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历程：俄罗斯东欧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乘旦 总主编 王云龙 刘长江 等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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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化历程：俄罗斯东欧卷试读：

《世界现代化历程》总序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2015年2月，于北京

导论

苏联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模式，既具有相近的共性，又具有各自的特质。共性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后发性，特质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个性化形态。由此，在解析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时，易于陷入两种误区。一是强调共性，笼而统之地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归入一种大而化之的“模式”；另一种是突出特质，千里莼羹地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罗列为多样性的“珍馐”。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脱逸出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相反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来的特质，更加印证了现代化既是世界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每个国家或地区以各自的方式必经的历史阶段。因此，用特质否定共性与用共性否定特质，都是片面的，都偏离了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

从文献与学术积累的角度出发，我们选取俄国、捷克、波兰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互有交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生活了四十多年。通过解析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捕捉出其现代化特质，进而概括出它们的现代化模式，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学术工作，对于这三个国家、特别是俄国，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灿若星汉。站在前辈与时贤的肩上，既不拾人牙慧，又能有所前进，把这三个国家现代化模式概括出来，是我们的任务。

一、俄、捷、波三国现代化模式的二律背反

俄、捷、波三国乃至整个东欧地域的现代化，都是以西欧的变化为背景的。在现代化历史运动的结构性形态，即国家与社会层面上，西欧现代化原发地域呈现为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性推进。东欧是现代化大潮溢出西欧最先波及的地区之一，因而东欧国家现代化模式是现代化后发地域的原初形态，其中内蕴的传统性与现代化的异化与扭结，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既是启示，也是警示。

自彼得大帝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俄国一直在寻觅、尝试、实践一条与西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启动了以“西化”为特征的俄国现代化，但它在“以欧化俄”的同时，也“以俄化欧”。以欧化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以俄化欧，则冷僻一些。所谓以俄化欧，就是彼得大帝在“欧化”改革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用西欧的技术、制度、物质与精神资源，构建出具有俄国特质的现代化样貌。17世纪末18世纪初，政治方面，西欧国家正在由绝对主义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而彼得大帝通过“欧化”改革，彻底消除了俄国延续近800年的等级君主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把贵族制封建国家转变为君主制专制帝国；经济方面，西欧普遍已经废除农奴制，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运作百余年以上，而彼得大帝大大地强化农奴制，建立起生产要素权力配置的沙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社会方面，西欧市民社会发育成形，由封建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转型，而彼得大帝以农奴制为经济基础，用中央集权制国家取代社会，构建了官僚贵族主导的社会结构。彼得大帝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初始符号，也规定了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彼得大帝造就的俄国，既不是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彼得大帝的现代化举措，“化欧”的一面与“欧化”的一面同等重要，两者互为前提与结果。历史地看，彼得大帝的逻辑是在现代化后发地域，以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推进现代化，用国家建设替代社会建设。彼得大帝的逻辑也是俄国现代化的逻辑，从此，“欧化”和“化欧”以共性和特质的话语形态，贯穿俄国现代化进程迄今未了。

捷克现代化进程极为特殊，在民族国家未建成的条件下开启现代化，作为奥匈帝国最先进的一部分率先启动工业化，并一举在奥匈帝国范围内拔得现代化的头筹。捷克现代化模式显示，在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实现特定地域的现代化。捷克现代化与周边帝国、大国密不可分，其现代化既具有自生性，又具有外附性，自生性与外附性结合构成了捷克现代化的特质。捷克每一次克服外附性，现代化就发生路径转换，即由一种现代化的“共性”转换为另一种现代化的“共性”。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是波西米亚的继承者，波西米亚是中世纪东欧斯拉夫民族海洋中的拉丁文化孤岛，它曾经是西欧宗教改革的先声，15世纪初，捷克神学家胡斯发起宗教改革，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前哨战，开始颠覆罗马教廷的普世权威。1618年，波西米亚新教徒举事，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导致以《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创立。19世纪初，随着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大革命理念的传入，捷克逐渐滋生民族认同感；19世纪，捷克地区出现了两种取向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种是上承胡斯改革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利用沙皇俄国打击哈布斯堡王朝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突出捷克的文化特质，泛斯拉夫主义强调捷克的斯拉夫民族属性。尽管两者着眼点不同，但是都彰显了捷克民族企图独立于奥匈帝国的意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捷克独立了，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政治上实行代议制民主，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进入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地缘政治区位决定了捷克现代化多舛的命运，通过《慕尼黑协定》，英、法放任纳粹德国攫取捷克，捷克又一次被纳入到德意志帝国范围，民族国家得而复失。1945年5月8日，科涅夫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打垮纳粹德国军队，解放布拉格，捷克民族国家光复了。在解放捷克的苏联红军中，有一位集团军政委叫勃列日涅夫，此人在1968年扼杀了“布拉格之春”。1945-1989年，在华沙条约的保护、亦是监护下，在“经互会”国家分工体系中，捷克现代化蜿蜒前行，照搬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共性”。尽管如此，捷克仍然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自生性，其标志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东欧国家那样完全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采纳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以相对小的代价和相对平稳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过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手。

波兰现代化一波三折，地处欧洲地缘政治的核心区间，其现代化进程与俄国和西欧形成鲜明对照。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前，政治方面实行贵族民主制下的君主制，而西欧普遍是绝对主义君主制，这从制度上决定了波兰亡国的命运。经济方面，封建贵族庄园经济加上重商主义，根本无法同俄国的沙皇资本主义和西欧的重商主义竞争。社会方面，波兰是典型的封建贵族等级社会，面对外来入侵势力一盘散沙，形不成全国抵抗力量，只能被列强肢解。亡国后，波兰民族意识逆势生长，反而异乎寻常地强烈起来，特别是对周边大国、主要是俄国与德意志的仇视与日俱增。波兰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亡国条件下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是复国的民族认同。波兰现代化的首要特质是护国，在列强环伺中争取恢复国家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实行远交近攻的国策，交好英、法，警惕德、苏，这使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现代化摇摆于英法模式与德苏模式之间，波兰愿意走英法式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对亡国历史的集体记忆，波兰认识到必须加速现代化才能保障民族独立，于是它选择了与德苏模式接近的“萨纳齐”护国性现代化模式。但是，它未能避免再次亡国。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7日，波兰政府出逃，德军占领波兰。同日，苏联按照《苏德密约》，占领波兰东部，将其划归白俄罗斯、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

1945年，波兰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红军解放波兰，波兰无可选择地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现代化模式的藩篱下，波兰仍会下意识地时常展现出自己的特质，从哥穆尔卡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到雅鲁泽尔斯基先发制人的“紧急状态”，从“波兹南事件”到“团结工会”，波兰对苏联现代化模式时不时地表现出背离。1989年上半年，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放弃国家领导权，由“团结工会”组阁。“团结工会”政府采纳西方理论家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全力推动波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全民财富大幅度缩水，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民怨沸腾。1993年大选，由统一工人党转化而来的社会民主党获胜并组阁。社会民主党采取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转型方案，稳定了局势，缓解了矛盾。1995年总统大选，“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被社会民主党领袖取代。从此至今，无论波兰政府如何更迭，社会民主主义的国策没有动摇。从亡国到复国，从“萨纳齐”到社会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波兰现代化九曲回肠。

二、俄国现代化模式的特质

世界历史范畴的现代化发端于西欧，西欧是现代化的原发地域。一般而言，欧美学术界对于现代化原发地域的研究，很少使用“现代化”一词，而是更加偏爱“现代性”。在现代性的话语背景下，欧美学术界的现代化研究是针对其他地区的，这本身就内置了现代化研究的偏好，异化了现代化研究的取向，使得无限丰富的人类现代化进程抽象为屈指可数的若干“范式”。即使在现代化原发地域，现代性的历史演进也不支持单一“范式”。而现代化越出原发区域，向其他地域推进时，就出现以“西方”与“本土”为表现形态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这样就使现代化驶入“中体西用”或“和魂洋才”的历史漩涡。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性化解现代化的方式与手段渐趋高明，升华出另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它突出历史的传统或民族的特质，局部更改或整体替代西欧取向的现代化。俄罗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引人注目，钱乘旦教授指出：“俄罗斯特殊性……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即现代化向非‘西方’文化地区推进时，将和当地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因此现代化过程就会表现出种种多样性……但现代化的潮流是不可改变的，现代化总体方向也不可改变。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必须服从现代化的共性。”

俄国内蕴拜占庭的余绪与鞑靼蒙古的遗存，以“第三罗马”自居，以欧亚性（Еврозия）自诩。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打开了面向西欧的窗子，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洞开了俄国面向西欧的精神门户，也就在这时，西欧化与斯拉夫两种取向纠缠上了俄国，历经300余年，直至21世纪仍难解难分。三百多年来，无论沙皇俄国的现代化还是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都具有历史与传统给定的特质。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甘于平庸，也不认同于追随，而是独辟蹊径，历经百转千回，始终如一地追求特质，彰显特质，运用国家机器，强力地推进现代化。

19世纪，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与辩证法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学说体系。经典作家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各个地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相互隔绝是分散的。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要素与非生产要素的利益最大化配置，彻底消除了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相互隔绝与孤立，各个国家、地区与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消费彻底变为世界性的。这为文明变迁与社会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制度空间和精神资源，资产阶级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而出现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拓展，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俄国现代化进程就置身其中。

20世纪苏联的现代化实践与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之间存在差异，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本质优越性也未充分发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成熟后出现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西欧，关注在新的、更高生产力的驱动下，资本主义通过何种途径、应用何种方法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及其初级形态——社会主义，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完成现代化，为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制度前提与精神铺垫。

但20世纪在苏联出现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相反，它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又一条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另外一种现代化模式。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全球现代化格局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形式，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地域，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通过创造工农联合专政的政治前提及国有财产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苏联现代化模式在20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两个半五年计划（苏德战争打断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打败了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也扩展到东欧及亚洲、拉美、非洲一些国家。毋庸讳言，苏联现代化模式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科学地审视自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更没有形成一种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问题或是讳疾忌医，不许触及；或是只在技术层面上修修补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治标不治本，造成了更大、更难化解的问题，致使问题层累叠加，最终压垮了制度本身。

从彼得改革到普京执政，对于俄国而言，改革既是现代化的驱动器，也是俄国特质的彰显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由彼得改革所启动，以后各种名目的改革纷至沓来，与俄国历史如影随形。这表明，俄国现代化内在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由改革来解决，到了改革也无济于事的阶段，革命就不期而至，既有的一切推倒重来。如此往复，根源于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第一部分俄国现代化：寻找俄国特殊性第一阶段　沙俄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第一章　沙皇专制制度下的改革第一节　彼得改革

一、彼得执政

在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由空间特质来界定，现代化就是西欧化。彼得大帝发动的西欧化改革，是俄国现代化的肇始，却与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现代化大潮逆流而行，空前强化了沙皇专制主义制度。由于俄罗斯传统和既有利益格局，只有实行中央集权，克服等级君主制的羁绊，沙皇才能集中全社会资源，启动并推进现代化。

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正处于关键性历史阶段，“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通过公私机构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期把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都需要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出现巨人的时段，这个巨人就是以“彼得大帝”尊号青史留名的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罗曼诺夫（1672.5.20-1725.1.28）。彼得大帝是“一个事变性人物”，所谓事变性人物就是：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没有他的行动，事变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彼得大帝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个妻子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出身于纳里什金家族）所生。1676年，沙皇阿列克塞病逝，由其长子、15岁的费多尔·阿列克塞耶维奇继位。费多尔政祚命短，在位不过六年，于1682年4月27日撒手人寰。费多尔母系的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同纳里什金家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皇位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宫廷斗争，1682年5月26日，缙绅会议立彼得同父异母兄长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为第一沙皇，称伊凡五世；彼得为第二沙皇，称彼得一世。彼得同父异母姐姐索菲娅摄政。彼得与其母避居克里姆林宫七俄里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伊凡五世有名无实地在克里姆林宫里做“沙皇”，实权操于长袖善舞、专擅弄权的索菲娅之手。经过数年的生聚教训，1689年9月，彼得率亲信部队粉碎了索菲娅唆使射击军的谋害企图，索菲娅权力被褫夺净尽，人被送入修道院监禁。在血雨腥风中，彼得掌握了最高权力。

彼得一世以西欧化改革，成为“事变性”历史人物。彼得与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彼得在理性时代初始阶段登上大位，这是西方历史上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期，旧有的信条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受到质疑，宇宙物理法则的发现相继导致了科学、社会关系和政治的突破性进展。吸引彼得倾向启蒙运动观点，不是那些哲学原理，而是增强国力的实用性对策。”而且，彼得大帝“主要是从直接和实际效用观点来看待启蒙运动的”。彼得改革，强化了沙皇专制主义经济基础——农奴制，在“欧洲农奴制衰落时，俄国却反其道而行，利用国家力量加强农奴制”。加强农奴制，巩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彼得统治的悲剧，在于他的欧化俄国政策，除了表面上增进了国家利益而外，其余一无所获。国家控制俄国改革的每个方面，妨碍了独立的利益集团的兴起，例如资产阶级全力捍卫自己的特权，反对国家的强权。彼得的统治巩固了农奴制，加强了专制统治的一切方面，时至今日，俄罗斯仍能感到他的铁拳的重量。”尽管如此，“俄国在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彼得大帝以独特的方式，开了现代化后发地域“西欧化”的先河。资本主义在西欧诞生并取得优势地位，“西方仍然被认为是决定性地取代着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发展进程中，西欧民族和英语民族产生出了最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这些制度是普遍适用的。这个论点的力量基于下述事实，即作为现代特征的知识迅速增长，首先发端于西欧，而西欧一些社会……一般地说是最成功地利用了这些知识去改进人们的生活。这些社会……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已经成为衡量其他社会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最‘现代化’的社会。……认为它们的制度应当最适合于其他社会去仿效，也就毫不足奇了。”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以前无古人的壮阔规模，创造出此前时代无可比拟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时代大趋势的直觉判断和少年时期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际，使得彼得大帝对于莫斯科弥漫的拜占庭式僵化氛围以及冷漠、低效、盲目自满、粗陋无知、内争不休、敌视变革的陈习陋俗深恶痛绝，“彼得推进俄罗斯西欧化的努力，使他成为沙皇中最具冒险精神和创世冲动的第一人。这不仅使得他在世时成为最不寻常的沙皇，也使他身后成为最具争议的君主。”18世纪历史语境中，“西欧化”的内涵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就像他们把牛车换成汽车或把土耳其帽换成大英帽一样。但事实是，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自己来改革他们的社会以前的制度。”彼得大帝遭遇到改革领导者共同的“悖论”性困境：改革的中坚力量是改革的最终对象。同时，彼得大帝还面临更大的困境，俄罗斯各阶层普遍对“西欧化”隔膜、甚至敌视。

彼得大帝“西欧化”的现代化模式推动俄罗斯逐渐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轨道，但是面临重重艰难险阻。彼得大帝的最大困境，是缺乏社会整合这一关键性操作环节。彼得大帝的“西欧化”改革引入外源性资本主义，不是俄罗斯社会的内在要求。彼得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系统变量的源泉，彼得是系统论意义上的控制变量、输入变量、状态变量、信息变量，作为专制主义君主，彼得是专制主义绝对权力的人格化身，“专制系统的特点是在上级与下级（的行动者）之间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即是指下级行动者的目标可以从上级行动者的目标中派生出来。在专制系统中最高级的目标称为组织目标，系统中的全部成员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

彼得大帝“西欧化”改革不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性选择，而是其个人的偏好。由于从小就与所谓“德意志帮”的外国侨民孩子厮守、玩耍，加之对于玩具兵和各种现代化兵器的痴迷，导致彼得当政后，本能地选择了“西欧化”政策。彼得大帝儿时形成的向往西欧的冲动，变为改造俄罗斯的历史性实践，似乎印证了罗素关于“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的论断。

二、国家取代社会

彼得执政之前的俄罗斯，尽管沙皇专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局限于国家政权领域，社会仍处于传统贵族主导之下，国家与社会尚未叠加，更谈不上国家取代社会。彼得为了强力推进现代化，克服抵制现代化的传统障碍，打破旧贵族与旧的社会结构的羁绊，致力于用国家取代社会。彼得大帝选择的突破口就是衣食住行，从日常生活领域切入，运用国家强力规制社会生活，进而把社会完全驯服。彼得开启了现代化的沙皇国家主义路径，强大的国家吞没社会，社会国家化，国家强权化，强权独占化。

易服色既是彼得用国家取代社会的初始路径，也是引入现代化的初始路径，更是现代化与传统交锋的最初战场。在镇压射击军的腥风血雨中，彼得大帝拉开“西欧化”改革的历史帷幕。彼得改革从“断须割袍”起步，从日常生活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从衣食住行到宗教信仰，几乎无所不包。贵族与平民、农奴消极对待改革，甚至反抗。彼得从欧洲回到莫斯科，强迫男性臣民无论官阶大小、身份贵贱一律剃须，宣布：“剪胡子是全国居民应尽的义务。”

胡子既成了传统俄罗斯的象征，也成了反对彼得“西欧化”改革的标志。蓄须是东正教信仰的象征，东正教认为，胡须是“上帝赐与的装饰品”。东正教“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子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布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剃须与否成为改革与守旧斗争的焦点，不但僧俗两界对此不以为然，就连彼得的亲信集团也不赞同。彼得在全国开征“胡须税”，迫使人们在纳税与蓄须之间做一抉择。若留须，富商每年纳税100卢布；官员和领主年纳税60卢布；城市居民每人纳税30卢布；农民进出城每次缴纳1戈比。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赋税额为6个卢布。彼得的“胡须税”，一举两得，既打击了守旧意识，又增加了国库收入。但是，“胡须税”收入的增加，意味着改革阻力的加大。

彼得对于俄罗斯社会弥漫的东方传统，特别是服饰文化难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这种东方传统是阻碍国家取代社会的抵制机制，是国家主义沙皇专制制度的敌人。1701年，彼得发布法令，要求全国除僧侣外一律穿着西欧式服装：“（男性）上衣为法兰西或撒克逊式，下衣和袜子为德意志式；（女性）穿着西式（德意志式）的帽子、外套、紧身衣、裙子和鞋。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再穿着俄式服装。禁止使用俄式马具，工匠不得制造之，不得在市场销售之。（注：法令规定在城门收取违禁罚金：赤足者罚40戈比，使用俄式马具罚2卢布。）”以彼得为人格化身的沙皇国家铁拳，敲碎了传统社会的蚌壳，把社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三、军事改革

彼得改革面临着来自贵族与农奴的双重挑战，在其改革的每个阶段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与斗争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彼得大帝对改革作过时段的划分：“改革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每一阶段为七年：1700至1707年为积蓄力量阶段；1707年至1714年为俄国跃进兴盛的阶段；1714年至1721年为建立良好秩序的阶段。”彼得改革的全过程，始终存在着贵族利益与改革政策的矛盾。“18世纪的欧洲社会仍然是贵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俄罗斯更是如此，与西欧不同的是，俄国贵族大多是官僚贵族、军功勋贵。由于俄国贵族大多不赞同西欧化改革，彼得无奈只得启用来自社会下层或有外国血统的亲信，擢拔为贵族，用这些所谓的“事功贵族”取代“世袭贵族”。亲信贵族对于改革的理解，是从既得利益出发，有利的就拥护、执行，不利的就拖延乃至抗拒。由于被抛出权力圈外，旧贵族对于彼得改革拼命反对。旧贵族的反对是“明枪”，而新贵族的拖沓则是防不胜防的“暗箭”，对于改革的破坏性更大。

彼得在位的大多数时间，俄国处于战时状态。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彼得改革的性质、规模和成就。彼得亲政后，执行扩张性对外政策，四面出击，攻城掠地，拓展了俄国疆土，奠定了现代俄国的疆域轮廓。1685-1696年，彼得率军南下，亲征亚速夫，击败土耳其守军，占领之。1700-1721年，彼得挥军西征，与波罗的海霸主瑞典作战，夺取了爱沙兰、里夫兰等省和维堡、开克斯保耳姆等城，“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北方战争的胜利，不仅使俄国获取了多达812000平方俄里的土地，而且直接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彼得荣膺“大帝”称号。1721年10月22日，彼得被封为“全俄罗斯大帝”和“祖国之父”。波罗的海之滨的彼得堡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这标志着俄国作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站在欧罗巴的东大门。俄罗斯这艘艨艟巨舰，在扩张征服的战火中驶进世界历史。彼得东伐西伯利亚、中亚和波斯，取得了一些斩获，但未持久，死后得而复失大半。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中，社会转型很难保持整合的良性心理与物质状态，加之彼得本人对于社会整合缺乏理性的认识，使得整个改革进程困局连绵，危机丛生。

彼得西欧化改革，以“制度创新”为特征。这里所说的“制度”是广义的，也是功能性的。“制度创新”在旧的社会空间中，进行新制度的构建过程，是制度化的复杂过程，是社会转型的质的规定性。其主要结构性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确立共同的价值理念；第二，制定规范；第三，建立机构。三者互动运作，形成新的制度功能，即运行功能、控制功能、组织功能。彼得的“制度创新”，侧重于机制性建制，忽略或当时还不具备进行整体性重建俄罗斯社会的主客观条件。

彼得改革的起动点与切入点是军事改革，把军事制度创新作为政治制度重建的基础。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对国内和国际的既定秩序进行调整。因而，彼得统治时期大部分处于战争状态。由于战争和巩固沙皇专制制度的需要，军事改革列于所有改革之首，彼得大帝并没有军事改革的预案，而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军事改革的轮廓。纳尔瓦战役的失利，是彼得大帝创建新式西欧化陆海军的起点，“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善于甚至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军事改革的第一个举措是实行新的征兵制，1699年，彼得大帝颁布敕令，征招新兵，确定在一定数目的自由民中抽丁一人。1705年明确规定，在一般农户和工商户中每20至30户中抽丁一人。1699至1725年期间，总共征兵53次。这53次征兵，征得284187人入伍。彼得穷兵黩武，连年战争使得人民不堪其苦，也使贵族难逃军役之缚。彼得规定，“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贵族每50人出一名步兵，每100人出一名骑兵。”

彼得大帝仿造西欧军制，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有统一的组织建制、军服制式、武器配系和规范的后勤体系、垂直的指挥系统和科层的军衔制度。军队人事制度，打破平民与贵族界限，凭能力而非血统晋升。彼得“自1701年至1712年期间，在莫斯科开办了航海学校、炮兵学校、工程技术学校、医科学校。在彼得堡也建立了炮兵和海军学院（1715年）”。彼得派遣年轻军官去法国、意大利、荷兰及其他西欧国家学习军事和相关知识。军事改革没有改变军旅生涯的残酷性，逃避服役率和逃兵发生率都很高，成千上万的士兵没有在战火中倒下，却死于饥饿、寒冷和上司的虐待。彼得在军队培养起勇敢、坚定、忍耐、勤勉的军事爱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俄罗斯军魂激励着将士在其后二百多年的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先后粉碎了横扫欧陆的拿破仑、希特勒大军。“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赞叹俄军已经达到令人惊异的职业化水平，这应归功于沙皇。”到1725年，俄罗斯陆军兵员达20万人，另有10万名哥萨克和其他非正规武装。俄罗斯陆军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支军队。

彼得创立陆军的同时，也缔造了海军。彼得大帝的“两手论”说得十分明白：“任何一个统治者，如果只有陆军，他就只有一只手，如果他也有海军舰队，他就有两只手了。”彼得大帝之前，俄国没有海军。“到彼得大帝执政末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有35艘大舰、10艘巡洋舰、约200艘帆桨战船，水兵28000人，而且在里海也建有舰队，约100艘小战艇。”

按照西欧军队模式，彼得主持制订军队条令和军事章程。在1716至1722年期间，分别颁行了“军事法规”和“海军章程”。这两部军事法规，确定了陆、海军的编制编成、组织结构、战法原则、战术要领、官兵职责等。

四、君主专制制度

彼得建立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必然选择。彼得大帝分别对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政权结构进行改革，打击旧贵族势力，稀释大官僚权力，提携、奖掖拥护改革的下层出身的官僚。这种努力遭到旧贵族和新官僚程度不同的反抗或抵制，因为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既触犯旧贵族既定权益，也损害了新官僚既得利益。“彼得大帝也彻底改组了中央政府，用联合组织来替代政府机构重叠的混乱现象。但是，他在改革地方政府方面，收效甚微，他曾做过两次努力，但均告失败，结果省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掌握在驻扎在各地的团队指挥官的手中。”

彼得大帝对中央政权机构改革，把应急功能性办事机构转变为常设职能性官僚机构。由于莫斯科中央权力机构——波雅尔杜马由旧贵族组成，他们反对改革。1699年，彼得大帝建立“近臣办公厅”，作为波雅尔杜马的办事机构，握有实权，把杜马悬置起来。俄罗斯政治权力从君主议会二元化向君主专制一元化方向发展。近臣办公厅只受彼得大帝的领导，统辖全俄军政要务。1721年2月22日，彼得大帝发布诏令建立参政院。同年3月2日，彼得大帝颁布诏令规定参政院的权力和职责，共有九项内容，从司法、税收到发展同中国、波斯的贸易。参政院由9名参政员组成，均为彼得大帝的亲信。为保障参政院这个最高行政机构绝对忠于自己，彼得大帝设立了凌驾其上的总检察官监督它的活动。

随着中央最高行政机关逐渐官僚化，中央衙门也开始职能化。1718-1721年，建立了11个委员会，实行委员会制，取消了近臣办公厅。每个委员会由10名成员组成，主席、副主席、四名委员和四名助理委员，重要问题投票决定。新机构重蹈了旧衙门的覆辙：扯皮不断，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取代了旧贵族惰性。

地方行政改革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99年建立市政院到1708年第一次省政改革，是以城市自治为突破口的启动阶段；第二阶段从1709年到彼得逝世，为建立俄罗斯统一地方行政系统阶段。1699年，彼得大帝在莫斯科成立市政院，后改为市政厅，其他城市建立地方自治署。这些市政自治机构不隶属于地方行政长官和中央衙门，是管理市民机构，负责向民众征税，往往由地主豪强势力来把持。官方调动不灵，人民不堪其压榨。市政自治闹得民怨鼎沸。1710年后，彼得大帝不得已将城市自治机构划归省行政机构管辖，取消了市民民主自治的组织形式，使城市资产阶级和市民对其改革政策丧失信心。

1708年12月8日，彼得大帝把全国分为8个大省。省设总督，统掌军政大权，由亲信近臣充任。为制衡总督这些封疆大吏，彼得大帝设立省级参议会，地方贵族充任议员，监督总督施政。1713-1714年，又设立3个省，共11个省。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省辖区域过大，1719年，彼得将全俄划为50个州，保留省，以州为主要地方建制。省总督掌管军事，类似后来的军区司令。州长执掌行政全权，对中央负责。随着行政建制呈几何级数膨胀，官僚激增，人民负担日重。彼得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社会发展，由建设性力量转变为否定性力量，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彼得大帝的中央集权从世俗领域扩展到宗教领域，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前彼得时代，俄罗斯以“第三罗马”自居，独尊东正教。教会享有至尊地位，还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18世纪的头二十年里，教会和修道院拥有的农业劳动力约占全国农业人口1/5,1718年在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领地上的农户增长37%，而在修道院领地上的农户增长36%。教会成为与国家并立的另一实体权威，这是彼得西欧化改革、建立世俗国家的政策所不能容纳的。1721年，彼得颁布宗教管理条例，废除总主教，设立中央政府宗教委员会，统管全俄宗教事务。教会从此依附于世俗政权，后来宗教委员会改称宗教事务管理总局，总局长由政府官僚充任。彼得坚持“教会的使命仅限于精神领域开展活动，绝不容许它干预政治。俄国的主人只有一个，即沙皇，而教会也必须听命于他”。彼得大帝认为，“国家具有非宗教因素的性质，而且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彼得认为僧侣是寄生虫，强迫他们交纳双倍人头税，没收教会的不动产与动产。僧侣阶层对于彼得大帝也充满了敌意与仇视，在下层人民起义，以及上层反改革势力中，都有僧侣混迹其间，煽风点火，激化矛盾。僧侣从宗教上否定西欧化改革的合法性与道义性，给彼得大帝造成很大的困扰。

制约贵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构建的制度性预付成本。1714年3月23日，彼得大帝颁布“一子继承法”。这项法令规定，贵族的不动产只能传给一个儿子，其他子女只能继承动产。贵族若无子女，可随意把不动产传给他所认定的一个人，动产亦悉由其传给所欲给的人。未分得不动产的贵族子弟只能到政府服务或到陆、海军中服役，以维持生计。丧失继承权的旧贵族对西欧化改革颇多怨恨，认为彼得大帝剥夺自己的权益。在历次反对改革的斗争中，旧贵族子弟都是中坚力量。彼得不但限制旧贵族的经济特权，还限制他们政治上的垄断权。1722年1月24日，彼得大帝颁布《官秩表》法令。法令把文武百官分为14个等级，文官从14等文官到1等文官，武官从准尉到元帅。法令规定，无论俄国人，还是外国人，贵族、平民，一律从最低一级干起，非贵族出身的人任八品官衔，可获得贵族称号。旧贵族在政府中传统的特权地位被取消，彼得实行“量才施用”和“论功取仕”的官僚路线。这对俄罗斯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冲击，因为“只有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按照个人的长处来分配职位”。丧失特权的旧贵族与被淘汰的新官僚结合在一起，形成反对改革的障碍势力。

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认同危机

彼得启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旧贵族和官僚集团不认同，而且由于官僚重压、苛税重负和承担绝大部分改革成本，人民群众更加不认同。民欲求生，唯有揭竿而起。彼得统治期间，人民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其中较大的有：1705-1706年的阿斯特拉罕起义；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和1705-1711年的巴基什尔起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负面社会后果，集中体现在城乡人民起义上。阿斯特拉罕是俄罗斯东南部的港口，是工商业、政治、军事中心。人民和驻军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的重税盘剥和克扣粮饷的虐待。1705年6月29日，由莫斯科流放至此的射击军和劳动者发动起义，1706年3月13日，被政府军最终镇压下去，历时8个月，起义者在政治上存在着复旧倾向，如要求蓄须、穿着传统服装等。

1707年10月9日，哥萨克康德拉特·阿法纳西耶维奇·布拉文率领200多人在顿河流域发动起义。1708年7月7日，布拉文自杀，起义失败。尽管如此，“布拉文领导的起义是拉辛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反封建起义，……乃是封建俄国的一次农民战争。……这次起义囊括广泛地区，席卷了广大的被压迫人民群众。”巴什基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彼得大帝推行民族掠夺和民族歧视政策，导致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从1705-1711年进行长达6年多的起义斗争。彼得大帝启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了俄罗斯社会延续不断的分裂，“群众还停留在贫困愚昧状态中，固执于根深蒂固的保守心态，西化的上层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标。”第二节　开明专制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精神

彼得大帝死后至叶卡捷林娜二世登基之前，资本主义现代化陷入困局，俄罗斯宫廷政变频仍，皇冠几易其主。争夺王位的纷乱场景背后，是封建旧贵族与新官僚集团在整合中斗争，斗争中整合。彼得作为一个激进改革家，留给身后俄罗斯更多的是改革的激情，而非理性的变革，徒具西欧化的表象，而没有深入到俄罗斯心魂之中。在他身后，改革出现反复，既是历史的客观必然，也是彼得改革局限性的体现。

后彼得大帝时代终结于叶卡捷林娜二世政变上台，同时开始“开明专制”为特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精神悖论与历史矛盾的时段，“叶卡捷林娜的统治被看做是俄国贵族的黄金时代，帝国宫廷奢侈淫逸，广大社会下层穷困无比。为了赢得贵族的支持，叶卡捷林娜大力拓展令人憎恶的农奴制，她努力使俄国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她发起了公共关系攻势，为自己赢得欧洲著名人士的赞誉，确立起开明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声誉。”从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俄罗斯精神或者叫做俄罗斯心魂的深层次展现出极具特色的范式。

叶卡捷林娜二世以奉行“开明专制”著称于世界历史。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俄国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国家最光荣的几页历史，正是靠叶卡捷林娜获得的”。如果说彼得一世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埋下奠基的巨石，叶卡捷林娜二世则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厦搭设了巨大的框架。

叶卡捷林娜二世出生于德意志，兼具德意志与俄罗斯两种文化的特质。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普鲁士度过少女时光，沉浸在军国主义与开明专制的政治氛围和启蒙思潮风云际会的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对叶卡捷林娜的精神成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启蒙运动在普鲁士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大多数著名启蒙思想家在自己的祖国——法国则受到官方的敌视。“法国启蒙时期作家只能匿名发表作品，直到大革命爆发前，这些人被视为从内部颠覆国家的特洛伊木马。”

18世纪俄罗斯是历史内在张力与社会外在冲突的地缘文化带，“俄罗斯是矛盾的，是二律背反的。……而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信仰着俄罗斯，每个人都能在俄罗斯充满悖论性的存在中找到事例来支持自己的信仰。唯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俄罗斯的根本矛盾是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始于彼得启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全部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西方与东方在俄罗斯灵魂中斗争的历史”。在精神的空间维度上，还存在南北矛盾与上下矛盾。在基辅罗斯时期，存在着南北两个中心的矛盾，南方以基辅为中心，受拜占庭文化影响，具有较强的东正教宗教文化意蕴，而北方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受斯堪的纳维亚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商业文化色彩，两大文化板块互相碰撞。由于鞑靼蒙古入侵和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两种价值取向对立的文化共存于俄罗斯精神深处，构成了俄罗斯悖论性的精神性格。上下矛盾，是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特别是农奴的矛盾。这一对矛盾，在彼得改革后更加激化，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大力强化农奴制，把农奴劳动制度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同时加强贵族阶级，将其作为国家依靠的力量。上下差距逐渐拉大，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使俄罗斯社会处在矛盾性结构之中。俄罗斯的悖论性像巨大的历史旋涡，使人不由自主地裹挟进去。俄罗斯的悖论性的显性表象，就是空间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矛盾，俄罗斯人对此安之若素：“形式的天才不是俄罗斯的天才，他难以和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相配合。”

叶卡捷林娜的“开明专制”有着感性的根源。1745年，她同彼得三世做一次横穿俄罗斯西部旅行。这位被狄德罗喻为“奉献她那个时代之光的烛台”的未来女皇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平原上，看到了俄罗斯社会的症结所在。俄罗斯的专制制度登峰造极，“沙皇的统治似乎和古代亚述的国王一样专制，他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臣民对他却像奴隶一样俯首听命。”

叶卡捷林娜二世把启蒙思想视为精神之友，她登基后，写信给伏尔泰：“我可以告诉您，从我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以来，即从1746年以来，我在很多方面从您那里得到教益。在此以前，我只看小说，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您的著作落到了我的手里。从此以后，我就不断地阅读您的著作，再也不想看写得不好的书籍了。”她的阅读面是宽泛的，不限于伏尔泰，“叶卡捷林娜在登基前已经阅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论国家的风俗和精神》”。《论法的精神》使她了解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从《论国家的风俗和精神》中领悟了军国大事不可操之过急，要明辨慎行，行善攻心。叶卡捷林娜二世宣称，《论法的精神》是“每个头脑健全的国君的案头必备书”。伏尔泰“纯属理性的自由思想，使人得出结论，证明各种不遵守习惯和当代风俗的行为是正当的。伏尔泰世界观中的这一方面，也是他的思想得以风行的原因之一，这也吸引着叶卡捷林娜”。同时，“叶卡捷林娜的一些好思想，也是从他（伏尔泰）那里取得的。……她当时从伏尔泰、孟德斯鸠……身上获得的主要东西，是她在处理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的某种人道主义精神和灵活性”。叶卡捷林娜二世不仅应用启蒙思想治理国政，而且在日常生活甚至情感生活中也深受启蒙思想的熏陶。18世纪50年代中期，她遇到波兰贵族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个青年打动了她的芳心，因为“叶卡捷林娜读了伏尔泰……的著作之后曾经向往的精神文明和高贵风度，在他身上得到生动的体现。他到处旅游，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员；巴黎上流社会，正如当时还无人觊觎的国王威信一样，以其崇高的声望和迷人的魅力而誉满欧洲。……他的一举一动都使叶卡捷林娜倾倒”。这位体现启蒙时代风范的情夫，后来被她扶上了波兰国王的宝座，又在瓜分波兰时被赶下了王位，女君主的情夫结局大都不妙。

叶卡捷林娜二世登基后，把启蒙思想的朋友与专制主义的女皇悖论性双重角色一并担当起来。她登基前精神上更加倾向于启蒙思想，执政后行动上则更偏向于专制主义。在一封致下属的信中，她阐述了专制主义治国理念和个人信念：“治理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只能用专制君主制，舍此皆为下策。因为其他统治形式很难使皇命付诸实践，而且会为那些妄图使一个强大的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活动者提供土壤。一个国家内部制度总应该适应本国国情。此外，俄罗斯政权机关里是很少有一个人敢于独立思考和采取果断行动的。我们国内某些官员中目前还存在的惰性也说明：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坚强的中央政权。”

叶卡捷林娜二世不可能超越其所处时代俄罗斯社会发展水平、精神成长程度，但她在短短的时间就赢得了启蒙思想家的青睐。叶卡捷林娜二世对生计维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多方关照，《百科全书》编者狄德罗晚年家境困难，打算变卖藏书，她闻讯后，立刻委派专人出资16000里佛，买下狄德罗出价15000里佛的藏书，并且附加一个条件，只要狄德罗健在，这些书就不从法国运到俄罗斯。这一小小的善举，居然让启蒙思想家们欣喜若狂。“《百科全书》主编感激涕零，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祝贺有加。”这出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意料，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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