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瑞琳（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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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试读：
编辑的话
每年2月14日，是年轻人记得的一个日子。在木心读者的记忆中，这一天，正是诗人的生日。他离开我们三年了，本社《温故》又到了推出纪念专号的日子。
最近有位青年音乐人为木心的小诗《从前慢》谱了曲子，亲自弹唱，播出后，不胫而走。木心先生也曾经作曲，但生前从未被演奏，更没有人为他的诗谱曲，现在，他的读者唱出了第一首木心的诗歌。
本期专号共分四辑，每一辑篇首，我们依循往年的体例，摘选木心遗稿中的若干短句和段落，与专号中的众声喧哗构成有趣而富深意的对照。本期选用的图片也大致是此前从未发表的。
开篇首辑，披露未经发表的木心作品——应世界文学史讲席的学生们再三恳求，自1993年3月7日开始，木心破例谈论自己的作品和写作之道，持续讲了七八堂课。这部分讲述的笔录约两万多字，不见于《文学回忆录》，最近，经与陈丹青商议，本社决定春节后出版。现将木心有关散文《九月初九》的讲述笔录，先行刊发，以飨读者。
本期第二辑，集中收录了几篇木心家世与早年生活的钩沉文章。其中，以夏春锦先生探寻求证木心与夏承焘和茅盾的关系，以及解析木心自制年表的三篇文章，做得最为认真。
本期第三辑，选择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童明先生，木心的至交，去年在桐乡以木心一副对联做了长篇讲演，是他木心研究系列的小试牛刀。巫鸿，芝加哥大学教授，木心的老朋友，于2001年为木心的精印画册撰写专文，独具只眼，窥探木心的文学与绘画世界中深藏而难解的个人性。此外，木心的台湾朋友，诗人杨泽，应刘道一之请作了长篇访谈，回顾木心旅美早期的经历；木心的学生，画家曹立伟先生，去年又写成两篇文章，一篇是深入解读木心的绘画，另一篇充满了与木心相处的珍贵细节。
旅居纽约的著名作家李劼，去年在博客中这样写道：“木心的溘然谢世，无意间让文学诺贝尔奖……丧失了领受一个自屈原、李白、杜甫以来最诗意盎然的中国诗人加冕该奖的机会。” 同年，李劼先生写成长篇论文《木心开屏，美在洞见》，由《天涯》杂志率先发表了前半部分，本册专号予以转载，与读者分享他的观点。
本期第四辑，收入了几篇读者怀念木心的文稿。南京先锋书店于去年12月21日木心忌日，举办了上百人参与的纪念活动，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在活动中播放了摄于乌镇的纪录片《再见木心》，本册专号全文发表该次活动的现场记录。
费时一年，经乌镇陈向宏先生与陈丹青、代威、匡文兵共同努力，木心故居纪念馆于去年5月25日正式开放。在第五辑，刊有陈丹青在纪念馆开幕式的讲话和相关图片，去年年底，他又写成了第三篇怀念木心的文章。
三年来，木心在读者中的反馈与影响，应由生者的“怀念”与读者的“惊艳”，逐步趋向严肃而深沉的研究。这一研究尚待有形的机构、适切的人选，它的难点、规模、命题、方式，眼下难以测知。它向所有木心的读者开放，目前我们所能刊发的有限文本，显然是这一长途跋涉的初始。有鉴于此，从明年开始，本社拟将这份温故特刊易名为《木心研究专号》，仍于每年年初木心先生诞辰之日出版，为有志于此的读者与作者，贡献小小的空间，俾便木心研究初具雏形。
竭诚期待各界高明而慷慨的作者，以及与木心先生通信往来的朋友与读者，不吝赐教，为今后《木心研究专号》的工作提供珍贵的建议。2015年1月木心谈论《九月初九》的现场笔录
世界文学史讲席后期，我们再三恳请木心先生讲讲他自己的写作经验。进入1993年，也就是讲席的第四个年头，木心同意了。在此后的七八次讲席中，上半课照常讲现代文学，下半课，由我们选择他的作品的某篇，听他夫子自道。
2012年底，《文学回忆录》整理完毕。因无法预料此书的影响，更难测知外界可能出现的挑剔或批评，为慎重起见，决定删除这一部分（约两万多字）。
两年多过去了，《文学回忆录》获得良好而广泛的评价。木心先生的文学造诣和写作手法，想必使文学爱好者愈发感到兴趣。本期《木心纪念专号》特将其中谈论散文《九月初九》的笔录先行刊出，以飨读者。春节后，理想国决定以单行本出版这一《文学回忆录》补遗。
这部分讲述，木心先生无须备课，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他的书，翻到他所讲述的篇幅，听他顺着段落临场发挥。我们一边听讲，一边迅速核对正在讲述的段落，因此笔录不易跟上。现在重读，处处有仓促、跳动之感，错漏失记，更是在所难免，读者诸君只能就此而约略一窥木心先生当年讲述的情境，还请鉴谅。——陈丹青这幅照片也摄于世界文学史课的结业聚会。但此前五年木心给我们讲课时，也经常是这个神情和手势。——陈丹青
辑一
我的《九月初九》
木心上次讲自己作品，据说大家喜欢听。今天一半一半，上半堂课继续讲萨特，下半堂课讲我的《九月初九》。
休息。《九月初九》写在1984年。我还没重看一遍。用现在的观点看，要修改了。但有的作品，我就让它去。
谈中国的人和自然，真在题目上标榜，太学究气。想来想去，取“九月初九”，秋高气爽，登高，念旧。
起初投《中国时报》（台北《中国时报》）。居然一年不发表。我没有退稿记录，结果去要求退稿。退回了。据说，是编辑认为我在文章里的观点是不对的。结果寄给《联合日报》（同上）的痖弦，马上发了。
有这样的事。
开头。一篇文章你要动手写，全部精力要定在头一句。中国从前叫做“破题”。一法是正面破题，一法是意外的侧面的来。我这次用的是前一法。整篇文章都在写“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用这一法，就要吃得准，拿准了，写下去。
把整个题破掉，一般说，这种破法是傻的。但我把谜底拎在前面是比较大胆的——你得估量你在后面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挥。“乐其乐……忧其忧”，是托前面一句主题。用了“宣泄”、“投诉”这样的词。借范仲淹名句。“三百篇”，加“所谓”二字，是“大概”的意思。这一段，是文雅的借用，不能老老实实自己讲起来。后来的俏皮话（说汉赋缘等），要好心，不能油滑。写“作者”而他不点“屈原”，点名，太重了。写他们，要敬爱。
到这儿，马上底下要竖点真功夫出来。“汉赋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从前，汉赋等于字典。许多字只能到汉赋里去查。但这一层，当然不能说。
直到“对自然仿佛知尔甚深”，可以语气停一停，转到唐代。
引诗，我不喜欢引原诗。要改装过。接二连三要拿出东西来。“吐属尖新”、“吹气若兰”，正好形容宋词（举曹操三十里“绝妙好辞”的典故。惜未记）。
第一长段，有个细的东西藏在里面：是押韵的。我反对用韵。反对用韵，用起来就好。
说到唐以后，明清就不必一一举了，一句“接下来”，就讲下去（明清笔记中，自然与人睡在一起，还生孩子）。
第二长段，讲到儒、道、释，涉哲学范畴了。
儒家，其实是既述又作，讲的是一套君王术。除了孟子讲讲人民，孔子他们一句不说。“峨冠博带”，古人有句“君子死，冠不免”。子路被杀得遍体鳞伤，还挣扎去抱回帽子。
格致学派，指理学家。他们是理学家，又是理想主义，又是功利主义，那是不行的。
对佛教的判断，我很凶：“始于慈悲，止于无边的傲慢。”开始是慈悲，最后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已是法西斯了。（野叟，吃水芹菜，晒晒太阳。）
我早就有艺术家不能当哲学家的想法。康德要是做音乐家多好，二律背反一定很好听，小提琴钢琴一起来。
休息。我说《九月初九》写得好。木心：“这是下策。我何必去干这种事情，粉墨登场。我喜欢的是做陶渊明那样的事。”又说：“当时你说，你把它写出来。我只好给自己出难题”，“要用力气，所谓用力，就是举重若轻”。
野果、自然、果园、人工。大河本来不是为了肥沃土地，可是你人要肥沃，就来肥沃。“然后，群莺乱飞”，开玩笑了。前段一本正经，所以在第三段多写日常生活细节，但要和前面调和，细致地描写，要和去国的大愁联在一起。写到“密码”，要用点现代写法了。到“中国的‘自然’内有‘人’，”点出看法了。“谁莳的花服谁”，轻轻写，一步步写。写到“旧的空鞋都有脚”，总该服了吧。“古老国族的辉煌而褴褛的整体”，与“脚”对应。写到这儿，可以歇歇，抽口烟，想，这小子还聪明。
要留余地。当然不是每一犬每一花爱你，正如不是每一人爱你一样。要懂得自己脱身。到最后一段，又从小问题拉到大问题（江河、巨泊，等等），末尾两句，不必像主题那样正面，平实，讲完。
大家自己对自己，要落落大方。
再听我讲也没用，一定要自己写。[1]
所谓健康，是多少病痛积成的。麻木，是多少敏感换来的。九月初九
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在所谓“三百篇”中，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义，才能开诚咏言；说是有内在的联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着。学士们只会用“比”、“兴”来囫囵解释，不问问何以中国人就这样不涉卉木虫鸟之类就启不了口作不成诗，楚辞又是统体苍翠馥郁，作者似乎是巢居穴处的，穿的也自愿不是纺织品。汉赋好大喜功，把金、木、水、 火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禽兽鳞介的谱系，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已岂是“拟人”、“移情”、“咏物”这些说法所能敷衍。宋词是唐诗的“兴尽悲来”，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颓废，梳剔精致，吐属尖新，尽管吹气若兰，脉息终于微弱了，接下来大概有鉴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绝妙好辞已被用竭，懊恼之余，便将花木禽兽幻作妖化了仙，烟魅粉灵，直接与人通款曲共枕席，恩怨悉如世情——中国的“自然”宠幸中国的“人”，中国的“人”阿谀中国的“自然”？孰先孰后？孰主孰宾？从来就分不清说不明。
儒家既述亦作，述作的竟是一套“君王术”；有所说时尽由自己说，说不了时一下子拂袖推诿给“自然”，因此多的是峨冠博带的耿介懦夫。格致学派在名理知行上辛苦凑合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纠缠瓜葛把“自然”架空在实用主义中去，收效却虚浮得自己也感到失望。释家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然”只不过是佛的舞台，以及诸般道具，是故释家的观照“自然”远景终究有限，始于慈悲为本而止于无边的傲慢——粗粗比较，数道家最乖觉，能脱略，近乎“自然”；中国古代艺术家每有道家气息，或一度是道家的追慕者、旁观者。道家大宗师则本来就是哀伤到了绝望、散逸到了玩世不恭的曝日野叟，使艺术家感到还可共一夕谈，一夕之后，走了。（也走不到哪里去，都只在悲观主义与快乐主义的峰回路转处，来来往往，讲究姿态，仍不免与道家作莫逆的顾盼）然而多谢艺术家终于没有成为哲学家，否则真是太萧条了。“自然”对于“人”在理论上、观念上若有误解曲解，都毫不在乎。野果成全了果园，大河肥沃了大地，牛羊入栏，五粮丰登，然后群莺乱飞，而且幽阶一夜苔生——历史短促的国族，即使是由衷的欢哀，总嫌浮佻庸肤，毕竟没有经识过多少盛世凶年，多少钧天齐乐的庆典、薄海同悲的殇礼，尤其不是朝朝暮暮在无数细节上甘苦与共休戚相关，即使那里天有时地有利人也和合，而山川草木总嫌寡情乏灵，那里的人是人，自然是自然，彼此尚未涵融尚未钟毓……海外有春风、芳草，深宵的犬吠，秋的丹枫，随之绵衍到煎鱼的油香，邻家婴儿的夜啼，广式苏式月饼。大家都自言自语：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心里的感喟：那些都是错了似的。因为不能说“错了的春风，错了的芳草”，所以只能说不尽然、不完全……异邦的春风旁若无人地吹，芳草漫不经心地绿，猎犬未知何故地吠，枫叶大事挥霍地红，煎鱼的油一片汪洋，邻家的婴啼似同隔世，月饼的馅儿是百科全书派……就是不符，不符心坎里的古华夏今中国的观念、概念、私心杂念……乡愁，去国之离忧，是这样悄然中来、氤氲不散。
中国的“自然”与中国的“人”，合成一套无处不在的精神密码，欧美的智者也认同其中确有源远流长的奥秘；中国的“人”内充满“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家打从“烹饪术”上作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五行堪舆……然而那套密码始终半解不解。因为，也许更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谁莳的花服谁，那人卜居的丘壑有那人的风神，犹如衣裳具备袭者的性情，旧的空鞋都有脚……古老的国族，街头巷尾亭角桥堍，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名城宿迹，更是重重叠叠的往事尘梦，郁积得憋不过来了，幸亏总有春花秋月等闲度地在那里抚恤纾解，透一口气，透一口气，这已是历史的喘息。稍多一些智能的人，随时随地从此种一闪一烁重重叠叠的意象中，看到古老国族的辉煌而褴褛的整体，而且头尾分明。古老的国族因此多诗、多谣、多脏话、多轶事、多奇谈、多机警的诅咒、多伤心的俏皮绝句。茶、烟、酒的消耗量与日俱增……唯有那里的“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那里的“人”。大动乱的年代，颓壁断垣间桃花盛开，雨后的刑场上蒲公英星星点点，瓦砾堆边松菌竹笋依然……总有两三行人为之驻足，为之思量。而且，每次浩劫初歇，家家户户忙于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可见当时的纷争都是荒诞的，而桃花、蒲公英、松菌、竹笋的主见是对的。
另外（难免有一些另外），中国人既温暾又酷烈，有不可思议的耐性，能与任何祸福作无尽之周旋。在心上，不在话下，十年如此，百年不过是十个十年，忽然已是千年了。苦闷逼使“人”有所象征，因而与“自然”作无止境的亲嫟，乃至熟昵而狡黠作狎了。至少可先例两则谐趣：金鱼、菊花。自然中只有鲋、鲫，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而不值钱的光阴，培育出婀娜多姿的水中仙侣，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金鱼的品种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野菊是很单调的，也被嫁接、控制、盆栽而笼络，作纷繁的形色幻变。菊花展览会是菊的时装表演，尤其是想入非非的题名，巧妙得可耻——金鱼和菊花，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中庸而趋极的中国人的耐性和猾癖一至于此。亟待更新的事物却千年不易，不劳费心的行当干了一件又一桩，苦闷的象征从未制胜苦闷之由来，叫人看不下去地看下，看下去。“自然”在金鱼、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如果用“白发三千丈”的作诗方法来对待庄稼，就注定以颗粒无收告终，否则就不成其为“自然”了。
从长历史的中国来到短历史的美国，各自心中怀有一部离骚经，“文化乡愁”版本不一，因人而异，老辈的是木版本，注释条目多得几乎超过正文，中年的是修订本，参考书一览表上洋文林林总总，新潮后生的是翻译本，且是译笔极差的节译本。更有些单单为家乡土产而相思成疾者，那是简略的看图识字的通俗本——这广义的文化乡愁，便是海外华裔人手一册的离骚经，性质上是“人”和“自然”的骈俪文。然而日本人之对樱花、俄罗斯人之对白桦、印度人之对菩提树、墨西哥人之对仙人掌，也像中国人之对梅、兰、竹、菊那样的发呆发狂吗——似乎并非如此，但愿亦复如此则彼此可以谈谈，虽然各谈各的自己。从前一直有人认为痴心者见悦于痴心者，以后会有人认知痴心者见悦于明哲者，明哲，是痴心已去的意思，这种失却是被褫夺的被割绝的，痴心与生俱来，明哲当然是后天的事。明哲仅仅是亮度较高的忧郁。
中国的瓜果、蔬菜、鱼虾……无不有品性，有韵味，有格调，无不非常之鲜，天赋的清鲜。鲜是味之神，营养之圣，似乎已入灵智范畴。而中国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说过了再重复一遍 也不致聒耳，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这个俄而形上俄而形下的谛旨，姑妄作一点即兴漫喻。譬如说树，砍伐者近来，它就害怕，天时佳美，它枝枝叶叶舒畅愉悦，气候突然反常，它会感冒，也许正在发烧，而且咳嗽……凡是称颂它的人用手抚摩枝干，它也微笑，它喜欢优雅的音乐，它所尤其敬爱的那个人殁了，它就枯槁折倒。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幸蹇，或盈或涸，或茂或凋，或憔悴绝食以殉。当然不是每一花每一犬都会爱你，道理正如不是每个人都会爱你那样——如果说兹事体小，那么体大如崇岳、莽原、广川、密林、大江、巨泊，正因为在汗漫历史中与人曲折离奇地同褒贬共荣辱，故而瑞征、凶兆、祥云、戾气、兴绪、衰象，无不似隐实显，普遍感知。粉饰出来的太平，自然并不认同，深讳不露的歹毒，自然每作昭彰，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么两回事。中国每一期王朝的递嬗，都会发生莫名其妙的童谣，事后才知是自然借孩儿的歌喉作了预言。所以为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乐了，为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忧了；试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大有人在，怎能不跫然心喜呢，就怕“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后下去，诚不知后之览者将如何有感于斯文——这些，也都是中国的山川草木作育出来的，迂阔而挚烈的一介乡愿之情。没有离开中国时，未必不知道——离开了，一天天地久了，就更知道了。
我不是一个通俗的作家，而我喜欢俗。我恋恋于从前的民间社会，性质就像陶渊明的“彼也人子也，当善视之”。我看待“民间社会”就保持这种心态，彼也民间社会也，当善视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纽约中国街有一家餐馆“小苏州”，我常去解乡愁。老板南人北相，高大多礼，总是坐在门面的内侧，见我来了，便起身，一步上前，鞠躬作揖。我即答礼：“大哥晚上好。”有时夸他家滋味的正宗，他也笑道：“入味，东西要入味呀。”——“味”字，苏州人读如“迷”——几年后，老板逝世，有一小辈接手，荒腔走板，我上了两次当，就不再去了。我与原来的老板称不上朋友，只是想起一成语“人亡政息”，真是这样啊。—— 选自木心遗稿1994年底木心实在耐不住思乡，独自回到中国。到上海后他先寻访浦东高桥镇，他二十多岁时曾在那里做了五年中学老师。上图：他拜访一位老太太（姓名不详，也许是他的旧识）。中图：高桥镇一角。下图：他在街边看做作业的小孩。晚晴小筑花园一角。昔年的孙家花园早已没有了。[1]注 下页附《九月初九》原文，以便对照。
辑二
木心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高玉林木心的家世和他的经历极富传奇性，而他的文学作品中，自传性减少到了最低度，其中的第一人称无非是虚构或假托。我们研究了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包括木心家乡的同龄人对他的回忆 、纪念文字，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以及木心作品中有关的片言只语，认为应当尽自己的绵力把他成才的基础阶段作系统的传述。
我们不必讳言他的早慧。早慧再加上他的勤奋，使少怀大志的木心早就成才。文学、艺术的趋于成熟以及巨大贡献，固然是他青年时代乃至旅居纽约以后更长时间的花果，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步履也是不可忽略的研究内容。因此本文把传述的下限定在木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时。一、木心的祖父下决心，从绍兴来乌镇一搏
从前， 绍兴地区地少人多，宁绍人为了生存，崇尚课读或学习手艺外出谋生，这是此类地区的人士选择的最佳出路。读书人做不了官的出外当“绍兴师爷”，会做生意的出外经商，会种田的出外开荒，会手艺的出外做工。而乌镇人拥有“不排外，乐于接纳”的胸怀，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宜人、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水网密布、水路交通便利、商业兴旺发达等有利条件，吸引了大批绍兴、宁波等地的移民来镇上或乡下落户。他们依靠刻苦耐劳、勤俭创业的精神，为乌镇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不少人发家致富，成为大户望族，木心的祖父孙秀林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先从孙秀林的绍兴老乡黄妙祥说起。
光绪末年，有一位在乌镇中市“泰兴昌”纸店当经理的绍兴人黄妙祥。这“泰兴昌”还是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在汉口经商时，汇钱来让茅盾的祖父沈恩培开设的一爿纸店。纸店坐落在乌镇应家桥北堍下岸，两间店面，面街临河，主要经营纸张、摺簿和锡箔，批零兼售。开店伊始，经理是沈焕的侄儿，沈恩培负责监督业务，两人都不称职。沈焕回乡查明店务后，将一个切纸刀手绍兴人黄妙祥提升为经理。因而黄妙祥在绍兴帮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黄妙祥首先看中绍兴老乡孙秀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交往能力，于是两人联手牵头，并联络宁波人，在乌镇中市十三房头建造了一座宁绍会馆，作为“宁绍帮”议事之所和联络之枢纽，不但贫富相济、有难同当，而且子女嫁娶，首选的也是同乡人。他们亲帮亲，邻帮邻，各得其所。宁绍会馆也可停厝灵柩，解决了“宁绍帮”人死后一时或因人手不便、财力不济、天灾人祸，或“时辰”不宜不能运回灵柩的暂时困难。宁绍会馆的营建和运作，木心的祖父孙秀林出了不少钱和力。笔者花此笔墨叙述绍兴人黄妙祥和宁绍会馆，是为了说明他与孙秀林是至交。本文有不少节点绕不开黄妙祥其人。
孙秀林身强力壮、勤俭有为、头脑灵活、农艺精通，在绍兴已小有资财，时属自耕农。来乌镇前曾只身赴湖州帮助妻舅开荒创业。事业有成时，不幸妻舅逝世，孙秀林囿于世俗偏见，安顿好舅嫂和内侄的生产与生活之后重返绍兴，途中在乌镇东郊同乡人郑七斤（又名郑经）家逗留多日，了解乌镇的气候水土、风俗人情，确认乌镇的创业条件优于湖州，是个值得发展的好地方。
乌镇位于杭嘉湖平原，是一片江南富庶之地，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的美称。
在近代未开通公路、铁路以前，江南的交通以水道为主。乌镇是杭州与苏州、嘉兴与湖州之间水道交通的必经之地。乌镇至上海每天有直达的水道航班，便捷的交通带动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江南水乡的蚕桑丝绸业明清时代就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民谚道：“上半年靠蚕，下半年靠田。”“用钱靠养蚕，吃饭靠种田。”蚕桑丝绸业是一种商业化程度很高的产业。蚕种、蚕具、桑叶、蚕茧、土丝、绸缎都可以成为商品，而乌镇正是这些商品的集散地。农民们的蚕茧、土丝和绸缎卖得了白银就有了购买力，从而带动了镇上商业、手工业和娱乐业的繁荣。
因此，木心的祖父孙秀林下定决心，回绍兴卖掉了田地、房屋和家什，来乌镇一搏，从此，开创了孙家的发家史。二、挑起一副箩筐到乌镇，“官印”形状居所出贵人
孙秀林告别绍兴乡亲，挑起一副箩筐，装着必需的衣物、被席和生活用具，上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面跟着背驮大小包袱的妻子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一家五口晓行夜宿，渡过钱塘江，全凭两条腿从绍兴走到了乌镇。
他们虽然带着一定数量的银圆，但这是全家的生计所需，是日后发家和安身立命之本。一路上舍不得花钱雇车搭船，连一日三餐也是沿途随时随地埋锅烧饭，吃饱了就走，天黑了就在人家檐下或荒庙凉亭中歇宿，终于一路平安到达乌镇东栅郊外坝头郑七斤家。
在老乡郑七斤的帮助下，孙秀林一家搭起了“绍兴蓬子”（草棚），添置农具，购买良田和荒地，开始农作。凭着孙秀林夫妇的勤劳和精明，加上连年风调雨顺，田地不断扩大，雇用的农工不断增加，不几年有了耕牛，还添置了抽水机和碾米机，成了种田大户但孙秀林夫妇仍旧和农工们一起参加田间劳作。他们虔信佛教，随着财富的积累，逐渐加大了修桥铺路、造庙修庵和行善积德的投入，因而受到绍帮人和本地人以及农工们的尊敬。
斗转星移，孙秀林想到儿女即将成人，也需要有更好的读书环境，自己也得有个颐养天年之所，因此开始从乡下向镇上发展。
乌镇历史悠久。据乾隆《乌青镇志》记载：“周属吴，吴戍备越，名为乌戍。秦置会稽郡，裂车溪之间，西属乌程，东属由拳，乌青始析。”南北走向的车溪（俗称市河）纵贯乌镇，沿车溪两岸尽是商店、作坊、住宅，形成了乌镇的南栅和北栅。车溪分别有两条东西向的支流（又分别俗称东市河和西市河），这两条河两岸也是商铺、作坊和住宅，形成了乌镇的东栅和西栅。历史上称车溪东边的市镇为青镇，西边为乌镇。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乌镇属湖州府吴兴县。青镇人只在填写籍贯时写青镇，平时也都称自己是乌镇人。1950年两镇合并，定名乌镇，归桐乡县。
再叙当年，孙秀林经同乡好友黄妙祥介绍，先在东栅河南板桥头（太平桥）买下一幢三间两进、围有围墙的楼房，安顿好妻小。好在东郊坝头离太平桥不远，自家又有农船，来往也方便。乡间还留有田庄屋，不影响生产管理。孙秀林买下这幢房屋时，风水先生断言：“此屋形状像一颗‘官印’，日后会出贵人。”三、购得孔家半爿大宅园，大户人家营造孙家厅
话说孙家在乌镇东栅河南板桥头的“官印”形状居所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但是随着孙家的兴旺发达，已是殷实人家，那幢楼房似乎太小了。大户人家该有气派的屋宇。事也凑巧，在东栅河北，有财神湾西首的孔某，在外埠另展宏图，意欲卖掉老屋（孔家花园的一部分）。——这孔家原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娘家。著名作家孔另境是茅盾的内弟。——孙秀林看准时机，花了上千银圆买了下来，大兴土木，按照自己的设想加以修葺、改造和增建。
按照江南水乡的习惯称谓，乌镇大户人家的房舍和花园统称为“某家厅”，因此孔某的房屋与花园叫作孔家厅，孙家的家园就称为孙家厅。
孙家厅在乌镇东栅财神湾西首，临街下岸三间楼房，靠河处有专用“桥洞”（河埠）；临街上岸也是三间楼房（俗称“一直落”），中间正对头墙门，留有一条出入的过道。六间楼房的楼下起阁较高以利开店营业，楼上起阁较低，是乌镇沿街店面房舍的特色。孙家把店面租给他人开店，收租生息。上岸曾开过茶叶店、糖果茶食店和染店。下岸开设餐馆，专营包酒菜和门市供应，颇具特色。
头墙门用铁皮包裹，钉有“满天星”，有一对黄铜狮首衔环。门坊颇有气派，额有“五世其昌”四个砖雕大字，这是木心的祖父孙秀林一生的期望。
墙门内是宽阔的石板天井，走上街沿进入三开间平厅，正中挂有“积善堂”匾额，白底黑字古朴苍劲。这堂名不知是孙秀林的主意，还是绍兴老家的沿袭。“积善人家庆有余”是祖训，是孙秀林的自励和对子孙的启迪。
平厅的屏门和两壁挂有中堂、书画，一式台条几椅，俨然是乌镇厅堂的规范格式，完全是“书香人家”的气派。平厅的翻轩下三间一统是落地堂窗，裙板上刻有“精忠岳传”浮雕，上半扇是花格玻璃窗。后檐中间也是落地堂窗，眉板、裙板和脚板上刻有花卉、羽毛等吉祥物，两边是矮墙，上有统间花格玻璃窗。
玻璃始兴于法国。当年我国生产玻璃尚属起始，价格不菲。孙家厅全部用玻璃装潢，也反映了当年孙秀林的经济实力和他见过世面的眼界之广。
二墙门靠近平厅的后檐。走进二墙门也是石板天井，两边有东西厢楼，连接北边的一间楼厅。东厢楼下是账房间，西厢楼下是会客间，楼厅下用可以装卸的板障分隔成三间，中间是客堂间，西边是膳堂间和起居间，楼梯在退堂的东边，所有前后檐的托几、雀替以及楼梯栏杆也有精美的雕刻，而前后堂窗的裙板上刻有二十四孝等浮雕，和前埭平厅的浮雕呼应为“忠孝传家”。厅上厅下，都是花格玻璃窗，因此十分亮堂。如有红白喜庆，楼下卸去板障就是一所三开间的堂楼，更显气派。墙门大开之时，人站在街上向北望过去，可见层层叠叠，直透三埭楼厅的屏门上的锦幔字画，有一种“侯门深如海”的华丽气概。厅楼连厢楼折隔成十间房间，这就是老太太的佛堂间与儿孙辈的宿处、书房等等。
紧接楼厅是东西相向的两排平披，各有五间之多，西披是栈间和柴间，东披是灶间和农工的房间。平披的北端中央是一个圆洞门，顺着东西平披中间的石板甬道，穿过圆洞门，就是后花园了。
花园占地不大，但也有亭台、假山和鱼池，园内树木茂密，小草绿茵，鲜花四季盛开。这是孙家祖孙三代休闲歇息的好去处。
以当年繁华的乌镇而论，孙家也是大户人家。孙家厅已算得上豪华和轩敞，如此规模的宅园在乌镇是屈指可数的。四、 孙氏夫妇笃信佛道，乐善好施体恤农工
孙秀林夫妇笃信佛道，晚年更为虔诚，家中设有佛堂，供的是观音菩萨，早晚上香，逢节更盛。镇上诸寺庙举办佛事，孙氏夫妇必沐斋前往，不敢少怠。每年春秋必往杭州、苏州、上海的大庙进香，往返多日，不知疲惫，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常有人说孙家能有今天都是菩萨所赐，不可暴殄天物，天理昭昭，善恶必报。镇上凡有善举，孙家莫不全力以赴，唯恐人后。平时持家俭朴，为善却不惜钱财。
孙家富庶以后，农民本色不变。孙秀林夫妇仍和农工一起参加劳动，和农工亲密无间。对家中吃口重、困难多的农工，体恤有加。每当农忙季节或时令节日还有酒肉相待。为此农工们个个忠心耿耿，不敢有半点怠忽。
孙家除经营庄园外，尚有部分田地出租给佃户自己耕作，孙家则每年收取租息，但对佃户也不刻薄。孙家租田是“世袭制”，即轻易不换佃户，佃户的耕作权可以父子传承，也可转让他人，孙家只问收租、交纳田粮。很少有佃户故意欠租欠息的情况发生，更不需强行催索。曾有一佃户因故欠租多年，自知理亏，有一日手持香烛，向孙秀林谢罪，孙秀林连忙扶起，细问端详，孙秀林说：“人有旦夕祸福，大家是田庄人，靠天吃饭，租米不妨待你宽裕时再付。”还留这位佃户吃了饭再走。为此，孙家在镇上、乡下，在农工、佃户中口碑甚好。五、孙秀林的两女出嫁，儿子完婚传宗接代
话说当年孙秀林告别绍兴乡亲，挑起一副箩筐到乌镇一搏时，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二女一男）。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女逐渐长大成人。两个女儿先后出嫁。根据绍兴人的规矩，嫁人娶亲都不出“绍兴帮”。两个女婿都是绍兴移民。大女儿嫁给乌镇北栅一户自耕农人家。小女儿嫁给乌镇南栅沈家庄邵家（此乃嘉兴眼科专家邵传统之母亲。邵传统曾经担任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享受副厅级待遇。1987年植材小学校友会成立时，公推邵传统为名誉会长。这些都是后话）。儿子孙德润（又名德顺）自幼体弱多病，几乎常年医药补品不离身。勉强读完高小，即在家调养。孙秀林知道儿子的难处，所以很早就在绍帮人中物色贤淑能干的儿媳妇，终于找到一位能干且通文墨的绍兴姑娘，名叫沈珍，当年就在东栅河南太平桥“官印”状居所择吉日完婚。不久生下女儿彩霞、飞霞和儿子仰中（木心）。
1927年2月14日木心诞生在那风水先生断言必出贵人的居所里。孙子出世后，祖父孙秀林欣喜若狂，亲自为孙子取名孙仰中，又名牧心，号璞。木心乃其笔名，出国后才广为使用。后来，坊间议论：“这木心便是贵人，风水先生的预言还蛮准哩！”
不久，孙秀林因病逝世，秀林妻也亡故。
从此以后，孙家由沈珍襄助孙德润料理里外家务。当时木心的父母还要管理乡下这样一个大庄园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于是商请郑七斤之子郑阿海主持庄园管理。阿海朴实勤勉、精明能干，是一位好管家。木心从小叫他“海伯伯”。木心在《海伯伯》一文中非常称颂这位孙家总管。木心写道：“父亲在世之日，他是随从的镖师，餐桌上的坐位是在父亲的左边第一席，他小于父亲三岁，父亲当众称他‘海弟’‘我海弟’。平日两人闲话则‘小海’‘海喔’‘阿海’‘海’，不一而足。他解过父亲的危，救过父亲的命……所以时时会发呆地看父亲和海伯伯这种一个眼色一个动作便默契得出神入化的趣剧。……我很羡慕，痴痴地想：大家都像他俩就好了。”
在木心故居纪念馆，有一张“全家福”，一家五口在花园里的合影，时值1931到1932年间，孙璞（木心）和父亲孙德润、母亲沈珍、大姐姐彩霞、小姐姐飞霞在一起，其乐融融。
可是上述的好景不长。1933年，父亲孙德润旧病复发不治身亡。时年木心只有七岁。从此，母亲沈珍一人独挑孙家大梁（郑阿海继续主持庄园管理）。果然不负孙秀林生前厚望，沈珍将孙家里里外外处理得井井有条。沈珍一如公婆笃信佛道，积德行善，平日督促二女一子课读。女儿彩霞和飞霞均毕业于乌镇立志小学（校址在茅盾故居隔壁），后又被送至嘉兴省立二中就读。飞霞在读中学时染病，回家诊治无效而去世。
彩霞由黄妙祥介绍，与南浔某纸店的伙计王济诚成婚。王济诚也是绍兴人，为人朴实勤俭，不久去杭州与人合伙开了爿纸店。王济诚夫妇有个女儿叫王剑芬，在植材小学百年校庆时与校友会有过书信往来，还寄来了资助款，学校也给她寄去了纪念册和纪念品。还有个儿子叫王韦，在舅舅木心病危和逝世时，王韦从北京赶到乌镇守护与送别。木心逝世两年多以后的5月25日，王韦还赶来乌镇参加了木心故居纪念馆开馆仪式。这些都是后话了。六、 木心从小聪慧好学，母亲是第一任老师
乌镇东栅财神湾186号是木心的故居。木心在《乌镇》 一文中这样写道：“明清年间，乌镇无疑是官商竞占之埠，兵盗必争之地，上溯则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在此读书，斟酌《文选》……唐朝的银杏树至今布叶垂荫、葱茏可爱。乌镇的历代后彦，学而优则仕，仕而归则商，豪门巨宅，林园相连，亭榭、画舫、藏书楼……寻常百姓也不乏出口成章、白壁题诗者，故每逢喜庆吊唁红白事，贺幛挽联挂得密密层层，来宾指指点点都能说出一番道理。骚士结社，清客成帮，琴棋书画样样来得，而我，年年‘良辰美景奈何天 ’，小小年纪，已不胜惆怅‘ 赏心乐事谁家园’了。”
这段文字说明，木心对童年时代的乌镇记忆犹新，对乌镇的人文历史也印象很深。还有家庭环境的熏陶和长辈对他的启蒙，“少小的我已感知传统的文化，在都市在乡村在我家男仆的白壁题诗中缓缓地流，外婆精通《周易》，祖母为我讲《大乘五蕴论》，这里，那里，总会遇到真心爱读书的人，谈起来，卓有见地，品味纯贞……”（《迟迟告白》）木心儿时在家中，经常听到仆佣热衷于谈论《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他的叔兄长辈居然日日去书场听书（评弹曲艺），回家便高谈阔论，海伯伯喝了烧酒后诗兴大发，白壁题诗，还有女佣陈妈唱出的俗谣之美……传统文化对少年木心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同时，熟悉的生活、亲身的体验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当年的东栅大街全是店铺、作坊，居民住宅。早晨，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货物庶盛繁缛。餐馆里的炒锅声，碗盏相击声，木工作坊的锯刨声，铁匠铺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刨烟作坊里吱吱的刨烟声，弹棉花店里嘣嘣的弹棉絮声，鱼行、肉店的叫卖声，顾客与店主的讨价还价声，茶馆里的吃茶人高谈阔论，还有住屋里小孩的哭叫声，妇女的谩骂声……一片嘈杂声不绝于耳。
财神湾是东市河的转船湾，东市河在这里形成一个曲折处，沿河用整齐的花岗岩条石筑起连续的“石桥洞”（伸向河中的石级）和石帮岸，以便乡下来的航船或外地来的货船在转船湾调头或停靠。岸上沿街又建有瓦木结构的凉棚。凉棚的西边街角有一个财神堂，是人们求神发财之处。行人至此喜欢点上香烛、顶礼膜拜，财神湾也由此得名。逢年过节，这里也是东栅市民的游娱之地，木偶戏、拉洋片、做棉花糖、“小热昏”卖梨膏糖……都在这片凉棚下。近中午，这闹忙的集市逐渐散去了。一直到黄昏，才又是另外一种热闹开始，油坊、冶坊、刨烟作坊、打铁铺、木工场的工人满街走，买醉寻衅，呼幺喝六……而午后到傍晚这一段长辰光，街上行人稀少，走江湖的算命瞎子一声声“叮、叮……”使人兴起欲知一生祸福的好奇心。
有一天，母亲去外婆家议事。一伙表姐妹兄弟到木心家来玩。木心突发一个主意捉弄瞎子，欲戳穿算命是一派胡言乱语。设计是巧妙的：他们扶陈妈（女佣）出来，叫她“奶奶”“外婆”。瞎子一听是大户人家要算命，当然会说许多好话，以此证明算命完全是骗人的。陈妈报了生辰八字，瞎子凝神掐指，悠悠问道：“老太太可是记错了生辰八字？”接着愠怒地说：“如果是府上用人的八字，差不多。我算！”木心骑虎难下就说：“就算‘差不多’，你讲吧!”瞎子弹起三弦，连说带唱：“早年丧父母，孤女没兄弟，三次嫁人，克死二夫，一夫尚在，如狼似虎……”最后，陈妈逃回厨房号啕大哭……这件事木心母亲知道后心里不快。
其实，母亲很欣赏木心的聪慧，也重视孩子单纯直觉的眼光。不论女佣男工，凡是将要参与他家生活的外来者，母亲都会悄悄询问木心和姐姐。如果后来证明受雇者确实行事有方，忠心得力，母亲会高兴地称赞并鼓励他：“要学，学会识人！”
母亲是木心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对木心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母亲沈珍是个知书达理又勤奋好学的能干女人。家里有一个书房藏有唐诗宋词、四书五经，还有许多民国版本的中外图书，如《希腊神话》、《旧约》、《新约》，等等。母亲有空闲就进书房舞文弄墨。夏天的夜晚，一家人在一起坐在后花园里乘凉时，母亲教木心背诵《易经》的口诀。木心从小读唐诗都是母亲教的，即使在“逃难”时，也不忘记教他读书。在《文学回忆录》中，木心说：“教我读杜诗的老师，是我母亲，时为抗战逃难期间。我年纪小，母亲讲解了，才觉得好。因此闹了话柄：有一次家宴，谈起沈雁冰（茅盾）的父亲死后，他母亲亲笔作了挽联。有人说难得，有人说普通，有人说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诗好（汤是乌镇人），我忍不住说：‘写诗么，至少要像杜甫那样才好说写诗。’亲戚长辈哄堂大笑，有的认为我狂妄，有的说我将来要做呆头女婿，有的解围道：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更有挖苦的，说我是‘四金刚腾云，悬空八只脚’。我窘得面红耳赤，想想呢，自己没说错，要害是‘至少’两字，其他人根本没有位置，亲戚们当然要笑我亵渎神圣……”七、 从“集贤”转“敦本”再“植材”，打下扎实的文学基础
木心六岁入学，其时在1932年。当年木心就读于东栅的集贤小学，校长和教师就是徐冠英和李爱文夫妇两人。学校规模较小，但离家很近，上、下学方便。一年后（即1933年）转入徐氏兴办的私立敦本小学，校长是东栅的一位有些名望的老学究徐期百，非常重视古文教学，木心在这里开始学习《诗经》。1934年，敦本小学并入植材小学。木心随往植材小学就读。
植材小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儒商、乡绅沈善保（和甫）出资创建，原名中西学堂。这所学校儒学为本，西学为用，开设经史（后改国学）、英文、数理化和体操等课程。1907年迁北栅奉真道院（北宫），占用三元阁、斗姥阁等殿庑房舍，更名乌青镇植材高等小学。逐年扩建校舍，开辟操场，增添图书仪器等各种设备。图书馆藏书丰赡，更有诸子百家经疏，名人文集列传，通鉴辑要，万有文库（卢学溥赠），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沈善保赠），小学生文库（沈雁冰赠）等珍贵图书。一代文豪茅盾（沈雁冰）于1907至1909年曾就读于该校。
植材小学1934年时任校长潘尔昌。2002年筹备百年校庆时，我多次去拜望他。潘老（一百零六岁高寿，2011年故世）当时已不大出门，但是去看望他的老校友很多，外面信息蛮灵，精神矍铄，思路敏捷，讲话声音响亮，回忆当年侃侃而谈，他说：“我是抗战前的最后一任校长，‘敦本’并入‘植材’，确有其事。徐家堤、魏午堃来看望我时说起过，孙仰中和他们是同班同学，现在旅居美国，希望他来参加百年校庆。孙仰中当时插入三年级，这事我有印象，因为当时‘敦本’并入‘植材’的学生不多，他是年龄最小的，但是聪明好学，常到图书馆借阅古书，周末学校演出童话短剧他也会参加。”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讲述阿拉伯文学时说过：“《天方夜谭》是许多人、许多作品整合起来的。《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别称），大灵感找得好！……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参加演《芝麻门开》……”据孙仰中的同学钱履坤回忆，说：“当我读到《简介》（笔者注：刊登在校友会的《通讯》上）一则时，使我回忆起孙仰中与我青少年时一段往事……一同去东栅（集贤小学）给小同学吹上一曲口琴，孙仰中有一只可以双面吹奏的大口琴。其父亲故世（木心七岁丧父），挽联是他亲手写的，字迹清秀，所以，联想起仰中本人的性格和一切，他是瘦长个子，眉目清秀，聪明好学，他性格内向……”
木心的文字极具丰富的知识性，点多面广，这是早年打下的扎实基础。首先是得益于学校教育，当年小学的教材不仅取自中国古代的经典之作，还有世界名著。“我们小时候的小学教科书，有许多世界名著。唱莫扎特，我们却不知道。那时我就在教科书上读到了勃朗宁的诗，非常喜欢，叫作《花衣吹笛人》……这首诗有寓言童话的性质，但更有诗味。”“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诗人，就是雪莱、拜伦、普希金。秀丽，鬈发，大翻领衬衫，手拿鹅毛笔——那时看到这副样子，就觉得是诗人，羡煞，却没想到‘诗’。”（《文学回忆录》第四十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当然，更多的知识是从大量的课外阅读中获得的。他在自己家的书房阅读，在学校图书馆借阅，还主动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茅盾书斋。茅盾老家在乌镇中市观前街，木心家在东栅大街，这两条街是一直相连的，两家相距约一二里路。茅盾虽然旅居在外，但母亲陈爱珠一直想回老家。自1932年5月茅盾专程送母亲回乌镇（并陪伴在家半个月）后，母亲一直住在乌镇老家，直至1940年4月17日病逝（当时茅盾在新疆遥祭）。其间1934年，茅盾春季返乡，亲自设计图纸并委托黄妙祥（茅盾家所开“泰兴昌”纸店的经理）翻新老屋后院的三间平房作为书斋。翻建后的书斋还是平屋三间，但颇为讲究，上面吊了天棚，下面铺了地板，南北两面全是统排的玻璃窗，门窗都是西式的。书斋内除写字台、沙发、椅子外，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橱，两边都装有玻璃橱门、里外均可开启。当年茅盾早已是名扬天下的大作家，许多经典著作便藏于此书斋。
书斋建成后，1936年10月上旬茅盾得知母亲身体不适曾回乌镇小住。回家后，母亲的病已痊愈，他自己却痔疮发作。但因鲁迅10月中旬逝世，茅盾病初愈即返回上海。
这位相帮主管翻新、装潢书斋的绍兴人黄妙祥是木心祖父孙秀林的至交，曾经一起营建和运作“宁绍会馆”，木心的父母与其关系也一向很好，两家平时常有往来。因此，由黄妙祥介绍了这层“搭转来的亲戚关系”，茅盾的母亲认识了这位聪明好学的少年木心，木心称呼茅盾的母亲叫“沈家娘娘”（乌镇方言，“娘娘”即“奶奶”）。1934至1937年间少年木心每天从东栅财神湾家里到植材小学（北宫）上、下学，都经过茅盾老家，进去借书、还书很方便。木心素有“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书”的好习惯，不仅会把看完的书及时归还，而且保持书本的整洁，所以茅盾的母亲每次都很乐意把书斋里的藏书借给他阅读。这给少年木心带来了天赐良机。“少年在故乡，一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的‘家’，满屋子欧美文学经典，我狼吞虎咽，得了‘文学胃炎症’，后来想想，又觉得几乎全是那时候看的一点点书。”（《海峡传声》）“我在三十年代的茅盾书屋见到这些北欧的译本，可见当时中国译者花了许多功夫，后来却看不到什么作用……”（《文学回忆录》，第五十三讲《十九世纪挪威文学、瑞典文学》）
日寇于1937年秋进入乌镇，学校解体，不久校舍也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同学之情永远不会忘却。时隔六十年后的1996年2月14日（事也凑巧，正好是木心的生日），木心发自纽约致乌镇植材小学校友会徐家堤的信函中说：
你每信都提到陆渠清、吴柏松、魏午堃、钱履坤、沈钤（罗凡）、沈品年……（笔者注：以上提到的都是孙仰中的小学同学）你的做法，令我叹佩，引我记忆复萌。他们的音容笑貌，肤色步姿一一宛然在目矣。虽属童年蒨雨，俨然越洋新知。无奈我漂流海外，浪得虚名，离我的目标远之又远，旦夕伏案写作，孜孜不敢稍怠。归期未可预卜，还望诸位善自珍摄，幸得相见，乐何如之。……八、家塾教师谆谆教诲，“逃难”不忘继续学习
1937年，学校解体后，师生各自求生。这时孙家聘得一位东吴大学毕业生到家里教木心读书，沈钤（罗凡）有幸与木心陪读。据沈罗凡（乌镇中学离休教师，现健在）说：“我家住在孙仰中家隔壁，在‘植材’时又是同学，因此做伴在他家陪读。”据木心在《海伯伯》一文中记述：“我在考入正式的大学之前曾是六个家塾教师的门生，四个是被淘汰了的，两个是历久不衰的学问家，教中国古典文的是前清举人，一代名儒，教西洋现代文的是东吴大学早几届的文科学士，杜威博士的高足，二师言之谆谆，诚心诚意要我学贯中西……”一代名儒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教西洋现代文的是一位新潮人物，他经常让木心阅读欧美作家的经典之作。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说：“十九世纪末，爱文学的青年每人一本《鲁拜集》。这是文学史上的风流韵事。我在十三岁（笔者注：1939年）时见到《鲁拜集》译本，也爱不释手。奇怪的文学因缘，凭本能觉得好。”“他教我读《圣经》，简称‘读熟五记、四福音，就可以了’。五记是‘创出利民申’，为此，当年我凑了一首五言绝句：旧约容易记（创世记 出埃及记）/创出利民申（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新约更好办/一同四福音。”
在家塾教育之余，木心常常一个人到自家书房里寻找自己喜欢的书来读。他特别喜欢读《新约》。“读《新约》，无论如何超过一百遍。”在《文学回忆录》中《新旧约的故事和涵义》一讲，木心如是说：“我少年时一触及《圣经》，就被这种灵感和气氛吸引住。文字的简练来自内心的真诚。”“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五年信。”这位女孩是湖州人，当年十五岁，木心十四岁（时为1940年）。信里各自引《圣经》，女孩坚持《旧约》的论点，木心则力主《新约》的文学性、思想性胜过《旧约》。当然各自都有论据。两人在五年之中，写信、等信二百多次，一片诚心。可是后来两人在苏州会面，幻想破灭。
乌镇沦陷后，抗日志士和一些散兵游勇纷纷组织游击队抗日。一时间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几乎个个声称“筹措军饷抗日”，而向中产以上人家敲诈勒索。孙家也收到几次“恐吓信”，被敲诈了不少钱财。木心和他母亲沈珍眼看在乌镇待不下去了，就外出“避难”，乌镇家业由管家郑阿海（海伯伯）留下看守。母亲带着木心先去嘉兴投亲“避难”。当时，木心的表哥邵传统在嘉兴开设禾光眼科医院，已小有名气。患难见真情。邵传统对他们母子悉心照拂，代为租屋安顿。母亲在“逃难”时仍不忘教木心继续学习。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说过，杜诗是在“逃难”时母亲教他的。
1943年，为了让木心报考杭州艺专，母子俩就到杭州开纸店的女婿王济诚家“避难”，姐姐、姐夫为木心母子租了房子，让木心在西湖边读书作画。木心在《战后嘉年华》一文中说：“一九四三年，我住在盐桥附近的‘蘋南书屋’……独进独出，一心要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书越买越多……”一心想报考杭州艺专，可学校因战事而早已迁至内地。不久，王济诚的纸店也倒闭了，木心乃姐彩霞、姐夫王济诚从杭州迁至上海高桥镇定居。安顿好以后，姐姐、姐夫立即邀请木心母子前往定居，好有个照顾。这当然是好事。从此，木心母子在高桥镇落脚，木心也有了安心读书的机会。1946年，木心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参考文献1.卢学溥编修：《乌青镇志》，上海书店，1992年。2.乌镇镇志编纂委员会编：《乌镇志》，上海书店，2001年3月。3.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4.刘瑞琳主编：《温故》特辑，《木心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5.木心：“木心作品八种”，包括《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即兴判断》《西班牙三棵树》《素履之往》《我纷纷的情欲》《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木心作品二辑五种”，包括《巴珑》《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诗经演》《爱默生家的恶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6.徐家堤主编：《乌镇掌故》，《乌镇掌故（续编）》，《四溪拾贝》。7.《乌镇植材小学纪念册》，《乌镇植材小学纪念册·续一》。8.《乌镇植材小学校友会通讯》历期相关资讯。9.木心发自纽约致植材小学校友会的信函：（四件）（1995年5月24日、7月12日，1996年2月14日、3月5日）。10.木心填奉的表格二纸：《续编校友通讯录表》和《桐乡籍高级知识分子调查表》。11.余连祥著：《逃墨馆主——茅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木心与夏承焘的“忘年交”
夏春锦木心十七岁离开乌镇，前往杭州报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迈出了他“美学的流亡”第一步。关于此次离家，木心晚年在《海峡传声》的访谈中交代了缘由：
老家静如深山古刹，书本告诉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我所最向往的，我知道再不闯出家门，此生必然休矣——一天比一天惶急，家庭又逼迫成婚，就像老戏文中的一段剧情，我就“人生摹仿艺术”，泼出胆子逃命。此后的四十年是一天天不容易过也容易过。
归纳起来，原因有二：一是家里逼婚，二是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前者是诱因外因，后者是决定根本的内因，是少年木心毅然决然选择背井离乡的驱动力。
到杭州后，木心的生命激情和艺术潜能被这里的风物与人事所激发。他一方面饱览杭城名胜，“时常在平湖秋月、罗苑、孤山、西泠印社那一带踽踽独行”；另一方面西装革履，逛旧书店，泛览闲书，练钢琴，画油画，热衷画展，“一心要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而在杭州的生涯中对木心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文艺师友，这其中尤以夏承焘对他的影响最大，令他念念，难以忘怀。
木心与夏承焘的交往，起于何时，因何机缘，不得而知。夏烈在《与木心先生的下午茶》中提及木心初次见到夏承焘时的印象，木心说：“我与夏承焘先生是忘年交，我们相差有二十几岁。初见夏先生的样子与我读他诗句中的风流潇洒状颇不相符，他黑黑又不高。”据木心自己所说，两人成为“忘年交”大致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此时的木心与夏承焘之间无论是年龄还是学识名望均悬殊巨大。年龄上木心小夏承焘二十七岁（木心生于1927年，夏承焘生于1900年），因夏承焘老相，以致在木心后来的回忆里说夏此时已近六十岁，其实五十岁还不到。
木心彼时默默无闻，充其量是一个对艺术充满向往的热血文艺青年。而夏承焘已是名闻知识界的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还一度出任系主任，用木心的话说夏“号称近百年第一词家”。尽管两人有此悬殊，却并未影响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流。
抗战胜利后，夏承焘于1946年元旦后从温州回杭州，在刚迁回的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校址设在木心常去的罗苑，夏承焘就住在学院的宿舍里。木心之所以会流连于罗苑，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曾是国立杭州艺专的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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