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托德·布赫霍尔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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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回声： 经济学大师与他们塑造的世界试读：
代序
我们全都会受政府经济政策和个人经济决策的影响。如果缺乏经济学知识，没有人会成为更知情的选民，甚至不会成为能够读懂每日新闻的读者。若是对塑造我们经济生活的力量缺乏认识，那么谁能够为我们和我们孩子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未雨绸缪呢？
诸如贸易政策、通货膨胀、政府的恰当角色、消除贫困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法，我们今天所争论的这些经济政策问题已经被经济学家探讨了两个多世纪了。不论其好坏，今天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是那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产物。今天，许多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只能被那些至少对早期经济学思想有些熟悉的人所理解。
在过去的200年中，经济学大师是一些关注他们那个时代重大政策问题的人。他们研究经济运行的目的是提倡较好的经济政策。但是，尽管关心政策，他们却不是能言善辩的人或政治家，而是通过符合专业辩论标准的分析和证明，试图说服与他们同时代的政府官员或更广泛的民众。
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经济学通过发现前人思想的局限性从而得以进步。尽管经济学没有机会像自然科学那样把实验作为自己独具特色的方法，但经济学家可以采用系统观察和经验分析以摒弃旧理论和发展新理论。
技术、政治和制度环境的改变阻碍了对替代性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得出肯定结论的进程。要解决这些议题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并且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和制定政策的官员必须要认识到，过去的结论会在今天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继续行之有效。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他与他所处时代的传统观点相左，他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通常是有害的，并且公众利益通过私人购买者和销售者之间的竞争就能得到最大化的满足。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经认识到基于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计划和公有制的市场体制的优点。美国的税率降低、英国和法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家庭农场在中国的重新产生，以及被贴上“改革”标签的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完全是亚当·斯密早期思想的直接体现。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他的理论帮助政府避免了重新陷入大规模失业的困境。但拥护凯恩斯主义的人反对储蓄以及偏爱增加消费的主张正在逐渐被抛弃，因为它不适合当今经济条件差异巨大的现状。现在我们理解了，增加储蓄通常成为增加投资用于建设新厂和添加设备的基础，也因此成为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当美联储官员做出有关货币政策和利率的决定时，他们所依据的思想和证据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经济学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由华盛顿开发的最新数据。当美国财政部官员对适合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争执不下时，他们可能会用到一个多世纪前大卫·李嘉图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分析论证方法。相似的情况是，贸易政策的分析、能源和环境法规以及反垄断法实乃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所发展起来的思想之上。对于任何想理解新政策可能如何影响经济和为什么某些政策会被选择的人来说，熟悉这些经济思想十分重要。
在本书中，通过对塑造这一学科的伟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作者托德·布赫霍尔茨对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作了生动的介绍，并且很容易理解。与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将正规的模型和复杂的图表作为重点有所不同，布赫霍尔茨提供了清晰的、非技术性的解释和时新的案例。
当我第一次遇见托德·布赫霍尔茨时，他正在哈佛大学教授部分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布赫霍尔茨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30位讲授本课程的教师中，他被选中获颁“年度入门经济学杰出教学奖”。在这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中，他在课堂上的讲课技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马丁·费尔德斯坦剑桥，马萨诸塞州1989年6月
修订版序言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文森特·凡高就绘制了28张自画像。我可不想采用这种自省方式，得设法保住我的两只耳朵，让它们留在我的脑袋上，不能被割掉。1989年初，我把本书初版手稿交付给E·P·达顿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打算出精装本，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本书。我猜想某些作者会重读他们的著作，可以经常回忆起遣词造句的熟练技法和先见之明的想法。我没有重读我的著作，而是在随后的10年中持续地观察世界经济，为的是看到本书的观点和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是如何经受考验的。此次的修订版受益于我从担任白宫经济学家、华尔街顾问和投资基金经理的高度，以及从为人父的角色出发对经济趋势和经济危机的悉心研究。在我写本书第一稿时，这些身份我还一个也没有。
世界的变化是惊人的，多数变化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新药品、新技术、更多的就业、轻度的通货膨胀和较低的犯罪率给美国带来了福音。1989年，我们还没有互联网，没有防止脱发的药物，汽车安全气囊的数量也很少，对失业率下降到5%以下不抱希望，也不幻想美国的股票价格能在20世纪90年代涨到两倍以上。在发行本书第一版的那些年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证明了这样一种现象，我称为“剪刀经济”。技术已经发展到让美国人可以不必利用中间商就能够购买到许多商品。如果互联网能让人们一边比较一边选购，谁还需要一个股票经纪人或者保险代理人呢？几秒之内，你可以直接从阿拉斯加购买红大马哈鱼，或者购买一张去非洲马里通布图的机票。消费者要比从前具有更大的掌控权。随着电缆、卫星、光纤和无线技术围绕着电视、电话和计算机业务展开竞争，即使是过去的垄断性公共事业也已经垮掉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一个广告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家新成立的电信公司自吹自擂的广告，大幅的画面描绘的是一位极权国家领导人的塑像，只不过在他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绳子，标题文字是“帝国无永恒——让你等5小时才能见到维修人员的公司更不能”。
有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对世界和平来说，最具有积极的意义。柏林墙轰然倒塌，让成千上万的东欧人从此摆脱了单调乏味的工作，投身于竞争性的市场。在市场的大潮之中，很多人获得了成功，其余的人还在挣扎求生。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几年内，因为新解放的思想寻求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本书的捷克和保加利亚版本得以推出。其次，日本经济改革使其自身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威猛巨人变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谦恭侏儒。主要原因是东京股市崩盘。2007年的日经指数跌至17000点，而1989年的日经指数却攀升到了39000点。那些对优秀日本管理技术的所有描述又该作何解释？再次，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它的制造企业大量生产，产量超过了除美国和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总和。俄罗斯经济的崩溃
随着苏联和美国发起冷战，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各就各位，并且互相瞄准对方，时刻准备着摧毁人类。许多地缘政治战略家认为一个僵持的均衡，或者说一个“稳定的冷战”是一个好的结局，这种局面很有希望会延续到21世纪。罗纳德·里根确定无疑是最乐观的冷战斗士，连他都没有想到苏联会在1989年后那样迅速而平和地瓦解。他的许多顾问以及差不多所有他的反对者都强烈要求他审慎行事。当里根恳求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拆毁这堵墙”时，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对这一强有力的却又是天方夜谭式的大胆提议表示无法接受。为何要激怒苏联这只大“熊”，并且要求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事实证明，这头“熊”并不是那么强壮，而且这一任务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仅仅几年之后，东柏林的人和西柏林的人就带着镐头和锤子来到柏林墙进行通宵庆祝，他们的收音机高声播放的是年轻人喜欢听的、使人精神振奋的美国摇滚乐曲。类似的欢庆活动在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也举行过。
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大胆领导下，联邦德国接纳了民主德国，用慷慨的财政礼物为民主德国的居民提供资助。今天，民主德国的居民仍然比他们同一个国家的“表兄堂妹”们挣的钱要少，但他们的的确确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也在竭力进行自身的经济改革。尽管经济仍然动荡，民主选举却在继续强化市场取向的政策，并且埋葬苏联的意识形态。格但斯克是波兰团结运动的发源地，在最近去那里参观期间，我对波兰年轻人所具有的企业家才能印象深刻，他们在整个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都开设了商店。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还有塔林和爱沙尼亚，人们的生活色彩缤纷、生气勃勃，再也不是原先毫无生气的单调灰色。
在俄罗斯，发展之路崎岖坎坷。1998年，俄罗斯看上去已经丧失了经济活力，因为卢布贬值大半，恐慌的抛售者又推波助澜，使得俄罗斯的股票市场遭受重挫，哀鸿遍野。持有俄罗斯债券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把它们当墙纸用。为什么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试验会失败呢？在通向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件不是太有趣的事情：这个国家走了一条危险的弯路，从而进入了“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体系中，以前公有制时期的老板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关系，变着法地把以前的国家垄断转变成了他们可以继续加以控制的私人垄断。矿业公司的经理们通过火车、卡车走私贵重金属，甚至将其塞进风衣的口袋中携带出境，从而为他们聚敛了财富。苏联警察的铁腕丧失了控制力，并且这个新生的推行民主政治的俄罗斯只有一个脆弱的法律体系来处理犯罪问题和解决商业纠纷。莫斯科的高级夜总会里充斥着新近富裕起来的诈骗钱财之徒，这里更像是在阿尔·卡彭控制下的芝加哥，而不像是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身价过亿的大亨们建立了他们的私人保安队伍。而且，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所领导的政府找不到强制这些财富巨头们缴税的办法。因此，俄罗斯政府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被迫通过向外国人出售债券而从他们手里借钱。1996～1997年间一个疯狂的股市泡沫形成之后，俄罗斯看起来腐败，无力偿还债务，而且随时会爆发危机。因此，俄罗斯人和外国人偷偷地将他们的钱从这个国家转移出去，新中产阶层逐渐获得的不太多的一部分财富也就缩水了。
这里面有教训吗，或者仅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俄罗斯1998年的经济崩溃告诫我们，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法律体系之上。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混乱无序，它需要有基本的规则。没有法院保证合同的效力，没有警察惩罚黑手党成员，并且没有机构收税，俄罗斯走弯路进入裙带资本主义无异于一趟死亡之旅。在西方国家，人们称法律是盲目的，而俄罗斯的问题是它对法律盲目。当然，俄罗斯过去也曾失败过，但整个20世纪就是经济的失败史。在参观像圣彼得堡和乌克兰的敖德萨这样的古城，并且目睹激动人心的19世纪建筑和让人惊叹的歌剧院之后，你就会明白，苏联的问题不是它能否赶上资本主义，而在于它连自身1917年的标准都达不到。让我们期待在21世纪发生一场新的俄罗斯革命，一场既能为经济解放又能为法治找到归宿的革命。日本经济的大萧条
当我撰写本书第一版时，学者和记者们正在给日本戴上世界经济之王的桂冠。《日元！日本的新财政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和《颠倒乾坤：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日本》之类的书籍描绘了这样一幅画卷：日本将要称霸世界，美国人要做的只能是从事薪水低一点的工作以求收支平衡。日本的投机商收集凡·高、莫奈的作品以及购买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资格，似乎它们只是象征着一些纪念品而已。他们尽量购买洛杉矶市区的中心地段以及夏威夷最好的房地产。日本的银行控制了金融业，并且经分析家计算得出，东京帝国大厦下面的土地要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土地还要值钱。一位杰出的日本政治家写了一本抨击美国霸权的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如此一个经济强国何以走向衰败呢？结果证明，日本的投资者并没有能够点石成金，而是把珍贵的资产变成了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伴随着东京股票市场毁灭性的滑坡，印象派画家的油画价格随同夏威夷的不动产价格一起跌落了。他们对电影公司的投资留给他们的是惊人的巨额亏损，因为狡猾的好莱坞制片人已经把他们榨干了。返回头再看日本，由于房地产价格和收入下降，狂妄自大变成了谦卑和恐惧。1998年，利率降到了零，意味着你可以从政府手里免费借到钱。只有一件事是上升的，那就是失业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就有了答案：日本中央银行在1989年提高了利率，有意戳破了股市泡沫。但是，那并不能解释持续了近10年的经济衰退。有两个元凶浮现在我的脑海。第一，日本政府鼓励它的主要公司控制制造业，而此时美国正在转向服务业，例如金融业和医疗保健业。尽管日本银行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规模上的优势，但它们在营利能力和复杂精密的金融产品设计上却落后很多。从股票指数基金到复杂的衍生品，许多新的金融产品都是美国或英国创造出来的。为什么日本不能开发这些产品？因为在本国，它们面临的竞争压力小。日本大藏省（2001年1月分解为财务省和金融厅）保护保险公司免受储蓄银行的伤害，同时又保护储蓄银行免受法人银行的伤害。然而在美国，这些行业面对的却是相互之间残忍的竞争，日本政府却创造出了“藩”，企业躲在官僚主义的藩篱之后安然无忧。大藏省基本上是强制家庭将他们的钱存放到收益低得可怜的银行账户，从而让公司成了“受制听众”。亚当·斯密应当能预见到它的发生，由于他们让本土市场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从而让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进行搏杀的能力受到了损害。
第二，在信息技术方面，日本也显得势单力薄。当我的一位日本朋友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并且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网页都是英文时，他摇摇头说道“我们有麻烦了”。尽管日本在制造产品如电子产品方面成功地赢得了市场份额，却发现产品价格受到了来自韩国和马来西亚工厂的冲击。很快他们就放弃了拼杀，并且关闭了日本的工厂，去中国开办了更廉价的工厂。“终身雇用制”的概念宣告死亡，这使工作中的男女老少的自信心备受打击。日本评论员称这一现象为“甜甜圈”经济，因为日本的经济已经变得中空了。
这些结构性缺陷与无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伴而生。从本质上讲，日本银行等待降息的时间过于漫长，并且日本的大藏省在经济衰退期间又提高了税率。凯恩斯（见第九章）在大萧条期间告诫世人：当经济每况愈下时，你不应当惩罚消费者。直到现在，这一启示显然还没有在日本深入人心，虽然从1991年开始，本书第1版在他们那里就能买到。中国经济的崛起
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崛起成就非凡，但也有点可怕，因为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长。如果你阅读美国的财经报刊，你会看到几乎世界经济的每一次短暂停滞都会归因到中国身上。油价高？中国肯定在囤积石油。利率低？中国一定在大量抢购美国的中期国债。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较少？肯定是让中国抢走了。的确，中国已是当代全球经济中一股庞大的力量，尤其是考虑到仅仅25年前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还是体弱多病时，更是如此。尽管目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胜利，但接下来的10年将对它构成极大的挑战。当中国不得不用较少的年轻工人来养活较多的老年人时，它便撞上了一堵人口墙。这个国家快速上升的中产阶层的消费将更多地用于国外旅游、卫生保健和奢侈品购买。当民众从穷人步入中产阶层，他们渴望得到三件东西：汽车、蛋白质（肉和谷物）和医疗保健。这为外国人在中国销售商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有钱后换车的行动已经起步，你会看到北京的街上塞满了汽车，这些汽车喷着尾气，并且挤占了通常是自行车的车道。未来的中国将会成为实现全球繁荣的一股稳固的、迷人的和充满希望的力量。态度胜过纬度
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多数人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进行思考时，就好比是一个购房者考虑购房一样。哥斯达黎加很是酷热难耐呢！委内瑞拉有石油是多么幸运啊！去澳大利亚购房又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真遗憾呐！“位置，位置，位置”，这种陈腐的思想对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购买一套仿殖民地时期式样的三居室可能会很奏效，但在分析一个国家时它简直毫无价值，请允许我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恰好与美国接壤，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它并没有获得发展，美国的财富和技术也没有因此而减损很多。现在来看繁荣的澳大利亚，即使你在洛杉矶机场换乘飞机之后，也就只要12个小时的航程！这里原本是罪犯的流放之地，他们是乘坐漏水船只航行到此的。
经济学教科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关注“要素禀赋”，该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上天赋予大量的矿藏和自然资源，这个经济体就有很大的优势。真的吗？中国香港就是一堆岩石巨礁。荷兰就是下沉的威尼斯，只是没有迷人的桥梁或意大利式的冰激凌，可是在17世纪，它却超越了禀赋较好的邻国。然后是今天的以色列，那可是上帝选择的子民居住之地，但上帝却选择不给他们一滴石油，而在阿拉伯半岛却遍地是自喷的油井。读读马克·吐温对干旱空旷的不毛之地的描写吧：以色列的土地天生就长不出足够的绿色植物，连晚餐盘子中的一小根香菜也不会有，然而在那里蔬菜却遍地开花了。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之中，你会把赌注压在哪一边：是拥有数百万吨自然赋予的锌矿资源的国家，还是智商得分高出数个点，并且思想可以自由传播的国家？
自然禀赋的极大丰富甚至可能会是诅咒。非洲许多地区的地下满是矿藏，可是经济发展却很缓慢，因为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紧握权力，他们阻止资本在社会上的散播。回想一下教科书中展示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地图册。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总是觉得不公平，因为苏联似乎拥有所有极好的东西，甚至有铝土矿，这听起来有点神秘，它是地球版的氪星石。但是，苏联的体制却是点金成石。它把珍贵的矿藏和肥沃的土壤变成了饥饿和贫穷。回归到1500年前，当时的中国正处元朝，正在烧制花瓶，中国拥有抢在英国之前进入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所有技术，但当时的官吏对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态度是重重地一脚踩死。因为苏联的“左派”拒绝相信“态度战胜纬度”，他们对苏联70年的“恶劣天气”感到遗憾，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缓慢的借口。正如罗纳德·里根说的那样，苏联的农业只在四种情况下不正常：春天、夏天、冬天和秋天。
那么，什么是最应该考虑的呢？是态度，而不是纬度。最能说明一个国家态度的可能要算从经济学大师那里“悟出道理”的智慧了。
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成功经常也会导致饥饿，也会让人变得谦卑和柔顺。而这正是你在下面章节的字里行间要加以体会的。
20世纪90年代给了我们许多新的机会来验证经济学大师的智慧，并对他们的思考进行评价。现在，21世纪正在提出它自己的挑战，而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就在这里，等着助我们一臂之力。托德·布赫霍尔茨圣迭戈，加利福尼亚2007年1月第一章经济学家的坏名声由何而来？
做一位经济学家并不容易。因为不能足够精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他们受到企业高管的责备。利他主义者又指责他们对成本和利润过于计较。对政客而言，经济学家是让他们扫兴的人，因为经济学家不允许他们在毫不牺牲的情况下承诺一个繁荣昌盛的前景。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抽出时间来羞辱经济学家，这些人包括乔治·萧伯纳和托马斯·卡莱尔。的确，自从卡莱尔把经济学称作“沉闷的学科”之后，对经济学家的公开批评就一直不断。
然而，经济学家感到他们受到了错误的指责，因为他们通常不是造成坏消息的原因，他们只不过是信使而已。他们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人类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不再生活在伊甸园，这个世界也并非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蜂蜜。我们不得不在清洁的空气和速度更快的汽车、面积更大的住房和面积更大的公园，以及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玩乐之间做出选择。经济学家并没有告诉我们它们中哪些是不好的，他们只是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即不能同时得到相反的两方面。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学问，它没有告诉我们选择什么，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作决定的后果。
当然，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信使。尽管他们备受人们的嘲弄，甚至人们还给他们取了一些无礼的绰号，例如亚当·斯密是做事心不在焉的“笨蛋”，约翰·穆勒是聪明脑袋不长毛的“书呆子”，凯恩斯是讲究生活享受的“锦衣玉食者”等，但经济学家的动机却不应该被诋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经济学家受到了那么多恶毒的批评，因为大多数有名的实践者是从空想的社会改良者开始的，他们要寻求改善世界的道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尤其把经济学视做精明的科学和热爱人民相结合的一种职业。中世纪时期，人们认定3个职业是最重要的：以身体健康为目标的医术，以政治健康为目标的法律和以心灵健康为目标的神学，马歇尔希望能把经济学当作第4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因为经济学是以更好的物质健康为目标的，它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而不只是为了富人。马歇尔勇敢地尝试着在强有力的却又不无遗憾的两个支脉之间进行调和：一个是朝着数理经济学的方向发展，但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另一个是向纯情绪化的激进主义发展，却不进行仔细的理论思考。他在剑桥大学争取设立的课程聚集了最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和最易动感情的人。当然，凯恩斯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将经济学和现实世界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政治。确实如此，20世纪之前，经济学还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几乎所有优秀的经济学家都在政府的某个层级上担任过职务。其中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两人还赢得了英国议会的选举。在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持续看到的不仅是科学兴趣闪出的火花，而且还有热忱的涌动。在大量的计算符号和统计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大胆说出的惊人的观点。
纵览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经济学家之间时而冲突、时而合作的关系。当亚当·斯密痛斥欧洲的君主和商人之间的“近亲联姻”时，现代经济学也就获得了初始的推动力。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托尔斯坦·凡勃伦之间少有的几个共识之一，就是他们领悟到商人喜欢利用政治为他们自己寻求庇护。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亚当·斯密告诫人们：要不是策划针对消费者的阴谋，商人几乎从不碰头。在今天，你也能确认这一点，地方商会会议上鼓吹自由市场的演讲者会急忙抓住机会，获得一个垄断权、一份政府的独家合同或者一个确保自身利润的法规。谢天谢地，政治家并不总是那么好说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工党领导人承诺通过走工会和国有化的道路就可以繁荣昌盛，从而接近天堂，但相反的是，英国经济变得越来越糟。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作者之一讲述了丘吉尔在下议院外面的男厕所里碰到工党领袖的故事。工党领袖先进入男厕所，并且采取立姿小便。出于同样的需要，丘吉尔稍晚也走了进来，但自始至终站在同一排便池的另一端，他只是看着他的反对者。“今天感觉我们有些疏远，是不是，温斯顿？”工党领袖问道。“没错，”丘吉尔厉声回答，1“原因是每次你看到大家伙就想把它国有化！”
多数美国总统已经暴露出他们对经济学知识领会得太少。肯尼迪曾经承认，他能记住美联储推行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方式就是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名字是以字母M开头的（货币政策的英文monetary policy也是以M开头的）。显然，肯尼迪不会任命叫Volcker（沃尔克）或Greenspan（格林斯潘）的人担任这个职位。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总统大选是一段难挨的日子。每当一位政治家向他或她的选民承诺会有更多的人造黄油和更多的武器弹药时，经济学家必定要对其灾难性的后果发出警告。经济学家为提高经济素养所取得的任何进步立刻就会被候选人天马行空般的信口雌黄彻底毁掉。正如电视的黄金时段一样，大选之年的演讲就是政治的黄金时段。每当总统候选人出现在电视上，他不能允许自己比《贝弗利山庄的乡巴佬》里的杰德·克莱皮特还要老于世故。当然，对于某些政客来说，这算不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难看出为什么政治家会误解他们的经济顾问。与向大众所讲的话相比，经济学家彼此之间讲的则是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说的是“模型语言”。因为每一个经济现象都会受到成千上万个事件的影响，在试图解释一个复杂的世界时，他们必须先要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上精简出几个最重要的因素。例如，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可能会取决于下述几个因素：天气、音乐品位、体重、收入、通货膨胀、政治运动和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的成绩。为了分离并且排列出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必须设计模型，并且要去掉一部分不确定数量的可能原因。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是那些能设计出最持久适用模型的人。
当然，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要建构模型。物理学建立在牛顿万有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天文学家仍然在使用哥白尼的理论框架，托马斯·库恩那本经典却有争议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追溯了这些模型2的发展。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要比那些“难懂的”科学更难呢？在此举例帮助说明问题，设想有一台肾脏的外科手术。在对X线诊断报告进行检查之后，外科大夫了解到病人的右肾位于其结肠之下大概两三厘米处。然而，设想当外科大夫切口之后，却发现肾脏改变了位置。依此类推，当一位经济学家分析原因且估计它们的影响时，其影响程度早已改变了。随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学科也在改变。经济学可能不是一门“难懂的”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容易的科学。因为经济学太容易变化了，因此它就难以3固定，更不用说加以研究了。毫不奇怪，凯恩斯勋爵坚持认为，经济学大师要满足一组特质的要求，这要比当骑士甚至是圣徒所需要的特质还要非同寻常：
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一定要理解经济现象的象征意义，并且用文字加以表述。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为了未来的目标而根据过去的事实研究当今的现象。人类的本性及其习俗必须全部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他必须目的明确，而又淡然无私，他要像艺术家一般超然物外，且不可以被利诱，然而有时又要跟政客一样4近乎世俗。重商主义与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我们应该从哪里起步开始学习经济思想史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开始，在这本书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主张。5但是，《圣经》更多体现的是清规戒律而不是仔细的分析。尽管亚当·斯密的名字来源于《圣经》，并且从《圣经》中他也得到了道德上的提升，但《圣经》对他形成自己的经济理论却没有多少启发。
我们也可以探究亚里士多德那些清晰有力的表达，他赞美私有财产，同时谴责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但是，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了解不过是知道时间是稀缺资源而已。因此，他将自己的时间更多地投入哲学以及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教育上，花在经济理论研究上的时间并不多。这表明，亚里士多德成为哲学巨匠之一，是冒着风险的，因为他伤害了热情支持开设“西方文明”这一大学课程的人，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学科的历史中鲜有亚里士多德的记载。
在中世纪，神学家们为经济问题展开辩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授围绕着市场上的公正和道德问题展开辩论。特别是，他们发明了“公平价格”理论，并且使基督教教会对待高利贷的观点趋于完善。鉴于《圣经·旧约全书》特别禁止向同一个社区的成员进行有息的借贷，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尝试将利息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例如风险、机会成本、通货膨胀和不方便的补偿等，以便突破这种硬性限制，钻禁令的空子。现在，神学家们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对《圣经》的正统阐释，这种阐释已经对商业活动构成了挑战，教授们的说教将会剥夺它们的现实意义，因为许多人将会甘愿冒受到圣罚的危险来碰碰运气。另外，如果神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宽恕所有形式的重商主义，他们就会丧失作为基督教领袖的公信力。当他们在世俗和宗教之间观望时，他们设计出了他们的大部分经济理论。这种做法让他们处于一个并不舒服的位置，对研究经济学也不是非常有帮助。他们就经济学发表演讲，因为这是他们要对基督教徒履行的责任。但是，他们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教徒进入天堂，而不是让他们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当新教徒从教徒中分化出去之后，这一任务变得更加无法做到
6了。
我们不能如此迅速地略过重商主义者。一般说来，他们是16～18世纪的一群作家和一群向欧洲皇帝谄媚的顾问。他们不会分享一本共同的“正典”，而且他们的确拥有不同的利益。随着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皇室巩固了他们的边界，并且为争夺远隔重洋的殖民地而发动战争，律师和商人开始就国王和王后如何管理经济提供咨询。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建议中经常被提及的内容中总结出几条原则：首先，通过给国王的忠实臣民以垄断、专利、补贴和特权等奖赏，国家应当将自己的内部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其次，为了获得特别珍稀的金属和自然资源，国家应当开拓殖民地，这是国家致富的好办法，因为这些殖民地可以负担战争的开支。再次，国家应当限制对外贸易，如此一来，它的成品出口就会多于进口，持续的贸易顺差有助于从债务国身上赚取黄金（财富）。
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在开疆拓土。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国内经济的严格控制，行会、垄断和关税牢牢地控制着经济。在某些国家，这种控制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势。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完全控制了许多商品的生产制造，并且被授予了管理行会的巨大权柄。在一次令人震惊的显示其超级权力的炫耀中，他宣布来自法国第戎的织物要包含1408股线！
重商主义者为亚当·斯密提供了完美的标靶，他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现代经济思想似乎是合理选择。亚当·斯密在几个层面上痛责重商主义的理论。首先，他们根据硬币和贵金属的多少来衡量财富的多寡，而亚当·斯密认为真正的财富应当通过家庭的生活标准来测量，一袋袋的金子并不必然体现为一袋袋的食物。其次，亚当·斯密说财富必须要从一个国家的消费者的观点来衡量。将钱放到国家总理或者阿谀奉承的商人手中的这种策略对国民来说不一定就能产生益处。再次，亚当·斯密确信个人的动机、创造和创新会促使一国经济获得更大的繁荣。将垄断和贸易保护当作礼物加以赠送，重商主义的这种政策使国家陷于瘫痪状态。现代经济学就此开始。经济学家真的一无是处吗？
自亚当·斯密那个时代至今，只有几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每一件事情。一个特别的情况是，当代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生产增速的下降难以做出解释。然而，经济学家对于这样一种说法却是十二分的赞成：国家和个人忽视了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这是在愚蠢地冒险。怀着对稳定的重商主义时代的向往之情而提高贸易壁垒的国家，伤害了本国的消费者。保持农产品高价的国家也伤害了它自己的消费者，并且发现这个国家过剩的粮食都在粮仓中发霉腐烂了。对于这两种伤害的观点，很少有经济学家持有异议。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听进去这两点的政治家实在是微乎其微。
就算政府并不总是吸取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却可以求助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可能会达到什么程度。自从工业革命使英国大放异彩之后，美国人就总是期待着自己的国家会更强大和更富裕。我们把现状看成是最低限度。然而，历史提供不出持续取得进步的先例。在工业化国家摆脱新的黑暗时代的每一个年头，我们都是在为人类创造纪录。听听乔治·杜比描述11世纪欧洲时所说的话吧。这一段几十年的可怕时光是在古希腊、罗马、巴比伦和埃及相对富裕之后而不是之前到来的，想到此就令人不寒而栗。
……公元1000年时的西方世界。一个野蛮的世界，饥荒遍地。贫弱人口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人们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挣扎着生存，成为难以征服的大自然和贫瘠土地的奴隶，这些土地的耕种质量很差。当农民播下一粒麦种，就算年景不是太差，也没有人会期待收获三粒以上的小麦，这意味着要到复活节才能吃上面包。那么，他必须要依靠可食用的草、树根，以及可以从森林或河堤收集到的临时凑合的食物来勉强维持生活，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他还得进行繁重的夏季劳作，在等待收获的时候，他已经累得虚弱不堪了……有时，当大暴雨浸泡了大地，并且妨碍了秋耕时，当暴风雨击打并且毁坏了庄稼时，平常食物的短缺就变成了饥荒，因饥饿引起的死亡就会如大浪一样袭来。为那个年代编写历史的人全都描写过这样的饥荒，没有一定程度的食物，这样的饥荒就不会停止。人们彼此追逐，为的是相互猎食，许多人割断了他们同胞的喉咙，为的是以人肉为食，就像饿狼一样。7
发达国家是否会理解此类恐怖的景象？发达国家是否会重新陷入它的某些第三世界邻居所处的这种恐怖状态？甚至连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做一个最荒诞的梦都无从知晓答案。我们又确实知道，经济学大师的目标就是教导我们如何避免掉进如此黑暗的深渊。
令人吃惊的是，经济学大师的许多理论仍然在传播。他们每一个最睿智的理论在今天都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点或者可复制之处。通过探究主流经济学，并且提出问题：谁首先具有了这些洞察力，并且建立起这些持久的模型？本书要寻找这些大师的智慧。我们可以从大师那里得到教益。本书中某些当代的案例具有趣味性乃是有意为之。大卫·李嘉图并没有利用电影《盖里甘的岛》中的演员去解说“比较优势论”。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冒犯他，只会对深奥理论框架的理解提供一些帮助，我希望如此。没有必要把经济学搞得那么枯燥无趣。为什么不能通过利用已故经济学家去除他们自己背负的坏名声，并且传承他们的教诲，从而让我们最后也嘲笑一下托马斯·卡莱尔呢？相比而言，让已故经济学家的灵魂在他们的坟墓中笑得打滚，这比让他们辗转反侧，并且失望于世人忘记了他们的著作，以及担心我们会开历史倒车返回到11世纪要好得多。第二章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与“看不见的手”
当罗纳德·里根赢得198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时，华盛顿的保守派支持者们兴高采烈。在鸡尾酒会和集会上他们相互道贺，并且非常期待里根的经济政策能够带来繁荣。他们也注意到彼此都扎着同样款式的领结，特征就是上面印着亚当·斯密的侧面像（他们把印有亚当·斯密头像的领结当成荣誉勋章佩戴）。
为什么这些以自己的爱国心而自豪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会崇拜一位18世纪的英格兰人呢？为什么他们崇拜的不是西奥多·罗斯福、托马斯·杰斐逊，甚至是巴里·戈德华特呢？亚当·斯密真的能够比成千上万的经济学家及其信奉他们思想的政治领袖对当代的经济危机作用更重大吗？
亚当·斯密相信他的思想将会永远意义重大。这是处于18世纪那个真正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性。政治的沸沸扬扬在法国和美国开始甚嚣尘上。等到亚当·斯密写完他那部最伟大的著作《国富论》时，商人们正在不列颠群岛之间以及全球进行着贸易，人口也在增加，商人们正在组建小型的工厂，银行体系正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拓展开来。但最具力量和深远意义的启蒙运动，是由为他们的周边世界探索新解释的思想家发起的。毫不奇怪，亚当·斯密曾经在他的演讲1中声称：“人是一种充满渴望的动物”。
从中世纪直到大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神学家统治着欧洲知识分子的思想。教会长老根据宗教教义对自然现象加以解释，但在亚当·斯密出生之前的那个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随弗朗西斯·培根和尼古拉斯·哥白尼的勇敢之路，探寻对自然事件的合理解释。最终，科学家出现了，并且独立于占支配地位的教会，科学家们将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规律的研究，全然不顾得出的结论是否会产生争议。
伽利略·伽利雷攻击了宗教的那句老生常谈：上帝只给了人类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大自然。伽利略宣称自然之书的语言是数学，他通过数学和实验，而不是在《圣经》的帮助下证明了他的自由落体定律。伽利略知道他踏进了被认为是叛逆的领域，并且试图避免让他的行为成为教会定罪的理由。1632年，当他借助望远镜这个实验仪器证实了哥白尼的异端邪说，即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之后，由于害怕，他将自己的发现奉献给了教皇。他对地球的认识是正确的，对教会心存恐惧也是正确的，因为宗教裁判所最终还是判他有罪。
在《笛卡儿方法论》（1637年）写作结束之时，由于坚决主张借助于实践科学人类能够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勒内·笛卡儿成为18世纪思想大爆炸的先驱。
不过，启蒙运动中风光无限的人物却是艾萨克·牛顿，他致力于像伽利略一样的科学研究，在经文之外寻求答案，并且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物体运动定律和微积分的发现来揭示这些答案。牛顿把上帝刻画成了只是在创世之初扮演了关键人物的角色，上帝之于当今世界，就好像是当铺老板在看到一只抵押在当铺的钟表离开当铺之后所表现的无可奈何。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牛顿的这一举动加重了对上帝的亵渎。
亚当·斯密就诞生在这一运动之中。像伽利略和牛顿一样，亚当·斯密探求事务的因果关系。但他关注的是人，而没有将他的视野聚焦在行星上。
亚当·斯密出生于1723年，跟着他的母亲在柯科迪长大成人。柯科迪是一个小港口，坐落在相隔福斯湾与爱丁堡遥遥相对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关的监察官，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亚当·斯密一生未曾娶妻。
亚当·斯密是一个相貌奇特的苏格兰人，在华盛顿的那些政客所扎的领结上并不能看清楚他的模样。他的鼻子很大、眼睛凸出、下唇外突、神经抽搐，并且说话口吃。有一次，亚当·斯密在获知自己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后说道：“我只会写书，而且算不上是个帅哥。”
因为成绩优异，亚当·斯密在14岁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后来获得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当时多数其他的大学生一样，亚当·斯密打算攻读神学，并且加入了神职人员的队伍，他也和任何时候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抱怨他的教师。他公然抨击授课讲师：“在牛津大学，多年以来，大部分的公共课教授完全放弃了教学，甚至连假2装教学都不要了。”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猛烈抨击学术审查，并且对他的朋友抱怨，称学院的官员没收了他的大卫·休谟预言式的《人性论》手抄本。尽管亚当·斯密被允许阅读所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他却被禁止阅读他所处时代的最有说服力的著作之一。
纵使存在着学术上的限制，亚当·斯密还是受到了大卫·休谟怀疑论的深刻影响（《人性论》的副标题是：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主体的尝试），因此他拒绝继续为成为神职人员作准备。相反，他返回柯科迪，后来，他在那里就广受欢迎的修辞学和法律举办公共讲座。
1748年，亚当·斯密返回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第二年，他填补了他原先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空出来的伦理学教席。哈奇森是一个“校园激进派”，他曾经拒绝用拉丁语上课，让学校管理者大为头痛。长老会的教务评议会因为他散播以下“错误的和危险的”学说而将他告发：
1.德行的标准是增加别人的幸福感。
2.在不依靠上帝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判断美好和邪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亚当·斯密吸收了很多哈奇森的危险言论。面对具有统治地位的教义，哈奇森无畏地站在学术自由的一边。和伽利略不同的是，哈奇森并不试图避免由于将他的讲义呈献给教皇而受到责难，在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样做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有趣的是，人们注意到亚当·斯密的观念通常与当今的保守派政治力量相联系，但因为他的智慧之根十分激进，某些当代的保守派对亚当·斯密也是相当不安。然而，其他人却要拼命地争取将他的资本主义理论与上帝、妈妈、苹果馅饼和民主放到同一个圣坛上。
因为与被他攻击过的牛津大学教师那让人昏昧的教学风格相距甚远，清晰易懂的讲课风格再加上对学生的关心，亚当·斯密教授迅速声名大噪。在讲课、辅导和主持非正式讨论之余，他还能抽出时间担任学院的会计主管，并且后来担任了该学院的院长。
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讲过经济学的课程。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课程。那时就没有人学过经济学。在19世纪之前，学者们把经济学当作哲学的一个分支。直到1903年，剑桥大学才建立了一个经济学大纲，把它从“伦理科学”中分离出来。尽管如此，亚当·斯密还是把他关于经济学的初始思想浓缩到法学的课堂上。下面几行文字是斯密的学生的笔记。斯密对劳动所做的关键分析，在这里已经可以初见端倪。后来在《国富论》中，他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分工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原因，它总是与人们的勤劳成比例关系，而不是和金银的数量成比例关系，后者只是人们愚蠢的想象。”3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亚当·斯密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外貌，但对他个性中的古怪行为却避而不谈。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观察到人们有一种吹捧自己祖辈身份地位的倾向。他称为“名门幻想”。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发现他们的前辈不具有牛顿一样的聪明才智，也不如伏尔泰那样富有情趣，更不像拜伦一样满身风骚。事实上，尽管具有“名门幻想”的心态，经济史学家还是承认亚当·斯密有点笨拙。
专业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厌倦了亚当·斯密做事心不在焉的许多故事。不过，对于初学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些逸闻趣事仍然可以供娱乐消遣一番。
某一天，著名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来到格拉斯哥，亚当·斯密带他到一家制革厂参观。在热烈地赞扬自由贸易的优点时，亚当·斯密径直走进了一个令人作呕的装满黏稠油腻东西的大池子里。工人们把他从黏糊糊的东西里拖出来后，脱去他的衣服，并且扔给他一条毛毯裹住身体，之后，亚当·斯密诉苦说，他从来做不到让他的生活保持井然有序。
另有一天，亚当·斯密从床上爬起来并且走出家门。他走啊走啊，走了15公里那么远，此时教堂的钟声把他从梦中惊醒。这位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被人发现正跑回自己的房子，睡衣在微风中飘摆着。亚当·斯密首先是位哲学家
早在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前，凭借一本论述伦理行为的书《道德情操论》，他已经在1759年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随着书的销量迅速增加，他以“哲学家斯密”的名号而为人所知。《道德情操论》遵循了启蒙运动的传统。正如科学家探索太阳系的起源一样，亚当·斯密探索的是道德认同和不认同的起源。
首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如何能够对满足他人的需要做出道德的评判呢？毕竟，每个人立足于自我体系的中心，就像太阳处于九大行星的中心一样。太阳会关心较小的行星在想什么吗？亚当·斯密在这种似乎矛盾而又可能正确的悖论中痛苦挣扎，他反问自己：如果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每一个城镇并不像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描写的那样处于道德败坏的自然状态？霍布斯极力主张：直到政府出现之前，人们的生活一直陷于“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暂”的状态。
最终，亚当·斯密编造了一个聪明的答案。他说，当人们面临着道德抉择时，他们会虚构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可以认真地思考并且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不是简单地顺从自我利益，而是听从这个想象中的观察者的建议。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做出的决定乃是基于同情，而不是自私自利。
许多批评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家只会假设自私的动机，只会关心成本和收益，并且对人类更为高贵的一面视而不见，以此来诋毁他们。他们声称经济学家是道德上的侏儒。这种攻击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对的，但不适用于亚当·斯密。不仅仅是意识到了同情和情操，在整本书中，他都在论述这些情感。而且，《道德情操论》指出的许多概念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才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详细阐述。弗洛伊德“超我”的概念是指良心，当人们不听劝告时，良心可以阻止人们不采取某些行动，并且产生罪恶感，这与亚当·斯密描述的旁观者的角色差异并不大。
随着亚当·斯密的著作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传播，他的声誉急剧上升。家境富裕的学生离开他们在法国、瑞士和莫斯科的学校而来到格拉斯哥大学注册上学。我们可以想象亚当·斯密来到了20世纪，出现在电台和电视的谈话节目中，为他的书做宣传。假设他有习惯性的健忘症，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给人带来愉悦的嘉宾，特别是当他穿着睡衣出现在深夜电视节目中时更是如此。亚当·斯密肯定不满足于被锁在象牙塔中。在格拉斯哥，他与城镇居民和大学师生都有来往，并且约见银行家、商人和政治家。在政治经济俱乐部，他尝试着弄明白商人到底是怎么经营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学到了不要信任商人的动机。经济学测验只能得50分的重农主义者
很快，即使能进行全球交流的格拉斯哥大学也开始让亚当·斯密感到厌烦，于是在1764年他辞掉了教授的职务，做了已故布克莱公爵的儿子的家庭教师。这个男孩的母亲是达尔基思伯爵的遗孀，那时她刚刚改嫁给亚当·斯密的崇拜者查尔斯·汤申德，后来查尔斯·汤申德成为英国财政大臣，他的税收政策使大西洋对岸的一些殖民者群情激愤，他们将茶叶倒入大海使得波士顿港口变成了一个大茶壶，查尔斯·汤申德因此为自己在史书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作为家庭教师，亚当·斯密被要求游历欧洲，帮助这个男孩培养起合乎传统的优雅品质，而且经常参加奢华舞会，他因此可以获得每年300英镑的薪水，外加一些额外补贴，他在离职之后还有每年300英镑的津贴，大约相当于亚当·斯密原先收入的两倍。亚当·斯密向他那位旁观的“公正顾问”征求意见，这个顾问悲悯地给了他“同意”的答复。迫于在学期中间要离开格拉斯哥大学的要求，亚当·斯密决心把从他忠实的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退还回去。但学生们都拒绝了。
旅途的第一站是法国的图卢兹，也是最让人心烦的一站。旅途的无趣让亚当·斯密在某天晚上想起老综艺节目的台词，说的是要在布鲁克林度过大约一周的时间。既然亚当·斯密几乎不会说法语，那么在布鲁克林待上一周也许他会比较高兴，因为至少在那里他们可以说英语。可是他们在图卢兹停留了一年半，而不是一周。知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知道在两周之内将要被吊死，更能让一个人全神贯注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了。图卢兹虽然不是一个绞刑架，但它的确刺激亚当·斯密集中精力开始从事经济学写作。在给休谟的一封相当谦恭的信中，他汇报说：“为了打发时间，我已经开始4写书了。”
离开法国南部之后，一行人员继续前往日内瓦，在那里，亚当·斯密遇见了伏尔泰，最后他们来到了巴黎。巴黎正涌现出生气勃勃的艺术创新和智力创造。在那里，亚当·斯密欣赏戏剧，并拜访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令人激动的人物，而且还发现了一所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学院，它因重农主义而出名。重农主义是由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弗朗斯瓦·魁奈以及对他评价很高的达官显贵朋友们一起创立的。重农主义者用不可理解的语言和莫名其妙的图表描述了一些相当简单的思想观念，这个图表被称作《经济表》。魁奈周围聚集了一批对他恭敬有加的弟子，他们称呼他为大师、神甫、“欧洲的孔子”和5“现代的苏格拉底”。重农主义者极大地发展了启蒙运动关于自然法则的看法，但他们并不相信人类能够完全控制自然，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了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人类才能存活下去。事实上，重农主义探求的是“自然规律”（而不是自然法则）。《经济表》出色地阐述了重农主义的思想。就如同克劳德·伯尔纳这样的医生开始解剖人体，并且绘制血液循环图一样，魁奈将经济中的收入循环做成了图表。但与把人体分为手、脚、胳膊和腿不相同的是，魁奈把国家看作由自然形成的且相互依存的三种人组成：农民、工匠和所有者（地主和其他的最高统治者）。遗憾的是，他的之字形图表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也只有他能够看明白。魁奈承认即使是他的大弟子老米拉博也是“陷于曲曲折折的图表中而理不清头绪”。6然而，米拉博还是称赞这个表和文字一样与众不同，它是一项创新，其实他是在拍马屁。
重农主义者极力主张两点：第一，财富产生自生产而不是对金银的占有，这一点像重商主义的思想；第二，只有农业企业才产生财富，商人、生产制造者和其他的工人不能生产出财富。要是来一次经济学测验，他们只会得50分。他们主张一个生产商品的国家会比一个只是储存贵金属的国家更富有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是“不结果实的”、徒劳无益的和仅仅是财富的搬运工，他们因此而丢分。我们不必来回地琢磨这个模型，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重农主义者提倡的政策上：让农业这个唯一的生产部门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比如，政策限制人为地将农业租金压低，并且不鼓励土地投资，他们就力劝政府解除这些限制从而释放经济的能量。而且，他们建议向地主征税而不是处罚他们，因为只有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税费，也只有他们拥有一个经济“生产”部门。总之，重农主义者热情地接受私有财产和私有收益的概念，但也看到了财产所有人相伴而来的责任。尽管如此，他们的分析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
亚当·斯密聚精会神地聆听法国人的论调。重农主义者的分析证实了他的某些观点，但他并不认同他们关于生产部门和不结果实部门的见解。休谟也不接受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他甚至要求一个朋友“怒7斥他们、压碎他们、猛击他们，并且让他们粉身碎骨”。或许亚当·斯密公正的良心阻止了他彻底摧毁重农主义者的愿望。亚当·斯密承认，重农主义虽然存在着缺陷，但或许它最接近真理，只是这个真理现在还没有被政治经济学科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他还是略带谦虚地补充道，重农主义是“一个体系，从来没人做过，可能也从不会对世8界的任何一部分人产生伤害”。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学说，因此，亚当·斯密只是温柔地拍了拍重农主义者扑了粉的假发。
1766年，布克莱公爵患病的弟弟在巴黎死去，悲伤袭来。亚当·斯密的旅游结束了，他经由伦敦返回到柯科迪。接下来的10年，亚当·斯密写书、旅行，他来到伦敦的文学俱乐部，为的是与爱德华·吉本和埃德蒙·伯克讨论思想和喝酒，并且同塞缪尔·约翰逊和传记作者詹姆斯·博斯韦尔说些下流话，讲些黄段子。尽管约翰逊言词刻薄，但每次到巴黎做客，亚当·斯密还是从这些健谈者那里得到了对他狂热的吹捧。驱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利己动机
亚当·斯密为打发时间写的那本《国富论》，终于在1776年出版了。亚当·斯密所崇拜的休谟对此书高声赞美，但提醒说书会流行，只是会慢一点。亚当·斯密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休谟的判断失误感到高兴。书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第1版在6个月内就已售罄。
但是，这是一本好书吗？它不但是本好书，而且是一本杰作。怀着要刺激众神与杀死希腊悲剧英雄的狂野用心，亚当·斯密满怀信心地凝视着这个世界，并且发表了900页的分析、预言、事实和寓言，它们多数是清晰的和迷人的，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国富论》用尖锐的、怀疑的，然而最终是亚当·斯密用作向导的乐观主义的态度，向读者介绍了哲学、政治和商业世界。当时正值工业革命爆发时期，亚当·斯密自信地指出，从农夫到修士，再到商人和发货人，每一个参与者都要精准地理解这一社会剧变。此外，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政策没有偏向特殊的团体或阶级，没有人可以谴责他谄媚或者伪善。尽管他最终造成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但他告诫社会不要天真地听信资本家的甜言蜜语。可以这么说，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等于是发表了经济学家的独立宣言。
完整的书名揭示了亚当·斯密这一杰作的重点所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请注意，亚当·斯密集中讨论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目标：揭示能够解释如何获得财富的因果论。单单这一书名就把他放到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人物之列。通过解释指导“经济行为人”的法则，然后为社会描绘出这些行为法则的含意，《国富论》证实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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