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舜臣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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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历史随笔：三灯书斋试读：
1. 三灯书斋
我们人体的某些地方，针灸特别见效，这些地方称为“穴位”。日本汉方称为“经穴”，其实经穴甚多，且都已分别命名。据传《黄帝内经·素问》这一汉代医书里记载了360余个经穴。没有记载的经外奇穴，经后世加工，补充了五六百个，总计达到千余个。
那些穴位名称，想要全部记住，对普通人而言是绝对不现实的。最有名的穴位当属足三里，位于外膝眼下三寸，据说此处针灸，可治百病。松尾芭蕉在《奥州小路》里写到，出行前“……乃补缀紧腿裤，新换斗笠带，针灸足三里……”即在长途旅行之前，首先要针灸，这似乎是江户人的常识。
众所周知，头顶有百会穴，足底有涌泉穴。
东洋医学如今在西欧也备受关注，但穴位名称是一个瓶颈。记穴位名称对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来说还好，但对于欧美人来说肯定非常有难度。
在芬兰，我遇到一位研究东洋医学的年轻医生。他叫马蒂，是一位身高近两米的高个子青年。聊天中发现，他连专业术语都会说。比如术语“经络”，他的汉语发音非常标准。一位中国的针灸教授，在欧美各大学做集中讲座，据说当时马蒂去听了讲座，不过是通过翻译才理解了讲座内容。他完全不懂汉语，汉字也完全不认识，但穴位名称的汉语发音却相当完美。
据说美国人在研究东洋医学时，为了方便记忆而给穴位编号。例如“灸三里”，他们说“灸108号穴位”。虽然说法不同，但无疑指的是相同穴位。
如果说名称只是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一种符号，那么“百会”也好，“一号”（穴位）也罢，其实是一样的。在酒店，普通客房都是用数字编号，而用于聚会的房间，则起个优雅的名字，例如“菊”“富士”等。用来举办婚宴等的房间如果叫“第十八号房间”，就显得不太得体了。
最近地址名称都在由传统名称逐渐向便于行政管理的名称过渡。居民对此似乎也有反感。如果把“百会”改称为“一号穴位”，应该会有人觉得缺了些味道。但是，以“第十五条街”这个名称为例，习惯了这个叫法后，语感上会逐渐含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中国文人常常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例如，清末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还著书《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
我也想给无名书斋起个名字。仰望天棚，发现上有荧光灯三组。书斋整体呈长方形，内有书架几组。故暂命名为“三灯书斋”，此连载也据此命名为“三灯随笔”。
看似随随便便起了个名字，其实“灯”这个字与我缘分着实不浅。
在中国，同一个家族各代名字中通常含一个辈字。例如孔子后裔应有数十万人之多，他们的辈字排序是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现在孔子在台湾的第七十七代嫡系子孙是孔德成先生。他父亲叫孔令贻，祖父叫孔祥珂，曾祖父叫孔繁源。娶著名宋氏三姐妹中长姐宋霭龄为妻的国民党政府要员孔祥熙属于“祥”字辈，即他是第七十五代后人。
我家也有辈字，其顺序是炳、培、钩、河、杨、灯、地、银、汉。谁规定的不清楚，除了听说跟“火、土、金、水、木”五行相关之外，文字排列上似乎也没有其他含义。从家谱上来看，按上述辈字命名的，“培”字辈是最后一代，之后再无人用辈字命名了。
可能是因为一字固定后，剩下就只有一字可自由选择，大家对此心有微词吧。另外在同一地区居住一二百年后，一个家族的白发老人在刚出生的婴儿辈分之下，还要称其为叔叔，这种让人尴尬的事情会时有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取消辈字的最大理由。心里明白自己属于哪一辈分即可。
我是“灯”字辈，所以本来我应取名为“陈灯某”。户籍上我是三子，所以“三灯”并不是仅根据电灯数量而来的。
看似随意起的名字，如果赋予它一定寓意的话，我这个“三灯书斋”听起来也蛮有感觉的。（1989年10月2日）
2. 表音文字
外语音译成汉语，最精确的当属“簿记”和“画廊”，这两个译词可谓翻译史上的双璧。时下将汉字翻译成片假名比较流行，因此用片假名命名的大企业也在逐渐增多。
据说即将成立的“太阳神户三井银行”，其名字不仅冗长，而且透着傻气。而像“トマト銀行”（番茄银行）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才是时下最为流行的。
确实汉字笔画多时，非常不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有人主张过全用罗马字书写，也有人主张过全用片假名书写，可能是因为不适应，全用罗马字或片假名的话不方便阅读理解。到了文字处理机时代，汉字的不便之处略有改观。
在日本或中国学过并能熟练运用汉字的洋人，回国开车时听说会感到些许不便。因为每到一个陌生地方，为了找高速出口，必须注意标识，此时自然需要减速。而在日本就无需这样。“啊？原来在我国需要读完整个句子才能理解全文意思呀！……”那个洋人恍然大悟。而日本的标识不用读完整个句子，而是“看一眼就能理解”，所以不用减速。这是汉字的一个优势。
汉字造词功能强大，表述简练。相比“アメリカ”，“米国”一词感觉更简练。日本用“米国”二字，中国用“美国”二字表示美国。在汉语里，“美”读“měi”，“米”读“mǐ”，两词皆为“アメリカ”一词非常成功的音译汉字。同样发“mei”音的还有很多，诸如枚、梅、没、霉、眉、媒、每、魅等。之所以从诸多汉字中选“美”字，不是要把美国比喻成优雅的国家，而是出于礼仪，作为国名当选佳字。如果译成“没国”，就有失礼数了。
米字虽然也是佳字，但古代西域康国（撒马尔罕）附近有“Maymurgh”国，中国史书称之为“米国”，怕与之混淆而避之吧。另外出身于西域米国的艺术家颇多，诸如北宋书法家米芾、明代画家米万钟等。
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和日本。因为他们经由果阿、马六甲而来，日本称他们为“南蛮”，这是非常失礼的称谓。而中国称他们为“佛郎机”。
当年，葡萄牙人好像大多是与东南亚的穆斯林一起来的中国南方。中国当局问那些同行的穆斯林：“他们（葡萄牙人）是什么人？”他们回答说：“佛郎机”。其实穆斯林当时统称欧洲人为佛郎机，因此欧洲人称“十字军东征”为“十字军战争”，而穆斯林称之为“佛郎机进 攻”。
称呼由“佛郎机”改成“葡萄牙”，着实经历了漫长岁 月。
法国在日本用“佛”字，在中国用“法”字表示。在中国如用“佛”表示法国，恐与佛郎机混淆，所以才选用“法兰西”吧。其实，当年法国人来到中国时，据说就被错当成佛郎机了。
葡萄牙人在中国南方惹下祸端时，地方官员在向北京递交的公函里称其为“佛狼机”。“郎”是官名，据字典，“郎”指纯情男子，男子美称。毫无疑问，“郎”是佳字。可能是觉得恶人不配用此佳字，故换成与其同音的“狼”字吧！骑在狼身上的佛祖，应该很不舒服吧！
日本是根据火枪的发源地“种子岛”将火枪命名为“种子岛”。与此同理，中国称葡萄牙人带来的火枪为“佛郎机”。不过称呼火枪时，多用“狼”字代替“郎”字。
话说回来，鸦片战争时期的部分公函里，提到英国时不用“英”字，而是用《康熙字典》中都不存在的汉字“ ”。或是因为“英”字本属佳字，可一旦加个口字旁，就会让人联想到动物的“呕”“吐”本能，这样才符合敌人的身份 吧。
日本称俄国为“露”，中国称之为“俄”。露水瞬间即干，生命短暂，故“露”字不算佳字。“俄”字给人感觉缺乏稳定性。就像日本以前也将俄国称之为“オロシヤ”那样，在发“R”音时，有时会略带“O”音。那似有似无的音后来就读成“俄”了。这个汉字又跟“露”字相似，短暂而无常，绝非佳字。不过，好在不是口字旁，而是单立人旁，还算含有一定程度的敬意。
清朝时代，中国与俄国之间屡屡发生国际纷争。那时暂时称俄国为“罗刹”。罗刹是梵语Rākşasī的音译。据说Rākşasī原指恶鬼，专食人之血肉，可于空际疾飞。清代《皇朝通典》一书中，有“俄罗斯部落的罗刹……”这样的记载。即使仅仅是音译，按照当时的心境来选字也是不妥的。（1989年10月9日）
3. 人名
在写小说时，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作家都首先要考虑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在写历史小说、传记、实录时，因为很多名字都是现成的，所以只需考虑虚构情节部分的虚构人物的名字即可。其实，即使不是虚构人物，有时也需要考虑其名字。那是因为在日本和中国都有个原则，就是古代文献里不写女性名字。女性一般都用何某之女、何某之妻、何某之妹来描述，即以男性为中心的一种记录方式。
写小说，无论如何都是需要名字的。比如我现在正在写诸葛亮，他是《三国志》中的英雄，蜀汉丞相。可是他妻子的名字却无从知晓。他还有一个姐姐，嫁与庞氏，其名字也无人知晓。
孔明之妻是襄阳名门望族黄承彦之女，是个超级贤内助，如果仅用“孔明之妻……”这种描述方式，未免有些太冷漠，缺乏气势。我还是决定给孔明妻子命名为“绶”，给他姐姐命名为“铃”。
如果说名字只不过是符号而已，按照这个理论来讲，随便起个A、K、T这种足矣。但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都是有名字的。
对于作家来讲，小说最重要的是主题和剧情，与其相比，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就是次要的。在构思阶段，用A、K、T这些名字没问题，等整体构思完毕，再给A、K、T分别按个青木太郎、小山二郎、田中昭子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 的。
我问了几个作家朋友，他们都不是构思后，而是在构思前就起好名字。与其开始用A这个符号式名字来构思，不如用青木太郎这个名字构思，主题更震撼，剧情也可在大脑中迅速展开。虽说名字仅是符号而已，但名字和名字首写字母绝对不同。因为如果在人物都无名字的状态下就开始构思剧情，那相当于构思压根儿没开始。
如果是我的话，有时会在大脑中列出自己喜欢的汉字，不过大多是靠电话本那种零散的、世俗的大厚本来解决。随意翻开一页，从中选取比较中意的汉字。中意，不同于好恶。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里也有坏人。姓和名必须分别选取。如果选的名字是与现实中的人物重名的话，且还是用于小说中的犯人身上，那现实中这个人会因此遭到很多误会，就太对不起他了。
对于字的喜好，因人而异。十年、二十年前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配角，他们的名字连作家自己都忘了。所以可能出现名字重复使用的情况。没有规定说同一个名字不可以在不同作品中出现。即使这样，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在不同作品里重复使用一个名字，就相当于向众人暴露了他记忆力衰弱，所以本人会感觉很不舒服。
除了个人喜好之外，我为了省事，一般回避那种笔画特别多的汉字。尤其是长篇小说主人公级别的名字，得反复书写，所以尽可能对笔画多的汉字敬而远之。不过文字处理机时代，不需要这种回避吧。恐怕我们是最后一代手写小说作家，尽量避免难字是大家的共识。不过总是有倔强人士，所以应该还是有例外吧。
读者印象深刻的名字我都尽量敬而远之。像“松下幸之助”这个名字的确很普通，但是不想把这个名字安在小说中一个在横町开酒吧的老板身上。而如果要讲那个老板因为这个名字而吃不少苦头的故事，或者有意识地效仿松下幸之助真人真事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中里介山执笔的《大菩萨岭》里好像就有个叫菊池宽的吝啬鬼。
明智家绝对不会给新生儿起名叫“光秀”，而且连“小五郎”这个名字也会敬而远之吧。在中国，姓曹的人虽然非常多，但是他们给孩子起名时绝对是要避开“操”这个字眼。那是因为在戏剧、评书里，曹操已经被定格为一个恶人，明智光秀也是一样。
世上永远不缺怪人，所以也不能百分之百说就没人起这样的名字。另外，假设一个叫山本光秀的人与明智家的独生女经过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成了上门女婿，名字就得改成明智光秀了。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1989年10月16日）
4. 同名同姓
去韩国旅行时，每当跟人家交换名片、自报家门时，我的名字都会让对方有所反应。他们肯定会面带微笑地问：“啊呀，您叫舜臣呀？”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时，时任朝鲜水军提督的叫李舜臣。姓氏跟我不同，但名字相同。
李舜臣是韩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救国大英雄。当时朝鲜一方手握制海权，丰臣秀吉带领的日本军，没能动得了李舜臣指挥的“龟甲船”一分一毫。
无论是哪个时代，都有忌妒他人成功之徒，因为奸臣元均向朝鲜国王进谗言，所以李舜臣被解除职务，并被投入大牢。朝鲜水军因为没有他的指挥，连战连败，将军元均也战死。朝鲜国王于是释放了李舜臣，并再次启用。名将就是名将，战争局势随即发生逆转，连战连胜。
在日本军撤退之际，前来支援的五百余只战船击破朝鲜水军。在这次战役中，李舜臣壮烈牺牲。对手是岛津义弘。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尤其深受人们尊敬。
现在在首尔国会大楼前面，有一尊高大的李舜臣铜像。该铜像右手持军刀，像拄着拐杖的姿势。有人说这个姿势，一旦遇到危险，无法马上拔刀。有说是因为雕刻家马虎了，有说是因为李舜臣惯用左手。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不是非常时刻，将军都不拔刀，身为将军必须时刻谨慎，故意弄出无法拔刀的造型。我记得导游当时把这几种说法都介绍给我听了。“舜”是中国古代明君的名字。因为能成为明君的臣民是一种幸福，所以经常有人起名叫“舜臣”“舜民”。听说我的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应该不知道朝鲜名将李舜臣的 事。
诸桥辙次编写的《大汉和辞典》中，“李舜臣”这个词条里记录了三个人。能记录在辞典里的都不是一般人物。历朝历代中没有名气的“李舜臣”加在一起估计也得是三的几千倍吧。三个人当中一位自不必说，当然是朝鲜著名提督，另外两位都是中国明代人士，一位易学大家，一位是太仆寺卿，古代主管马政的高官。虽然普及度不及日本的“一郎”“正夫”，但是“舜臣”也可列入常用名。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台湾报纸上曾经刊登一则来自伤心父亲的公告。内容是“因为犬子舜臣作恶多端，所以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一切与我无关”。当然这里的舜臣不是 我。
曾经有个报社记者跟我说，他在京都读中学时，有个同学叫陈舜臣。我中学在神户读的，所以这个人是跟我重名 的。
有个警察系统的人跟我说“尼崎料理店的股东名册里有你的名字”，我担心他们擅自借用我的名字，于是匆忙调查，结果发现确有其人。据说他平时用日本名字。总觉得是我给人家添麻烦了。
与日本不同，中国姓氏较少，因此同名同姓的情况也较多。特别是到唐朝前后，像杜甫、李白一样，名字一般都是单字。《三国志》中的英雄，像刘备、曹操、孙权，他们的名字也都是单字，所以同名同姓的概率更高。因此当时除了本名之外，大家还有字。字都是后起的，所以多是自己起的。而名字是呱呱落地时父亲、祖父等给起的，所以与本人喜好无关，但是字可以自己选。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出生时头顶凹凸不平，故起名为“丘”。本人肯定不喜欢这种名字。他是父母在尼丘山上祈愿所生，遂字仲尼。《三国志》里有两个刘岱。一个是同曹操等人讨伐董卓的兖州刺史（地方长官），另一个是曹操部将，攻打过刘备。比较伤脑筋的是两人的字也皆为“公山”。其实“岱”原指中国五岳之首泰山，是天下之公山，因此两人字公山是由此而得。名同字也同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容易造成混淆，所以此时可以通过出生地来区分。前者刘岱是东莱人，后者是沛国人。如果出生地也一致，就要以“何某之子”这种明确父亲名字的方式来区分。如果父亲名字也一样该怎么办？不能麻烦到那种程度吧。
顺便提一下，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朝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军队在在基隆登陆之后，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此时台北绅士们请求日本军队镇压乱民。请求书上多名绅士的签字中，有一位是陈舜臣。那虽然是我出生前三十年的事情，但后代史家可能将我二人混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在此强调一下——彼陈舜臣非此陈舜臣。（1989年10月23日）
5. 正确发音
一次在东京出租车里，从无线基地传来语音“有客人在‘ダイヨン’银行前叫车，能在五分钟内赶到的出租车，请速往”。司机听后直咂嘴，说：“不能读‘ダイヨン’，应该读成‘ダイシ’。”看似说给我这个乘客听，又似乎在自言自语。随后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我是新潟人。”据说第四银行的总行在新潟。在关西地区很少听说这个银行名字。说起“四”的读音，旧制第四高中在金泽，这里面的“第四”的正确读音据说也是“ダイシ”，而不是“ダイヨン”。至少四高是“シコウ”，如果谁要说成“ヨンコウ”，四高的学生会摆出一副慨叹“闻名全国的四高，你竟然不知道？”的表情，很是不乐意。
希望他人能够正确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是人之常情。比如“河野”这个姓氏，有时读“コウノ”，有时读“カワノ”。总理大臣海部先生的姓氏读音是“カイフ”，但是我小时候有个邻居，是个优秀少年，也姓海部，却读“ウミベ”。
某在日本的韩国人曾经因为别人没能正确称呼他，就起诉了。他应该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被人忽视的问题而提起的诉讼吧。准确的数字忘了，要求的赔偿额微乎其微，由此可推测其诉讼的真正目的。那个事件结束后，某报纸让我写评论，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这个问题如果仅用一个短小的评论，我怕表达不清楚，再招致误会就不好了。说来事情要追溯到殖民时代的“创氏改名”这一强行要求。我想一并学习下台湾皇民化运动和改姓名，所以我没有心情在电话里啪啦啪啦讲。
姑且考察下表面现象吧。首先要知道韩国是使用韩文字母的国家。在李氏朝鲜，汉字是正规文字，其辅助文字字母叫谚文。但是，甲午改革（1894年）以后，谚文开始正式用于公文。“字母”意为“伟大的文字”，是新造的词语，光复后字母就名副其实地成了主要文字，汉字反而成了辅助文 字。
走在首尔的街上，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写满韩文字母的招牌，汉字招牌几乎看不到。偶尔看到一个汉字招牌，不是中华料理店就是面向日本游客的餐饮店。
因为韩文字母是表音文字，所以“노태우”写在前面，“卢泰愚”是辅助文字，写在后面。如果读成“ロ·タイ·グ”，那可是不对的。正确说出对方的名字，这是礼貌。但是日本人无法知道每个汉字的韩语发音，所以如果希望日本人能正确说出自己的名字，那只要把接近于韩语读音的假名印刷到名片上即可。
接到一个崔姓之人的名片，如果问他“您是‘さい’（崔姓的惯用读音）先生吗？”他会突然生气地回应“请您叫我‘チェ’（崔姓的韩国读法）”，真是愁人。
想来，那时报社找我写评论，其实他们是想知道“中国人也希望别人能正确称呼自己吗？如果称呼错了，会生气 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谁都不会生气。中国是唯一一个汉字国家，有类似于罗马字的拼音，但是在普通文章里不会同汉字并用。
汉字的发音会因地区而异。“陈”在在北京话里读“チェン”，在广东话里读“チャン”，在福建话里读“タン”。在日语里读“チン”，与福建话相比，更接近于北京话。方言之间差异如此之大，所以中国人已经习惯各种发音。要追求发音的准确性，这根本就不可能。
本来不同语种之间固有名词的准确译音就不太可能。
改宗到伊斯兰教的伊朗，采用了阿拉伯文字的拉丁字母，但是那28个字母不足以表达其国语言波斯语，所以后来又造了四个字母。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里追加了七个字母，这是由于阿拉伯字母无法正确表述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的原因。
日语中没有能完美表示V音的假名，没办法只能选用“ウ”加浊音的方式来表示。曾经有《惊天研究》这样一本浩瀚的书。那么说到底“惊天”是什么？有这样一个川柳：“歌德说：‘惊天竟是指我吗？’。”（1989年10月30日）
6. 伊之首
伊吕波歌中的“い”是“假名之首”，也有“いの一番”（意为首先、最初）这种表达方式。日本在明治时期之前，都是按照伊吕波来排序的。伊吕波顺序相当于西方的拉丁字母顺序。明治以后，它才被具有合理性排序的五十音图所替代，但是当今剧场中的座位号等，仍然是按照伊吕波来排序的。
——色はにほへど散りぬるを……（花虽芬芳终需落）
伊吕波歌是《涅槃经》教义的吟诵，无一字重复，总共使用了47个假名，是一首出色的今样歌。另外像“あめつち”（天地）“たいに”（大为尔）等歌谣，虽然也无文字重复，比伊吕波歌创作得早，但是成就无法与之相比。
比如像“あめつち”（天地）等歌谣，就仅仅是天空、土地、星星、宇宙、山川、河流等名词的简单罗列而已。
因为人们坚信伊吕波歌的作者必是天才，所以一直认为是弘法大师空海之作。但是，这不可能是空海的作品。因为他生活在9世纪前期，当时日语中有48个音节。而“ヤ”行中的“エ”（ye）和“ア”行中的“エ”（e）被等同化而变成了47个音节，是在10世纪末期。所以如果是空海所作，则必是48个假名。
顺便说一下，比伊吕波歌历史悠久的“あめつち”（天地）是由48个假名构成。越往上古时代追溯，日语的音节越多。奈良时代更是超过了50个。万叶假名将其都区别书写。江户时期伪造的几种“神话时代文字”，从47字到50字的都有，别说上古时代了，就连奈良时期的日语都无法写出。
据《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来自百济的和迩吉师（《日本书纪》版本写的是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从而将文字传入日本。据“皇纪”的纪年方式计算，那是在公元285年左右。如今用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使者到达魏国（239）的46年后来计算，可能更容易理解吧。因为《论语》是公元前400年完成的，逻辑上倒是没有矛盾。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千字文》，是梁朝周兴嗣（470—521）所作。按照上面说法，在作者出生的二百年前，该著作就已被进献日本，这也太奇怪了。《千字文》是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开头，四字一句，250句，无一字重复，全文共千字。
但是，就像日本除了伊吕波歌之外，还有“あめつち”（天地）和“たいに”（大为尔）等歌谣，也可能当时存在另一版本的《千字文》，是这个版本流传过来了。本居宣长认为《千字文》在当时已与《论语》同样广为普及，都是王仁进献的。
敦煌莫高窟中有一室被一面墙封堵了千年，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同一版本的《千字文》30多部。《论语》原本是部10卷20篇的巨著，最初的“学而”篇可能即使是没长性的人也都做了抄写，在敦煌就发现了9部。第13篇“子路”和第17篇“阳货”只各发现了一部。第18篇、第19篇、第20篇是一部都没有发现。
由此可以看出《千字文》普及程度之高了。敦煌文物是唐朝末期（10世纪以前）文物的封装版，但里面不存在其他版本的《千字文》。
北京图书馆馆藏的敦煌文书一览表中，《千字文》中的每一个字都能整理出上百部作品。首字“天”是空档，从“地”开始，到第90个字“位”，共79字，其相关作品已整理完毕。
再说日本，以“は”的第32部为《万叶集》这种整理方法来考虑的话，“黄”的第47部就是《妙法莲华经》。按照这个方法，那就可以整理十万部书籍。
古代中国选拔官吏的考试叫“科举”，考生要一个人在房间待数日完成作答。考场称为“贡院”。京城设有贡院，各省省会也会设有贡院，科举考试三年一次，大约有数千人前来赶考。一栋房子中有数十间独居室，相似的建筑鳞次栉比，很容易迷路。为了不让大家迷路，每栋建筑都用《千字文》中的一个字来命名。
按照“我是在‘成’字楼12号房间”这种方式记忆自己的房间位置。“成”是《千字文》中第27个汉字。
那么，为什么不是标序号呢？
现代人都会有这种单纯的疑问吧？27号楼的12号房间岂不更加清晰明了？
马上就会有人告诉你——这是传统。
而且可能会反问你：“为什么贵公司地址不是第4区第12号街8号，而是北区野崎街8号呢？”没错，如果日本的城市以人口多少为序来编号，则大阪市就叫“第三市”了。这未免也太过于简单了。“伊之首、波之五、天之首、玄之六”——不知为何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1989年11月6日）
7. 天与地
秋夜澄明皓月，月明星稀。前几日，在月圆之夜，我和几位朋友一同外出郊游。但见那云层飞走、皓月隐现，也别有万千风情。仰视着万里苍穹，大家异口同声地赞道：“真美啊！”
途中巧遇了两位来自芬兰的女子，于是大家一起结伴而行。我们一行人虽认为她二人也在享受着赏月之趣，但又总觉得，这或许是我们强加给她俩的想法。
倘若我们接连赞叹：“哇，月色好美啊！真漂亮啊！”总有一种把这种情绪强加给她们的感觉。突然想到，由拉丁语月亮（luna）派生的英语单词“lunatic”是精神异常的意 思。
虽然我们认为这月夜很美，但是说不准她们还认为很恐怖呢。说到恐怖，传说吸血鬼德拉库拉就会在月圆之夜出现，他龇着獠牙专门猎杀活人吸食人血。
在西亚的伊斯兰诸国中，有很多国家像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样，将新月的图案绘制在国旗上。东南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其国旗也是如此。所以与其说月亮是美丽的象征，不如说是神圣的象征。
在日本，每当满月之时，俳句诗人和和歌诗人就像是尽义务一样进行俳句和诗歌创作。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曾作有名句：“名月や池をめぐりて夜もすがら”（月明堪久赏、终夜绕清池）。也有人臆测芭蕉不是终夜绕池赏月，而是因为创作不出佳句，所以才彻夜苦思创作。
总觉得赏月习俗比较重要，或许某天就能派上用场，于是我对赏月做了一番调查，但其在中国的历史也并不十分久远。我查阅了6世纪的《荆楚岁时记》，尽管是内容非常详尽的一部岁时记，却没有任何关于中秋赏月的记载。总觉得赏月习俗是始于8世纪。《唐诗选》共收录诗篇465首，其中仅有一首唐诗歌咏中秋，那就是王建的《十五夜望月》。据吉川幸次郎说，孔子整合诗篇305首著成《诗经》，其中吟咏皓月之美的仅有一篇，题为《月出》。这篇《月出》可谓是整本书中的一个特例。屈原貌似对月亮也不甚关注。偏爱杜甫诗作的吉川先生说：“最初借诗咏月的就是八世纪中期的杜甫。”
日本的伊吕波歌以“い”开头，中国与伊吕波歌相当的有《千字文》，其打头汉字是“天”。人站立成为一个“大”字，在“大”字头顶加一横就成了“天”。在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天”字是在“人”字上画一个圆圈。总之“天”就是在人头顶之上，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增添了宗教、哲学、审美意义的一种概念。
我们现生活的大地，在被统称为“天下”之前，还有另一种叫法——“四方”。我们将想要统治世界的抱负称为“四方之志”。“四方”的命名依据，是以自己所处之地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扩张辐射的所有大地，即全世界。这种命名可谓是非常形象、非常现实了。
人们仰望天空，开始发觉自己所住的辽阔“四方”，无论何地均处于天空之下，因此“天下”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原本对于古代人来说，看不见的东西就等同于不存在，但是“天下”这一概念的出现，说明古人也开始意识到那些目所不及的地域的存在，这可谓是人类认知史上的一大飞跃。
从“四方”到“天下”，将四方加倍细分，便衍生出了“八方”或“八纮”（即八荒）的概念。《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八紘を掩いて宇と為す”（掩八纮而为宇），意为天下一家。这句话在“二战”时听得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武则天（624—705）发明了近20个“则天文字”。她首先将自己名字的“照”改成了“曌”，代表着她如同天上的日、月一般，悬挂在空中，普照万物。武则天死后，这些文字便被立即废弃。但是，由“國”字改造的“圀”，不知何故却在日本得以延续，水户黄门德川光圀就使用了此字作为名字。
要说武则天为什么讨厌这个“國”字，是因为“國”字的口中是个“或”字，“或”通“惑”，且与“域”相似，给人以有限之感。而“则天文字”中的“圀”字，口中是人人憧憬向往的“八方”，且“八方”是将早先表“天下”之意的“四方”翻倍的一种更为郑重的说法，所以改“國”为 “圀”。
武则天一时兴起，随意改字。且她执政期间，强制要求使用则天文字，她死后，这些文字被立即废除，所以凡是文章中出现了则天文字，哪怕仅有一字，也能立刻断定出该文章的写作年代。
另外，武则天的“天”字也被改成了奇怪的“”。“儿”意为身体，代表人（例如“兄”“兒”），“宀”则意为房舍。或许是因为武则天认为“人之上为天，但因我住在宫殿里，所以是人上先有宫殿再有天”，故而采用了这样的字形。则天文字中，将“地”写为“埊”。确实，大地之上有土、有山也有水，“埊”字生动又有趣，但是有趣归有趣，这些字没能被黄门侍郎他们使用，所以没能残存下来。（1989年11月13日）
8. 窗之雪
“萤之光，窗之雪……”多么令人怀念的一句歌词。五年级小学生在六年级毕业生欢送会上唱的就是这首《萤之光》，六年级学生唱的是《仰げば尊し》（敬仰您的尊贵）。我五年级学唱这首《萤之光》时，听说了雪窗萤几的故事。大致是说有一名穷学生，穷到连灯油都买不起，借萤火虫和积雪的光亮，拼命学习的故事。我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时，就想那个学生肯定视力不好，而且有萤火虫和积雪的时节都非常短暂，所以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晚上一定都没有学习。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四世纪东晋的车胤和孙康的逸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停电时代”里，经常可以见到把灯芯浸在油盘里照明的场景。现代人一定会纳闷，既然停电了，为什么不点蜡烛？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蜡烛在当时是奢侈品，在千百年前更是如此。
10世纪末，极尽奢靡的南唐被北宋灭国。进驻皇城金陵（南京）的北宋大将军把南唐的一个宫女叫到自己房内。进入房中的宫女皱着眉说：“烟好呛人啊。”因为将军的房内是在用油灯照明。于是将军把灯芯换成了当时十分奢侈的蜡烛，但宫女还是说：“好呛，真受不了。”于是将军便问，那么南唐的宫殿是用什么来照明的？得到的回答是：“将大颗珠宝悬挂起来照亮宫殿。”
或许有人试验过借萤火虫或积雪的光亮来读书。我希望也能有人实验一下，究竟要多少珍珠宝石才能照亮整个房间。《千字文》的首字是“天”，《太平御览》中的开卷首页也是“天部”。倘若没有“天”，万物便不能开始。《太平御览》始著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即南唐灭亡（975）的第三年，历时五年，是作为国家重大项目来编撰的大百科全书。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为了纪念天子查阅，以元号“太平”加“御览”二字来为命名此书。
全书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部，最开始的“天部”就有十五卷。以日月星辰为主，汇集收录了大量有关于天的记述。
当然“雪”也在“天部”之中，收录在第十二卷中。书中收录了《诗经》中关于雪的四句诗句，还有汉代苏武被匈奴幽禁卧雪吞毡的故事，也有太康七年（286）在河阴一带天降赤雪的记载，更有孙康因家贫而常映雪读书的事迹。
有说法称，因北宋收缴了十几万卷的南唐书籍，才使编撰《太平御览》成为了可能。虽然此书引用的文献多达1690种，但是关于唐代的部分，由于当时《新唐书》还尚未编撰，所以唐代诗人的文集之类并未包含在引用文献之列。
在唐代，关于雪的诗篇不胜枚举，逐一收录的话怕是没个尽头。在《太平御览》的“天部”中，关于雪的诗句，只引用了六朝时期谢灵运的一句诗作：
明月照积雪，
朔风劲且哀。
对于宋初时代的人来说，唐代旧景近在眼前，唐代文献更是唾手可得，根本没有想过要专门收录。
唐诗中描写雪的，最让人惊叹的当属李白《北风行》中的这一句：
燕山雪花大如席。
这首诗描写一个妇女对丈夫战死的悲愤心情。燕山指北方边境，那里的雪花其大如席。李白曾用“白发三千丈”来形容白发之长，所以在此用“大如席”来形容雪花之大也不足为奇。
这句诗以“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结尾。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雪，是一场雪花大如席的雪，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是夸张手法。
雪也有很多种。“雪窗萤几”是勤俭力行的象征，而“雪花大如席”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愤。
在那间礼堂中歌唱“窗之雪”的学生们当中，后来有好几个人死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正处于21岁到23岁之间；当年唱歌的女学生当中，有人后来可能成了战殁者的妻子。斩不断的生离死别之恨，不是这大如席的雪就能表达 的。（1989年11月20日）
9. 风雷
京都建仁寺的国宝“风神雷神图二曲屏风”，是江户初期琳派创始人俵屋宗达的代表作。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营建于西魏时期（6世纪前期），窟顶的壁画上，画着四目六臂（官网介绍的是四目、两足四臂）的阿修罗王，风神、雷神居其左右。不过在敦煌称风神雷神为“风伯与雷公”。我仰头观看这幅壁画的时候，不由得联想到了宗达所画的风神与雷神。
回到家后，拿出图鉴对比细看。敦煌的风伯雷公与宗达所画的风神雷神十分相似，风神都拿着细长的风口袋，雷神的周身都环绕着一个大圆环，圆环上镶嵌着好几个小太鼓。而且风神和雷神都被绘成鬼怪之态，张着大嘴，跳着跑的姿势也是如出一辙。敦煌的风神雷神画像要比宗达的早一千年，所以应该说宗达的风神雷神跟敦煌莫高窟的相似才对。
环绕雷神四周的太鼓，宗达所画的稍小，敦煌壁画上的更大。宗达画的太鼓差不多只有雷神的耳朵那么大，而敦煌壁画上环绕雷公的太鼓，有雷公的整张脸那么大，太鼓大了鼓之间的间隔就小了，看上去比较紧凑。宗达所画的小太鼓零零散散地分布着，看上去比较简洁。
在佛教中，风神和雷神属于千手观音的二十八部众，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本来风神和雷神的原型就是印度古代神话里的Vāyu（风）和Indra（雷），而且佛教起源于印度，所以印度的自然之神成为佛教的善神、守护神也是顺理成章 的。
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不止印度人有，世界人民都有。在中国“风”是传达神意的使者神，所以认为风神的体貌似鸟。据说古代甲骨文中的“风”与“鳯”字形相同。
人们认为阴阳合为雷。雷雨有滋生万物之功，所以雷神本应为善神，但雷声巨大，人们将其理解为那是来自上天的警告。
古代文字中的雷字就是在“雨”字下写三个“田”，偶尔还会写四个。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对呀，雷声就是隆、隆、隆的呀，这不与“田”的日语发音一样吗。”可我觉得它不是“田”字，更像是圆圈里画个“十”字，用来表示雷电的速度。
看着敦煌的雷公图，仿佛可以听见那硕大的太鼓发出的惊人声响。看着宗达所画的雷神图，感受到的不是声响，而是那闪电雷鸣时，电光石火般的惊人速度。但并不能根据敦煌的雷公图表达的意境就说在中国，“雷”字内涵只含“声音”，不含“速度”。其实，经常用“迅雷”一词来重点形容雷电速度。而“迅雷”一词之所以得到普及，是因为《论语》中有“迅雷风烈”这个表达。毕竟中国的《论语》，就像基督徒都会熟读的《圣经》一样，中国人都会反复吟诵《论语》，并达到熟记程度。“迅雷”一词，出自《论语·乡党》。该篇主要描述了孔子的日常生活起居。
单口相声《马厩失火》中的小故事也收录于该篇。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与马相比，人命更为重要。在这一小节之后，讲孔子在什么情况下神色会变。
他遇到穿孝服的，不管平常关系多么亲密，脸上都会露出庄敬悲戚之色；遇到穿戴礼服之人和失明之人，孔子也会变色礼敬。
遇见穿礼服的人，想对方应是出席重大场合，便问候一声“您辛苦了！”面对盲人便面露同情之意。
有盛馔，必变色而作。
做客时，主人用盛宴招待，孔子定会容色庄重并站起来向主人致谢。下一句是：
迅雷风烈必变。
巨雷、大风是上天在发怒，为表敬畏之心必须改变神 色。
此处容易让人误解为是因为雷电狂风可怕而改变神色，其实是为“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上天的教诲而改变颜色。
最后希望从政者在面对选举时能“改变神色”，心怀敬 畏。（1989年11月27日）
10. 乐享山中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这是《论语》中的名句。吉川幸次郎也含蓄地评论：“该小节非常有名，且富有深意。我不能随便解读。”
连大师都不轻易解读，我等才疏学浅之辈就更不能妄言 了。
日本著名儒学大师荻生徂徕认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谚语，孔子是直接引用的。‘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段是孔子用来评注上文 的。”
要说智者（理性与智慧并存之人）为何乐享于水，那是因为水流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智者能明水之万化，亦与之万化，并乐享其中。仁者（重感情之人）喜爱平静、稳固的大山，纵使周遭变化万千，如山那般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其心不乱，故能长寿。——这一评说可谓是世间通解了。《孙子》的兵法中也有“不动如山”的描述，但是不是有些过分强调了大山的庄严沉稳与恒久不变呢。
奈良时代以来，日本的读书人在读《论语》的时候，肯定会参照三世纪何晏写的《论语集解》。在该著作该节当中也有提出大山“安固、自然、不动”，但是又补加一句“而万物生焉”。
山载万物，草木繁盛，野生动物和昆虫栖息于此，鸟儿在山间翱翔，充满生机。据说世间万物皆同根同源。仁者乐享于山，那是因为他们享受着与山中万物同生的喜悦。生命与生命产生共鸣，感受大自然的法则，心态平和，自然会长寿。这是我粗浅的理解。
估计是因为“神仙”都住在深山之中，所以“仙”字是由单人旁和山字构成的吧。但其正体字写作“僊”。
东汉初期，即公元1世纪以前，“仙”一直被写成“僊”。当然《史记》中也同样写成“僊”。
秦始皇统治时期，具体说来是公元前219年，徐福向秦始皇上书，奏明海中的三座仙山中有神仙居住，且拥有长生不老药，奏请始皇前去求药。
迁居、移动可以称“遷”（迁）。遷都（迁都）、左遷（左迁）都是其用例。我们竖向书写的时候是从右向左书写。官职列表当然也是从右至左、由高到低的顺序，即右为上，左为下。因此如将其名字从官职列表的右边移至左边，称为“左迁”。由此可见，仙的正体字“僊”也含有移动之意，指迁居之人。
从这个世界搬到另一个世界的人，也就是过世之人，就是“僊”（仙）。
在古代，人们坚信即使人去世了，脱离于肉体的灵魂仍会继续存活。古代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中有种说法，就是人死之后，灵魂会在肉体周边停留三天，然后随风来到一座桥前，在那里接受三名判官的审判。
因为大山是充满生机的地方，所以认为灵魂去往大山的这种想法也顺理成章。人离世，就好似离世之人搬去山中，因此创造出了“仙”字，代替了正体字的“僊”。
综上所述，仙人就是指在山中得到永生的离世之人。贪婪之人世世存在，为了永生不死，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说着容易，但真要成为仙人，需要经受与死同等程度的修行。修行地点当然就是大山之中了。“山”也有坟墓的意思。即使墓地在平地，也要称为山陵。在台湾，举办葬礼叫“出山”，即使埋葬在平地之中也叫“出山”。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古人来说，死后魂归山中是一种常识。
把葬礼称为“出山”是俗语用法，原本“出山”是指隐士回归世俗，或指一介布衣百姓（无官之人）走上仕途。
杜甫有诗云：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因为隐居，远离世俗，所以清正廉明，若野心勃勃走入官场的话，泉水就会染上污浊。
虽《论语》中说“仁者乐山”，但这里的“仁者”其实是指那些不想进入俗世的人吧。（1989年12月4日）
11. 灵宿之山
说起“こだま”（木霊），想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想到新干线吧。它其实还有山神、回声这层意思。现在的小孩子们都体验过回声吗？学校郊游或徒步旅行的地方，能够让孩子们体验到回声的机会恐怕很少吧。其实“こだま”对应的日文汉字是“谺”或者“木霊”。“谺”这个字象征着尖尖的、凹凸不平的山谷，所以该字在中国完全没有回声这个含义。“谺”不像“辻”“峠”这种日本创造的汉字，而是日本在原有的中国汉字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含义的汉字。“木霊”二字，单从字面意思而言，意为树木的灵魂，这在中国同样适用，但是“回音”这层意思是日本特有的用法。用中文表达日语“山彦”一词，会用“回声”或者是“回响”这样极富散文特征的词藻。
在中国也有灵魂寄生于山川草木的说法，且这种说法多到不胜枚举。从“山灵”“地灵”“川灵”“风灵”到“造化之灵”，这些用例在中国诗歌当中随处可见。
不过人们不认为回声现象是由树灵等自然界的精灵产生 的。
进入深山，我们就会感知到灵性之物。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对大自然也要怀有敬畏之心。看到惊人的参天大树也会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一旦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树已有千年树龄，我们就会惊叹：哇！这棵树见证了藤原道长的荣华富贵吧，也知晓平将门之乱的事吧。
左边高大的银杏树
询问方知它是时代的印记
这支小学生曲目《镰仓》，也唱出了对八幡宫石阶左边大银杏树的景仰之情。“山彦”（意为山神、回声）中的“彦”，意为“日子”，是对男子的美称。就像海彦、山彦和猿田彦一样，后来也用于神明的名字。回声可能是山神的杰作吧，但是返回相同的声音，也总有种戏弄人类的感觉。据柳田国男调查，有地方将回声称为“山中小鬼”，也有的地方称之为“天邪 鬼”。
说到天邪鬼，相传是四大天王和哼哈二将踩在脚下的小鬼，但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故意与别人唱反调的性格乖僻之人。性情乖僻之人总是与别人反着来，而回声是重复别人的话，不是跟人反着来的，所以感觉用天邪鬼来形容回声不太恰当。但是，固执地重复别人的话也可以看作性格乖僻的一种表现吧。
性格乖僻之人和普通人相比就会很显眼。想在充满生机的山中生活，就必须要有顽强的生命力。
信仰山岳就是信仰它的生命力。把大山视为神圣，并加以供奉，日本的三轮山就是典型的例子。三轮山上的神社没有正殿，人们把大山视为身体来祭拜。
在中国，天子也要祭拜名山大川。镇国之宝是五岳。五岳是位于中国东南西北中五座名山的统称。这五座山分别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但是也有用霍山代替南岳衡山的说法。
五岳之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东岳泰山了。
泰山脚下的泰安建有泰庙（或者叫岱庙），是祭拜东岳大帝，也就是泰山神的。
只有平定了天下的真命天子才能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汉文帝是家喻户晓的一代名君，太平盛世之时，大臣们建议汉文帝举行封禅大典，但汉文帝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婉拒了。
封禅大典的详细流程已经不得而知了。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
人们认为山上是最靠近天的地方，在山顶筑土，就可以更接近天了。在泰山脚下筑土是为了离土地神更近。祭天拜地时，他们一定心想这是为了更加接近神明。
秦始皇即位二十八年（前219）进行了封禅。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山顶祭祀结束下山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他便在一棵松树下避雨。后来秦始皇授予那棵松树“五大夫”的官位。朝代更迭，世事变迁，那棵五大夫松树还依然挺立在老地方，它是在向山中树木顽强的生命力致 敬。（1989年12月11日）
12. 少林寺
三轮山被视为神道灵山，以泰山为首的中国五岳则被视为道教灵山。而中岳嵩山因山脚下建有寺庙所以略带佛教色 彩。
嵩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两个山群组成。据说，中国古代传说中成功治理黄河之水、建立夏王朝的帝王——禹有两位妻子，年轻的妻子住在少室山，年长的妻子住在太室山。禹便往返于两座山之间，十分辛劳。若让两位妻子住在一起的话，禹倒是会轻松不少，但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女人相处起来想必并不容易。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在少室山周边建造了少林寺。因坐落于少室山茂密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它是北魏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三藏而建，之后因达摩大师在此面壁修行九年而闻名于世。
达摩大师是禅宗始祖，所以少林寺堪称是禅宗的发祥地。
可是当今的少林寺，拳脚功夫过于出名，因此菩提达摩大师与少林寺的渊源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最初只是为了强身健体和自我保护，到后来演变成了使用刀枪棍棒的武术。从幸免于大火的白衣殿壁画中可看到弟子们使用刀枪棍棒习武的样子。
说起那场大火，是指军阀石友三在1928年火烧少林寺一事。在那场大火中幸免于难保留下来的只有千佛殿、地藏殿和白衣殿的一部分，现在看到的少林寺几乎都是灾后重建的。也许是烧毁寺庙遭到了天谴吧，抗日战争时期，石友三因投靠日本军方被国民党逮捕处决了。
关于少林寺，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少林寺中有一片塔林，是历代和尚的墓地，里面石塔林立，均有四五米高。
元代时期少林寺曾有一位菊庵住持，于元朝至元五年（1339）圆寂。住持去世后由其首席弟子为其书写墓志铭。
为菊庵住持的灵塔书写墓志铭的是来自日本的和尚邵元。在墓志铭的末尾落款：
当山首座日本国沙门邵元撰并書（少林寺首席日本国和尚邵元撰并书丹）“首座”，即菊庵住持门下的首席大弟子。少林寺中有的弟子很擅长写文章，但并不擅长书法。写文章被称作“撰”，对自己的书法没有信心的人就会让别人帮忙代写。因此，“撰并书丹”就足以说明邵元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书法都相当自信。在当时的少林寺中，他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
日本和尚邵元是因何种机缘来到中国，又是如何进的少林寺目前尚未明确，但我对于他为菊庵住持书写墓志铭，是在弘安之役58年后这一事实饶有兴趣。他对元军的仇恨一定不会轻易释怀的，但信仰的力量战胜了仇恨。
建立少林寺之前，这片土地数百年间一直都是道教圣地。或许当时还没有明确称之为道教，但那里确实是古代民间信仰的繁荣之地。那么究竟为何佛教可以扎根于这片土地 呢？
是因为它们都是与人类灵魂的信仰息息相关。道教也好，佛教也罢，同根同源，所以选择相同的土地作为传教圣地也就理所当然了。
以下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五台山（山西省）文殊菩萨道场
普陀山（浙江省）观音菩萨道场
九华山（安徽省）地藏菩萨道场
峨眉山（四川省）普贤菩萨道场
我只去过其中的普陀山和峨眉山，这两座山在佛教传入之前好像都是道教的道场。
在9世纪，日本僧人慧萼在五台山请得一尊观音菩萨像，准备带回日本。结果未能成行，遂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上供奉。普陀山在此之前原是道人们的修炼之宝地。相传汉代仙人梅福就曾在此处炼过仙丹。
峨眉山上佛家寺院颇多，且其中大部分寺院都是从曾经的道观演变而来的。无论信仰什么宗教，灵宿之地对于信仰者来说都能够公平地释放灵气。（1989年12月18日）
13. 腊日
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称为“腊”，是祭祀先祖和众神的日子。因为是在农历十二月，故称十二月为“腊月”，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如今也常会在贺卡中写到：“去年腊月承蒙您多方关照了。”
在字典中“腊”有两种含义：
①向神明祖先祭祀猎物的传统节日
②年末，年底
②的解释好像更有说服力。象征传统节日的腊，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
古人大多都吃粗茶淡饭。普通人只有在春、秋的社日（祭祀土地神）和“腊日”这三个节日里才可以吃到肉。“社”是由“示”字旁和“土”构成，如字面意思所示，社日是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春社是在开始农耕之时，所以是为了祈求土地神保佑五谷丰登。秋社是在收割之后，所以是为了感谢土地神的保佑。
春、秋的社日分别是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戌日。根据周制，每二十五家设立一社。因此，即使说是社日，也只是内部庆祝。与社日相比，腊日则隆重得多，大家可以尽情地吃吃喝喝，唱歌跳舞，十分热闹。
孔子的弟子子贡观赏过腊日的祭典。“腊”在周朝称为“蜡”。《礼记》中记载了腊日弟子与孔子的对话：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子贡的字）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
子贡是孔子门下子弟中最为富有之人，具有经商之才。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孔子待他视若己出，因而也会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因其很会赚钱，所以在《史记》列传中的《仲尼弟子列传》和《货殖列传》中也有记载。
孔子去世后，子贡悲痛万分，服丧六年。虽然他是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但也是个死脑筋的人，因为腊日祭典的喧闹而怒上心头，就发泄了一句“这种胡闹，有什么好开心的！”针对他的反应，孔子教导他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可以说春秋社日和腊日便是农民的解放日，一年中每一百天才可以奢侈这一次。农民在百日劳苦之后，才有一天的休整与欢乐，那种喜悦与满足你这种有钱人是体会不到的。——这是一种严厉的批评。
一味紧张，有张无弛，无论是对政治还是对军事均无益处。同样，有弛无张，也不合适。只有适度地一张一弛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子贡在鲁国当差，当齐国要攻打鲁国之时，他便各国游说，成功地牵制了齐国的行动。他作为政治家，具有非凡的外交才能，同时在军事方面也出类拔萃。至少本人是一直以此为傲的。孔子注意到了这一点，教育子贡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对轻重缓急的驾驭能力非常重要。
把腊日规定为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不利于老百姓记忆。6世纪的《岁时记》中，将每年的十二月初八定为腊日。这种做法同于端午节和上巳节。端午节原本在五月第一个午日，后来固定为五月初五，上巳节原本是第一个巳日，后来固定为三月初三。
随着时代的推移，传统节日的增加，百姓们得到款待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因此，人们对腊日的重视程度也大不如从前，腊日在传统节日中所占地位也日趋下降。也可能因为与其他的年末传统节日活动相比，腊日在辞旧岁意义上略有重复吧。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腊月初八就成了释迦牟尼成道日。明明没有确凿的依据，不知怎么就成释迦牟尼成道日了。而且那天要在佛前供奉素斋，素斋逐渐固化成了粥，并称之为“腊八粥”。腊八粥由豆类、核桃、枣、松子等食材熬制而成，也由此产生了向友人们赠送腊八粥的习俗。在清朝，有在腊月初八向文武百官赏赐腊八粥的传统。
不可思议的是，曾经明明只有腊月初八那天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如今却演变成只能喝腊八粥了。（1989年12月25日）
14. 新年应从何时起？
新年应从何时算起？
有人会告诉我，当然是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刻。如果身在神户，那么定是神户港内船只汽笛一并响起的深夜零时。
但，且慢……
所谓的新年时刻，是人们将一年分为365天，大致标记的时刻吧？但一年不是正正好好365天。世界现行的标准历法为“格里高利历”（使用伊斯兰历法的国家官方同时使用该历法），该历法规定一年为365.24219878……天。这是地球围绕太阳一周的周期。
所以，深夜零时的新年钟声、汽笛轰鸣声都不能称为真正的新年起始。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已。
我们用闰年调整小数点后面的零头，这也只是人类自行方便的做法。
真正的新年起始超越了权宜之计的约定俗成，是十分庄严的存在，新年起始每年都不同。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新年起始的真正时刻，但是麻烦费事，大家索性不去理它。
大家都忘记了“真正的新年起始时刻”，去酣饮，去食荞麦面条。即使忘记真正的新年起始时刻也不影响生活，所以我们也就习惯了忘却。
但是不知何时起，有人开始在意那“真正的新年时刻”，认为只有在这“真正时刻”燃放鞭炮，接下来的一年才能家人平安、财源滚滚。既然话里提到了鞭炮，那提出这个问题的当然是中国人。但讽刺的是，他竟然是为了追求迷信而想要知道通过科学计算出的新年起始时刻。
不知现在的中国是否还有这样人，我所居住的神户的华侨中，十几年前确有在意新年起始时刻的人。能够算出那个精准时刻的大师仅有一人，每到年末，四面八方电话不断，大师会将计算结果告诉他们。比如：“今年是在凌晨2点18分30秒。”
在神户的街上，新年前后各处经常有突如其来的鞭炮齐鸣，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了。
人们几乎都忘却了那是新年的起始时刻，把它当成了“点鞭放炮的吉利时刻”。人们向那位大师询问时也是“大师，今年应该几点放鞭炮？”确是本末倒置。
那位大师与我父亲同岁，十几年前即已仙逝。是否有人继承了大师计算新年时刻的衣钵，我已不得而知。可能迷信之人日渐稀少，这种计算也就自然作罢。
古人就已知晓太阳年并非正好365天，带有零头。早在中国殷商时期（公元前1050年左右灭亡）就有相关记载，当时是刻在甲骨之上，已经将太阳年精确到了365.25天。古人还掌握了插入闰年的方法，但当时并非定期闰年，而是人们如感到这一年不合理，就插入闰年，处理得非常粗线条。
在现行的格里高利历之前，欧洲普遍使用儒略历，这种历法也将太阳年精确到365.25天。这个数值比太阳年实际天数多出0.0078天，所以即使四年一闰，128年后仍会出现一天的偏差。
积少成多。
即使如此，人们还是不在意这微小的差异，悠闲地生活了千余年。
不论多么悠闲之人，如果误差到了10天，也会产生疑 问。
在基督教范围中，复活节是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中，复活节的时间被固定为“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当时春分是3月21日，但1200余年后，春分变为了3月11日。如果不补足十天，复活节就回不到3月21日。
教会中改革历法的专门委员会为了将春分固定在3月21日，曾经荒唐地将1582年10月4日的第二天定为10月15日。为了减少误差，更是在400年内省略了3次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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