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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托马斯·曼(Thomas Mann)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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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博士试读：

译本序

一

二

四

三

八

在《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一部小说的小说》一书中，托马斯·曼对他创作这部长篇巨制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进行了较多透露。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托马斯·曼在创作《浮士德博士》过程中，在获取必要的现代音乐理论和专业知识方面特别得到了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理论家特奥多·魏森格伦德·阿多诺的大力帮助和指点。托马斯·曼对阿多诺音乐思想吸收和运用程度之深之广，别说一般读者，甚至连阿多诺本人都不免会怀疑他有剽窃之嫌。最新研究表明，对于小说主人公、音乐家莱韦屈恩所创作的晚期音乐作品如《约翰启示录》、小提琴协奏曲、室内乐及《浮士德博士哀歌》等，阿多诺均贡献了特色鲜明的观点和表述成熟的文字。托马斯·曼对此基本上都是照单全收，尽管他自己也有一些不乏启发性的改动。事实上，早在小说的前期形成中，阿多诺的研究和著述就已对他帮助很大。这时的托马斯·曼已经读到过他的《新音乐的哲学》的第一部分的打字稿，而这一部分正好主要论述的就是阿诺尔德·勋伯格的十二音技巧。托马斯·曼把这份当时题名还为《论新音乐的哲学》的打字稿的内容连同阿多诺另外一篇论述贝多芬晚期风格的文章一起用在了主人公莱韦屈恩的音乐老师文德尔·克雷齐马尔所作的报告中以及莱韦屈恩后来在音乐创作方面所展开的革命性构思中。因此，当小说1947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后，托马斯·曼明显感到阿多诺也流露出要对《浮士德博士》有份的意思时，便赶紧决定采取一些安抚措施；与此同时，勋伯格也开始化名“胡戈·特瑞普萨门”对《浮士德博士》进行猛烈攻击，指责托马斯·曼盗用了属于他个人发明的十二音技巧。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曼写下《浮士德博士的形成》（1949年），对相关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他弥补的诚意似乎并不足够，因为《浮士德博士的形成》正如其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实乃“一部小说的小说”，看似写实，流水账般地依照小说的形成时间一一记录下平行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私人事物，实则虚构的性质明显。即便如此，托马斯·曼在日记和《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中仍旧始终只字未提阿多诺那篇论述贝多芬晚期风格的文章。而有趣的是，这篇文章的应用成果——小说第八章克雷齐马尔论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11号的那篇报告历来都被评论界誉为“文学描绘音乐的杰作”。好在阿多诺是大度的，相比而言，勋伯格则显得小气，他不依不饶，托马斯·曼因此不得不在1948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被特许授权出版的翻印本末尾附上一份“勋伯格是十二音技巧发明人”的声明。二、音乐和浮士德

正如小说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浮士德博士》主要讲述了一个浮士德式的和魔鬼结盟的艺术家的故事。全书以作曲家莱韦屈恩的一位老朋友的回忆为线索，沉重而神秘地记录了这位德国艺术家天才而冷漠的一生，是作家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艺术家与市民对立主题的一个延续和升华。

阿德里安·莱韦屈恩1885年出生在德国一个普通农家。他的父亲虽然是农民，却喜欢探究自然，搞些稀奇古怪的数理化实验。田园般的乡村风光，古老的德意志家庭传统，以及爱好冥想的父亲：所有这些留在心中的映像，为他日后的孤僻和非理性倾向埋下了伏笔。阿德里安天资聪颖，小学毕业后来到中世纪氛围浓厚的凯泽斯阿舍恩上高级文理中学，并寄居在经营乐器的伯父家。也是在这段时间，阿德里安开始对音乐，尤其是对音乐的数学严密性和神秘多义性发生了浓厚兴趣。不过，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的阿德里安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到曾经为路德宗教改革中心的哈勒大学学习神学。事实表明，神学只是一条弯路。很快，阿德里安便放弃神学，于1905年转到莱比锡学习音乐。阿德里安深知自己的音乐天分有限，也深知自己所处时代艺术发展穷途末路的窘况，但骄傲的他不甘失败，为了能够超越自身局限，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他故意让自己染上梅毒。之后，他来到慕尼黑，租住在市政议员遗孀罗德夫人的家中，并同她的两个女儿相识。1910年的时候，他又动身前往意大利的帕莱斯特里纳，在那里小住期间，他于半梦半醒之中与魔鬼相遇。这次和魔鬼的谈话实际上是对他四年前以感染梅毒方式与魔鬼结盟的最终确认。魔鬼许诺他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和划时代突破，条件是二十四年期满之后他的灵魂归其所有，而且在这二十四年当中他不可以有爱：“你的生活应该是冷冰冰的——因此你不可以去爱任何人。”（336）从意大利返回后，阿德里安特意搬进慕尼黑远郊的一个农家，开始了长达十

九

十

小说的标题为《浮士德博士》，与此相呼应，小说在其主干结构——误入颓废和罪责歧途的艺术家莱韦屈恩的传记中同时糅进传统的浮士德题材。中世纪的超凡学者和魔术师格奥尔格·浮士德（约1480-1536/39）同魔鬼结盟的传说在1587年首次以《浮士德博士民间故事书》的形式成为文学文本，此后便始终不断有人对其进行创作加工，如马洛的悲剧《浮士德》（1589）、克林格尔的小说《浮士德博士的生活、壮举及下地狱》（1791）和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1808）和第二部（1832）等。在整个以浮士德为题材的西方文艺创作中，以歌德的悲剧《浮士德》最为著名。

如果说歌德的《浮士德》呈现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努力不懈的巨人形象并以救赎结尾，那么，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呈现的则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病人形象并以解体告终。根据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托马斯·曼笔下的这位披着现代音乐家外衣的浮士德可以被看作是对1587年古老的《浮士德博士民间故事书》（以下简称《民间故事书》）的某种回归，托马斯·曼在创作时主要是以施皮斯的这本《民间故事书》为蓝本，如果把二者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很强的类比性：主人公阿德里安和老浮士德一样都是农家子弟，都上了大学，都是先学神学，而后才改学所谓不大正经的专业。两人都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约定的期限都为二十四年，而在这一期限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先后顺序也都是彼此吻合：《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用自己的鲜血和魔鬼签约，阿德里安则于1906年通过感染梅毒让病菌进入自己的血液；《民间故事书》里魔鬼能以各种面目现身，小说里魔鬼则于1911年在帕莱斯特里纳现身；《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八年上天入地，阿德里安则在1913年潜入深海并大谈特谈宇宙奇观；《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十六年去朝圣，阿德里安则在1924年去了托尔纳夫人的庄园；《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十

七

除了人物成长和情节结构上的类同，《民间故事书》中的一些专有名词如地名“普菲弗尔林”、“罗姆冈”、老浮士德的狗的名字“普赖斯提吉阿尔”也都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小说里，至于直接引用和文体风格上的借用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这些素材和其他来源的素材一道，通过作者的巧妙穿插与组合，共同行使着建立关系、制造暗示、激发联想和营造氛围的功能。三、一个德国的譬喻

托马斯·曼如此精心布局，自有其深刻意图，正如他在《浮士德博士》创作过程中于1945年所完成的政论文章，同时也是解读小说的最重要文献《德国和德国人》中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浮士德的魔鬼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德意志的形象，和它结盟，卖身投靠魔鬼，用牺牲灵魂得救去换来一个期限以获取全部宝藏和世界大权，在我看来，这都是同德意志天性特别接近的一些东西。一个孤独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一个坐在自己陋室里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出于享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渴望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在今天，看到德国以这种面目示人，就在德国名副其实地去见了鬼的今天，可不全然就是正当时么？”在这篇文章中，托马斯·曼还认为有必要纠正浮士德传说中的一个“错误”，即有必要把浮士德和音乐联系起来，“浮士德必须是个音乐家”，因为“音乐是具有魔性的领域。”由此，一个同浮士德的魔鬼结盟的音乐家的生平故事便超越了其个体的意义范畴，被赋予了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发展成长历程的示范性。在这个意义上，《浮士德博士》就成为一个德国的譬喻。

从小说的形式和结构来看，《浮士德博士》从同魔鬼结盟的艺术家小说跃升为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德国小说具体是通过专门设置一个名叫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的叙述者来实现的。正是这位哲学博士，古代语文学家，中学教师，莱韦屈恩的发小和最忠实的朋友，在1943年5月到1945年5月，也就是纳粹德国走向覆亡的最后两年，提笔写下并完成了音乐家莱韦屈恩的生平故事。通过这位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所进行的讲述，莱韦屈恩的一生和纳粹德国的崩溃之间发生多重错综复杂的类比性关联。

全书由四十七章组成，其间叙述者蔡特布罗姆的思绪时不时地便会从正在讲述的朋友的过去飘回自己身临其境的当下。尤其是当叙述过半，也就是在过了内容为主人公于幻觉中和魔鬼相遇并进行长谈的第二十

五

六

不是直接讲述阿德里安的生平，而是专门安排一个人来讲，这是托马斯·曼在小说形式方面所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托马斯·曼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较为健康明朗的叙事者来平抑小说内容的过于阴森病态。事实上，蔡特布罗姆不仅是叙述者，同时也是重要的男二号。蔡特布罗姆青年时代持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德国“突破”（412）成为世界大国是值得追求的宏伟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基本信仰才开始逐渐在蔡特布罗姆身上占据上风。前法西斯的慕尼黑克利德威斯圈子的反共和思想及其讨论，蔡特布罗姆也是以一种摇摆模糊的态度参加。在第三帝国，他的自由主义虽使他免受反犹主义干扰，却并不能完全令他和沙文主义的各种变种划清界限。托马斯·曼在对蔡特布罗姆这个人物进行塑造时，虽然也融入自身思想发展的相关成份，但更多的还是尝试把他塑造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代表。不过，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仅是一种局限于被动反抗的人道主义，并不具备旗帜鲜明的道德使命感，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叙述者放弃在政治上明确表态，如1944年春炸毁出版社区的盟军对莱比锡的空袭是否应该，蔡特布罗姆用的便是“不敢对此妄加判定”（340）的回避策略。通过这个人物，德国有教养的文化市民和所谓知识精英在政治上的软弱和道德上的无助显露无遗。四、德国历史灾难的心理学解释

托马斯·曼认为德国的命运是一种受到诅咒的命运。在1945年完成的《德国和德国人》这篇政论文章中，托马斯·曼大谈“德意志‘内心性’的历史”，大谈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试图对德意志精神的堕落与纳粹主义兴起之间的联系给予一个以文化批评为出发点的心理学的解释。托马斯·曼在文中同时还以一个德国的“辩护士”形象出现。托马斯·曼对于自己不顾当时严峻时局仍然为德国说话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在《德国与德国人》的开篇他便直言不讳地这样点明道：“鉴于这个不幸的民族对世界干下的难以启齿的伤害，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处理这个对象，这恐怕会给人造成几乎是不道德的印象。”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了为自己的出身辩护：“德国的不幸究其实根本就只是生而为人的悲剧的范例而已。德国如此迫切需要的恩宠，我们大家全都需要。”《浮士德博士》借助浮士德和音乐这两个最能象征德意志的形象来探讨导致德国历史灾难的原因，可以说就是上述这种心理学解释模式的文学翻版。小说里的两个重要人物蔡特布罗姆和莱韦屈恩都是对德国的譬喻性的拟人化，前者代表陈腐而软弱的文化庸人，后者则代表天才而冷酷的艺术家，两者均象征着同一个遭遇了魔鬼的德国。

托马斯·曼的这种心理学解释模式尽管不无洞见，尽管不乏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认识，却也同时不免会导致重重矛盾，甚至是错误和站不住脚的东西。最早对此提出批评的评论家之一凯特·汉姆布格尔就认为，托马斯·曼从音乐的魔性力量中，从德国人的不问政治的内心性中推导出莱韦屈恩的命运，在《浮士德博士》中对魔鬼的沉迷超过一切理性，这势必给人造成一种政治理性面对纳粹政权毫无办法，乐观向上的人道主义并不能抗衡一个恶毒和野蛮的世界的印象，因此，就政治目光的敏锐而言，托马斯·曼不如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因为后者看到了前者所忽视的东西：“广大的没有受到人文思想文化熏陶的群众的存在才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汉姆布格尔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从《浮士德博士》发表以来至今，均不断有研究者在持续关注隐藏于小说的这种心理学解释模式后面的宿命论色彩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冷漠态度。他们认为，由于小说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即“历史仿佛是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必然结果，从而给人以一种解脱的感觉”，所以使得小说“在战后的德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则是，日耳曼语言文学专家、现任柏林自由大学校长的阿尔特教授近年也重复了类似看法，认为《浮士德博士》通过叙述者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强化了那种“仿佛历史是不可掌控的，是被黑暗势力所控制着的”宿命论思想。不仅如此，阿尔特教授在此基础上还更进一步尖锐指出：“《浮士德博士》里虽然谈到德国人的命运，但却没有谈到大屠杀。犹太人物只是以讽刺漫画和扭曲变形的方式被表现为阴险地代表着前法西斯思想的狂热主义分子布赖萨赫尔，以及必然服务于那种犹太人都是善于做生意的暴发户和吹牛皮的空谈家俗套的音乐经纪人费特尔贝格。对于犹太民族的苦难，这个多声部的文本没有给出一个声部，也没有给出一个音区。提请注意这一点，倒并不是要暗示那种‘反犹主义指责’，当年托马斯·曼一听到这种指责就立马予以了反击，而是要考虑到一个空白，这个空白似乎比叙述者蔡特布罗姆那带有圣经色彩的热烈比喻更加意味深长。”五、蒙太奇技法及其副作用

文学蒙太奇是指把语言上、文体上和内容上来源完全不同、甚至是风格迥异的文本或文本部分并列、拼合在一起。作家凭此技巧可以强化艺术的整体性意识，取得美学意义上的刺激与挑衅，让读者感到震惊，让不同领域的真实同时得到体验并通过连接各种不同的行为和意识层面来激发联想。在《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中，托马斯·曼特别指出自己在《浮士德博士》中运用了“蒙太奇技术”，并强调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是他文学创作中的新东西。而根据相关研究，托马斯·曼的蒙太奇其实就是两大类：把真人、真事和真实的环境植入小说和大量征引各类文献，同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蒙太奇技法及其作用存在一定出入，但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则又并非不可。

主人公阿德里安·莱韦屈恩这个人物的组装或合成性质就非常明显，他主要由浮士德、勋伯格、尼采、多位梅毒艺术家乃至托马斯·曼本人等的生平经历及其与之相关的事件或作品组合而成，可被视为托马斯·曼式蒙太奇手法运用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浮士德、勋伯格，本文其他地方已经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考察一下后面三个的情况。首先，阿德里安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几站就同托马斯·曼自身的经历相符：如阿德里安离开慕尼黑去罗马，继而又转到帕莱斯特里纳，并在帕莱斯特里纳的那个石头厅里卖身投靠魔鬼，这里正好也是托马斯·曼当年创作自己的第一部人生之作的地方；而阿德里安从帕莱斯特里纳返回德国时所下榻的吉泽娜旅馆也就是托马斯·曼当年从意大利返回时所住过的邻近慕尼黑凯旋门的那同一家。其次，莱韦屈恩的故事中糅进了大量与尼采相关的生平故事和著作：莱韦屈恩和尼采一样都在古老的德国小城长大，都受到新教文化熏陶，也都才华出众，都是先上大学，然后又转学去莱比锡；两人也都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感染梅毒，染病后又都经历了一段旺盛的创作期，然后再进入脑软化阶段并最终成为精神病患者；此外，两人还都请朋友代为求婚未果，而且两人在患病期间都由母亲照料，甚至两人去世时的年龄（均为55岁）和日期（均在8月25日）竟然也是一模一样。除了精确到细节的经历上的一致外，尼采的绝大部分思想和观念也都渗透到了小说的字里行间。第三，莱韦屈恩身上也融入了发生在贝多芬、胡戈·沃尔夫、罗伯特·舒曼等著名音乐家身上的令人震惊的关于天才与疾病的故事。1927年出版于伦敦的纽曼著《无意识的贝多芬》一书从疾病的视角来解读贝多芬的生活和创作，此书引起托马斯·曼极大关注，书中涉及贝多芬罹患梅毒的所有地方都被托马斯·曼做了记号。而另外一本同样得到作者仔细研读的由安东·辛德勒于1840年所著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传》也提到过下述情况：某种神秘疾病促使贝多芬去看过几个医生，但这些医生却出于种种奇特原因甚至没有对他做过任何治疗。这个细节同小说第十九章阿德里安感染梅毒后去找两个大夫治病，却都被神秘中断治疗的情形类似。另外，托马斯·曼也研读过有关沃尔夫和舒曼的传记及回忆录，沃尔夫罹患梅毒、最后疯死，舒曼据纽曼称也是梅毒患者，其夫人克拉拉的回忆也说舒曼还常在夜间梦见魔鬼，而沃尔夫和舒曼两人还都曾有过投水自尽未果的行为，等等，这些细节全都被复制到了阿德里安的身上。

除小说主人公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几乎全都能够从托马斯·曼个人和社会生活圈子中找到原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托马斯·曼的亲人。如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太太身上就能找到一些托马斯·曼生母尤莉娅·曼的音容笑貌。罗德夫人和两个女儿一起住在慕尼黑拉姆贝格大街，以及她后来脱离社交圈、隐退到乡间的情节，都和托马斯·曼的母亲经历一致。相比于生母的若隐若现，小他两岁的大妹尤莉娅和小他六岁的二妹卡拉的悲剧性人生则被托马斯·曼公然安在了罗德夫人的女儿克拉丽莎和伊涅丝身上。他的这俩妹妹都是自杀，尤其是卡拉的人生经历与悲惨结局几乎和小说中人物克拉丽莎完全吻合。好在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小说发表时都早已作古，托马斯·曼倒也无须顾虑家人愿意与否。然而，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却也并非全都乐见自己或跟自己相关的人成为作者文学加工的对象。例如，阿德里安最钟爱、但却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外甥艾肖，其原型就是托马斯·曼自己可爱的小孙子弗利多，尽管做了很多改装和拔高处理，但一致性的地方依旧非常明显，以至于托马斯·曼本人都不免担心儿媳妇看到后会不高兴。

不管怎样，自己家里人总归好办一些。倘若涉及的是朋友和熟人，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如果纯是正面或中性塑造，倒也无妨，如托马斯·曼在小说第八章中就特地以特奥多·魏森格伦德·阿多诺姓名中的一个名字“魏—森—格伦德”（字面意思为“河边草地”）来解释一个由三个音符组成的音乐动机，以此向阿多诺表示敬意。然而，如果是负面的塑造，麻烦自然难以避免，如勋伯格就对作者把他的十二音技巧和莱韦屈恩这个病态人物乃至德国纳粹主义扯上边深为不满，感觉自己受到攻击和影射，因而反应激烈，甚至发出抗议。又如，莱韦屈恩的朋友、英语语言文学专家和作家席尔德克纳普，其原型为自1906年起就和作者交好的诗人与翻译家汉斯·莱西格尔，作者也是相当忠实于生活地把人家直接植入小说当中，充当一个虽则幽默、讨人喜欢，但却耽于幻想、毫无责任感的人物。尽管未用真名，可外形描写之详细准确，只要是熟悉内情的人，没有猜不中的。为此，托马斯·曼直到多年以后才得到原谅。同样为人所诟病的还有托马斯·曼在刻画不道德且有双性恋倾向的施维尔特费格这个人物形象时对原型所进行的近乎诽谤性的加工处理。

总之，把真人真事直接嫁接到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身上，固然可以引发为作家所期盼的那种“真假难辩”、虚实不分的奇功妙效，但也很容易导致误会，例如《浮士德博士》至今仍被一部分人当作“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来解读便是明证，尽管它其实更应该被誉为“旁征博引的艺术杰作”才是。六、版本和语言

小说的写作虽然结束于1947年1月29日，但实际交稿给出版社和英文翻译的日期则是1947年2月5日，这期间托马斯·曼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和完善。1947年10月小说出版，并于一个月之内就出版了两次。然而，这两次首版甫一问世，作者却又担心作品篇幅太长，内容过于繁冗，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不良影响。于是，他就赶紧又对小说的首版进行删减，删去了其中涉及音乐技巧的不少段落。1948年，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再版《浮士德博士》，这一次使用的就是删减版，不仅如此，出版地点也变为维也纳。而这一次的文本形态乃是此后一直为德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界认定和沿用的所谓学术版本。当然，不同的是，这一版当时还没有在最后附上“勋伯格是十二音技巧发明人”的那份声明。那份声明首次出现在同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被特许授权出版的翻印本上。而自1951年起，萨·费舍尔出版社在其所有版本中均有收录这份声明。

在德国，对究竟确定这三个版本中的哪一个为主导版本，至今意见仍不统一，主要分歧在于斯德哥尔摩首版和维也纳二版之争。比较传统的一派意见主张以在维也纳出的第二版为准，事实上，自1948年起，这个维也纳第二版的权威性也一直保持了将近五十年才遭到动摇。上世纪九十年代，位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萨·费舍尔出版社刮起复古风，出版了以1947年斯德哥尔摩首版为样本重新审校修订的袖珍版，反响良好，至2008年止已经再版达三十七次之多。

笔者从2003年开始着手《浮士德博士》的中文翻译工作。幸运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1947年斯德哥尔摩首版和沿用维也纳第二版的托马斯·曼全集，而北京的歌德学院图书馆也能借阅到1997年的袖珍修订版。笔者在对这两个版本进行通读和比对的基础上，发现维也纳二版有的，首版全有，而首版有的，二版却没有，这是其一；其二，托马斯·曼是在听到了读者的反馈之后再对首版进行的删减，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单纯出于作品文学性本身需要。综合权衡，笔者认为，选择首版更能够保持作品的原貌和全貌。因此，这本中文的《浮士德博士》是依据1947年斯德哥尔摩首版和1997年袖珍修订版译出。

另外，就语言层面而言，小说从头到尾充满隐喻，涉及大量浩繁而罕见的专业术语，如自然科学术语、音乐术语、基督教神学术语等，且经常性使用的语言达六种之多：德语、法语（如第37章）、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甚至还有古德语。小说同时还充满了长篇大论的对世界文化名著的描绘和引用，对于世界音乐史上各个伟大作曲家和名著的大段大段细致描绘，如丢勒的多幅木版画（《启示录》）和铜版画作品，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多个剧本，威廉·布莱克、济慈、魏尔兰等诸多非德语诗人的英文、法文原诗，音乐方面，对瓦格纳等一系列作曲家的音乐体系的专业性极强的描述，外加第12章中对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书信和用语以及德国巴洛克小说《痴儿西木传》的引用等等，不胜枚举。

由于小说的内容和语言极为广博丰富，有时甚至艰深晦涩，而原书又无任何注释，考虑到该书对读者的预备知识要求较高，特殊的用语如第二十五章中对中世纪《浮士德博士民间故事书》里的有关地狱的几个概念，又如第三十四章中出现的巴赫之《马太受难曲》中的“巴拉巴”一词等，不作注读者可能会感到费解。为此，笔者专门作了大量注释，以期增添阅读乐趣。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罗炜天色渐晚，地上劳苦的动物都将歇息。唯有我正欲独自踏上长路漫漫，硬起心肠去把那班可怜虫看看。这些见闻有待我进行如实描述。啊，诗歌的女神，啊，卓绝的天才，请帮助我，啊，记忆，请把我的印象留住，现在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时机。但丁，《地狱》，第二篇一

阿德里安·莱韦屈恩已经作古。在我讲述他的生平故事之前，在我给这位可敬的、遭受命运残酷打击的、人生道路跌宕起伏的人，给这位天才的音乐家，写第一部，肯定也是非常临时性的一部传记之前，我将首先对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保证，真的，千真万确，我这样做绝对没有任何突出我个人的意思。促使我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来自于对读者方面的揣测——我最好说：未来的读者；因为，就眼下而言，我的这本书还不存在任何可以出版的希望，除非有奇迹发生，使得这本书能够离开我们四面楚歌的欧洲堡垒，为外界带去些许有关我们的孤独的秘密；——请允许我再说一遍：读者将会乐意顺便了解一下作者的身份和职业，仅仅只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预期，我才敢在正式开始之前斗胆先行安排少量有关我个人的一点信息——当然，恰恰因此而引起读者的疑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找对了地方，我要说的是：怀疑我这个人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在思想上应该说还是有所准备的，而我之所以很想去做这件事情，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心灵的相约，而非任何别的性格上的相似，尽管这种性格上的相似颇具合理性。

我把上面的文字粗略地读了一遍，我不得不承认，某种不安和胸口的憋闷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而这也正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最为典型的写照，今天，1943年5月27日，在莱韦屈恩去世两年之后，我要说的是：在他从深夜步入那深不可测的漫漫长夜两年之后，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坐在位于伊萨尔河畔弗莱辛城的这间常年与我相伴的小书房里，开始拿起笔来描述我的这位在天堂里安息——哦，但愿如此！——在天堂里安息的、不幸的朋友的一生。要我怎么说呢，我的这种心情有个特点，这就是：你的心脏在怦怦乱跳，你非要一吐为快不可，而与此同时，你的内心深处却又诚惶诚恐，深怕犯忌，两者在这里纠结缠绕，剪不断，理还乱，让你心乱如麻。说实话，我是一个天性十分温和的，我大概可以说，是个健康的、和善的、注重和谐与理性的人，一个学者，也绝对是拉丁文化和文学的一个不折不扣的追随者，虽然我对纯艺术领域（我会拉浪漫古提琴）也有所涉猎，但我却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骚客，我喜好把自己看作是来自《蒙昧主义者的信笺》时代的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后代，看作是某个洛伊希林、克罗图斯·冯·多恩海姆、穆提亚努斯和俄欧班·黑塞的传人。对魔性之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我基本上不会去妄加否定，尽管如此，我一直以来却始终认为，魔性是一种完全有违天性的东西，我已经本能地把它从我的世界观中剔除，并且，我也从未想到过要和这些下界的神秘力量同流合污，甚而忘乎所以地去招惹它们，或者，当它们主动跑来诱惑我时，我哪怕是连根小指头都懒得伸一下的。我为自己的这种思想付出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代价，我把自己的这种思想所付诸的具体行动是，早在这个时段来临之前，早在其被证明是和精神以及我们的历史发展的要求相脱节之前，我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我所热爱的教书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是满意的。当然，我的这份果敢，或者说是，随人怎么想吧，我的这种道德人格的局限，反而只会更加坚定我的决心，尽管我仍在怀疑，自己究竟可不可以有资格和能力来胜任这项已经开始着手的工作。

我才刚刚提笔写下一个词，这个词就已经悄无声息地令我陷入某种尴尬境地：这个词就是“天才的”；我说的是我那已经故去的朋友的音乐天才。“天才”这个词，即便有些过度，但却肯定是高贵的、和谐的、人道而健康的调子和性质，而像我这样的人，只要不奢求用自己的本性去参与那个高高在上的区域，不奢求每次都能三生有幸地得到“divinis influxibus ex alto”，那么就该不会找到充足的理由，从而在这个词的面前退缩，就该不会找到理由，从而在谈论它和讲述它的时候不抱以喜悦的仰望和恭敬的亲密。事情看来就是如此。但不可否认的，而且从来就没有被否认过的是，在这个光芒四射的领域里，魔性和反理性均令人不安地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和那个下界的王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能够唤起些许恐惧的联系，而正因为如此，“高贵的”、“人道而健康的”以及“和谐的”，就连这些个我试图给这一领域添加进去、以起到保险和防范作用的形容词，也不愿意真正地保持和提高警惕——怎么也不愿意；我将通过一种痛苦的决定来揭示这种区别——怎么也不愿意，就算那是不掺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由上帝赠予抑或受到上帝惩罚的天才，而不是一个买来的、容易变质的，而不是一团罪恶的和病态的天赋的烈焰，而不是履行一份狰狞恐怖的契约……

写到这里，我把笔停了下来，我为自己在艺术上的偏差和失控感到羞愧。倘若是阿德里安本人的话，他几乎是不大可能，我们设想一下：在一部交响曲中，让这样的一个主题过早地显露出来的——最多也就是以一种精心掩饰的、近乎捉摸不透的方式让它远距离地若隐若现罢了。此外，我随手写下的这些东西，也可以只像一种晦涩可疑的暗示那样去触动读者，而只在我自己的眼里显得草率和露骨。对一个像阿德里安这样的、值得自己为之献出生命并让自己为之心急如焚的对象，采取谱曲的艺术家本人的立场，并用这种人的轻松自如的深思熟虑来经营这种人，这在我这样的人看来，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简直就和轻浮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我这才急于探究纯粹的和不纯粹的天才之间的区别，而这样的一种区别，我之所以承认它的存在，也仅仅只是为了紧接着下来问我自己，它的存在是否有道理。事实上，这种体验迫使我竭尽全力、刻不容缓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以至于有时候我会惊恐地发觉，自己仿佛被赶出了原本属于和适宜自己的思想层面，甚而感受到一种对自己的自然禀赋的“不纯粹”的提升……

我再次停笔，我想起来了，我在这里大谈天才及其无论如何是受到了魔性的影响的天性，仅仅只是为了澄清对我的疑虑，即我对我现在所做的这项工作是否具备了必要的亲合力。但愿我要提出的任何制止良心的踌躇的理由，现在都已为之提了出来。命中注定，我一生中的许多年月都是在一个天才、亦即本书的主人公的身边度过，我和他亲密接触，了解他的童年，目睹他的成长、他的命运，参与他的创造并在其间充当一个谦逊的助手的角色。莱韦屈恩青年时代恶作剧式的作品——莎士比亚喜剧《爱的徒劳》的歌剧脚本的改编，便是源自于我，另外，对于荒诞歌剧组曲《罗马人的功绩》以及清唱剧《神学家圣·约翰的启示》的歌剧剧本的准备工作，我也得以施加影响。这是其一，或者说这已经既是其一又是其二了。而我此外还拥有一批文件手稿，一批异常珍贵的记录，它们都是逝者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他身体尚可且健康得较为合法的时候，赠送给我而非别的人的，而我也将把它们作为我的叙述的依据，是的，我打算对它们进行适当的挑选，把其中的一些直接安插到本书中来。然而，最后也好，首先也罢——要在以前，下面这样的辩护始终还是最有效的，即使不是在人的面前，那也是在上帝的面前：我爱过他——满怀着惊愕和柔情，满怀着怜悯和忘我无私的仰慕——与此同时却很少问过，他是否会对我的这份感情做出哪怕是丝毫的回报。

他没有这样做过，哦，没有。在他为遗留的作曲草稿和日记所立的字据中，他对我的认真、虔敬和正确无误表达了一种友好而客观的，我几乎想说：仁慈的和显然是充满敬意的信任。可是爱呢？这个男人又爱过谁呢？先前是个女人——也许。最后是个孩子——可能。还有一个体态轻盈、人见人爱的毛头小伙，一个随叫随到的全天候男人，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喜欢他，所以后来才打发人家从自己身边走开——而且是走向死亡。而他又向谁敞开过自己的心扉呢，又曾让谁走进过他的生活呢？阿德里安身上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忍受着人性的忠诚——我发誓：他对此常常是一概不予理睬。他太无所谓了，以至于他几乎总是觉察不到，在他的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又处在怎样的社会之中，而他在与人交谈时也极少称呼对方的名字这一事实也令我不禁猜想，他很有可能确实不知道人家的名字，而人家却恰恰有足够理由做出与此完全相反的假设。我很想把他的孤独比作一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别人为他付出的情感全都无声无息地隐遁，无影无踪地消失。冷漠将他包裹——当年，他曾在一个阴森的关联中写下这个词，现在我也来用这个词，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哟！生活和体验可以使得某些词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不仅会完全剥离这些词语的日常意义，而且还会赋予它们以某种恐怖的灵光，而没有接触过它们最恐怖的一面的人，那可是绝对理解不了这一点的。二

我的全称是哲学博士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我奇怪地迟迟不把这张牌打出来，对此连我自己都感到不满。但是，很不凑巧，偏偏直到此时此刻之前，我的报道的文学进程仍然不愿意看到我迈出这样的一步来。我现年六十岁，我是公元1883年生人，我兄弟姊妹四个，我是老大，我的出生地为萨勒河畔的凯泽斯阿舍恩，隶属梅泽堡行政专区，也就是在这同一座城市里，莱韦屈恩度过了他全部的中小学时光，因此，对于他的这段生活，我并不急于现在就做出较为详细的刻画，而是要等到后面再来进行描绘。既然我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这位大师的道路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交叉重叠，那么，就不妨把两者结合起来报道，这样也可以避免一再重复抢先的错误。而一个人，如果他心里装满了东西，那他不管怎么说，总是很容易去犯这样的错误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我出身于一个半学者化的中等阶层家庭，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恰逢家道达到中等兴旺程度，因为我的父亲，沃尔格穆特·蔡特布罗姆，是药剂师，而且还是当地最有名望的一个：他在凯泽斯阿舍恩另外还开有第二家药店，只可惜呀，这第二家不仅从未像我们蔡特布罗姆家的“极乐使者”药店那样享受到公众的信任，甚至还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当然，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信奉路德新教，而我们家则属于城里小小的天主教堂区。尤其是我的母亲，她是教会极为虔诚的信女，她认真履行她的宗教义务，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很可能也是由于工作忙碌之故，在这方面的表现就要显得懒散和马虎一些，即便如此，但凡有可能，他也还是会尽力去维护他同他的教友们之间的那种组织团结，而且也照旧会对这种肯定具有政治影响的组织团结深信不疑。值得注意的是，除我们的牧师、宗教顾问茨威林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卡尔勒巴赫博士的犹太法师，光顾我们家那几间位于实验室和药房之上的客厅，这在新教家庭里几乎是很难见到的事情。罗马教会的那个人外表长得要好看一些。但我的、大概主要以我父亲的意见为依据的印象却始终是，那个身材矮小、留着长胡子、戴着小帽子的犹太法典专家在学识的渊博和宗教目光的敏锐方面要远远高出他的这位不同信仰的同行。或许也是由于这段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同时也由于犹太阶层对莱韦屈恩的创作所持有的那种嗅觉灵敏的开放态度，所以，我恰恰就在犹太人问题及其处理上总是不能和我们的元首及其随从完全保持步调上的一致，这对于我放弃教职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当然，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也和出自这个血统的几个样本有过交往——我只消想想慕尼黑的私人学者布赖萨赫尔，我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对他们那混乱得令人厌恶的特征进行一些说明。

至于我的天主教出身，不言而喻，是它塑造和影响了我的内在人格，不过，这一生活背景却从未和我的人道主义世界观、我的爱好相左，正如人们从前所说的那样，“最好的艺术和科学”的热爱，发生过碰撞。这两种个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始终十分和谐，这种和谐保持起来恐怕也不会十分困难，如果人们，都像我一样，在一座古城的环境中长大，而对这座古城的记忆和建筑遗迹又可以远远地追溯到教会分立之前的时期，追溯到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的世界。虽然，凯泽斯阿舍恩处于宗教改革发祥地所在区域的相当居中的位置，处于路德教区的心脏地带，四周为艾斯莱本、维腾贝格、奎德林堡，还有格里马、沃尔芬比特尔以及埃森纳赫等城市环绕——这又对了解作为路德信徒的莱韦屈恩的内心生活颇具启发意义，并同他最初选定的专业——神学，有关。然而，我想把宗教改革比作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不仅穿越了经院哲学的时代，进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思想自由的世界，而且也同样可以返回到中世纪——甚至有可能回溯到一个比基督教及天主教传统更加久远的从前，这个传统没有受到教会分裂的触动，是一种明朗的对教化的热爱。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自己的老家原本就是在那一片黄金地带，那里的人们曾经把圣母马利亚叫做Jovis alma parens。

为了今后能在我的生平履历上记录下必不可少的一段，我的父母大人开恩，把我送进我们的高级中学就读，正好阿德里安也在这同一所学校里接受教育，不过要低我两个年级。这所建于十五世纪下半叶的学校，不久之前还在使用“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这一名称。这个陈旧过时的名称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而言，听起来未免有些滑稽可笑，学校也为此感到有些难堪，于是就决定换掉它，参照隔壁的教堂将自己更名为波尼法修斯高级中学。我于本世纪初离开这所学校，毕业后不久便毫不犹豫地开始转而专心攻读古代语言。早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才能就已经显露出来。我在吉森、耶拿和莱比锡的大学进行这方面的学习，1904到1906年则是在哈勒，而正是在这同一个时期，莱韦屈恩也在那里上大学，不过，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却并非出于偶然。

对于古代语文学的兴趣，对于美和人类理性尊严所怀有的那种活跃而充满热爱的理解，在此，如惯常的那样，我不得不暂且来欣赏一下那种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而又近乎神秘莫测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古希腊罗马语言的研究世界被人称作“人文学科”这一点上，其次则表现在这一点上：即这种教育理念堪称是从思想上对语言的和人道的激情进行整合的最高境界，青少年工作者的天命近乎理所当然地来源于语言学家的天命。搞自然科学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名教师，但他永远不可能是像bonae litterae的弟子这样的意义和程度上的一个教育家。同样，另外那种或许更为深切、但却神奇得不可表达的语言，那种声音的语言（如果可以对音乐进行这样的描述的话），在我看来也并不包括在教育和人文领域，虽然我也知道，它在希腊的教育中，而且根本就是在古希腊的城市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发挥过作用。在我看来，尽管它有可能呈现出任何一种逻辑和道德的严厉，但它却更应该属于一个神怪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理性和人的尊严方面是否具有绝对的可靠性，对此我可不想打保票。即便如此，我仍是由衷地喜欢它，这就是一种矛盾，你为之遗憾也好，为之喜悦也罢，它都是和人类的天性密不可分的。

这都是些题外话。但又不是，因为，高尚的教书育人的精神世界和那个只能冒险接近的神怪的世界之间是否可以划出一个清晰而肯定的界限，这个问题，很有可能，而且简直是太有可能成为我的话题之一了。试问，人类又有哪一个领域，哪怕这个领域是最纯粹无比的，最庄严无比和友善无比的，是可以完全不受到那些来自下界的威力的影响的，对，这里必须再补充一句，是可以完全不需要那种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同它们的接触的？这个想法，它甚至对本性完全远离任何魔性的人都并不是不适宜的，它是我的意大利和希腊之行的某些瞬间遗留在我心中的记忆。我的这次旅行是一次为期将近一年半的游学，它是在我通过国家考试之后由我那好心而仁慈的父母大人所促成：想当年，我站在雅典卫城，我放眼向圣路眺望，只见圣路上厄琉息斯秘仪入会者们一个一个匆匆远去，他们身上戴着藏红花色的带子，嘴里喊着伊阿库斯的名字，尔后，我又来到真正行开幕礼的地方，站在欧律布洛伊西乌斯区域，该区域正好紧邻从山岩上突出出来的冥神普路托裂缝之边缘，这个时候，我朦朦胧胧地体验到了生命感的充盈，这种充盈表现在奥林匹克的希腊人所首倡的对于深渊诸神所怀有的虔诚里，后来，我常常站在讲台上对我的高年级学生说，文化究其实质就是虔诚地、有序地，也就是说，予人以安慰地把夜的、阴森的东西纳入到对众神的崇拜之中。

那次旅行归来之后，二十五岁的我在故乡小城的那所高级中学里谋到一份教职。而这所中学正好是我当年所上的那同一所，就是在这所学校求学期间，我的科学热情高涨了起来。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教了些初级程度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还有历史课。后来，也就是在本世纪的第十二个年头，我转到巴伐利亚的一所学校工作，再后来便是在弗莱辛，这个一直作为我的居住地的地方，当上高级中学教师，不过我也在当地那所神学高等学校任讲师，教授的都是上面所说的那几门课程，时间长达二十余载，那时，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从事这样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

在我到凯泽斯阿舍恩任职没有多久，我就早早地结了婚——对秩序的需要和对道德地适应人类生活的渴望指引着我向前迈出了这样的步伐。海伦，娘家姓额尔哈腾，我的这位卓绝不凡的夫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每况愈下的我，不离不弃，她原是萨克森王国茨维考地方一位年长的同事和同行的女儿。考虑到有被读者见笑的危险，我在这里只愿意承认，海伦，这个健康的人的名字，这个可贵的音节，在我择偶的过程中并没有扮演最不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名字意味着一种崇高庄严，其纯洁的魔力一般人是难以抵御的，尽管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只能在小家碧玉的程度上去满足其高度的苛求，而且，即便就是这样的一种满足，那也只能是很短暂的，那也只能是吃青春饭的，转瞬即逝，根本长久不了。我们的女儿也叫海伦，她早已和一位老实可靠的男士，巴伐利亚证券银行驻累根斯堡分理处代表，缔结了姻缘。除她之外，我的亲爱的夫人还给我生了两个儿子，无奈之下，我只有去尽一个人应尽的本分，虽说也是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但终归是体会到了普天下为人父的快乐与忧愁。只是，我要承认的是，我的孩子当中始终没有一个长得迷人一点的。他们全都无法和小内珀穆克·施耐德魏因那样的翩翩少年相媲美，那是阿德里安的外甥，他后来百看不厌的可人儿——我自己是最后一个这样说话的人。——今天，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为他们的元首效力，一个在地方上，一个在武装部队里。我对祖国的暴力所持的令人诧异的态度造就了我四周的某种寂寥空荡，所以，这两个青年人和他们的寂静的父母之家的联系也就只能用松散二字来形容了。三

莱韦屈恩家族都是些高级的手工业者和农业经营者。他们一部分在施马尔卡尔登地区，一部分在萨克森省沿萨尔河流域一带发家致富。阿德里安家的这个分支定居在隶属奥伯魏勒尔村社的布赫尔农庄，至今已有好几代了。农庄离魏森菲尔斯火车站不远，从凯泽斯阿舍恩坐三刻种的火车就可以到达那里，只是从这一站去布赫尔得要对方派马车过来拉才行。布赫尔农庄拥有五十多摩尔干的耕地和草场，以及一个集体经营的配套混合林和一栋非常安逸而舒适的木结构住宅小楼。不过，这栋小楼尽管是由木头和桁架建成，地基却是石头的。农庄的这个规模使得其主人达到了有义务使役畜力服徭役或者是拥有一胡符土地的完全小农级别。小楼和几个谷仓、几个畜棚一道构成一个开放的四边形，在这个四边形的中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伫立着一棵古老的菩提树，一条绿色的长凳在它的四周环绕，每年六月，这棵老树便会花满枝头，香飘四溢。不过，对于农庄里来来往往的马车而言，这棵美丽的大树可能会有些碍事，而且我也听人说过，农庄的继承人在年轻气盛之时总会和他老子的意见相左，总会出于实用的考虑而竭力主张将其连根拔除，而一旦他自己当上农庄的主人，却又会跟他老子一样，不顾有着同样心思的儿子的反对而对其施行严密保护。

而同样也是在这棵菩提树的树荫下，幼小的阿德里安不知打过多少盹，玩过多少游戏。1885年，当菩提树开花的时候，他在布赫尔农庄的这栋楼房的楼上出生，他是约拿坦和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格奥尔格，现在毫无疑问已是那上面的房东，大他五岁。他还有一个妹妹叫乌尔泽尔，以同样的岁差跟随其后。因为莱韦屈恩一家在凯泽斯阿舍恩所结交的一批朋友和熟人里面也包括我的父母，说实话，我们两家的关系历来很好，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好，完全就是心心相印的那种，所以，在美好的季节里，我们时不时就会跑到乡间田庄去度过星期日的上午，在那里，我们这些城里人会心存感激地享用那些乡村风味浓郁的馈赠，享用加了香甜的黄油的果仁黑面包、金色的切成片的蜂房蜜、味美可口的乳脂草莓，还有先用蓝色扁平大碗使之凝结变酸，然后又撒上黑面包屑和砂糖的牛奶，莱韦屈恩太太用这些东西盛情款待我们。在阿德里安还很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他还被叫做阿德里的时候，他的祖父祖母都还健在，不过，二老除了一点留给自己用以养老送终的产业之外，已经不再掌管经济大权，而是将其全部拱手让与了年轻的后人，因此，老头子的话虽然仍然能够得到恭敬的聆听，但那终究也就只是他利用吃晚饭的机会，用掉光了牙的嘴发一通牢骚地干涉一下而已。但是，这些长辈不久就驾鹤西游了，而且还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里，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可以说是非常的模糊了。如此一来，他们的孩子约拿坦和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的音容笑貌反倒更加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虽然，这幅图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伴随着我的童年、中学和大学时光，在岁月所擅长的不留任何痕迹的作用下，绵延不断地从朝气蓬勃的青壮年时期悄悄步入人生日渐疲惫的中老年阶段。

约拿坦·莱韦屈恩是德意志男子当中最为优秀的一员，像他这样的类型，在我们现今的城市里几乎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而在今天代表着我们的人种的，并且还是用常常令人感到十分压抑的狂暴去抗拒世界的那些人当中，肯定也是找不出第二个来的——这是一个打上了旧时代之强烈烙印的形象，这个形象似乎只在乡村得以留存，似乎是来自三十年战争之前的德意志。这就是我每每看到他时心头涌现的想法。那时，我正在一天天长大成人，可以说，我是用已经练就得近乎敏锐的眼光去凝视和端详他的。他有着一头金灰色的头发，这些头发略微纷乱地耷拉到他那拱圆的、头路分成两半的、而且是分得很开的额头上，他的太阳穴处的血管十分突出，他的并非时尚的、又长又厚的头发展示性地垂到后脖子里，并在精致而小巧的耳朵处同卷曲的金色的、长满上颏、下颏和嘴唇下面的凹陷处的胡子连成一片。他的那片嘴唇，即下嘴唇，在短短的、轻微下垂的髭须的下方相当强烈而圆润地凸现出来，伴随着一种异常迷人的微笑，这种微笑同他那双蓝眼睛里射出来的，虽则有些费力，但却同样也是半笑着的、沉浸在淡淡的腼腆之中的目光是相一致的。他的鼻子的曲线优美，鼻梁瘦削，颧骨下面没长胡子的面颊部位阴凉深陷，甚至有点纤瘦憔悴。他的脖颈颀长而有力，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给露在外面的，他不爱穿城里人人人都穿的那种服装，这种服装无益于他的形象，尤其是和他的两只手不相配，他的这双手有力、黝黑，而且干燥，上面还有几点雀斑，每当他去村社的议会开会时，他就是用这双手来拄拐杖的。

他的目光中裹挟着几分朦胧的疲态，他的太阳穴里流露着几分敏感，倘若是一个郎中，或许已经从中看出了某些偏头痛的征兆，不过，约拿坦所得的偏头痛并不严重，一个月不超过一次，每次也就一天，基本上不影响工作。他爱抽烟斗，他抽的是一种半长的、带盖的瓷烟斗，而从这烟斗里所散发出的那种低级烟草所特有的香味，远比控制着楼下几间屋子氛围的香烟和雪茄所制造的那种驱之不散的烟雾要好闻得多。他另外还爱在抽烟斗的同时喝上满满一壶梅泽堡啤酒，权当是催眠的饮料。而每逢冬日的傍晚，当他的产业被大雪覆盖之时，人们就会看见他在读书，首当其冲的是一本厚厚的、用压制的猪皮装订、而且必须用皮夹子封存的祖传《圣经》。该书1700年左右随着公爵的解放而印刷于不伦瑞克，里面不仅收录了马丁·路德博士的“机智幽默”的前言和边注，而且还同时收录了一个名叫大卫·冯·施维尼茨的先生所做的全部的总结、类比以及对每个章节进行解释的历史的、道德的诗句。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传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这本书流传着这么一个明确的说法：此书曾经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一位公主所有，这位公主嫁给了彼得大帝的儿子。但她后来却制造死亡假象，致使人们信以为真，还为她举行了葬礼，而与此同时呢，她本人却潜逃到马提尼克岛，在那里和一个法国人步入婚姻殿堂。对于滑稽可笑的东西怀有一种饥渴的阿德里安后来还和我一道多次嘲笑过这个故事。而遥想当年，他的父亲那可是一举抬起埋在书里的头来，一边用柔和深邃的目光看着我们，一边来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哟，而且，只要故事一讲完，他便又会赶紧把他的头埋进书里，重新专注于那位冯·施维尼茨先生的韵文评注或是《所罗门说给暴君的智慧》去了。很显然，这部印刷品的不大光彩的来历并未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此外，和他阅读的宗教倾向齐头并进的还有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某些时候所能达到的程度恐怕用下面这句话来形容也不会显得过分：他喜好“探究自然力”。这也就是说，他在有限度地，并且是用有限的手段进行自然科学的、生物的、恐怕还有化学-物理的研究。在这方面，我的父亲也不时会从自己的实验室里拿出一点材料来帮他一把。对于这样的追求，我却宁愿选择那种早已消逝的、并非全无指责之意的词语来称呼它们，因为某种神秘的色彩开始在其中显现，而这种色彩要在从前，那可能是会被当作一种对魔术的嗜好而受到怀疑的哟。我这里另外还要补充的是，对于这种宗教-唯灵论的时代针对日益高涨的探究自然的奥秘的热情所持有的不信任，我个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上帝心怀敬畏的人必然会认为，这是在放浪形骸地偷吃禁果，是在把上帝的创造、自然和生命等同于道德败坏的领域，并且无视由此可能引发的矛盾。自然本身充满了太多由隐晦演变为魔术的创造，充满了太多模棱两可的情绪、半遮半掩以及稀奇古怪地指向不确定性的暗示，所以，信奉清规戒律的虔诚之徒是断然不会不把与之交往视为大逆不道的了。

每逢阿德里安的父亲在傍晚时分打开他那些带有彩色插图的、关于外国蝴蝶和海洋生物的书籍，我们，他的儿子们和我，恐怕还有莱韦屈恩太太，偶尔也会让目光越过他的座椅的装有护耳的皮靠背，和他的目光一起落进那些书里，而他则会用食指指给我们看那里面的一张张壮丽而罕见的插图：那些全色的、暗的和发光的、摇晃而过的、用百里挑一的工艺趣味装饰塑造而成的热带凤蝶和摩尔福蝶——这些美艳绝伦却又红颜薄命的昆虫，其中的几种甚至还被当地居民视作传播疟疾的恶魔。它们所展示的最壮丽的颜色是一种如梦如幻般美丽的碧蓝，约拿坦这样教导我们说，这可不是什么纯正的和真实的颜色，一点也不是，而是通过它们翅膀上的鳞片的细微凹槽，还有其他的表面造型而产生的现象，一个小结构，通过光线的最不自然的折射，以及对绝大多数光线的排斥，使得最耀眼的蓝光独自进入我们的视野。“看哪，”我还听见莱韦屈恩太太说道，“原来是骗人的呀？”“你说这种天蓝是骗人的？”她的丈夫一边回应着，一边抬起头来，并且向后扭过头去看她。“它是从什么颜料来的，你也不能跟我说出个所以然来。”

真的，此时此刻，正在奋笔疾书的我仿佛觉得，自己还和艾尔丝贝特太太、格奥尔格以及阿德里安一起站在那位父亲的座椅背后，跟随他的手指流连于那些幻觉之间。那都是些透翅蛾科的插图。它们的翅膀上根本没有鳞片，这使得它们的翅膀看上去既脆如玻璃，又布满颜色稍深的血管。这种晶莹剔透、赤身裸体地热爱着朦胧的阔叶树荫的蝴蝶名叫黑塔娥拉·艾丝梅拉达。黑塔娥拉只在翅膀上长有一个由紫色和粉色组成的深色斑点，除此之外你根本看不到它身上的任何东西，这使得它在飞行的过程中宛如一片随风飘荡的花瓣。——接下来轮到枯叶蝶，它的翅膀，上部是全色调的颜色三和弦，绚烂无比，下部则几乎和一片树叶没有什么两样，不仅是形状和脉络，就连细小的瑕疵，被模仿的水滴、菌群生成的瘤状突起等等，等等，全都得到精确的再现。一旦这个狡猾的生物收紧翅膀落到阔叶里，那么，它就会凭借自己的这种适应能力完全消失在它的环境之中，即便是最为贪婪的敌人也休想在这里找到它的蛛丝马迹。

这种巧妙进入有缺陷的个体的保护性模仿令约拿坦感到震惊。他试图把他的惊异传达给我们。他的尝试是颇有成效的。“这个动物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发问道，“自然又是如何通过这只动物来做到这一点的呢？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绝技归为它自身的观察和谋算。是的，是的，自然对自己的阔叶了如指掌，不仅只是它的完美，而且还包括它的小小的日常的错误和畸变，同时，自然还出于狡黠的友善在别的地方，在它自己的这只蝴蝶的翅膀的下面，重复它的外表，用以迷惑自己的其他造物。可是，为什么恰恰是这只蝴蝶得到了如此诡计多端的好处呢？而且，静止不动的时候，它就跟一片叶子一模一样——那么，实用性又在哪里呢？站在它的饥饿的捕猎者的角度来看，它生来就是蜥蜴、鸟类和蜘蛛的食物，可是，只要它愿意，它们就是眼睛再尖，也休想找得到它。我现在就来问你们这个问题，省得你们跑来问我。”

如果说这只鳞翅类昆虫是通过让自己不被发现的方式来进行自卫的话，那么，你只需把这本书继续往下翻一翻，这样，你就会结识它们的一些同类，这些同类用最显眼的、老远就能看得见的、直逼眼帘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它们不仅个头特别大，色彩和图案也是华丽之极，正如莱韦屈恩爸爸所补充的那样，它们披着这身看似挑衅的行头，以一种炫耀式的舒缓动作，慢悠悠地飞走，然而，这种舒缓恐怕根本称不上是狂妄，反倒是附着了几分沉重，它们飞着自己的路，从不隐藏，而且，无论是猴子，还是鸟类、四脚蛇，所有的动物，甚至都懒得去看上它们一眼。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很恶心。因为，它们通过耀眼眩目的美丽，另外还通过飞行速度的缓慢，恰好表明了这一点。它们的汁液的气味和口味难闻之极、难吃之极，即便有人偶尔不小心犯错，闹下误会，打算去品尝它们当中的一员，那他也是会在刚咬第一口的时候就立马又把它给吐了出来的，并且吐出来之后还会不断地反复地感到恶心，感到恶心之极。它们的不受用在这个自然界里可是出了名的，但它们同时却又是安全的——可悲的安全。至少我们，站在约拿坦落坐的椅子后面，会扪心自问，这种安全是否更多的是依靠牺牲尊严而换得的，因而也就算不上是快乐。但结果又如何呢？其他种类的蝴蝶也都狡黠地披上同样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华丽外衣，也同样是在缓慢的、不被打扰的飞行中感伤而安全地离去，尽管它们是完全可以受用的。

这些见闻让阿德里安大笑不止，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流出了眼泪。他的快乐感染了我，我也情不自禁地纵声欢笑起来。可是，莱韦屈恩爸爸这时却会伸出食指放在嘴边，“嘘”地一声示意我们安静，因为他要用敬畏的虔诚去凝视和了解所有这些事物——比如，他也是用这同样的神秘的虔诚去凝视写在某些贝类的外壳上面的晦涩难懂的符号的。他所借助的同样也是他的那只巨大的四边形显微镜，而且他还把它提供给我们使用。诚然，目睹这些造物，也就是海里的那些蜗牛和贝壳，同样也意义重大，至少是在约拿坦的带领下浏览它们的插图的时候。所有这些用壮丽的自信和极为大胆与审慎的形式趣味营造出来的螺纹和穹隆连同它们粉红的入口及其形态各异的内壁的七色釉彩，竟然都是它们的胶状的居民们自己的作品——至少当人们抓住这样的想象不放的时候，即自然创造了自然，而没有找过造物主，把造物主想象成充满想象力的工艺师和野心勃勃的釉彩陶瓷艺术家，这的确有其罕见之处，所以，在此插入工段长似的中间神——德谟革，这样的诱惑比别的任何地方都要大。我的本意其实是：这些精美的外壳是软体生物自身的产物，前者保护着后者，这就是蕴涵于其中的最令人震惊的思想。“你们，”约拿坦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去触摸一下你们的胳膊、你们的肋骨，你们就能轻易地确定，正是你们，在你们成人的那个时候，在你们的体内造就了一副坚硬结实的支架，一副骨架，为你们的肉体、你们的肌肉提供支撑，如果说：是它把你们随身携带，倒不如说，是你们在你们的体内将它随身携带。这里的情况则是正好相反。这些造物把它们的坚固放到了外部，不是作为支架，而是作为居所，而恰恰又因为它是外部而非内部，所以必然是其美丽的根基所在。”

我们这些男孩，阿德里安和我，听到他爸爸的这番言论，比如他对可视性的虚荣的看法，不仅相视而笑，而且面面相觑。

这种外部美学，它有时又是阴险的，因为，某些锥形蜗牛，其不对称的外形呈现出布满纹理的淡粉或是夹杂着白点的蜜黄，看上去非常的迷人，但却由于它们的毒性而声名狼藉，而且，依照布赫尔农庄这位庄主的看法，生命这个神秘的部分全都带有某种臭名昭著的或是充满想象力的模棱两可。这个观点的一个奇特的矛盾之处始终体现在人们对华丽的造物的极为不同的使用之上。在中世纪，它们是巫婆厨房和炼丹术士地窖里的一件固定摆设，而且，经过检验，它们被认证为是盛放毒药和春药的合适容器。另一方面，它们却又同时在宗教礼拜中被用于装圣饼和圣人遗物的贝壳柜，甚至被用于晚餐时的高脚杯。毒与美，毒药与魔术，还有魔术与礼拜仪式——有多少在这里交汇。如果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那么，约拿坦·莱韦屈恩的评论可是让我们朦朦胧胧地感受到其中的一些了。

现在来看看那些可以令他永远不安的符号。这些符号出现在一个中等大小的新加里东蚌贝的外壳上，都是在淡白的底面上用轻淡的泛红的褐色打造而成。这些字体宛如用刷子刷出一般，在朝向边缘的地方过渡为纯粹的线条装饰，而在大部分隆起的平面上却又细致而复杂地呈现出旗帜鲜明的旨在促进相互理解的绘画风貌。根据我的记忆，它们和东方早期的文字类型，比如古阿拉米语的笔法极为相似，事实上，我的父亲也禁不住这位朋友的软磨硬泡，只好跑到凯泽斯阿舍恩那座藏书规模绝对不差的市立图书馆，去给他借来考古方面的书籍，以提供研究和比较的可能性。不言而喻，这些研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或者说，只有杂乱而荒谬之极的、因而得不出任何结果的结果。约拿坦，当他让我们看那迷一样的插图时，也不无一丝伤感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探究这些符号的意义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很遗憾，我亲爱的孩子们，事情就是如此。它们躲避我们的理解，令人痛苦的是，这种情形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如果我说‘躲避’，那么，这也恰恰只是‘吐露’的反面，至于说，这些我们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可能就是自然纯粹为了装饰而画到它的造物的外壳上面去的，没有人能够说服我去相信这一点。装饰和意义始终并肩而行，并驾齐驱，这些古籍也是为装饰并同时为传递信息服务。谁也不要跟我说，这里没有传递什么消息！陷入这样的矛盾而不能自拔，这就是一个无法接近的通告，也能算得上是一种享受。”

如果这里所涉及的真的该是一种秘密的文字的话，那么，自然就必定会拥有自己的、产生于其自身的、经过了组织的语言，对于这一点，他仔细想过了吗？它到底应该选择人类发明的哪一种语言来表达它自己呢？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作为男孩的我心里已经十分清楚，人类以外的自然从根本上是不识字的，在我看来，这里恰恰就是其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是的，莱韦屈恩爸爸是一个喜欢苦思的人，也是一个喜欢冥想的人，而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他的研究癖好——如果原本只是梦幻般的沉思也可以称得上是研究的话——越来越偏向于一个确定的方向，即那种神秘的方向，抑或是一种充满预感的半神秘的方向，正如在我看来的那样，追寻自然的人类思想几乎必然地会被引领到这个方向上去。大胆地拿自然做实验，刺激它成为现象，“引诱”它，通过实验来揭示它的作用。至于有人说，这一切都和巫术有着非常接近的关系，而且也确实已经开始掉进巫术的泥潭，甚至就是一件“诱惑者”的作品，这种说法乃是过去几个时代的信念：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信念。我很想知道，那时的人们又是用何种的眼光去打量那个维腾贝格人的。他，正如我从约拿坦那里所听到的那样，在一百又几年前，发明了可视音乐的实验，这个实验我们有时可以看到。在阿德里安的爸爸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件物理仪器中，有一个圆圆的、自由悬浮着的、只停留在中间的一个塞子上的玻璃盘，盘子上上演的便是这个奇迹。盘子里撒上了细沙，借助一只古老的大提琴的琴弓，用这琴弓在盘子的边缘从上往下擦去，让盘子震动起来，随着震动，被激活的沙子就会移动位置，排列组合出极其精确而又丰富多彩的形象和阿拉贝斯克来。这种视觉声学，它把清晰和神秘、规律和神奇巧妙地融为一体，因而很受我们这些男孩的喜爱；不过，特别是为了取悦那位做实验的人，我们还会比较频繁地请他来给我们作这个演示。

冰花也能给他带来类似的乐趣。隆冬时节，每当那些水晶般的降雪遮住了布赫尔小楼的农家小窗时，他便往往会用肉眼，同时也通过他的放大镜，专心致志地凝视它们的结构长达半个小时之久。我想说的是：倘若这些作品做的是与之般配的事情，即保持了对称形象性、数学和规律的严肃性的话，那么，万事可能早就大吉了，可能早就直接过渡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可是，它们却用某种变戏法似的无耻去模仿植物，美妙无比地装扮成棕榈叶、小草、杯状和星状的花朵，它们利用它们的冰冷的手段在有机界的天地里班门弄斧，这于是就成了约拿坦过不去的坎儿，他为此没完没了地摇头叹息，既带着几分否定，又怀有满腔欣赏。他提的问题是，这些幻影是形成于这些植物形态之前，还是形成于模仿它们之后？都不是，他可能会这样来回答他自己；它们是平行进行。创造性地梦想着的自然无论是在哪里，梦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而如果或许可以说是模仿的话，那么肯定也是交互作用的那种。难道说就该把那些真正的大地之子们树为榜样，因为它们才拥有有机的深刻真实，而冰花则只是纯粹的现象而已？然而，它们的现象可是物质共同作用之复杂性的结果，一点也不亚于植物的复杂性。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么，我们这位东道主的头脑此时应该完全为有生命的和所谓的无生命的自然的统一性问题所占据，他此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是在对自然犯罪，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划得过于分明的话，因为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渗透的，另外，所谓的完全只为生物所特有的那种基本能力其实也并不存在，而且，就算不是生物学家也照样可以凭借无生命的模型对这种基本能力进行研究。

两个王国实际上都在以同一种迷惑人的方式，毫无二致的方式，悄悄进入彼此的领地，这一点是通过“一滴吞食的液体”来教给我们的。莱韦屈恩爸爸不止一次当着我们的面给它喂食。一滴液体，不管它是由何种成分构成，石蜡也好，含醚的油也罢——它是由什么成分构成，我记得不大清楚了，我以为，那是哥罗仿，一滴液体，我是说，不是动物，也不是最原始的，甚至连变形虫都不是，人们不会去假设：它有食欲，知道摄取营养，留住可口的东西，拒绝不可口的东西。然而，这却正是我们的这滴液体要做的事情。它被单独分离出来，悬挂在一杯水中，约拿坦把它安置到这里，用的工具可能是一只精密的注射器。他现在要做的实验步骤如下：他拿出一根细小的玻璃棍来，那实际上只是一根用玻璃制成的细线，他给它涂上紫胶，将它置于一个有弹性的小镊子的两端之间，然后再用这个镊子夹住它，把它送到那滴液体的近旁。他要做的，就只有这些，剩下的都由那滴液体自己去做。只见它在自己的表面堆起一个小山丘，形状有点像孕妇的肚子，它通过这里来根据长度吸纳那根小棍子。与此同时，它自身拉长，呈梨形，以便它完全能够容纳它的猎物而不至于让后者在两端高出它，同时，它开始，接下来我向每一个人保证，它又重新逐渐变圆，首先呈现为一个鸡蛋的形状，然后，它开始一点一点地吃掉小玻璃棍上的紫胶涂层，并在它那小小的身体内部对吃进去的东西进行分配。做完这些之后，它又回复到球状，把那根舔得一干二净的给物器横着运送到它的边缘，让它离开自身，重新回到外面去，进入周围的水中。

我不敢保证我乐见这种情形，但我承认，我被迷住了。而阿德里安恐怕也和我一样，尽管这样的演示总是令他忍不住想大笑一场，但却仅仅又因为要考虑到父亲的严肃而不得不忍住不笑。不管怎样，人们可以认为这滴吞食的液体很好笑；然而，当时，当我面对某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和幽灵般的自然产物的时候，我却绝对不是这样的感觉。那位父亲用最奇特的培养基去培育这些自然的产物，他成功了，而且他还允许我们在一旁观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景象。那只由它在里面表演的玻璃容器，装入四分之三轻度粘滑的水，也就是稀释过的水玻璃，在容器里面的底部是一个小小的、滑稽的地带，颜色各异的植物从沙土里冒出，竞相向上。这是一群混乱的植被，蓝色的、绿色的和褐色的小芽儿，令人想起海藻、蘑菇、固着的珊瑚虫，还有苔藓，再就是蚌贝、荚果、小树或小树的枝杈，偶尔也令人想起那些肢体——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奇怪的东西：奇怪，与其说是因为其确实极为神奇而又让人眼花缭乱的外表，倒不如说是因为其多愁善感的本性。因为，当莱韦屈恩爸爸问我们对此的看法如何时，我们怯生生地回答他说，那可能是植物。“不，”他反驳道，“那可不是植物，它们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可是，你们千万不要因此就小看它们了！就因为它们装出这副样子来，并且竭尽全力地努力装出这副样子来，所以，它们值得任何形式的尊重。”

事实表明，这些植物根本就是无机物的本原，它们的产生是借助了“极乐使者”药店的药品。在他加入水玻璃溶液之前，约拿坦首先把各种结晶体撒到容器底部的沙子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都是些诸如铬酸钾和硫酸铜一类的物质。这些种子逐渐长大，成为令人同情的杂交品种，是一种被叫作“渗透压”的物理过程的产物。为此，它们的播种者乘机变本加厉地榨取我们的同情。他让我们看到，这些痛苦的生命的模仿者，正如关于生命的科学所说的那样，渴望光明，具有“趋日性”。为了便于我们理解，他把那只水缸放到太阳底下，但只让它一面朝阳，另外三面则全都背阴，看哪，只不大一会儿的工夫，缸里所有可疑的一族，菌覃、形同男性生殖器的珊瑚茎，全都偏向玻璃容器接受日照的那一面，而且，它们是那样争先恐后地渴望温暖与欢乐，以至于个个都争着抢着去拥抱那面朝阳的玻璃，全都把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到那上面去。“可它们的生命也就此终结。”约拿坦说这话时眼里噙满泪水，而我则亲眼看见，阿德里安却恨不得要笑出声来，而他又不敢笑出声来，所以只好强忍着，以至于他的身体开始前仰后合地摇晃起来。

对我而言，我必须弄清楚的是，这样的事情是否值得一笑或者值得一哭。我只想说明一点：类似这样的妖魔鬼怪仅仅只是自然的、尤其是受到了人的肆意引诱的自然的事物。而在古希腊罗马文化那庄严崇高的王国里，这样的幽灵肯定是寸步难行的。四

不管怎样，上面的一章已经是过于冗长了。既然如此，我不妨另起一章，也用些笔墨来表达一下我对布赫尔的女房东，阿德里安亲爱的妈妈的敬意。但愿童年时代所怀有的感激，外加她端给我们的可口的小吃，能够始终如一地美化这个人物。要我说呢，在我这一生当中，我还真是没有见过一位比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更为迷人的妇女，我只要谈起她的素朴的、聪慧而随和的性情，我便会肃然起敬，我因此也坚信，那位儿子的天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位母亲充沛而旺盛的青春活力。

如果说凝视她丈夫那老德意志式的漂亮脑袋令我感到愉快的话，那么，我的眼睛也同样喜欢停留在她那令人极为舒服的、绝对独特的和比例分明的外形上。她娘家是阿波尔达一带人，她属于那种褐色的类型，这种类型在德国各地时有发生，其有根有底的家谱使得外人没有理由去猜测他们是不是拥有罗马人的血统。她的深色的皮肤，她的黝黑的头发，她那看起人来溢满宁静和友善的双眸，按照这些体征，人家很有可能把她当成罗曼人来看待，如果不是她面部形态所呈现出的某些日耳曼式的粗犷驳斥了这一点的话。她的这张脸是一个较短的椭圆，下颏早早地变尖，鼻子不是十分规则，鼻梁轻微下陷，鼻尖有点儿上翘，从容的嘴巴既不妖娆，也不呆板。而我上面刚刚说过的她的半遮着耳朵的头发，则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也慢慢地镀上了一层银色，她的这头头发梳得非常紧绷平整，完全称得上油光可鉴，而额头上的头分线也使得白色的头皮露了出来。尽管如此，仍有几根松散的头发在两耳前非常优雅地——不是经常地，恐怕也不是故意地——悬垂下来。记得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是扎辫子的，那时，她的辫子又粗又大，她按照农村的习惯把辫子盘在脑后，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再在上面系条彩色刺绣的发带什么的。

城里的服装不关她的事，就跟不关她丈夫的事一样；贵妇人那样的不适合她，相反，乡村那半戏装化的服装却合适极了，我们所认识的她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结实的，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自家做的裙子，配上一件滚边紧身背心，有些粗壮的脖子和胸脯的上半部从背心的方形领口处露出，胸前再戴上一个简洁、轻巧的金首饰。浅棕色的、习惯了劳作的双手，既不粗壮，也没有得到过过多的保养，结婚戒指戴在右手上，我想说：这双手有着极为人性的正确和可靠，故而看着它们就是一种愉快，同样令人双眼感到愉悦的还有她那两只行动麻利、不太大也不太小的诚实的脚，它们穿在舒适的平跟鞋里，绿色或灰色的羊毛袜子则紧紧裹住那好看的踝骨。她的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她身上最美的东西却是她的声音，按位置划分，是那种温暖的女中音，而按说话所用的语言来分类的话，她的口音则稍稍带有那么一点图林根地方的色彩，听起来格外诱人。我不想说：“婉转动人，”因为这个词有点故意和刻意的味道。这种声音的魅力源自一种内在的、而除此之外却又始终是潜在的音乐性，因为艾尔丝贝特并不关心音乐，也就是说，她并未献身于它。有时，当然了，纯粹是随手玩玩的，她也会从墙上取下那把用作起居室壁饰的旧吉他来，在上面弹几个和弦，可能的话，也同时哼唱一段或半段歌曲什么的；然而，真正的歌唱她是不会去干的，我敢打赌，要论唱歌的话，她绝对是块上好的可造之材。

总之，她说起话来非常好听，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好听的了，虽然，她所说的话都只是些最简单的和最实在的；而且，我也认为，阿德里安从出身的第一刻起就听到了母亲这自然的、由本能的趣味所决定的美妙声音，这一点可谓意义重大。对我而言，这可以有助于解释他的作品里所展示出来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声音的感觉，即使人们很容易反驳说，他的哥哥格奥尔格不也是享有同等的优势么，那他的生活道路怎么没有受到这方面的任何影响呢。之所以如此，另外也是由于他长得更像他父亲，而阿德里安则更多地拥有他母亲的体征——但这又会与下述事实不相符合，即继承了父亲偏头痛毛病的是阿德里安，而不是格奥尔格。然而，不管怎样，这位尊贵的死者的总体面貌连同许多细节：深色的皮肤、眼睛的形状、嘴巴和下巴的结构，统统都是来自母亲一边，这在他刮光了胡子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那也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以后，他才让自己留起那把震惊四座的翘胡子来的。

母亲的虹膜的乌黑和父亲的虹膜的碧蓝在他的眼睛里混合，成为一种阴凉的蓝-灰-绿，这细小的散发着金属光芒的斑晶，与之相对应，瞳孔周围现出一圈锈红；对我而言，我敢打心眼里肯定，正是父母的眼睛之间的这种对立及其颜色在他的眼睛里的混合，使得他的对于美的判断力在这方面变得摇摆不定起来，让他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无法决定，当着别人的面应该给予哪种眼睛，黑的还是蓝的，以优先的权利。然而，他却总是爱走极端，要么是睫毛之间那宛如沥青一般的光芒，要么就是那清澈透亮的天蓝。

艾尔丝贝特太太对布赫尔的帮工极具影响力。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她在这些人那里的威信甚至高过她的丈夫。这些帮工，遇农闲时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只有在收割的季节才会增加人手，才会从附近乡村的居民中雇佣几个来帮忙。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形象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比如说牧马人托马斯的身影，就是他，经常到魏森菲尔斯的火车站来接我们，然后又把我们送回到那里去，他是个独眼、瘦骨嶙峋的、个子长长的、却又长着个驼背的人。他常常让小阿德里安在他的驼背上骑来骑去：后来，这位大师还常常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说，那个驼背当座椅非常实用，也非常舒适。其次，我还记得，有一个管牲口棚的女佣人，名字叫汉芮，她的胸脯颤动高耸，一双赤脚永远沾满粪污，小男孩阿德里安曾经同她结下一段较为亲密的友谊，个中原由则还有待于我以后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另外，还有乳酪房的女管家卢德尔太太，她是一个戴着便帽的寡妇，表情异乎寻常的威严，一来是为抗议她的名字，二来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她是公认的美味可口的和兰芹奶酪的制作高手。如果不是女主人自己的话，那么，在牛棚里款待我们的便会是她。对我们而言，这牛棚可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好去处，只见这位女佣坐到小凳上，开始挤奶，而随着她的手指的挤动，温暖的、冒着泡沫的、散发着被挤动物体香的牛奶，便汩汩地流进了我们的杯子里。

田野和森林，池塘和山丘，乡村的儿童世界连同其四周简朴的风景，这正是阿德里安十岁以前的早期环境，他父母的家，他的发源地，我因此也被包括在内，和他联系在了一起。倘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又何必流连于这些个别的回忆当中呢。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以“你”相称开始生根发芽，而且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即便是他，那对我肯定也是直呼名字的——我现在当然是再也听不到他这样叫我了，但是，如果说六岁或八岁的他可能没有叫过我“塞雷奴斯”或是“塞雷”，就如同我可能没有叫过他“阿德里”一样，这却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法确定，但那肯定是在我们学生时代的初期。从那时起，他不再用这样的称呼来满足我，而且只要他还叫我，就只用姓来称呼我，而在我看来，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敬他，则似乎完全是粗鲁的和不可能的事情。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缺少的只是，我差点就要去告他的状了。在我看来，恰恰值得一提的倒是，我叫他“阿德里安”，他却相反，叫我“蔡特布罗姆”，如果他非得使用一个名称不可的话。——对于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就让我们将它束之高阁，重新回到布赫尔来吧！

他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是农庄里那条叫做苏索的狗——它奇怪地叫着这个名字，这是一只可怜的老勃拉克。每当有人给它喂食的时候，它的脸就会笑成一朵花，而对于陌生人，它却绝对不是不危险的。它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白天，它被链条拴在它的狗窝里吃食，只有等到宁静的夜晚，它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农庄里四处溜达。我们一起去看脏兮兮的、拥挤不堪的猪圈里的猪，心里想的却尽是女佣们老讲的故事，说的是这些家猪，它们长着狡黠的小蓝眼睛，睫毛是金色的，膘肥滚圆的身体跟人的颜色一样，可是，它们有时却会吃掉小孩子，于是，我们就强迫我们的喉咙去模仿它们从喉管深处发出的那种“嗯、嗯”的咕噜声，眼睛则会一动不动地紧紧盯住猪崽们的锈红色的、吮吸着母猪奶头的小嘴巴。养在铁丝网后面的母鸡也不忘为我们增添快乐，它们的沸腾的生活伴随着咬文嚼字的、庄严而适度的叫声，只是偶尔才会有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我们还会小心翼翼地跑去屋后蜜蜂居住的地方造访，尽管我们深知被蜜蜂蜇到是何滋味，那种疼痛，虽说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但你仍旧还是会疼得龇牙咧嘴，而当这些蜂箱之中的一员稀里糊涂地飞到你的鼻子上，并且很不聪明地多此一举地使劲一蜇的时候，这种疼痛就开始了。

我想起了果园里的约翰尼斯莓，我们把它的果茎塞进嘴里；我想起我们曾经品尝过的长在草地上的酸酸模；我想起一些小花儿，我们很善于吮吸它们脖颈里的那一丁点儿美味的浓汁；我想起那些橡树的果实，我们仰面朝天躺在林子里咀嚼它们；我想起那些紫色的、留有太阳余热的黑莓，我们在路边的灌木丛中采摘它们，用它们浅色的汁液来化解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干渴。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不是出于自身的敏感，而是由于他的缘故，所以，一想到他的命运，一想到专门为他而设计的，从天真无邪的低谷到偏僻阴冷、甚至于毛骨悚然的顶峰的上升，这番回顾便令我心潮起伏。那是一个艺术家的生活；而又因为我这个质朴的人，被赋予了如此近观的使命，所以，我的灵魂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所怀有的全部情感，也就一股脑儿地集中到了人类存在的这一特殊形式上来。这种特殊形式，它在我的眼里，鉴于我和阿德里安的友情，就是所有命运形态的范例，是被我们称之为成长、发展和命中注定的那种东西所感动的经典动机——而它很可能也真是如此。因为，尽管艺术家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可能会比专注于功用-现实的人更加接近，而不是更加忠实于他的童年；尽管人们可以说，他和后者不同，他持续地坚守在儿童那梦幻般兼纯人性的和游戏的状态，那么，从不曾被触动过的早年直至那不可被预测的成长的晚期，他所走过的这条道路，就不知要比作为市民的那个人所走过的道路宽广多少倍、凶险多少倍和令旁观者更感震惊多少倍了。而只要一想到，他也曾经是个孩子，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

此外，我还想恳请读者，把我刚才慷慨激昂地说出的一番话，全都算在我这个写书之人自己的账上，而千万不要以为，那是莱韦屈恩说过的话。我是一个守旧的人，我始终坚持着某些为我个人所喜好的浪漫主义的观念，其中当然也包括艺术家和市民之间的激情对抗。类似于上述的言论，阿德里安如果听到，那可是会冷冷地加以驳斥的——如果他认为还值得一驳的话。因为，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认识极为清醒，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入木三分。对于世人一度喜好用来装模作样的“浪漫主义的小题大做”，他可是绝对的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愿意听到“艺术”和“艺术家”这两个字眼。而且，只要有这两个字眼在他的耳边响起，他对它们所怀有的那种极端的厌恶之情就会一清二楚地挂在他的脸上。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灵感”一词，无论何人，当着他的面，可千万不要去提这个词，如果迫不得已非提不可的话，那么，也得用“点子”这个词来取而代之。他仇恨这个词，他嘲弄这个词——而我则不得不拿起放在我手稿前面的吸墨纸，用它来遮住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现在所纪念的正是他的这种仇恨和嘲弄。啊，这种仇恨和讽刺，它们遭受了太多的摧残和折磨，它们甚至连因精神兼时代的变化而引起的那种非个人的结果都算不上。然而，这些变化却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我记得，他上大学时就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十九世纪肯定是一个舒服得不能再舒服的世纪，因为，同上一个时代的观念和习俗决裂，还从来没有让人类像现今生活着的这一代人那样感到苦恼。

那个池塘，也就是周围有柳树环绕的那一个，距离布赫尔的小楼只有十分钟路程，在前面的回忆中我已经匆匆地提起过。它有一个名称，叫“牛槽”，大概是因为它的形状呈长方形，也因为奶牛们喜欢到它的岸边去饮水吧，不过，不知何故，这池塘里的水却是出奇的凉，所以，大人们只允许我们在经过阳光长时间照射之后的下午下到里边去游泳。至于那座小山丘，若是散步到那里——这是一项深受我们喜爱的活动——则需要半个小时。这座山冈叫“锡安山”，这个名字虽说起得十分不恰当，但也肯定是很早很早以前就起了的。这里冬天很适合滑雪橇，不过我冬天却很少在这里露面。夏天，它的“山顶”有一圈阴凉的槭树环绕，这里另外还有用村社基金修建的、用于小憩的长椅，不失为一个乘凉、望远的好去处。我常常在星期天下午吃晚饭之前，和莱韦屈恩一家人一起出来欣赏这里的风光。

不过，我现在要强迫自己做出如下记录。阿德里安日后作为成熟男人而为自己的生活所营造的那种风景的和家庭的氛围，也就是他后来在位于上巴伐利亚瓦尔茨胡特附近的普菲弗尔林，在此地一户姓施魏格施迪尔的人家做长期房客期间所拥有的那种风景的和家庭的氛围，与他童年时代的这种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罕见的相似之处和重复之处，换言之：他日后的活动场所其实就是对他早年的活动场所的一种奇特的模仿。普菲弗尔林（或菲弗尔林，写法不完全确定）这地方也有一个安放有村社长椅的小山丘，只是这山丘的名字不叫“锡安山”，而叫“罗姆冈”；除此之外，在离房东的农庄大约同样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和牛槽一样的池塘，这里的这座叫做“夹子湖”，里面的水也同样很凉；而且，还不止于此，不，还有呢，就连房子、农庄和家庭状况都和布赫尔那边的有着某些决定性的关联。这里的农庄里也长着一棵树，也有点碍事，也是同样由于主人重感情而没有被砍掉——不过，这棵树不是菩提树，而是榆树。当然，应该承认的是，施魏格施迪尔家的这栋房子和阿德里安父母家的那栋房子，两者在建筑种类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是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似的建筑，墙体粗厚，窗缝深而拱，走廊的过道有点发霉。但是，话又说回来，这里的房东也和那里的一样，也抽烟斗，烟斗里面填的也是劣质烟草，而且，这种劣质烟草的味道也同样是在一楼的各个房间的空气中四处弥漫，另外，这位房东及女房东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就相当于是“父母大人”，也就是说：他们一个是长脸的、少言寡语的、周到而平静的农夫，另一个虽则也是上了年纪的农妇，可举手投足之间依旧还透着几分昔日的矜持，而且，她的身材匀称，为人处事机智灵活、泼辣麻利，一头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手型和脚型都长得十分好看——他们此外还有一个已经成年的继承人，名叫格雷翁（不叫格奥尔格），是一个经营思想非常先进的、关心新式机器的年轻后生。他们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克莱门蒂娜。普菲弗尔林农庄的狗虽然不叫苏索，却也跟苏索一样能笑，它的名字叫卡施佩尔，至少最初是叫这个名字的。关于这个“最初”，农庄的那位房客也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而我则是这个过程的见证人，即在他的影响下，卡施佩尔这个名字逐渐被人弃用，成为纯粹的记忆，最后连这狗自己都喜欢人家唤它“苏索”了。——这家人没有第二个儿子，这一点不仅没有削弱，反倒强化了那种重复；因为，这第二个儿子，舍他其谁？

对于这种全面的、无法回避的类同，我从未和阿德里安说起过，正因为如此，以后我也不再打算这样去做了；然而，这种现象却从未令我喜欢过。选择这样一个逗留之地来重建人之初的光景，隐遁于最古老的过去——童年，或者至少是它的外在的状态，这或许可以是依恋的证明，却也同时表明了一个男人精神生活上的压抑。而莱韦屈恩的情况则更加令人诧异，因为，我从未发现他和他父母家的关系有过特别的亲密和情感上的重视，有一段时期，他甚至断绝和他们来往，而且一点也不因此而感到痛苦。难道那种人为的“回归”就只是一种单纯的游戏吗？我无法相信。这一切反倒更让我想起了我所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虽然长得人高马大，内心却是软弱无力，所以，每每生病之时——他很爱生病——他都只愿意找儿科专家来给他治病。再说那个他信得过的大夫，长得却是如此的矮小，以至于单从字面上讲，成人诊所对他就不合适，所以也只能当个儿科大夫。

这个病人和这位医生在这部生平记录中将不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则关于他们的轶事便意味着跑题。看来，明智的做法便是由我自己来确认这一点。如果这是一个错误的话，如果我管不住自己爱抢先的毛病而提前在这里提及普菲弗尔林和施魏格施迪尔一家人，如果这无疑已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么，我请求读者原谅我由于激动而冒昧做出的这类有违常规的事情。因为，自从开始写作这部传记以来——而且不光是在写作过程中的那几个小时里——这种激动的情绪便左右着我，使我不能自拔。现在，我写这些东西也已经有好多天了，我尽量试图让我的词句保持均衡，让我的思想找到适宜的表达，但愿这样的做法不会使读者感到迷惑，误以为我处于一种持续激动的状态，甚至于平素运笔稳健的手都在颤动不已。另外，我不仅相信，读我的书的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理解这种灵魂的震颤，而且，我也相信，这种震颤将不会永远令他们感到陌生。

有一点我忘记说了，那就是在施魏格施迪尔家的农庄里，也就是阿德里安后来的逗留之地，完全不出人所料，也另外有一个管牲口棚的女佣，其人挺着颤动的胸脯，一双赤脚从没见它们干净过。她和布赫尔的汉芮长得很像，就跟管牲口的女佣长得就跟管牲口的女佣那样。不过，她的这个翻版的名字叫做瓦尔特普尔吉丝。但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原型汉芮。小阿德里安同她十分要好，因为她很爱唱歌，而且还常常和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练习歌唱。够奇怪的吧：有着美妙歌喉的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出于某种贞洁的需要而竭力克制的东西，却无拘无束地从这个浑身上下满是动物气味的女人的喉咙里冒了出来。她的声音虽然大而难听，但辨音能力还算不错。傍晚时分，在菩提树下的长凳上，我们听她唱各种各样的歌曲，民歌，军歌，还有街头巷尾的流行小调，大都是多情的或阴森的性质，歌词和调子我们很快就能烂熟于心。然后，我们会跟着一起唱，她于是转唱第三声部，而一旦时机成熟，又会从中跳入低四声和低六声，而当她把高音留给我们时，她自己则又会极尽炫耀地、如雷灌耳地去坚守高音二部。同时，也许是为了邀请我们去真正懂得欣赏和声的乐趣，她常常会笑着把脸舒展开来，这跟苏索看见有人给它送饭时的表情十分相似。

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阿德里安、我和格奥尔格。格奥尔格那时已经十三岁了，而他的兄弟和我则分别还是八岁和十岁。小妹妹乌尔泽尔总是因为年纪太小而不能参加这些如同祈祷一般的练习。然而，即便是我们四个歌手，当中也有一个会在某些时候显得多余，因为，牲口棚的汉芮很善于把我们的一齐-预备-开始-唱提升为声乐的那种。她教我们轮唱——当然是儿童最常见的那种：“哦，傍晚我是多么的惬意”、“歌声响起来”以及布谷鸟和驴子之类的，我们以此自娱自乐的这段黄昏时光，因此而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段记忆后来具有了更高的意义，因为，正是这段黄昏时光，只要我的证明还能管用，那么，正是它们，使得我的朋友首先接触到了一种比单纯的口干舌燥的齐唱组织得更加艺术一点的“音乐”。这里是一种时间上的交叉，一种模仿着的进入。管牲口棚的汉芮用胳膊肘碰碰某个人的肋骨，要求他在这给出的一瞬间进入。这时，歌唱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已经唱到了某个附点，但还没有结束。我们从不同的位置来演唱曲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仅没有造成混乱，相反，第二个演唱者重唱第一段，这样，他便一点一点地、非常舒服地加入到第一个演唱者的连续的演唱当中。可是，如果这个首先-向前的人——前提是唱《哦，傍晚我是多么的惬意》那只歌——唱到“钟声响起”并重复一遍，然后开始唱那说明性的“叮当-咚-砰”的时候，那么，这就构成男低音运动，不仅向着“如果去休息”而去，这里正好是第二个人所在的地方，而且也向着开头“哦，多么惬意”而去。随之，作为新的一个胳膊肘碰肋骨的结果，第三个人进到了这音乐的时间里，为了在里面，在他达到了乐曲的第二个阶段之后，被重新开始的第一个所取代。而这一个也已经把那作为基调和拟声的“叮当-咚-砰”转让给了第二个——如此这般，等等，等等。我们之中的第四个人的声部必然和另一个人的声部在同一时间发生，于是，他便在一个音阶里发出低沉而模糊的声音，试图以此来激活那份二重性；或者在第一个人之前，也就是说在天亮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敲响那作为背景烘托的连续不断的钟声，并在歌唱持续的整个过程中，从事这一活动，说得确切一些就是，愉快地低声哼唱那些个围绕歌曲的前几个阶段打转的啦-啦-啦。

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始终相隔遥远，而每一个人的旋律的现在，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那样的令人感到欣喜，从我们身上发出的声音，构成一件优美的织物，一个音的主体，而“同时性”的齐唱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容忍它的声音，而不去继续追问它的性质和根源。八九岁的阿德里安大概也是不会去追问的。当最后的“叮当-咚”随着晚风飘散之后，人们可以听到他发出的短暂而又嘲讽多于惊奇的大笑，对于他的这种笑声，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日后也是——或许这笑声想要说明，他看透了这些小歌小曲的把戏，这些把戏非常简单，不就是在乐曲的开头构成一组乐句的第二声部，而第三部分则可以作为二者的低音部吗？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清楚，为了给自己制造快乐，在一个喂牲口的女佣的指导下，我们的音乐修养相比较而言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属于肯定是发明于十五世纪的模仿性复调音乐的范畴。不过，当我现在再度回想起阿德里安当时所突然爆发出来的那种大笑时，我这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那笑声是有着某种先知先觉意味的。这笑声永远地留在了他那里，日后，当我和他一起坐在音乐厅或戏院，而某个艺术技巧，某个机智的、不为大众所理解的、处于音乐结构内部的过程，戏剧对白中的某个精细的灵魂的隐射，等等，让他感到惊愕不已的时候，我也多次听到过他所发出的这种笑声。那个时候，这种笑声还根本不能与他的年龄相配，但已经跟他成年以后的是完全一样的了。这种笑声的发出，它是通过嘴巴和鼻子轻轻地呼出空气，同时把头部向后仰，充满了勉强、冷漠、甚至是鄙视，或者至多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想说：“这个不错，好玩，稀奇，有趣！”——然而，他的一双眼睛却同时会奇怪地四下留意，向着远处搜寻，而眼睛里面那有着金属斑点的朦胧则会深深地陷入阴凉暗淡之中。五

就我的趣味而言，刚刚结束的一章，其篇幅的确是太过冗长，而扪心自问一下读者的耐心到底能够坚持多久，这种做法又让我觉得过于明智。在我自己看来，我在这里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引人入胜的，当然，我也必须加倍小心，以免只会把这当作确保旁观者参与的制胜法宝！不过，无论如何，我切切不可忘记的却是，我不是为眼前，也不是为读者而写，他们对莱韦屈恩尚一无所知，所以也不可能渴望了解有关他的更多情况；我备办这篇生平报告，是为了等到有朝一日情况发生逆转，等到吸引公众注意力所必需的条件最终得以彻底具备的那一天——可以肯定地说：等到那个时候，这种条件将会变得极其有利起来，而无论我写得好坏与否，人们都将饥不择食地迫切需要了解这个震撼人心的人生故事的所有细节。

这样的时刻也许已经到来，当我们虽然宽大，但却仍旧狭窄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的监狱大门打开之时，也就是说：当目前正在肆虐的战争，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结局之时——“这样或那样的”，这几个字令我感到震惊无比，为自己，也为那恐怖的困境，命运把德意志的心灵逼进这恐怖的困境！因为，我的心中只有“这样或那样”之中的一个；面对我作为国家公民的良心，我只指望这一个，并且也对这一个有信心。通过一刻不停的全民教育，土崩瓦解的、难以接受却又无法挽回的德国最终失败的结局，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之中，所以，我们害怕这个结局胜于害怕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尽管如此，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甚至连我们自家的一些人都会觉得它是在犯罪，这件事情不仅会令我们自家的一些人感到，同时也会令旁人直接而永久地感到，它比德国的失败更可怕，那就是德国的胜利。我几乎不敢问自己，我到底属于这两个范畴当中的哪一个。我也许属于第三个吧，在这第三个范畴中，你虽然持续而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失败，但备受良心折磨的你却渴望这种失败。我被迫盼望和希冀，德国武器的胜利能够得到遏制，因为，倘若这成为现实的话，那么，这部关于我朋友的作品就会被埋葬、被禁止、被遗忘、被放逐，它说不定就会被尘封数百年之久，致使它错过自己的时代，而只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之中受到尊崇。这就是我之所以胆敢犯上作乱的特别动机，而我要和一小撮屈指可数的人一同分享这个动机。我的精神状态其实仅仅只是那种转变的一个特殊的转变，那种转变，除去荒唐之极和引发普遍兴趣的情况不算，已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而为了这样的命运去动用一个特别的、史无前例的悲剧，这样的倾向我不是没有，尽管我知道，别的民族也曾经肩负过这样的使命：为了他们自己的和普天下人的命运而期盼自己的国家失败。老实、虔诚、忠诚和效忠的需要，鉴于这样的德国性格，我仍想承认，我们所处的困境是独一无二的困境，是雪上加霜的困境，我因此而对那伙人深恶痛绝，就是他们，把这样好的一个民族置于一种，我坚信，令其比任何人都要感到难受的精神状态，从而无可救药地远离自我。我只消想象一下，假若我的儿子由于任何一种不幸的偶然而发现了我的这些生平记录，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就会被迫斯巴达式地除去任何恻隐之心，大义灭亲地向盖世太保揭发我——以便，恰恰是怀着一种所谓爱国主义的豪情，来感受我们所陷入的冲突的深渊。

我十分清楚，上面的话已经再次很成问题地提前增加了我这新的一章的负荷，我原本是打算把它的篇幅控制在较短的范围之内的。在此，我不想压制心理学家的怀疑，即我正在想办法拖延和回避，或者说，我内心深处十分乐意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我害怕即将来临的事情。他们怀疑我这是在兜圈子，是在找借口推诿，因为我开始偷偷打退堂鼓，不想继续我当初本着义务与爱业已着手进行的那项工作了，对于这样的猜测，我自会给其留下空间，目的就是要以此来向读者证明我的诚实。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即便是自己的弱点，能够阻挡我去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因此，我这就重新接上前面有关我们轮唱的内容，即喂牲口的汉芮指导的卡农轮唱，据我所知，是阿德里安第一次接触与音乐相关的领域。我当然也知道，这个男孩子，随着他的一天天长大，他也会和他的父母一起去参加在奥伯魏勒尔乡村教堂举行的星期日礼拜。每逢这样的日子，就会有一个年轻的学音乐的学生从魏森菲尔斯赶来，在小小的管风琴上为村社的歌唱弹奏序曲，为之伴奏，最后还会用畏畏缩缩的即兴演奏欢送善男信女们走出教堂。不过，我几乎从未到过这样的场合，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是在礼拜结束之后才到布赫尔见面，而且，我也只能说，我从未听见阿德里安讲过一句你从中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的话：比如说，他年轻的感官无论如何都曾被那位音乐学子打动过，或者说，如果这不是很有可能的话，那么，音乐现象本身，作为这样一种现象，完全引起过他的注意之类的。据我所知，那时，还有好几年呢，他还不曾对它有过一丝关注，他一直在对自己隐瞒他和那个声音的世界的某种渊源。而我则在其中看到了灵魂的克制；这大概也可以用生理学来解释；因为，实际上那是在他十四岁那年，也正好是性发育开始成熟并逐渐挥手告别天真的童年之际，在凯泽斯阿舍恩他伯父家里，他开始用自己的手在钢琴上进行音乐实验。此外，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的天生的偏头痛开始让他的日子变得难过起来。

他的哥哥格奥尔格的前途因其农庄继承人的身份而确定无疑，而且，从一开始，他的生活轨迹就同上天对他的安排完美契合。至于这第二个孩子今后要干什么，这对他的父母来说，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只有根据他日后显露的兴趣和能力来做决定；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和我们大家的心目中，其实很早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观点：即阿德里安将来肯定会成为一名学者。至于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学者，这一点虽然还有待时间来做出回答，然而，这个男孩的道德面貌，他的自我表达方式，他的棱角分明的外表，乃至于他的眼神，他的脸部表情，全都令人，比如说，就连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也都毫不怀疑，莱韦屈恩这一支系的这位后生将来肯定能成“大器”，他日后必将成为他们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对于这个观念的形成和确定，几乎可以说：是阿德里安那高人一筹的轻松自如在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用这种轻松自如汲取初小课本上的知识，他在自家的私塾里接受初小教育。约拿坦·莱韦屈恩不把他的孩子送到村里的普通学校念书。我以为，在此起关键作用的既不是社会地位的自信，也不是那种真切的意愿，即希望他们得到比他们在奥伯魏勒尔和住茅屋的佃农的孩子一起上大课所能得到的教育更为悉心的教育。私塾的先生是一个尚年轻且脆弱的毛头小伙，他从未停止过害怕农庄里的狗苏索，他都是下午，都是在他履行了他的官方职责之后，自己来布赫尔给他们上课，到了冬天，他就由托马斯用雪橇去接过来。当接手八岁的阿德里安的初级教学时，他几乎已经把十三岁的格奥尔格继续深造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全都教给他了。就是他，米歇尔森老师，第一个发出这样的大声疾呼：这小子，“看在上帝的分上”，必须去上高级中学和大学，因为，这样聪慧敏捷的头脑，他米歇尔森还从来没有遇见过第二个，如果不竭尽全力为这个学生铺平通向科学殿堂的道路，那简直就是一种耻辱。他如此这般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多少有点作专题报告的味道，而且，他甚至说出了“天才”二字，部分原因当然是为了炫耀，而运用这个词去形容如此初级的成绩的确也是够滑稽的了；不过，这显然也是他于惊异之余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上这些课的时候，我是从未在场的。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也只是道听途说，但我的阿德里安当时的行为举止，我却是可以很容易就想象出来的，这种行为举止，对于一个自身还乳臭未干的家庭教师而言，有时肯定还会是难免伤人自尊的，因为，这位家庭教师习惯通过激励赞扬和绝望针砭的方法来把他的教材的内容灌进死用功和不用功的学生的头脑。“要是你什么都知道了，”我现在仿佛还听见这愣头青时而会这样说道，“那我就可以走人了。”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他的弟子“什么都知道了”。但他的架势却很有点这个味道，原因很简单，就因为这里有一个敏捷的、稳操胜券的、富有预见性的、轻而易举就能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的实例。不过，这种理解和掌握很快就让老师说不出什么表扬的话语来了，因为这位老师感到，这样的一个脑袋对于谦逊的心灵意味着一种危险，不仅如此，这样的一个脑袋还会让人变得狂妄自大起来。从字母表到句法和语法，从数列和加减乘除到比例的运算法则和简单的比例计算，从背诵短诗（其实就没有什么背诵；那些诗词马上就能够得到精确的理解和掌握）到写用地理课和乡土课内容命题的作文——无论做什么，那情形全都如出一辙：阿德里安竖起一只耳朵，转过脸去，做出一副模样，仿佛要说：“哦，好的，都明白了，行了，继续！”对于搞教育的人而言，这可是有点反叛的味道呀。那年轻人自然是经不住这接二连三的刺激，于是就大叫起来：“你想到哪里去了！你要努力！”可是，如果明显没有努力的必要，那又该如何去努力呢？

我已经说过了，我从来没有到场听过这些课；但我仍旧禁不住会去想象当时的情景：米歇尔森先生传授的那些科学数据，我的朋友基本上是用那同一种难以再次言状的架势去加以领会，而在那棵菩提树下，他也同样是用这种架势来回应他所听到的下述知识，即水平曲调的九个小节，如果它们三个一组地、一个在一个之上地垂直相叠，就能够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他的老师会点拉丁语，他教他学习拉丁语，教完之后他宣布，这个男孩——十岁——即使上不了九年制中学的三年级，上九年制中学的二年级则是完全够格了的。他的工作到此结束。

于是，阿德里安在1895年复活节期间离开他的父母，来到城里，进入我们的波尼法修斯高级中学（原来的校名叫做“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学习。他的伯父，他父亲的兄弟尼古劳斯·莱韦屈恩，是凯泽斯阿舍恩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市民，他同意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六

就我那位于萨勒河畔的故乡小城而言，按照外国人的理解，它就是处在哈勒南边一点、偏向图林根一带的位置。我几乎想说的是，它曾经位于过那里——因为，由于长期远离它，它已经在我的心目中成为过去。可是，它的钟楼依然耸立在原先的位置，而我可能还不知道，迄今为止，空战的恶劣后果可能多多少少已让它的建筑图景蒙受损失，而仅就它的历史魅力而言，这又是极其令人遗憾的。我是带着某种坦然加进这些话的，因为，我和我们的，当然也包括损失惨重、被迫流离失所的一部分不在少数的居民，我和他们怀有这样的同感：我们得到的只不过是我们活该得到的，我们就应该受到比我们所犯下的罪过还要可怕的惩罚，这也许正好应验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扇风者必遭风暴。

哈勒，亨德尔的城市，还有莱比锡，托马斯音乐学校教师巴赫的城市，魏玛抑或德绍和马格德堡，都离得不远；然而，凯泽斯阿舍恩作为一个拥有二万七千居民的铁路枢纽，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像德国的每一座城市那样，它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文化中心，具有历史赋予的独特尊严。它以各种各样的工业为生，如机器、皮革、纺织、零备件、化学药品和磨房。它拥有一座文化历史博物馆，里面不仅设有一间酷刑刑具展示厅，而且还另外辟有一个十分珍贵的图书馆，图书馆的藏书多达二万五千卷，外加五千份手稿，其中就包括两个押头韵的符咒，一些学者认为，它们的历史甚至比梅泽堡的还要古老，而且从它们的内容来看，也是无伤大雅的，两个符咒全都致力于那么一点点求雨的法术，仅此而已，所用的语言则为富尔达方言。——这座城市十世纪的时候，而后又从十二世纪初到十四世纪，曾经是主教管区。在它现在的王宫教堂里，人们可以看到皇帝奥托三世的墓碑。他是阿德尔海德的儿子，特奥法诺的夫君，他自封为罗马和萨克森皇帝，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一心想做萨克森人使然，而是如西庇阿拥有一个“阿非利加”的别名那样，也就是因为他打败了萨克森人。他后来被人赶出心爱的罗马，并于1002年含恨离世。他的遗体被运回德国，葬在凯泽斯阿舍恩的大教堂里——这和他的趣味截然相反，因为他是德意志自我厌恶的典范，他一生都在为他的德意志性感到无地自容。

对于这座城市，我现在更愿意用过去时来叙述它，因为它是我们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凯泽斯阿舍恩，这也正是我现在正在说的——对于这座城市，可以说，它的氛围和它的外在面貌保留着某些浓厚的中世纪的风味。这里的教堂年代古老，这里的市民住宅和仓库保存完好，建筑物的楼层凸出，木梁一眼便可望见，围墙之中的圆形钟楼带有尖尖的屋顶，种有树木的广场铺着鹅卵石，一座市政厅，建筑风格摇摆于哥特式和文艺复兴之间，一个钟塔伫立在高高的屋顶上，屋顶下面的凉廊和另外两个尖塔，它们形成挑楼，从立面向下一直延伸至底层——诸如此类的物件为生活的感觉建立着一种和过去绵延不绝的联系，更有甚者，那个关于永恒的著名公式，经院哲学的Nunc stans，似乎就写在它们的额头之上。这个地方，就像三百年前、五百年前一样，是那同一个地方，它的同一性正在抵御着时间的河流，时光从这里逝去，脚步匆匆，许多东西随之改变，而于此同时，另外一些东西——而且是对形象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却由于虔敬，也就是说由于虔诚的对时间的反抗和为之而感到的自豪，为着纪念，也因为尊严而得以留存。

以上只是就城市的面貌而言。其实，在此地的空气里，却悬浮着某种驱之不去的、唯有生活在十五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人们才有的那种思想状态，那种行将结束的中世纪的歇斯底里，某种潜在的精神瘟疫：这对于一座明智而冷静的现代城市而言是奇怪的（然而，它并不是现代的，它是古老的，而古老就是作为现在的过去，就是一个仅仅叠加了现在的过去）——这听上去或许有些冒昧，然而，以前的人们，他们脑子里能够想出来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某个儿童的游行队伍，某种舞蹈狂症，某个“小汉斯”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布道，连同世俗的柴垛、人的衣服上突现十字架的奇迹，乃至神秘性的群众运动，都有可能在这里爆发。当然，它们不曾发生——它们又怎么发生得了呢？假若真是那样的话，警察便会顺应时代及其秩序的要求，行动起来，不让它们有所发生。不！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何警察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容忍下来呢——这也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啊，这个时代很有可能再次允许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这个时代有一种倾向，秘密的，或者说一点也不亚于秘密的，而且是非常有意识的倾向，这种令人奇怪的自鸣得意的意识，它叫人怀疑生活的真实和素朴，或许也制造着一种极度虚伪的、招致厄运的历史性——要我说呢，它甚至倾向于返回到那样的时期并狂热地重复那些附着着几分阴森、对近代精神意味着莫大侮辱的象征性举动，比如焚书之类，不过，这样的事情看来我还是不要用言语去触及的为妙。

一座城市有如此古老而隐蔽的神经官能症，有如此秘密的精神气质，其标志就是城里那些众多的“怪物”，那些怪人和没有危害的半精神病人，他们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之内，他们同那些古老的建筑物一样，也属于当地一景。而同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那些孩子，那些“小家伙”，他们跟在人家后面，取笑人家，而迷信的他们又会被人家的面目吓得落荒而逃，作鸟兽散。从前有个“老太婆”类型的，在某些个时期总是会被人不假思索地怀疑为巫婆：这份嫌疑完全是由于她有着一个既美丽又丑恶的外表，这样的一个外表也许恰恰就是在这份嫌疑的影响之下才真正得以成型和完善，最终成为符合想象力的东西而在民间流传开来的吧——身材矮小，白发苍苍，弯腰驼背，模样阴险，泪漏眼，鹰钩鼻，薄嘴唇，恐吓性地举起一根带扶手柄的拐杖吓人，没准还养着几只猫、一只猫头鹰、一只会说话的鸟。这一类型的好几个样本都可以在凯泽斯阿舍恩找到，其中最流行、最受愚弄，也最让人感到害怕的便是“地窖丫头”，之所以这样叫她，是因为她就在小黄铜过道边上的地下室栖身——这是一个老太婆，其外表和举止已经完全适应了公众的偏见，即便是最有主见的人，在遇见她时，特别是遇见有青年人追逐她，而她又用尖利的咒语驱散他们时，也会突然感到一种远古的恐惧，尽管她自己肯定是没有丝毫过错的。

这里有一个大胆的词，这个词来自我们今天的体验。对于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而言，“人民”这个词及其概念本身包含着某种远古而令人担心的成分，而且他也知道，如果想把人群引领到落后而邪恶的歧途，就只需冲着他们喊“人民”。无论是当着我们的面，还是背着我们的面，以上帝的、或者人类的、或者正义的名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哪一件又不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发生了的呢！——但事实却是，人民真的永远就是人民，至少在其本质的一个确定的层面之内，也就是远古的层面之内，而来自小黄铜走廊的人们和邻居，即会在选举日为社会民主党投票，同时也能够在一个买不起地上住宅的老太太的穷困潦倒之中看到某种魔性，并在她接近的时候，用身体去护住自己的孩子，以保护他们，不让巫婆邪恶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而这也是事实。今天，假如又要烧死这样一个女人的话，那么，这可绝对不是什么不可想见的事情，而且，差别也将不会太大，他们照样还会站在官府搭起的隔离台后面，瞪大眼睛当看客，当然，十有八九都不会反对。——我这是在说人民，然而，这种古老的大众性的层面我们大家身上都有，而且，我还要彻底表明我的想法：我认为宗教并不是安全封锁他们的最适宜的手段。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唯有文学这种人文的科学，这种自由的和美的人类理想，可以提供帮助。

现在，我再回过来继续讲述凯泽斯阿舍恩的那些个怪人的类型。比如说，这其中还有一个男的，年龄不大确定，每当他突然叫喊的时候，他就被迫抬腿跳起一种颤动的舞蹈，做出悲伤而丑陋的表情，好像他在请求原谅似的，而一旦遇见胡同里的孩子们跟在他后面起哄，他却反而会冲着他们微笑。——此外，还有个从着装而言则是完全和时代脱节的人，名字叫做玛蒂尔德·斯皮格尔，穿着拖地长裙，留着“弗拉杜斯”——一个可笑的词，是从法语“flute douce”蜕变而来，而原来的意思是“谄媚”，但这里却表示一种奇怪的包括头饰在内的鬈发发型，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不过，离不正经还差得很远，因为太傻了，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不正经，她由几只佩戴着缎子鞍垫的狮子狗作陪，在这座城市里旁若无人地四处悠游。——最后还有一个退休的小工人，他的鼻子上长满疣子，食指上戴着粗大的印章戒指，他原来的名字叫施拿勒，但孩子们却喊他“嘟嘟嘟”，因为他有个怪癖，就是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上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哼哼唧唧的象声词。他喜欢上火车站去，如果有货车驶离，他就会伸出那只戴有印章戒指的手指头来，警告坐在最后一节车厢后顶座上的人：“您可别掉下来了，您可别掉下来了，嘟嘟嘟！”

也许，在这里加进这些怪诞的回忆并不值得，这样的感觉我也不是没有；然而，所有这些被提及的人物形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公共设施，它们极其典型地代表了我们的城市的心理状态，阿德里安出去上大学之前的生活氛围，这为期九年的花样年华，它们同时也是我的，是我在他身边度过的年华；因为，虽然我，以我的年龄，要比他高出两个年级，但在课间休息时，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和我们各自的同学一起玩，而是我们俩单独跑到天井里去呆着，要是在下午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学生寝室里见面，除非他要到“极乐使者”药店这边来，或者我到他伯父家，帕罗夏尔大街15号，那边去找他，而他伯父家的阁楼则是远近闻名的莱韦屈恩乐器仓库。七

这是一个僻静的地方，离凯泽斯阿舍恩的商业区——市场大街、燕麦路都比较远：是一个坐落在大教堂附近的没有人行道的胡同，尼古劳斯·莱韦屈恩的房子就耸立在这里，气派非凡，庄严华丽，附近无人能比。这栋市民住宅，除去分开并扩建为挑楼形状的屋顶的房间不算，有三层楼高，早在十六世纪时，它就已经成为现今房主祖父名下的私产。它的二楼的正面，即大门入口处的上方开有五扇窗子，三楼则只开有四扇，不过这四扇全都配备了遮帘，当然，也只有三楼才用于住人，而在外面，只在没有修饰、没有粉刷的基层的上方，才开始出现木制品的装饰。底层的木楼梯，其最初的一段窄而陡，只有爬过了位于半楼的、离石头地面有着相当距离的楼梯拐弯处平台之后，它才会开始变得宽敞起来，因此，前往造访的客人和买家——而且这些人也都是反复多次从外地，从哈勒、甚至是从莱比锡赶来——必须爬过一段难爬的楼梯之后才能进入他们期盼的目标——乐器仓库，当然，为了它而去爬一段陡峭的楼梯却是值得的，我准备待会儿就来展示它的魅力。

尼古劳斯是一个鳏夫——他的夫人红颜薄命，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而在阿德里安搬来之前，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除了他自己，就只有久经考验的女管家布泽太太、一个女佣和一个来自布雷西亚的意大利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名叫卢卡·西马彪（他确实和十四世纪的那位圣母画家同姓），他帮助他打理生意，也跟着他学习制作管弦乐器；因为莱韦屈恩伯父也是一位弦乐器制作方面的行家。他长着一头灰色的头发，这头头发胡乱地向下悬垂，他的脸上没有胡子，修理得干干净净，十分讨人喜欢，他的颧骨非常突出，弯曲的鼻子有点下垂，一张嘴巴又大，又富有表现力，两只棕色的眼睛既饱含着努力的宽厚，又闪烁着智慧的聪颖。在家里，他总是穿一件皱巴巴的、扣得严严实实的单面绒布手工工作服。我相信，这个没有孩子的老人很高兴能在自己家中接纳一个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年轻人。我也听人说过的，他大概只要求他住在布赫尔的那位兄弟筹集学费，吃住则是全免。总之，他把阿德里安当自己儿子看待，对他抱有各种不确定的期望。以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他同桌吃饭，而且还是以一种毕恭毕敬的方式和他同桌吃饭的只有上面提到的布泽太太和他的伙计卢卡，如今，阿德里安的加入给他带来家的感觉，使他的餐桌变得圆满，这在他而言，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那个友好的、德语说得结结巴巴却并不令人难受的小伙子，他其实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完全有机会得到最好的专业训练，但他却不远千里，几经辗转找到凯泽斯阿舍恩阿德里安伯父这里，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件让人感到惊奇的事情；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尼古劳斯·莱韦屈恩的业务联系四通八达，不仅和德国的乐器制造中心，如美因茨、不伦瑞克、莱比锡、巴尔门，而且也和外国的公司，和伦敦、里昂、博洛尼亚，甚至纽约，都有往来。他从世界各地进货，他所经营的交响乐商品名声很好，不仅品质一流，而且品种齐全，在别处不容易找到的在他这里都可以找到。比如说，如果帝国的某地即将举办一个巴赫节，为了演出符合原作风格，需要浪漫古欧巴，而这种比较低沉的欧巴实际上早就从乐队里消失了，这样一来，帕罗夏尔大街的那幢老房子里就会有一个专业乐队队员专程造访，他作为顾客远道而来，他想做到万无一失，而他当然也可以当场试奏这种忧伤的乐器。

乐器仓库由位于半楼的那几个房间组成，音色迥异的、穿越几个八度的试奏常常在这里响起，放眼望去，是一片壮丽的、诱人的，我想说：具有文化魔力的、能够把听觉的想象激活为某种内在的心潮澎湃的景象。除钢琴被阿德里安的养父留给了特种工业以外，凡是能够听的，凡是能够唱的，凡是能够发出鼻音的、叫喊的、嗡嗡的、沙沙的和轰隆隆的声音的，这里全都应有尽有——而且也总能找到以可爱的钟琴、钢片琴的面目出现的键盘乐器的代表。那些迷人的小提琴，它们所上的油漆有的偏黄色，有的又偏棕色，它们或是挂在玻璃柜里，或是躺在根据它们的体形量身定做的、宛如放木乃伊的棺材一般的盒子里，修长的、琴颈处包了银线的琴弓则被保存在琴盖的夹子里——意大利的小提琴，其精美的形状基本上可以让行家猜到它们的产地是克雷莫纳，当然，也有来自蒂罗尔的、荷兰的、米腾瓦尔德的、萨克森的以及莱韦屈恩自家工场的。这里摆放着成排的富于歌唱的大提琴，其完美的形状则要归功于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不过，同中音提琴和小提琴的另一个姊妹——高音古提琴一样，它的前辈，在老一点的作品里还和它共享荣光的六弦的嘎巴琴，也都能在这里找到，而且，和它们一样，我自己的那把抒情古提琴也同样是出自这个帕罗夏尔大街，我这一辈子都是通过它的七根琴弦来倾吐心声。它是我的父母大人在我当年行坚信礼时送给我的礼物。

这里同时还倚靠着好几把低音提琴，这种巨大的低音提琴虽然挪动起来十分困难，但却是担纲庄严崇高的宣叙调的能手，它的拨奏也比定音鼓的敲击更为洪亮，而且，它所发出的六孔竖笛般的声音所具有的那种朦胧魅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而木管乐器中与之匹配的低音大管，也在这里重复出现，它同前者一样都是十六音步的，这就是说：它发出的声音要比它的乐谱上所标明的低一个八度，它的低音区得到极大强化，它的造型尺寸是它的小兄弟——谐谑巴松管的两倍，而我之所以称其为谐谑巴松管，是因为这是一种不具备真正低音力量的低音乐器，它的音量实际上很虚弱，听上去像羊在咩咩叫，很是滑稽。然而，它看上去却真的很漂亮，它的吹口蜿蜒曲折，它在调节键和操纵杆的装饰下闪闪发光！那是怎样一幅迷人的景象啊。这支多管乐器的大军，它们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形式：作为牧歌式的双簧管，作为擅长哀歌的英国圆号，作为既能在低沉的低音区音域极尽阴郁、又能在向上升高时喜形于色的多键单簧管，作为中音的单簧管和低音的单簧管，无一不在激发着演奏家的冲动。

它们全都出现在莱韦屈恩伯父的库存里，它们全都置身于天鹅绒中，而除了它们，这里还有系统和质地各异的横笛，这些横笛取材于黄杨、洋石榴或乌檀木，它们的前半段则是用象牙或纯银制成，再者，和它们同在的还有它们那刺耳的亲戚——短笛，这种笛子不仅擅长在乐队全体合奏时用尖声保持最高音部，而且也很善于在鬼火幽幽和炮火隆隆的音乐声中手舞足蹈。现在，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一组闪闪发光的铜管乐器的合奏，从秀丽的小号，到浪漫主义的宠儿——复杂的栓塞号、苗条有力的长号和直升式活塞短号，直至敦实沉重的大号，一应俱全，而我们只消用眼睛一扫，我们似乎就可以从小号身上看到那种嘹亮的号角、那活泼的歌声、那悦耳动听的悠扬旋律。甚至于这个领域十分罕见的一些稀有古董，比如一对漂亮的、同牛角一样弯向左边和右边的青铜卢勒，大都能在莱韦屈恩的乐器仓库里找到。不过，在小男孩的眼里，这座仓库最好玩和最美妙之处却在于它对打击乐器的全面展示，而我今天正好也是用这种小男孩的眼光来回忆它的——之所以如此，恰恰就是因为，这些早就在圣诞树下作为玩具和孩童的简单梦想而为你所熟悉的东西，如今却在这里以高贵尊严的面貌和服务于成年人的方式呈现在你的眼前。弦轴鼓，和六岁的我们当年所敲击的那个用五彩的木头、羊皮纸和细绳做成的不经用的东西相比，这里的它看上去是多么的不同！它不是用来挂在你的脖子上的。它是用于管弦乐队的，它下面的鼓皮绷着用羊肠制作的琴弦，它被轻便地斜放在三脚的金属支架上，并被螺丝固定住，而它的鼓槌们则诱人地叉在边上的圆环里，也同样要比我们儿时的更为高贵。这里也有钟琴，想当年，我们曾经在它的雏形上练习过《一只鸟儿飞来了》：而在这里，在一只高雅的密封箱里，这些金属板，它们已经经过了极为细致严格的调音，它们排成两行，躺在横杆上，全然一副任你打来任你敲的气派，而专门用来激发旋律的玲珑精致的小钢锤们则是另外存放在箱盖的里衬当中。一般而言，木琴的使命似乎就在于制造午夜时分骷髅群舞的听觉幻象，而在这里，它则是由众多的木片组成，是半音音阶。这里有低音大鼓，它那巨大的圆柱体钉着金属片，一只套在毡垫里的鼓槌让它的鼓皮发出轰隆隆的鼓声，还有铜鼓，而柏辽兹当年就曾在他的乐队里安排了十六面这样的铜鼓——然而，他却没有见识过尼古劳斯·莱韦屈恩这里所展示的机械定音鼓，鼓手只需动一下自己的手，就能轻而易举地让这种鼓去适应调的改变。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当年跃跃欲试的那份淘气，我们，阿德里安或我——不，也许就只有我——在好心的卢卡向上或者向下调音的当口，乘机让鼓槌在鼓皮上回旋飞舞，乃至于敲出千奇百怪的级进滑奏，也就是一种滑动的轰隆隆来。——此外，还应该把那些奇特的铙钹也包括在内，这东西只有中国人和土耳其人才能造得出来，因为他们保守着如何锤炼烧得通红的青铜的秘密，而操钹手在击打表演结束之后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它们的内面向着听众高高举起；另外，不可遗漏的还有那隆隆作响的锣、吉普赛人的铃鼓、在钢棒的作用下清脆而嘹亮的开角三角铁；现代的钹，凹陷的、在手里噼啪作响的响板。所有这些严肃的娱乐以及其中艳压群芳的、结构华丽的埃拉尔踏板金竖琴，看到它们，人们就不难体会到，这位伯父的商店，这座沉默的、但却以数百种形式预示着自身的降临的美妙乐音的天堂，对我们这些小男孩所具有的那种魔力了。

对我们？不，我最好只说我自己、我的迷恋、我的享受——当我谈及这类感受的时候，我基本上不敢把我的朋友也牵扯进来，因为，他也许更想扮演少爷的角色，那样的话，这一切于他便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而已，或者说这里也许正好体现出他性格之中的那种普遍的冷漠：在这全部的壮丽景象面前，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几乎是不屑一顾的冷静，对于我充满羡慕和赞美的惊叹，他的回应大都只是短短的一笑和一句“是的，不错”，或“蛮滑稽的”，或“卖这个比卖糖好”。从他的阁楼可以眺望到这座城市的迷人风光：鳞次栉比的屋顶，王宫的池塘，古老的水塔。偶尔，在我的提议下——我要强调的是：每次都是在我的提议下——我们也会从这里下到下面的仓库里去呆上一阵子，没有人禁止我们这样做，当然，每当这时，年轻的西马彪便会过来和我们做伴，一来是，正如我所推测的那样，为了监督我们，二来则是为了给我们当向导，当导游和解说员，用他那令人感到舒服的方式。他给我们讲述小号的历史：以前，小号必须通过球形连接的办法由好几根直的金属管组装而成，后来，人们学会了使铜管弯曲而不破裂的技术，也就是先用沥青和松香、后用铅灌铸，然后再把铅拿到火里去烧，使之熔化流出！一些鉴赏家认为，一件乐器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是用金属还是木头制成，是根本无所谓的，因为它是根据它的形式种类、它的比例尺寸发出它的声音，一支笛子是用木头还是象牙做成，一支小号是用铜还是用银制造，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断言，他也能够进行探讨。他说，他的师傅，阿德里安的zio，作为弦乐器制作专家，深知材料、木头种类和油漆的重要性，所以反对这种看法，并且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告诉人们，一只笛子是用什么做成，用耳朵就能够完全听得出来——而他，卢卡，也会自告奋勇地进行同样的努力。然后，他会用一双小巧而优雅的意大利人的手为我们展示笛子的机制。笛子这种乐器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从著名的演奏家克万茨开始，经历了极为巨大的改变和改善：既有音色较为洪亮的波希米亚圆柱笛，也有古老的音色较为甜美的圆锥笛。他还为我们讲解单簧管和巴松管的指法，这种巴松管有七个孔、十二个闭键和四个开键，它的声音很容易同圆号的声音融合起来，另外，一些乐器的音域，这些乐器的操作方法以及诸如此类的知识，他也教给了我们一些。

对于当时的这些演示，阿德里安，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至少是付出了和我同样多的关注，这一点，从现在来看，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了，而且，他每次从中得到的裨益要多于我从中得到的裨益。但当时的他一点也不显山露水，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平静不会让人觉得这一切和他有关，或者有一天将会和他有关。他把向卢卡提问的任务让与我来完成，是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走到一边去看看别的什么东西，而让我和那位伙计单独相处。我不愿意说他那是在装样子，我至今也没有忘记，那个时候对我们而言，音乐的真实不是别的，而几乎就是尼古劳斯·莱韦屈恩仓库里那纯实体的真实。虽然我们此前已经走马观花地接触过一点室内音乐：在阿德里安的伯父家里，每隔八到十四天，就会有人练习室内乐，而每逢这样的时候，我也只能是有时在场，而他也决不是总是在场。此外，到这里来的还有我们大教堂的管风琴师文德尔·克雷齐马尔，以及波尼法修斯高级中学的一位歌唱教师，而这个克雷齐马尔是个结巴，他日后很快便成为阿德里安的老师。伯父和他们一道演练海顿和莫扎特的四重奏选段，他自己当第一小提琴手，卢卡·西马彪当第二小提琴手，克雷齐马尔先生拉大提琴，那位歌唱教师则拉中提琴。几位男士用这种方式自娱自乐，他们把各自的啤酒杯放在身边的地上，嘴里或许还要刁上一根香烟，不过，经常性的、在音乐的语言中显得格外枯燥和陌生的插话，以及敲打琴弓和倒数节拍，却迫使这些娱乐中断，而让他们作鸟兽散的责任则几乎总是要由那个歌唱教师来承担。至于一场真正的音乐会，一个交响乐队，我们从未有听到过，因而，阿德里安对这个乐器世界态度明显冷淡，其原因，谁都尽可以认为，以此来解释就足够了。不管怎样，他当时的意见是，必须视其为足够，而他本人那时也确实是视其为足够的。而我想要说的则是：他那其实是在隐藏自己，在音乐的面前，他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人，在他的命运面前，长时间地、用充满预感的顽强与倔强，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还是没有人想到过，要去把阿德里安年轻的人格和音乐进行哪怕任何一点点思想上的联系。他注定会成为学者，这样的观念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并通过他优异的中学成绩不断得到强化。他的第一名的地位，只是到了高年级，大约是从文理中学的七年级开始，即在他十五岁的时候，方才开始受到动摇，而且还是因为偏头痛的缘故，这个毛病逐渐加重，开始妨碍他去进行他所需要的不多的准备。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轻松自如地完成学校的各种要求——“完成”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其实就不是很恰当，因为他满足那些要求不费吹灰之力，如果说作为学生的他并未因为优秀而为自己赢得老师们亲切的关爱——他的优秀没有能够给他带来这一点，对此我进行过多次观察，相反，我发现，他的优秀所导致的反倒是某种被激怒的敏感，也就是那种盼着他遭受失败的愿望。那么，个中原因既不在于他们认为他太狂妄——或者说，他们就是认为他太狂妄，也并不在于他们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仗着自己成绩好而表现得过于自负，相反，他在这方面表现得不够自负，而这恰恰正是他的傲慢所在，因为这个人所针对的是他能够轻松应付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教材，那些各种各样的专门知识，而这些专门知识，它们的传播，恰恰是那些教师官员赖以维护其尊严，赖以维持其生计的基础，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不愿意看到有人用聪明过头的漫不经心将它们轻蔑地打入冷宫。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是由衷地站在他们一边——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不久就将加入他们的行列，从事和他们一样的职业，再说，我之前也已经十分严肃地表明过了这样的意图。另外，我自己也称得上是一个好学生，当然，我也仅仅只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我也只可能是一个好学生，因为对于事业的敬爱，尤其是对于古代语言及其经典诗人与作家的敬爱，使得我能够为之殚精竭虑，而与此同时，他却利用每一个机会告诉别人说——我要说：他在我面前从不讳言，而我有理由担心，他也始终没有对那些教师们隐瞒——全部的教育事业于他而言是多么的无所谓和无足轻重。这常常让我感到害怕——不是为了他日后的飞黄腾达，鉴于他的灵巧敏捷，他的前程不会遭遇危险，而是因为我对下面这个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即究竟有什么东西于他不是无所谓和不是无足轻重的。我没有看见那件“重要的事情”，而它也真的是不能被人觉察到的。在这样的年月里，学校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它代表着成其为生活的一切；它的利益封堵了每个生命都必不可少的用以形成价值观的那种视野。这些价值取向虽然是相对的，但性格、能力却终归要通过它们来得到证明。而只有在相对性不被认识的时候，它们才能以较为人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对绝对价值的信仰就是一个人生的前提，无论这个信仰具有何等的幻想色彩。与此相反，我朋友的才能却可以和那种其相对性对他似乎是公开的价值相媲美，而你同时却看不到任何一种可能的、将它降格为价值的相关性。坏学生多的是。可阿德里安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以第一名的面目出现的坏学生。我要说，这令我感到害怕；可是，这在我的眼里却同时又是那样的令人敬佩、令人着迷，那样地让我更加倾心于他，当然这种情感里面——人们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顺带也夹杂着某种痛楚、某种绝望。

对于来自学校的馈赠和要求，他惯常的做法是讽刺性的蔑视。但我认为，这里可以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他对一门课程——数学的显而易见的兴趣，而我却在这门功课里表现平平。我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缺陷只能通过我在语文方面的令人可喜的优秀来得到一点点可怜的弥补，这一缺陷让我极其正确地认识到，一个人在一个领域所取得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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