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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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33试读：
前言
PREFACE在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中，新式毒气被影片中的反派认为是能扭转战局的秘密武器。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被大量使用的毒气，真的能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吗？是否确如影片描述的那样，只有德国才是挑起毒气战的反派，而协约国却未曾沾染呢？《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战早期毒气战的装备和战术（1914—1916）》将揭开这一谜团。
日俄战争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一场影响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列强之争。在这场战争中，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远东扩张计划宣告破产，而日本这个新兴列强则依靠英国这一得力盟友击败了俄国这个老牌强国。这就是《钳制巨熊的英日联盟——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远东惨败》一文所要描述的。
1856年，英法联军以“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虽然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奇袭成功，但更多的却是在咸丰帝的绥抚政策下，被英法联军一路横扫。期间，还出现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闹剧，以及宁愿割地赔款也不让外国使臣驻京的外交奇闻。《荡然无存的“天朝”颜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所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屈辱历史。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十三日，明兵部尚书卢象升遭遇清军合围，身中四矢三刃而死。清代文人方苞评述道：“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那么，这位大明末期兼具能力、忠诚与品德的兵部尚书，为何会孤军战死？《大厦将倾，独臂难支——明末军事危局与卢象升传略》将细数卢象升所面对的明末危局。2017年7月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战早期毒气战的装备和战术（1914—1916）作者／刘萌
……
毒气！毒气！孩子们，赶快！
一阵慌乱地摸索后，
正好及时戴上那笨重的防毒面具；
但还是有人在呼喊、跌倒和挣扎，
就像正被火海与烟雾吞噬一样。
透过玻璃片和深绿色的光，
朦胧地看见他淹溺在绿色的大海之下。
似在梦中，我束手无策地看着，
他在火中燃烧、喘息，在水中淹溺，
他向我扑来！
或许你也做过这样的噩梦：
跟在马车后随行，
车里装着你那中毒的伙伴，
他的双眼因痛苦而翻向一边，
他耷拉着脸，像害了邪症。
伴随着马车的震颤，
你都能听见血液在他那腐烂的肺里涌流的声音，
像不治的癌症一样令人厌恶，
像反胃的食物一样令人恶心。
对那些爱听勇士故事的孩子们，
我的朋友，你不可以告诉他们会使舌头长满恶疮的传说，
也不要再兴致勃勃地去讲述那个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虽死犹荣。”——威尔弗雷斯·欧文
在前段时间热映的以一战为背景的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中，新式毒气被影片中的反派——鲁登道夫将军认为是能扭转战局的秘密武器。整部影片的剧情主线也是围绕着如何摧毁这种新式毒气而展开的。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大量使用的毒气，真的能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吗？毒气确如影片所塑造的那样是德国人的专利，而协约国则未曾沾染吗？
这一切都请听笔者慢慢道来。
毒气，在军事学上一般指的是用于作战的、除炸药以外的化学物质的总称，它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被人发现，并作为武器使用了。不过，古代的“毒气”，只存在于历史的零星记载中，并不能认定它和现代的毒气是同一种武器。
历史上，斯巴达人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中，就曾用燃烧剂——如将硫黄、树脂及焦油等物混合——攻击敌人。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将领赛多留亦曾派人在疏松的土地上扬起沙尘，使蛮族敌人无法睁眼，并因为发生剧烈的咳喘而不得不投降。到了12世纪，萨拉森人也用此类天然材料制作的燃烧剂抗衡过十字军。
1604—1668年间，正值土耳其人威胁欧洲，大化学家格劳柏极力推崇制造烟雾弹和燃烧弹退敌，但由于当时的化学工业非常原始，并没有获得成功。不过在1700年的埃斯特兰战争中，瑞典国王查理四世便以烟雾扰乱敌人，这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事迹。
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化学家曾提议将氰化钾装填于炮弹之内，而法国将军佩利舍则曾在北非用烟雾去攻击卡拜尔人。在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攻打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时候，英军的邓唐纳德将军曾力推过一种毒气弹：这种毒气弹装填了恶臭的四甲二砷以及氧化四甲二砷，这种混合物质呈液状，流出弹体后遇空气可以自燃，因此有燃烧弹的效果，同时还会放出含砷的有毒气体。受到这种武器试用成功的鼓舞，邓唐纳德将军还想用三氧化硫作为毒气弹装填物，但并没有实现。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德国的一位药剂师还曾建议将喷嚏药装入子弹，以增强其杀伤力。
尽管1899年的海牙会议禁止了化学武器的使用，但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法国、德国和英国都相继尝试了催泪瓦斯，而且认为这不算违反了《海牙公约》。一战爆发后，协约国的奋力抵抗使德军打速决战的计划破灭，于是从1914年9月第一次马恩河战役结束以后，如何打破堑壕战的僵局就成为一大难题。在试验了各种武器都无法破局之后，各参战国军方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化学武器。
法国率先将战前巴黎警察使用的催泪瓦斯弹进行改进并投入实战。1915年1月初，法国陆军工兵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寇姆（Gen Curmer）将军命令巴斯德研究院和巴黎大学的加布里埃·伯特兰（Prof Gabriel Bertrand）教授设计一种新型的催泪瓦斯手榴弹。
在英国，1914年底，伦敦南肯辛顿帝国理工学院的赫伯特·贝克（Profs Herbert Baker）和乔斯林·索普（Jocelyn Thorpe）教授在校内的一条模拟战壕内试验了大约50种可能的化学物质。1915年1月，他们终于发现碘代醋酸乙酯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催泪瓦斯，而且不会腐蚀金属容器；但英国最高统帅部仍然不确定这种物质是否有效，直到他们派了一个人去帝国理工学院的模拟战壕中亲身体会，才打消了怀疑。通过考察后，这种物质被命名为“SK”（South Kensington，即“南肯辛顿”首字母的缩写）。此外，一种以高爆手榴弹为原型改装而成的毒气手榴弹（因外形而得名“果酱罐”）在查塔姆（Chatham）进行了测试。1915年3月，一种用于榴弹炮的4.5英寸毒气炮弹也在舒伯里内斯（Shoeburyness）进行了测试。1915年，法军装备的各种毒气弹。其中，右下角标号11的是窒息性毒气手榴弹，它于1913年7月战争中的第一种化学武器——法国装备部队，使用黄铜（后来改为铅）制作，外面26毫米窒息性毒气枪榴弹，可以使用覆盖一层铁皮，采用一个摩擦点火装置引爆，内发射照明弹的卡宾枪发射。这种枪榴部装有少量炸药和160克溴乙酸乙酯；照片底部弹内部装填了35克溴乙酸乙酯，具有中心位置标号12的是伯特兰手榴弹，于1915年4催泪效果，于1914年秋投入战场，月24日首次在战场上使用，这种手榴弹由铸铁锻但对德军没有产生什么威胁。1915造，包裹着一个玻璃球，投掷出去的时候玻璃球年2月之后，法军开始使用一种尺寸会发生破裂，将内部装填的25克氯丙酮释放出去；更大的枪榴弹照片上部标号1和4的是57毫米战壕迫击炮炮弹，内部充满了光气
一战前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条例
早在1874年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人们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提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物以及施放毒气。1899年，第一次海牙会议在《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中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各种毒剂。1907年，第二次海牙会议决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有害人体健康的毒物；禁止在食物和饮料中投毒；禁止使用土著人的有毒武器；而且还颇有前瞻性地规定，各国皆不可将化学武器用于空中战争。此次决议还特别强调：禁止使用以刺激和中毒作为唯一用途的子弹。第二次海牙会议的决议遂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的焦点。一开始英美两国拒绝在决议上签字，但就在当年，美国率先签了字，英国无可奈何，只能随后也签了字。除了英美两国外，其他与会的各国陆军专家，对于在未来战争中禁止使用毒气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的意愿，倒是颇为一致的。
德国人则试着在他们的105毫米榴霰弹中装填一种刺激性物质——氯磺化邻联茴香胺以增强威力，并于1914年10月在新沙佩勒（Neuve Chapelle）进行了实战测试，但并未引起对面英军的重视。汉斯·塔彭（HansTappen）是一位供职于德国陆军部重型火炮部门的化学家，他建议自己担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执行分部负责人的哥哥，将溴化苄和甲苄基溴（xylyl bromide）制成的催泪瓦斯投入战争。1915年1月9日，装填这两种物质的150毫米榴弹炮炮弹在科隆附近的瓦恩炮兵射击场试射成功，并以塔彭名字的首字母命名为“T炮弹”。1915年1月31日，德军在博利姆（Bolimov）战役中，首次将T炮弹投入到攻击俄军的行动中，但数量的短缺限制了这种炮弹发挥更大的威力；此外，寒冷的天气也阻碍了这两种液体毒剂的气化。因此，德军的尝试又一次被协约国忽视了。随后，德军在炮弹中装填了溴丙酮，并在3月发生于比利时海岸的战斗中，用这种炮弹攻击了法军。
炮弹的不足促使德国威廉皇帝物理化学研究所的主任、大化学家弗里茨·哈伯（ Fritz Haber）教授研究新的毒气攻击手段。最终，他建议军方使用工业气瓶施放氯气。氯气在常温下为气体，加6个大气压就会开始液化。氯气与空气的比重为2.5： 1，比空气要重，所以在施放后冷却、体积增大的过程中可以长时间沉降在地表，适于用作攻击手段。其他战斗武器不能侵入的掩体内部，氯气也能渗透进去。而且，氯气还能在施放后逐渐与气流混合，随之流动，扩大杀伤范围。不过，因其易扩散、易溶于水的特性，故而在水网密布的地区效果不佳。利用其流动性，攻击方的步兵可以随风向紧跟在毒气云之后前进，且可以利用浓密的毒气云遮蔽敌军双眼，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德国150毫米T炮弹，这是德军第一弗里茨·哈伯（1868—1934年），德国著名化学种投入实战的毒气弹。其铅制的弹家，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被后人称为“毒体内容纳了大约2.3升催泪毒剂，还气之父”在弹头部位装填了少量炸药
德国人认为，法军早已在战场上使用了窒息性毒气（cariouches suffocantes），这让他们有了使用催泪瓦斯炮弹和氯气瓶的合理借口，而且德国人还辩称，使用这两种武器并不违反《海牙公约》的某条具体规定。
1915年1月，德军总参谋长冯·法金汉将军（von Falkenhayn）批准了施放氯气的试验，并下令让哈伯教授负责代号为“消毒”的整个行动。1月25日，德国军方决定在比利时佛兰德斯战线以南形成的突出部——伊普尔镇（Ypres）对协约国发动毒气攻击。
为执行这次行动，德军专门组建了一支500人的毒气工兵部队，指挥官是奥托·彼得森（Otto Peterson）上校。该部队最初被称作“彼得森工兵指挥部”（Pionierkommando），不久后就扩充到1600人，被指定为第35工兵团。德军总部征用了6000个大型商用气瓶，每个可以装88磅液氯，还订购了24000个小型气瓶，每个可装44磅液氯。2月，在步兵的帮助下，彼得森的人开始了布置氯气钢瓶的危险工作。每个钢瓶有4—5英尺（1英尺=30.48厘米）高，约187磅（1磅=0.4535924千克）重，一开始都被部署在伊普尔战线的南部。发动攻击之前，一些钢瓶被盟军炮火击毁，泄漏的氯气毒死了2名德军士兵，另有50人受伤。3月10日，布置工作终于完成了，但风向一直不对，工兵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风向好转。然而风向总是不利于攻击，直到意识到选择了错误的地点之后，他们才更换了阵地，这次选在了面向伊普尔镇的北部某处。截至4月11日，第35工兵团已经布置好1600个大气瓶和4130个小气瓶，共计装罐了340吨液氯，对准了由法军第87本土师和第45阿尔及利亚师据守的阵地。但行动前，德军就因风向不对而连续两次推迟攻击。雪上加霜的是，预计伴随毒气云突破敌军阵地的步兵部队被调往东线，参加对戈尔利采—塔尔诺夫的攻势。如此这般，第35工兵团的攻击一共推迟了4次。这期间，步兵突击队员一直隐藏在战壕中待命。
德国化学工业与毒气战
强大的化学工业是发动毒气战的基础。
一战前，即使将所有协约国的化学工业生产量加在一起，也远远不能与德国八大化学联合企业的生产能力相匹敌。这八大化学联合企业均集中在被称为“法本工业托拉斯”的鲁尔区。打一场毒气战需要高效率的大规模生产。据估计，法本工业托拉斯当时拥有4亿美元的资金，完全能够满足战争需要；此外，它还能用生产染料的普通机器和制法大批量生产一战中所需的大部分毒气。截止到一战爆发，德国实际上已经垄断了全世界染料的生产，而英国当时只能生产自身所需的十分之一。
生产能力的这种不平衡状况成了协约国进行化学战的一个严重障碍，甚至到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化学战能力还落后于德国。事实上，正是由于德国在化工生产上拥有的绝对优势，加之英国海军当时封锁了一条海上通路，断绝了德国制造高效炸药的原料——硝酸钾的供应，才促成德国最高统帅部产生了使用毒气的念头。化学工业是德国战争机器的基础，如果没有法本工业托拉斯的建立和大规模合成硝酸盐的生产，1915年德皇就不得不乞求和平了。可以说，毒气战的发动，既加强了法本工业托拉斯在德国的地位，又复兴了濒临破产的染料工业，要知道战争爆发前，德国的染料工业实际上已经停产了。
其实早在1914年秋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法本工业托拉斯的总裁卡尔·杜伊斯贝格（Carl Duisberg）就极力主张使用化学武器，他还亲自研究了各种战争用毒气的毒性。普鲁士人杜伊斯贝格是当时科学界和工业界的名流，但同时也是个极端自负和跋扈的人，甚至远在阿道夫·希特勒出名之前就大谈并坚信“元首原则”，是化学武器最积极的鼓吹者。
毒气瓶
无水液态氯，可以收容在铁制圆筒气瓶内（德军使用“孟涅斯曼”钢瓶贮存）。这些气瓶要留有一个阀门，施放的时候，只要打开阀门，液氯就会立刻气化。德军在1915年4月第一次发动毒气攻击的时候，使用了约6000个大型商用气瓶。根据使用经验，德军对商用气瓶进行了改进：缩短其长度，增大其直径。改进后的毒气瓶可以不必依赖较深的战壕，且转运也更加便利。初期，德军对毒气瓶的装填要在本土进行；其后为了降低转运成本和风险，各毒气工兵团才自行装填毒气瓶。每个毒气工兵团装备有专用贮藏车40辆，这些贮藏车所存的氯仍然是在本土装填的，但是在战线后方就可以使用钢制毒气瓶进行分装。德军的标准毒气瓶每个可以收容20公斤毒气；法军的则分为轻、中、重三种，各收容15、27、40公斤的毒气。1915年春，伊普尔战役
1915年4月22日下午5点，伴随着尖锐的“嘶嘶”声，大量气瓶喷出的氯气聚集在德军阵地前，形成一堵厚重的云墙向法军阵地飘去。很快，法军战壕的守卫者们就在这种从未见过的黄绿色浓云中惊慌失措，他们本能地四散奔逃，而德军步兵则紧跟在毒气云后面。由于法军阵地上大部分官兵失去作战能力，纵深防御和野战炮兵近距离支援也陷入瘫痪，战线很快就被德军突破。不过在某些区域，德军的攻势陷入了停顿，尤其在侧翼比利时和加拿大军队的阵地上——毒气仍然停留在那儿。在法军阵地中心的扇形区域内则呈现出一片肃杀景象，用一名德军军官的话来说就是：“敌人像一群受惊的绵羊一样逃跑。”受到毒气攻击的英军由混杂着苏格兰高地团的加拿大军组成，法军则由阿尔及利亚军团构成。浓密的毒气云给防守该区域的协约国军队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印象，甚至在后方都引起了巨大的混乱。那些回到战线后方的法军官兵，很多都还来不及庆幸，就倒毙在了前往卫生所的途中。
紧跟在毒气云后方小心翼翼前进的德军士兵见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场面：协约国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胳膊伸得老长，像是要逃离毒气袭击的样子。在满是尸体的战场上，那些伤兵和快要死去的士兵趴在地上拼命挣扎，喘息，咳嗽，从肺里大口大口地吐出黄色黏液，然后慢慢死去。凡是和氯气接触过的金属全都生了锈：纽扣、表壳、硬币都变成了暗绿色；步枪的金属部分全都锈坏了，看上去就像在泥淖中浸泡了好几个月似的。1915年4月22日，德军发动史上首次大规模毒气攻击时的场景。为施放氯气，需先将钢瓶半埋入战壕中，再用铅管连接钢瓶的瓶嘴。图中的德军毒气工兵部分戴着浸渍了海波溶液的口罩（图上），还有部分佩戴着“德尔格”氧气呼吸器（图右）
德军趁机夺取了英法联军的前线阵地，还夺下了他们的预备阵地，就连数月来爆发最激烈争夺战的协约国交通枢纽点——兰赫马尔克村都被德军轻松占领。一些还能走动的法军士兵都逃走了。英国人突然发现在他们扇形战区内的通路和桥梁上挤满了撤退的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指着自己的喉咙示意。到下午6点前，甚至在10英里（1英里=1.609344千米）外的地方，氯气云团仍然能使人咳嗽，刺痛人的眼睛。快到晚上7点时，法军所剩无几的枪炮声也沉寂下来。
其实，氯气并不能直接使人窒息，但它能刺激人的支气管和肺的内壁，使人中毒。一旦气管和肺发炎，就会分泌出大量液体，堵住气管，使口内生出水泡，液体充满整个肺部。为了逃避被氯气毒害，有些士兵竭力把嘴巴和鼻子埋到土中，有些士兵则惊慌失措地逃走，但试图远远逃离烟云的人由于呼吸急促反而中毒更深。毒气使他们呼吸困难，憋得脸色发青，有的士兵甚至因为剧烈的咳嗽，导致肺部破裂；由于血液无法携带氧气，氯气受害者的嘴唇和面部呈现出天蓝色。后来英军的一份死亡报告称这些被害者：“被淹死在自己的分泌物之中。”在这次攻击中，协约国军队共有800—1400人丧生，另有2000—3000人受伤。据德军第35工兵团的战斗日志记载：此时战斗中，德军共俘虏协约国士兵5000人，缴获大炮60门——但大部分炮的尾栓皆被锈坏不能使用了。1915年4月22日的德军毒气施放装置示意图
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德军能够正确估计他们的攻击威力，并做好充分准备的话，将会取得更大的突破。然而实战证明，大量步兵紧跟在毒气云后面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合适的风向无法被提前准确预知，这就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集中大量部队。协约国的防护措施1915年4月22日，遭到毒气攻击的伊普尔地区普尔卡普勒（Poelcapelle）的一处法军战壕，德军在占领该战壕后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中，毒气受害者仰面倒在地上，拳头紧握，暴露在氯气中的脸和嘴唇呈现出蓝色
事实上，在遭到攻击之前，协约国已经从德军逃兵那里获得了警报——其中一名逃兵身上携带着防毒面具；并且比利时也收到了来自防毒面具制造商传来的信息。这些情报在伊普尔突出部的多国部队内部流传，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理解这样的攻击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假定这是一次小范围的局部袭击。在4月22日之前，突出部内的协约国部队并没有进行任何相关防护。
4月23日，法国战争部长命令巴黎市政实验室的主任安德烈·克林（Andre Kling）博士去调查这次毒气攻击事件。此外，克林博士和伯特兰教授还应寇姆将军的要求，开始研制防毒面具。他们有两种德国防毒面具可供参考，克林选择了结构相对简单的一款作为原型进行设计。设计完成后，寇姆将军组织巴黎百货商店的女裁缝们赶制生产，但由于毒气的种类还没有被最终确定，因此也就无法选择中和剂，这些防毒面具只能先用水润湿凑合使用。4月24日，战争部决定先生产10万件这种防毒面具，并要求陆军方面做好生产相同防毒面具的准备。
4月25日，克林博士抵达伊普尔，确认毒气为氯气。一份来自前线药剂师的报告称：一具缴获的德军防毒面具上浸渍了硫代硫酸钠（即“海波”，通常用于冲洗照片）和碱性水合物溶解在甘油溶液内的混合物，这些信息立即被传播至全军。28日，寇姆将军召开了一次有化学工业界代表出席的专家会议，要求他们首先考虑如何采取报复行动。此外，会议还决定将防毒面具的订单数量增加到100万件，并尽快发放到士兵手中。为了保护关键人物，譬如机枪手和军官，高层特地为他们准备了矿山救援用的氧气呼吸器，这些装备会被立即送往巴黎。30日夜间，防毒面具连同2800枚窒息性毒气手榴弹和3500枚伯特兰手榴弹率先被配发给了法国陆军第10军。
4月23日，英国远征军总部（GHQBEF）发布了第一条关于毒气防护的指令。总部认定德军使用的毒气为氯气，并指示前线官兵将战地止血包浸泡在小苏打溶液中制成简易的防毒面具。将布片浸渍碱性溶液，例如尿液当中，也可以中和氯气，甚至白开水也有一定的效果。由于后方的防毒面具姗姗来迟，很多部队只能先自己动手制作。伊普尔突出部内，波珀灵厄修道院（Poperinghe Convent）的修女们用软麻布条捆扎成简易防毒面具，第二天晚上便将3000具这种防毒面具送到了英军第27师的战壕。
4月24日凌晨2点，德军对法军阵地右翼的加拿大第1师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毒气攻击。当天晚上，由大约15吨氯气组成的浓厚云墙飘过荒凉的无人区袭来。加拿大第1师下属的温尼伯第8步枪团第8营的博特伦上尉发现“一股黄绿色的烟雾从大约600码以外的德军阵地前沿升起，这股烟雾以每小时8英里的速度沿着地面向我方战壕飘移，到达我军前沿阵地时离地面不过7英尺”。浓密的氯气烟雾笼罩着加拿大士兵。在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接二连三地遭到毒气云的袭击。毒气云十分密集，以致把太阳都给遮住了。有一两次他们透过烟雾，看见德军步兵作潜水员模样的打扮——戴着前面装有一块玻璃眼镜的大兜帽。协约国军战线后方的人们也如同前线的士兵一般，惊慌失措，狼狈逃窜。在前沿战壕到各支撑点的一小块空地上，博伦特清点出了24具惨遭毒气虐杀的士兵尸体，这些死者生前都曾拼命地挣扎，试图逃离毒气云覆盖的地区。博特伦本人也呕吐、腹泻、呼吸困难，身体十分虚弱，“胸中有一种十分沉重的感觉”。
当时，温尼伯第8步枪团只能用手帕和塞满棉花的弹药袋进行防护——由哈里·诺伯尔（Harry Knobel）中士首创，他们将这些东西放进盛满水的行军大锅中浸湿，再用其掩住口鼻。透过湿润的布料呼吸，可以过滤掉一部分氯气，使人不至于马上中毒，但前提是氯气在从德军阵地飘过来的途中浓度有所下降。马修斯（Matthews）少校描述道：“一堵黄绿色的气体云墙至少有15英尺高，在不到3分钟内就吞没了我的人。”有一些毒气继续飘向后方，但大部分都停留在战壕的胸墙之后：“人们剧烈地咳嗽、吐痰、咒骂着，匍匐在地上并试图呕吐。”（加拿大国家档案馆CAB45/156）
迅速保持站姿，并且不在毒气云中乱跑，这两点极大地增加了拿大人的生存几率，因为毒气云不久后就飘过了阵地。但最终，氯气和炮击还是迫使他们撤离了战壕。反映1915年4月24日，德军对加拿大军队发动氯气攻击的油画
此次，德军的毒气施放和大炮袭击杀死了约5000名协约国士兵。加拿大温尼伯第8步枪团第15营的格林·德利中士是被从战场送到简易卫生站的数百名士兵之一，但医生对毒气中毒的病人束手无策，两天后格林·德利在喘息中死去。给他治疗的军医称这种死亡是由“空气饥饿”导致的，他用蓝铅笔在死者的尸检报告中写道：“死者的脸、颈部和双手明显变色。打开胸腔，左右肺叶皆已肿胀。移动时，肺中渗出大量淡黄色带泡沫的分泌液。显然这是一种高蛋白物质，因为轻轻敲打足以使它凝固成鸡蛋白似的东西。大脑表面的血管大量充血，所有的小血管都明显凸起。”
在这次毒气袭击中幸存下来的士兵里，有60％的人不得不被送回家。到战争结束时，他们中有一半人都成了残废。
4月26日，英国远征军总部根据情报军官、工业化学家乔治·波利特（Genorge Pollitt，他刚刚在苏黎世组建了一个间谍网）中尉的建议，发布了一条指令：毒气来袭时，将一条用水浸湿的折叠成正方形的法兰绒或一条团成小球的手帕塞入口腔之中。
时任英国战争大臣的基钦纳（Lord Kitchener）勋爵会见了一名研究气体中毒的专家——约翰·霍尔丹（John Haldane）教授，他同时也是潜水病成因——由潜水员上升过快所导致——的发现者。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曾建议将海军施放烟雾演习时使用的一种棉绒口罩作为防毒面具来使用，但霍尔丹直言这毫无用处，因为一旦棉绒被中和剂溶液浸湿，就不能透过它呼吸了。然而，陆军部已经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在《每日邮报》上发出了号召，要求民众制作这种棉绒口罩以及用一小块针织布料制作的另外一种防毒面具。这则启事发表在4月28日的头版头条上，标题为《妇女们忙起来——为我们的战士们赶制防毒面具，每个家庭都能起到作用》。第二天，陆军部宣布已经募集到了3万个防毒面具，不再需要更多的了。《每日邮报》号召制作的“防毒面具”是完全无效的，尽管当局向霍尔丹保证这些不会被送往前线，但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民众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自制的“防毒面具”寄给了前线官兵。
5月1日，德军以60罐氯气对伊普尔以南第60高地上的协约国军队发起了攻击，在此处，双方战壕最近的地方只隔了20码。傍晚，多塞特郡第1步兵团下属的一个连正按照波利特中尉的指令，迅速将布料浸湿；另一个连则焦急地等待着水运抵阵地。这时候毒气已经弥漫了战壕，许多人立即窒息倒下，可是战壕底部的毒气浓度更高——氯气的比重比空气大，一旦倒下很快就会被毒气包围。绝大部分官兵开始发现：干布条对抵御毒气攻击完全无效。一名军官试图用擦枪的绒布掩住口鼻，直到就快要窒息的时候，才改为用浸过水的手帕，这让他一直坚持到了傍晚6点。他和另外一名军官聚拢了连里所剩无几的幸存者，爬上射击台并一直开火阻击进攻的德军。往上爬的幸存者们脱离了滞留在战壕底部的毒气，湿布条终于开始发挥防护作用，让他们得以继续战斗。这时候风向发生了改变，德国人反而陷入了自己施放的毒气中，并产生伤亡。多塞特郡人顽强的防御使得德军首波毒气攻击未能拿下阵地，但协约国军的损失也十分惨重：C连只剩下38人还能行动。
5月2日，德军对由英军9个营据守的、长3英里的阵地施放了毒气，英军的损失极为惨重——他们只有一块绒布、羊毛腰带或没用的、《每日邮报》征集来的防毒面具。这些防卫者们顽强地给进攻的德军再次造成了重大伤亡，使得他们未能夺取任何一道战壕。但5月5日，德军在另外两次毒气攻击的帮助下，终于夺取了第60高地。1915年5月或6月初，一群来自苏格兰高地团阿盖尔郡第2营的士兵们佩戴着临时制作在1915年5月1日的氯气攻击中受害的第60的简易防毒面具，当时他们的阵地位于博高地上的英国士兵，拍摄于第二天位于巴伊斯·格勒尼耶地区。他们手里的瓶子中装约勒的第8号伤员急救站。为了缓解伤员呼有海波溶液，用来润湿防毒面具口鼻部的吸困难的问题，医护人员特地将病床设置衬垫。在5月3日的毒气攻击中，伊普尔以在露天。伤员身旁的盆是为了承接从他们南的英军第3集团军普遍装备了无效的、肺部涌出的液体。此次共有17名氯气受害《每日邮报》召集来的防毒面具，这种状况者被送到这个急救站，但最终只有3人活了引起了在苏格兰第1步兵团服役的莱斯利·下来。来自多塞特郡第1步兵团B连的军士巴利中尉的忧虑，不久后他在阿尔芒蒂耶长欧内斯特·谢泼德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尔一所中学的科学实验室内研发了自己的时的情景：“这些气体是致命的毒药……接防毒面具。巴利的防毒面具先将废棉絮浸下来的场景令人心碎……发现身边的战友不泡在海波溶液中，再用一条棉布带包裹，断死在烟雾中，我们想要冲出去，但上级以掩住口鼻，棉布带则可以系在佩戴者脑不允许这么做……如果是在真正的战斗中伤后。佩戴这种防毒面具，巴利成功用一个亡惨重我们不会太在意，但亲爱的战友就装满海波溶液的手动农药喷雾器清理了一像陷阱中的老鼠一样死去……多塞郡团现在个房间内的氯气。几天之后，共有8万个巴的口号是‘不留俘虏’。”利防毒面具由当地村民和修女制作出来，喷雾器也成了战壕的标准装备
4月27日，英军俘获了一名携带防毒面具的德军士兵。正在前线调查毒气攻击的贝克和霍尔丹教授如获至宝，他们把这具防毒面具带回本土进行测试，并准备改造后投入大规模生产。贝克教授的设计是：将一张浸泡过硫代硫酸钠、碳酸钠和甘油溶液的棉垫包裹在纱布内，用其掩住口鼻，可以阻挡氯气、溴、二氧化硫和一氧化二氮等气体。因为毒气通过棉纱时，棉垫中的盐溶液会与其发生化学中和反应，去除毒性。此外，贝克还设计了一种眼罩：将纱布切成18英寸长，再将布条从三分之一处对折，沿两侧缝合，以在其中心形成一个口袋；纱布的末端可以绑在头部，但为了调整松紧，末端并不缝合。由于贝克选择的材料是黑色的哀悼纱布（因为其最有效），因此这个设计被称为“黑面纱防毒面具”。
5月3日，黑面纱防毒面具的生产被迅速批准，但两天后霍尔丹从法国回来才发现：陆军部直到不久前才刚下订单。贝尔公司和希尔思＆卢卡斯制药公司开始赶制这种防毒面具，然而一起事故的发生又使生产被迫中断了一段时间——公司错把烧碱（氢氧化钠）当成碳酸钠使用，致使浸渍防毒面具的女工烧伤出血。
5月初，来自英国远征军总部的一小部分专家应协约国军总司令部的要求，聚集在一所高中的科学实验室内，包括莱斯利·巴利（Leslie Barley）中尉，一名服役于苏格兰第1步兵团的化学家；伯纳德·莫阿特-琼斯（Bernard Mouat-Jones ），他曾是贝克的助理教授，眼下在伦敦的苏格兰部队中作为列兵服役；还有一名来自纽芬兰步兵团的军医，克吕尼·麦克弗森（Cluny MacPherson）上尉。他们都很清楚黑面纱防毒面具的缺陷：匆忙之间很难戴到嘴部；毒气可能会从面具边缘漏进来；只能防护很短的时间。他们戴上这种防毒面具进行测试时，都受到了氯气的伤害。黑面纱防毒面具，这些浸渍过海波溶液的防毒面具在1915年5月24日的氯德军在战争初期装备的防毒面具，由防毒口罩和气攻击中，拯救了数以百计的生命。眼罩组成，口罩中容纳的废棉絮浸泡过海波溶液，照片中没有陈列出与之配套的眼罩，英军的黑面纱防毒面具就是在它的基础上设计的在不使用的时候，眼罩通常被放入一个防水袋里，以防止浸渍的溶液被蒸干海波兜帽。最初一批产品采用标准的陆军灰色法兰绒衬衫布制作，直到这种布料短缺，才改为使用羊毛、棉绒的混合物，例如维耶勒法兰绒等。此外，卡其色染料也被加入到兜帽的浸渍溶液中。图中的海波兜帽属于戈登高地人团第10营的大卫·福根中士，他参加了英军在洛斯前线的战斗。图中右侧是存放兜帽的包，福根在上面绣了自己姓氏的首字母“F”，这种兜帽包从1915年8月5日开始装备英军部队
于是，麦克弗森上尉将法兰绒袋浸渍在海波溶液内，再镶嵌一片云母作为窗口，从而制成了一种能将佩戴者的头部完全封闭的防毒面具。这种防毒面具穿戴容易，不仅解决了漏气问题，而且防护时间更长。伦敦方面认为麦克弗森的发明优于黑面纱防毒面具，但是后者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如若更换产品，将会耗费不少时间。尽管在陆军部的命令中，麦克弗森的发明被称为“防烟兜帽”，但这种防毒面具却更多地以“海波兜帽”的名字闻名于世。5月8日，海波兜帽被运抵法国，按每个师1000具的比例分配。然而在运输过程中，由于汽车排出的热气，不少海波兜帽的云母窗发生了破裂。厂方尝试以三乙酰纤维素代替云母，但并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手动的喷嘴式农药喷雾器也被下发到一线部队，里面装填了海波溶液，用于中和滞留在战壕内的氯气。战壕中，佩戴海波兜帽的英印部队
对黑面纱防毒面具的真正考验是在5月24日，当天德军对伊普尔突出部发动了大规模氯气攻击。毒气的体积和密度都远远超出了英军的预计，在半英里长的阵地内，至少46个营暴露在毒气中，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在这样浓烈的毒气攻击下，英军的防护手段并不能帮助他们脱离危险，况且也不是人人都装备了黑面纱防毒面具，戴上海波兜帽的人则更少。当天只刮起了微风，毒气花了整整45分钟才通过英军战壕，而士兵的防毒面具每隔5分钟左右就得重新浸泡一次。皇家都柏林燧发枪团第2营的军官们不得不强迫手下士兵把重新浸泡过的防毒面具拧干后使用，这样他们才不会窒息死亡。严重中毒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脸色发青，呕吐不止。距离前线3英里的树木和房屋全都被毒气笼罩；6英里外仍能闻到臭味；即使在9英里外的地方，氯气依然能使人呕吐，并刺痛眼睛；再往后3英里就是普雷城，那里的房子、树木都被毒气和硝烟遮盖住，医院的地下室“充满了烟雾”。在战壕中——距离德军毒气瓶只有几百码的地方，这次毒气攻击制造了大量惨象。威尔逊将军曾这样写道：“一开始，士兵们都正确使用了这种防毒面具。可是在毒气的熏灌下，他们开始窒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布置在战壕里的苏打水来浸渍防毒面具。”“毒气烟雾不断涌来，士兵们焦躁不安，他们没等拧干苏打水，就把防毒面具捂在嘴上。结果，他们无法通过饱和了苏打水的防毒面具进行呼吸，却以为是受毒气影响而正在窒息，便又在较短时间里再次浸泡防毒面具。而在浸泡的间歇，他们不是屏住呼吸而是艰难地喘息，结果毒气使他们失去了知觉。”
这次攻击长达4个多小时。在以后的几天里，近3500人需要治疗毒气引起的中毒，其中一半多需送回英国治疗，死亡数字不详。德军攻占了炮弹陷阱农场（Shell Trap Farm）和环绕贝莱沃尔德湖（Bellewaarde Lake）的战壕，但进一步的推进却被英军未受毒气波及的机枪火力和炮火所阻挡。转天，第二次伊普尔战役接近尾声。这次攻击在英国本土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毒气军事效果的夸张描述深刻影响了军方的复仇计划。
法军方面，从4月22日起便开始全面装备防毒面具，共花费了将近3周的时间。幸运的是，在此期间他们没有遭受毒气攻击。5月12日，15万具巴黎制造的防毒面具被配发给战线北方的部队。一天前，军方对尚未收到防毒面具的部队下达了一条指令，告诉他们将干草或其他植物纤维浸泡在水中，数小时后再用手帕包起来，可作为临时防毒口罩使用。令人欣喜的是，法国驻伦敦武官德·拉·帕努泽（de la Panouse）上校收到了一份关于防毒面具的详细报告，法国军方随即决定仿制英国的黑面纱防毒面具和海波兜帽。克林博士造访了5月24日遭受德军毒气攻击的地区，之后他在报告中称所有部队均应装备防毒棉垫或海波兜帽，而且法军的防毒棉垫应该更大一些。从5月27日开始，法军的防毒棉垫尺寸增大到5×10.4英寸，但由于废棉絮短缺，麻絮也被作为替代物填充了进去。
同时，法国的另一种新型防毒面具也在研制之中，它被命名为“敷料纱布（Compresse）2号”，简称“C2”。C2整体外形类似黑面纱防毒面具，但将布条更换为宽大的布带，末端逐渐变窄（可以系在头上），并且加入线框以保持填充物的均匀分布。一些C2式防毒面具的填充物中被加入了甲基橙，作用是预警——一旦吸收剂消耗殆尽就会变红。在经历了生产和运输上的一系列拖延后，到1915年8月中旬，法国已有超过100万具C2式防毒面具被配发给部队。
在伦敦，法国军方要求帕努泽上校订购33000码卡其色维耶勒法兰绒面料用于制作海波兜帽，并对其他织物进行了测试。首批8000具法制海波兜帽于5月21日被派发给战线北方的部队；第二天，另外40000具也被派发给各条战线上的法军部队。由于易于装备，海波兜帽在前线官兵那里十分受欢迎。然而，已经下了200万海波兜帽订单的英国出于对自身产量不足的担心，拒绝再向法国交付维耶勒法兰绒。法军各支部队只能就地寻找公司为他们生产海波兜帽，以致其面料和设计变得五花八门。
此时，德军毒气部队转移到了东线。从5月31日开始，德军连续发动了多次云状毒气攻击。在当日的第一次攻击中，德军抓住了俄军防备松懈的时机——俄军部队正在换防；在毒气云的袭击下，俄军的伤亡高达5000人，但前去探查情况的德军侦察部队同样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击，而且风向的改变还让德军自身伤亡了56人。在6月12日的第二次攻击中，毒气又被风吹了回来，造成德军350人伤亡。最糟糕的是7月6日的第三次攻击，有接近1450名德军官兵因吸入毒气而中毒，其中有130人死亡。早期的法国“敷料纱布1号”防毒面具。1915年8月，根据加布里埃·伯特兰教授的建议，士兵们开始佩戴浸渍过蓖麻油的护目镜佩戴C2式防毒面具的法军士兵
自1915年5月起，德国炮兵开始采用新的毒气战术和化学武器攻击法军。他们集中使用T炮弹进行炮击，以赶走战壕中的法军，但这让德军自己也无法占领染毒的战壕。1915年6月20日，德军发动阿拉贡攻势首日，就使用了25000枚T炮弹，毒气形成的白色云墙使得C2式防毒面具都完全无效了。3天后，当克林博士勘查现场时，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无人区。他发现德军战壕迫击炮发射的炮弹中含有溴，能形成一种浓密的红棕色蒸汽，对人的眼睛和呼吸道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法军的C2可以防止吸入溴，但并不能对眼睛进行防护，而即便是极低浓度的溴，也能让眼睛产生强烈的刺痛感。10天后，德军继续采用T炮弹攻击法军，这次他们捕获了3000名俘虏，并迫使法军撤离阵地。
7月16日，德军首次使用了氯甲酸氯甲酯（又被称为“C液”或“K液”），这是一种比氯气毒性更强的肺毒剂，具有强烈的催泪效果。他们再次捕获了大量俘虏，但未能趁机突破法军阵地。克林博士确认了一份来自前线样本中的化学物质，并将其命名为“拜拉特”。此外，德军还尝试了其他催泪毒剂，包括在7月试用的溴丙酮（B液）和8月试用的甲基乙基甲酮（Bn液）。通过这些毒剂，德军在圣米耶尔（St Mihiel）又抓到了5000名战俘。英国P兜帽
最令协约国的科学家们感到恐惧的是，一旦德军使用比氯气毒性更强的毒气发动攻击，他们现有的防毒面具将会毫无用处。为解决这个问题，位于伦敦米尔班克（Millbank）的皇家陆军医学院进行了相关研究，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是一名陆军医学教授珀西·S.勒林（Percy S.Lelean）中校。
在德国人可能选择的毒气种类（一度超过70种）中，有两种毒气威胁最大，那就是光气和氰化氢。科学家们最青睐的解决方案是将一层层过滤不同毒气的材料装入一个盒子内，但被军方拒绝，因为此方案与现有的设计差别太大，投入生产将耗费大量时间，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研究的重点仍旧放在了寻找可以同时过滤多种毒气的化学物质上，然后将这种物质填入海波兜帽中。
米尔班克皇家陆军医学院设计了一种防护化学武器的装备后，先用老鼠做测试；一旦老鼠能够幸存，就换用猪来做实验；最后再用人类志愿者测试新型兜帽。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科学家都曾在试验中中过毒。贝克一直与位于圣奥梅尔（St Omer）的英国最高统帅部的麦特·琼斯（Mouat Jones）保持着联系，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化学防护物质——苯酚钠。贝克是在自己家中做试验时发现这种物质的，当时他用浸渍了苯酚钠的布片掩住口鼻，然后吸入氯气和光气。随后，一种叫“苯酚盐兜帽”（Phenate Helmet）的防毒面具在米尔班克进行了试验，科学家们发现它能够同时阻挡光气和氰化氢。
新型兜帽由两层棉绒布制成，因为具有腐蚀性的苯酚盐会导致海波兜帽的羊毛法兰绒腐烂；窗口被两片玻璃目镜取代，边缘用锡钢圈压紧，确保密封。由于佩戴者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减弱兜帽对氰化氢的防护作用，为解决这个问题，兜帽上安装了一个阀门，以将二氧化碳排出，由此在陆军命令中这种兜帽被称为“管盔”。反对“管盔”的意见十分微弱，因为有确切的情报证明德军将会使用一种更致命的毒气，而现有的协约国防毒面具在它面前是完全无效的；其中，光气是最大的怀疑对象。因此，采用简称为“P（苯酚盐的首字母）兜帽”的苯酚盐兜帽作为英军的新型防毒面具势在必行。到1915年11月中旬为止，前线英军官兵至少每个人都发放了一具P兜帽，而作为备用装备携带的海波兜帽不久后也被配发的第二具P兜帽所取代。图中显示的是P兜帽内侧的呼气阀，这个呼气阀可以固定在牙齿上。当时，在兜帽上安装这种阀门或通气管是有争议的，因为1915年，佩戴P兜帽、手持恩菲尔德长步枪需要佩戴者用鼻子吸气，用阀门呼气，这的军校学员在位于珀弗利特的模拟战壕进个流程在毒气进攻的压力之下被认为太复行训练杂了，不容易记得住。图中的P兜帽来自英国皇家工兵博物馆，制作它的布料中还包括从睡衣裤上剪下来的绒布布头博物馆中现存的两个P兜帽，其中左侧的外形与标准的差别较大，可能是自制的版本英军的复仇：1915年9月，洛斯战役
除了配备防护装备外，英军对德军的毒气反击也拉开了序幕。不过，英军的第一次毒气攻击准备得很仓促，而且高估了毒气云对步兵突击的价值。5月26日，一位皇家工兵部队中校——查尔斯·H.福克斯（Charles H.Foulkes）被任命为英军毒气部队司令。他观看了6月4日的一场氯气施放演习，氯气紧贴地面并渗入战壕的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克斯报告说：“停止施放一两分钟后，在开放区域内，未采用防护手段的步兵可以紧跟在毒气云之后。”但当时正吹着每小时20英里的风，这对云状毒气的攻击来说实在太快了，由于气体过快流散，对敌军的影响将会被削弱。然而，福克斯过于自信的报告仍然使英军启动了对首次毒气攻击的准备工作。当年6月到9月间，4支“特别皇家工兵连”被组建了起来。
为了支援法军的总攻，英军第1军在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将军的命令下，决定在洛斯（Loos）发动一次攻势，其中就包括毒气攻击。黑格将军对这次攻势持悲观态度，但也认为如能利用毒气复制德军在4月22日的成功，并抓住机会的话，还是大有可为的。8月22日，在黑格面前进行的一次演习再次坚定了他对毒气攻击的信心。黑格将军也曾被告诫：由于风向的不可预测性，不要把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毒气上。然而攻势发起日的清晨，他已经不可能在风向改变的时候下令取消整个行动了。参加突击的80个步兵营被提前告知：防毒兜帽会给他们带来凌驾于德军的决定性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毒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实际上，正是这些步兵连夜来吃力地把毒气钢瓶扛到前线，又不得不在施放毒气后立即发起进攻。1915年9月，英军在洛斯发动毒气攻击前夕，一名特别皇家工兵连的士兵在远征军总部附近的埃尔福演示毒气施放，注意他佩戴着P兜帽。图中毒气瓶连接的是活动的钢丝包皮软管，但实际上大多数英军毒气瓶采用的是刚性铅管。当毒气瓶放空之后，不论是哪种毒气管都要先拆除，再重新连接
9月25日清晨5点40分（总攻时间为6点30分），英军毒气部队打开5900个钢瓶，开始施放毒气。英军还使用了烟雾弹（被称为“蜡烛”），从而将表面上的毒气施放时间延长到40分钟。因为军方确信：德军机枪手装备的“德尔格”氧气呼吸器只能维持30分钟。这些烟雾弹是由一种新型迫击炮发射的。早在1915年7月，福克斯就视察过这种迫击炮，并要求发明者扩大其规格以发射毒气弹。攻势发起当日，英军一共使用了29门这种4英寸“斯托克斯”迫击炮，共计发射了1万枚“蜡烛”烟雾弹；弹射器和其他型号的迫击炮也发射了不少这种烟雾弹。1915年9月25日，英军特别皇家工兵连在洛斯发动了毒气攻击。由于毒气管接头处发生硬化并破裂，毒气被泄漏在己方战壕内。图中右二的士兵正在用装满海波溶液的喷雾器清除己方战壕内的氯气
毒气和浓烟引起了德军战线后方的恐慌，很快洛斯镇就被英军攻占。然而，在很多地方，毒气基本聚集在施放地几码外的无人区，并向北或向后飘过挤满英军部队的战壕。尽管毒气横扫了德军防线“霍亨索伦堡垒”，但同时也影响了英军第1军下辖第1师的阵地，使这些进攻者不得不在毒气和烟雾的笼罩下重新整队。本来福克斯曾下令由他的人单独负责确认风向是否合适，但被参谋人员数次否决，其中一名参谋甚至警告福克斯：如果没有按时施放毒气，他将会被立即枪毙。英军毒气部队使用了多种气瓶，这意味着拧开它们的扳手并不总是合适的，结果很多毒气管接头处发生硬化并破裂，将毒气泄漏在己方战壕内。许多时候，释放毒气导致的气瓶阀门冻结[1]，就连特别皇家工兵连的下士们也无法使其恢复。于是，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步兵正准备出击，却发现自己的战壕充斥着气瓶与气管接头破裂所泄漏的氯气。
雪上加霜的是，英军装备的防毒兜帽也带来了困扰。虽然高层曾发布过指令，要求发动攻击时，优先佩戴对单纯氯气防御效果更好的海波兜帽，而不是新型的P兜帽，但实际上很多人都佩戴着后者。这些防毒兜帽平常戴在头上，随时准备拉下来盖住脸；但天气很潮湿，防毒兜帽布中的化学物质随着水分的饱和淌了出来，对皮肤和眼睛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戴上这两种防毒兜帽的前十分钟，会感到十分闷热，很多人忘记通过管阀向外呼气，更加剧了这一效应。有的士兵为了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就摘掉了兜帽，可也吸进了氯气。不少官兵误以为戴上兜帽会感到非常不适，因为兜帽布散发着浓烈的化学药品的气味，透过它呼吸又会对喉咙产生刺激，因而不肯佩戴导致中毒。
内心陷入恐慌的患者使各营军医应接不暇，他们中既有中毒的伤员，也有仅仅觉得自己中毒的人——一名士兵称自己呼吸困难，但其实是他跑到急救站的速度太快了而已。医生也缺乏经验，无法将毒气中毒与疲劳、暴晒和爆炸震动产生的症状区分开。1918年，生理学家克劳德·道格拉斯（Claude Douglas）博士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称：“因9月25日的一次毒气攻击而疏散的英军士兵共计2652人，其中1696人的症状非常轻微，有一些则根本没有中毒。”
此后，英军分别于9月26日和10月13日（洛斯战役的最后一天）再次发动了云状毒气攻击，但收效甚微。战役过后，英军无能的毒气攻击和近乎无用的防毒兜帽受到了广泛谴责。当时发给毒气部队的扳手尺寸也不合适，打不开钢瓶的阀门。“施放毒气的士兵到处乱冲乱闯，狂呼着要借用可调节的扳手。”结果最后还是只打开一两个钢瓶施放出毒气。德军发现英军的行动后，立即开火还击：德军的炮弹“直接击中了几个毒气钢瓶，毒气弥漫了战壕，毒气连溃不成军”。而且早在发起洛斯攻势的5天以前，远征军总部的众多陆军化学战顾问便已得出一致结论：P兜帽不能防御高浓度氯气。1915—1916年，防毒面具和兜帽德国M15式橡胶防毒面具
虽然英军的毒气反击非常糟糕，但1915年秋，德军为了防患于未然和更方便地发动毒气攻击，引进了一种先进的多功能防毒面具。这种防毒面具由伯恩哈德·德尔格博士（他的公司专门生产各类呼吸器具）利用一种轻型橡胶面罩开发而来。他在面罩的口鼻部位增添了一个金属桶，桶内可以容纳过滤材料。德尔格博士设计的这种新型防毒面具可以覆盖住口鼻和眼睛，材料采用的是威廉皇帝研究院汉斯·皮克（Hans Pick）博士研发的不透气棉布[2]。防毒面具的目镜最初由防碎的赛璐珞制作，不久后改为防暴型赛璐珞。此外，面具上还有两个大皱褶，佩戴者可以从目镜内侧擦拭上面的污物和凝结的水雾。为确保气密性，目镜和过滤器这些附件都是用亚麻线缝合在面具上的，而且在所有的接缝处都刷上了漆。面具的两个鬓角处有两条柔韧的松紧带，可以将其牢牢固定在佩戴者头上。处于备战状态时，防毒面具由一根携行带挂在胸前。由于这种防毒面具需要对不同佩戴者的面部线条进行匹配，以形成有效密封，因此被称为“线条面罩”（Linienmaske）。
过滤材料由法本工业托拉斯的总裁卡尔·杜伊斯贝格、191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威尔斯泰特（Richared Willstatter）以及威廉皇帝研究院的两位助理联合研制。杜伊斯贝格将浸泡在氢氧化钾溶液中的硅藻土颗粒（Diatomnit，一种轻质多孔矿物）投入生产，这种材料可以有效抵御氯气。为了进一步阻止有机物和光气，他们还在过滤材料中加入了打成粉末的活性炭，它是良好的吸收剂。持着手榴弹冲锋的德军猎兵和陆军军官，他们都佩戴着“线条面罩”
哈伯教授建议奥尔公司生产一种过滤器（滤毒罐），而欧司朗公司生产的用于路灯的螺旋接头正好可以将过滤器固定在防毒面具上。这种“单层过滤器”（Einschichteneinsatz）上面通常标着“26/8”，很可能表明其是在8月份研发成功的。凭借这样一种可迅速拆卸的过滤器，德国人不仅能在滤材消耗殆尽的时候马上进行更换，还能根据新型毒气的种类立即更改滤材而不需要取消整个防毒面具的生产。但这种设计缺陷也很明显：佩戴者呼吸都要通过过滤器，这使得面罩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专家们曾考虑采用呼气阀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在野战中使用程序太过复杂而作罢。M15式防毒面具、防毒面具罐以及备用的佩戴M15式防毒面具的德军士兵，注意他护目镜镜片斜挎的防毒面具包
这种防毒面具被命名为“1915年式橡胶防毒面具”（尽管并非全用橡胶制作），又被称为“M15式防毒面具”，最初投入实战是在1915年9月，很可能是在佛兰德斯战场，不久后又在10月的香槟战役中继续投入使用。它通常被装入一个圆柱形的马口铁罐内，再放入一个帆布包中携带。此外，每名士兵还随身携带一个稍小的铁罐，里面装有2个备用的过滤器。
1915年12月或1916年1月，德军完成了新型防毒面具的换装。法国衬垫防毒面具三名佩戴唐蓬P2型防毒面具的法军士兵，由于这种防毒面具的密封性很差，他们都用布料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与此同时，为应对德军的催泪毒气，法国研发了唐蓬P型防毒面具（Tampon polyvalente，即“多功能棉条”）。在过滤材料上，法国专家用蓖麻油和蓖麻油酸钠的混合物代替了硫代硫酸钠，可以同时抵御氯气、溴和催泪毒气。为了在口鼻部位形成严格密封，该防毒面具采用了一种嵌入薄钢片的衬垫，这种衬垫在护目镜上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光气的威胁逐渐增大，法军从1915年8月中旬开始启用了第二种防毒面具。除了在衬垫上浸渍对氨基苯磺酸钠外，这种防毒面具与P型防毒面具并无区别，最终被命名为“P1型”。由于之后还增加了第三种浸渍了醋酸镍的衬垫[3]，P1型防毒面具后被重新命名为“P2型”。10月下旬，防毒面具的过滤材料被简化，通过结合化学物质的方法衬垫被减少到两张。从1915年8月到1916年1月，法国共生产了450万具唐蓬P系列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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