
驾驶员只得服从命令。他把坦克往后倒了一段路，然后加大油门向楼冲去……
一次又一次地冲撞。正在攻大楼的战士发现来了一辆坦克给他们帮忙，便纷纷让开道，有的还喊着号子给坦克助威。
大楼终于被撞开了一个大窟窿，泥土、砖头直泻而下。楼里传出惊叫。战士们沿着履带冲出的通道，向大楼里杀去。几个战士爬上坦克，敲敲打打：“同志，你们太好了。哪个部队的？我们一定请你们领导给你们记一功！”坦克里面一阵笑。
坦克继续向金汤桥驶去。金汤桥横跨海河，钢身铁架。桥头两侧各有一大型碉堡，远看像古罗马教堂圆锥形建筑，近看像被砍掉腿的大乌龟。
刘亚楼宣布：各路攻城部队在这里会师。
七连连长张玉田、指导员马振海带领全连百十号人马奔向金汤桥。
时值15日夜3时。已经快接近大桥的七连被敌桥头碉堡的猛烈火力拦截。弹片像钢豆儿落在桥头路面上，砸下了一片片弹痕。队伍被窝在桥头。战士们趴在地上，进不得退不得。
马振海对张玉田说：“你先组织火力拔掉桥头堡，我负责插旗。”
插旗要冲到最前沿，太危险。张玉田说：“不行，我组织插旗。”“没有时间扯皮了，就这样定了。”
红旗下，4个战士列队。他们要跟着指导员把红旗插到金汤桥头。
张玉田紧紧握着马振海的手。
马振海：“你是连长，担子很重。我上去后……”
张玉田：“指导员，别说了。我们要活着，要看到天津解放！”
七连开始反击。重机枪两个点射，打灭了桥头上的照明灯。
战士张青山爆破桥头碉堡没有成功，撤了回来。敌人的火网封锁了通道。
张玉田朝着左侧的重机枪手喊：“你往哪打？碉堡的射击孔！射击孔！”
第二次，张青山把炸药包送了上去。一声巨响，碉堡角上的一个枪眼变哑了。
敌人的火力越发猛烈。张玉田焦急地对机枪手吼：“再压不住敌人火力，我……”
轻重机枪不停歇地向金汤桥扫射，但仍压不住桥上的火力。
张青山第三次冲上去，炸掉了半个碉堡。但是，剩下的半个碉堡里的敌人更加疯狂。
就在这时，马振海举着红旗冲出墙角。张玉田立即命令机枪掩护。
马振海冲到街口，一晃身子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
关键时刻，张青山第四次冲上去。实施爆破，彻底摧毁了敌桥头碉堡。
七连冲上去。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在金汤桥头展开。机枪、大炮在这里失去了威力，只有刺刀才能决定胜负。
张玉田冲在前面。他记不清自己撂倒了多少敌人，他只感到两只胳膊麻木木的酸痛。他刚才亲眼看着指导员倒下去了。振海也是很累、很累了，但他不是休息，而是永远地倒在金汤桥上了。
他在举着红旗冲出去前，还在和战士们一起扔手榴弹。有的战士扔的不得要领，他还骂：“是给你妈妈扔肉包子吗？”
七连的队伍里从此少了一个平时爱跟战士们打闹取笑的角色。他是指导员，也是战士们的朋友。在这次打天津前，他曾和几个战士打赌，打下金汤桥连队改善伙食时，他如果吃不了20个包子，就给大家唱10支家乡小调。有个战士说，谁欣赏你那破锣一样的嗓门。于是有人哄，得公开大嫂的情书。他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大概是默认了吧。那会儿，连长张玉田心头直发酸：指导员的那个“她”还没有目标呢。
张玉田把指导员的尸体抱起，轻轻地放到一边。指导员流了很多血，整个上身都被血染红了。张玉田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指导员身上。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跟指导员说。平时那么忙，除了打仗就是行军，哪有时间呀。他俩相处好几年了，一起参加了辽沈大战，总希望这次平津大战都能平平安安地走过来，可是……
张玉田向前冲去了。指导员死得这么突然，匆忙。连长和他的告别也是这么匆忙。张玉田也做好了随时“倒下去”的准备。也许不在金汤桥，而在别的什么地方……
金汤桥头仍然战斗激烈。这时是15日5时许。
刘瑞林是某部七连的六班副班长，粗手壮腿，宽肩大腰，走起路来脚下带风，咚咚有声，有人说他是大夯一个，也有人形容他是“小坦克”。在攻打天津的战斗中，他被人们称为“孤胆英雄”。
那天，刘瑞林和刘爱民演了一出成功的“双簧”。刘爱民有意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让刘瑞林冲过旱桥，摸进了敌人的碉堡里。
糊涂的敌人还以为是自己人进来了——也难怪，他故意穿了一身不像解放军、也不像国民党军的军装。当然，如果认真对待，也不会把他当成国民党兵。总之，碉堡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对刘瑞林起疑心，这就使他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侦察了碉堡里的情况，大略地安排了一下自己的打算。
他想给他们来个将错就错，狠狠地捞一把。但还没等他行动，一个敌人就发现了他。那个家伙看出了些微小异样：是共军！
不可理解的是，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大喊一声？他只需喊一声“有人”，根本不必说这人是共军，还是什么别的“军”。恐怕就不会有后面一段精采的故事了。他没有喊。
就在他拉开枪栓，准备射击的时候，枪声响了——当然不会是他手中的枪了。死了！打枪的是刘瑞林。
更不能理解：这一枪还是没有把敌人震醒。敌人仍然在碉堡里自得其乐，有的玩军棋，有的争抢女人照片，有的哼着小调……响枪对他们来说一点儿也不奇怪。这儿每时每刻都有枪声。
刘瑞林跑过去，站在了先前那个敌人躲藏的暗角里。敌人看不见他，他可以看得见敌人。他端着枪，上好刺刀，瞅准一个捅倒一个，神不知鬼不觉。
接连死了几个，敌人还没有发现。
这时候，刘爱民仍在外面配合着刘瑞林的行动，他不断地用枪声骚扰敌人，吸引值班敌人的注意力。
当然，刘瑞林必定要被敌人发现的。
不过一切都成为马后炮了。当敌人发觉自己的营垒出现了个不伦不类的角色时，刘瑞林已经把外围的敌人收拾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堆，大约有10人左右，不知是在下象棋还是在打麻将，玩得正兴。
刘瑞林突然闯出来举着枪：“你们已经无路可走了，老老实实举起手来！”
他胜利了。一个人把碉堡里全部的敌人击毙或者活捉。后来有人给他清点过敌人的“死头”和“活头”：20多个！
刘瑞林没有笑。久久，他才说了一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我不信。也许，我在下次战斗中会牺牲。如果真有这回事，你们别难过，也转告我的母亲不要难过。只请求同志们在我的坟头栽一棵柳树。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柳树。”
后来，上级授予他“旱桥尖兵”称号。刘瑞林说：“我谈不上是英雄。有一点我不能昧良心：没有刘爱民，我收拾不了那么多的敌人。我的功劳应该分给他一半，最少是一半！”
总司令的小白旗
这是1949年1月15日拂晓。
某部六连一排长邢春生带领9个战士，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那个小亭子——“忠烈祠”。“忠烈祠”是日本的神社，那里有个地下室，陈长捷就在里面躲着——这是非常可靠的情报。
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机枪子弹不时地落在邢春生他们身前身后。敌人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些共军要抓他们的城防司令，就是不让他们靠近“忠烈祠”。
又有一个战士中弹倒下。
邢春生对剩下的7个战士说：“找有利地形卧倒，隐蔽好，瞅准目标再行动。”他们躲进一个废弃的菜窖坑里，静观，等待。看见了：路东有一堵半截墙，旁边有个小亭子，没错，准是“忠烈祠”。
连长李欣蓝组织火力向敌人还击，掩护邢春生向“忠烈祠”进攻。邢春生带领战士趁着敌人射击的空隙快速向前靠近。战士王义凤最机警灵活，第一个冲到了半堵墙前面。王义凤绕着墙转了半圈，发现了地下道的入口。他没有犹豫，端着冲锋枪就钻了进去。邢春生紧跟着冲过来。他命令几个战士在洞口警戒，他带着傅泽国随王义凤身后钻进洞内。
地道是台阶式的，犹如一个放倒的梯子，一直通向地下。地道里没有灯，很暗，又冷，弥漫着阴森森的腐霉味。王义凤摸着洞壁一步一个台阶地走着，眼前黑黝黝，他感到随时都好像会栽下深渊似的。走了一阵子，他向左转了个弯，忽见有一缕光亮，原来这里有一个门，还挂着帘子。王义凤一挑帘子，跨了进去——
微弱的油灯下，十多个军官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没有讲话，他们的脸上都落了一层霜。
王义凤大喊：“一律都给我站起来！”
那十多个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听到这如雷灌耳的声音才抬起头。
黑森森的冲锋枪枪口对着他们。他们举起了双手。“把武器都交出来！”他们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都跟我出去！”军官们开始往外走，唯有一个黑而胖的中等身材的人反倒坐下了。他眯起眼睛，打量着王义凤，说：“我不出去，要你们的长官来谈判！”
王义凤拉动枪栓，警告：“你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胖子虽然不悦，也不得不站起来，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王义凤这时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但见此人足蹬黑色长筒马靴，身披美式军大衣。王义凤好像明白了点儿什么。
他正要押着这些军官往外走，排长邢春生带着傅泽国赶到了。邢春生说：“先别走，就在这里解决战斗。”
他们一齐下手把敌人缴出的武器集中在一起，扔在一旁，又逐个地登记这些军官的姓名。当登记到那个胖子时，胖子刚说了一个“陈”字，傅泽国就打断了他的话：“噢，知道了，你就是陈长捷司令吧！”
王义凤轻蔑地笑了笑。陈长捷深深地勾着头。
军官中有一个人走到邢春生面前，指着陈长捷，规规矩矩地说：“他有病，身体很弱，能不能让他坐下？”邢春生看了陈长捷一眼，答应了。陈长捷坐在他刚刚离开的皮转椅上，仍然勾着头。
邢春生走进地下室的另一间房子，只见里面摆满了发报机，几个报务员正在满头大汗地发报，邢春生走进来他们竟无暇顾及。“都站起来！”报务员停止操作，一个个站起来，摘下耳机。他们告诉邢春生，他们奉陈长捷之命正与北平、南京联系。邢春生讥讽地说：“不用联系了，你们的使命到此结束！”接着，几个战士过来封锁了报房。
20分钟后，营长朱绪庆赶到地下室。那些军官们一看此人是一个比邢春生更大的官儿，便赶快起立，站正。陈长捷与众不同，他慢腾腾地站起来，带着明显的不服气对朱绪庆说：“请你们的高级负责人来谈判！”
朱绪庆冷冷地说：“用不着谈判，你们已经被俘虏了！我们只要你做两件事：第一，通知你所有部队，立即停止抵抗。第二，无条件投降。”
这话刺痛了陈长捷。他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只是向他身边的参谋长点点头，然后又软绵绵地坐在皮转椅上。
敌参谋长告诉朱绪庆，他要执行陈长捷的命令，让他们的所有部队停止抵抗。朱绪庆允许报务员把这个命令传下去。但是，报务员怎么也联系不上，原来他们的联络网已经中断了。
朱绪庆又让陈长捷命令附近还在顽抗的敌军投降。陈长捷照办。他拿出一面小白旗，交给一个副官，让他去执行他的最后一道命令。
陈长捷在积极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同时，也做着另一手准备：悄悄地做好了投降的小白旗。
不一会儿，院内外的枪声就停止了。
远处，枪声、炮声还不时地传到地下室。陈长捷好像听出了这不是他们的枪炮声，一个劲地摇头叹息。
王义凤带着陈长捷出了地下室。外面的光线很亮，很刺眼。人们刚从暗室里出来，晃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陈长捷在经过警备司令部大楼时放慢了脚步，依恋不舍地望着大楼。王义凤催他快走，他也没有听见。
大楼旁边就是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播音员还在广播着鼓吹他们战绩的新闻。几个战士冲进去，对播音员说：“小姐先生们，可以休息了！”播音中断，永远地中断了。陈长捷望着吊在房檐口的变哑了的喇叭，又是一阵摇头。他觉得自己正是从此刻起从天津大地上永远地消失了。
人流如潮，满城笑颜。天津解放了，欢庆的人群拥满大街小巷。这时，出现了一个老者。他不惹人注目，但又好像很显眼，因为他是一个穿军装的老头。
他那一身棉军装和天津街上任何一个战士的军装一模一样，胳膊肘上、前襟处补着补丁，大针大线的；裤腿边卷了一圈，上面留着泥泥水水的痕迹；腰间束一条宽宽的皮带；足蹬一双跑山鞋，鞋头踢开了一道小口子。
他不是庄稼老汉，而是刚刚就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将军。
黄克诚从战场上下来，现在又走进了另一个战场——停息了战火硝烟的天津也是一个战场。这里的生活是新的、陌生的。工作也是新的、陌生的。
军管会主任是这样走进天津的：他一没骑马，二没坐车，而是双腿步行而来。他身边没有前呼后拥的工作人员，也不见迎接他的大军，只有一个警卫员远远地跟在后面。
其实，一个军管会主任应该拥有的黄克诚将军都有，只是今天他全免了。给他配发的那辆美式吉普车，就在军管会的院里闲置着。他说，和天津人民初次见面，坐着小车去太“威风”了。你不是站在他们之上的官太爷，而是他们之下的勤务员。群众如果叫我“黄主任”，那就隔一层了。群众如果见了我都闪路让道，那就见外了。大家唤我“黄老汉”，贴心啊！本来嘛，我就是个老头，快50岁了。
黄克诚在天津街上“溜弯子”。他走得很快，有时又走得很慢。
他来到一个居民区，和相遇的每一个老百姓打招呼。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谁也不怠慢他。大家都愿意跟这个老头搭话，跟他聊天。至于自己所谈的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对这位老汉意味着什么，他们没去考虑。老汉说过，自己的认识是一个世界，群众的认识也是一个世界。今天是一个世界，明天也是一个世界。人民让我当军管会主任，这脑子里不多装些世界，行么？
黄老汉的心是一个很大的世界。
他来到一个工厂，先是和看门的老头、后是和几个工人聊。同样，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正因为这样，他们彼此谈得很随和，很知己。他问一位老工人：这一阵子打仗，可苦了群众。现在天津解放了，对咱们政府有啥要求？那老工人打量了一下黄老汉，笑笑：啥要求？多着哩。告诉你这个土八路，你也不会给我半斤米、一两盐，管啥用？黄老汉听了光笑。
他走到一个军营门前，犹豫了一下，不打算进去了。“八一”军旗飘扬的地方是他的老根据地了。那里的情况还不熟悉？可是，最后还是走进了军营。今天的营地和他过去呆过的那些营地大不一样了，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他对战士们说，你瞧你们现在在天津大街上站岗，看到的尽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过去打仗哪儿有这些，十年八载看不到一个女人……
他就这样走来走去，在天津街头转着。他没有标明自己的官衔，也没有人打算宣布他的官衔。他觉得自己轻便多了，也随便多了。他深信，他以这样普通人的身份所得到的收获，一定会比把军管会主任这个头衔举在头顶所得到的要大得多。中国老百姓很怕官。
当然，绝对的封锁是不可能的。后来，大家还是知道了一切。原来这个庄稼汉老头是咱们天津卫的头号大官呀！于是，那么多的人感叹：真没有想到！
那天黄克诚一到军管会办公室，就对大家宣布了他的“章法”：“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
这“章法”是他为自己订的，他没有任何意思让每一个人都效仿自己。黄将军主张年轻人穿得漂亮一些、讲究一些，尤其是姑娘们，不会打扮自己那是不行的。
好些居民都向黄克诚反映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天津的枪声平息后，人们看到市内一棵树上挂着一块手表，还有一张让人招领的纸条。这块表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清理战场时在街上拣到的。他找不到失主，只好想了这个着。
这个树上结手表的故事在天津流传得很广，几乎家喻户晓。
黄克诚听后只是说了一句：“应该这样做。完全应该。”
一个瘦老头，使天津人民看到了希望。
总部的不速之客
生活总是把一个个终点作为新的起点向前迈进。杜任之从太原走进北平，此刻已经站在西单牌楼下了，他还不敢确认见傅作义将军的这种想法能否如愿以偿。
他站在人群外，远远地望着新华门。傅作义在这里吗？杜任之心里忐忑不安。
杜任之是教书人，地下共产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的讲师。他来北平的时间是1948年夏天。太原最燥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可是北平人仍然热得无处躲藏，满城是呼唤清风、摇动着的扇子。
他和傅作义是同乡，又是老交往，关系颇深。他的胞弟杜敬之是将军的军医，眼下刚晋升为傅部的参事兼惠民医院的院长。杜任之萌发来北平的想法正是因为有这些“土壤”。他要利用自己和傅作义的特殊关系。
但是，他想象不出傅作义会怎样接待他这个不速之客。
事实上，他的顾虑是多余的。
当他走进傅作义总部，在一座庙宇般的房子里见到将军时，将军的热情程度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次见面，他一把抓住杜任之的手，说：“老朋友，听说你来了，我多高兴！怎么，瘦了？还是那么爱琢磨事儿吧。文人呀，总是没完没了地用脑筋，不知道爱惜自己。”“谢谢傅总。我一切都好，只是常想念将军。几年不见了，你一点儿也不见老！”“哪里，两鬓落霜了。”
傅作义说着按了按杜任之的肩，两人面对面坐下，挨得很近。
寒暄之后，言归正传。傅将军主动询问道：“任之，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此次来北平是有私事找我，还是另有要事？”
傅作义喜欢直来直去地对话。杜任之也从来不在将军面前隐瞒自己，他说：“我在太原那边很难呆下去了，被人家当成了共产党的嫌疑犯，随时都有被抓、杀头的可能。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傅作义没有吱声。杜任之以为傅作义为难，便说：“我只是随便说说，有可能我就留下，如果不便我马上就走。”
傅作义不悦，说：“北平不是太原，他阎锡山没有不打招呼就到我的地面抓人的权力。你住下，我给你找地方。就在敬之家里吧，那儿绝对安全。”他说着站起来，两手交叉抱在胸前，在屋里踱步。
杜任之想起解放战争刚开始那两年，在太原……
当时，傅作义保持不了以往的沉默，迫不及待地通电全国，郑重申明：“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为其执鞭。”
自以为对将军十分了解的杜任之万万没有料到他会来这样一个通电。何必这样主观、固执呢？
几日后，他们在太原相见。杜任之有意提到了那个通电，说：“依我看，你的电文过激了，‘执鞭’之说将来很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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