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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妙艳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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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之魂试读：

这些年来，写了两三百篇以揭阳为描写对象的散文随笔，固然是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对其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也有意向群众宣传，以加深他们对于揭阳的认识；再者呢，就是提高它的知名度：江山也要文人扶，这话我虽不十分推崇，但也不否认它的客观性。

收录这个集子的是个人“揭阳题材”作品的一部分，包含古城、古村、古事、古物、古人五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揭阳的历史人文风貌。在学界有个共识，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些传统文化就是地方的软实力。换个说法，它便是一个地方的精神、灵魂和可持续发展资源，于是我最早给书取名为《乡魂》。后来到百度上搜索一下，发现早已被季羡林、冯骥才和余秋雨三位先生主编的一部同类散文“捷足先登”，不得已在中间加了一个“之”字，成为现状。

对于代表地方精神和灵魂的潮汕文化，我曾以讲座、学术论文等方式，进行理性的研究与传播，更多的是通过散文、随笔等载体，登在全国的报纸杂志上。为了适合各类读者的口味，我力所能及地运用了各种笔墨，无形之中营造了平实朴素、清朗峻健为主体的风格体系，这与我最初创作的追求，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既然回归“乡土”的特色，可以更贴近地气，为更广泛的读者所喜闻乐见，我也就顺其自然。

乡土文学的写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也哺育了一代代名家，他们的精品，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华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我也自觉地“定位”，融合潮汕人的气质、灵性和时代的精神、气派，建构了一种潮汕新文学——一种有别于传统方言文学的地方文学。为了这种文学的产生，我既“借壳上市”，也独出机杼，相辅相成，力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继承与发展之间，寻找、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对待乡魂的态度，我既有记住、塑造的愿望，更有解读、阐扬的冲动，理性与感性双管齐下。于是既要借助文献、考古和口碑等各种基础素材，也要运用记叙、议论和抒情的表达手段，在写实中运作浪漫，在现实中糅合理想，不但要使之可读，还要使之可用，真正达到虚实相生，赋予其新的含义，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乃至实质性的发展。

我确乎用了心和下了力，至于客观效果，则只有读者才有权利评价。

是为序。彭妙艳2016年1月25日于揭阳第一篇古城风韵 关于“揭阳”《汉书·两粤传》：“汉伐南越，揭阳令史定闻汉兵至自降。”这是“揭阳”一名最早的文献记载。

诸多史籍又强调，揭阳由“揭岭”而来，盖地在揭岭之南故。

而“揭岭”在什么地方？是否又名揭阳岭、揭阳山、飞泉岭？史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至今也无定论。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论者，都将揭岭的范围，投射于梅州五华与揭阳揭西交界处莲花山的一个局部。仿佛于井冈山之罗霄山脉的一段，尽管论者对揭岭具体为哪一个山岭至今尚未统一，但按他们的意思，揭岭就是今天所称的莲花山的某一段却是一致的。故此，所有说法，我均不尽引。

但按照诸种古籍所说，秦戍五岭，其中四岭都在广东、广西与江西、湖南边界之处，即南岭山脉上，成一直线，只有东面的“揭岭”，却往南“下跌”几百公里，落脚于今揭西与五华交界处。这种分界方法，有其可能性吗？

按我的看法，秦戍五岭之一的揭岭，应是当今江西赣州东部的揭阳山，只有此山的位置与其他四岭同在东西一条直线上，处于岭南与岭北的分界线上，其南、东南的大片山区与丘陵，才是《汉书》上所称的揭阳县地。关于这点，我另有专文探讨，此处不拟赘述。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揭岭”与“揭阳”名称的由来。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多年来专家学者们一直都在回避直接的回答，或者虽试图解释，却含糊其辞，无法让人信服。

对“揭岭”的释名，最早的史籍是古人对于《汉书·地理志》的注释。他们注《汉书·地理志》“揭阳”的“揭”字，韦昭以为“其逝反”，颜师古正之曰：“音竭”，苏林又以为“（揭）音羯”，“师古不复正之”，也就是默认的意思。《辞海》中“揭”字有jiē、qì两个读音，可能正是缘此而定。

诚然，读jiē也好，读qì也罢，都只是解决了读音问题，而未涉及义方面。元代所修《潮州三阳志》，以及清顺治《潮州府志》的《郡县释名》，也只有关于读音的引用，而没有对于义的阐发，就是今人也不例外。

1996年第3期《汕头大学学报》发表王金夫的《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一文，在“揭岭”一目中，作者借用《辞海》的“揭，通楬，标志也”一义，对“揭岭”及“揭阳”两名进行训释。该文云：

秦时，由番禺经增城、博罗、龙川进入岭东东部，必须翻越以高耸的几个山嶂（以鸿图嶂为代表，鸿图嶂海拔1 277米）为标志的莲花山脉这段高山峻岭，因此取名“揭岭”，并把它作为先置县龙川和后置县揭阳的分界。

又云：

因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所以取揭岭之南的后置县名为“揭阳县”。

这样的解释很新颖，很有意思，可以说比其早若干年出版的《广东地名考释》都没能有如此的成果。

对此，除了以为“先后说”的无据外，我还有两个疑问：

第一，莲花某段峻岭，以几个山嶂为标志，叫做“揭岭”，即标志岭，这样的说法，符合秦人的命名习惯吗？

第二，揭岭之南为揭阳，而揭岭就是飞泉岭（在今丰顺县境内）。那么，揭岭之北、之东北（今梅州一带）、之东（今福建诏安、漳浦、龙海一带），为什么也为揭阳属地？

可见，揭岭为飞泉岭（或独山）之说不可信；蝉联而下，揭阳因揭岭而得名的历史论断也应置疑。按我的理解，明清以来争论不休的揭岭、揭阳岭、揭阳山几个概念，其实就是一回事。这个揭岭不是从番禺向东而来的人看到的标志山，而是揭阳辖区南部的山。让揭阳得名的山（或称岭）不在今揭西、五华（或丰顺）两县交界临海这么边远的地方，而应是梅州和赣州交界之处或左近，即前述江西揭阳山。

关键是我认为“揭阳”一名，并非秦兵占据岭南以后才有，而是早在秦兵进入岭南之前就已存在，一如后来同入版图的番禺、阳禺、缚娄（博罗）一样。前此，揭阳应是如同上述各地，为青铜时代南方的一个方国。“揭阳”是此带越人所建方国的名称。“揭阳”一名非汉人所造，汉人只是对其进行音译承用而已。这与浙江“余姚”“上虞”之为古越语是同一道理。所以，“揭阳”作为越语，因为当时汉人对于越文化的研究有限，其本来意义至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汉语“揭岭之南（阳）”的意思。正因为“揭阳”是古越语音译，所以，东汉以来，关于“揭”字读音才会有“其逝反”“竭”“羯”的不同意见。因为汉人——包括当时卓有影响的语言学家，由于缺少交流，对这个由异族所取地名的读音意义都无确切的把握。但这可作为揭阳确乎古老而且富于“地方特色”的依据。《吕氏春秋·恃君》记载岭外有“缚娄、阳禺、欢兜之国”。《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简明广东史》据之而称：“战国时期广东境除出现番禺小国之外，还在今粤东的博罗县北面出现过‘缚娄’（符娄）和在粤北连江右侧，即阳山县东南出现过‘阳禺’两个小国。”而揭阳，虽然史籍无载，但以近年出土的文物，也可证它是与番禺、缚娄等同时存在于岭外的一个越族方国，而且它的地域在岭南各个方国之中规模较大。

近年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考古学的“浮滨文化”区，与史籍所涉秦汉所置揭阳县地域刚好相同。“浮滨文化”区，应是史籍缺载的揭阳方国。秦兵攻占岭南后，之所以把这片地方称为揭岭、揭阳，皆因古已有之。

邱立诚、曾骐的《论浮滨文化》（载《潮学研究》第6辑，1997年）的《余论》中，有这样的论述：

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由于商文化南渐，在浮滨文化区，既融进了源于本土的土著文化，也使土著文化产生某些变异，进而形成了粤东与闽南区域内不同于诸越文化的浮滨文化。这一考古文化区与今日之闽南方言区的基本吻合，使我们相信其时那种掺杂有中原语言的闽南方言已开始滥觞。正是由于浮滨文化的出现与形成，说明华夏文化与浮滨文化区的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的时间较先前所认为在秦汉时期大大地提前。

显然，这对我们讨论“揭阳”一名很有参考的价值。 揭阳方域谈

把古揭阳县的始建，定位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略取陆梁地”，定百越，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这一年，而撤销于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以其地立义安郡，下辖海阳、潮阳、绥阳、海宁、义招五县，那么，这个古揭阳县的存在时间为627年。过去的学者，支持揭阳“始建”于秦末之说者多家，不赘引；以为结束于东晋者，史载的时间也相当具体、绝对，所以也不必详为供证。

在这627年中，揭阳县先后归属于秦朝的南海郡，南越国的南海郡，西汉、东汉“两汉”的南海郡，三国吴初的曾夏、西晋的南海郡和东晋成帝时新立的东官郡。

那么，这个古揭阳县存在了627年，后来其地改为辖领五县的义安郡的“古揭阳”，它的版图有多大？四至在哪里？

这个问题过去不乏讨论，但没有人说得比较具体。归纳诸家之说，这个古揭阳的地域相当于今之广东潮汕地区、梅州地区与福建西南部漳州一带。如果依据《淮南子》的相关说法，甚至可以到达闽西龙岩江西交界的余干河地区。1995年9月，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历史地图集》中有《东晋时期的广东》一图，其中古揭阳县撤建的义安郡版图，就是依据潮、梅、漳三地区为版图描绘的：今福建境内部分，以饶平东界线为南北宽度，南以海，北以盘陀岭向东延伸，至厦门湾西岸止，形成一个尖角。相当于今福建漳州的诏安、东山、云霄、漳浦、龙海一带。这当是东晋所设义安郡绥安县境。

依此，完整古揭阳版图的四至是：东至今福建龙海市东岸半岛与厦门市隔海湾相望；西至今普宁市南阳山禾軬与陆河县山地相连；南至惠来县靖海灯塔连于大海；北至梅州平远县顶山甑与江西寻乌对接。总面积约30 000平方公里，与今台湾岛相若，相当于今揭阳市面积的6倍。

关于古揭阳（也即南越国东部）的北、东两界，张荣芳等所著《南越国史》也有所论述，有“闽越国拥有部分余干（今属江西）之土地，余干亦为闽越与南越的分界线之一”。至于东界，则称：“南越国与闽越国的边界系余干、漳浦地区；也可知南越的北界的东段已经到达了今福建的南部地区”，可做参考。

秦置揭阳县时，以其前岭外的揭阳王国为名为域，这应是史实。至于揭阳国及其方舆，近年浮滨文化的考古成果，已可印证。

邱立诚、曾骐在《论浮滨文化》（载《揭阳考古》，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中指出：“从地域上看，浮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考古资源还显示，榕江流域是浮滨文化遗存分布较密集的地方。”后一句的意思，即今揭阳为古揭阳县中心。

在同一论文中，作者还指出：“由于商文化南渐，在浮滨文化区，既融进了源于本土的土著文化，也使土著文化产生某些变异，进而形成了粤东与闽南区域内不同于诸越文化的浮滨文化。这一考古文化区域与今日之闽南方言区的基本吻合，使我们相信其时那种掺杂有中原语言的闽南方言已开始滥觞……在追溯潮汕文化的渊源关系时，有理由认为带有若干中原文化色彩的浮滨文化是‘潮汕文化’沉淀的底层。”也就是说，今日所称之“闽南话”，其实应为“揭阳话”。

因为浮滨文化遗存中有些陶器带有“王”字的刻文，饶宗颐在《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一文中断定，这些标记“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我认为，这个王国就是后来被秦朝“改造”为县的揭阳。当今岭南地区，见于史籍记载的当时的王国还有阳禺、缚娄（博罗）等，我已在有关文章中说到，不再重复。

这些论述表明，所谓闽南方言地区，南部即粤东潮汕，还应有北部的龙岩地区和梅州地区，因客家人东晋后才逐步进入龙岩、梅州，在此之前，龙岩、梅州使用的方言即揭阳话，以及今日整个福建漳州市乃至其北龙岩部分地区。考古学上所称的浮滨文化区，应全归属当时的揭阳王国。

因为，从考古发掘发现，非但潮、梅、漳三地有大量浮滨文化类型的文物出土，在如今福建漳州北部与龙岩南部的平和、南靖、上杭、武平、南安、华安等地也屡有发现，这也可说明，盘陀岭以北的漳州中、北部，至龙岩南部地区（东晋后客家人进入该地），也就是整个余干以南、九龙江西部地区，即当时揭阳王国的疆土。饶宗颐也曾指出余干以南、九龙江西部地区，其实也就是当时揭阳王国的疆土。饶宗颐还说过“南康（今江西赣州）也是揭阳地”，他是从文献角度来理解揭阳的北境的。此境中的揭阳，则还要包括今日赣州南部地区。

因此，今天榕江、韩江、晋江和九龙江四个流域，是相当于中原春秋战国时期（也即浮滨文化时期）的揭阳国的故地，即秦至东晋揭阳古县的版图和疆域，这已有文献和考古的依据。社会科学的进步，为明晰古揭阳疆域，提供了具体的、有力的证明。 揭阳故城之议

自1980年以来，黄朝凡先生先后在《汕头日报》《广东文博》等公开或内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秦汉时期揭阳故城在今揭西县河婆镇”。但我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根据，特提出与黄先生商榷。

黄先生根据《广东通志》“今县（治）西北一百五十里有揭阳岭，（故城）必在此岭之南也”，和《读史方舆纪要》的相同记载，牵强附会地说离河婆不远的独山距揭阳县县城150里左右，上列古籍所说的揭阳山（揭岭）应是指独山。所以故城在独山之南，便是河婆了。

其实并非如此。揭岭、揭阳山都是莲花山脉的一部分，而独山，又是与揭阳山毗邻的一个并非独立的山体。揭岭（又作飞泉岭）、揭阳山、独山，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绵亘上百里。据《潮州志·潮州川流》，“揭阳山，在（揭阳）县城西北48公里”，“独山，在县城西56.5公里”。揭岭则列入丰顺县，距（丰顺）县城西南38.5公里。古籍每每把揭岭和揭阳山混淆，黄先生也步此后尘，而且把独山顶替揭阳山（揭岭），以论证自己的故城说。

黄先生也列举“河婆镇周围出土的文物”来“实证”他的汉朝故城说。可惜他列举的文物全部出土于“河婆镇周围”（45里外），而不是出土于河婆镇。而且他列举的文物也无一是汉代的。我们承认汉朝以前河婆镇周围山麓已有人群居住，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婆镇就是汉代故城。是否为故城，应有故城遗址才可信。

黄先生还引出河婆有南关，说“南关城可能为唐宋时事”也。遗憾的是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一切文献，包括宋、元的《潮州三阳志》，明、清的《潮州府志》和《揭阳县志》，都只字未涉及。试想一下，一个“面积约五十亩”（按黄先生所说）的唐、宋城，在当时是何等壮观的建筑，连一间古屋也不放过的宋、元《潮州三阳志》会失载吗？要知道，直至宋朝末年，作为全潮州地区政治、经济与军事、文化中心的潮州郡城的子城，也不过周长“一千二百余丈”！至于说唐代有这样的建筑，那更是不可能的。欧阳修的《新唐书》告诉我们，当时整个潮州地区，不过“四千四百二十户”“口二万六千七百四十五”，在僻处一隅人烟稀少的独山脚下，建造这个庞然大物有何用处？

事实上，到了明嘉靖中，也还没有河婆村！这只要查一查郭春震的《潮州府志·杂志·村名》就会明白。至于黄先生援引近人编写的《河婆风物志》，说“南关城”“有四门，南门外有护城河，河上有桥，石栏犹存”，则是把清代乾隆时物误当唐、宋时物了。

根据清代乾隆时所修的《揭阳县志》，乾隆时确有河婆汛、河婆埠与河婆圩了。河婆汛有四进官署，按当时形制，也围以城。稍微留心，就可发现这一版本的《揭阳县志·霖田都》图上，河婆埠异乎一般村庄地加了一个正方框（同时的渔湖都图“弦歌重镇”“古教场”也都加有这样的方框，而桃山都的“炮台埠”则画成一个大圆圈）。显而易见，这个方框是当时城墙的线条化，也就是黄先生所说的“南关城”了。这是清朝构筑的军事设施，几乎所有的埠、市都有，不独河婆然。至于“南关”，则是南门，现在的炮台、棉湖镇也遗存这样的称呼。黄先生说“南关城”“很可能是汉代揭阳县城的延续”云云，太“超前”了。城墙的三合土与石桥栏杆的清代特征，完全可以说明。

再从“地理环境”来看。黄先生根据河婆镇周围有三山（独、巾、明）等崇山峻岭及军墩村、军田村和军子岭村，而以为河婆“堪称军事重镇”，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说“秦时以武力南征，当然要找这样的‘兵家必争之地’为立脚点”又失于武断。因为这些带着“军”字的村庄，再早也只能是明代开辟军屯的产物。按嘉靖《本府志》，当时揭阳共有12处军屯，正是这些军屯遗下很多带“军”字号的村庄。好像乾隆本《揭阳县志》“舆地”中，梅岗都有“军寨”“军田埔”村，蓝田都有“军屯”“军埔”村，与河婆周围带“军”字号的村庄是一样的。当时在各处设军屯，重在生产自给，并不能说这些地方都是军事重镇，更不能一下子把它作为秦征岭南的立脚点。

从地形图上可见，河婆处于一个小盆地的边缘，独山和百花园两支山水在此汇成南溪，蜿蜒东流。开设军屯以后，人烟渐众，河婆“附近数县山货，多集于此输出”（《潮州志》），终于发展成圩、埠。但在秦汉时代，这里却还是河浦（滩地）而已。至今没有在河婆镇区发现早至秦汉，晚至隋、唐、宋的古遗址，就是明证。所以秦汉乃至唐宋，揭岭为内地至揭阳往返必经通道（见《潮州三阳志》），但这不意味着会在当时偏僻狭窄、交通闭塞的今河婆地区设立县城。

综上所述，黄朝凡先生的汉代揭阳故城说是建立在很不可靠的三个“证据”上的，我以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写了这篇短文跟他商榷，也有待更多方家指教。 榕城的风采

揭阳榕城旧城是岭南享有盛名的古城之一，有地理、城建、文化和人物四大特色，历经千年的积累、塑造和磨砺，呈现着卓然迥异的风采。一

北回归线从榕城的西南至东北部，斜穿而过。

亚热带的季风，自春至冬，从浩瀚的南海，有节奏地吹来。

紫峰山和黄岐山，从南、北两个方位，为城区树立起一道郁郁苍苍的景观。

南河和北河，从南阳山系、大北山系分别发源，奔腾而来，绕过古城南北，在浦湾，也即双溪嘴汇合成为壮阔雄浑的榕江，蜿蜒二三十里，注入牛田洋湾这个潮汕的内海。

南海的潮汐，借着牛田洋湾喇叭状的江口水域，不舍日夜，有节奏地、有韵律地涌向古城两河，卷走落后的原生态和积淀的涂泥。

榕树不分寒暑凉热，一味扎根在平原的土壤中，呈现没有倦意的碧绿，构成古城的底色和基调。

木棉在乍暖还寒的早春，绽开满树的红花，本来被用于象征岭南刚强精神的身姿，在榕江水的软化下多了几分娇媚。

金凤花在火热的仲夏，以火焰般的艳红，为本来已经热烈的南方推波助澜。而后又与满树的绿叶交相辉映，渲染出原野、城乡、庭院与溪滨的一派绚烂。

紫荆以粉红的色彩，为城市挽留秋冬的温馨；玉兰树的芬芳，捎来纯洁而绵长的问候。

河段依然感潮的宋代古城，在岭南沿海地区，几乎已是独一无二的。榕城不啻一颗闪射丽光的明珠、一朵光彩照人的荷花。

南北河尤其是南河，享有黄金水道的美誉，南北河的感潮优势，早就成全了榕城成为粤东商都的追求。

追溯到创城的南宋时代，榕城已是天然河港，此后历元、明两代的不断拓展而成大港。依托这样一个平台，潮汕西部以及嘉应大部分地区的货物，包括揭阳县上半县、普宁县北部的红糖、夏布、水果和铁器，以及兴梅八邑的山货、纸张和日常需要的粮食、海盐，乃至煤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这里集散。

揭阳众多的商户，如陈泰兴、林祜记等，都是利用这一大港与黄金水道，开展与江浙沪以及台湾、南洋的生意，从而成为一方巨富。榕城陈氏《迪光堂族谱》记载其“发财公”陈秋启事迹时，写道：“时值海禁初弛，因即创置海舶，贸迁有无，并设泰兴字号，广为延揽，四方之货，蚁集而蜂屯者，咸以泰兴为邱之垤，蜜之脾，于是业日益隆，声日益振，数畜以对，邑中推为巨擘”，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当然，“吴越”的大船也常往来榕城，后来他们利用衔接揭阳的货物买卖，成为当地富户者也比比皆是。

作为货物集散地的河口古城，榕城也还有不少商户直接与东南亚进行贸易，因此往来榕城的东南亚商船也不绝如缕。以至于有乾隆二年（1737），出现“各洋商”呈请揭阳知县张董，在榕城南门建设天后宫的举措。根据榕城这座全国唯一由洋商集资建设的天后宫，就可以从侧面看到乾嘉时期，榕城的对外贸易已经达到何等活跃与兴旺的程度，正是因为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榕城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潮汕西部以及兴梅地区经由这一港口创业东南亚，为中国与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物，如繁星一般璀璨。而曾经存在于榕城的“揭普会馆”“棉湖糖商会馆”以及“龙华梅兴蕉平埔丰八属旅揭同乡会馆”（简称“八邑会馆”），则是榕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一个节点的符号与印记。二

榕城作为揭阳县治，始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但榕城真正成城，则在元代末年，即建治200年左右之后。

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砌成的环护县衙、全长300丈的内城（禁城），虽然已有局部遭拆除，但其存在部分，却成了全国唯一现存的元代石城。这一稀有性即成榕城一份珍贵的文化资源。禁城里面的红砖楼、中山公园等，则是揭阳县治行政文化的遗存。

规模庞大的学宫（孔庙），是揭阳城建文化中重视教育宣化的见证。这座包括了大成殿、明伦堂、崇圣祠、东西两庑、忠孝祠、文昌阁、节孝祠、名宦祠、乡贤祠等，共由21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学宫（孔庙），作为有相当知名度的古代教育建筑，为古城揭阳增添无限“文”光，也是今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与开发的一个重点。

城隍是城的保护神。明朝洪武之初，甚至把它抬高到可与当地行政机关（建筑）平起平坐的地位。揭阳城隍庙是广东省内现存最大规模的同类古建筑，广州近年恢复的城隍庙乃仿其重建。城隍庙之于揭阳，在于以实物形态（规模、工艺等）显示饱经天灾兵燹之患的揭阳先民，对于神灵的寄望之重。当时的揭阳并非富县，而并非富县的城民舍得投入大量金钱来供奉心目中的保护神，这反映了在复杂的心态背后是一个他们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环境。

揭阳城建的特色，也表现在对水的充分利用上，通过兴航运、设渡口，以解决涉水的交通问题。此外，还注重水利开发的实用性与观赏性。城内许多缘水而建的建筑，譬如窖（斗门）、桥等，不但被型以特殊的构造而成景观，而且有的还因名人的文章、民间的传说而被赋予了艺术的色彩，从而成为影响广泛的名胜，如西门街的钓鳌桥。

最为显著的，当然是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区了。古城的街道，历史上除了宣化街（今称中山路）以外，大抵缘溪而建，构成溪、路、店“三合一”的模式，“市上人家半系船”正是这种模式的写照。这种模式是根据用水方便、交通方便等要求而设计的，它与丽江街区的设计相似，而且还有更加多元的需求。在揭阳的先人看来，水即是财，门前有活水，可兆财源滚滚不绝。这种社会心理也在建设上予以体现。现存水系玉窖河、猛水河、莲花心河的沿河景观，都体现了这一“共识”。

中山路、新街、西马路等，都是在19世纪20年代，由东南亚引进欧美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形式营造的骑楼街。它的建成，是对本地城市传统建筑的一次革命与颠覆，因为彻底改变了历史建筑的风貌与风格。揭阳骑楼街是东南亚国家的典型街貌，适合炎热多雨地区的生活和经商。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存，同城内现存的数量还不太少的20世纪中西结合样式的个体建筑一样。这些街道虽然改变了古城的建筑风貌，但是也可以作为城市成长、更新的遗存加以保护和利用。

当然更不能忽略数量庞大的民居建筑。在许多专家看来，中国的民居建筑体系中，榕城这类建筑也堪称佼佼者，与声名大噪的徽派建筑、福建土楼相比，各有千秋。榕城以丁日昌旧居、林厝祠等为代表的民居建筑，都以院落的方式组合，以主从成局的方式成局，以版筑的手段构造。作为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民居院落组合的方式，反映了古代居民封闭自保的生存状态；主从成局的方式，反映了古代居民对遵从道统、敬祖睦宗的道德规范的秉持；以版筑构造的方式，反映了古代居民遵古法制、因地制宜的传承理念和创新精神。加上独具地域特色的嵌瓷、木雕、彩绘等建筑装饰的具体运用，从而使这种乡土性建筑，以材料的特殊性（采用贝壳灰）、组合的多样性（祀住结合）、礼仪的典型性（主从分明）、生活的实用性（功能齐全）以及美学的价值性（装饰瑰丽），既成为城市靓丽的风景，又成为古城民风民俗的集中体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层面可以显示古城城建的特色，如公共建筑与民用建筑位置的正确使用，教育建筑与商业建筑的环境处理，生态环境的巧妙营造，可持续发展元素的充分布施等。三

对于榕城的文化特色，如果采用“卓越”一词来表述，应该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它实在的表现。

先说文物层级的古建，这里指的是那些不可移动的建筑精华。截至目前，揭阳市已有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揭阳学宫、古榕武庙（北门关帝庙）和丁日昌旧居（“丁府”）。这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在榕城古城的范围内。除此之外，揭阳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城隍庙、甲东里、郭之奇故居等，以及大量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都在境区之内。从某个角度上说，榕城是揭阳古建精华的宝库、展示建筑艺术瑰宝的博览馆。

其次是从非物质文化遗存（简称“非遗”）方面看，现在国家实行分级公布“非遗”目录制度，从国家、省、市到区，共有4级。榕城的“青狮”入选国家级目录，此外还有“行彩桥”等多项入选省级“非遗”。全区已有多项“非遗”被列入各级“非遗”目录之中。“非遗”指的是精神性的产物，包括民俗、技艺等，是古代人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技能的原真性的体现。这些精神性的东西，在漫长的历史中，熏陶和冶炼了本土的民性民风，铸造了地域的文化灵魂。民性优秀，则其民优秀；民风淳朴，则其民淳朴，这就是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一个地方的文化形象塑造是十分重要的。揭阳被称为“海滨邹鲁”，榕城是揭阳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就是这个历史声誉的主要载体。至于民性民风中的开拓进取、精明能干、重商好学、俭朴儒雅，也都得益于以民俗为媒介的优良传统的造就。

正因如此，榕城的“非遗”是卓越的，其中一部分体现于大象无形。四

有人说，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是地方软实力的一部分。倘若对其内涵稍加扩大，说有作为、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是一个地方的软实力的一部分，或许更贴近实际。人很重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位历史伟人说过的。

榕城是个重视人才培养，同时也人才辈出的地方。进贤门和学宫，是榕城呼唤和培育人才的文化遗迹。

自明朝嘉靖丙午（1546）之后，一个多甲子、以“多士”知名的揭阳居然再没有出现过一名进士，知县曾应瑞按照当时的习俗想以修补地理的办法来扭转颓运，于是他仿照老家江西，在揭阳历史上东门的位置重开了进贤门，以“其道环学而西通甲卯乙之气，为生，为旺，为光，为明，往岁奕盛则可得而指也”。此外，是学宫的改向。光绪二年（1876）学宫调整整体坐向——把历史上的“坐西北壬子向东南丙午”，调整为“坐东北癸丑向西南丁未之间”方位。之所以要这样改建，是因为主事者相信堪舆学中，西南“丁未之间方位”，是人才辈出的所在。

事实上，自从榕城开建以后，作为“在城人”的宋人黄焕国、黄时晦兄弟同科登第，黄焕国后来还被誉为“闽西生佛”；明末崇祯郭之奇、黄奇遇、宋兆禴等成为“戊辰四俊”的中坚，其中郭之奇后来还被誉为明朝的文天祥。纪念黄焕国的“名贤公祠”，纪念郭之奇的“金马玉堂”，现在都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如此杰出的人物，其对地方的贡献非独当时，亦会延及于后；非独声名的支撑，还有精神的激励与鼓舞。

毕竟榕城的环境、气场，相对更有利于培育才人与富人，写诗写到几乎前可与李商隐相埒，后可与现代派顾城之类齐驱的许班王；画画画到成为流派宗师的孙裴谷和十万山人（孙星阁），匠心雕龙而成大师的林西科、郭燕腾，他们以前无古人的创作，丰富了岭南水城审美的内涵，为其历史文化增添了鲜明的亮色。

一座城市，仅仅麕集了一批批继往开来的文化才人，也可使这座城市成为“声名文物之都”。但是如果没有显示财富的深宅大院来支撑城市的面貌，这样的城市总让人感到不太厚实，不太凝重。榕城这个千年邑治之所以成为岭南古城、粤东商都，正在于有黄焕国、郭之奇、许班王、孙裴谷之辈为其塑造了文化的风采，还有陈秋启、郭裕升、林炳等以营商致富的商人，建设了陈泰兴、甲东里、祜记祠与通奉第等已成为今日文物保护单位的深宅大院。他们对于榕城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也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岭南水城的风韵

无形的北回归线从这片土地穿过，它所携带的灿烂阳光、丰沛雨水、绵长六七个月的夏天，以及来自浩渺大海交替嬗变的季风，扣合着海潮不息的涨落，为南国这个河口港口城市，带来了丰富的物产、永不褪色的葱郁，造就了一代代依山傍水而成长的人民大众，使其用自己的勤劳智慧，营造了一座文化泽被的岭南水城、文化名城，以一方独特的水土，哺育着以中国梦为底色、为追求的千秋大业。一

榕城位于潮汕的榕江平原上，地质年龄在120～140万年。早期为南北河流冲积物堆积而成，海浸后才形成完整的三角洲。

海浸面积约占整个平原面积的七成，海浸以山前残丘为界限。海浸特征有三个表现：一是有第四纪贝壳层，埋深15～25米，双溪嘴上下的区域都可发现；二是南海湾沉积的泥炭土、淤泥层等，如禄宜、篮兜、东山等处所存的“乌泥”即是；三是海蚀形成的景观，如浪蚀阶地、刻痕、浪蚀崖、海蚀蘑菇石等，南河的石马山、鸟木（紫陌）山以及榕江出海口左岸的桑浦山等，都还历历可见。

北西向榕江断裂活动，使榕江平原的构造运动与潮汕平原其他地方明显不同。潮汕平原总体而言呈上升状态，而榕江平原却表现出相对下沉的现象，主要区域是新亨至榕江口的榕江下游一带，这使榕江河床多泥质，蛇曲特别发育，流量虽小，但下游水深无淤浅之病，3 000吨汽轮可趋潮直达城下，且四季通畅；潮汐明显，南河涌至三洲，北河涌至罗山。在潮汐作用影响下，海水能倒灌城西部分河段，天旱时局部稻田有盐碱化作用发生；下游地下水矿化度达1～3克／升，比潮汕平原的其他河系都高，是地盘下沉，地下水运动缓慢，盐类富集作用增强所致。

丰富的江土、花岗石、膏泥以及瓷土，都是古老地质的产物，也都在历史上为社会生活与生产所充分利用，对形成地方产业结构、产业特色，发挥了巨大的资源作用。

把地形的存在状况描述为“简明”两字，是因为按照科学标准衡量，榕城只有最高点海拔329.2米的山冈，只是丘陵类型的地形；而平地海拔在10米以下，是典型的平原。榕城只有丘陵和平原两类地形（即使把东部的桑浦山列入，也只属于丘陵而达不到山地的高度）。

丘陵指的是紫峰山、紫陌山、南面山和黄岐山这些山冈。无一例外都为花岩红土山，土层肥沃，矿物质丰富，植被良好，绿化程度甚高。绿化程度高，并非完全是自然的恩赐，而是自民国以来，该地区已先后组织过多次不同规模的垦殖、绿化，大种树木与营造果林。

山地的存在为历代的先人提供了衣食之源和民居的主要建筑材料等。因为后面我们还要展开记述，这里暂且从略。

宜人的气候，指的是榕城光热充足，冬暖夏长，四季不明，适宜生物生长与人类生活。这个条件使榕城一直以来是水稻高产区，是亚热带水果香蕉、杨梅、芒果、荔枝、龙眼等的高产区，是锣鼓石红花榱、汤前风扣梨、奎地乌叶荔枝等著名特产的原产地。当地人均寿命比周边大部分地区长，百岁以上老人比比皆是，至于90岁以上的长者，更是不胜枚举，这与当地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至于生态，自然和气候密不可分。粮食作物的品种与产量，是人为适应气候而做的选择与利用的结果。榕城作为历史悠久的水稻、番薯高产区，作为水稻、番薯的良种之乡，是先民智慧与自然条件和谐相融的结果。而本地多至70多个蔬菜品种和150多种花木，是在得天独厚的本土气候条件下科学栽培成就的一个重要表现。水果品种丰富、产量高、品质好，也得益于自然的天助。

生态是个多元结构，生态是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产物，榕城有着令人羡慕不已的生态环境，正所谓“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二

因为独特的造山运动、独特的气候环境，乃至独特的经营，榕城的山岭有着巨大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是人们休闲养生以及旅游运动的好去处。

从宏观来看，“紫陌春晴”与“黄岐晓翠”都是揭阳八景中久负盛名的景观。这些以秀丽为特色，以烟云萦绕为动态的景色，以其独特的魅力美化了榕城的历史，也培育了一代代南国佳丽。近山乡村，不但寿星高照，还美女如云。

紫峰山有诸多奇石构成的天然景观，古往今来游人如鲫，络绎不绝。兼具山光水色之胜的桂竹岩，丛石林立、碧湖承影、绿树掩映、泉声琤淙，自清代以来，一直是文人学士游会觞咏之所，清末福建巡抚丁日昌，曾经邀集邑中骚人雅集唱和，乃至编成皇皇诗集，为一时盛事；南面山的“石水缸”，因山峡水流的长期冲击，而在出山处形成若干巨大的圆形石穴（有人以为“冰臼”），水清且凉，兼有载体的奇趣，落泉的助兴，成为游人戏水消暑的绝佳去处；黄岐山崇光岩、小有洞天以及竹岩光诸处，怪石嶙峋，胜状迭出，自宋以来，非但有文坛，方外高人都争为憩所，而且每有吟咏付刊，从而形成文采斐然的摩崖石刻汇展之区，为默默无闻的山林，增添无数的情韵。

以山体为依托，许多名木奇树，临风屹立，为所在之处增添无限秀色，以及耐人寻味的风物传统，或者求知的畅然。黄岐山侣云寺前的连理秋枫，是粤东同类树种中唯一已有八百年历史者，它所代表的明人冯元飚与黄月容的凄丽的爱情故事，让其青苍的叶片有了丹枫的爱情内涵，成为红男绿女收藏的至爱；同在黄岐山，而具体生长于“虎头岭”桂马饮泉处的一棵异树，虽无满身的掌故和诗文，却能结出满树让古今众多博识广闻的人们都不知其名的果子，又以其虽然无毒可食，却充满了浓浓的酸味，借以嘲笑世人的无知。紫峰山麓的一株大树，杂果齐挂，不但形多，而且味美，而其中又有一些酸如梅子，让人望而止渴。

古人有云：“天下名山僧占多。”这是从客观实际总结出来的认识。僧所占的名山，或以平静取胜，或以苍郁擅胜，或以石趣入胜，大致都要有其风水、景致之非凡处，可供僧人净心安心地礼佛参禅。榕城诸山，岩寺密布，如竺冈、凤冈、松冈、侣云、福田、明宗、古山、白珠马，皆历史久远，掌故充栋，且信众如云。众多岩寺供奉佛祖，信奉“阿弥陀佛”并无太大差异，但是，其所皈依的胜地，却迥然有别，而可起人多作涉猎之兴。清人陈步青《黄岐山小有天岩》诗：“山骨何年凿，秦时昔斫岩”“是谁开橐钥，于此启包缄”“瘗玉宁关胜，探奇信足馋”等，就是一个具体的先例。

榕城山虽不高，灵异不乏；树不参天，棠荫非狭；石无庞大，包孕未浅。于是，成为与古城交相辉映的旅游资源。一经浓妆淡抹，便可千秋各呈，作为游人的理想去处。三

自南宋绍兴十年（1140）开辟各县治、港口和商埠以来，榕城就以独特的水城风韵和通畅的水运优势，构成了少有的城市形象和经济特色，赢得了高擎的知名度和纷至沓来的发展契机。榕城经历了由渔村到县城到府城蝶变的三部曲，并且搭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顺风船，逐步走近世界级别影响特色区域的目标。

北窖通南窖，前溪接后溪，暗随潮上下，分绕县东西。

古榕潮汐地，百折绕平田。吞吐涵明月，盈虚漾碧天。

城中竹树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系船。

秀绝双溪迎紫气，三阳江上月三更。采珠人远练光净，捣药声高蟾影清。凤岭松杉浮碧白，玉川芹藻浸空明。

环城奇树傲群峰，栽入清溪翠影重。

溪城如岛水环之，西驾东流此一丝。万里海风浮汉彩，百重山色压虹眉。于秋倍觉潮声壮，有月常窥钓影垂。

参差树色覆城根，上下潮声辨水痕。夏日凉风生窖口，孤舟傍处绿阴繁。

南溪水接北溪流，影落银蟾缟夜秋。我欲弄潮吹玉笛，徘徊如泛海中洲。

无数描绘古城水色潮声的诗歌，是榕城作为岭南水城的形象文献。

内、外两个河网相套，潮汐明显，以船为车与奇树环城，正是榕城作为岭南水城的特色所在。明清以来相继评选商定的“揭阳八景”，除“紫陌春晴”“黄岐晓翠”两个远景之外的其余六景，大都是这一水城的具体写照，如“玉窖棉荫”“鳌桥钓浪”“南浦渔歌”等。这些水灵灵的景观，如诗似画，如烟如幻，温润着过去千万水城儿女的情怀，孕育一方崇文尚信的民性。而后，成为蕴含丰富人文的旅游资源。

南北拥夹的外河，是榕城的母亲河，又是榕城长盛不衰的经济发展动脉。这条拥有“黄金水道”美誉的粤东第二大江，发源于南阳和莲花山区，浩荡东来，奔流入海。河口古城榕城，自宋建县以来，就承担起粤东西部地区物资集散的重要港口功能，至明清两代，成为潮州府属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

刘业勤在《天后庙重建碑记》中，写到了榕城港的繁盛状态：“揭地濒海，其土沮洳，近达漳泉，远通吴越，商舻贩舶，出入于稽天巨浸中。”

这位乾隆中期两次来揭阳任知县的刘业勤，在其主纂的县志里，写及乾隆二年（1737），有洋商呈请知县张董在南门外建了天后宫；写及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一场台风，把停泊于南河的两艘洋船打沉；写及洋船的商业税，在炮台海关缴交……以具体的文字，证明了榕城确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口岸，在对外尤其是对东南亚的物产与文化交流上，有过辉煌的历史。

正是经由这条“黄金水道”，将揭阳盛极一时的红糖、夏布输送到江浙以及海外，谱写了发达的经济历史，使充盈的稻米变成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粮。而由河婆祖庙分灵的三山国王神像，从乔林双忠庙分灵的“双忠”神像也经由榕城港出发的大船，妥灵于台湾、泰国和昆甸。当然，南洋风情的中山路、西马路等骑楼街的图纸、工程师和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也经由这一通道先后从榕城口岸登陆，开启榕城建筑的新纪元。

潮涨潮落、川流不息的榕江，非独美化了榕城的历史和风景，也带动了榕城经济的繁荣活跃，促成了榕城对外交通的顺利畅达。

说榕江是榕城的母亲河，是因为它哺育了榕城勤劳智慧的人民，同时也谱写了榕城庄典丰厚的历史。四

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区域文化，先人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积累了成果和经验。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与人力的合作，陵谷变迁，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地理资源为载体的文化创新，已不能完全按照历史的脚步亦步亦趋，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在充分高效利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美化家园，承前启后。在平原和丘陵这两个不同形态的空间中，创作出前无古人的壮丽图景。

这是一篇大文章。深受优秀传统文化陶冶，又具有现代建设理念，更重要的是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掌握了丰富建设经验的新一代榕城建设者，将是这篇宏大文章的卓越作者。 市河上的历史建筑

以民居、乡土建筑或者文物保护单位的任何一个概念来全方位地反映榕城建筑遗存的风貌，都难免以偏概全。因此本文拟用“历史建筑”的说法，以保障有着比较充足的言说空间。一

榕城是在玉窖村范围创建的，逐渐发展成为有着870多年历史的具有水城特色的古城。由于是城，所以决定了它多种多样的建筑类型，有民居、公署、神庙、街道等。而民居，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历史建筑。

榕城的民居，有着潮汕民居的基本特征。表现于平面布局、构建手法与装修风格三个方面。“四合中庭”的模式，其典型布局就是潮汕话所称的“四点金”。“四点金”空间结构中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庭为中心，上下左右四房相向，形成“十”字轴空间结构。“下山虎”与“爬狮”等，则是其简化。过去常常听到有人把“四点金”与北方的“四合院”相提并论，其实“四点金”的“十”字轴空间正是它和四合院最明显的不同。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建筑模式是中原建筑古老形制的遗存。

这种形制的平面格局，是以正方形为基础的九宫格式，中央为庭院，四正为厅堂，四维为正房，形成中心对称格局。这种模式的纵向扩展是三座落（进），五座落（进），横向扩展是五间过（或七间过、九间过），以此为基础可以组合出多种平面形式。包括所谓“百鸟朝凰”“驷马拖车”等。但是无论如何扩展，均保持以中庭为核心的纵横两条轴线，否则就不规范了。就连无法居住的祠堂、神庙，也大体采用这种平面构建，只是两个后房改为“开放式”而已。

诚然，上面所说的“四点金”的简化形式“下山虎”“爬狮”等，也可以说是常见的平面格局。这种平面布局形式，从建筑学的角度表述，也就是“三合天井”型。在中国的民居体系中，云南的“一颗印”，福建闽南的“下山虎”都很接近。榕城现有的这类建筑，属于“堂厢式”，是在“一明二暗”（一厅一房）的三间正房的前面两侧，配以附属的厢房，围合成一个“三合天井”型庭院。因为门楼有天“凹肚”，而有“下山虎”与“爬狮”之分。

榕城的“大厝”，通常是“四点金”和“下山虎”两种平面格局（厝局）的组合，一般而言，主体（中轴线上）建筑，以“四点金”为格局，配套（巷厝等）建筑以“下山虎”为格局，使得主从、尊卑分明有序。榕城的“丁府”“郑厝池”等大宅，都是这样的范例。

榕城历史建筑的结构手法，有两个特点十分突出。其一是以贝灰三合土版筑墙壁，土话叫做“舂埤”。这是战国时代就已出现的建筑技术，辗转传承到潮汕地区以后，因为采用了中原所没有的以海洋所产贝壳煅烧的灰以加强凝固之后，其坚固的程度之高甚至可达几百年都不风化，从而成为这一带乡土建筑的一大特色。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山大学教授赵仲邑先生下放揭阳时，看到这种建筑技术的传承，叹为观止，曾在《羊城晚报》发文介绍。与客区采用生土版筑，其旧墙所用材料只能作为肥料不同，贝灰三合土作为再生资源，可以“灰段”的形式砌墙，其坚固性丝毫不会受损。这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创造，“埤墙”的“合灰”，先用灰沙打底，然后盖上灰泥，这种具有极强抗水、抗咸功能的技艺，是货真价实的“非遗”。

屋顶的覆盖，使边远地区的乡土建筑有了“皇宫起”的美誉，也是榕城历史建筑的一大文化遗存。在明万历以前，如同现在看到的包括富庶的江南地区在内的各地民居一样，揭阳民居屋顶也是采用弧瓦“阴阳盖”的。而且那时贝灰还未被开发出来，一般人家是在“阴阳盖”的屋面上压些石头，像现在四川凉山地区一些彝族民居一样。沿海频繁的台风常常在一夜之间把居民辛辛苦苦盖成的屋顶一扫而光。然而限于技术也限于制度，他们只能徒叹奈何。直至万历之初，福建、潮州沿海地区官员在京开会，谈到这一现象，很有同感，遂联名上奏，要求朝廷允许这一带的房子采取“皇宫起”的方法——屋顶可以由板瓦、筒瓦组成沟垄结合的形式以抵抗台风的破坏。这回的朝廷也有点“民本思想”，居然破例准奏，从此，潮州、闽南一带，就以有这个屋顶作厝屋“皇宫起”的说辞了。但其实，“潮州厝”与皇宫的“起”法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以琉璃瓦为材料，后者则用土瓦，而且其“垄”——瓦脊，是以筒瓦造型而后覆灰做成的。但是如同“埤墙”，“皇宫”模式的屋顶让潮州厝的品位在历史民居中鹤立鸡群。

榕城历史建筑如同广大潮汕地区的同类遗存，其特有的建筑装饰体系——木雕、嵌瓷、彩绘，是构成潮汕历史建筑的重要因素。虽然它的兴起时间不是很久（是清代中期成气候的），但是以其工艺独特、效应强烈，很为潮汕建筑出名给力。特别是嵌瓷的精致，彩绘的细腻，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它是经由闽西传递过来的技艺，在本地得到发酵提升，大概是因为在当时经济发展比闽西快速，有更好的条件。因为在下面遗产现状叙述中还有一些介绍，这里就暂且从略了。二

至今没有关于榕城历史建筑的详细调查统计，所以它的数量有多少，精美程度如何等，还有待后续相关工作的跟进，本文所描述的，或许不一定是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榕城的历史建筑，除了禁城属于元代的建筑物外，未见其他建于明代以前的遗存。学宫号称宋代创建，现状却是清末所构；北门关帝庙发轫于明末，却是清朝中期形成此象的。至于不可胜数的民居建筑，则几乎无一例外是乾嘉以后的旧物，要寻访到一处清朝前期的作品并不容易。但这不影响对于这些历史建筑物价值的认定与欣赏。

榕城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建筑，如教育建筑的揭阳学宫，宗教建筑的北门关帝庙，民居建筑的丁日昌旧居等，已经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隍庙、申东里等也都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审视和欣赏一处历史建筑的价值，自然要参考这些建筑是否有着公认的文化标志，虽然不以之为唯一。

揭阳学宫是榕城现有的、国内影响较大的历史建筑。这座坐东北向西南，三进三路的教育建筑，属于宫式建筑而不是一般的乡土建筑，这主要体现于它的布局与构造都采用了符合礼制的标准，与乡土建筑的相对随意不同。

自南向北，分别有照壁、棂星门和泮池泮桥，这是整个建筑组群的“前奏”部分。大成门到大成殿，这个堂庑式的结构，是学宫的主体孔庙的核心区域。故放于组群中轴的中心。其后部的崇圣祠、藏经楼，则是孔庙的“余音”，宛如歌曲中的尾声。东路的忠孝祠、明伦堂和教谕署，西路的土地庙、文昌阁和节孝祠，则属配套结构。

大成殿是孔庙的精华，现状为清代所重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经两次重修。它是高台基重檐歇山五间的宫殿式建筑，内部结构与色彩金碧富丽、雍容堂皇。前面有一个月台，既用于衬托殿堂的高级别，也用于祭孔乐彝的表演，是一个典型的周式（官式）建筑，是岭南古建的明珠。

殿中4根大柱分别盘着代表四方颜色的木雕“升龙”（由下向上盘去），俱栩栩如生，集中了潮汕木雕的各种技艺，手法娴熟。新中国成立之初，曾送京参加工艺展览而获得高度评价。

揭阳学宫的视觉震撼效应，主要源于建筑规模的阔大雄伟，主体建筑的古典精美。北门关帝庙则集中体现于前庭、前檐木雕作品的巧夺天工。北门关帝庙表现于题材的丰富性，且海洋文化、生活文化色彩浓烈。集中以海产的鱼、虾、蟹为创作题材，这是国内建筑木雕所罕见的；集中表现当时士农工商的日常生活，突破了传统渔樵耕读的表现，这也是重大创新。至于率先以木雕的形式表现当时刚刚形成的潮州工夫茶的配套形式，更是全国绝无仅有。此外，包括“三国戏”在内的当时粤东流行潮剧剧情的集中展示，以及代表清末女性皇权的凤凰的形象表现，也都是独具匠心的。就算不去审视代表潮汕木雕技艺的那些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仅仅从题材表现出来的地域及时代文化精神，北门关帝庙就已“价值连城”。

建于同治年间的平面呈繁体“兴”字的丁日昌旧居，是榕城民居的代表作。它的布局、建构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意象，同时又融合了券门等西方建筑样式，虽然在装饰上走的是简朴的路子，但其简洁、明快的手法，却造就了整体风格的大雅，这与建筑主人丁日昌封疆大吏、洋务大臣、文艺大师的身份与品位十分吻合，其独具特色之处，正在于此。建筑物匾额“光禄公祠”几个大字，是丁日昌的一个哥哥所写。一部由民国时人所著的笔记文学，专门记叙了这一件事。其中写到以丁日昌的地位和人际交往，他要请到当时全国知名的书法家来书写这方匾额并非难事，偏偏却让他哥哥去完成。因为，在他看来，虽然这位胞兄不是非常出名，但是他的书法艺术，却是可以媲美那些名师巨擘的。这就是务实精神的体现，几乎也就是这个庞大建筑组群的灵魂。

榕城民居建筑中，可与丁日昌旧居媲美者尚有猛水河北岸郑厝大屋、市尾林厝祠等处。以精致而言，则为丁日昌旧居背后的王氏辅祖祠、北环城路祜记祠堂等，这些也都被评为文物保护单位。顺带介绍一下，与王氏辅祖祠建设同时制作的该祠神龛，现被展示于广州陈家祠（广东民间工艺陈列馆），作为岭南木雕工艺的代表作。其建筑工艺的精美，由此可想而知。

然而，榕城历史建筑遗存的大宗，主要还是体现于名不见经传的大量民居建筑上，在西马路、南门片区以及马山窖周围，都有成片的分布。这些遗存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标本的利用，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最显眼的，还是改变了榕城古城传统建筑面貌的近代建筑，即中山路、新街、西马路等近代改造而成的骑楼街，以及部分居住、商业用途的中西结合建筑。

有些学者把那些近代建筑称为“中国建筑史中最可贵的建筑遗产”。因为近代的建筑建于承上启下、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的过渡阶段，也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近百年的建筑大部分遗存至今，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的物质基础，对新中国成立后城乡的建筑活动和建设都有较大的影响。

榕城作为通商口岸，除了骑楼街以外还有新型建筑，如医院、学校、教堂等，最突出的是教堂，那些由西洋传教士自行设计的西式教堂，其造型设计与构造都与传统建筑有着较大的区别，细部装饰虽然夹着一些中国建筑的手法，但是其突出的罗马式、巴洛克式的风格，确实使见惯传统建筑的人们顿觉耳目一新。

于是这些近代建筑，便成为日后榕城展示海上丝绸之路和港口城市风貌的重要旅游文化资源。三

建筑虽然由自然科学的技术来支撑、构建，但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去看，它和诗歌、绘画等文艺作品一样，具有艺术的品性。只是和其他艺术作品相比，其意境主题更为隐晦，其真谛也很难把握。但是一旦求得个中三昧，其境界就越发显得晶莹动人。

作为地域和时代色彩鲜明浓烈的文化遗存，榕城历史建筑中的传统建筑艺术，自其诞生之初就显示了卓尔不群的姿态，焕发着岭南文化的异彩，表现了揭阳文化特有的伟岸俊秀的风范。它的艺术精神，彰显了揭阳人的伦理观念、宗教观念和艺术趣味。

中正无邪的观念贯穿于这些建筑的平面布局，乐“流同”的运作构建了和谐的格局。中轴对称作为基本表现形式，反映了榕城先人对于纲常伦理的秉持。

榕城的神庙之多，是周围城市所少见的。这是先人轻宗教、重神祇的产物，是民俗浓烈的写照。庙宇的宏阔、金柱的屹立、昏暗的光线、屋脊通天柱的垂直、屋檐翘角斜挺的动势，庄严、崇高而令观者安详、迷离、梦幻、惆然，仿佛这些势欲凌空的构筑，随时都能腾飞而去，让人的祈望也随之升腾，直达神明的脚下，直达美丽和平的天国彼岸。

儒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使本土化的榕城传统建筑呈现出一种温雅含蓄的美，而且还常常隐藏于建筑物的细节和内部。只有当代仿造者不拘泥于陈规，随意挥洒色彩，才使这种传统的美趣逐渐减弱。

单体木构建筑的美，多在于点、线、面、体的组合，局部与局部的组合获得的韵致。正因如此，榕城历史建筑给人的是一种意境之美，含蓄而温润，与西方建筑的奔放和显露有别。而且它有表现群体美的倾向与手法，与西方建筑重于个体美又不尽相同。

当然，榕城也有着一些具有组群感的单体古建，但它是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了群，也就不再具有其存在于群中体现出来的建筑的整体美，如同国画中的线离开画面就绝无审美意义可言。大成殿在宽阔恢弘的广场前更显威仪，进贤门在葱郁的榕树荫中才尽显其生命的色彩。

建筑组群是榕城历史建筑的艺术核心。它们或在自由的格局中存在严整的片段，或在严整的全局中渗透自由的局部，组成榕城历史建筑丰富而多样的群体。

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所有传统建筑的内部空间不如其他建筑明确，主要原因是上部梁架的复杂交错及室内外空间交流，有无相生，无往不复。室内外那些可以水平流动的空间没有明显明确的形体，也没有确定的体积。既存在又不肯定，既静止又是流动的，如同国画中的虚白，空灵俊秀，“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即其笔墨所未到，亦有灵气空中行”。也就是说，这些建筑的艺术匠心，即在意境的构成。

至于以中山路、西马路等为代表的榕城近代建筑，大体是古典主义、折中主义或混合式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揭阳人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选择、融合的科学态度，为后世的建筑提供可以借鉴的观念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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