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毅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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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方向.2试读：
序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起点。从这个起点算起，40年快要过去了。40年对个人来说，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瞬间。然而，无论是不惑的年纪，还是历史的一瞬，中国这40年的经济发展无疑是光彩夺目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堪称奇迹。
40年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按照当时的美元汇率计算，中国1978年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5美元，而当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多个国家人均GDP都已经达到492美元，中国还不到它们的1/3。但是到2016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 000美元，按名义量计算增长了50多倍。中国GDP更是超过11万亿美元，不仅稳居世界第二，而且超过第三名（日本）、第四名（德国）和第五名（英国）的总和，年度GDP增量达到全球第一。
中国光彩夺目的成绩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对于我们学者而言，比成功更吸引我们的，是成功背后的逻辑。1978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等几乎所有变量都并没有出现突然的、革命性的变化，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1978年前后如此巨大的反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多位教授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比如，林毅夫认为，中国奇迹是因为采取了比较优势战略；周其仁认为，中国奇迹源于改革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张维迎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源于市场经济为企业家打开了大门。
探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于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凡的意义。毕竟，“二战”以来，全球能取得中国这样发展成绩的经济体寥寥无几。在全球近200个经济体当中，“二战”以来只有13个经济体取得过连续25年平均每年7%或更快的增长。能从低收入经济体连续增长，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继而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有希望成为第三个。
探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于中国的未来更加意义非凡。站在今天的时点上，仅仅找到过去的发展逻辑和规律是不够的，因为今天的中国所拥有的资源，以及所面临的人民需求和全球生态都已经与4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40年的发展大量依靠年轻劳动力的贡献，但如今人口红利正在消退。40年前，中国没有多少资本，如今资本已经过剩。40年的发展，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40年前，中国一穷二白，整个社会充满改革的动力，但今天已经形成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深化改革阻力重重。40年的发展，利用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海平面落差”，如今中国低端制造业已经丧失成本优势，高端制造业已经无法回避与西方的正面竞争。4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还很小，金融业简单可控，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庞大，金融业更是繁杂多变，亟待更加有效的政府监管模式。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冲刺的门口。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言，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1]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面向未来，我们最可靠的选择依然和前40年一样，在改革中求发展。改革成为常态，不是坏事，而是说明中国永远都在进步之中。1978年带来的变化，不仅仅在于“改革开放”，更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8个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直是这8个字的践行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6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于1994年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院秉承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鼓励教授们解放思想，鼓励不同的学术论见之间争鸣，同时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鼓励教授们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20多年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师不仅引领了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与教学，而且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进程，推动中国进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其中一些被政府全面采纳，成为中国高校智库当之无愧的领军者，2016年入选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还做了大量的公众启蒙工作，通过论坛和研讨会向公众传递学术界的声音。
本次出版的“改革的方向”丛书就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的结晶。当然，因为书的容量有限，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无法收纳进来。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隆重推出这套书，抛砖引玉，希望唤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深入思考，为中国与人类的进步碰撞和摸索出更多的智慧。
我们特别感谢中信出版集团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长期支持，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公关传播中心负责人王贤青和智库工作负责人范保群为这套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艰巨努力。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2017年11月16日于北京
[1] 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EB/OL］. （2017-10-18）.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18/c414305-29594243.html.第一章企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1]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张维迎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讨论“君子”这个话题通常是文化学者和道德哲学家的事情，作为经济学者谈这个话题是有点儿为难，但我还是愿意给出一些自己的想法。破解“囚徒困境”
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人们只有相互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2 000多年前，荀子就说过：人的力气没有牛大，跑得也没有马快，为什么牛、马能为人所用呢？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就是人会合作。
因此，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利的人能够相互合作？在西方思想史中，这被称为“格劳秀斯难题”。格劳秀斯是400年前荷兰的自然法学家，他说：作为存在物，我们确实在追求私利，追求自我保全，并且爱争吵，但是，我们也渴望友善的社会交往。即使在获取生活必需品上无须相互帮助，我们也会渴望社会生活。人性的这两个因素使维持社会秩序问题变得非常明确：像我们这样爱争吵又渴望友善地进行社会交往的存在物应该如何在一起生活？为了满足我们友善地进行社会交往的愿望，我们必须对自己爱争吵的倾向制定什么样的限制？
格劳秀斯难题也就是经济学家现在讲的“囚徒困境”：尽管合作对所有当事人都是好事，但是自利的人基于个人理性的考虑可能选择不合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的基本功能就是使得自利的人能实现相互交往，不仅和平相处，而且合作共赢，“相偶不相残，相争不相害”。
这些行为准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道”。从古至今，伟大的思想家就是“为天下立道”者，东西方都是如此，但不同的思想家提出的“道”不尽相同。儒家的“礼”，就是孔子为人类立的道。君子是“礼”的人格化表述。如果一个人按“礼”行事，就是“君子”。所以君子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做人的标准，是合作的楷模。自利利他：市场的逻辑
在古代社会，由于人类基本上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利己”与“利他”经常处于对立之中，结果，倡导“君子”变成了要求牺牲个人利益的“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类似地，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倡导基督徒不应该成为商人，赚钱是不合道德的。但人类的本性决定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做到“不谋利”“不谋食”，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的“伪君子”，他们以利人之名行损人利己之实。所以在古代社会，人类的合作程度非常低，基本局限在熟人范围之内。
200多年前，人类发生了一场道德思想的革命，这场革命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动的。亚当·斯密之前，追求个人利益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颠覆了这个传统观念。他证明，自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相反，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之心正是利他之行的主要驱动力。
亚当·斯密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自利心，并表示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容易展开。我们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要谈对他们的好处。”
他还说：“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以寻找与其能力相称的最具优势的就业岗位，这确实是出于对他自身利益而不是对社会的考虑。”但他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其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没有考虑社会利益，并不见得就对社会有害。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促进，往往比他有意为之还要有效”。
亚当·斯密揭示的自利和利他之间的关系，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就是：在市场中，一个人要自己活得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自己也不可能活得幸福。比如，企业家要赚钱，首先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让消费者满意。如果你不能生产出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你不可能赚钱。这个逻辑不仅适用于企业家，也适用于每个人。市场中的君子之道
现在，我按照市场的逻辑给出一个有关“君子”的分析框架。一个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个评价维度：第一个是对自己好还是不好（个人善），第二个是对他人好还是不好（公共善）。这样就有4种可能：第一种，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第二种，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没有利，损害别人；第三种，对别人有利，但对自己不利；第四种，对自己不利又损害别人。
用这样一个框架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几种人：第一种人利己又利人，就是“君子”。第二种人利己但损人，就是“小人”。注意，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利己，而在于他是不是损人。第三种人损己而利人，做事情给自己带来伤害，但是成全了别人，就是“圣人”。圣人和君子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利人，而在于他是不是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后一种人既损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可以叫“恶人”，也可以叫“愚人”，因为他不仅恶，而且非常愚蠢。
依次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市场不要求我们变成损己利人的“圣人”，但市场会惩罚损人利己的“小人”。市场中君子做人做事的标准，我归结为以下5点：
第一，利己先利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你要为他人创造价值。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老板，你向消费者收取的费用，不应超过你为他创造的价值。如果做到这一点，你再赚钱，那你就是君子。在市场中，不仅企业家，每个人在谋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要问一下自己做这件事能不能给别人带来好处。如果给别人带来的好处大于你自己从中所得，就是君子所为；如果给别人带来的好处小于你自己从中所得，就是小人所为。用这个标准来看，真正的君子，不能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赚钱。如果你明明知道别人买了这个东西之后会后悔，仍然忽悠别人买，你就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这就不是君子所为。君子也不应该利用政府关系或者政府给予的特权赚钱。如果一个企业家不是真的去满足消费者，为消费者生产出最好的产品，而是想着怎么讨好政府，从政府拿到特权来赚钱，这就是小人所为，不是君子爱财应取之道。
第二，诚实守信。市场经济不是一次性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玩的是重复博弈。每个人都知道，在重复博弈中最重要的是你的声誉，即别人对你的信任。如果别人信任你，就愿意跟你持续地做生意，买你的东西，或者与你形成其他的合作关系，这样你才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诚实守信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好的商业政策。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声誉，那么他不可能在市场上持续赚钱。靠坑蒙拐骗，即使短期内成功，时间长了也一定会失败。这样的人之所以是“小人”，不是因为他自私自利，而是他愚蠢、鼠目寸光，不知道诚实守信才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一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可以理解为长远利益，“利”是指眼前的蝇头小利。君子注重长远利益，小人注重眼前利益。这样就可以把古代儒家倡导的行为准则与现代市场中人们应该遵守的行为规则统一起来。
第三，换位思考或者叫“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来自人类换位思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人类就不可能合作。忠恕之道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人与人是平等的，你是人，别人也是人，所以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我们做任何事情不仅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别人；你想赚钱，别人也想赚钱；你想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别人也想。只有这样思考问题，你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利。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要谈对他们的好处”这句话的含义。一个人做生意时如果只想着自己得好处，不同时想着别人也想得好处，交易就不可能发生。“忠恕之道”不仅对个人适用，对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适用。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可以说他是愚蠢的，也可以说他是极度自私的。同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才是唯一重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不用考虑，这就不是君子之道。
第四，尊重产权和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产权是市场逻辑的基础，尊重产权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意愿，任何交易都要建立在别人愿意的基础上，只有别人愿意的才是好的事情。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做交易。尊重产权是正义的基本要求，比仁慈更重要。一个人即使成天为慈善捐款，如果他不尊重别人的产权和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官员，这样的人也绝对不可以称为君子。
第五，有创新精神。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来自创新。市场经济是创新经济，不是循环经济。我们今天消费的东西跟200年前非常不一样，200年前人类消费的产品种类数是102—103，今天是108—1010，这些新产品都是创新的结果。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就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至少不应该阻碍别人创新。一个人如果不仅自己不创新而且总是试图阻碍别人创新，也不能够叫作君子。由于创新总是面临不确定性，有失败的风险，君子也应该具备宽容精神。法治社会与君子之国
依照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一定是君子主导的经济，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只有对别人做出贡献，自己才能得到好处。企业家赚钱的前提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员工如果不能为企业的生产做出贡献，也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相比之下，传统社会发财致富和获得高官厚禄主要靠强盗逻辑，而非市场逻辑。社会地位最高、积累财富最多、最受民众顶礼膜拜的人，通常就是那些杀人最多、掠夺财富最多、统治和奴役人数最多的人。按我刚才说的标准，古代好多贵族、骑士、将军、政治家，都谈不上是君子。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初，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设了一些新的爵位，授予那些靠自己打拼成了百万富翁、刚刚置办了大片地产的人。这引起了英国一位世袭议员的强烈不满。当问这位议员“您祖上是怎么得到爵位的”时，他厉声回答道：“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这是古代贵族的起源。“利己先利人”当然是理想状况，在现实市场中总是存在损人利己的“小人”。为什么？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制度有漏洞。最重要的制度是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如果一个社会中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不能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君子就很难在竞争中胜过小人，小人就会多起来。
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能否用守法还是违法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简单地说，在理想状态下是可以的，现实中却不一定成立。在理想状态下，合理的就是合法的，合法的就是合理的。此时，守法既利人又利己，违法既损人又害己，做君子就容易，做合法的事情就是合理的，不守法的人不可能是君子。但是现实中，如果一个社会法律不合天理（自然法），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做君子就很难，违法的未必是“小人”，守法的也未必是“君子”。
如果一个社会中，对个人来说，利人不如损人，君子竞争不过小人，这个社会中的小人就会越来越多，君子就会越来越少，说明这个社会真的出问题了。
[1] 本文根据张维迎在广州“拙见”的演讲整理而成，2017年4月6日首发于《南方周末》。产业集群的逻辑张晓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家“千人计划”讲座教授）
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国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世界工厂？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很难解释中国如此快速的工业化。对于工业化的思考，主流经济学家常常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物，在发达国家他们看到了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金融体系很完善。到美国之后入学的第一天，学校就让我填个表，开通信用卡。出国之前从未见过，那时我是第一次见到信用卡。这说明中国发展初期的金融制度很落后。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金融市场对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企业投资金额比较大，一个人的资金有限，必须把大家的资金集中起来才能买设备，建现代化的厂房。如果金融不发达，工业化就很难实施，所以金融发展被认为是工业化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这是主流经济学普遍认同的观点。
二是制度发挥重要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和最近的克拉克奖得主阿西莫格鲁都强调制度很重要。纵观全球，凡是做得好的国家，制度都比较完善。但我们要考虑到其中的先后顺序，也许是先有经济发展，再有制度跟进。如果看一下美国的历史，会发现美国的制度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完善的。例如，黑人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拥有投票权，妇女的很多权利也是最近才有的。在弗吉尼亚州，20世纪60年代以前，亚裔女性都不允许和白人结婚。我们也应该看到制度的发展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我们不能看到发达国家制度完善就简单地认为没有好的制度在先，就没有经济发展。
接下来看看中国的现实。
在讨论中国的金融体系之前，先举一个例子。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推广微型贷款而获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孟加拉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微型贷款，但国家整体上还是那么穷。中国没有大规模推广过微型贷款，现在也基本没有，却发展起来了。西方有人把微型贷款做得有点教条化，像发展经济学的主流阵地麻省理工学院等，花大笔钱做随机试验，推广微型贷款，证明其有效性。如果这些经济学家来中国看一看，就会发现发展经济学的一些主流想法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国有银行很少贷款给私人企业。没有正规金融的支持，中国老百姓是怎么把企业做起来的？最近在《金融经济学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的一篇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和他的两名中国学生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非正规金融。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肯定是因为非正规金融发展得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都很穷，我10岁以前都待在生产队，当时一个工分几毛钱，即使大家把钱凑在一起，也解决不了大问题。
再来看看中国的制度。
中国的私有产权到2004年才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之前，只要募工超过7个人就有搞资本主义的嫌疑。中国显然没有西方那么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
在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中国是怎么变成世界强国的？我找到的答案是产业集群。
当面对障碍时，人们会想出很多克服的办法，其中一种办法就是集群的生产方式。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群居动物。人们通过聚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可以克服金融资本和制度资本的劣势。
介绍集群的概念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个身边的集群：北京大学食堂。北京大学一共有13个食堂，每个食堂设有很多小窗口，每个窗口都是承包出去的。食堂里面有分配，中间的窗口卖浙江菜，左边的卖四川菜，右边的卖湖南菜。表面上这些窗口的承包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也有合作。在哪些方面合作呢？食堂统一安排扫地、洗碗、收碟子，统一蒸馒头和煮米饭。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是降低了进入门槛。在食堂开个小窗口很容易，只要租一个小店，推出一种风味，成本较低，因为大部分成本都由食堂后勤统一承担。从北京大学食堂的例子可以看出集群的主要特征：做同类生意的集中在一起，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但合作的优势超过了竞争的劣势。由于竞争，各个窗口都必须提高服务水平，保证饭菜质量，这能整体提高食堂的效率。这与集群的机理有关系。
我们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看看集群的规模与普遍程度。比如《纽约时报》报道的大唐袜业。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一年至少生产60亿双袜子，这还是2008年的数据，现在肯定超过80亿双了。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小镇生产的袜子，全世界每人一年一双都消费不完。
再如浙江省嵊州市的领带集群，其领带生产量占全球的40%。1984年之前，这里从来没有生产过领带。1984年，香港一个客商前来投资，这里才开始生产领带。现在嵊州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
浙江省台州市桥头镇生产全世界70% 的纽扣；浙江省上虞市崧厦镇一年生产3.5亿把雨伞；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一年生产5 000万件羊毛衫，是全世界最大的羊毛衫生产集群。
很多人听说过义乌——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本地户籍人口仅有74万，外来人口超过120万。20世纪70年代时，这里还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县，现在已经和地级市差不多，由省直辖，享受地级市待遇。在地图上可以看出义乌的位置，离上海、杭州都比较远，在浙江的最中间。
在并不优越的地理条件下，义乌是怎么做起来的？在义乌，走进任何一个商城，都能看到不同的产品区域，卖同类产品的都集中在一起。这里只做批发，不做零售。客商看中样品之后下单，交30% 的货款作为定金，一周后，买卖双方在物流仓储中心验货、付尾款。完成以后，立刻装箱发货，到旁边的海关验关，海关贴上封条以后，集装箱就被直接运到上海或宁波港。义乌的商店和旅馆通常有三种语言标识，即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专业翻译随处都是。
商家聚集在一起的好处就是能把客商吸引过来。人们来这里可以买到几乎任何东西，英文里叫作“one stop shopping”（一站式购物）。客商采购的货物要通过集装箱发运，所以集装箱装得越满，每件商品的运费就越低。
在义乌，外国人占10% 以上。我在义乌商城里采访过来自非洲国家、阿拉伯的一些商人。一个乌干达的客商告诉我他来义乌的主要原因是在这里什么都能买到，只要集装箱还有一点儿空隙，他就买点儿塑料拖鞋塞进去。
浙江省的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义乌，同时，义乌的兴起也带动了浙江省的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开铺子的大部分人并不来自生产厂家。他们只是在拿到订单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周边的浙江集群组织生产，双方谈好条件，一周以后交货。通过这样一个把市场信息和全世界的需求都汇集到一起的方式，义乌不仅自身得到发展，也促进了浙江省经济的整体发展。
所有的集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市场。浙江省嵊州市有中国领带城，广告牌上写的是“请到中国领带城里来”。很多集群都冠自己为“××之都”。比如，温州市号称“中国鞋都”，濮院镇是“中国羊毛衫之都”。开车到一个集群的边界，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广告牌，这叫地域广告，很多地方还在电视台播放地域广告。一旦把某种产品和地域联系起来，消费者就会慕名而来。做广告具有规模经济，当地经济规模越大，每个厂家平均分摊的广告成本就越低。如果每个厂家都分别做广告的话，成本就高多了。产业集聚可以降低企业的市场营销费用。
做同样产品的厂家集聚在一起，必然面临残酷的竞争，为了减少竞争，各个厂家会尽量区分它们的产品。比如嵊州领带城里，有的专卖真丝领带，有的专卖布料，有的专卖制服用的领带，有的专卖按扣的领带，有的专卖丝巾。总而言之，大家尽量同中求异。这就好像看地图，从地图上看，中国的版图如同一只雄鸡，在谷歌地图上越拉近来看，差异性就会越明显。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著有《经济学原理》，其中有4章专门讲工业园区，非常精彩。马歇尔对19世纪英国的市场、工业化进程和工业组织的描写都非常细微，他所描述的和现在很相似。当时，他发现工业生产有集群化的趋势，并总结出三大优点。（1）市场连接。一旦一种东西在一起生产，销售不用愁。做生意的人就会慕名来买，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型号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可以节省搜索成本。厂家也可以节省采购成本和销售成本，因为这里面也包括原材料市场，打个电话就能送货上门。还有专门提供零配件和修理服务的，厂子里面没有必要聘请修理人员，也没有必要雇个车队，因为你的货不必你自己去运，会专门有人来提货。你也没有必要去外面做广告，因为别人会主动找上门来。对双方来说都节省成本，市场距离就拉近了，所以马歇尔将这一优势称为市场联动（market linkage）。（2）增进就业。你去一个地方工作，如果这个地方只有一个领带厂，而你只会缝纫，那么领带厂倒闭了，你就很难再找工作，因为换一家其他类型的工厂，你的技术可能就没用了。但是，马歇尔说，如果这个地方，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一个厂倒闭了，你立刻就可以去别的厂。这样一来，工人们凭借所学的技术只要留在集群地区就总有工作。而且市场大了之后，夫妻两个都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马歇尔强调这一点叫作劳动力池效应（labor pooling effect）。（3）更重要的是学习。在集群中，很多东西的学习比想象的要容易得多，你亲眼看到别人如何操作，就很容易模仿了。这就给了想成为企业家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尝试并学习成为一名企业家。
以上三点，我不否认在集群里都可以看到。根据这么多年的研究，其实集群还有另外几个好处，这几个好处尤其适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壤。
第一，集群可以克服做生意的资金障碍。
第二，集群具有制度优势，很多穷的地方难免有制度缺陷，导致出现腐败、黑帮敲诈，在集群里面可以降低被敲诈和被欺负的可能性。
第三，集群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的波动。
第四，集群具有共生性，这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集群给具有不同才能、拥有不同资金的人一个机会，大家相互依存。
接下来，我们以案例的形式一个一个展开分析。
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的羊毛衫产业为什么能形成集群？这个集群位于上海和杭州中间，正好处在国道上。1976年，本地一个乡镇企业尝试做羊毛衫，结果销路很好。工人一看销路那么好，就在自家仿造。这导致一个问题，大家都想到国道上摆摊，都往路中间挤，造成国道天天堵车。管理部门起初用“赶”的政策，每天轰摆摊者，但执法人员前脚刚走，摆摊者后脚又回来了。
1988年，镇政府想出一个疏导的办法：在路边建市场。最初搭建了一个比较简陋的市场，能遮阳避雨，然后劝摆摊者去租或者买市场里的摊位。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正式注册。对摆摊者来说，进入市场意味着不用在风里雨里摆摊，也不用抢摊位；对政府而言，摆摊者都迁到了市场内，执法方便。
第一期建设的市场非常受欢迎，摊位很快就租出或卖出。政府一看建市场可行，于是开始建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一期比一期大。市场建好以后，外地客商越来越多，羊毛衫销路也畅通了，做羊毛衫生意的也就越来越多。
但新的物流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比如，发往上海市场的货最多，于是大家都想垄断去上海的运输路线。有一年，几家商户因为抢生意闹出命案，各方都很头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决定出面筹资合股建立濮院镇物流中心。建好以后，物流中心将发往全国各主要市场的路线每三年拍卖一次，避免直接分配带来的矛盾。所以，物流中心是由政府控股、私人运营的。从这一点来看，其管理很具创新性。有了物流中心，羊毛衫运得出去，原材料也运得进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到2005—2006年，濮院镇羊毛衫的生产销售规模达到5亿件，家庭作坊有4 000多户，卖羊毛衫的商铺有6 000多家，从事羊毛衫产业的有6万多人，每年的营业额达到100亿元。本地原来只有两三万人，现在仅外地人口就有10万，远远超过本地人口。
亚当·斯密说：“市场有多大，分工就有多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也越来越细。在美国，大部分工序在一个工厂内完成：各工厂有自己的设计师，产品设计好以后，生产厂家直接买毛线、织成布片、到印染厂染色，之后再裁、缝拉链、钉纽扣、熨整、包装等，工厂的整体成本比较高。
濮院镇则采用了不同的模式。6 000多人从事销售并组织生产，但这些人一般并不拥有生产设施。就像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那样，商户一般主要负责接单，拿了单子，就联系并组织各个工序的生产，而这些工序大多是由散户来完成的。这种由商人主导的生产分工方式，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被称为包商制（putting–out）。在英国工业革命前期，包商制很流行，商人拿着样品，带着原材料，将生产包分发到各家各户。所以，中国现在的集群模式和英国两三百年前的包商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
濮院镇的这个集群并不大，只有方圆两公里，市场主要集中在国道两边。商户最主要的任务是拿订单。接单以后才组织生产。为了拿订单，必须要在商店里挂一些样品。对于样品，集群里有专卖时尚杂志的。这些组织生产的商人买一些杂志，如看到好的，就拿到电脑辅助设计室对原有设计略微做些调整，比如将图案中的字母改改，然后再把颜色调调，最后打样。
开电脑辅助设计室只需要一个人、一台电脑和一台打样机。一接到订单，商户就开始组织生产。先到毛线市场上订货，再将毛线运到印染厂染色，然后将毛线织成毛衣、熨整、钉扣，最后运到商铺，由老板亲自验货。缝上商标、包装之后，由运输专业户将货发送到物流中心，运往各处。镇政府为了节省能源，建了一个大锅炉，将几百户熨整作坊集中到一起，统一提供热气，用于熨烫。
本文开头提到，经济发展离不开好的金融体系。这些集群又是怎么帮助克服资本壁垒的呢？我们在濮院镇调查了上百家商铺和作坊，询问其初始创业本金和后续资金来源，发现商铺和作坊的投资成本其实都很低，比如织布作坊，平均投资7万元就能干。2007年人均年收入大约是4万元，这意味着一个人干两三年就能开织布作坊。有的生产环节的投资门槛则比较高，比如物流中心，需投资4 000万元，一般人没有那么多资金，政府就通过股份制融资。在详尽的分工下，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企业家创业以后，赚了钱，将利润用于再生产，雪球越滚越大。
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从这种微型企业做起来的。反过来，如果没有集群，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能有钱投资建大厂，如此一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就会行进得缓慢很多。
做企业不仅需要初始资本，还需要流动资本。在中国，中小企业很少通过银行贷款来获取流动资本，因为流动资本一般都很急用，而从银行贷款的程序太复杂，时间上来不及。大部分中小企业的流动资本基本上都是靠非正规金融获取的：一是向亲戚朋友借钱；二是靠商业信用，上家给下家信用或下家给上家信用。还有一个办法是灵活付款。集群里的付款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来协商上下游的付款方式和时间，这种制度安排也有利于缓解资金短缺问题。
当然，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投资门槛比较高（300万元以上）、有大额固定资产的，如物流中心和印染厂，银行贷款还是其获取流动资本的主要渠道。
集群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可以弥补正规制度的不足，那就是信用。
在我们调查的4个集群中，只看到一份正规的合同，专门用于外贸出口。其他的大多都没有任何合同，顶多就是一张收据。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律师，不像美国商业交易大多都要有合同，还要律师过目。尽管没有正规的合同和律师，中国的集群似乎运作得很好。
人们的信用程度为什么那么高呢？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我曾经在濮院镇采访过一个来自河南的三轮车师傅，我问他：“您给人拉货，从不签个合同，也没有收据，人家怎么知道您到底拉了多少货，怎么就这么信得过您？”师傅回答说：“从事运输的基本都是我们河南人，我们基本上每人负责一个街区。如果我不讲信用，客户很容易找别人来替代我。他们还会在同行中散播我不讲信用的信息，使得我很难再找到类似的工作。”之后我问过毛线商信息是怎么传播的，他们告诉我大家经常见面，打麻将的时候都可能会交流类似的信息。
这很重要，集群里的商家都是彼此重复交易的，属于经济学中的重复博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违约的机会成本很大。要建立信用很难，要毁掉信用很容易。如果一个人的信誉不好，在集群里是干不下去的。换到另一个镇，他的技艺可能变得一文不值，因为那个镇可能是做木材的，而不做羊毛衫。这使得每个人离开这里的机会成本很大。如此，人人都不得不自律，从而减少了对正规制度的依赖。这就是集群的一个重要功能：利用社会网络的作用和信息流动畅通的特点，弥补正规金融和制度的不足。
在我们的调查中，集群里出现的纠纷很少，即使有，大部分也都能私下协商解决。即便像客户不付账的行为，他们也很少去打官司，大部分人都通情达理。不付账主要就是因为真没钱了，打赢官司也拿不回钱来，更何况打官司也要花钱花时间。
当然，有出口业务的大企业，一般会有法律顾问。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家面临恶劣的投资环境，在做生意时，会受到许多方面的骚扰，如贪官、恶霸、黑社会。但企业可以通过集群的方式降低被骚扰的概率，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
在甘肃调研时，我们发现有个乡镇只有几家企业，而且中午都关门。一问才知道，如果中午开门，乡镇干部就会天天来吃饭，从来不付钱，所以企业不得不关门。而在浙江的集群，这种现象很少，原因很简单，集群里企业数目众多。比如，濮院镇有6 000多家羊毛衫零售商，4 000多家作坊，加起来上万家。中国公务员的人数是按本地户口人数配比的，和经济规模没有什么关联，因此在沿海地区，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政府的规模就小很多。濮院镇只有几十个干部，即使这些干部天天都到企业去吃，一个企业一年平均才被骚扰一次，相比甘肃的企业，负担小很多。
我曾去孟加拉国参观产业园区，问里面的企业为什么会到园区里落户，最常听到的回答是安全。在园区外，警察和税务人员经常来骚扰；在园区内，有专人站岗，警察、税务人员也进不来，同时开发商也会雇人统一来打点这些人，节省了每家分别打点的成本。
集群对于产业转移也有帮助。东部地区由于地价和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越来越低，温州鞋业尤其如此。温州鞋业自2004年之后一直想往西部和中部转移，利用那里的廉价土地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但是单个企业转移比较困难，没有和地方政府博弈的能力。地方政府在企业来投资前，可能答应得很好，但一旦投资后，许多条件落实不了，还经常敲企业的竹杠。温州人很聪明，就用集群的方式：温州鞋业协会和重庆璧县签协议，在当地征地1 800亩，建西部鞋都。温州鞋业协会负责招商引资，将市场和上下游相关企业一起搬过去，整个开发区前5年由一位温州退休的区委书记来管理。5年之后，再将管理权交给壁县政府。短短几年，西部鞋都已经做到很大规模。
中国企业向非洲发展也用了同样的办法：中国商人在埃塞俄比亚参与建设开发区，组织几十家国内相关企业一起去，现在生意非常好。如果是单独一家企业去，那么处理相关问题就会比较麻烦；而几十家企业一起去，可以分担打点地方关系的成本。
以上分享的都是个案，接下来我们要问：在大样本下，我们还能否观察到这个规律？根据2004年的经济普查，我们可以计算各地企业的实际赋税情况。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聚集度高的地区，企业的实际税率相对要低。虽然大家知道在一起有竞争，毛利润率可能会下降，但是还在拼命扎堆。由于聚集以后，每个企业被骚扰的概率小了，实际利润率不一定下降。这就是企业明明知道集群里竞争那么激烈还要扎堆的原因：虽然毛利润率降低，但净利润率有可能会提高，因为在集群里的交易成本较低。
企业在集群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灵活生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企业的生产总有波动性，有淡季和旺季之分。如果订单多了，自己生产不过来，就可以利用集群的优势，轻松地外包一些单子出去。如果订单不足，也可以转接别的企业的订单。生产规模的灵活性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我曾采访过一个老板，他只雇50个人。我很好奇，就问：“你为什么就雇50个人？”他的解释是：要拿下大订单，必须有厂房设备，这会给客商增加一份信任感；实际的工人规模却不能太大，万一哪天接不到单子，太大就会有一部分工人走，再雇用工人的成本就太高了。既不让工人走，又不养太多人，不白发工资，所以他就保持50个核心人员，保证这些人总有事情做。订单多就外包。所以在集群里，表面上看起来企业很多，各家是竞争关系，其实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合作。通过相互分单，降低彼此生产的波动性。
集群还有一个优点是船小好掉头。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是全国最大的童装产业集群，2008年经济危机后，这里的生意反而更好。中国做童装的主要有两大基地，一个在广州，另一个就是织里镇。广州的厂家主要接国外的大单，有的厂家雇员多达上万人。但危机来了之后，它们的海外订单至少减少了50%，如果雇用了10 000人就得走5 000人。广州被裁掉的工人大部分都到了织里镇，这样一来，工人充足了，产量也就上去了。
为什么织里镇在经济危机中没有出现问题？因为这里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市场。织里的产品特点是多样，对质量、尺寸要求不那么严格，很适合国内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虽然世界经济有危机，但国内市场并不差，所以织里镇并没受到负面影响。另外，集群内部有很强的调节生产的能力。很多作坊只雇几个有长期合同的工人。订单多就聘请临时工，实行计件工资，或者将一些单子外包出去。
下面再分析一下集群的另外一个特点：共生性。
集群和大自然的生态类似，也有食物链。在食物链上，一个物种吃剩下的，可能对另一个物种来说就是养料。在集群里同样如此，比如在织里镇，有人专门收捡破烂，生意做得很好，他们收一些布头，然后卖给专门用布头做原料的生产厂家，比如做墩布和饰品的，把废料也卖个好价钱，童装厂本身也提高了效益。所以一旦市场变大，就能容纳下这种分工，从而变废为宝，把产业链拉长。
在孟加拉国农村调研时，我也注意到类似的效应。有个地区路两边到处都是烟囱，大概有400多个，来自碾米厂。但1990年这里还只有十几家碾米厂，为什么发展到这么多？经过调查才了解，这与废物利用效率提高有关。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这里发展养殖业，带动了碾米业，原因很简单，原来碾完米余下的麸子几乎没什么用，卖不上什么价钱，但有了养鸡场之后，麸子就变成了很好的饲料，能卖给养殖场。这样一来，麸子变废为宝，获得了新的价值，因此碾米业的利润也随之提高。在人们发现碾米利润不错之后，更多人开始进入碾米业。这就是共生性，养殖业和碾米业互相依存，在一个地方形成养鸡业和碾米业两个共生的产业。
四川省资中县是个农业大县，主要种植玉米。最近，这里的养殖业蓬勃发展，为什么？我们调研发现，养牛需要玉米秸秆，如果两者结合起来，养牛成本就低，而玉米秸秆也能派上用场，相互共生。养殖业发展起来以后，另一个问题又凸显出来，养殖的废料污染环境，甚至影响地下水。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出台了补贴政策，鼓励所有养殖户都建造沼气池，将养殖场所产生的粪便转化为沼气，一方面，可以解决家庭用气问题；另一方面，沼气液是非常好的化肥，可以很低的售价卖给附近的农民。于是，在养殖区周围一圈的很多农民开始种菜、种水果。
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集群有四大优点：第一是投资门槛低，第二是提高安全性，第三是灵活生产，第四就是具有共生性。
因为集群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工业会自然地朝着越来越集聚的趋势发展。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和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我们计算过各地产业的集聚度，发现全国各地的集中度都在提高。中国的产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集群化，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而且集聚度越高的地方，企业数目就越多。
浙江的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集群模式、典型的草根式发展模式，这和广东不同。广东在发展初期有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投资，浙江没有这些投资，也不像东北地区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所以浙江的集群完全是自发的。在浙江，几乎每个镇都是一个集群，甚至每个村都是一个集群。
根据2004年的统计，浙江有8%的人是企业家。浙江拥有将近400万家中小企业，平均每个企业雇用6.3个工人，因此，仅浙江就创造了2 4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浙江人口一共才4 700万，适龄工作人口也就2 000多万，这就意味着有400多万个就业岗位是提供给外来人口的。
同时，浙商富起来之后，又到其他地方投资。目前国内有300万名浙商，国外有300万名浙商，他们正在更大的范围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很多浙商的资金都是从小企业积累出来的，他们的小企业又大多是集群创造出来的机会。
研究中国经济，我们发现民营（私人）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总结为两个70%：第一个是70%的增长源自民营部门的增长；民营部门的增长中，又有70%源自新增企业。两个70%合起来，意味着新增企业创造了中国近50%的GDP增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增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增企业家？我的看法是，这与企业的集群状况密不可分。
接下来，又要思考一个新问题：这是不是中国现在的特色？在国外讲课时，学生总是问我：是不是因为政府比较强势，有能力来引导这些产业才促使集群产生的？中国的集群是以个案的形式出现的，还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共性？
我一直在思考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带着这些问题，我来到了景德镇。
景德镇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集群保留得最好的一个。从没有任何一个集群能像景德镇那样存在1 500年，而且模式和前文提及的模式几乎一样。在景德镇有不同级别的市场，包括大市场和村里的市场。在村里，有许多组织生产的商铺。从流程上来看，这些商铺先设计出一个产品，再从制泥厂买泥，接下来请人制坯、修坯，然后将坯送到窑厂烧制，在烧好的瓷器上可以再画上花纹，之后再二次烧制。
古代烧窑的成本十分高昂，必须要有规模经济的支持，因为烧窑时一次不放满的话就不划算，这也是人们“扎堆”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烧窑对师傅的要求特别高，需要数十年的教学才能培养出来，这源于当时瓷窑靠柴火烧，火候调整需要很高的技术，只有通过精巧的烧窑技术，景德镇才能维持其高品质瓷器的生产。如今技术改进以后，烧窑采用了煤气烤炉，这也是所有工序里改进最大的一项。烤炉里面是石棉网，有温度计，很容易控制温度，大大提高了效率，使得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还有一个上色的问题，因为之前的工序上不了色彩，而画画又分成多道工序，如素描、描色、题字等工序都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而且他们都是独立的技师。像绘画又分花鸟、山水、人物等不同的种类，每一种都有人专攻。
景德镇很多村都是家家制瓷，分担不同的工序，这种生产方式维持了1 500年。过去，我们总以为工业化是从英国开始的，但在我看来，工业化源于中国，是马可·波罗把中国的工业化传入了欧洲。研究景德镇历史，能够将中国工业史向前推进1 000多年。
同时，景德镇的案例也告诉我们，集群主要并不是源于政府的引导。因为在这1 500年的历史中，中国政府经历了很多变化。但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集群在哪儿都有，早期的英国、后来的孟加拉国等都有不同产业、不同形式的集群，为什么中国的集群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得这么快，快到使得中国一下子变成了世界工厂，而埃塞俄比亚的集群虽然也已经存在好几百年，却没能很好地发展起来？
这恐怕又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与中国政府的激励机制有关。
中国在经济上有点儿像分权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决策空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动力去发展地方经济，而经济做得好不好和地方官员的职位升迁有很大关系。同时，从个人经济利益考虑，做好地方经济对他们也有好处，比如官员在辖区买了一套房子，集群做得好，房子也能升值。
所以于公于私，政府官员都有很强的动力去发展经济。当集群遇到问题时，他们很积极地出面解决。前文讲过，集群发展过程中遇到市场摊位问题、物流问题、质检问题等，需要很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些也是集群发展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
反观埃塞俄比亚、印度等国家的产业集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刻。在那里，道路糟糕得一塌糊涂，电力供应极不稳定，恨不得一天能停几十次电，搞得每个企业都不得不自备发电机，这大大提高了运营成本。同时，地方政府对发展经济没有任何动力，因为做好地方经济与官员的个人利益没有太大关系。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收税，然后再向上级政府索要转移支付。在某种程度上，埃塞俄比亚、印度等国家的计划经济色彩其实比中国浓很多。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强调，那就是经济学家通常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不是特别了解，这些领域堪称“经济学家的黑箱”。经济学分析只考虑劳动、资本等投入，对中间过程很少去调查、去理解。我们通过认真的实地调查，通过对很多企业家的深入走访，发现生产的步骤其实可以分解得很细，然后各个步骤又可以组合起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这对于理解经济转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线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否则将会陷入误区，误认为经济发展一定要有固定投资额很大的工业和很好的金融业。这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令人庆幸的是，中国人民非常聪明、非常勤劳，在面临制度的种种不完备，甚至面临各种恶劣的环境时，总是想办法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且找到了集群这个很有效的办法。集群不仅成功地帮助企业家降低了投资的门槛，也使更多的人像在大海中学游泳一样变成了企业家，企业家又带动了千千万万的就业，乃至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集群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有，现在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初期都有。通过理解集群，不仅可以理解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转型有很好的参考意义。[1]全球化时代的5个领导力要求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管理学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
跨文化领导力并不是我重点研究的领域，我更关注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国际化、全球化已经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也就自然会触及跨文化领导力问题。
有人问我：企业是否一定要国际化？我的回答是：要国际化。只有一个理由：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企业规模多大，一个最根本的挑战就是中国市场已经是全球市场。因此，即便你不走出国门，你的同业仍可能是来自全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全球化都已经是一个领导者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在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过，这是一家中国企业，但同时也是一家国际企业，因为这家公司已经进入21个国家。比较荣幸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这家公司真正取得了绩效。
我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工作体会，对跨文化领导力做了如下5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情景领导力。所谓情景领导力，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领导和管理的要求不一样。领导者不能只具备单一文化情景下的领导力。
举个例子，在国外分公司调研时，有同事跟我说他很想回国，我就问为什么。他说他每天都被本地员工指责：你把老婆、孩子都扔在中国，跑到这里来赚钱到底为了什么，你的人生肯定是错的。因为在当地的文化逻辑里，人不能为了赚钱而离开家人，陪伴家人更重要。也有经理跟我说，有一天他发现一位员工迟到了，问这位员工为什么迟到。这位员工说，他在路上看到一朵花开，安静地看着花开，很美好，他认为人生有这样一刹那的美好比一切都重要，所以迟到了。他问这位员工对于迟到觉不觉得内疚，这位员工说没有，因为见证花开的美好更重要。
中国企业之所以到海外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管理难题，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管理者总想带着自己的经验去管理，但事实是根本行不通，因为情景不同。因此，不断变换的情景是对领导者非常大的挑战。你的经验、管理体系等所有的东西都可能需要调整。如果再用原有的一套东西去做管理，出问题就是大概率事件。
再举个例子，越南分公司做了很多与本地员工相融合的努力，使得越南员工都说这是一家本地公司，中资企业受到冲击的一年反而是这家分公司业绩最好的一年。所以，情景领导力的第一条一定是融入，而不是区隔，区隔一定会出问题，一定要融进去才可以跟大家在一起。这就是情景下的管理模式，要做跨文化的管理，必须先懂得情景管理模式。
第二，跨文化沟通能力，这一点更重要。跨文化管理最大的特质是什么？跨文化沟通，因为管理的核心是要达成共识。我们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达成共识的方法论，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达成共识的方法论不一样，必须通过跨文化沟通来解决问题，用管理的方式无法解决共识问题。所以跨文化背景下的领导者不能用管理体系达成共识，而必须用沟通体系达成共识，两者完全不一样。我刚好在华南理工大学讲授过几年跨文化管理这门课，课程中一直强调，跨文化管理的核心不是管理，而是沟通。但沟通真的很难，第一个挑战是语言，第二个挑战是生活方式。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为什么很难？吃饭这件事就难以解决。四川同事去越南，还要做川菜，和本地员工吃的都不一样，其实是很难和本地员工沟通的。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上课，来了一批山东学生，要请我吃煎饼。我说你带煎饼来不容易，我不能再帮你吃。他说老师放心，我带了两个星期的。在新加坡上课，吃两个星期煎饼，怎么理解新加坡？所以，跨文化沟通真的不容易做到，仅语言和生活方式这两件事就很难。这两点做不到，用管理方式当然也做不到，因为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在我看来，跨文化沟通能力是跨文化管理的核心，靠沟通达成共识，而不是靠管理达成共识。
第三，全球思维。新华网总裁田舒斌说，必须用真正的世界语言来讲中国故事，我很认同。中国有好故事，但这个好故事要想让全球人听，就必须用全球的概念和全球的语言去讲。我们很多时候总是喜欢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讲，反过来又认为别人对我们有误解。前些天戈壁挑战赛要举行了，为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戈12队友出征加油，在演讲中我就提出一个观点：你信仰的真理和现实的真理是有差距的，你不要把你信仰的真理当成别人的真理，非要让对方接受，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差距，要确认自己是具有全球化的思维，还是只有中国的思维，抑或是只有本人的思维，这中间有很大的不同。我本人虽然在语言上有弱项，但在思维上对自己的要求是全球的，否则难以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是什么。各位要做全球化的管理者、跨文化的领导者，就要迎接这个挑战。全球思维有两个要点：第一，整体一定要大于部分，同时，部分必须对整体有价值贡献；第二，你一定要融合，融合就包括对差异性的尊重和包容。不能尊重差异性，就不会有真正的融合。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努力训练自己。
第四，本地化行动。仅有全球化的思维还不够，必须有本地化的行动。本地化行动涉及三个最主要的方面：本地资源、本地市场、本地人才。如果做不到这三点，实际上也做不到全球化。新希望六和把在不同国家分公司的本地员工送到中国来读书，为他们专门设置一个硕士课程，这样做一方面真正培养了本地人才，另一方面又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双方沟通起来就有更多共同的语境。
第五，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否具有普适性，即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不是一个能在全球不同价值观体系下被接受的文化。比如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企业文化，能在全球几十个国家被接受。一家公司能不能形成这样的文化，其企业文化能不能放到全球不同价值体系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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