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礼安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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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暖色：合肥四姐妹试读：
序言
煮字焚香，燃一段过往，花火里辉映起一段家族旧时光，她们的影像，一片片地涌现。携带着民国时代的独特韵致，尽显静穆、安宁、优雅，给你一段美的感怀。
故事缘起于民国时代苏州市的九如巷，深长的窄巷，蜿蜒着一个时代的余韵悠长，从那巷子深处的张家庭院里，走出了四位美丽的佳人，她们各自绚丽地绽放，逆着岁月的流波，点亮家族的荣光，也成为了一个时代闺秀的典范。这四姐妹便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以及张充和。
叶圣陶曾经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女孩，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而幸福不是与生俱来的命运，而是历经人生风雨依然坚守信仰。
然而，究竟是怎样的独特环境造就了这四色的传奇？而她们又是如何将命运雕琢得精致美丽？回望民国，摘一段时光，解开疑惑，遇见一段四姐妹深藏的过往。
她们经历了最有韵味的时代，也是最动荡的时代，风雅与疯狂交缠，传统与革命碰撞。独特的时代，锻造独特的色彩，属于她们的，必然是非同以往的精彩传奇。
四姐妹出身大户之家，过着优渥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从小饱读诗书，各个都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既有着传统女性的典雅，又有着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信。所以，在人生曲曲折折的岁月，她们始终坚守着温润的家族品格，坚韧、精致地生活。
她们出自同门，有着家族共同的特质，却在后来的岁月里书写了各自独特的人生，如同四色花，在岁月里绽放，各有风华。
大姐元和性格孤傲清雅，冷若冰霜，却内藏深情。她有着自己的痴迷与执着。她偏爱昆曲，到了舞台上，沉浸在戏曲里，仿佛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三十多岁，遇到了知己，嫁给了比自己小两岁的昆曲演员顾传玠。
二姐允和性格活泼奔放，在她的人生、作品，甚至爱情中，都处处彰显着热烈的性格。当年轻的周有光胆怯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时，允和回信坚定地告诉他：“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她和周有光携手走过了幸福而漫长的人生。
三姐兆和性格恬静善良，时而活泼灵动，她和沈从文的爱情故事许久以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迥异的出身，不同的经历，使得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找到情感的契合点。婚后的兆和，生活里也充斥着难言的无奈，和沈从文吵吵闹闹一辈子，却也相守一生，直到沈从文过世七年后，她在孤独中品味和领悟过往，才将心中的思念和遗憾袒露。
小妹充和以才华著称，自小多才多艺，诗书、昆曲、音律等多有涉猎。她嫁给了德国犹太人、著名汉学家傅汉思，定居美国，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化。
四姐妹个个秀外慧中，有着很好的艺术修养，但是她们的生活平凡甚至相当朴素，持守着旧式闺秀最珍贵的品格，认真地对待时间，对待生活。然而，在那样一个纷乱的时代，为何张家姐妹能够活得如此优雅美好？相信，这与家族的环境与教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对四姐妹有着深远的影响。她们静穆的母亲、通达幽默的父亲，服侍她们但并不卑微的保姆，她们或无趣或深邃的老师，她们都很著名的丈夫，还有那位满心慈悲的祖母……
阅读过她们的人生之后，你会在这个家族身上寻找到一种珍贵的品格。拨开传奇的浮光，这才是我们真正值得品读和领悟的珍贵之处。第一章云烟记忆·散落在时光里的张家旧事一个精致的身影
人们常愿岁月能如诗般静好，如歌般委婉。只是，在当下匆忙的时代，深陷喧嚣。
于是，我们常常到老照片里，到光影的银幕上，到旧时代中，去捕捉那些遗失的韵致，去寻觅那些现代人渐渐遗失的美好。
那个刚刚转身还未远去的民国时代得到了更多人的瞩目，拨开了一串串风花雪月的烟雨故事，某个城市的深巷的庭院里，有着一段精致典雅的故事。
故事里并没有风云变幻的传奇，而是静默且悠长的家族故事。这个家族，因为四个女儿而扬名。众所周知，张家四位姐妹，是最后的大家闺秀，也是最早的新女性。她们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在那个时代，她们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历久弥新的美谈，也见证了时代的沧桑巨变。她们以闺秀的风范，向岁月宣战，在时光的洪流中，持守着美好。四个姐妹，是四色传奇，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美丽，在四姐妹中，离我们最近的，要属小妹张充和，她在四姐妹中年寿最高。
张充和从小便是多才多艺，她在书法、昆曲、诗词方面的造诣，早在三十年代就曾在北大开班讲授，享誉一时。1943年在重庆粉墨登台的一曲昆曲《游园惊梦》，曾轰动大后方的杏坛文苑，章士钊、沈尹默等人纷纷赋诗唱和，更是抗战年间一大文化盛事。
张充和在1949年随夫君赴美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将中国的独特韵味，带给更多的人。
岁月渐行渐远，老去了一段时光，冲刷着生命的激昂，却积淀了厚重的生命品质。年迈的张充和，一层层地褪去了光环，走入了寂静的时光。
晚年时，张充和在美国耶鲁大学附近一栋独立的房子里，安静地生活。她的生活过得很有规律，简单却不单调。每天晨起，她会磨墨练字，时而在飘溢的墨香中，吟诗填词，她让这寂静时光，充满了诗意的馨香。
黄昏岁月，虽然静默，但她并不会孤独，时常有耶鲁的学生前来求教，学习书法，张先生会很开心，总是悉心教导。
张先生一生挚爱昆曲，有时候还会有昆曲同好前来雅集，大家共同玩味着优美的曲调，岁月仿佛在曲调中也变得婉转起来。
时光是温柔的，它承载了一段馨香记忆，却也是残忍的，它终是带走了这位静雅的老人。
在2015年6月17日，各大网站传来了张充和去世的消息，这位“最后的才女”在美国离世，至此，她和张家姊妹们走进了历史，成为了时代的绝响，成为了人们永久的怀念。
近些年，民国热潮此起彼伏，人们对将过多的目光投注在民国风花雪月的情感故事上，而忽略了民国真正的韵致。直到张先生离世，人们才开始将目光投到这位才女和她的姐妹身上，才开始回归对真正的闺秀风范的关注。
自张爱玲、冰心相继凋零，宋美龄随之辞世以后，人们最常冠于她头上的称谓是——“民国最后一位才女”。而这位身负盛名的才女却一直十分低调，为人谦和，淡泊名利。她曾戏说，她对自己的作品无刻意留存。谁有兴趣谁收藏，谁想发表谁发表，“一切随缘”。
缘来了，所以她来了，来到这世界上，谱写一段精彩人生；缘散了，她便离开了，留给这世界，一份永恒的精神怀想。
当我们逆着时光的脉络，跟随她的回忆，遇见的，是一串串的老故事。
她的人生轨迹，与姐妹，与家族，与时代相交，一段缘分的轨迹。她与姐妹成长，见证家族起落，见证时代悲欢。
可是，故事最初，是怎样一番景象？这张家姐妹，又是如何一步步成就传奇？唯有回到最初时光，我们才能觅得心中的答案。
四姐妹的父亲是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晚清重臣张树声因协助李鸿章剿灭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在合肥显赫一时。他的孙子张武龄博览群书，思想开明，但却不求功名，悉心地养育儿女，她的儿女，也不负所望，在父亲的期望中活出了不一样的精彩人生。让她的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更是各具风采，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闺秀典范。
她们出生于1907—1914年之间，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传统制度崩塌，新力量正在萌芽。中国社会处在由传统士绅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她们却在这个混沌、迷茫的时代，绚丽地绽放。
她们是最后的大家闺秀，也是最早的新女性。她们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既守住了传统的女性诗情画意的清雅，又有着新女性的独立和自信。而她们的命运更是错综复杂，亦是堪称传奇。
大姐元和，喜爱昆曲，情系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姐兆和因为作家沈从文的追求而名声在外；四妹充和，工诗词，擅书法，成为傅汉思的夫人。
她们的独特，成就了张氏家族的不凡，她们的绝代风华牵动着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想象，她们的灵魂，如水般清润，更是可以穿透岁月。
正如四姐妹创办的社刊《水》的复刊词中说，“70年前，我们张家姐妹兄弟，组织了小小的刊物叫《水》。那时我们年少，喜欢水的德行，正如沈家二哥（从文）说过：‘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如今，我们的‘如花岁月’都过去了。但是，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我们有下一代，下下一代，我们像细水长流的水一样，由点点滴滴，流到小河，流到大江，汇入汪洋大海。”
她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没有痛彻心扉的爱恨，她们如水的人生，积淀了整个家族的记忆。
那些关于四姐妹的成长故事，关于她们的人生传奇，以及张氏家族的点点滴滴，如一幅绮丽的图腾，在这文字的河流中，以沉静的方式铺展，等待你的观览。来自他乡的神秘的新娘
拂去镜花水月的烟岚，吹散隔世辗转的尘雾，往事，扑朔如流光，遥远而令人向往。最爱那些旧事，字字泛黄，古书映开片片静默，自是不消说得满腔华美，半生罗袖。且去，且去，追溯一段还没老去的故事，深爱几许柔弱而美丽的灵魂。
芬芳清秀的荷箭来自最初的澄澈碧水，那四个美丽的姑娘，来自那段末世里堪称盛世的婚礼。这场婚礼，从吴侬软语的扬州，沿着古河逆流而上，穿过清贫和繁华的土地，在漫长的跋涉和无数恐慌里，终于抵达合肥。那时候的婚姻，依旧讲求门当户对。这当然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新郎张武龄的祖父张树声曾任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算得上是煊赫之家，名门望族。而新娘陆英来自扬州的朱门碧楼，亦是大家闺秀。
唯一令人觉得蹊跷的就是，在合肥向来举足轻重的张家，贯来和当地望族联姻，何必千里迢迢不厌其烦地去扬州迎娶？时年乱世，又逢天灾，不管是远嫁还是远娶，路程上的遥远，显然给这场婚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只是婚礼，依然如期举行。“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历史上的扬州，曾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作姑苏。也曾有人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是一个有山有水，有诗有画的城，有温润如玉的君子，也有温柔如水的姑娘。
当来自扬州的陆姑娘来到这座自己将停驻终身的城市，江南的迷蒙水雾飘然而去，凝成新娘簪头一缕明润的光华，整座城市都从梦中惊异不定地睁开双眼，满心诧异、满心艳羡地凝望着她的十里红妆。这足以彰显陆家对这桩婚事的郑重，据说，陆英的母亲为了女儿的嫁妆操了十年心，准备好不久后，就撒手西去。嫁妆之丰厚，就连见惯锦绣珠玑的张家人都有几分瞠目结舌，不仅是送嫁的队伍一直从四牌楼拉到龙门巷，前头进了张家，后头还在十街开外，而且嫁妆里金银珠宝不计其数，家居、器物的每个缝隙，都笑盈盈地诉说着陆家的财大气粗，就连寻常一个簸箕上都拴着细长银链，如一束青丝，吊住芬芳时节。
直至许多年后，老去的仆妇们提起当年，失去光彩的眼眸里，忽然就绽开一抹霞彩。她们说起新娘的美丽，用各种她们力所能及的词汇，来描摹那种近乎国色的美。世间从不缺乏美人，但惊鸿一瞥里就叫人念念不忘的美，却如掌上珠、叶间露。而陆英的美，恰是冥冥尘世里最明亮的殊色，掀开缀满珠宝的盖头，一双似艳似冷的凤眼，是泣露的幽兰，抑或是袖手的漠然。
美丽，又薄命。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上天残忍又温柔，不欲朱颜辞镜，就匆匆带走了那些闪闪美梦。陆英在婚礼的十六年后去世，还不到四十岁，留下九个年幼的孩子，以及比她小了四岁的丈夫张武龄。合肥民俗是男子娶比自己年长的妻子，张武龄从小就知道，自己未来的妻子，会比自己大一些，然而他没想到，她会来自一个遥远又柔和的水乡。
他是长房长孙。祖父张树声有八个弟弟，张武龄原本是第五房的孩子，但张树声的长子四十九岁亡故，原配无子，唯一的子嗣是小妾生的一个女儿。于是在张武龄八岁时，族里决定将他过继给张树声一支。长房人数众多，又是张家最显赫的一支，这意味着作为继承人张武龄的妻子，必须贤惠能干，因为她要负担起繁重的后宅事务——伺候丈夫和婆婆，管理人情往来，账务支出，任何一个微小细节，都应该面面俱到。
据说，扬州陆家祖上也是合肥人，只是后来迁至扬州，张树声也曾娶过一位陆姑娘，人们便猜测，张陆两家应该是相识已久。张家曾派人到扬州陆家相看两位小姐，在陆英和她的姐姐之间，他们看中了不论是容色还是才情都更胜一筹的陆英。他们的选择，在后来证明了那是不容置疑地正确。张家女眷曾回忆说，陆英和寻常女子相比，格外识大体，在处理家事和掌管财务上，都无可指摘。即使她刚嫁入张家时，不过是位二十出头的姑娘。
辞别了父母亲人，告别了温软静好的明月故乡，赴往婚姻时，或许也曾泪眼盈盈，望着二十多年的草木落花，在蓦然泛起的水波里渐行渐远。再怎样知书达理，贤名在外，也依旧只是一位柔肠百转的姑娘，只身远嫁，身侧只有一位能言善辩的送嫁伴娘。那不是她的亲人，也不是她的闺中密友，而是父母千方百计寻来的伴娘，能在新娘不宜抛头露面的时候帮她处理种种事情，也熟知各地风土人情，提点新娘不必出错。父母一片苦心，但在异乡面对婚姻，面对陌生家庭，面对一个崭新城市的，毕竟只是陆英一个人，不通方言，不知喜恶，不晓茫然的未来，只有慢慢地伴着岁月披荆斩棘，直至风霜弥漫，才用芳华和血，铸就艰难琐碎的人生。
彼时，她已是众人眼中完美到无懈可击的张家主母，是孩子们眼中温柔平和的母亲，也是丈夫眼中落落大方进退有度的妻子。也有淡淡霜华，浸染了惊艳过时光的容颜。
婚礼那天，她穿着凤冠霞帔，被人扶着在床上坐下，不远处，有人在用她不熟悉的语言唱着喜庆的祝歌：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盖头落床，子孙满堂，盖头落地，买田置地。忽然间，红色盖头飘然落地，她看见十七岁的少年羞红的脸庞和好奇的目光，也听见满堂为新娘的美丽所震惊的嘘声，一颗心飘荡至此，终于尘埃落定——被妥帖安排好的时光到此为止，接下来的路，就要她自己走。
十六年的时光，陆英一直是从不出错的妻子、儿媳和母亲。在她的主持下，整个张家宁静和谐，就连年幼的孩子们也很少争吵，他们已经习惯像母亲一样，不动声色地用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是，她不仅收获了孩子们的敬爱，也得到了丈夫的敬重和婆婆们的疼惜。虽然三十七岁即早逝，而她这一生，却符合世俗意义上的圆满。
张武龄和她生了九个孩子，四个女儿，五个男孩，儿孙满堂，多子多福。可见，在子嗣单薄的张家，必定非常重视这位有“福”的媳妇。这些孩子大多有出息，在张氏夫妇的教育下端方明礼，延续了名门士族的风骨。陪着她过了十六年的丈夫虽然并未踏入仕途，却一生稳重端正，堪称好丈夫。
却没有人知道，她过得到底幸不幸福。
婚后一年，朝廷因“徐锡麟案”处死秋瑾，理由是她曾和徐锡麟一同商议谋反起事。消息传到张家，陆英却是一声叹息。安徽浙江一衣带水，她不是没有听闻过有个叫秋瑾的女子，抛夫弃子远渡重洋，为了一腔热血，也为了胸臆里浮动的理想和情怀。去国的那一刻，她不是传统意义里的妻子，也不是孩子们眼中合格的母亲，只是一个愿为祖国新生竭力奔走的国人。听闻此事，陆英是否心弦一动——其实她和那样自由血热的生活，也曾触手可及。
然而，她并没有。她选择了继续坚守父母选定的婚姻，选择在高楼广庭继续做一位贤明温婉的贵妇人。理由能有什么呢？舍不下年幼的孩子，放心不下逐年老去的婆婆，也不忍心让并无过错的丈夫蒙受世人的指指点点的奇异目光。于是，年复一年，落花满地，日复一日，流年逝去，她成了千万个母亲中的一位，像所有隐忍的旧式女子。
也只是相像而已。陆英与她们，依旧是不同的。中年时期，她曾在上海拍摄过一张身着洋装的相片，戴着繁复华丽的礼帽，颈上是一串珍珠项链，目光坚贞沉着，也有几分铿锵玫瑰的味道。她或许也在繁重的家事缝隙里，渴望展翅翱翔，期盼天高地阔，无奈此生已经无法成行。
因为此生不能飞翔，所以她希望她的儿女们，都有遵从本心的机会；所以她从不禁锢孩子们，希望他们按照长辈们的要求行事。这大概是张家能够出现名动一时的“四姐妹”最初的缘由——一个温和耐心的母亲，以及她所酝酿的平等有爱的家庭氛围。
一位母亲的伟大之处，大约也在此。舍弃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牙牙学语的新生。在四姐妹中排行老四的张充和还记得幼时，母亲教她们唱《西厢记》中的《扬州歌》：“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问丫头，小姐修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那是柔软的吴语，悠悠地缠绕在舌尖和牙缝，甜如麦芽糖，回味如丰盛的宴席。多年后，女儿们都还记得，凝固在唇齿间的芬芳，如同母亲所遗留的所有记忆，是月凉里好梦一场。接连而至的张家儿女
问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是幸福。有人说，是为了品尝悲欢离合。也有人说，生命意义所在，即是传承——拈一缕香，飘荡婉转，经由血脉的融合，化作言谈举止里的点点滴滴，相貌、性情、才能、待人接物的种种，一代接着一代地千秋而去。生命或历史，都在这两个字里，重若千钧。
所以古时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人们也自认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才是一生的使命。陆英的婆婆没能完成这个“使命”，嫁给张武龄的父亲多年，膝下犹空，不曾有一儿半女，而丈夫的小妾所生的也是个女孩儿。因此，她对嗣子张武龄传承香火这件事，格外重视，自打陆英进门，就将半生希望都倾注在她的身上。
次年夏天，陆英身怀六甲。张家对这一胎报以厚望，照顾备至，尤其是婆婆，她这辈子没生过孩子，对陆英腹中的孩子格外重视。到了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张家长房的长女诞生了。她被取名为元和。元之一字，是“首”，是天地之初，是备受期待的祝福。因为是张武龄的第一个孩子，虽然是个女孩儿，作奶奶的依旧高兴得很。她盼孩子盼了太久，不管是男孩女孩，她都一样疼爱。何况她不是那种格外重男轻女的婆婆，既然媳妇能生女孩，当然也能生男孩。先开花，再结果，并没什么打紧的。
陆英不负厚望，果然，在婆婆去世之前，她为张家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只是不管是后来的孙子还是孙女，都比不上元和在奶奶跟前的地位。作为长孙女，她从断奶开始就被抱到上房抚养，每天的早饭午饭都是祖孙俩在楼上的厢房单独就餐，这种特殊待遇，一早就彰显了元和的独特地位。
因此，对于后面的孩子们来说，长姐元和是神秘的。她甚至享有“打骂豁免权”，因为出于孝道，张氏夫妇不愿老人伤心。这使得幼年的元和颇有几分小姐脾气，她脾气虽然大，却也不是没分寸的。有一回，她无缘无故发脾气，打了奶妈一下，元和的奶妈姓万，也是个有脾性的人，不打算纵容元和的骄纵，于是立刻回敬回去。元和不依不饶，过了一会儿后，元和觉得受到了伤害，气冲冲地从床上跳下来，叫着说要去跟奶奶告状。万奶妈挺了解元和的性子，半点也不担心。果然，老三兆和的干干（安徽大户人家在孩子断奶后所请的带孩子的佣人）跑出去一看，元和正坐在楼梯上，并没有告状去。
万奶妈在元和七岁时就离开张家，回到乡下，不久就染病去世了。而元和，始终记得这位奶妈的模样，她曾写道：我的奶妈姓万，长方脸，皮肤白净，牙齿整齐，很稳重，不多话，我叫她妈妈。言语之间，很是亲昵和依恋。如果不是生病去世，元和还很愿意她继续回来照顾自己。万奶妈去世后，照顾元和的人就换成了陈干干。
大户人家的干干一般从家中仆妇里挑选，因为也负担着教养孩子的责任，所以挑选的都是稳重善良同时忠心耿耿的妇人。家里的每个孩子都有这样一位干干，贴身照顾，陪伴成长，生病的时候照料，犯错的时候及时引导。允和的干干姓窦，兆和的干干姓朱，充和的干干姓钟……她们大多数二三十岁，正当年，但基本上已经是寡妇。
譬如元和的陈干干，她原本是奶奶的女仆，在来张家之前就生过四个孩子，唯一不太一样的是她的丈夫尚且在世。陈干干是世人眼中的“全福人”，有夫有子，也有儿有女。来张家是因为家贫，为了养活孩子们和自己，只好做了下人。她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张家，给了元和。而她自己的孩子，却没能像元和一样，享受到足够温暖的母爱。元和记得，在自己上大学之前，陈干干差不多没有离开过张家，她跟他们一家人搬到上海，后来又搬到苏州，这么多年，她舍不得这家人。
老二允和生在一九零九年的七月底。天气闷热，蝉声漾开一重又一重的暑气，陆英吃透了苦头，生下来第二个女儿。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很难养，脐带绕颈三周，产婆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没能让她睁开眼睛，还是允和后来的奶妈往婴儿脸上不断喷烟，足足喷了一百零八袋烟才救活了她。
瞧，缘分就是这样奇妙。有时候，就是缔结在生命最初的那朵花。这个救回了允和的胖妇人后来成了她的奶妈。婴儿时期的允和瘦小爱哭，不讨人喜欢，只有这个胖奶妈，无私地爱着这个孱弱的小丫头。她给允和讲老鼠嫁女的故事，还把绒花插在糕点上，说这是老鼠新郎给新娘的礼物。允和听得入迷，奶妈把糕点收起来放在很高的橱柜顶上，哄她入睡。第二天收拾糕点时，她踩着凳子上去，不留神从凳子上摔下来，伤了腿，回家养伤去了。从此以后，允和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会给自己讲故事的胖奶妈，不知道她的下落，毫无音讯。可那些温暖的橙色的记忆，却暖和了这个女孩子很久很久。
等到老三兆和出生时，张家的耐心差不多已被消磨殆尽。他们盼望有一个继承家业的男丁，可陆英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就连她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更痛苦的是次年她生过一个男孩，却很快就夭折。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兆和的存在，更加不受人重视。不受重视也有不受重视的好处，起码没人会像要求元和一样要求她，她能做的事情比两个姐姐要多得多，所以四姐妹里兆和最健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充和出世时，张家已经搬迁到上海。张武龄在法租界租了一幢两层小洋楼，乔迁也是一桩喜事，加上当时发生的种种兆头，陆英笃定自己这一胎必定是男孩。不止是她，张家的亲戚朋友也都认为，张家后继有望。有一个姓李的亲戚，也断定陆英会生个男孩。因为她张家已经生过好几个男孩了，她还断定这孩子必然不会如上一次一样早夭，而是会平安养大。然而，她生下了第四个女孩儿。张武龄给她取名充和，却没人对她上心，就连她的奶妈也不像几个姐姐的一样，经过精挑细选。
第一个奶妈姓高，丈夫是个吸鸦片的老烟鬼，动辄打骂妻子，在不断的折磨下，高奶妈奶水不算丰沛，充和经常吃不饱。当一天晚上，陆英和八个月大的充和独自待在楼下时，母女两都痛哭不已。充和是因为饥饿，陆英是因为长期生子的压力。这时候，充和的叔祖母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这位叔祖母早年守寡，只有个女儿，女儿也只生了女孩，但她们都在充和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她听到充和的哭声，动了恻隐之心，开口向张氏夫妇要这孩子，希望他们把充和过继给她。陆英和张武龄，都同意了这个要求。叔祖母认为自己的命不好，害怕克到充和，特意要去找算命先生。陆英劝她说：“充和有她自己的命。该她的就是她的，别人妨不了她的。”于是，在充和八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开了张家，跟着叔祖母回到了合肥。
当陆英生下长子宗和时，张家和她，都已经等得太久。如同穷尽心血，才熬出一方锦绣葳蕤。命运对她的折磨，仿佛已到此为止。之后，陆英又陆续生下了次子寅和，三子定和，四子宇和以及五子寰和。也算得上一位全福人了。十六年间，她怀孕十四次，只有九个孩子长大成人。孩子们一个个长大起来，她也渐渐从青春里隐入水墨丹色，长年的生育和料理家事，耗尽了她全部的力气，以致她凋谢于三十七岁的年纪。
如果人生有重来的机会，不知道陆英会不会选择同样的人生。望着儿女们渐渐成长的模样：有的酷似她，也有的像他们的父亲，甚至也有像祖父母的，却都是初春时光，豆蔻枝头。她也有过如斯好时候吧，垂髫韶年，懵懂无忧，养在深闺里慢慢长成堪当主母的女子。唯愿她的孩子们，可以拥有自由的人生，决断自己的命运，亲自体味光阴里的分分寸寸。
多么伟大，又多么悲怆。蓦然回首，原来自己的人生，就耗费在儿女的哭哭啼啼里，就逸散在琐碎而凌乱的家事里，她这一生，没有辜负长辈，没有辜负丈夫，也未曾辜负过孩子，唯独辜负了她自己。而凄然如斯，甚至不知这一生算不算辜负……无奈间，不过化作旧事里的翠微剪影，隐没在家祠，淡化作云烟。阑珊无趣时最深的安慰，莫过于那些灵秀又剔透的孩子，堪称此生最大的骄傲。随着时代流波漂泊
有时候，人真如无根的浮萍，缘起缘灭，萍聚萍散，跟着风的方向飘向所有茫然的未知，风在哪里停驻，就在何处落脚。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不知终点的羁旅，古道西风，瘦马流水，残阳寥落听一曲怀乡黯音，心在天涯，思绪在飞花深处，引线的尽头叫作家。
四姐妹的幼年，在温润潮湿的安徽。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那个常年烟雨蒙蒙的乡城似乎永远氤氲情人的眼波，小桥青瓦，碧痕灰影，白鸟扑扑扇动双翅掠过水色，一点一滴，染开一个名叫童年的童话。后来，她们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去了一个有十里洋场万千灯火的地方，见到了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听到了许多从未听过的歌，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都怀念着并不久的从前，那个湿漉漉的庭院，那个雨天多过晴天的故乡。
搬到上海，是父亲张武龄的决定。一九一二年，刚过完新年，张武龄就决定携妻带女离开合肥，迁居上海。张家是合肥的望族，颇有根基，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在合肥，不说过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至少比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要好上太多。即使多年的积累下，张家颇有些财产，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仍然可以生活优渥。
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合肥，是张武龄思虑了多年后做出的决定——安徽，已经并不适合生活了。这些年来，政府对原先还算富庶的安徽大肆征收苛捐杂税，1905年到1907年这两年间，清政府就向他们征收了一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战争失败后的庚子赔款。更不必说发生天灾人祸朝廷根本无力救助，反而将修建学校、医院、公路等公众设施的费用摊派下来，安徽省每年还要多出四五十万两的税款。
而这些，不过是明面上的税务。私底下，重重杂税压得普通百姓也喘不过气来。久而久之，官逼民反，为生活所迫，人们也不得不反。1906年，芜湖首先爆发了罢市运动。三年后，宿州流民闯入盐局，要求当局降低盐税，不得回应后，他们摧毁了盐局。
乱世里何以安身？作为身处乱世的读书人，张武龄选择了明哲保身。他没有选择走上一条艰难重重的仕途之路，也没有选择像一些士族子弟一样激进的反抗道路。但他知道，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即将发生一场惊天的巨变，可能是新生，也可能是穷途。果然，几年后，末路的清政府宣告结束，懵懂不解事的小皇帝退位，人们还来不及感受喜悦，就被混沌不明的局势，弄得惴惴不安。
张武龄生性温和，但出于知识分子的触觉，他还是从晦暗的风声里，嗅出了一丝不同以往的意味。最和他息息相关的是可读的报纸逐渐变少了。张武龄一直是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孩子们长大后曾回忆说，父亲每年都至少订了二十多份报纸，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小报，他全都要看。这些报纸里，不乏源自思想撞击最激烈的上海。
那个城市，传承着所有的美好和丑恶，也诞生着所有的可悲和可喜。就像是黑夜和白天交替并行的地方，有璀璨无比的光明，也有魍魉横行的暗色。从19世纪40年代它成为通商口岸开始，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就被划分为华界、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谁都可以被接待容纳，不论是野心勃勃的投机家，还是平庸无所求的寻常百姓；不论是倚笑歌栏的青楼艺伎，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纤弱千金。这是地狱，或许，也是天堂。
对这个城市的向往，或许就在阅读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时，悄然萌生，藏着一缕对新生的企盼，隐着一份绝少宣之于口的爱国情怀。张武龄想亲自去那个地方看看，看看那里是否如想象中那样神奇，看看那里是否有着自己所期待的一切。随着安徽越来越成为闭塞的内陆地区，这个想法也就越发强烈起来。
陈独秀曾在他自己的《安徽俗话报》创刊号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政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国的兵，都已经占了北京城，我们安徽省徽州颍州的人，还在传说义和团大战得胜。那时候若是有了这种俗话报看，也可以得点实在信息，何至于说这样的梦话呢？”
诚然是如此。不是说离开了新闻传媒不可以生活，而离开了它们，生活未尝茫然又空洞。当然，时下用着微博、玩着微信的我们，已无法触碰那种除开报纸，便一无所知的时代。我们有太多渠道可以获知信息，真的假的，好的坏的，上至纽约联合国，下至身侧土壤里的花开花落，而那时，若是没有报纸，外界的风风雨雨，就宛如东墙人家西墙柳，隔着一重难以逾越的结界。有了报纸，至少还可以知道真实的信息，邻省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城的皇帝又怎样了，哪里又发生了战争……至少睁着眼睛，看到了蜡烛照亮的那一小片地方。
种种诸类，促使张武龄决意离开祖籍，带着一大家子迁居上海。这一大家子，包括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女儿，也包括张树声这一支的三房子弟，有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有五个孀居的长辈，还有隔了一层的堂兄妹。加上奶妈仆从，很是兴师动众地离开了合肥。
五岁的元和跟着父母，离开了幼时生活的故乡。允和、兆和更年幼，在奶妈怀里昏昏欲睡。她们都还不知道这一去的意味。告别，对于她们来说，是太过遥远和陌生的字眼——一觉醒来，奶奶、爹爹、妈妈都还在这里，甚至奶妈和干干都在，除了睡觉的地方不一样，没什么不同的。
但大人们知道，什么都已经变得不同。从一个格外闭塞的内陆，到一个格外开放的世界，一颗安定了多年的心，岂能没有担忧、恐惧、惘然等烦琐复杂的情绪，然而这些，都抵不过对新生活的向往：时代如此汹涌澎湃，一如既往地隔岸观火，继续行走在人生的苍白里，回忆的片刻，也会觉得黯然与寂寞。
确实是不一样的。即使是懵懂的孩子们，睁开眼睛，看到的也是一个新得不能再新的大千世界。如果说安徽是一座古老斑驳的旧祠堂，那么上海，就应该是一座逆越时光悄然流动的歌剧院，这里上演着时代的兴衰荣辱，歌唱着人世的悲欢离合，也浮动着无数剔透的泪光和盛世的欢颜。此地一日如千年，从此之后，这些孩子们的世界，和留在祖籍的张家其他孩子们的，就不再相同。
元和她们的命运，因为父亲的决定和这次迁居，被彻底改头换面。原先，命运会按照预定的轨迹，温柔打磨，像打磨她们的祖母和母亲一样，教化她们变成温柔清雅的大家闺秀，如珠如宝地珍藏收好，然后三媒六聘媒妁之言的撮合里，成为从不出错的妻子和母亲。但现在，不一样的，她们看到的人，见过的事，听到的新闻，读过的书籍，甚至是穿的衣服和修的眉，都不是一个内陆小城姑娘所能相同的。纵使是被过继给叔祖母的充和，即使回到了合肥，身上也有同堂姐妹们不一样的地方。
这场华丽的冒险，是张武龄跟随着心的方向，跟随着时代的脚步，择定的地方，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儿女们的命运，成全了他们的人生。能够完成这场冒险，张武龄庆幸自己的祖辈留下了丰厚的财富，如果没有他们的积累，势必不能走向这段未知的旅程。在迁居上海之后，他并不知道这究竟是对还是错，上海的是是非非黑黑白白，太多，也太杂。他隐约开始担忧，孩子们能不能明辨是非，曲直黑白，他希望他的孩子，可以如同在淤泥和碧水中生长起来的水莲，纵使淤泥堆积，尘埃重重，也能不染不哀，自有一片葱茏晴明。
不必担忧，那些娇俏明媚的小姑娘们，虽然身在繁华都市，但她们最初的心，已镌刻着小城的善良和纯然，根植在她们的骨髓里，流淌在无声的血液里，甚至弥漫在安静的灵魂里，她们自会拂开尘世迷烟，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和丑陋并存的世界，谱写属于她们的芬芳传奇。开启一个美丽的新篇章
人，真是脆弱又坚韧的生物。脆弱得不堪一折，坚韧得百折不挠。穿越雾气山瘴的纷扰，流离惊梦三生的浮尘，聆听万事荣辱的喜悲，却道是，此心依旧。见花便独笑，见草即忘忧，任由它纷纷扰扰，不管它浮浮沉沉，等一个晴天，就是新生。
从合肥搬到上海的张家姐妹，更是经历了一次没有声响的脱胎换骨。一九一二年，父亲张武龄租住上海铁马路途南里，为了几个孩子的教育，他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负责他们的开蒙学习。他并没有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反而觉得因为女儿们是女孩儿，更需要读书明理。这位老师姓万，来自无锡，当时还很年轻，只有十六岁，自己都还是一团孩子气，却寻觅得一份职业，自己挣营生了。
那时元和约莫是七八岁光景，允和六岁，兆和更年幼。两个弟弟实际上是不作数的，跟着姐姐们随意上课或者不上。在这几个学生里，这位年轻的万老师最头疼的大概是老二允和，一来允和性子执拗，一般不肯求饶；二来她在家里也很得宠，不依不饶，最是难缠。允和是这样的性格，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别人怎么劝，都是不肯回头的，非要等自己想通了，过了这道坎，才算回心转意。这性子，直到老去后，依旧故我。
第一天上课时，万老师教她们学汉字，四个字摆出来，允和已经早就认识了大半，她的母亲也曾经教过一些简单的文字，只有一个“钗”字不认识。所以允和很不服气，觉得这老师并没什么了不起的，四个字还没教她就认识了三个，有什么好教的？老师一遍遍教，她就是不肯开口，坐在那儿不管老师和干干怎么哄，都不愿念那个“钗”字。万老师年轻，脸皮薄，不好意思一来就端架子训人，只能由着允和整整一节课都没念过一个字。直到下课回房，她还觉得生气，干脆连跟人说话都不说，到了晚上就遭了“报应”，睡觉的时候尿床了。她没能给新老师一个下马威，反倒让自己尴尬了一把。次日上课时，允和便学乖了，跟着老师认真念书认字。
这个小老师在张家待了两年，走的时候已经十八岁，脱去了稚气，看上去已经是个大人了。这两年里，三姐妹跟着她认识了不少字。其中数元和最乖巧懂事，上课认真，从来都不会惹到老师；老二允和虽然淘气调皮，但从来没挨过打，因为全家人都知道，老二是不能惹的，只要她受了委屈，就会哭个不停，谁劝都没用，没完没了，哭得所有人都心烦意乱。老三兆和，淘气的时候特别淘气，老实起来就是个老实人，其实是不敢有花样的。所以三姐妹里她挨骂挨打的次数最多，但她也不害怕，板子落下来，正正经经挨几下手心，完了接着捣蛋犯错。
万老师来了以后没多久，张武龄还请了一位陈先生来教《三字经》《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等，三姐妹除了上课之外，开始练习书法，当然是从小楷先开始，每天都要练习。后来表姐妹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就离开家里去学校上学。三姐妹却依旧待在家里跟先生们学习，因为老奶奶怕几个孩子到了学校吃不好，念书又辛苦，当然还是在家里学习更好。
书香晕染暗云，笔墨氤氲绣光，谁都不是一蹴而就，缓慢柔软的时光徐徐拉长，斜成悠长屏风，透过十六扇诗意山水，仿佛能看到那几个眉眼清秀的女孩子，俯首案上，慢慢地将书文融成幽然气韵，深入皮肤下的每一寸。天长日久，岁月荏苒，此后的此后，她们吐纳的是墨色，萦绕的是字韵。
一笔一画，最认真的那个一定是元和。看似认真却眼眸灵动的必定是允和。而兆和自然时而抬头东看西望，时而老老实实跟着姐姐们写字。三姐妹同父同母，流着相同的血液，天性却各自分明。这在一九一六年拍摄的那张相片上，也体现得很明显。相片上左起是兆和、寅和、万老师、宗和、允和以及元和。和陆英的那张洋装照拍摄于同一天同一家相馆。照片上，兆和像是不高兴，噘着嘴一脸忧郁。允和眉清目秀，最舒展自然。元和很有长姐风度，一本正经，看上去就是缩小版的大家闺秀，宁和而端庄。
两年后，祖母去世，次年灵柩运回祖籍合肥安葬。这时，她们已经离开了上海，搬到苏州居住。但张武龄一直恪守母命，没有让孩子们去学校读书。万老师已经走了，张武龄这次为孩子们从安徽和扬州请了三位老师，专门在前厅右首设了书房，作为授课场所，书房里有黑板，还规定了上课时长：每节课五十五分钟，时间到了就有工人摇铃提醒。课间休息每次五分钟，结束后上新课。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引人注意的是，张家上课的教材是由张武龄自己和两位老师亲自编订的。选材自《古文观止》《文史精华录》，请人刻印出来，给儿女们当课本。从安徽来的王梦楼老师教授张家孩子们国语课和文史等课程，除了学习古文之外，他还要求学生们每周都要写一篇白话文，批改以后写上评语。扬州来的于老师负责教授文言文，当然也要求每周写一篇。
白话文固然要学，但张武龄也认为文言文不可废。传承和延伸，是张家私塾的两个主题。在这样的教育下，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对四姐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上海是一个新世界，而书中世界，更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天地。这两个世界，都由父亲为她们所开启，不管在漫长的未来，她们走了多久，多远，只要回头，沿着来时的路，仿佛就能回到幼时的无忧时光。第二章家族角色·各色人物依次粉墨登场祖辈们的光辉记忆
人生如雪，寂寞如歌。不知从哪个风影不动，落花流离的午后开始，变得爱念旧。倘若余暇从容，偷得浮生闲，叨扰耳际的总是那些零碎章节，勾起对往日的忧伤或欢喜的思念。最难描摹是回忆。随人世的浮动变迁，有些变得面目可憎，有些变得近乡情怯。
关于祖辈的回忆，四姐妹们已经隔了太远，身体里流动着来自先祖的血液，而他们的故事，已在岁月里遥远如传说。但提起来时，靠近心口的那个地方依旧微微滚烫，触手相碰，如同胸腔灼开一壶滚沸。她们的父亲张武龄或许要更清楚一些，毕竟，带领张家走向显赫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名义上的祖父张树声，纵使他见过的祖父，也只是在家祠里那些不苟言笑的画像上。
在张树声之前，合肥张氏，充其量算是一个书香门第，在平凡淳朴的乡下农人眼里，殷实而不是教养。相较真正的望族，到底少了几分正儿八经的底气。因为在重视科举功名的时代，张家并没有在仕途上走得很远的子弟，至多有几个通过了县试考中了秀才。张树声的父亲就是一个秀才，他有九个儿子，会读书的不多，也只有张树声一个人有秀才的功名。如果清朝还是那个康乾盛世，那么张树声会被作为张家唯一一个能读书的人，被精心栽培，继续读书、赶考、用最传统的方式将家族带上更高一层楼。
但张树声的命运，一泻而下后忽然折往九曲十八弯的地方。后来的他，果然如长辈们所希望的那样给张家带来了煊赫家声，途径却从以文相取，变成了以命相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改变了张树声的命运，也改变了张家的命运。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后，张树声弃文从武，和另外三个兄弟加入了李鸿章麾下。儿子们的举动得到了父亲张荫谷的支持——他自己亦是性格刚强、严肃坚硬的人，战争年代，他深知光靠政府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就发动乡亲修建堡寨，组织民兵，自己保卫亲人和财产。所以四个儿子从军平定太平天国，这个坚毅的老爷子，显然是默许的。
在加入军队后，张家兄弟作战英勇，屡建战功。最后一次围剿叛军时，其中一位兄弟战死，战争胜利后，剩下的三个兄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以及不小的官位。而这三个人里，张树声最为精明强干，不仅被授予“卓勇巴图鲁”的称号，还备受李鸿章的赏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同为合肥人的李鸿章，已是满清最倚重的臣子。后来，张树声不断升迁，从直隶按察使，到安徽巡抚，两广总督，直至直隶总督，官运亨通，可谓青云直上。
自张树声开始，张家开始成为合肥的名门望族。然而，他的后人们，对这个名字崇拜，近乎膜拜，他们将他的灵位放在家祠中最显目的地方，却从未走近过有如传奇的祖辈。时光流转，飘荡出一种纯净的回味，家族里对张树声留有印象的人寥寥无几，几位年迈的老仆，便是他的二儿媳。公公担任两广总督时，她曾随行去广东，张树声对事务近乎吹毛求疵地认真，对自己本人近乎苛刻的严厉，都留在她渐渐枯萎的脑海：虽然他有位称职的机要秘书，但他收到由邮驿传来的公文、信函后，必定一一过目，然后才交与机要秘书，所以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成功，从来没有纯粹运气，也从不轻易与人。张树声的功成名就，在日与夜的心血后，天赋和运气，如此微不足道。他把时间都用在处理公事上，除了睡眠，人们时常看到他伏案挥笔，神色专注。南方夏季湿热缠绵，蚊虫横行。方孝孺在《蚊对》中恨得咬牙切齿：“俄而耳旁闻有飞鸣声，如歌如诉，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扑股噆面，毛发尽竖，肌肉欲颤。两手交拍，掌湿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张树声身在广东，顶着乌压压的蚊虫，然操心公务之事却从未停歇。他经常一面批改公文，一面拍打蚊子，手心常是血色斑驳。这份专心刻苦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吃粽子爱蘸糖，有时时间匆忙，顾不上吃饭，就一面吃粽子，一面修改公文，一不小心就把粽子蘸错了地方，常常吃了满脸墨迹。
张树声为人虽严肃，却实实在在愿意为国家做几件实事。生在国乱之际，临危受命于朝廷危急之时，内有农民起义不断，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张树声很早就看到祖国和西方的差距，在于知识，在于教育。所以，他力主在广东建立一所西式学校。他显然是位实干家，一年后，学校竣工。这是一所前后四进的建筑，宿舍有二十二间，另外配有浴室、厨房、厕所等公共设施，甚至包括一间茶房和一座更楼。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写道：“现在学校章程亦已斟酌核定，并在闽省学堂及各处选调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算学者派充教习，俟学生学有进境，再延西师接教。”
西学之实施，刻不容缓。张树声基于对中西学的了解，得出此结论。他洞悉中学西学之间的差距：格物致知，中国求诸理，西人求诸事。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委诸儒。求诸理者形而上，而坐论易涉空言。委诸匠者得其粗，而士夫罕明制作。
在清朝历史上，比起同时期的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张树声显得低调而平淡，他没有华丽的一鸣惊人，也没有经受过大起大落的人生，他只是专注地完成每一件事，孜孜不倦地想要为家为国奉献牺牲。他身上有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忠君卫国”思想，只是并不是当时所有臣子，都用平生践定着这四个沉重的字眼。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中方几乎全军覆没，福州船厂被摧毁，清廷要求沿海省份进行支援，一向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手握重兵，此刻却沉默是金。相反的是张树声，他连续上奏，派出广东舰队进行增援。也就是那一年，他病重逝世，直至最后一天，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国家有难。
这种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勇敢，同样体现在他的妻子身上。当太平天国攻占城镇时，每个男丁都不会被放过，但他们不杀妇人。在太平天国进入合肥之前，张树声带着全家人逃入山林，最小的弟弟只有五岁，他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了妻子。她把他藏在院子里的隐蔽处，告诫他不论如何都不能发出声音。当太平军闯入，并搜遍了整座房子时，张氏镇定自若地与之周旋。太平军离开后，孩子安然无恙，只有脖子上留下了一处伤痕。当时血流如注，那孩子却一声不吭。
很多很多年后，一个叫作充和的孩子被她的叔祖母从上海抱回来，在这个院落里成长。她生性活泼，爬过假山上的每一块山石，喝过芭蕉叶上的每一滴露水，也曾躲在张树声的牌位后面，藏住自己的小小身体，等待小伙伴心有灵犀间的忽然寻至。她还意识不到，在她的身上，心里，都隐藏着一种来自祖先的勇气，乱世里，浮光掠影，勇者心自安宁。张家院落里的片段
童年。跳跃到神经末梢的是一句水晶剔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接下去迸裂的是“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最后心里莫名一动，却是“童孙未解供耕织，也伴桑阴学种瓜”。不知谁说过，童年，是欢乐的源泉。其实何止是源泉，后来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快乐，都抵不过小时候摘下一枝桃花，捉到一只蝴蝶的眉眼生动。因为童年以后的快乐，像是劣质的石榴石，掺了太多杂质，偶尔放纵一场，纵情和欢快，都已经非常生疏。
所以才会对年幼时的欢喜，念念不忘，恋恋不去。
那是一生里最甜蜜的糖果，没有糖精，不加奶油，只有纯净的甜美，舌尖上回荡，心底里沉淀，积年后珍贵成小心触碰的美梦。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美梦。元和有元和的，允和有允和的，兆和有兆和的，但她们最好的梦，都逃不开苏州的寿宁弄。月色清浅，熏风如醉，从繁华三生的上海，到娇艳温软的苏州，那座精致清丽的院落，承载了她们无数的美如春风的欢笑声。
苏州胥门的寿宁弄，有个极大的宅院。张武龄从上海搬出来，就搬到了这里。允和说：院子的大门前有照壁，是逢年过节看热闹的场地。一进大门，有轿厅，再进去西厢是我姨祖母的佛堂，有个吃长斋的老姑娘常年在这里烧香供佛。院里有一株茶花，一株腊梅，两棵树下绕着茂盛的秋海棠。
笔墨灯影，絮絮倾诉，带出脉脉好时光。闭上眼睛，耳畔似有窸窸窣窣的回响，仿佛睁开眼睛的下一个瞬间，明月，壁灯，小楼，夜花，清风，软语。一瓣瓣，宛如记忆里不断开落的昙花，抽出洁白纤长，漫夜里调一缕最蛊惑人心的香。
沿着回忆的路线跨过门槛，就是一座空落的庭院，七星枫和白玉兰拥簇如叠，看上去有种繁复的热闹。门楣上写着风骨峻秀的“一息景”，再往里面去，是五开间的两层楼房，来去过道前后开合，取“四通八达”之意。过道东边，是张武龄和陆英的卧室，在这里眺望出去，就是花园里那方安静的池塘，柳树夹生，只欠落英，但时不时就有远方飞来的老鹰，在柳树上歇一歇脚。后来，兆和学会作诗，写的第一句就是“池旁柳上有老鹰”，这句蹩脚又可爱的诗句，常常被姐妹们拿出来取笑，她却不以为意。
全家人都爱读书，所以各自有书房。陆英的书房在北角，她最常在书房里记账、写字，姐妹们都是这里的常客。她们站在妈妈旁边，看着她写郑板桥，渔樵、桥洞、农夫、夜读……夜未央，风飘荡，张武龄有时候会过来，停驻在窗前，叫来妻子低声耳语，征询意见或者问问家事，继而离去。至亲至疏夫妻，张武龄和陆英，媒妁之言成就的婚姻，也经营出了细水长流的缱绻美满。
时人信佛，张家也有向佛之心。每逢初一十五，张氏夫妇必然带着儿女去烧香。小儿女们未有佛心，却有佛缘，元和也曾画过一幅观音像，或许几个女孩子，在这幅笔力稍显稚嫩的观音画像前，许过诺，发过愿，愿终年不分离，岁月永远静好如月。第三进楼房的二楼，就是她们的小小闺房，都有明窗，临窗眺望，夏蝉冬雪，春花秋月，都藏在她们的欢声笑语里。夏夜深处，或许驻足聆听，能听到允和唱的苏州民歌：唔呀唔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桃花园里铺房架，梅花园里结成亲。……
我们惯常将过往描摹得高不可攀，远到凌云，仿佛那些在清史上留过芬芳的人，都是星宿下凡，天命注定。其实跟我们一样，他们也从呱呱落地开始，在无忧无虑的童年里成长，玩闹过、淘气过，挨过骂也受过宠爱，就像所有寻常的孩子。合肥四姐妹，也有着跟我们一样的童年，甚至玩得更疯。这样想来，她们并不遥远，一如邻家孩童，翻过草墙泥砖，蟋蟀声里相视一笑：待会儿去捉迷藏，你来不来。
来，当然来。
姐妹们深爱捉迷藏。寿宁弄的花园极大，恰好适合这种游戏。水阁，凉亭，花草，果树，允和记得，这既是她们的乐园，也是她们当“闺秀”的地方。每日下学，她们总要先到花园里玩一玩，有时候像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沾一点风雅气，学王羲之临池洗砚，但更多的时候，玩得没个女孩子样，像个假小子一样爬山乱跑，或是在水里一通乱玩，直到干干们找过来，拎着她们各自回房，换好衣服到晚饭时候才重新放出来，这时候，又已经是个模样端庄的小姑娘了，规规矩矩地坐在饭桌前喝汤，半点声响都不会发出来。
她们的姨祖母跟着一同住在寿宁弄，伺候老人家的保姆里有一个姓赵。元和她们叫她赵大姐，她们挺喜欢这个大姐，其实是喜欢她的丈夫，因为那个中年男人手很巧，会把竹子劈成薄薄的竹片然后编成小花轿，送给她们玩。她们把洋娃娃穿上顶好看的小衣裳，放在花轿里，玩“成亲过家家”的游戏。保姆郭大姐也愿意陪着她们玩，走在前面，模仿敲锣打鼓声。玩了几次后，大家都觉得不过瘾。那时候，宗和六岁，正是长得最漂亮的时候，白白嫩嫩，头发还没剪，有点长，她们把他当新娘子打扮。后来把妈妈都给引来，忍俊不禁，结果也跟着女儿们一起把儿子打扮成小姑娘。
这时的三姐妹，最清澈快乐，走起路来，都轻盈盈的，元和大概是十岁出头的光景，允和和兆和年幼一些，刚好还是不解世事，灵动清秀的年纪。后来陆英去世，家中骤然荒凉，所有的幸福像是被抽离了一半，三姐妹在园中假山下照过相片，允和后来回忆说：三个人都是灰色半长棉衫，黑裤子，灰黑色的棉鞋，头上戴着墨绿色丝绒的帽子。和我们平时穿戴的完全是两种样子，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小孩子的表情。
她们的童年，跟着母亲的离去提前结束。懵懵懂懂里，却尝到了失去的苦涩。家人合影，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母亲不在，永远不在了，就算是再不懂事的小孩子，也笑不出来，于是只能绷住一张小脸，让灰蒙蒙的天，淋湿了所有快乐。
从此以后，都只能在美梦里，亲近幼时的无忧时光，吻一吻母亲温柔的充满笑意的脸。春暖花开，流年经转，推开苏州锦绣花海，顺着细碎的青石路，解开往昔的水光罗衫，再回味当初的甜。幼年的三姐妹躲在花厅里，吵闹嬉笑，眼巴巴地盯着窗外那棵高大的玉兰树，看花开花落，央求厨子放在油锅中炸开，一口下去，有花的清香，有炸菇片的脆。杏树上的杏子和枣树上的枣子，她们也馋，上课时听到果子啪嗒啪嗒地掉进风里，差点忍不住口水，等到真的吃上，又按捺不住雀跃的贪心，嘴里咬着，还想着去树下找新的。所以她们的抽屉里常常能找到烂掉的果子，但允和还是说：我一生再没碰到过这么美的书房。
其实是她一生中，再也没碰到过这么美的时光。
我们都没能再碰到过那么美的时光。像漫天的星河静静流淌，徜徉在第一次说话、第一次欢笑、第一次走路、第一次感到世界的新奇和美好里，闪闪如钻石。洁净如青灯的一生
人的一生是可以被阐述的，在落寞尽头的时候，自己评定，或者后人评说，纵使是帝王也逃不过这一套。年幼早夭的多被称为“冲”“质”，生平庸常无能的时常被叫作“惠”，例如脑筋总是不能转弯的汉惠帝，文成武德都不错的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因为“睿”“康”这些都是不错的褒义词。最聪明的还是武则天，留下无字碑，说好随你，差评也由你。如是看来，却是睿智通明到上善若水的境界了。
也许是世人太多，修炼到心如止水的人并不少，能留下姓名的人却很少。这些少数人里，收养了充和的养祖母大约算得上一位。即使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的名字，只在充和的回忆里，我们知道她佛教法名叫作“识修”。
总以为修炼是太不容易的事情，要耐得住寂寞，熬得住冷清，却容不下浮躁，停不住肤浅，凝不了喜怒就形色。所以始终佩服佛心禅意的修行者，他们可以放弃所有不羁的快乐，对尘世无欲无求，对人世爱得深沉。充和的祖母，便是那样一位从容以及平和的修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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