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考拉看看图书出版中心·彭瑾
出版社：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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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后花园1：偷走时间的人试读：
前言
幼年读书，填鸭式的读法，目的是为了炫耀，在一脸懵懂的小伙伴面前，毫不掩饰地告知，家中箱底里压了多少好书，如何如何喜爱，却殊不知此时的小小人，连书中的字、词都认不清楚。
青年时读书，像是启蒙，世界观、价值观与此同时形成，那时，我们最爱读的是经典名著，男孩子们追崇鲁迅，女孩子们爱三毛和张爱玲一塌糊涂。仿佛这个期间，要把所有作家的感情和认知一股脑装进自己的脑袋中去。
成年后读书，更深沉，书像是一团乱麻的线头，顺着线头找下去，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好比是要研究王安忆为什么写《长恨歌》、三毛的撒哈拉之情如何热烈、《平凡的世界》中是谁的和解……
于是，一方面，我们热爱读书，如同三毛说的那样：“书读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另一方面，我们期待透过作品走进作家的身边，感受他们的真实情感和人生。《偷走时间的人》，收录了8位中国名作家的生平故事，感受他们笔触之外的张力，遇见作家，你会迎面碰见那个自己。
三毛：当说起撒哈拉，你想起什么
人物名片三毛：1943年3月26日
代表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撒哈拉的故事》《滚滚红尘》
主要成就：“台湾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金马奖最佳编剧提名最佳编剧提名
有多少人向往撒哈拉沙漠，是因为三毛。
神秘、酷热、广袤、热情、绝望、苍凉……三毛是中国第一个踏上撒哈拉沙漠，并把其美丽以文字带回给读者的女子。忙碌的都市人渴望大漠的放纵，羡慕三毛的自由之心，他们喜欢三毛，爱上撒哈拉沙漠。
在撒哈拉沙漠，三毛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生活在撒哈拉的天地之间，和爱人一起，平淡幸福，唤起了她深藏于心的创作灵感。有人说，人不幸福的时候，才会有写不完的文字。而三毛不一样，她在最幸福的时候，写出了成名之作《撒哈拉的故事》。1976年5月，《撒哈拉的故事》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
12篇散文，12个喜剧故事。三毛卸下对世界的防备，放松紧绷的神经，回归一个幸福的女人本该有的温柔美丽，拥抱生活，享受日升日落。《沙漠中的饭店》《悬壶济世》《娃娃新娘》《沙漠观浴记》《爱的寻求》……她把自己在撒哈拉的生活小事，娓娓道来。本来平凡无奇的生活，在她的笔下变得可爱至极。
那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40年时间，去往撒哈拉沙漠旅游或是定居的人来来往往，留下了许多文字和美丽的照片，但却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超越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撒哈拉的真实和浪漫，全是三毛的烙印。三毛的文字，就像是撒哈拉沙漠的沙子一样，包围了读者的心。
因为她是三毛。
1943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但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仍然处于警戒状态。这年的3月26日，陈嗣庆的妻子缪进兰诞下家里第二个孩子，是一个可爱的女婴，取名陈懋平。夫妻俩希望乱世早日结束，过上平安喜乐的日子。
陈嗣庆和缪进兰都不是重庆本地人。陈嗣庆来自浙江定海岱山岛小沙乡，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后到上海，教书为生。在上海，陈嗣庆与缪进兰相识相恋，结为连理。缪进兰高中毕业过当过小学教师，后来辞职在家当家庭主妇。抗战时期，两人来到重庆，陈嗣庆以法律为业。
陈懋平姑娘3岁的时候，最喜欢看张乐平先生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后来到撒哈拉沙漠写作之时，陈懋平便以“三毛”为笔名。在她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流浪情愫，这也许是在3岁的时候就埋下的种子。
1948年，三毛随父母迁居台湾。那时候5岁的三毛就表现出了对书本的爱好，小小年纪就在看《红楼梦》了。在台湾上初中期间，她几乎看遍了能够买到的所有世界名著。初二那年，生性不走寻常路的三毛选择了休学。
外界通常的说法是，三毛在那个时候患了自闭症。在《稻草人手记》里，她曾将少年时的自己命名为“空心人”，成长的疼痛空洞无着，无人倾诉。13岁时，她还曾切腹自杀，被救回。“当年逃学不是为了别的，逃学为了是去读书。”三毛在《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中解释，“下雨天，躲在坟地里啃食课外书，受冻、说谎的难堪和煎熬记忆犹新，那份痴迷，至今却没有法子回头。我的《红楼梦》《水浒传》《十二楼》《会真记》《孽海花》《大戏考》《儒林外史》《今古奇观》《儿女英雄传》《青红帮演义》《阅微草堂笔记》……都是那时候刻下的相思。”
在父母的悉心照料和教导下，三毛的诗词古文、英文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她还跟随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三毛在绘画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天赋。十四五岁的时候，三毛开始练习写作，17岁正式投稿。
19岁时，由台湾作家白先勇主编的文学刊物《现代文学》发表了三毛的处女作《惑》。因为无论如何学不会写“懋”字，三毛很早之前就自作主张把名字里的这个字剔除了。早期投稿，她一直用陈平这个名字。
1964年，三毛得到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中国地理历史学家张其昀先生的特许，到文化大学哲学系当旁听生。没有读过高中的三毛，在哲学系的课业成绩相当优秀。
1967年，大学三年级的三毛再次选择休学，独自远赴西班牙。据称，这次休学的原因是三毛与初恋男友舒凡分手，她选择了逃离。之后3年时间，她前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并在美国伊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
同一时期，台湾还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到国外留学，不过像三毛这样将异域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的留学人士，估计没有几个。而对于三毛来说，几年异国生活最宝贵之处在于，她认识了爱她一生的荷西。
荷西与三毛相遇时，还在念高三。三毛和这个比自己小6岁的男孩成了朋友。荷西一开始就不曾掩饰过对三毛的爱，他对三毛说：“Echo（三毛英文名），你等6年，我有4年大学要念，还有两年兵役要服，6年一过，我要娶你。”
三毛很感动，但是她还没有爱上这个大男孩，她没有等他。1968年，三毛离开西班牙，又去了德国的歌德学院专攻语言，一年后辗转到了美国的芝加哥，旅行、游学、恋爱和工作。1970年前后，三毛回到台湾，受张其昀先生的邀请，在文化大学德文系、哲学系任教。
回到台湾任教的三毛与一个45岁的德国教师相爱了。1972年，两人准备结婚，未婚夫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极度绝望崩溃的三毛曾在朋友家吞药自杀，所幸被救回。三毛选择离开伤心之地，再次远赴西班牙。
在西班牙，她与命中注定的荷西重逢。荷西的爱融化了三毛冰冷的心，让她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有一次，三毛对荷西说，她有一次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篇写撒哈拉沙漠的文章，仿佛勾起了前世的乡愁，她很想去沙漠。
在《白手成家》一文里，她说：“不记得哪一年，我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正好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篇，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
为了满足三毛的愿望，荷西很快去撒哈拉的德国磷矿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安顿好之后告诉三毛，“我在撒哈拉等你”。三毛自然是惊喜不已，在那一刻她就决定今生要与荷西浪迹天涯。三毛心里除了爱还有无限的感激，是荷西把她看似疯狂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1973年，三毛与荷西在非洲沙漠小镇（今撒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阿尤恩）结婚，婚后定居于西属撒哈拉的加纳利群岛（Gran Canaria）北部的一个叫做Telde的小镇上的海边社区。“有一天，我坐在沙漠的家里，发觉我又可以写作了……”三毛在《我的写作生活》这样写道。虽然她从17岁就开始投稿，但一直没什么大的名气，后来感情生活跌跌荡荡，她也没能安心写作。
1974年5月，三毛在撒哈拉沙漠写了第一篇作品——《中国饭店》（后改名为《沙漠中的饭店》）。这篇散文的内容很普通，写的是她在撒哈拉给荷西煮饭的事情。虽然对题目内容都不太满意，但三毛还是把文稿寄给了台湾的《联合日报》。“10天后，我接到寄至撒哈拉沙漠的《联合日报》航空版，看见文章登出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实在是太快了。”三毛后来回忆说，得知文章发表后，她是多么的欣喜若狂，拿着报纸在沙漠里翩翩起舞。
自《沙漠中的饭店》发表后，三毛迅速陷入创作的痴迷之中。《结婚记》《悬壶济世》《娃娃新娘》《荒山之夜》《沙漠观浴记》《爱的寻求》《芳邻》《素人渔夫》《死果》《天梯》《白手成家》……
三毛在沙漠里一篇又一篇地写，台湾的读者们在那边对她的文章翘首以盼。他们着迷于三毛所写的一切沙漠生活，三毛的爱情故事、沙漠的医疗卫生、婚俗节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等等。
在台湾生活的父母也追着女儿发回的每一篇文章。三毛母亲缪进兰曾写信给女儿说：“我每晚祈祷，求神拭一拭那位主编的眼睛，能使他看中我们三毛的文章，真的，那天早晨在联副上看到你第一篇文章《中国饭店》（《沙漠中的饭店》），我把家中所有的人都叫起来，争阅你的故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家中没有香槟，只好买豆浆代替庆祝，心中十分感激那位主编先生。”
母亲提到的这位主编先生，后来被证实是台湾著名出版人、作家琼瑶的丈夫平鑫涛先生。三毛回到台湾后，与平鑫涛夫妇相见，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缪进兰像一个普通读者一样，喜欢读女儿的文章，她写道：“从此你打开了写作之门，一篇比一篇精彩，一篇比一篇生动。你把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引进了你的生活，你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左右，有笑也有泪。”
三毛在沙漠里的生活牵动着读者们的心。
缪进兰也时常转告三毛大家对她的关心：“自读完了你的《白手成家》后，我泪流满面，心如绞痛，孩子，你从来都没有告诉父母，你所受的苦难和物质上的缺乏，体力上的透支，影响你的健康，你时时都在病中。那时，许多爱护你的前辈，关怀你的友好，最可爱的是一些年轻的热爱你的读者朋友们，电话、信件纷纷而来，使人十分感动。”
1976年5月，台湾皇冠出版社将三毛的文章集结成《撒哈拉的故事》后出版，获得了读者的追捧。《撒哈拉的故事》成为三毛的第一部文学集，也是她众多文集中再版次数最多的一部。《撒哈拉的故事》出版之后，三毛在台湾的名气更大了。这本书开启了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旅，称得上是三毛最辉煌的创作时期。
其实站在今天来看，一个普通女孩，得过自闭症，写得一手好文章，留过学，有些纠缠的爱情故事，思想独特，在撒哈拉生活，也许并不一定会引起读者多大的兴趣。然而，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的青年来说，三毛是他们青春期唯一的选择。
三毛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们知道，青春不是循规蹈矩，青春应该洒脱。她的文学作品传递的生活方式，散发的人格气质，影响了后来几代人的精神生活。当她的作品从台湾传到大陆之后，更是启发了年轻人对自由、对远方、对梦想的追求。
时至今日，无数青年仍然欣赏三毛19岁独自闯荡欧美，勇敢追求爱情，与荷西在撒哈拉沙漠浪迹天涯的与众不同。三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仗剑走天涯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撒哈拉的故事》勾引着青少年们蠢蠢欲动的心，他们不仅喜欢这本书，而是打心底里爱这个敢作敢为，散发着波西米亚风味的女子。
如果时间可以凝结，多么希望三毛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撒哈拉沙漠，没有尽头。如果时间不走，荷西就不会意外身亡，三毛就不会痛苦地离开撒哈拉。如果可以选择，希望三毛的文字一直给人带来轻松快乐和欢愉，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追逐幸福和梦想。
可是，1991年1月4日，饱受对爱人思念折磨的三毛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去世，疑似自杀，年仅48岁。
但人们始终相信，三毛的灵魂回到了撒哈拉。
王安忆：她说旧上海的美丽是虚构的
人物名片王安忆：1954年3月
代表作品：《长恨歌》《启蒙时代》《小鲍庄》《流逝》
主要成就：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是福建人，职业剧作家、导演，新中国成立前就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而他执导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曾名噪一时。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也是文艺圈的红人，她17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后来专职写作，代表作品有《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等。《百合花》出版后，曾获得茅盾先生的高度肯定。
1954年，王安忆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父母到了上海定居。在上海，王安忆度过了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然而，她始终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王安忆对上海的了解，始于家里的保姆。“我们家的保姆都是我们的引路人，她们很顽强地把她们的色彩带到我们家来。”从保姆身上，王安忆得以有机会了解上海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在和保姆打交道的过程中，王安忆学会了旁观。她说过：“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的人，也可能我经常生活在一种很孤独的状态，无法参与，只能看，看变成一种生活。”
在上海，王啸平和茹志鹃都有各自的事业要忙，姐姐要上学，常常只有王安忆一个人玩，这也导致她小时候的性格比较孤僻、胆怯。
虽然总是一个人，但好在家里有很多书，足以排解孤单。这世界上没有读书这件事，更适合一个人做的了。加上父母都是文艺圈内的人，王安忆从小耳濡目染，对文学有自己的感觉。
王安忆最喜欢读的一类书是传记，《邓肯自传》《渴望生活》《卓别林传》……这些书都给她带来了阅读享受，而且从人物的一生中领悟许多道理。
时至今日，王安忆仍然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据说，她几乎可以做到每天读20万字，“我的眼睛需要文字来喂饱，没有文字我会发慌”。
而王安忆看书有个习惯，就是“看一本扔一本”。她认为，扔掉的是书本，而留下的是人对书本深刻理解和书本对人的启迪。
就这样捧着书，王安忆从小学读到了初中。上学期间有同学的陪伴，小时候的孤单感觉，很快就忘了。
就在16岁那年，她的生活发生了转折。1970年，文化大革命影响到了王安忆家庭，知识分子身份的父母进了“五七干校”劳改。没有吃过苦头的王安忆，中学还没毕业，就被派到安徽宿县农村插队。
生活的大翻转，让王安忆很不适应，迷茫、难过、苦闷、忧虑，时时刻刻都缠绕着她。在王安忆下派的村里，只有她一个知青，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王安忆似乎又回到小时候没有玩伴的日子。绝望无奈的她，开始和母亲通信。茹志鹃也非常担心被发配到小村庄的小女儿，但自己处境也很糟，只好屈服于现状。
茹志鹃为了鼓励女儿，就给王安忆提了一个建议。她说：你不妨把你现在的生活、经验，你看到的听到的还有经历的一切，你周围的乡亲们，全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将来也许会有用。
作家如茹志鹃这般敏感，她似乎预感到自己和女儿正经历的动荡并不平凡，以后，文学将解读这段复杂的历史。
然而，还未成年的王安忆并没有听从母亲的建议，她认为，就算那样做了，也无法排遣自己的烦闷情绪。
她没有刻意记录，只是在信中给母亲讲讲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虽然寥寥几笔，倒也鲜活真实。王安忆的文笔向来不错，在和母亲的书信来往期间，竟还有了不少长进。
若干年后，王安忆再次看到与母亲的信件后，才有了更深的感悟。她说，当时要是听母亲的话，把在农村的日日夜夜都做些记录，那么她会有更多的材料用以如今的写作。
而实际上，茹志鹃建议王安忆记录生活，并不是期望女儿有一天和自己一样，当一个作家。那个年代，作家的身份很边缘，根本看不到希望。王安忆自己也没搞清楚，母亲是否暗暗想过要把她培养成一个作家。
仅从与母亲的信件来往记录里，王安忆就尝到了甜头。在她之后的作品中，比如《本次列车终点站》《米尼》《桃之夭夭》《岗上的世纪》里面都有大量关于在农村生活，以及知识青年返城的描述。如果没有插队的经历，王安忆很难写出这些故事。
在农村住了2年之后，王安忆遇到一个机会结束知青生活，考入徐州文工团，从事大提琴演奏。不过，那只是她人生的一小段插曲，她对文学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段时间，她千方百计找书看，而且还真让她找到了好些那时的禁书。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大仲马等作家的经典之作，她读得如痴如醉。“文革”结束后，王安忆终于有机会重返上海。很快，她加入了《儿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在此期间，她发表了报告文学《我的脸火辣辣的》《一支舰队的故事》《“司令”退职记》。
很快，她迷恋起小说，并尝试写作。1978年，她在《河北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平原上》。见到样刊时，她兴奋得像一只小燕子，因为这是她的小说处女作。
在写作路走向平顺的同时，王安忆对回到家乡上海有着不一样的感觉。与上海六七年未见，王安忆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这时，对她来说，似乎16岁以前的事情都变得模糊疏远了。
但她也没有忘记，自己在上海生活了16年。对于这个地方，她感觉忽远忽近，感觉来过，却不曾真正拥有过。
长久以来，王安忆一直想要剥离自己与上海的关系。她曾直言，上海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并非最好的舞台。“这个城市的历史太短促，还来不及成熟她的文化和语言；中国的书面语又是北方语系，上海话根本排不上；城市里物质太多，离自然也太过遥远。这些对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先天缺憾。”
然而，在极力跳脱出上海的同时，王安忆又非常纠结。她说，她已经习惯上海了，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甚至我去任何地方，都会去寻找那里与上海的相似之处。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矛盾的处境。”
不管是脱离还是纠缠不清，王安忆的成名作《长恨歌》都让她无法摆脱上海印记。时至今日，她在《长恨歌》之后又创作了好些好作品，甚至是刻意避开与上海的关联，但人们还是记住了《长恨歌》，记住了她笔下的旧上海。
但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并非真实的上海，而是她靠着一大堆资料，凭借自己的想像，一笔一画勾勒下来的。她曾自述，“我只是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资料，因为它的短暂，还不及留下遗迹，即便有遗迹，也即刻淹没在新的建设之中。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的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它的考古层在推土机下，碾得粉碎。我只有，阅读资料。”
在资料里还原历史，这是一种很痛苦的过程。它会让你得到一点，但又无法深挖。王安忆对上海的寻找就是这样，最终都只能停留在表层，想要更深入，却断了线。
在这个城市里，每一砖，每一草都可以在故纸堆里找到出处和注解。但它却不是真实的，只存在于王安忆的脑海里，并用文字的形式进行展示。《长恨歌》就是在架空的背景之上由错综纷繁，瑰丽复杂的想象填充的歌剧式的作品，虽然华丽，却有距离感。“对这城市的感性被隔离在故纸堆以外，于是，便彻底地丧失了认识。”
与其说，人们喜欢就上海的韵律，还不如说人们喜欢的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那些旗袍、弄堂、上海女人、吴侬软语……它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实在无法考证。但它的万种风情，深深迷住了世人。
王安忆一次次地说，《长恨歌》不是她最好的作品，1995年在《钟山》杂志连载，1996年首次出版成书，反响都非常一般。虽然获得过一些奖项，但都不足以轰动。
一直到2000年，《长恨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后，才受到人们的加倍关注。在这本书里，人们看到了上海，以为这就是上海。
谁又能说不是呢？在书中王琦瑶曲折而又多情散漫的一生中，上海的繁华与精致暗藏其中，王琦瑶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弯腰、一个低头，都无不散发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惑人魅力。
王安忆坦言，《长恨歌》虽是为了作家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而写的，但这个故事在她心里已经沉淀很久了。
遗憾的是，这部在读者看来怀旧感十足的小说，却没有任何王安忆自己的回忆，她说自己无“旧”可怀，她只是把握住那种感觉，把它写旧了。“事实上，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因为你得把这口气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能泄掉。写完后我确实有种成就感。”
的确，读《长恨歌》的时候，很容易进入作者制造的语境里，悠长绵延，细细的，很碎，精致小巧。王安忆对细节的偏爱，让读者沉沦其中。“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
在这样的观念下，王安忆将历史融入了人物的穿衣打扮、语言行为中，所以让人看到了很多历史大事件里被忽略的细节。
王安忆解释说，她在初涉写作之时，不会放过作品中的任何一个细节，“这样写作的好处在于会很生动，坏处就是担心会被细节湮没了真相。有一度，我的作品由于拥塞了无数细节，甚至被批评为‘琐碎风’。”
为了应对这样的批评，王安忆就在写作中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解释，但最终发现文章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丧失了生动性，变得呆板无味。
意识到问题后，王安忆就训练自己去选择生动、简单、明喻而非暗喻的细节。“我每天坐在书桌前，就是在挑选细节、创造细节，这恐怕会成为我一做到底的事情。”《长恨歌》的出名，给王安忆带来了更大的声望，也有着难言的苦恼。王安忆对这部作品有种懊悔的情绪，因为书里写的不是她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却被读者当了真。
比如，《长恨歌》里那些完全想象虚构的老上海时尚，到了现在竟然成了“上海的旅游指南”。王安忆很担心，她觉得小说里虚化的上海太抢风头。比如，《长恨歌》里的上海非常浪漫，而其实王安忆认为，上海是个物质的城市，没有什么浪漫之处。
受到小说和现实差距的困扰，她决定，再也不写老上海的小说了，因为没有经历过的人，似乎没有什么可写的。真真假假，自己都分辨不清。《长恨歌》之后，王安忆的写作风格也有变化。她似乎不想再继续写细致浓密的文字，而是转向了平白疏朗的叙述。她认为，小说就是讲好故事，而不是去考验读者的耐心和咬文嚼字的能力。
长久以来，王安忆的文风虽有变化，但她对写作的心，不曾改变。她认为，写作就像“打毛衣”，要一针一针不停地编织，是一件持续不停的事情。
在《长恨歌》话剧再度演出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一版与此前那一版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看似寻常的问题，却触动了王安忆的尖锐神经。
她说：“为什么非得关注变化？好的作品只需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我们对时间的态度为什么变得那么急促？我是写小说的人，我认为文学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严歌苓：写好《陆犯焉识》，她准备了20多年
人物名片严歌苓：1957年11月16日
代表作品：《陆犯焉识》《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扶桑》《天浴》《寄居者》《铁梨花》
主要成就：《陆犯焉识》获中国小说协会评选的2011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The Banquet Bug（赴宴者）》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英国BBC广播的“睡前一本书”……
文学世家，满腹学识，婚姻美满，严歌苓不仅是“白富美”，还要多一个“才”字。在当代文坛，这个女人的魅力，让人难以阻挡。
1958年秋冬的一天，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严敦勋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严歌苓。这一年，他刚开始以萧马这个笔名写作不久，后来他的作品《铁梨花》被广大读者喜欢。在成为作家之前，萧马当过画家、建筑设计师，打猎、摄影、骑马、做菜，他样样都很厉害。
女儿出生之时，萧马不曾想到，孩子今后也和他一样从事写作事业。他更不曾想到，《铁梨花》剧本会由女儿改编成为长篇小说，并拍成热播电视剧。
若是算起来，严家祖孙三代都是作家。严敦勋的父亲、严歌苓的爷爷严恩春，是名著《德伯家的苔丝》一书中文版的第一任译者。他20岁出国留学，25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据说严恩春记忆力超强，只花几个小时就能背下半本字典。
在严歌苓眼里，祖父是一个“神秘而伟大”的人，而父亲是一个“最最艺术化、最最浪漫”的人。她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恰好就读祖父留学时的哥伦比亚大学。严恩春在学成回国之后，曾在厦门大学任教。不过，因为时局动荡，后来他经历了长达20年的大西北监狱生涯。最后，严恩春在40岁时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严歌苓以祖父为原型写出了小说《陆犯焉识》。为了写好祖父，严歌苓准备了20多年的时间。
从小到大，严歌苓的父亲和姑姑就和她讲过许多关于祖父的故事。姑姑说，严歌苓的悟性高，读书用功，敏感，孤高，这些都和父亲很像。祖父留下的老照片、书、瓷器、玉器等物件，让他的形象在严歌苓心中特别清晰。
在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严歌苓4岁就开始认字。7岁时，她从家里书架上挑了一本书——《唐璜》，这就是她自己挑的第一本书。到部队歌舞团之前，严歌苓就看了很多书，大多数是父亲和祖父的书。
读《拜伦传》时，严歌苓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钢铁意志。拜伦成为她人生第一偶像，她甚至刻了几个字“信赖拜伦”，以鼓励自己。后来，严歌苓又读到索尔仁尼琴，从1000多页的传记中，严歌苓又体会到他超人般的意志和博闻强识的精神。小时候读过的伟人传记使严歌苓很受触动。
对严歌苓来说，走上写作这条路很大程度取决于她的成长经历。“没有刻意打基础，只是不经意的阅读。幸运的是，我的家庭和我的兴趣是吻合的。”在她的创作生涯中，父亲萧马对她影响很大。
严歌苓曾说：“没有我父亲的影响，就没有我这个作家。”严歌苓坦言，尽管父亲从来没教过自己该如何写作，但作为第一个读者，每当看完严歌苓的作品，父亲总能给出最一针见血的评价，直指严歌苓最心虚的地方。
之后虽然她长期居住海外，但每年都要回国很多次看望父亲。一直到2011年，父亲因病去世。
1966年左右，严歌苓10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了避免被影响，严家决定烧掉一些不被允许阅读的书籍，而严歌苓却想要赶在书被烧之前看完，所以练就了看书很快的习惯。那时候，学校关门了，严歌苓没法读书。而因为有父亲的书房，所以她还能自己看书学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