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渭源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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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大明第一谜案试读：
第1章 第一谜案 云山雾罩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乙丑），金川门事变突发，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开门纳师，燕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入南京城。这时明皇宫升起了熊熊大火，朱棣命令手下人赶紧前去救火；同时又派出得力干将迅速控制南京城，缉拿建文“奸党分子”，追捕老与他这个四叔过不去的侄儿皇帝，但令朱棣意想不到的是建文帝朱允炆却来了个人间蒸发，由此构成了600年第一谜案，那么建文帝到底到了哪里去了？
“正史”上的建文帝两种不同的死法
第一种说法——烧死了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金川门之变后，有一大帮子的建文朝官员出来降迎朱棣，建文帝原先也想出来迎接他的叔叔，但看看左右只剩下几个宦官陪着，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明太宗实录》卷9下）这是朱棣“钦定”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等人撰写《明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朱允炆“闔宫自焚说”。
既然看见侄儿皇帝自焚，做叔叔的能见死不救吗？当然不能！于是“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徃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明太宗实录》卷9下）
上述“正史”是说，朱棣望见明皇宫里起火了，急忙派出宦官前去救火，但到那儿时已经来不及了，宦官们从大火当中将那尸体“捞”了出来，然后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朱棣，朱棣还真像那么回事地哭着说：“竟然这样，我的侄儿啊！你为什么痴迷得如此不明事理啊？叔叔我是来辅助你治国理政的，没想到你竟然一点也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而做出这样的傻事啊！”……壬申日，朱棣令人备礼下葬了建文帝，派官员代表他去祭奠了一番，并停朝了三天以示哀悼。
这是明朝当时官方史书记载的建文帝下落的“确切信息”，也是目前现存的有关建文帝下落的最早的官方历史文献记载。第二种说法——上吊了
除了上述建文帝“自焚说”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一直没有引起我们国人注意的是，在当时大明帝国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记载了朱棣当政后对外发丧时说的，建文帝上吊死了：“（壬午二年[明惠帝建文四年]九月戊申）通事康邦祐来自辽东，至平壤，西北面都巡问使飞报：‘邦祐言六月十三日燕王战胜，建文皇帝命焚奉天殿而自缢於殿中。后妃宫女四十人自死。是月十七日，燕王即皇帝位。’”（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第1册，第176页）
可能有人要说朝鲜的那个《李朝实录》记载不可靠，只有我们中国官方记载的才最具有权威性。如此说法，那就太过于武断了，要知道从建文转向永乐，朝鲜方面一开始很被动，因为他们尊奉的正统是建文帝，一直到了朱棣登基即位有一段时间后才被迫承认。从《李朝实录》记载的史实来说，至少是在建文帝失国近三个月后，朝鲜方面才得到明朝新的官方发出的正式“消息”，并将之记载于他们的“正史”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明朝官方确切消息的话，那是不可能“希望”或“胡说”建文帝上吊死了。由此可以肯定，朝鲜方面“正史”记载应该来说也是极其可靠的。
拷问“正史”中建文帝一个人居然有两种死法的原因
中国“正史”上说建文帝自焚而亡，朝鲜“正史”上说建文帝上吊死了。除了白痴，谁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生就一回，死也就一回，人死不能复活，但奇怪的是，中朝两国“正史”上讲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居然有两个死法：烧死了；上吊死了。有人说那会不会是建文帝先上吊了，觉得不舒服，就换一种死法，火烧自己？或者先火烧自己觉得烧痛了，人难受了，就改为上吊了？
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不吻合常理，人一旦上吊了就生死都不由己，火烧了也一样。之所以中朝两国“正史”上出现建文帝两种不同的“死法”，惟一能解释其理由的那就是朱棣始终没有弄清楚建文帝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上面提到的《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建文帝“自焚”细节：“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还白上”。文中的“其”指谁？没有说明白，或者说是含糊其辞。这就是说连朱棣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从火中“捞”出来的尸体到底是不是建文帝，姑且说他烧死了，“国可不能一日无君”啊，朱棣登基才会成为“合理又合法”。基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史实，朝鲜“正史”上的记载当然会出现与中国“正史”上完全不同版本的建文帝“死法”了。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明初两部“正史”《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在许多政治敏感的问题上并没有真正“实录”，而是“矫录”、“伪录”。
尽管如此，但还是有一些对“正史”深信不疑的“正统政治史观者”或许从过去的或许从现实的需要，坚持认为明初那两部“正史”的记载是可靠的，我们姑且就顺着这些人的思路再来考察一下“正史”上对建文帝结局的最终安排。
建文帝如果被火烧死了，那么建文帝的陵墓应该在南京的何处？
如果按照当时钦定的说法，建文帝是“阖宫自焚”了，朱棣就“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明太宗实录》卷9下）
作为叔叔，无论从血缘亲情关系还是帝国皇家礼仪的哪一个角度都要慎重对待“自焚”而去的侄儿，于是，“帝（明成祖）问葬建文帝礼，（王）景顿首言：‘宜用天子礼。’从之。”（《明史·王景传》卷152）
上述“正史”明明白白地讲了，朱棣不知道如何下葬已经烧焦了的所谓的建文帝尸体，而已经投降了朱棣的建文朝翰林侍讲王景明确地说要用下葬天子的礼仪，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用下葬朱元璋一般的仪礼来下葬所谓的建文帝，朱棣也依了。但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大疑问：既然是朱棣“备（天子之）礼葬建文君”，这是非同寻常之礼和非常之规制，在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里，一般普通百姓尚且注意丧葬礼仪与坟茔建造，更何况现在要葬的是人间之主，由此可以说，建文帝的陵寝应该是很有规模的，那么这个很有规模的建文帝陵寝会在哪里呐？既然朱棣以天子礼仪下葬了侄儿，总该给侄儿立个像样的碑，如是，那御制碑又在何处呐？
对于这等问题，不仅仅是现代人发问，事实上300多年前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就已经相当重视和留意了。他在经过了仔细的调查与考察后，这样写道：“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非其迹易湮也，史牒禅代沿例久矣。孟氏所以不尽信书也。”（【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六月》卷12，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1册，P852；孟子语见《孟子》卷14上《尽心章句》载：“孟子曰：‘尽心书不如无书’”（《十三经注疏》下册）换句话来说，明末在南京的大明遗老遗少压根儿就不知道建文帝葬在何处？用孟子的话来说，尽信书还不如无书。
这怎么可能？堂堂一代天子，居然连死了以后的陵墓都没有，这太不吻合常理了。有人说，那是因为朱棣充满了对侄儿朱允炆的仇恨，故意不给他造陵墓。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对明初那段历史的极度无知而空口胡说。要知道，金川门之变后，篡位者朱棣在南京的处境并不佳，他一进南京城就遭到了一次未遂“行刺”，后来又在明皇宫里遭受了建文朝大臣景清的“行刺”；还有，95%的建文朝大臣不肯投降。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朱棣急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征服，还要从心里上使那些不肯投降与观望的人们臣服，所以他也巴不得搞个“结果”来，向人们做个交待。对此，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曾指出：“必以置陵守冢为用天子礼，则未必然。但葬时稍用天子仪仗，以震都人耳目，为绝天下人望之计，与出其尸于火，意正一贯，不必甚以为难信也。”（【民国】孟森：《建文逊国事考》，《孟森著作集·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P2）
我们将孟森先生的话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朱棣尽管没有确认朱允炆已经死于大火，但他让人拣了一具死尸当作朱允炆的尸体，用下葬天子的礼仪将他给葬了，但不一定就建造很像样的陵寝。这样做就比较吻合了当时朱棣的真实心理：一来可以让建文朝的人们死了心，你们的皇帝都已经死了，还是“识大体、懂大局”吧；二来建文帝到底是死是活，朱棣心里毕竟没底，所以对于陵寝的建造他就没必要“遵制”了，否则的话，万一今后发现了建文帝，又将如何处置呢？
正因为这样，所谓的建文帝坟冢在当时肯定就不大，官方不必明确记载，大明帝国的太常寺也不会认真按时祭扫，时间一长，所谓的坟茔就淹没无显了。
既然明朝人没法肯定，那么清朝人编撰的《明史》（“殿本”）凭什么要说“建文帝烧死了”？
可以这么说，整个明朝官方都没有真正弄明白，建文帝到底是否被烧死了。转眼到了清代，遵循中国历代的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清康熙帝着手开局编修《明史》，那么清朝人编撰的《明史》（即现今通行的“殿本”，另外在乾隆四十二年增修的《明史》即“四库本”《明史》流传不广，下文详述）对建文帝下落又留下了什么样的记载？《明史》（即“殿本”，以下略）中有14篇《列传》是有关建文帝下落的，除了《方孝孺传》中直书“燕兵入，帝自焚”外，其余诸《传》，间或有“相传”建文帝“遁去”，就连皇帝朱允炆《本纪》中也没有肯定地说建文帝被烧死了，它是这么说的：“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明史·恭闵帝本纪》卷4）
综观《明史》中对于建文帝的下落留下了三种自相矛盾的观点：第一，烧死了；第二，“不知所终”；第三，“遁去”即逃跑了。至此，人们不竟要问了：这么一部花费了百来年时间、集中了几代博学硕士最终修订而成的、被人们誉为“二十四史”中的“佳史”的《明史》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瑕疵”？
其实答案不难寻找：第一，大明帝国的国史《明实录》从来没有把这事说清楚，换句话来说，作为复印件的原件不清楚，何来清楚的复印件；第二，《明史》修订的特定历史背景。《明史》创修于清世祖顺治二年，大规模纂修于康熙十八年，那时虽说清朝大体上已经一统江山，但全国各地潜在的反清势力还在秘密活动着，尤其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朱三太子流落于民间，成为许多地方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子。为了瓦解与泯灭各地的抗清斗争，以明朝正统后继者自居的清朝统治者除了使用军事镇压以外，还时不时地模仿明朝的做法，致力于思想与文化方面的稳固统治，如继续开科取士、开馆修史等等。就开馆修《明史》而言，当时就召集了许多各有所长的优秀史学人才，但这些修史官的观点并不统一：撰写建文帝本纪的史官徐嘉炎经过考证，认为建文帝最终出亡了，这一种观点从明中叶以后开始到清初流传甚广；但撰写明成祖本纪的史官朱彝尊则主张建文帝被火烧死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史官在撰写《明史》时不免要发生冲突，而时任《明史》编纂总裁的是王鸿绪，他也主张建文帝“闔宫自焚”。“康熙中，王鸿绪、揆叙辈党於廉亲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稿》，於建文君臣，指摘无完肤，而於永乐及靖难诸臣，每多恕辞，盖心所阴蓄，不觉流於笔端。”（【清】魏源：《古微堂外集·书明史稿一》引文）
换句话来说，王鸿绪是一个对朱棣充满好感而对建文帝极度诋毁的人，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着不同的见解，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事，但问题是王鸿绪的身份特殊，他是《明史》撰修馆的总裁，他的思想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朝统治者的政治态度有关。对此，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是这么说道的：“按朱三太子字洪竹，为思宗之子，清初间反清运动，资为号召，当天地会时，太子寄寓山东蓬莱，改姓名为张用观，字潜斋，矫装塾师。康熙四十年被捕，圣祖以其伪托，夷家小。馆臣仰体朝廷，对明室所抱亡国之後，不必幸存意旨，虽於易代之後，亦不直书惠帝逊国之後事。”（【台湾】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台湾高雄百成书局，1960年，第27页）
作为《明史》总裁的王鸿绪毕竟“政治觉悟”高，他充分地体悟到了当时康熙皇帝的心迹，如果尊重多数人所主张的建文帝出逃的观点，那就岂不意味着给康熙添乱：建文没死，流落民间；朱三也没死，那个被抓住的朱三太子是假的。如是说法，清朝统治者就休有宁日。
既然《明史》总裁王鸿绪具有这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一家之说的史学观点，那么其手下的修史官也就不敢与王总裁直接对立，因为“明史开局，监修、总裁诸公以建文帝本纪书法下问，余（朱彝尊自称）以宫中火帝崩对，同馆徐（建文帝本纪作者徐嘉炎）胜力图争，当从逊国群书具述其事，遂任编纂，《纪》成，诸公（指《明史》监修、总裁诸公）终未以为然也。”（【清】朱彝尊：《明史提纲跋》，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第58页）
恐怕史传稿撰成後，通不过监修、总裁这一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考虑到与康熙帝所讳相抵触，因而加上“相传”字样外，也间有《列传》如《牛景先传》指出《致身录》诸书不可信，但在《赞》中仍坚持：“与其过而去之，宁过而存之”，留下建文帝流亡史迹。（潘群：《郑和踪迹建文考》，《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2005年12月版，P57）
这样就再度形成了通行“殿本”《明史》中建文帝下落模糊不清的结论：有的地方说是烧死了，有的地方说逃走了，甚至还说跑到了海外，等等。
那么历史上建文帝的最终结局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将历史的镜头对准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当政以后所干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许能看出一些历史的真实面目来。
第2章 朱棣“心病” 十大疑惑
自身“来路不明”，又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从侄儿皇帝手中抢夺了皇位，被一些人万般称誉的一代政治家总算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大明帝国权力之巅峰，然而朱棣这20多年的皇帝当得可不是滋味，似乎恶梦连连。这一切都与他心中始终无法释怀的建文帝下落有关，于是永乐朝上演了一幕幕稀奇古怪的“迷惑剧”……
“清宫三日”，朱棣是在找建文帝后宫里的美女？
金川门事变以后，燕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入南京城，朱棣志得意满地来到了明皇宫，这些年来日思梦想他所要的不就是今天的这一刻——马上登基即位，不，朱棣可没有这么肤浅，他还有更为紧要的事要做，那么朱棣来到明皇宫里最先干的什么紧要事？对此史书留下了“清宫三日”的字样，有人说，那是朱棣为了占有建文帝宫中漂亮的美人，是吗？
按照中国历来的传统：攻占前朝的首都与皇宫就意味着要占有前朝皇帝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心爱的美人。秦始皇统一六国，六国宫中的美人全被送到了咸阳的阿房宫，晋武帝司马炎灭了建都南京的东吴政权，东吴主孙皓的上万名美人全被送到了洛阳供司马炎一人享用，司马炎一人忙不过来，就每晚乘了羊车任由山羊跑到哪里就在哪个美人那儿过夜，所以说“清宫”这等事在历史上尤其是改朝换代时十分常见。但明初这场皇位争夺战不同于以往，因为帝位争夺双方是叔叔与侄儿，叔叔占有了侄儿媳妇，那叫什么？乱伦！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释放”，但朱棣并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到底又是进行怎么样的“清宫三日”？
对此，《明实录》、《明史》等“正史”并没有直接地说明白，但在《明史》成书前的一些史书中则有所披露。查継佐在他历史著作《罪惟录》是这样记载的：“（金川门之变后），（宫）内大火，（建文）帝与皇后马氏暴崩，为六月之十有三日也。或云帝薙发出亡，燕王清宫三日，宫人指所焚尸以应，遽出尸灰烬中，王俯而哭之曰：‘犀无知，至此乎？’用学士王景彰义发丧，以天子礼葬之。宫人遭戮略尽，惟得罪（建文）帝者获存。”（【清】查継佐：《罪惟录·帝纪》卷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P69）
比查継佐的《罪惟录》成书更早的、由谷应泰主持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对朱棣“清宫三日”之事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说得更为明确。燕军进入南京城以后，朱棣清宫三日，凡是宫中的宫人、女官和太监几乎全部被杀，只有得罪过建文帝的被留了下来。那么朱棣为什么要这么干？据史书记载，朱棣曾诘问建文朝宫中之人：建文帝到底在哪儿？而在场的那些宫人和内侍“皆指认（皇）后尸应焉。”朱棣马上令人将灰烬中的那具皇后尸体清了出来，然后对着那已经烧焦了尸体，挤出了几点鳄鱼的眼泪，大声恸哭道：“小子唉，你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唉，何苦要走到这一步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P273）
以上两本史书都记载了朱棣“清宫三日”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确切的下落。那么找到了吗？找到了，宫中之人指了一具已经烧焦了尸体说：那就是建文帝！朱棣信吗？“信”了，他对着尸体大哭了一场。这里边有个细节容易被人忽视，那就是既然有人在灰烬中“认出”了“建文帝”，朱棣的目的也达到了，那他为什么还要杀那么多的宫中之人？这被杀的宫中之人到底有多少呢？有的书上说是1000多人，有的书上说是3000多人。我们根据建文帝寡欲、抑欲的个性特征来看，建文帝后宫里的人不会很多，1000多人差不多了（包括太监等后勤服务人员在内）。当然，到底是3000人还是1000人，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但这里边有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朱棣杀宫中之人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交待出建文帝的下落，难道这1000多号与建文帝关系尚好的人没有一个是“软蛋”，非得要杀尽才罢休？要知道这些美人与宦官毕竟不同于那些饱读儒家经典深受传统忠孝礼仪熏陶的士大夫们。由此只能解释为这样：朱棣逮住了建文朝宫中之人后，每问一个，说不知道的就被处决掉，直至第1000个人（大致）；或者这中间有人说了，那具烧焦了的尸体就是建文帝，朱棣也就将错就错，将那尸体认作是建文帝，对外马上说建文帝被烧死了，从而在政治上宣告建文帝的“死刑”，以此来稳定京师和全国的政治局面。但朱棣毕竟是只狡猾的狐狸，他的内心十分明白——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还不靠谱，于是他一边大杀没有得罪过建文帝的宫中之人，另一方面又疯狂屠杀建文朝的那些忠贞节烈之士，以绝对恐吓的手段来撬开的人们的嘴巴，达到最终将建文帝之下落弄得水落石出的目的。（《明史·成祖本纪一》卷5）
朱棣登基的一个潜在的障碍——建文皇太子到哪里去了？
朱棣进入南京以后不仅无法获悉建文帝的确切下落，而且也找不到建文帝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太子朱文奎。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做法，如果建文帝真的找不到了，或者正如朱棣一行人内心所希望的那样——被大火烧死了，那么接替建文帝皇位的也轮不上这个“至亲”“好”叔叔朱棣而应该是建文太子朱文奎。
朱文奎“建文元年立为皇太子。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明史·诸王三》卷118）
明代大史学家焦竑在他的《献徵录》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太子文奎，……（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君接位，立为皇太子，靖难兵入京，年七岁矣。莫知所终（《吾学偏》）。”（【明】焦竑：《献徵录·建文君太子传》卷1，上海书店，1987年，第1册，第64页）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贵为天子之子的7岁孩童、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朱文奎居然在这场皇家大劫难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建文太子朱文奎逃跑了。对此，明末有名的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史学名著《国榷》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建文朝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在金川门之变后，保护着建文太子朱文奎偷偷地出了南京城，一路狂奔，逃到了廖平的老家湖北襄阳躲藏起来，后来廖平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朱文奎，从此建文太子成为了廖氏亲族中的一员。没过多久，鉴于风声日紧，廖氏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杀，举族迁徙汉中；而廖平自己则隐匿到会稽一带，充当卖柴翁，自称为“耶溪樵者”，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与会稽山中吴成学变换了姓名，号为雪庵，至死隐迹于民间。（【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1册，P837）
既然7岁的建文太子可逃出南京城去，那么为什么建文帝就不能呢？
当发现建文帝及其太子不见踪影时，朱棣几乎是本能性地感觉到，昔日日思梦想而今唾手可得的皇帝宝座会受到潜在的巨大威胁，于是他发了疯似地“清宫三日”、挖地三尺要将建文帝父子“挖出来”。
朱棣对建文帝的第三子怎么样了？
找不到建文帝及其皇太子，朱棣顿时有种莫名的恐惧，同时又火冒三丈，尤其是建文朝重臣铁汉方孝孺不仅拒绝为他起草登基诏书，而且还时不时地点击中了他的“命门”要害之处，方孝孺曾问朱棣：“既然你说你起兵靖难，为的是仿效周公辅政成王，如今成王不在了，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呢？”有人认为，方孝孺的率直与刚正刺激了朱棣的神经点，毋宁说是方孝孺“穷追猛打”似的追问“逼急”了朱棣。在虐杀了方孝孺“十族”后，阴鸷歹毒的朱棣似乎想起了方先生的“提醒”，于是他又将魔手伸向了明初“成王”——建文帝的弟弟。
据正史记载，建文帝共有5个兄弟：长兄朱雄英8岁时死亡，建文帝朱允炆在朱标的儿子中排行老二，因为长兄早亡，皇位继承就轮到了他的头上；老三朱允熥，为建文帝的同父异母弟，被封为吴王。朱棣登基以后将他降为广泽王，远放福建漳州，时隔4个月后的建文四年十月，他又被召回南京，废为庶人，永乐十五年死于凤阳牢狱中；老四朱允熞，建文帝的同母弟，被封为衡王，朱棣当政以后将他降为怀恩王，徙居四川建昌，建文四年十月，与朱允熥同被召回，最后也死于凤阳监狱中；老五朱允凞，建文帝的同母弟，初封为徐王，朱棣上台后，将他降为敷惠王，与母吕太后同住在明东陵（朱标太子之陵），永乐二年改为瓯宁王，永乐四年其住宅莫名大火，就此被活活烧死。（《明史·诸王三》卷118）
事实上朱棣并不是只对明初“成王”的弟弟们痛下毒手，他还对“成王”的儿子进行毫无人性的摧残。据正史记载，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明史》中所说的“不知所终”的朱文奎；少子叫朱文圭，金川门之变时，他还是一个由别人抱在手里的2岁娃娃。朱棣来到明皇宫时，不仅下令取消建文帝的尊号，将这个只有2岁的小皇子废为“庶人”，人称“建庶人”，而且还将他送到中都凤阳广安宫给关了起来，一个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两年、原本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的小孩从此与世隔绝了55年。
直到明英宗复辟重新登位后，或许是自己被软禁的经历所带来的体悟，明英宗十分同情凤阳“建庶人”无罪而久被囚禁的不幸遭遇，他就想放了朱文圭，但朝中好多人认为不可，明英宗十分感慨地说道：“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学士李贤赶紧称誉道：“皇上此乃尧、舜之心啊！”后来明英宗将这事向皇太后作了请示，在取得太后支持之后，他就命令宦官牛玉前往凤阳，宣布结束朱文圭55年的软禁生涯，任由他在凤阳居住，婚娶出行都由他自便；并给予20名宦官供他使唤，奴婢与宫中小美人共计10多人供他享受。朱文圭自幼与世隔绝，被放出时他牛羊不辨。大概过了十来年，他就离开了这个几乎让他一辈子什么也不懂的世界。（《明史·诸王三》卷118；【明】谈迁：《国榷·英宗天顺元年》卷32，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2册，P2057-2058）
这就是一个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建文皇帝“至亲”的“好叔叔”对建文亲生骨肉所干的“一等大好事”。
那么凤阳“建庶人”朱文圭有没有生育过后代呢？“正史”没有记载，但明代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成化三年九月）十月，南京守备司礼太监谭包言：‘建庶人、吴庶人，天顺初安置凤阳，其家帐幔靴倶敝尽，又十八岁给布缣緜絮，今死五人，日减给，女奴四人，倶无衣布，宜补给。’从之。”（【明】谈迁：《国榷·宪宗成化三年》卷35，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3册，P2240）
这段史料是在说：明代成化年间，南京守备司礼太监谭包向明宪宗报告说，英宗天顺年间被安置在凤阳居住的建庶人与吴庶人的后代现在日子很难过，他们家的帐幔靴子一类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已经破烂不堪，生计难以为继，甚至已经死了5个人，请求皇帝给予一定的“补给”，明宪宗准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凤阳“建庶人”朱文圭有后代，“吴庶人”应该是指建文帝的同父异母弟原吴王朱允熥的后代，他们都在凤阳居住并繁衍生息下来了。
不过，这“建庶人”不仅在凤阳有，南京也有，谈迁在《国榷》中保存了这样一段大明皇家玉牒的记载：“（嘉靖二十八年）是年，宗人府上玉牒，亲王至庶人，见在万有九千八百九十三人（19893）。其未开阳曲永和二府及南京齐庶人、建庶人后，不下千人，郡主县主郡君乡君等共九千七百八十二人（9782）。（【明】谈迁：《国榷·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卷59，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3册，P3743）
奇了个怪，嘉靖中期，齐庶人、建庶人等后裔有近千人在南京，齐庶人是指建文帝的同母弟老五朱允凞，初封为徐王，后被朱棣降为敷惠王，最终与母吕太后同被活活烧死了。但他却留下了后代，居住在南京周围；那么南京的“建庶人”又是从何而来的？不是正史上说建文帝只有2个儿子，一个下落不明，或者说跑了襄阳去；一个被囚禁在凤阳55年的朱文圭即凤阳“建庶人”，怎么还会有建文帝的血脉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保存下来呢？
笔者在阅读史料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金川门事变以后，“成祖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明】高岱：《鸿猷录·长驱金陵》卷8，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鸿猷录》第3册，P102，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建文）帝左右唯数人，遂尽闭诸后妃宫内，纵火焚之，掔三子变服出走，仓皇复弃三子於宫门，被燕军执置师中，帝遂逊国去。”（【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P271）
就是说，金川门事变以后建文帝急忙带了他的三子换了衣服，打算父子一起逃走，但实在是太仓惶了，忙乱之中建文帝居然将三子丢在宫门口，这三子不久就被朱棣的燕军逮住了。那么建文帝的三子到底是谁？他最终命运又是如何？高岱、谷应泰是公认的比较严谨的史学家，他们的这般记载会不会有错？
为此，笔者又查阅了其他的资料。明代南京籍大史学家焦竑在他的著作中对建文帝的幼子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记载：“世传成祖入宫时，建文君有幼子，老緼教之牵成祖衣哭跪牵求食曰：孩儿饿矣，饿杀孩儿矣。成祖亦哭曰：汝生帝王家，有饿死理？命善抚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几子？抑即太子少子也？或曰牵衣哭者，成祖育诸宫中，未详。”（《吾学偏》）（【明】焦竑编：《献徵录·建文少子传》卷1，上海书店，1987年，第1册，第64页）
焦竑转载：世传朱棣进入南京明皇宫时，宫中有个老太婆教着建文帝幼子去牵拉朱棣的衣服，跪着边哭边乞求道：“孩儿饿啊，饿死孩儿吧！”朱棣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场面上的这等小事岂能予人之短么！他马上也“哭”着说：“你生在帝王家中，难道有饿死之理？”于是他命令下人“好好”地抚养这个建文幼子，但不知这是建文帝的第几个儿子？抑或是太子少子？有人讲，那个牵衣老太婆后来也被养在永乐朝的宫中，结果并不太确知。
由此看来，并非如“正史”上所说的建文帝仅有2个儿子。记录上述这段文字的作者焦竑是明代有名的大学问家，更有其特别之处，他出生于大明南都，甚至直到今天，南京还有他的故居地名“焦状元府”。金陵“掌故”资料尤其南京曾经是明初的都城，南京人都引以为傲，焦竑掌握这方面的信息与资料当然要比其他的学者丰富得多；同时必须指出焦竑也是一位很严禁的学者，要不是真有建文帝的后代一直生活在南京的话，他也没必要捏造出来这么一段文字来。那么焦竑所说的明皇宫里的建文幼子会不会就是谷应泰记载的建文帝第三子？
我个人看法不大可能，因为高岱、谷应泰讲建文帝是牵拉第三子打算逃跑的，从这话的意思来看，这个建文帝第三子至少会走路了，否则他的父亲建文帝怎么会牵拉他走呢？而要会走路起码也得3岁。那么这个第3子最终到哪里去了呢？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记载，有人猜测他被朱棣杀了，因为史料上说建文帝第3子是在宫门口被燕军逮住的。但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而是认为他也有可能跑了，理由是：
第一，前面讲过，这第3子已经被建文帝换上便装，他又会自己走路了，燕军中到处是武夫，逮住一个孩子轻而易举，但看住一个小孩子可没那么容易了。
第二，建文帝第3子又是在宫门口被抓，什么宫门？高岱、谷应泰没说，但既然在宫门被抓，很容易一溜烟走了，加上宫中大火，一片忙乱，抓“要犯”才是第一，第3子很可能跑丢了。
第三，从朱棣对待建文帝的所有被抓的兄弟与儿子的处置手段来看是相当歹毒，如果这第3子被杀了或者关到什么地方了，正史应该有所记载，但历史上恰恰没有留下记录，就同建文太子朱文奎一般，不知所终。
因此，我的结论是，第一，建文帝不止二子，有三子，甚至四子；第二，朱棣进入南京城以后，建文帝的儿子很有可能从宫中跑了出来，有可能被忠烈之士偷偷地保护起来，并在南京或附近地区生活与繁衍生息着，这大概是后世南京“建庶人”的“来源”吧。
既然建文帝的长子朱文奎能跑出南京，既然又有其他的建文儿子、有可能是三子跑出了京城，“潜伏”在南京周围，那么建文帝为什么会跑不出南京城？
我说了这么多的依据，还可能有人以为建文帝出逃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我们不妨再看下面一个朱棣的怪异行为——为找不到建文帝宝玺而“深恸之”。
朱棣挖地三尺就是找不到先前皇帝的宝玺，那么宝玺到了哪里去了？
宝玺说白了一点就是图章，或者说是高级图章。我们中国人最信服的是橡皮图章，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在西方，人们最为信任的是个人的签名，而在中国最为权威的就是图章，个人签名是不抵多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国人在抱怨，为了一个橡皮图章而跑断了腿。从掌握图章的人角度来讲，最好这个图章能盖的地方越多越好，那意味着什么？权力！因此说，权力也就是官印。要说这官印还真是五花八门，但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照级别与功效大小来进行划分，不过我想最大的官印总大不过皇帝的那些宝玺了。
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大约在秦朝时我国正式开始实行宝玺制度，不过当时不叫宝玺而是叫玉玺，皇帝发布一个诏书、诏令什么的，就要加盖一个玉玺印章，一来防止有人作假，二来体现皇家的最高权威——这样的玉玺在全国就只有一枚，相传它是用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和氏璧”雕琢而成的，秦始皇时丞相李斯的篆文天下闻名，于是这颗宝玺上就留下了李斯的八字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后来每发生一次改朝换代，除了政治与军事上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以外，占有皇帝玉玺几乎成为皇权更替的象征。三国时代割据江东的孙策之所以那么神气，敢与人叫板，就是因为当年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他捡到了汉朝皇帝使用的那枚玉玺。不过孙策没有袁术那么愚蠢，死守那枚皇帝玉玺，而是作了一笔好的政治买卖。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期间，皇帝的玉玺随着帝位的更替而流转，似乎没有发生大的什么问题，只是它的名字有了个小小的变化，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将“玉”改名为“宝”，从此后世人们就将玉玺称为了宝玺。大约在五代时，由于政局的动荡，皇帝犹如走马灯似地换个不歇，宝玺也就转来转去，最终转没了。
但还有一种说法是，从秦朝开始使用的那枚宝玺不是丢在五代，宋代的皇帝还在用着。元灭宋后，蒙古人拿到了这枚已经流传千年的皇帝宝玺，将它紧紧地捂在手里，捂了快要一百年时，大元帝国瓦解，元顺帝北逃，宝玺也被“顺手”带到了漠北荒原。朱元璋登基后使用的宝玺很可能是他自己叫人雕琢了一枚。当然这是推论，历史相信的是史实，有确切记载的是，建文三年，有人从西域回来带了一块青色的宝玉，建文帝朱允炆令人将它制作了一枚宝玺，上面刻了16个字“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玺文》卷1）宝玺制成后，建文帝还在明皇宫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接受百官的朝贺：“（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宝成，告天地宗庙，御奉天殿受朝贺。”（《明史·恭闵帝本纪》卷4）
随后，建文帝又下令，从今以后大明皇帝颁诏就用这新刻的宝玺。
从上述的史实来看，朱允炆雕刻那枚宝玺不仅可能质地很好，而且还声势浩大，几乎全国人都知道：才登基没多久的新皇帝又有一颗新宝玺，那是皇权的象征啊！
对此，作为政治家的朱棣岂能不知？所以，当他在南京登基即位时不仅要清除政敌，稳定局势，还要找到代表皇帝正位的宝玺。当然也有同志说，朱棣要找的不是这枚建文帝“自刻”的宝玺，而是朱元璋使用过的那些，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要找到皇权的象征——宝玺，那么朱棣找到了吗？《明太宗实录》中留下这样的记载：永乐元年十一月，朱棣对他的左右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明太宗实录》卷25）
朱棣跟身边的人说：“朕在建文帝宫中每个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父亲’高皇帝的办公用具，有人说可能是建文帝自焚时，将它们连同宝玺一起烧毁了。朕为此十分痛心啊！”
这段话实在是有意思：朱棣找他“老爸”的办公用具，不难理解就是为了表示他从此接过皇权，开始继承大统，但让他意想不到的就是找不到它们的踪影，接着又来了一句：有人说宝玺等被烧毁了，有谁亲眼目睹？没有。那么代表皇权的宝玺到底到了哪里去？
这里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正如“有言”所说的，宝玺毁于火中。但我不信！即使建文帝真的“闔宫自焚”了，他也不至于带好了宝玺再去投入火海啊。再说，人可能烧死，烧成骨灰，但宝玺是高级的石头做的，即使是被火烧了，但不至于烧成灰而使人看不到啊，这是常识，朱棣那么聪明的政治家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不懂？不可能！因此说，宝玺毁于火中之说完全是一派胡言。
第二，既然宝玺没被烧毁，朱棣又找不到，那么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让人给带走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建文帝手下的大臣与仆人？不可能！这个宝玺不同于一般的官印，谁拿了都会招来杀身大祸。那么剩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建文帝出逃时带走了！而建文帝带上宝玺出逃是再合适不过——合法皇帝拥有皇帝宝玺，就可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啊！
永乐帝朱棣抓住并囚禁建文朝的主录僧溥洽到底是为什么？
朱棣进入南京城后，还做了一件令人十分不解的事情，那就是将一个“跳出六尘外”的建文朝主录僧溥洽给囚禁起来。
溥洽，字南洲，会稽（浙江宁波）人，是南宋有名的诗人陆游的后代。早年出家苏州吴郡普济寺，拜雪庭高僧为师。洪武年间被召为右讲经，后出任京师南京天禧寺的住持，建文帝当政后任命溥洽为主录僧（可能相当于现在全国佛教协会的会长）。
朱棣攻入南京以后，有人出来告发溥洽，说建文帝剃度为僧，偷偷出逃，溥洽知情不报；还有的人说，建文出亡后，溥洽曾与几个和尚偷偷地为建文帝荐福祈祷！更有人说得有鼻有眼：起初建文皇帝逃出南京后，压根儿没到别处，就藏在溥洽曾经“工作”与修行过的地方。朱棣听完这些汇报后，找了个借口逮捕溥洽，并对他进行诘问与拷讯，但溥洽“怡然不辩”，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朱棣只得将溥洽囚禁起来，并派人到溥洽曾经“工作过”的苏州吴郡普济寺和南京天禧寺进行了搜查，可最终什么也没搜到。与此同时，朱棣还派了给事中胡淡等人外出寻访。（《明史·姚广孝》卷145，列传33）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永乐十六年三月，已经84岁的明成祖朱棣的第一号谋士与功臣姚广孝患病甚笃，自感将不久于世，于是他就向朱棣提出了自己的临终愿望，与皇帝见上一面。姚广孝何许人？朱棣心里明白，他之所以有今日，可能有一半功劳要归结于姚广孝，而今姚广孝油灯将尽，根本就无法来朝见，朱棣决定亲自临驾姚广孝下榻之处庆寿寺。
见到姚广孝，朱棣格外激动，君臣两人相谈甚欢。这皇帝也想得周到，送给老和尚姚广孝一只金唾壶，并关切地问：“您有什么事情要嘱托的？”姚广孝回答道：“出家人能有什么牵挂的？不过，老衲倒是有一事想恳请皇上恩准：建文朝主录僧溥洽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愿圣上将他赦免了。”朱棣听从姚广孝的请求，立马下令释放了溥洽，姚广孝顿首谢恩，没多久，端坐于蒲团上的姚广孝敛袂而逝。（《明史·姚广孝传》卷145）
姚广孝与溥洽都是出家人，原本两人并没有什么亲友关系，那为什么姚广孝在临终前要向明成祖求情释放溥洽？更令人深思的是，溥洽的被捕是因为有人告发他与建文帝有关，要真是建文帝被宫中大火烧死了，那为什么朱棣还要将一个与已被烧死之人有关的人关押了十多年？
胡濙外访是为了寻访仙人张三丰，你信吗？
要说永乐朝的怪事还真不少。尽管朱棣阴险狡诈嗜血成性，但无论怎么说，他还不能与中国历朝历代的昏君连在一起，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算不上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尤其那些对朱棣有着特殊情结的人更是不愿将他与昏君划上等号。理性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行列中朱棣还算得上是一位很有作为也十分精明的政治家。可至今为止人们一直都无法释疑的是：永乐朝的这位大政治家朱棣却干了一件与历代昏君所干相差无几的“荒唐事”——派大臣胡濙外出求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从胡濙这个人讲起。
胡濙，江苏常州人，他生下来时就与众不同，人家孩子头上长的都是黑发，他却长的是白发，后来不知怎么的逐渐变黑了。建文元年胡濙参加应天乡试，一举高中，第二年又中进士，被授予兵科给事中。靖难之役后，他与杨士奇等20多位大臣一起投降了朱棣。永乐元年被调任为户科都给事中，其级别不高，类似于县官一级，并不像有的书上说是类似于公安部部长，压根儿没这事。虽说胡濙官职不高，但他在大明帝国中央掌握着监察大权。可能因为胡濙谨小慎微的个性在新皇帝朱棣看来很有用处吧，他就被朱棣授予了一项特殊的使命。
朱棣掌控大明帝国政权以后，一直有人在谣传，说建文皇帝没有被火烧死，而是出亡在外。听到风言风语以后朱棣心里可不安了，联想到整个建文朝只有极少数文臣学士投降的事实，他也就更加怀疑起建文帝是否真的如人们讲得那样，已经亡命天涯了。经过多年的细心观察与谋划，朱棣决定派胡濙充当特使，外出寻访。（《明史·胡濙传》卷169）
胡濙密访除了《明史·胡濙传》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外，明成化年间有名的大臣李贤在胡濙神道碑中也做了相类的叙述：“丁亥（永乐五年，本书作者注，下略），上（指朱棣，本书作者注）察近侍中惟公忠实可讬，遂命公巡游天下，以访异人为名，实察人心向背。时御制《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书成，俾公以此劝励天下。以故虽穷乡下邑，轨迹无不到。在湖广间最久。丙申（永乐四十年）秋，还朝。……明年（永乐十五年），往巡江浙诸州。……癸卯（永乐二十一年）复自均、襄还朝。时车驾亲征北虏，驻跸宣府，公驰谒行在所。上卧不出，闻公至，喜而起，且慰劳之曰：‘卿驱驰良苦！’赐坐，与语，凡所历山川道里，郡邑丰啬，民情休戚，以至所闻所见保国安民之事，悉为陈说，上欣然纳之。向所疑虑者，至是皆释。比还，漏下四鼓。”（【明】李贤：《胡濙神道碑记》，转引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四章，“史事考证”，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版）
从当时胡濙外出寻访的名目来看，官方说法有两个：
第一种说法：“遣（胡）濙颁御制诸书”，就是说相当于将皇帝的“御制宝书”和朝廷的“红头文件”一类送到全国各地，这里边可能最重要的是向天下寺观颁行《僧道度牒疏》，即要求将全国各地已经取得“度碟”（僧道的身份证）的僧道重新登记造册，换句话来说，就是对全国佛道界进行一次普查，其真实目的是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不是有人说建文帝剃度为僧出逃在外么。
第二种说法：“访仙人张邋遢”，张邋遢原名张三丰，据说此人一天到晚邋里邋遢，他是元末明初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朱元璋在位时就找过他，但最终得出的结果是，那是一个传说中的仙人。而朱棣上台后居然又派胡濙外出寻找，（以上史料见《明史·胡濙传》卷169）就这事有几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的：
第一，朱棣不是一个迷信神仙的昏君，永乐20多年他很有作为，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却对寻找仙人十分执着，让胡濙找了整整14年，这太不吻合一个有为之君的正常行为了！
第二，自从永乐五年（1408）有人检举溥洽藏匿建文帝一事后，朱棣就开始派胡濙外出“访仙”，直到永乐十四年胡濙才得第一次回南京，将其外出所见所闻单独地告诉了朱棣，朱棣将胡濙的官职由原来的户科都给事中（县官级别）升任为礼部左侍郎（副部级）。这十年中胡濙家里发生了大事，他的母亲死了，按照常规，即使是当朝的宰辅，一旦家中有“丁忧”就必须“守制”，也就是说当官人官也不当了，赶紧回家守孝三年；但也有非常规的，那就是出外打仗的将军，因为前方战事需要，皇帝特恩他在外继续作战，不回家“守制”了，这叫“夺情”，一般来说“夺情”是用在特别的非常时期。但出奇的是，胡濙访仙多大的事情？在老妈死了胡濙提出要回家奔丧“守制”的请求时，皇帝朱棣居然给他来了一个“夺情”，这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明史·胡濙传》卷169）
第三，永乐十七年，胡濙第二次外出寻仙，主要出巡江浙、湖湘诸府。永乐二十一年，胡濙还朝时，朱棣已不在京城（此时大明帝国的都城已经迁到北京），而是在宣府，胡濙就马不停蹄地赶往皇帝的行在。当时朱棣已经睡了，手下人看到胡濙来了，赶紧通报给已经睡了的皇帝朱棣，朱棣一骨碌地起来了，急忙将胡濙召入问对，胡濙一五一十地将自己这五年中所掌握的信息或言情报报告给了朱棣，接近天亮时，有人看见，胡濙才从朱棣的行帐中出来。胡濙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使得一个人世间最高之主睡了又爬起来接待呢？有人说是不是张三丰找到了？没有，正史上已经说了，他不是凡人而是神仙，怎么会找得到？那有人说会不会胡濙要将自己一路见到的趣闻向皇帝好好说说，逗逗皇帝朱棣开心。问题是这可能吗？还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前提，那就是皇帝朱棣已经睡了，究竟有多大的事使得一个皇帝听到了在外寻访多年的下臣回来了他要马上起来予以召见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事关朱棣皇位一类的事情，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跟建文帝的下落有关。因此有人认为，朱棣此次肯定是从胡濙那儿得到了建文帝不会再为“患”的确切消息了，因为胡濙从此再也不外出寻访了。（《明史·胡濙传》卷169；【明】李贤：《胡濙神道碑记》）
第四，胡濙在外访仙前后十四年，其足迹主要是在江浙、湖湘、福建等江南地区，这就与明清600年传闻所说的当时建文帝外逃后的主要活动地区又不谋而合了，历史真有那么巧？
第五，自永乐二十一年还朝以后，胡濙再也没有外出寻仙了。无独有偶，更有蹊跷的是，就在胡濙外出访仙的十余年间，明成祖又派了他的心腹宦官郑和六次下西洋，但自永乐二十一年后朱棣似乎再也没有打算让郑和梯山航海，浮槎西去了。（《明史·胡濙传》卷169）
郑和下西洋到底为了什么？
说到郑和下西洋（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具体问题，我们将在《魔鬼的天才皇帝朱棣卷》中作详细的论述），国人特别激动，因为它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一项空前壮举，比改变西方世界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其影响非同寻常。激动过后，理性的人们一直反思这样的问题：诚然，郑和下西洋规模宏伟，气势磅礴，举世无双，但如流星一般，随着所谓的明初“永宣之治”（永乐、洪熙和宣德三帝）的逝去，它就迅速地黯然失色了；与其相比，规模小、设备条件差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将西方世界引向了一个新时代——地理大发现及其随后的海外殖民，那么同样的航海远行活动为什么在中西方有着如此巨大不同的命运？有人说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基础与背景所造成的，也有的说这是由于中西方航海远行活动的完全不同的目的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哥伦布是为了“寻金”才去航海的，结果意外地探索出“新大陆”来，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看到这样的疑问就觉得好笑，如此幼稚的问题恐怕就连我们的小学生就能随口应答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国与海外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那么历史的真相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不妨来看看古人是如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的：《明史》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明史·郑和传》卷304）
明人在注释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谈到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它是这样说：“今之锡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辉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礼不衰。今国王阿烈苦奈儿，锁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花往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法，远离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後复遣郑和往赐诸番，并赐锡兰山国王。王益慢，不恭，欲图杀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预泄其机，郑和等觉，亟回舟，路已扼绝，潜遣人出舟师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当就礼请佛牙至舟，灵异非常，光彩照曜，如前所云，訇霆震惊，远见隐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龙恶鱼，纷出乎前，恬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永乐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师，皇帝命於皇城内装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永乐刻藏时所附文节录，明代版《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佛牙精舍·式修供养注释》卷11，见《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大唐西域记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P531-532）
以上两段史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们说出了郑和下西洋目的至少有三：
第一，“踪迹建文帝”
第二，“示中国富强”
第三，“礼请佛牙”
为此，清代学者赵士喆在对永乐朝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大事情进行综合比对以后这样说道：“初建文之逊也，世传主录僧溥洽为之落发，成祖疑洽实匿之，以他事锢洽十余年乃释。又有言从地道出走滇南投沐氏者，使使侦之，无踪迹乃已。至是（指永乐五年）使胡濙巡行天下，遍历滇、黔、湖、湘之境，以访仙人张邋遢为名，盖物色建文，且察人心之向背云。建文之逊，或以为匿西平侯家，或云泛海入西洋诸国。是年（指永乐七年）正月，命郑和领兵驾巨舰，自福建之长乐五虎门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至满刺加，以达西洋古里大国，遂分航遍往支国，以贩宝为名，或曰为寻访玉玺，实为踪迹建文君，亦遣淡之意云。”（【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下）
赵士喆认为，溥洽被囚、胡濙外寻和郑和下西洋等大事的背后所直接的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实为踪迹建文君”。
说到这里，有读者朋友可能要问了：会不会古人以讹传讹？答案是，绝对不会！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细节，或许更能看出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来。主持出使海外的郑和身份很特别，与朱棣的军师姚广孝过往甚密。
中华帝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重礼仪意味着文明程度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从通俗一点的角度来讲，重礼义也就是尤为看重面子，更有人将它看作为事关人格、国格。想当年春秋时代齐国宰相晏子使楚，因为他个子矮，楚王就叫人开了一个狗洞，想叫晏子爬进去，以此来侮辱晏子及其他的祖国齐国，没想到楚王反被聪明的晏子羞辱了一番，晏子大致是这样回敬楚王的：“我出使邻国向来是这样，到了人国我就从大门进去，只有到了狗国我才从狗洞里爬进去！”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末年，到中华传统文明烂熟的明代时已近2000年了，向来注重礼仪文明的中华帝国却出乎人们常规思维的是派出了“刑余之人”郑和等作为大明永乐年间的“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出外使者，这岂不是有损于大明的形象呢？
在此笔者重重声明：绝无亵渎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我们只是将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待。不可否认，郑和以前或以后的帝国时代，皇帝身边出过了许多“大腕”级的宦官，有句俗话说得好：宰相门前五品官，那么皇帝身边的人尤其明代的宦官可更“吃香”了，但就实，那是绝对皇权被异化的结果，绝不是宦官自身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作为“刑余之人”的宦官不仅不入流，而且还是社会最不体面、最为下贱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宦官被作为极为体面的国家使者出使异域，难道朱棣犯混了？绝对没有，朱棣可清醒了，朱元璋当政时严抑宦官，但朱棣却在“靖难”战争中得到了宦官们的帮助，甚至像狗儿之类的宦官还为朱棣拼死驰骋于疆场，郑和等宦官也在这个过程中立了功，成为明成祖朱棣的心腹，于是在永乐初年，就出现了肩负特殊使命的宦官郑和下西洋、杨三宝出使尼八刺（今尼泊尔）以及侯显等出使西番、西域等一系列宦官使臣出外寻访的热闹场面。（《明史·侯显传》卷304）
那么郑和等人使外所肩负特殊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郑和与朱棣的头号军师道衍（即姚广孝）之间的特殊关系，或许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来了。
郑和是云南回族人，10来岁时明军攻入云南，他不幸被俘惨遭阉割。明初朱元璋实行诸王分封时，给予各个藩王一定数量的宦官，以此来侍候这些龙子龙孙，郑和就被分配给燕王朱棣。他到了燕王府没多久就与朱棣的头号军师道衍（即姚广孝）搭上了关系，并随道衍皈依了佛门。道衍给郑和取了一个叫“福善”的法名，郑和自掏腰包刊印《佛说摩利支天经》，还特请师傅道衍题记，其用意就在于取悦道衍这个朱棣面前的“红人”，图谋自身的发展。自此以后郑和与道衍相处甚好，而且都成为朱棣的心腹，道衍知道朱棣的“心事”，郑和岂会不知？人们传言建文帝出逃了，溥洽因此被捕，朱棣兴趣盎然地让郑和带了大队人马到国外去溜达溜达？这太不合情理。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让郑和为主分忧——寻找建文帝。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与道衍住持的广孝教寺“恰巧”在同一地。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是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刘家港今无此港口，其遗址就在今天太仓市的浏河镇。在浏河镇北面七八里的地方有一个茜泾镇（近年太仓城镇合并，面目全非，已无此镇，统一将该地称之为太仓港），据民国学者顾逸亮在《广孝教寺》中的考证称，明清时代茜泾曾有一个琳宫梵宇多达5084间的广孝教寺（笔者亲自考证，其确切位置应在茜泾与新塘交界处），而在此之前的清代学者则留下了更为详细的有关广孝教寺的记载：“广孝寺，即古怀让寺，其地基五百余亩。赐名广孝，留辅太子于南京，遂急流勇退，归隐海滨，于怀让寺旧址重兴土木，再整檀林，额曰‘广孝教寺’。”（【清】刘湄金：《浏河镇记略》）
看来，茜泾曾经拥有的广孝教寺还真是一个特大寺院——琳宫梵宇多达5084间，占地有500多亩，按照姚广孝在朱棣时代的地位来说，给这位第一军师盖这样的寺院本属情理之中。但大家千万别忘了，姚广孝是苏州相城人，苏州近郊有山有水，这才是置立寺院的最佳地点，而太仓境内有水但无山或者说几乎无山，从寺院选址来看，远没有苏州来得理想，那么姚广孝或朱棣为什么要这样“舍近求远”建制这么大的寺院？这实在是令人费解。还有，更为巧合的是广孝教寺所在居然与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在一块儿，姚广孝与郑和又是亲密的师徒关系，除非他们有着共同的特殊使命将他们连在了一起以外，还能作何解释呢？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里有锦衣卫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郑和下西洋气势非凡，浩浩荡荡，国人每每说到此，无不充满了自信与骄傲，但读者朋友有没有想过郑和下西洋队伍中有一帮子特殊的人——锦衣卫特务。《明实录》中记载：“（宣德元年六月甲戌）锦衣卫杜子忠等四人，永乐中从太监郑和使西洋，至锡兰山遇寇，四人被掠。今自苏门答腊国附朝贡舡来归。”（《明宣宗实录》卷18）
这是讲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队伍中有杜子忠为首的四个特务，被锡兰人俘虏了，一直到朱棣孙子朱瞻基当政时才被放回。另据明代兵部编录的《卫所武职选簿》中记载来看，郑和下西洋人群中有着一定数量的锦衣卫。（参见徐恭生：《再谈郑和下西洋》与《卫所武职选簿》，2009年第2期《海交史研究》，P31-47）
带水手是为了便于海上航行，带军队是为了自卫与安全，那么带上以侦查政敌为其主要任务的锦衣卫特务又要作何用？有人说那是针对敌国势力或海盗的，真的是这样吗？难道郑和下西洋有了几万海上军队还不够，还要带上并不精通打仗而擅长于明察暗访的锦衣卫特务反而能管用？显然不是！郑和下西洋之前，朱棣曾向邻国朝鲜索要过建文朝逃亡者
朝鲜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一》载：癸未三年（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四月甲寅日，朱棣派遣的通政司左通政赵居任、宦官黄儼等上朝鲜送上一道专门的谕旨，“永乐元年二月初八日奉天殿早朝，宣谕圣旨：‘建文手里多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那里。你对他每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第1册，P184）《李朝实录》中的这段史料，至少告诉我们：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朱棣曾向邻国朝鲜索要过建文朝逃亡者。连可能流亡到外国的“建文手里多有逃散的人”（可能这是种隐晦说法，实指建文帝等）都不放过，更不要说建文帝本人了。由此看来，朱棣屡遣郑和下西洋到海外诸国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也纯属“正常”举错，一次找不到就来第二次，第二次找不到就来第三次……因为建文帝的存在毕竟是朱棣及其子孙之帝位的最大威胁与隐患。
上述提到的郑和下西洋及其相关事件的几个疑点指向，似乎都逃不出一个中心，那就是有人传言的：金川门事变后，建文帝外逃，郑和下西洋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踪迹建文帝的下落，以此来解释，上述疑团都能一一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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