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对中国边疆调查及其文献研究·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向东 张明杰 主编 （日） 鸟居君子 著 娜荷芽 译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日本近代对中国边疆调查及其文献研究·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试读：

总序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千百年间，日本曾视中国为“圣人之国”“礼仪之邦”。然步入近代，中国却变为日本侵略扩张的标的。在以西学为范本的近代学术的诸多领域，也是日本人着了先鞭。早在清末民初，日本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就到中国各地，从事形形色色的调查及其他活动，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见闻游记等文献资料。

仅就调查活动而言，既有出于政治与军事目的的侦探，包括兵要地志、政情民俗、商贸经济、民族文化、社会风貌等，也有以所谓学术考察为名的各种调查，如考古发掘、民族宗教、地质地理、建筑美术等。就笔者所见所知，这类调查文献大大小小数以千计，仅涉及东北和内蒙古（日本所谓“满蒙”）地区者，就多达两三百种。若加上那些秘不示人或已焚毁的机密报告等，近代日本人涉及我国边疆地区的调查、游记等文献资料，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这些文献资料对于我们解读近代中日关系，考察日本人清末民初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及其对中国的认识至关重要。同时对弥补和丰富我国的边疆史料，再现边疆地区的社会风貌及历史断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军事侦探

在这类文献资料中，最早的应属军事侦探类。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现觊觎中国之心。早在1872年8月，日本政府就派遣池上四郎少佐、武市熊吉大尉及外务省官员彭城中平三人，秘密潜入我国东北地区，从事侦探活动。为掩盖军人身份，两名军官暂被委任为外务省官员。他们改名换姓，乔装成商人，从营口到沈阳等地，对辽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等进行侦探调查，翌年回国后，提交了由彭城中平起草的《满洲视察复命书》。此乃近代日本人最早的对我国的调查报告。

1873年后，日本政府有组织地将部分陆海军官分批派往中国，从事侦探谍报活动。如1873年末派遣以美代清元中尉为主的8名军官，1874年派遣以大原里贤大尉为首的7名军官等，即早期所谓“清国派遣将校”之实例。这些人打着留学来华学语言的旗号，其实所接受的指令是“搜集情报”，是对我国与朝鲜、俄国接壤的东北地区和内陆、沿海各省，以及台湾等地进行调查。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馆开始常驻武官，福原和胜大佐上任后，负责监督和指挥在我国的日本军官的行动。1878年，随着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以军事侦探为目的的军官派遣体制得以确立，派遣及侦探活动也更为组织化、规模化和具体化。分期分批派遣的军官以营口、北京、天津、烟台、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等为根据地，对我国诸多省区进行广泛而又缜密的调查，范围不仅仅是东北、华北、华中及南方沿海诸省，而且扩展到陕甘内陆、新疆及云贵等边疆地区。如常驻北京的长濑兼正少尉曾潜入甘肃区域，大原里贤大尉曾深入川陕地区，小田新太郎大尉曾入川鄂云贵地区，从事密探活动。1886年奉命来我国的荒尾精中尉，以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为据点，纠集一些所谓“大陆浪人”，对我国内陆省份及新疆地区进行侦探调查。其谍报活动后由退役军官根津一继承，日后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后又发展为东亚同文书院，成为培养和造就情报人员之摇篮，调查和搜集中国情报之大本营。

这些派遣军官定期向日本政府及有关组织发送情报，不少人还留下了详细的侦探日志、调查复命书及手绘地图等。如岛弘毅的《满洲纪行》、梶山鼎介的《鸭绿江纪行》等，即为其中的调查报告。后来，日本参谋本部编纂《中国地志》（总体部，1887）、《满洲地志》（1889）和《蒙古地志》（1894）等文献时，曾参考了这些军官的实地调查记录。部分军官还直接参与了编纂和校正工作。这些地志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地理志，而是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兵要地志，而且完成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遗憾的是，除部分已公刊的之外，不少文献已无从获知其下落。只有当时的手绘地图，“二战”后为美军所扣押并运往美国，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另外，中日甲午战争后，由日本参谋本部牵头实施的对我国的地图测绘及侦探活动，更是触目惊心。《外邦测量沿革史》（3卷，参谋本部·北中国方面军司令部编，1979年复制版）、《陆地测量部沿革志》（陆地测量部编，1922）、《参谋本部历史草案》（7卷+别册，广濑顺皓主编，2001）以及《对支回顾录》（上下卷，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1936）、《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中下3卷，葛生能久主编，1933—1936）等文献，可资参考，在此不赘。

1879年，东京地学协会成立。它比我国地学会的诞生（1909）足足早了30年。该协会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蓝本，名义上以“普及地理学思想”为宗旨，实际上则是倡导和实施海外（尤其是中国和朝鲜）“探险”及调查，为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服务。发起人及中心成员有渡边洪基、长冈护美、榎本武扬、花房义质、锅岛直大、北白川能久、细川护立、桂太郎、北泽正诚、山田显义、曾根俊虎等，多为皇亲贵族、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人。该协会除直接派遣人员赴海外调查，搜集情报资料之外，还定期举办演讲会，发行协会报告，1893年与东京大学地学会合并后，以该会的《地学杂志》作为其会刊逐月发行。

翻检日本早期的演讲报告，则知其多为有关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及南洋诸国或地区的探查记录。其中涉及中国边疆的，除上述岛弘毅《满洲纪行》（1879/4）、梶山鼎介《鸭绿江纪行》（1883/4）之外，还有谷川宣誉《辽东日志摘要》（1879/5），福岛安正《多伦诺尔纪行》（1881/2），《亚细亚大陆单骑远征记》（1893/7），山本清坚《从哈克图到张家口·上海》（1882/12），菊池节藏《满洲纪行》（1886/4），长冈护美《清韩巡回见闻谈》（1895/6），铃木敏等《金州附近关东半岛地质土壤调查报告》（1895/5），神保小虎《辽东半岛巡回探查简况》（1895/10）、《辽东半岛占领地之地理地质巡检报告》（1896/10、1897/2）等。这些报告者大多为陆海军军官及政治家。可见，该协会自成立之初，就显露与国家对外扩张政策相呼应的特征。

在我国边疆地区从事侦探调查的，除军人外，还有一些外交官、记者及“大陆浪人”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西德二郎《中亚纪事》（1886），永山武四郎《周游日记》（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中西正树《大陆旅行回顾》（1918），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波多野养作《新疆视察复命书》（1907），林出贤次郎《清国新疆旅行谈》（1908），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深谷松涛和古川狄风《满蒙探险记》（1918），星武雄《东蒙游记》（1920），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副岛次郎《跨越亚洲》（1935），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蒙古风土记》（1938），成田安辉《进藏日记》（1970年公开），矢岛保治郎《入藏日志》（1983年公开），野元甚藏《西藏潜行——1939》（2001），木村肥佐生《西藏潜行十年》（1958），西川一三《秘境西域的八年潜行》（1967）等。

其中，军人出身、后转为外交官的西德二郎（1848—1912），1880年7月从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出发，经吉尔吉斯斯坦、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进入中国新疆伊犁，后经蒙古、中国北部边疆及上海，于1881年4月返回东京，历时9个月，踏查了对当时日本人来说尚属秘境的俄属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中亚纪事》（上下卷，陆军文库，1886）即此次探险调查之记录。书中记述了作者所经之地的山川地理、气候、民族、人口、沿革、物产、贸易、风俗及动植物等，尤其是对中俄边境地区的实况等多从军事角度作了观察和记述。此书是近代日本人最早涉及我国新疆踏查的文献之一，对近代边疆尤其是西域探险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二、所谓“学术调查”

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也有部分日本人来我国从事某些领域的考察，但真正的“学术调查”，主要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考察，几乎都与日本侵略扩张的国策并行不悖，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秘而已。有些完全是打着学术旗号的国策调查，有些则是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越境活动，甚至那些标榜目的较纯粹的宗教探险或学术考察，也都与国家的扩张政策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因此，这里的“学术调查” 是应该加引号的。

甲午战争后，出于侵略扩张与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加紧了对我国的调查与研究，一些机关、学校、宗教团体、学术机构或个人也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实地考察等活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前述的东京地学协会，1884年成立的人类学会（后更名为“东京人类学会”），1896年成立的考古协会（后改称“日本考古协会”）以及东西两本愿寺等组织和团体即其中之代表。

1895年，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年仅25岁的鸟居龙藏前往我国辽东半岛作考古调查，事后，于东京地学协会作了《辽东半岛之高丽遗迹与唐代古物》（1896/5）的演讲报告。可以说，这是日本人类学或考古学者赴我国调查之嚆矢。此后，他又先后四次被派往我国台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台湾岛及当地居民作实地考察。1902年7月，为开展与台湾的比较研究，鸟居又深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对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事后，撰写了《清国四川省蛮子洞》（1903）和《苗族调查报告》（1905）等。后者堪称近代第一本有关我国苗族的田野调查著作，至今仍为学界所重。他此次调查活动本身，对当时及后来的我国民族研究学者也有很大触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学者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

1902年3月，身为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副教授的伊东忠太，为研究和探索日本建筑艺术的发源及其与外国的关联，对我国及印度等地的建筑进行长达两年多的实地考察。他先到北京，然后经山西、河北、河南，西至陕西、四川，再穿越湖北、湖南，入贵州，最后从云南出境。历时一年，纵贯我国大陆南北，考察后撰写了多种学术报告、旅行见闻等。其中《川陕云贵之旅》《西游六万里》等著述，是涉及我国边疆的重要记录。

1902年11月至1904年1月，工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山田邦彦等奉命赴长江上游地区，对四川、云南、贵州及川藏边境作地质矿产调查。回国后，于《地学杂志》发表《清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旅行谈》（1904）。但其日记等尚未整理发表，山田即不幸病逝。后由东京地学协会征得其家属同意，将日记及当时拍摄回来的照片稍作修正，以遗稿形式出版了《长江上游地区调查日志》（附照片集，1936）。在日志中，不仅有所到之地的气候、地形地势、水文矿产等资料的详细记录，而且还有大量的测绘地形图等，再加上174幅原始图片，可谓了解上述地区地理地貌、矿产资源及风土民情等的难得资料。

在言及日本近代对我国边疆调查时，不能不提到“大谷探险队”及其他“僧侣”的特异活动。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风潮的刺激下，为调查和探明佛教流传的路径，同时也是为了呼应日本对外扩张的国策，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1876—1948）于1902年至1914年间，曾先后三次派遣年轻僧侣，对我国新疆等地进行探险考察。世间将他们俗称为“大谷探险队”。其考察活动成果除所获文物外，考察亲历者还留下了大量的纪行、日记等文献资料。大谷家藏版《新西域记》（上下卷，1937）和《西域考古图谱》（2册，1915）等，即其中之代表。这类文献资料具体有：大谷光瑞《帕米尔行记》，橘瑞超《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中亚探险谈》，堀贤雄《西域旅行日记》，野村荣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吉川小一郎《天山纪行》《中国纪行》，前田德水《云南纪行》《从缅甸到云南》，本多惠隆《入新疆日记》等。

另外，近代日本已涉足我国西藏，曾多次派僧侣等潜入西藏从事调查活动。如河口慧海（1866—1945），1897年6月从日本出发，经我国香港及新加坡，抵印度加尔各答。他在印度及尼泊尔等地停留，准备了近三年时间后，于1900年7月进入西藏，翌年3月成功抵达拉萨，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他隐瞒国籍和身份，于当地滞留一年多时间，后因身份败露，于1902年5月底仓皇逃离。两年后，他又离开日本，于印度、尼泊尔等地滞留近十年后，再度进入西藏，并得到达赖喇嘛赠的百余函《大藏经》写本。两次入藏，河口慧海都留下了详细的旅行记录。第一次入藏记录《西藏探险记》，是以其口述形式连载于日本报刊的，长达一百五十余期。后由博文馆编辑出版了两卷本《西藏旅行记》（1904）。该书曾多次再版，使河口慧海的名字连同“神秘西藏”一起蜚声日本。尤其是1909年该书英文版（Three Years in Tibet）的问世，更是使其名噪一时。第二次入藏的记录《西藏入国记》和《入藏记》，同样以报刊连载的形式于1915年推出，后辑录为《第二次西藏旅行记》出版（1966）。

除河口慧海之外，寺本婉雅（1872—1940）、能海宽（1868—1901）等也是早期涉足西藏的日本人。寺本婉雅先后两次进入西藏，而且还曾奉军方之命，于北京从事政治活动，并成功地将两套贵重的《大藏经》运往日本。他第一次入藏是1899年，于打箭炉邂逅同为东本愿寺派遣的僧侣能海宽，两人欲由此进入西藏，但因当地官民阻拦，游历理塘和巴塘后返回。不过，能海宽仍不死心，接着又企图由甘肃、青海远道入藏，但终究未果，再后来决意由云南入藏，不料在中途成了不归之客。其入藏记录有《能海宽遗稿》（1917）、《入藏途中见闻杂记》等。

寺本婉雅第二次入藏是受日本政府派遣，于1902年10月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多伦诺尔、包头、西宁等地，翌年2月抵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在当地居留两年后，独自进入西藏，并于1905年5月抵达其向往已久的拉萨，后自印度归国。1906年4月，返回日本不久的他再度接受政府指令，第三次踏上入藏旅途。不过，这次他主要是在青海活动。记述以上三次进入西藏或青海活动的是其《蒙藏旅日记》（横地祥原编，1974）。书后还附录《五台山之行》《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序》《达赖喇嘛呈赠文原稿》《西藏秘地事情》《回忆亚细亚高原巡礼》等。除西藏、青海部分之外，尚有不少涉及当时北京及沿途各地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史料，都是研究日本涉藏史乃至中日近代史的重要文献。

这方面的资料还有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西藏文化新研究》（1940），多田等观《西藏》（1942）、《西藏滞在记》（1984）等。

日俄战争结束后，伴随着日本殖民政策向我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的重点转移，各种形式的中国内地“学术调查”更是有恃无恐地开展起来。满铁调查部（1907年设立，下同）、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7）、东亚经济调查局（1908）、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1908）、东亚同文书院（1900）等国策机构，以及其他一些调研组织等也应运而生。加上原有的那些学校、机关或团体，一时间，对我国，尤其是对东北及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实地考察或研究成为时尚。

前述鸟居龙藏的所谓“满蒙探察”即其中之代表。截至中日战争爆发，他曾先后十余次到上述地区从事调查。具体地讲，东北9次，内蒙古4次。除1906年前后随夫人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任职时的调查之外，几乎每次都是受组织派遣而为，有些调查是在日本军方协助下实现的。加上他及时采用从西方导入的所谓近代科学方法，每次调查均有一定收获或新发现。如1905年于普兰店发掘到石器时代遗迹，于辽阳发现汉代砖墓。1909年调查东北地区汉代坟墓之分布。1928年，于吉林敦化发现辽代画像石墓穴。多次于内蒙古考察辽上京、中京遗址及辽代陵墓，发现一些包括石像在内的遗物等。对辽代文化遗迹、遗物等的发掘和发现，是他这些调查中的最大收获。后来结集出版的《辽之文化图谱》四大册，虽然只是调查成果的一部分，但足见其研究价值。关于鸟居对我国的调查足迹，可从以下旅行记录中得到探明：《蒙古旅行》（1911）、《人类学上所见之西南中国》（1926）、《满蒙探查》（1928）、《满蒙再访》（与妻子合著，1932）、《从西伯利亚到满蒙》（与妻女合著，1929）等。

不可否认，鸟居的这些实地调查及成果，在我国迟于日本而引入的某些西方近代学科领域，有的是先行了一步。今天我们在梳理或讲述这些学科史时，也不得不提到他的先行调查和研究。另外，鸟居从调查我国台湾时起，就携带着当时尚极为稀少的照相机，拍摄并留下了众多珍贵照片。这些图像资料在时隔近百年的今天来看，尤为宝贵。鸟居去世后，后人编辑出版的《鸟居龙藏全集》（12卷+别卷，朝日出版社，1975—1977），至今仍为学界重视。在诸多著名学者著述或全集日趋低廉的当今日本古旧书市场，唯独鸟居的著述和全集售价坚挺，甚至有日益高涨之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学术价值。另外，鸟居龙藏的夫人——鸟居君子（1881—1959）曾接替河源操子（著《蒙古特产》），于1906年3月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任教。她利用此机会及多次旅行，对蒙古族历史文化、社会风习、宗教信仰等加以考察，后撰写《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1927）一书。内容包括蒙古族的语言、地理人情、风俗习惯、遗迹文物、牧畜、宗教、美术、俚语、童谣等，是了解当时蒙古地区社会生活及文化状况的难得文献。书中还附有当时拍摄的照片或素描插图200余幅。

东京地学协会自1910年起，又独自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清国地理调查”，耗费巨资，历时6年。先后派遣石井八万次郎、野田势次郎、饭塚升、小林仪一郎、山根新次、福地信世等地理学者，对我国长江流域及南方诸省区进行广泛调查。事后，编纂出版了三卷本《中国地学调查报告书》（1917—1920）和《化石图谱》（1920）。该报告书中既有调查者的“地学巡见记”，又有调查区域的地质、地理、水文、古生物等记录，内容十分翔实，而且配有很多手绘地图和实地图片。

至于前面提到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国策机构涉及我国边疆的调查及其资料，更是多不胜数，限于篇幅，在此不予详述。仅举满铁调查部组织实施的众多调查中之一项为例。1922年5—6月，受满铁调查部之委托，考古学者八木奘三郎对沈阳以南大连铁道沿线地区进行实地探察，后参考其他文献，编写出版了《满洲旧迹志》（1924）。该书对东北地区各时代之遗物、遗迹，尤其是寺庙道观及其建筑等，均作了具体记述和考察，与村田治郎后来编写的《满洲之史迹》（1944）一起，成为了解东北文物史迹的代表作，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实地考古调查提供了一份实证材料。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又有东亚考古学会（1927）、东方文化学院（1929）、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1931）等相关学术机构或团体诞生，日本对我国边疆，特别是所谓“满蒙地区”的“学术调查”及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考古调查尤为突出。在此领域扮演主要角色的即以东（东京）西（京都）两所帝国大学考古学者为首的东亚考古学会。该学会凭借日本军政界的后援和充足的资金，又打着与中国考古学界合作的旗号，无视中国主权，对我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的古代遗迹，先后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调查。如1927年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对旅大貔子窝遗址的发掘、1928年对牧羊城遗址的发掘、1929年对老铁山山麓南山里汉代砖墓的发掘、1933年对旅顺鸠湾羊头洼遗迹的发掘、1933年及1934年两度对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东京城）遗址的发掘、1935年对赤峰红山后遗迹的发掘等。发掘后的调查报告由该学会以“东亚考古学丛刊”的形式出版，其中甲种6大册、乙种8册。前者依次为《貔子窝》（书名副题省略，下同，1929）、《牧羊城》（1931）、《南山里》（1933）、《营城子》（1934）、《东京城》（1939）、《赤峰红山后》（1938）；后者涉及边疆者有《内蒙古·长城地带》（乙种1，1935）、《上都》（乙种2，1941）、《羊头洼》（乙种3，1943）、《蒙古高原〈前篇〉》（乙种4，1943）、《万安北沙城》（乙种5，1946）。另外，该学会还编辑出版了《蒙古高原横断记》（1937）等调查日志和研究论集《考古学论丛》（1928—1930）等。上述数目众多的调查报告在日本被誉为“奠定了东亚考古学基础”的重要文献。

东方文化学院更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对我国进行调查研究的机构，属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之一部分，分别于东京和京都设有研究所。其评议员、研究员等主要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或骨干，如池内宏、市村瓒次郎、伊东忠太、关野贞、白鸟库吉、宇野哲人、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鸟居龙藏、泷精一、服部宇之吉、原田淑人、羽田亨、滨田耕作、小川琢治、梅原末治、矢野仁一、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塚本善隆、江上波夫、竹岛卓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日比野丈夫等。若列举受该组织派遣或委托赴我国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仅其名单就需要数页纸才能列完。为数众多的是对我国的调查及成果，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与边疆有关的调查文献资料主要有伊东忠太《中国建筑装饰》（5卷，1941—1944），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12卷，1939—1941），关野贞《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关野贞和竹岛卓一《辽金时代之建筑及其佛像》（上下卷，1934—1935），原田淑人《满蒙文化》（1935），竹岛卓一和岛田正郎《中国文化史迹·增补（东北篇）》（1976），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1935）、《中国基督教研究》（3卷，1943—1944），驹井和爱《满蒙旅行谈》（1937），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上下卷，1936）等。

中日战争爆发后，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进而侵占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野心，日本以举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侵华战争中。此时，学界及研究界更是身先士卒，主动配合国策，积极参与对我国的各种调查与研究。先后设立的东亚研究所、太平洋协会、回教圈研究所（以上为1938年设立）、民族研究所（1943）、西北研究所（1944）等国策学术机构，均为涉及中国边疆调查的核心团体。如东亚研究所就曾开展过许多对我国边疆的调查与研究，其成果大多成为日本制定国策时的基础资料。笔者手头有一本盖着红色“秘”印的《东亚研究所资料摘要》（全书共238页），编刊于1942年，是该研究所登录资料之目录或简介。包括“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乙、本所员调查报告书”“丙、中间报告、翻译乃至部分性成果资料等”“丁、委托调查报告书”“外乙、本所讲演速记”等，资料所及区域涵盖中国内陆及边疆省区，另有“南洋、近东、苏联、外蒙”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外国对我国的投资、黄土调查、满蒙关系、海南岛关系等。又如民族研究所从1943年成立，至1945年日本战败，短短两三年时间，不仅从事过大量服务于国策的文献研究，而且还奉政府及军方之命，对从东北到西南的我国边疆省区进行了多项调查，甚至于1944年组派两个调查团，奔赴内蒙古和新疆等地进行民族宗教文化探查。

以上只是对日本近代对我国的“学术调查”作一简单而又部分性的回顾和介绍。这类调查涉及面宽广，文献资料浩瀚庞杂，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面涉及。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以甲午和日俄两大战争为契机，为响应或配合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调查”逐步开展起来，并日益活跃。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政府所谓“对华文化事业”的实施及受其刺激，东亚考古学会、东方文化学院等国策学术机构先后成立并迅速行动起来，尤其是当伪满洲国建立后，在所谓“满蒙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发掘调查。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者更是主动配合国策，奔赴我国各地从事调查研究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实践所谓“学术报国”。因此，可以说，近代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调查”或研究从初始阶段即有扭曲的一面，尽管在方法上有其科学的成分，在成果方面也有值得肯定或可取的地方，但是总体上难以否认其充当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生产工具之本质。“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对其战前的所作所为，虽有部分反思或批判的声音，但整体上并没有作深刻反省和彻底清算，甚至至今仍有全盘肯定或肆意讴歌者。对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战后中国学研究，笔者认为，在不少方面需要有批判性眼光或谨慎判别、正确对待之态度。对战前的“学术调查”这一正负兼有的遗产，更应有这种眼光或态度。

笔者一直致力于收集或考察近代日本人的涉华文献资料，而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或纪行资料，从文献角度来讲，价值很大，故多年来一直想着把这些文献择优译介出来。此次承蒙暨南大学出版社为该项目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终成此事。张明杰2015年10月

译序

日俄战争结束后，满铁调查部（1907）等国策机构以及各类调研组织相继成立，开始对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进行各种形式的 [1]“学术调查”。鸟居龙藏的满蒙探察行即为其中之代表。他辞去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的工作，作为“民间” 人类学者，曾经先后前往西伯利亚、沿海州（今俄罗斯东南部，中心城市海参崴）、千岛群岛、蒙古地区、中国东北、贵州、云南、台湾地区等地，其足迹几乎涉及东亚全域。在鸟居龙藏的田野调查工作中，鸟居君子夫人多次陪伴同行，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调查资料。在上述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鸟居夫妇作为民间人士，有些调查需在日本军方协助之下完成。但1907年6月至1908年12月，鸟居夫妇共同在蒙古地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则可称其为无复杂政治背景的学术调查。

1901年12月，鸟居龙藏（是年31岁）结束在台湾地区的第四次田野调查回到日本。并计划于次年（1902年）夏前往中国西南部地区进行有关苗族的田野调查。在前后两次田野调查工作的间隙，鸟居龙藏与鸟居君子成婚。

鸟居君子（1881—1959），旧姓市原，名君（キミ，婚后改名为君子）。生于德岛县德岛市富田浦町，其父以家教极其严厉而著称。曾就读于德岛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私立淑慎女学，后入德岛县立师范学校女子部学习。毕业后任教于鸣门抚养寻常小学校。1899年，任教期满后，因喜爱音乐，又赴东京上野音乐学校学习，并在当时位于本乡台町的家中购置了钢琴。在明治中期普遍轻视女子教育的日本四国地区，岛居君子实属拥有高学历的女子，这也为她后来赴喀喇沁王府担任教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岛居君子在音乐方面的知识与才华又在其协助鸟居龙藏在各地所进行的田野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忠实地采录了当时各地的民谣民歌。

1901年鸟居君子与鸟居龙藏成婚后退学，开始协助丈夫从事辽代文化研究等工作。1904年长女初音出生，1905年长子龙雄出生。[2]1906年出版了第一本日记体专著《旅居于上总的日子》（《上総のやどり》，金尾文渊阁，1906年）。该书记载了自1905年12月至翌年正月期间，夫妇二人在千叶县一宫借宿于植物学专家松村任三博士别墅期间的生活。[3]

1906年3月，鸟居君子接替河原操子，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4]正女学堂任教。一年任期结束后她又携幼女幸子，与丈夫鸟居龙藏一同深入蒙古族地区进行人类学学术调查及田野调查工作。在此期间，对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生活习俗等进行考察，并将所见所闻等详细记录下来。后撰写《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土俗学上より観 たる蒙古》）一书，成为后世了解清末蒙古社会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该书初版于1927年2月，由东京大镫阁初版。1931年12月由东京六文馆再版。

1906年3月，鸟居君子只身前往内蒙古喀喇沁王府。同年4月，鸟居龙藏随后启程前往喀喇沁王府崇正学堂任教，同时担任王府教育顾问。1907年6月至1908年12月，任教期满后的鸟居夫妇携幼女开始了在蒙古地区的田野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地理、人情、民俗、文物、遗迹、畜牧、美术、宗教、俚语、童谣等；足迹遍及喀喇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巴林旗、阿鲁科尔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车臣汗部、喀尔喀王府、贝尔湖、东乌珠穆沁旗、东西扎鲁特旗等地。期间，他们携带当时尚为少见的照相机，拍摄并留下了众多珍贵照片及图像资料，极具学术价值，原著中还附有当时拍摄的照片及素描插图。

鸟居夫妇独自在蒙古地区任教、游历近3 年。《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一书作为他们实地调查成果，翔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片段，成为反映这一时期的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边疆史料，著者鸟居君子也被誉为日本女性民族学者的先驱。其著述主要有《旅居于上总的日子》、《蒙古行》（读卖新闻社，1909）、《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再访满蒙》（共著，六文馆，1932）等。《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一书的翻译工作始于2010年，期间几经修改，最终得到暨南大学出版社鼎力协助，得以最终出版。冀望对广大读者，尤其是研究人员有所裨益。不过，尽管译者已尽最大努力，但由于知识所限，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识者赐教指正，以便将来修订时更正。

本书全篇翻译工作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副教授娜荷芽承担，日本国独协大学国际教养学系副教授松岗格承担译稿古代日语语体和词汇的翻译工作。因原著多采用日语片假名记述地名、河流、山川等固有名称，故对上述多处地名采用书面语标音转写方式（拉丁注音法，根据《蒙汉词典》（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不甚准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另外，感谢丛书主编张明杰教授不断鞭策并敦促我完成艰苦的翻译工作，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傲木格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奥奇副主席所做的大量协助工作。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潘雅琴老师，她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与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谨此为记。娜荷芽2018年10月[1]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的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者，曾先后进行五次蒙古调查。189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整理员。1895年开始进行海外调查工作，先后前往辽东半岛和台湾。1898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今东京大学大学院理学系研究科，旧称帝国大学理科大学，1897年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担任助手，1905年升任讲师后辞职。1922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人类学研究室主任。后历任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北京）客座教授等职。[2] 鸟居夫妇次女幸子出生于1907年，三女绿子出生于1910年，次子龙次郎出生于1916年。[3] 河原操子（1875—1945）：婚后改姓一宫，曾于1902年赴上海务本女学堂任教，后转任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教习。因日俄战争时期协助过日本军方谍报人员而蜚声日本。著有《蒙古土产》。[4] 长女初音出生后不久即成为大塚弥市家养女。因此在户籍上，出生于1907年的幸子成为长女。

自序

我从事有关东部蒙古的人类学调查，始于我们的新婚宴尔，并且完全是出于作为夫君研究助手的考虑。

最初一年执教于喀喇沁王府，负责王府子女的教育工作，同时，开始专心学习蒙古语并从事其他研究。在一年的执教期满后回国生下幸子。之后不久，一家三口即开始了为期约两年的清贫的田野调查之旅。本书即为记录当时见闻之日记。曾经有评论说，夫君携妇人及幼儿同行，会为这次调查之旅带来极大的不便。但事实并非如此。非但未有任何不便，而且我们夫妇都受益匪浅。

本书虽为游记，但其内容完全是有关民俗学的调查，即今日蒙古族之语言、人情、风俗、习惯、畜牧、宗教、美术、民谣、童谣、童话等。进而还对自石器时代以降的历代遗迹、出土文物等，作了精心的记述。总之，本书主要是为夫君有关人类学的研究助一臂之力，且孩子们经常想听有关蒙古之事，也是为了让他们阅读而整理成册，其内容主要涉及每日对蒙古之观察，基于民俗调查而著。此次有幸得到大镫阁田中经理之推荐，得以付梓。

有关调查结果中的部分内容，即关于蒙古史前石器时代之遗迹以及出土文物的研究论文，去年已发表在东京帝国大学的《理学部纪要》上。是与夫君以法文联名发表的。十分荣幸的是，拙论得到欧美有关学者的广泛引用。夫君的学位论文也是以当时的研究成果，即蒙古之最古民族研究来撰写的。

特别要说的是曾经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安德森（J. G. Andersson）的论文The Cave-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也参考了我们的论文成果。由此可见我们的研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倍感欣慰。

此外，我们还准备以日语或其他语种发表正在写作中的有关东部内蒙古的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方面的研究论文。

时任北京大学堂总教习的服部宇之吉博士及其夫人，为我们这次调查旅行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并且对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方便。

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达到了此次研究旅行的预期目标，发表的相关成果也对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一些贡献，而这些完全归功于大家的真诚相助。

我们殷切地期盼着重访蒙古。

时常我们还考虑对中国新疆等边疆地区进行调查，并期待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此想补充的是，在做蒙古考察时，我们尝尽了作为清贫研究者的辛苦，调查结束回国后的生活之艰难更是令人不堪回首。

在欧美等国，有众多女性从事或关注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但在我国，情况并非如此。拙著如能以出版为契机，开拓此领域的研究，将万分荣幸。

最后，由衷地感谢在诸多方面为蒙古学尽力的有识之士。鸟居君子[1]昭和二年 一月二十七日于鸟居人类学研究室作者鸟居君子怀抱长女鸟居幸子，于1907年前往蒙古地区实施田野调查前夕（照片来源：中薗英助：《鸟居龙藏传》，岩波书店，1995年）1921年，鸟居龙藏、鸟居君子夫妇与孩子们的合影。前排左起鸟居龙藏、次子龙次郎、次女绿子、长女幸子；后排左起鸟居君子夫人、长子龙雄（照片来源：中薗英助：《鸟居龙藏传》，岩波书店，1995年）[2]外蒙古车臣汗部贵族之妻西乌珠穆沁蒙古族nangid夫妻（内文第八十章记载的nangid夫妻，即图中的人物）内蒙古各地出土之石斧（上）巴林（今赤峰北部地区）出土石器时代之土器（下）[3]作者去蒙古旅行时的地图[4]作者蒙古旅行时所持护照[1] 昭和二年：公元1927年。[2] 【译者注】书中“外蒙古”指清朝统治蒙古时期外藩蒙古中的外扎萨克蒙古。[3] 【译者注】图题中的“蒙古”指今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的部分地区。[4] 【译者注】图题中的“蒙古”指今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的部分地区。

再版序

妻君所著《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一书，由六文馆再版。本书是我国学者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上对蒙古所做的先驱性研究。同时，也是我们追忆难以忘怀的青春纪念。

去年由东方文化学院派遣，时隔二十五年后得以携妻重返蒙古旧地。再次踏访当年之山川、遗迹、民众等，倍感今昔分别。当年见闻之事物，有些保存至今，有些已荡然无存。今追忆二十五年前，我等单独探察蒙古之举，可谓感慨万千。特别是每当想起那时出生的女儿幸子，更加觉得当日之不易。

现今的内蒙古，为中华民国政治区域之行省。但在我们进行考察之时，还完全是蒙古族之蒙古。当时的外蒙古还保留着纯粹的蒙古风俗，现今已被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影响所覆盖。上述状况，进一步增加了此书的价值。可以肯定，如想了解蒙古族人和蒙古，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参考史料。

本人举家研究蒙古学，本书即为成果之一。今后也将致力于相关研究。在此对于本书之再版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以此为序。[1]昭和六年 七月十二日结束满蒙之旅归来鸟居龙藏[1] 昭和六年：公元1931年。

第一章 行程与目的

昔日蒙古人来袭令日本人心惊不已之事，已记于史册。在历史上，蒙古族人不仅在日本，还包括中国，甚至遥远的欧洲都留下了足迹。面对拥有世界上最辉煌历史的蒙古族人，我们对其，特别是东部蒙古的了解，在学术上至今还是一片空白。而对现今蒙古族人之体质、风俗、习惯、音乐、俚歌、童谣等方面及史前遗迹、遗物的研究等话题，已成了我夫君的口头禅。

时值喀喇沁王府家庭教师河原操子女史（现一宫夫人）完成任期，即将归国，经内田中国公使介绍，委托时任北京大学堂总教习服部宇之吉博士推荐其继任者。随即，市村瓒次郎博士和安井小太郎先生光临敝舍，详叙原委，并询问是否有合适人选。闻此言，我等惊喜不已。此乃我之夙愿，如今终可实现，当即承诺下来。市村先生和安井先生虽不甚了解我等之夙愿，但对于如此迅速的答复，还是感到意外，不禁哑然。少顷，再次询问此意是否当真，我等当即表明不可动摇之决心，随即办理了相关手续。

由于夫君正在撰写《苗族调查报告》一文，所以决定我先启程。但现已被取消，因按照当时北京清廷之惯例，从年末直至来年开春，有向清廷进贡之习俗。此时，适逢喀喇沁王爷及福晋暂居北京，三月下旬回喀喇沁王府，他们表示希望届时可以同行回府。因此，本想准备之物也未仔细整理，就草草收拾了行李，从日本出发了。

年幼的孩子，暂由老家的母亲及姐妹照管，她们还勉励我不要为孩子有所牵挂，安心辅助夫君完成研究工作，早日归来。闻之，我不禁感到由衷的高兴与欣慰。夫君父母以八十之高龄，还赋予我等如此勇气。正当担心父母生活贫寒清苦之际，有幸得到《读卖新闻》承诺，连载我撰写之书信并且代为送钱给在乡里阿波之德岛等我们回来的双亲。另外，此行还得到先辈、友人以及素昧平生之人的鼓励，使我精神振奋，我不但能够安心出发，而且对此次行程充满了信心。

我虽远在他乡，但已决心献身于喀喇沁子女的教育事业。

此外，我们的目的如前所述，还包括考察东部蒙古的人类学、民俗学以及考古学的相关内容。所以，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在稍有闲暇时，为上述研究做足准备工作。

在北京时，我借宿在服部博士府上。先生和夫人对初来乍到的我，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从联系日本大使馆到引荐喀喇沁王府等各方人士，无一不给了我极大的方便。进而使前往蒙古之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不但如此，为了减少不便之感，博士夫妇还承担了我入蒙后的邮件中转以及必需品的购置等后续工作，他们的深情厚谊实难一一述诸笔墨。正因为这样，我从北京向目的地喀喇沁王府的旅行，顺利启程。当时的喀喇沁福晋喀喇沁毓正女学堂师生合影

第二章 从北京至喀喇沁王府

3月25日，想到今日将要启程，倍感振奋。拂晓，走出寝室，登上城墙眺望日出，只见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充满了朝气。城内还仿佛沉浸在梦中，城外却已有很多人在忙碌了。行人急于赶路的嘈杂声不绝于耳。我也应该赶紧启程了！回来时看见不停刨着前蹄的两匹白马拉着一辆绿色的马车——已做好出发准备了。

服部博士夫妻同乘一辆马车，前往喀喇沁王爷预先告知的东直门。博士夫妇对于我此次行程深表关心。对此，我不胜感激。面对博士夫妻的厚意，我不禁流下了热泪。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我要为蒙古族少年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来到东直门时，在北京交往熟识的十多位友人已在等候。他们发自内心的每一个祝愿都使我感到欣喜万分。不久，王爷一行也到了，大家各自乘上已准备停当的轿子。轿子由前后两匹马驾着，形状好似

[1]神轿。服部博士还为我拍摄了纪念照。

即将出发了。服部夫妻靠近轿子轻声道别：再见！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不知不觉，马车已奔驰在陌生的荒野上。两旁背着长枪，骑着快马的护驾卫兵，与我的轿子并行于荒野。虽然看不见背后，但是从不绝于耳的铃声以及催马的吆喝声中，可以感觉到后面的同行者。

随着轿子的节奏，我的思绪飞向远方。日暮时，抵达孙河驿站。[2]听说孙河驿站距离北京70清里。到达时，众多蒙古族学生兴奋地奔向我，用日语说道，“请喝茶”“是否很累” “吃得习惯吗”等。看到这些为我费心的蒙古族学生，我觉得他们非常可爱。同时，深切地体会到河原女史的教育成就。今天住宿之处，条件非常简陋，比日本最简陋的客栈还要简陋许多。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为我准备了单间，使我可以不受影响、自由地写作。

3月26日，因为还不十分习惯，所以今天休息得不大好，不断地从梦中醒来。想到自己独自来到如此陌生的地方，并且还要前往更加陌生的土地，孤独之感油然而生。如此这般翻来覆去，怎样都不能安稳地进入梦乡。

今天，日出之前就已出发。眼望四方，杳无人烟，只见山脉横亘在远方。在这种仿佛永恒的风景中，我们前行的身影好似融入了天际，犹如远古时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迁徙。

王爷乘坐黑色轿子，福晋与王爷的妹妹乘坐红色轿子，在前后由三十多人组成的卫队的守护下前行。另外，还有十多辆中国式的马车随行。

福晋同王爷的妹妹坐轿感到劳累不适时，会下轿骑马稍作休息。此后，到达牛栏山驿站，用午餐。

那里的客栈都大致相同，进门前厅两边都有马厩，正面是旅客下榻住房。而马厩里经常拴满了马，多得好似要挤出马厩。有的马在进食，有的马像狗一样横卧一边睡觉。在它们周围有一些猪崽叫着寻找食物。每每经历这种既臭又吵的场面，总是觉得非常有趣。

饭后大家继续赶路。傍晚，发现远方有较长的黑影朝着我们慢慢移动。走近时，见是一列驼队，分成几组蜿蜒前行。骆驼挺着长长的脖子，脖颈处的毛在春风中微微飘动，好似随时都可飘落下去，它们驮着行李，踏着坚实的脚步走向远方。而各组收尾的骆驼都系着驼铃。每当听到近旁的驼铃声，不由得感到少许的寂寞。在接近下一个下榻处时，又见到了同样的商队。也许他们不住在客栈，而是露宿于野外。今天我们走了100清里，在名为咸墙的城墙旁，一个称为密云县的地方，找到了下榻之处。此处照例非常简陋，但伙食还算合口。

当天，感到非常劳累。所以很早就睡下了。但是大门附近的车夫们，却一直聊天聊到很晚。

3月27日，还未出密云县。昨天和今天都见到了残雪的痕迹，但是并未感到寒冷。行人已经开始脱掉外套。早上，又遇到了由大队骡马组成的商队。不久到达石匣，大家用了午餐。

一路向北行，进了山路。碎石铺成的路直通山谷，只见山谷中的河面还结着很厚的冰。打开车帘向外张望，不时有冷风吹来，使人感到阵阵寒意。四周鸦雀无声，杳无人烟，不禁感到有些寂寞。不由得哼起了《梦之曲》。哼着哼着，渐渐忘记了忧愁，同时心里充满了对周围人的感激，两眼不由得湿润了。

越过山路中极为险峻的南天门，前方出现了一条清澈的河流，眼前景色豁然开朗，好似展开了一幅中国的水墨山水画。山上树木较少，且岩石耸立，高不可攀。燕山山脉连绵起伏，万里长城横亘其上。

一路行来，感到些许疲倦，不觉在轿中假寐半小时。梦中，传来了隐约的驼铃声，也许又有驼队经过吧。傍晚，又开始攀登山路，还看到了远处的城墙，大概是长城吧。之后，到达了古北口驿站。这里有很多人家。这个古北口为著名的万里长城的关门。只见高大的城墙向东西方向延伸而去。其内设有税关。

客栈前聚集了很多人，在围观我们。据说，今天也走了100清里。晚餐时，桌上摆了七八盘用猪肉做的菜。沾满了油的桌子还散发着一股特殊的味道。虽一点胃口也没有，但我在心中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进食。可是，面对眼前碗中盛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米饭，却难以入口。不得已，一边喝茶，一边慢慢地吃，终于吃完了碗中的饭。

福晋每天发给我们很多甜点。

学生们每天都陪伴左右，并用日语同我交流，还费心地为我安排各种事。因此，我不但不会感到不便，反而还觉得异常的安心。

3月28日一早，天还很黑，就从古北口客栈出发了。路边的房屋建筑都很结实，多用石头或砖瓦砌成。天色尚早，门户紧闭，人们大概都还在梦乡。古北口好似驻有清朝军队，此时，隐隐传来了军号声。古北口关门附近来往的行人，或许是清军。今天，一整天行走在山路上。山路险峻，上山难，下山尤难。有时，拉轿子的马会因陷入冰层开始融化的河中而前蹄跪下。看起来很壮实的马腿，在倒下的瞬间，不禁让人担心它会骨折。不能称之为路的碎石路，只有枯草生长在没有树木的山上。偶有较平坦的土地，会有少数的人家，有的养着山羊，有的养着猪。

在这种人烟稀少之地，也有多愁善感的年轻人在拉着胡琴。听到这种悠长的琴声，心中不免会产生共鸣。

不久，到达三道梁子驿站。随着几个男子的吟唱和打拍子，路边[3]有三个中国少女在起舞。其吟唱的风格酷似日本的朗咏，让人感到开心。

到达三道梁子驿站时，时间尚早，大约5点钟。此地日落时间较日本晚一些，所以到了6点左右，天还亮着。旅舍里三面为墙壁，入口处垂着黑布帘。因为照明用的是点燃的植物油，所以房间光线比较暗。这为我的写作带来了不便，而这种情况在哪里的旅社都是一样的。万幸的是我从北京出发时准备了蜡烛，所以此时可以拿出来用。今天到很晚都可以听到打拍子的声音，不由得猜想，那些少女是否一直不停地在舞动着。

晚上依然难以入眠。没有朋友聊天解闷，只有梦乡和歌声陪伴着。

3月29日。早上5点左右从三道梁子驿站出发。一路走下山，乘坐马车的人都下了车，自己走。因我乘坐的是轿子，所以可以一路躺在轿子里。但因山路颠簸，轿子倾斜，有时觉得与其乘轿不如自己走更为安全。路上于滦平县稍作休整并用餐。之后横渡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河上架桥较少，偶有架桥也较为简陋，桥架上大多放些高粱秆，之上再铺一层土。因而使人感到不安，不如自己走路的好。我们沿河下了山，平地逐渐多了起来。不时有北风吹来，刮起的风尘挡住了视线。行至距三道梁子大约100清里时，到了热河。热河驿站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县城，购物非常方便。旅社也较其他地方整洁，房间里也很干净，并且用的是暖炕。今晚同福晋一起吃了晚餐，共度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热河有邮差，可以寄信至北京，所以写了两三封信发出去。

回房休息，感到不断有寒风吹入，寂寞之情油然而生。

梦中好似又在吟唱《梦之歌》，隐约闻听王昭君弹奏琵琶时幽怨的歌声伴着一行清泪。我吟唱时也经常落泪，但不同的是，我是透过幸福的泪水，实现自己的理想。彼此虽然心情不同，但是流下了同样的热泪。

3月30日。今天，喀喇沁王爷亲自骑马出发，侍卫全部佩刀跟随其护卫于左右。前行的队伍非常威风，两旁的围观者都躲在较远的地方看着我们，大多是听到了传闻聚集过来的民众，数目可观。很多围观者由于震惊，不由得张大了嘴巴。

热河的风俗习惯同北京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特别是小孩发辫的样子也大致相同，犹如五六只蜻蜓停在头顶上一般。走到驿站边上，看到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虱子。距离驿站不远处不太高的山上，有很多喇嘛庙。同行人决定到周围随便看一看。这里长着很多松树，喇嘛庙蓝、红、白色的屋瓦在太阳的照射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只见方方正正的白色建筑和喇嘛庙的塔中，穿着黄色及紫色袍子、戴着造型独特帽子的喇嘛来来往往。我们走进最后一座喇嘛庙，只见殿堂中端坐的五百罗汉都是镀金的。距此地一清里处，坐落着一座大佛寺，造型壮观，色彩斑斓。进入殿堂，只见巨大的千手观音占据着分为几层的大殿。其左右稍低处立着一男一女的雕像，墙壁上绘有壁画。此时，一位僧人带领我们上楼。二楼以上的墙壁，雕刻着上万座观音坐像。从大殿出来，看到庭院中有一处石碑。碑的前后有汉文、蒙古文、藏文。大佛寺内各处厅堂四角都悬挂着风铃，铃声不断地传入耳中，清脆悦耳。

进入佛寺大门，左右各有一堂，右边堂内有一大钟，左边堂内有一大鼓。观音堂的横匾上书“金轮法界”四个大字。

我们一行在僧房用茶后，便离开了此地。

今天也是一直沿着山路前行，直到月亮升起时才到达高素台驿站。大家在此下马休息。

3月31日。早上踏着结了冰的路继续赶路，而天气从昨天开始降温，路边的水洼大多结冰了。

眼见河上的冰已开始融化，但还是可以看到冰层有一尺多厚。今天的取道以山路为主，偶有平地也较狭窄。从昨天开始下坡的路少了。此处的山，既不高也不险，逐渐有了游牧的气息，随处可以看到马、牛、猪、羊。

这里的运货车大多使用七匹马或七头牛来拉。

日落时分，可以看到有牧童赶着羊群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岗子用完午餐即将出发时，从远处跑来了30多个骑马背枪的士兵。他们是喀喇沁王府的卫兵，前来迎接王爷和福晋。见到士兵，知道大概再走两天就可以到达喀喇沁王府了，心中感到释然，即兴作诗一首。本想发给夫君，但苦于没有邮差，只得收藏起来。此时觉得自己对先前不适的颠簸的碎石山路，摇摆不稳的轿子以及猪肉饭菜的味道都能适应了。

今天下榻于七家儿驿站。

客房崭新、干净，而且离马厩较远，没有臭味传来。美丽的月色又为旅途增添了无限的情趣，此情此景，不由地又让人想起了王昭君。

4月1日。半梦半醒中听到喇叭声，遂起床。匆忙准备行李后，便从七家儿驿站出发了。由于地面结冰，一眼望去白茫茫的，晨风更是寒冷刺骨。带路的卫兵全都穿着烟灰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头上裹着印度式样的头巾。其中有一两个人的着装还同日本的军服相似。山路越走越窄，终于进了山谷地带。这里的河面结着厚厚的冰，此时我们骑的马也放慢了脚步。伴随着我们的步伐，山谷中不时传来喇叭声的回音，增加了我们前进的勇气。走出山谷不远，遇到了两个温泉。温泉的水无色无臭，温度不高不低。温泉周围可见白色的印迹，由此可知水中含有某种矿物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