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敏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儿童保护：美国经验及其启示试读：
前言
这本书，停停写写有一段时间了。不管有多么紧迫的事情要做，写完这本书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不想再拖延，最近我干脆放下手上的一切计划，专心完成这本书，把它作为我最优先需要完成的任务。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心和紧迫感，是因为一直有个心愿。
我两年多以前回国，无意中从一个老师手中得到了一大叠农村留守儿童给自己父母写的信，写信的很多孩子很长时间都没见过父母，没有和父母交流过，这封信似乎是他们向父母表达心声的唯一机会。我还记得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读这些孩子的信并把它们用心地记录和整理出来，是唯一能够让我安静下来的事情。孩子在信中展示的内心世界是那么纯粹、真实，但是又那么让人心碎。当父母和孩子之间所拥有的最自然、最原始的纽带被人为切断以后，你可以看到孩子对父母回到自己身边最强烈的渴望、对父母是否还爱自己最深切的疑问以及因为父母不在使孩子身处的最艰难和危险的处境。因为现实的原因，这些孩子的信是没有办法到达他们父母手中的。但是，写一本关于儿童保护和教育公平的书，成了我最深沉的心愿。如果这本书能够引起整个社会对儿童问题的重视和对建造家庭的重要性的关注，那就是我对孩子们写的这些无法到达他们父母手中的心声的最好回馈。
回到美国，我常常到镇里的公立图书馆写作。镇里的公立图书馆，虽然算不上豪华，但是宽敞、明亮，这里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读物一应俱全，并且免费对外开放。这里是镇上的孩子每个星期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安静地看书，或是参加图书馆的讲故事、做手工的活动，或是在图书馆里玩玩具。图书管理员对孩子们热心、周到，家长也紧紧跟随着孩子，为孩子讲故事，或者配合孩子参加活动。窗外，还可以望见一个大的儿童游乐场，这个场地被小心地用白色的栅栏围起来，以防孩子们乱跑。在栅栏上，还贴着一个镇里的儿童倡议组织提议兴建更多的儿童游乐设施的倡议信。
看着这些孩子这样自由、安全地学习和玩耍，家长以及儿童工作者尽心尽力为孩子的安全和成长努力的场景，你会认为也许这个国家一直都这样。但是，读完本书，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国家，人类在进步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在上个世纪的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小孩还不能在同一个公立学校读书，很多残障儿童还不能像健全的孩子一样进入公立学校读书，服务儿童和大众的教育广播电台在商业电台的竞争下纷纷倒闭。更有趣的是，在美国，保护动物的组织的成立甚至先于保护儿童的组织成立，因为人们在意识到动物需要保护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原来儿童更需要保护。所以在纽约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服务于儿童保护的组织，借鉴了很多动物保护的经验和模式。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不在于遇到困难的大小，而是在于有多少人愿意为理想和正义作出努力。在阅读这一个个发生在美国的儿童保护和教育公平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故事时，你会发现，几乎每一次进步都是始于民间，始于普通的家长甚至是家庭妇女。但是，这些普通人的诉求能够迅速地得到社会民间团体或者社会上层人士的帮助——他们是律师或有钱的商人等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是法官和总统。这些有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加入到这些民间诉求当中来，有些人甚至一辈子投入到儿童保护的事业中去，是因为他们有爱心和责任心，是因为孩子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是因为他们深刻认识到儿童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在收集美国儿童保护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John Myers教授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于是写信向他讨教这方面的情况。很快，他就热心地寄给我了他写的关于美国儿童保护历史的书稿，大概有七八百页纸那么多，整整为我装了一个大盒子。在他书稿的开头写着这样一句话：The progress of a state may be measur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it safeguards the rights of it's children——一个国家的进步可以通过它对儿童权利的保障程度来衡量。翻阅这厚厚的七八百页纸的稿件，就仿佛在翻阅这个国家的文明进步史。Myers教授为每个历史事件都详细地提供了注解，仔细阅读这些人物的思想和不懈努力，还有每一个立法，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因为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而作出的调整，你就能够了解前人为这块土地上的儿童的今天的自由和幸福所作出的努力，你就能够看到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基石是如何被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
这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八章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美国社会在儿童保护和教育公平方面所取得的每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这些故事，可以大概勾勒出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在儿童保护、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得到公平教育权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可以了解美国学校家长教师委员会的历史以及美国通过电视等媒体为儿童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教育服务的历史。正因为美国人民的远见和政府的扶助，才使像《芝麻街》这样的儿童电视节目能够得以制作，并在众多商业片的竞争下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节目，充分发挥了电视对儿童的潜移默化的巨大教育作用。本书也介绍了美国丰富生动、极具教育功能的儿童作品。可以说美国儿童是伴随着这些生动的电视节目和儿童作品长大的。美国非常重视儿童的阅读。很多美国孩子在上一年级以前应该都阅读过成百上千册的图书了。公立图书馆、幼儿园以及家庭都是孩子读书的最好的场所。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对阅读的喜爱使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通过这些丰富读物的滋养而得到最好的发展。
通过本书，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半个世纪以前，当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他的“向贫困宣战”计划时，他的目光看到了贫困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约翰逊总统说：“五六岁的孩子是贫穷的诅咒的继承者，而不是创造者。如果我们不行动，这些孩子就会把这个诅咒再传给下一代，就像抹不掉的家庭印记一样。”很显然，这些孩子和家庭无法单单依靠自身的努力，来摆脱贫困的命运，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美国从1965年开始推行的“启蒙计划”（Head Start），为零到五岁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综合性的教育、医疗、营养以及有家长参与的服务，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所支持的最大的儿童早期教育计划，被称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社会和教育实验。启蒙计划充分了解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帮助贫困儿童有良好的教育起点的重要性、家长亲自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后来的研究表明，参加过此项目的孩子，长大后有更高的高中毕业率、更少的青少年怀孕和青少年犯罪。这笔对早期教育的投入和产出比估计超过7:1，此计划为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全面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现代中国社会，人们也渐渐开始提倡“软实力”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把“软实力”解释为能够看到那些不直接可见的东西的能力。过去几十年，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提升国家的“硬实力”——不管是高楼大厦抑或是GDP这些直接可见的物质财富。但是，只有当我们的目光能够看到更长远的、更实质的那些不直接可见但是又和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软实力”的增长才能成为可能。比如说，从国家的层面，为了经济的发展，如果号召农民工进城打工，不管从国家经济发展还是从个体家庭的经济收入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决策。我们看到了这些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能够实实在在地生产商品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能够看到，这些农民工同时也会是某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这些农民工的外出打工，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四分五裂，意味着众多的孩子得不到父亲母亲在身边的保护、照顾和关爱。这是否增加了这个小小的家庭婚姻破裂的风险？一个孩子长期看不到父母会对他的身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孩子长大后，是否对社会意味着更多的青少年犯罪？而这些在不健全家庭长大的孩子，将来自己组建家庭后，其家庭悲剧发生的可能性是否更大，从而形成一个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这种种潜在的隐患，其看不见的社会成本到底有多大？
一个母亲，如果在城市的工厂打工，她可以在工厂里做像机器人一样的重复单调的工作，为国家和家庭创造看得见的财富。可是，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母亲在孩子身边所产生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她可以在孩子受惊吓的时候，给一个简单温暖的拥抱。这个拥抱的价值有多大？她可以给年幼的孩子提供生活最基本的照顾和保护，让孩子发生意外、受到侵犯的几率减少很多。她可以给孩子一个家，让孩子回来喊妈妈的时候，有妈妈在身边——对孩子的成长和整个社会来说，这有多大的价值，又有多少人做过研究？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农村，如果因为经济的原因，父亲需要外出打工，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想尽办法提供支持和帮助，让母亲能够留在孩子的身边。这也许是我们教育改革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常识的回归。我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也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如果如此多的中国农村儿童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健全的家庭，有很多甚至是父母双亲都不在，这些孩子连最基本的家、爱和保护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学校教育的改革又能对这个孩子的成长起多大实质性的作用呢？鉴于母亲对于孩子成长和教育的重要性，社会需要首先呼吁和帮助那些外出打工的母亲回家，同时帮助流动儿童在城市能够有更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帮助这些家庭的团圆和重建，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社会有太多的因素在颠覆我们传统家庭的完整性和家庭的责任感。不管在城市或者农村，都有太多的父母把孩子交给老人照顾；从小学开始的寄宿学校，也在城市和农村悄然兴起。这是很让人担忧的一件事情。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也是维系一个家庭最根本的纽带。父母的责任一旦被淡化和架空，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将直接受到影响，这个家庭破裂的可能性也会急剧增加。生活在破裂和不健全家庭的孩子，将来会有更高几率的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怀孕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从而造成一个代代相传的家庭和社会问题的恶性循环。保护和建造家庭，帮助父母能够更多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更多的保护、照顾和教育小孩的知识，其实是这个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最根本的、最“软实力”的部分。
同时，美国丰富生动、极具教育功能的儿童电视节目和儿童读物，是需要我们大力借鉴和引进的。这些电视节目和儿童读物是打开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金矿的钥匙。它们的语言纯净，内容纯粹，充满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爱，它们不仅教孩子语文、数学、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知识，同时也教孩子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基本的能力，比如人和人之间的尊重、友爱和行为礼貌。这些电视节目内容中立，跨越文化和历史，因为它们使用的是儿童的语言，它们涉及的教育性内容是所有孩子都需要学习的。这些电视节目和儿童读物能够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但是又能对孩子的教育起到巨大的普及式的作用。我相信，高质量的儿童电视节目，对农村儿童的教育作用将尤其巨大，正如在美国社会的调查发现的一样。
为了扶植国产动画片，从而限制对外国儿童电视节目的引进，实在有些因噎废食，得不偿失。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当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滋养和放飞之后，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在人们感叹中国的教育缺乏对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的今天，在人们还在想办法如何通过精英式的教育来培养几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其实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孩子小时候所接触的儿童读物和作品中就已经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了。
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免费的儿童公立图书馆和活动场所，需要有更多的大众和孩子可以参观的博物馆。让儿童有更多的属于他们的空间和教育场所，让他们目光所及不再是满大街成人娱乐场所如麻将馆和成人高档会所。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家长陪伴和参与孩子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电视节目和宣传资料帮助家长了解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点滴问题。只有家长有意识和能力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孩子的成长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让我们有更多的儿童保护的立法和全民参与的儿童保护活动。在保护儿童方面，我们应该跨越地域和社会阶层的界限，因为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弱小和最需要保护的，因为在孩子面前我们都是大人，如果大人不帮助孩子，孩子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来保护自己的。
就在这本书即将定稿之时，我听说在山东发生了一起贩卖37名婴幼儿事件。这起案件让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对这群世界上最弱小的群体所实施的犯罪，完全失去人性：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被亲生母亲卖掉，这些孩子像商品一样被运送和买卖，他们生活在医院太平间，被喂菜叶，有些甚至患上了性病和艾滋病等等。可是，比较起前段时间发生的上海踩踏事件中公众讨论的热烈程度，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讨论显然要稀少很多。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孩子刚生下来，他们也许还没有什么意识，因此感受到的痛苦更少？或许是因为，这群孩子本来就是被自己的亲人抛弃的，所以他们不会有亲人为他们的离开和受到伤害而感到痛苦？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这却说明，在儿童保护方面，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只有这个国家的孩子能够安全、快乐，受到良好的关爱和保护，这个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第一章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留守儿童也需要一个家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自杀身亡的事件，再次引起了整个社会对留守儿童困境的关注。自杀的四名儿童是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这个不幸的家庭所凸现的问题是很多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所经历问题的一个集合和缩影：夫妻关系不和；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和对孩子的暴力打骂；四兄妹性格的内向、孤僻；母亲因为不堪家暴于2013年2月离家出走；父亲在2015年3月份也离开孩子；在父母先后离家后，4个子女性情发生变化，不愿与外界接触，经常闭门不出，甚至亲属也叫不开门；从2015年5月8号离校，到6月9号自杀身亡，兄妹四人很少与外人见面。此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同样在毕节七星关区，5名流浪男童于2012年12月在垃圾桶内烧炭取暖，窒息死亡。2014年4月，也是毕节七星关区，一名小学教师性侵12名女童，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
这些发生在最弱小、最缺乏保护的一群孩子身上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地迫使人们对儿童保护问题进行反思，并且催生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说完善社会和政府为困境家庭提供的委托监护、委托抚养或代养服务，扩展农村孩子在城市读书的机会等等。在所有这些关于如何帮助留守儿童的讨论中，有一点常识的回归非常重要，那就是：留守儿童需要有一个家——一个即使是因为经济原因父亲无法在孩子身边、做母亲的至少要留在孩子身边的家。当我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父母的离开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贵州毕节服毒死亡儿童的母亲在惨剧发生后对记者说的却是：如果重来，我会拼命留下来——做母亲的在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对孩子是多么重要之后，就会千方百计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当我们还在讨论如何采取措施让留守儿童在学校更多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的时候（当然，这些措施都很重要），七星关区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在惨剧发生后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难就难在有些家长对孩子的关心爱护不够。有些职责，学校和老师是不能代替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到201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6亿人。这些农民工用自己的汗水，为中国的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以家庭的撕裂为代价的人口流动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母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自己孩子的时候，社会的经济不会因此而有健康的发展，反而会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一位女性作为母亲的价值以及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对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为自己的“向贫困宣战”计划提出的口号是：“让贫穷的孩子不要永远成为贫穷的俘虏。”他大力推行的“启蒙计划”，为零到五岁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综合性的教育、医疗、营养以及有家长参与的服务，因为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扶植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弱势儿童接受良好的早期教育，是解决当时国家贫困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启蒙计划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它不仅注重帮助儿童，也注重扶植家庭，教育家长，帮助家长更好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在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越来越认为环境的影响对人的智力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来自母亲的影响。计划实施的结果是，在1984年，一项对儿童早期教育颇有影响力的研究发现，那些参加过了这项儿童早期教育的孩子们和没有参加过的孩子相比较，“有更高的高中毕业率，更少的青少年怀孕以及青少年犯罪”。到了27岁的时候，这些孩子不仅犯罪率减少一半，而且有更高的收入，并且对他们的婚姻更加忠诚。他们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都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这笔对早期教育的投入和产出比估计超过7:1，收益主要是因为犯罪率的减少而产生。（见本书第四章）
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宣战”的启蒙计划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一个社会要有健康、长远的经济发展，其实最有效的投入是对弱势群体儿童的投入，对于中国的留守儿童这个最弱势的群体，最有效的投入其实就是扶助这些孩子的家庭，帮助更多的家庭团聚，尤其是帮助母亲回到孩子的身边，并且关爱这些妇女的内心，帮助母亲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重家庭、重亲情的国家，家在传统上是中国社会的核心，是伦理道德的最基本的起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最大的问题也许还不在于这样大规模的流动在农村留下了多少留守儿童，其最大的潜在危害是由于这种流动造成的家庭的撕裂，从而引起的人们心目当中传统家庭观念的颠覆——这包括：父母对孩子的责任的逐渐淡漠；夫妻之间关系的疏离导致的彼此不忠贞、婚姻的破裂、意外怀孕和家庭的重组。孩子在这样不幸家庭中长大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会让他们成人之后更容易把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幸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同时也会带来更高机率的青少年怀孕和青少年犯罪等问题。这样的家庭不幸如果不加以干预，往往会代代相传，因此社会从长远来说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不可估量的：
第一，父母和孩子的长期分离，更容易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和父母对孩子责任感的淡漠。《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指出：“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约15.1%、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有4.3%的留守儿童甚至一年连父母电话也接不到一次，一年电话联系一到两次的有885万，3个月通话一次的有1519万。”父母对孩子责任感的淡漠给孩子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会将是灾难性的。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曾经写道：“一个小孩所需要的母爱是很容易在家庭内部提供的，在家庭之外，是非常非常难以提供的。父母习惯性给予孩子的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我们常常忽视它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是如此没有保留地为他人付出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一个母亲在家里面的价值，是远非学校教育能够取代的；她给与孩子的安全感和爱所能够成就的，远远超越她在工厂里面日复一日机械式的劳动为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第二，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 .55万，占全国儿童的21.88%，也就是每五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这样庞大的占全国儿童五分之一的群体，因为亲情缺失和缺乏保护，在心理、生理以及安全方面所受到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留守儿童性格孤僻内向、自卑等问题已经为大家熟知。另外，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其中溺水和交通事故成为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两大隐患。同时，女童被性侵犯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资料显示，过去三年里，仅广东省就有超过2500名女童被性侵，近半数在14岁以下。同时有调查发现，留守少年儿童犯罪呈多发低龄化趋势，留守少年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我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正是看到了这点，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向贫困宣战”计划，把精力集中在帮助弱势群体儿童及其家庭上面，从而降低了青少年犯罪率，同时让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受到了更高层次教育和拥有了更稳定的家庭，因此在经济上的投入和产出比估计超过7:1.我们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作出牺牲的其实是这些占儿童人口五分之一的农村儿童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心理、生理、学业以及健康安全上所遭受的创伤，将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方方面面，社会也将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家庭、教育以及犯罪问题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三，当人与人之间最原始和自然的纽带被割断以后，受伤害的会是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不仅是孩子们，还有孩子的父母。2013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刘丽提到，已婚农民工男女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在她身边已经很普遍，这一现象直接造成农村夫妻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升高，建议政府加以重视。有媒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可能有5多万对。这一现象直接导致更快的家庭解体以及更多问题家庭和问题孩子的产生。更深层次上，对传统家庭道德观的颠覆以及对孩子的不良示范和伤害，则更加影响深远和具有杀伤力。
第四，国家卫计委5月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分年龄看，留守儿童分布呈“倒U“形，中间略有波动。两岁孩子留守比例最高，为44.1%，随后开始下降。妇联《报告》显示，与2005年相比，2012年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增幅达47.73%，快速膨胀，而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6-14岁）和大龄留守儿童（15-17岁）分别下降了9.65%和19.68%。越来越多的学龄前儿童成为留守儿童，这是一件对孩子一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学术界就开始认识到儿童早期教育对于孩子一生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著名学者Benjamin Bloom在他1964年写的一本书中指出：一个人生命中的头四五年是智力成长最快的阶段。他下结论说，学龄前的教育是对一个人的认知功能产生长远影响的黄金时期。这个结论让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理论以及人大概一半的学习都发生在5岁以前这样的观点越来越得到认同（见本书第四章）。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扶助弱势儿童的早期教育一直是美国政府扶助教育的工作核心——从上世纪60年代的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启蒙计划”一直到今天的奥巴马总统，他们强调的都是投资0到5岁的儿童的早期教育。美国政府的关于早期教育的网站的第一句话写的就是：“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享受高质量的早期教育是我们能够做的最聪明的投资。”在农村留守儿童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意识到，家庭教育是无法由学校教育取代的，因此，让这些孩子能够和自己的父母团聚，尤其是和母亲团聚，是最行之有效的对这些孩子教育上的投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针对“留守儿童”的政策建议
美国“母亲全国委员会”创始人艾丽丝·伯尼在谈到儿童问题时，曾说过：“让我们不要再喋喋不休地抱怨哪些事情做不了了；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是能做的，并且确保它能够实现。”（见本书第六章）在关于留守儿童的成长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遭遇到的问题上面，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情，要有一个常识的回归：那就是，我们不能以农村家庭的四分五裂为代价来换取暂时的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人们常常比喻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一个个家庭细胞的破裂以及和由此带来的对传统的家庭观念的破坏和对下一代教育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违背人发展的自然规律办事情，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在经济上，一定会是得不偿失。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家庭的重建，我们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去持之以恒地努力。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府可以从宣传、教育、资源的调配、制度的改善等等方面，起到非常高效和广泛的作用：
第一，尽一切努力，帮助更多的留守儿童家庭团聚——基于母亲对孩子教育的重要作用，如果因为经济原因父亲无法和孩子团聚，一定要至少保证母亲能够和孩子在一起。在这方面，媒体（网络、电视、宣传册子等）的宣传和对民众的教育非常重要。很多母亲的离开，其实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存在会对孩子的幸福成长如此重要。贵州毕节服毒死亡儿童母亲在惨剧发生后对记者说：“如果重来，我会拼命留下来。”其实，当做母亲的在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对孩子是多么重要之后，她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从毕节的四兄妹自杀的悲剧我们还可以看到，农村妇女的内心是非常需要关爱和扶助的。很多农村妇女离开家庭，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因为经济原因。就像毕节的那位母亲一样，我们常常从报道中看到的是母亲“离家出走”。从关爱农村妇女内心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个对妇女的支持系统很重要——妇联在这个方面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营婚姻、教养子女等方面，给这些妇女以最大的支持，帮助她们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其实对社会潜在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正如美国“母亲全国委员会”创始人艾丽丝·伯尼在自己的书中提到的那样：谁都不会否认教育孩子是一项职业，但是大多数父母在面对这项职业的时候都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没有任何的训练，甚至连对自己责任的认识都是模糊的。因此艾丽丝·伯尼开始开始寻求方法让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受到抚养孩子的教育，并且让她们认识到孩子的无以伦比的重要性（见本书第六章）。现在在美国，妈妈俱乐部以及家长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已经遍地开花。通过网络、电视等渠道教育和帮助母亲，其实对中国的社会各阶层都很重要，但生活在农村的妇女，无论是在受教育或是在获取资源的途径上都更需要帮助。
第二，应该尽一切努力，从政策、资源等各个方面，支持更多的农村孩子在父母打工所在的城市生活和入学。在美国，公平受教育权甚至延伸到非法移民到美国来的学龄儿童，这其中的考量，除了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否决他们的受教育权之外，在1982年Plyler针对Duo的案子中，法庭认为，拒绝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权，在将来会为社会造成失业、福利以及犯罪方面的问题，因此最终损失的是整个社会（见本书四章）。这个案子的最终判决以及背后的考虑是值得我们在弱势群体家庭的儿童受教育问题上借鉴的。
第三，做任何事情，一开始，一定是收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这也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最基本的一步——从每一个乡村学校开始，收集翔实的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家庭状况、生活学习状况以及心理需求等方面的数据。“美国儿童局于1912年建立之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数据——调查和报告所有关于儿童福利的事情以及各个阶层的儿童生活状况。紧接着，儿童局所做的事情就是分发有关照顾孩子的小册子给父母们，包括像《婴儿照料》以及《你的孩子——从一岁到六岁》这样的册子，这些册子被分发到上百万的家庭中。同时成千上万的母亲们开始写信给儿童局寻求建议，儿童局的工作人员包括局长，都亲自给这些母亲们回信！”到1929年，儿童局估计，他们分发的小册子中的信息，让美国出生的二分之一的婴儿受益（见本书二章）。这个做法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工作——也就是妇联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机构可以做的最重要和有效的事情就是根据自己收集到的关于妇女和儿童的资料和信息，通过网络、媒体、小册子、讲座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帮助家长们建造自己的家庭和教育自己的孩子。
第四，在学校，需要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在自我保护、安全防范、基本健康和生活常识方面的教育。因为缺少父母的保护和教育，这些孩子在人身安全以及生活的基本常识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他们遭受意外伤害、被欺负、被性侵犯以及被其他犯罪活动伤害的几率最高——没有父母保护的孩子将是这个社会上的恶势力的一个极易下手的目标。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安全教育和生活教育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在美国学校，对家长和孩子进行安全、预防伤害和歧视的教育是非常普及和成熟的。
第五，普及和丰富乡村学校的图书馆，让这些图书馆里面有质量和内容最好的书（纸质书，或者是通过电脑阅读的电子书，或教育软件），这是让资源稀缺的农村里的孩子能够接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思想的最省钱和最高效的方式（关于对阅读的讨论，见本书第七章）。研究表明，只要让孩子有一次愉快的阅读经历，就可能成就一个终生读者，阅读对一个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和精神滋养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一方面需要孩子有接触到好书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有持续不断的好书的供应。因为现在市面上的书版本繁多，质量参差不齐，在书的选择和内容的把关上，可以由相关专家统一列出一个优秀、经典、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目，统一印刷和派送，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学校也可以适当扩充书目。让有高质量藏书的乡村学校图书馆的普及就像遍布田野乡间的公路那样，给孩子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和思想养料。
第六，社会急需帮助留守儿童和自己的父母建立起联系，尤其是频繁的通信联系。目前的状况是，很多留守儿童连父母的联系方法都没有，同时，通电话的时候，孩子往往无法和家长作深入的交流。孩子容易在写信时流露自己的无助和需要，而这些心声的流露对父母对孩子内心世界的了解会有巨大的作用——这些信本身可能就是对父母最具有震撼力的教材（见本书第九章）。在阅读留守儿童给自己父母的信时，我发现，很多孩子写的这封信，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向父母袒露自己的心声和需要，而因为缺少联系方式等现实原因，这些信却根本无法到达他们的父母手中！——孩子唯一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学校的老师可以常组织孩子给自己的父母写信，在父母回家过年的时候，收集这些家长的联系方法，并且把这些信交到他们手中，同时鼓励家长跟自己的孩子建立通信联系。
第七，利用电视、网络、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设备的吸引力，设计和引进质量上乘的电视教育节目和软件，这是帮助弱势群体家庭教育孩子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1967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1967年公共广播法令》时说：“今天，传媒通信的奇迹每天都在发生……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造奇迹——而是如何运用奇迹。”（见本书第八章）。正是因为《1967年公共广播法令》，才让今天的美国儿童都能享受到美国公共电视台的高质量的儿童电视服务。像《芝麻街》这样的节目，几乎是伴随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长大，而当时制作《芝麻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孩子上学做准备，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并通过示范、重复还有幽默来达成此目标。美国的儿童电视节目的教育功能非常强大，并且寓教于乐、内容纯粹，充满温情和爱，能够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值得我们大力引进，让它们进入千千万万儿童的家庭。电视的普及程度高，通过电视教育节目来教育孩子，尤其能让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受益，从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而造成的缺失。
正如美国儿童保护先驱格雷斯·艾伯特所言：一个国家的进步可以通过它对儿童权利的保障程度来衡量。在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我们应该有能力和远见来帮助重建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让孩子对父母的呼唤和等待不再落空。毕节自杀的四兄妹是居住在一栋外表不错的楼房里面，但在这个楼房里面却没有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笑声，孩子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无助和绝望。相信农村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它们只是一栋一栋的楼房，却不是充满爱和温暖的家。有学者建议，把四兄妹自杀的那一天——6月9日作为“中国留守儿童日”。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让这一天成为我们重建家园的开始。第二章“这周有儿童保护机构的人到访，我该怎么办？”——儿童保护在美国
一个国家的进步可以通过它对儿童权利的保障程度来衡量。格雷斯·艾伯特，1938中国妈妈在美国——“这周有儿童保护机构的人到访，我该怎么办？”
在当今的美国，儿童保护已经做得非常成熟、完善和到位了。除了在法律和机制上面的严格执行和迅速反应，美国普通民众对儿童保护问题的重视和全面参与更是让人惊叹不已。几乎每个在美国带孩子的中国家长，对此应该都有过亲身经历和体会。
下面的讨论，出现在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妈妈的微信群里，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在美国，普通民众的儿童保护意识是如何深入人心。
点点妈：有几个宝妈已经知道这事了，我想在这还是再说一下，希望各位宝妈以我为戒。这个星期四我带着我家宝宝去买菜，宝宝睡着了，我看天气还可以，不冷不热，又是她午睡时间，就不想弄醒宝宝，我想宝宝能睡一会，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买菜了。但等我出来的时候，有几个老头老太发现我宝宝丢在车里，就报警了。他们不让我走，我怎么道歉都不行，让我必须等警察过来。我就在那等警察过来，警察过来后，老太他们才放心离开。警察把我们带到警局呆了两个多小时，还让我到时去法院。我真没想到这事情有那么严重。
A妈妈：点点妈你也别太难过，应该没事的，但你以后就一定注意了，就算外面多冷，或者宝宝睡得很熟，你一定要带上宝宝，其实放宝宝一人在车上是很危险的。
B妈妈：这不是坏事，现在给你敲了警钟，以后就不会发生类似危险事件了，妈妈就是在学习中成长的。国内把小孩留在车里出事的太多了。那天我在镇图书馆，我去上厕所，我看我家的孩子画画画得正尽兴，我就交代了一声，等我回来，也被讲了半天，三拨人和我讲，以后上厕所也要带着她们。
C妈妈：点点妈不要担心，到庭上态度诚恳一点，跟法官好好说，不会很严重。有一次，我带宝宝逛商店，他非要下来跑，我就允许了，然后我自己看东西多看了一眼，一眨眼功夫没盯住，孩子不见了！我顿时吓得惊慌失措，大喊大叫他名字，后来当然是找到了，但一个美国大姐走过来非常严肃地警告我说不可以这样，balabala，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说得我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后悔。大家也要引以为戒，记住，带孩子出门，千万千万一秒钟都不可以松懈。
D妈妈：我有一次把孩子放房门口，自己去倒垃圾，都被骂了一顿，老美对孩子的事情超级重视。Lucy当时在婴儿车里睡觉，我把车放门口，然后倒垃圾，也就十几米的距离，社区的老头就说我不能这样，万一有陌生人经过或者他就是坏人呢？
E妈妈：单独放车里还是引以为戒，这个真的很危险，还有就是停车场必须牵着手，倒车出来根本看不到小朋友。我被一个美国老头狠狠说了一次。
F妈妈：前几年在芝加哥时，有个中国妈妈孩子不到一岁，在家睡觉，孩子妈就开车出去了不到二十分钟，回来后孩子已经被社工带走了。因为孩子醒了狂哭，邻居报警，警察和社工一起把孩子带去了福利院，上法庭两次都没有要回来，不知第三次要回来没有，据说上法庭三次要不回来的话，这辈子就要不回来了，就没有监护权了。那对父母都快急疯了，他们因为身份问题很快就要回中国，好可怜呀！大家以后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哦。
C妈妈：我还有一个朋友说他邻居孩子生病，医生一检查发现身上有伤，问父母怎么回事，父母说不知道。结果就被举报了。警察还有福利院，什么一大帮子人都介入了。也是弄到上庭、争夺监护权的地步，最后怎么样不清楚了。所以孩子身上的伤也得留意，要心里有数。
G妈妈：别吓点点妈了，她正焦急着呢！大家说些积极点的话，安慰一下点点妈吧！
C妈妈：是啊，真要是严重，孩子当场就被带走啦。好好想想庭上怎么辩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B妈妈：有一次我儿子发烧，吐，我们去图书馆还书，那时他才一岁吧，就是不肯坐carseat（婴儿座椅），一坐就哭，我就抱着他，想反正也很近，没想到旁边的车看到就跟着，然后报警了，我还好书，不让我走，我解释说宝宝病了，她就拦着，那我说我放回去就可以走了吧，然后我就放宝宝进去，我儿子狂哭，然后吐了，喷到玻璃窗上，衣服上都是，我也无知呗，反正气坏了，冲下去推她，说你开心了，然后就开车走了，我回去后也不敢清理，怕警察上门，留证据，结果也是狗屎运，没事。还有一次，我儿子会坐了，我在厨房，出来发现他在玩电话，他自己拨打911，警察打回来，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了，过了五分钟，警察就敲我家门了，看宝宝坐在玩具堆里很开心，说我两句就走了。我在华盛顿时，要带儿子去游泳，看到楼下有警察和警车，而且就像电视里一样，所有警察拿枪瞄准一个方向，我赶紧锁好门躲在家里，又兴奋又紧张，半小时过后，他们收枪，我下去问管理员，他们说有个小孩在楼道玩，一个邻居说你再在这里玩，我就杀了你，小孩告诉妈妈，妈妈报警，就这样了，最后说这个邻居是有神经病的。
C妈妈：B妈妈，不坐carseat（婴儿座椅）确实太危险啊，回国坐车抱着孩子觉得好不安全的感觉，他还老挣扎，一会儿要站着一会儿要下去的。好多事故就是在你认为很安全的情况下发生的啊。这年头不怕自己技术不行，还怕被撞呢。
B妈妈：对的，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没事，真是幸运。
H妈妈：点点妈，我自己也有一次，和老公去沃尔玛，下车就说着话走了，在商店里面逛了几分钟才想起来老三还在车上，幸亏没事。不过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把孩子留在车里惊动警察的事情，有的是故意，有的是忘记，还有一个人上班忘记送宝宝，孩子留在车里很久。希望法院会理解你，可以考虑找邻居帮你解释一下，说明你平时对孩子是很爱护的。刚刚看微博，在麻省的购物中心，一个二十七岁的妈妈把八个月大的小朋友关车里十分钟，结果小朋友哭，有人报警，直接通知麻省罗德岛家庭部门，那个妈妈被控告危害儿童罪。各位妈妈引以为戒。
I妈妈：点点妈别怕，我们都是在学着做妈妈，都难免有疏忽和遗漏。看到大家分享了那么多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也是一种学习，供我们所有妈妈参考和借鉴。今天的聊天内容，我要读两遍。我觉得H妈妈的提议很好啊，上庭时可以请邻居和朋友去作证，你平时对宝宝关心照顾，很体贴和爱护。另外，如果你或你先生在学校读书或工作，学校应该都有免费的律师咨询，可以预约一下，这样会多一份帮助。
点点妈：谢谢每个宝妈跟我说你们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经历，真的太有用了。今天我发了信息后就做饭带宝宝啥的。我们家这周一有儿童保护机构的人来我家家访，家里很乱，所以一直在打扫卫生，把家里弄干净点，洗了个澡，现在才躺在床上，翻翻手机才发现有这么多回复。谢谢你们。各位宝妈晚安！
美国社会的儿童保护机制和意识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完善和成熟的。在美国，儿童保护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发起和主导逐渐过渡到政府主导的过程。这其中离不开各阶层民众和民间组织的勇敢抗争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想再跟妈妈生活了，因为她打我打得很厉害。”——世界上第一个儿童保护组织的建立
这是10岁的小女孩玛丽·艾伦（Mary Ellen）于1874年在法庭上的供词：
我的名字叫玛丽·艾伦·麦考马克。我不知道自己几岁了。我的妈妈爸爸都去世了。我不记得自己除了和麦考马克一家住，还在其它什么地方住过。我称麦考马克夫人叫妈妈。我只有过一双鞋，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在冬天，我没有鞋穿，也没有袜子穿。我不能出麦考马克家的家门，除了在晚上可以在院子里玩一下……我也不能和任何的小朋友玩。妈妈（麦考马克夫人）几乎每天都抽打我……抽打的鞭子总是在我身上留下紫黑色的印子。现在我的脑袋上还有妈妈抽打的两个紫黑色的印子。在我的左额上还有妈妈用剪刀留下的伤口。她用剪刀打我、剪我。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人亲过我，妈妈也从没有亲过我。妈妈从来没有让我坐在怀里，抚摸过我。我从不敢跟任何人说话，因为妈妈会打我。我身上从来没有穿过比现在更多的衣服。我在家里看到过袜子和其它的衣服，但是我不能穿。妈妈一出门，我就要被锁在卧室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打。妈妈打我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原因。我不想再跟妈妈生活了，因为她打我打得很厉害。在我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到街上去玩过。
世界上成立的第一个完全服务于儿童保护的组织于1875年诞生在美国的纽约，它名为“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在此之前，美国的儿童保护没有什么系统性，主要是依赖法律对不负责任的父母的惩处和对有问题家庭的干预，还有像救济院（Almshouse）以及孤儿院等机构。
故事发生在1873年，一位名叫埃塔·维勒（Etta Wheeler）的穷人宣教士从一位妇女那里听到，有一个小女孩长期被鞭打，并且经常被独自关在黑暗的屋子里。维勒夫人决定调查这件事，并且决心营救这位名叫玛丽·艾伦（Mary Ellen）的小女孩。她去找警察，但是警察说没有证据他们也不能做什么。她又去找慈善机构，但是慈善机构也无权把孩子从这个家庭带走。经过三个月徒劳无功的努力，维勒夫人已经想不出什么主意了。她曾经多次想过去找一个叫亨利·伯格（Henry Burgh）的人。但因为亨利·伯格是“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创建人，维勒夫人在犹豫找他是否恰当。一个很有趣的史实是，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了防止虐待动物法，却没有防止虐待儿童法。当维勒夫人最终鼓起勇气去找伯格的时候，事情的转机出现了。伯格听了维勒夫人的陈述，很快去咨询他的律师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Gerry），并说：“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请告诉我要怎么做。”
格里律师很聪明地用了一个当时很少使用的法律条款，从而为把玛丽·艾伦从现在寄养的麦考马克家中带走找到了法律依据。这些有责任感的关键人物营救孩子的动作非常迅速：在维勒夫人报告给伯格的48小时之内，调查展开了，诉状写好了，保护性地把孩子营救走了，给孩子的暂时住处安排好了，并且一项犯罪指控也正在准备之中。
玛丽·艾伦的故事迅速地成为了报纸头条，包括像《纽约时报》这样重要的报纸都刊登了此事件。法庭的审判因此成为了社会和媒体的焦点。最终，麦考马克被判处一年监禁。可是，好心人对玛丽的营救和帮助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玛丽没有亲戚，法官宣布把她放在一个无家可归儿童机构。但是，维勒夫人认为这对玛丽不好，因此向法官建议，让自己的母亲安吉尔夫人来照顾玛丽。法官同意了。等到安吉尔夫人去世之后，她的另一个孩子继续承担起照顾玛丽的责任。玛丽后来拥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并在24岁结婚后，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命名为埃塔，以此纪念营救她的埃塔·维勒夫人。玛丽·艾伦最终活到92岁，她的两个女儿后来上了大学，成为了教师。维勒夫人的坚持不懈让玛丽的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格里律师和亨利·伯格也没有因为成功营救了玛丽·艾伦而停止他们的工作。虽然当时在纽约和其他各州已经有很多很好的慈善机构来接受和照顾有需要的孩子，并且有很多宗教机构也设立有医院和庇护所，可是却没有专门的机构来保护那些受到残酷虐待、无力帮助自己的孩子，同时把那些实施虐待的人绳之以法。于是，格里律师和亨利·伯格考虑建立一个保护儿童的非政府组织。因为伯格是“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 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创立者，而格里则是该协会的律师，于是把他们很自然地把保护动物的经验和模式应用在了保护孩子上面。同时，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当时纽约颇有影响力的人支持，并于1874年的12月份，由11个人联合建立了“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约翰·怀特（John Wright），一位退休的商人，成为了该组织的第一任会长。玛丽·艾伦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一个人的努力，往往很难改变历史的轨迹。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坚持做了一件恰当的事情，这个人的努力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的里程碑。在儿童保护的历史上，埃塔·维勒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她当时只是听说有一个小女孩遭受虐待，但是，这件事情使她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她几次访问玛丽的家，看到那个因为长期遭受虐待而变得瘦小沧桑、衣衫单薄的玛丽。她写道：
我没有跟孩子讲话就离开了。直到三个月后营救到她，我再没有见到过她。但是我走的时候，却很坚定地相信，依靠仁慈上天的帮助，我一定要把她从她悲惨的生活中救出来。
这个信念，让维勒夫人在几个月的奔波依然徒劳无功时坚持下来。在困境中，她一直有要去找伯格的想法，但是伯格先生是保护动物协会的负责人，找他让维勒夫人觉得有些荒谬。后来维勒夫人的侄女说：既然你对这个受虐待的孩子如此忧心，你为什么不去找伯格先生呢？她玛丽也算一个小动物啊。——这句话让维勒女士下决心去见伯格先生，此举成为整个事件决定性的转机。玛丽最终没有去流浪儿童机构，而是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成人，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幸福家庭，并且活到很大的年纪，这和维勒夫人坚持不懈地劝说法官，并把玛丽放在自己亲人的家里有决定性的关系。
当然，玛丽·艾伦事件之所以最终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儿童保护组织的建立，还因为有很多负责任、有良知的人的帮助，尤其是与社会上层人士的鼎力相助有很大的关系。伯格先生和格里律师就是这样的人。格里律师于1837年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爷爷（也是叫埃尔布里奇·格里）曾签署过《独立宣言》，并且曾在詹姆士·麦迪逊那届政府中任副总统。格里律师在玛丽·艾伦事件、“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建立以及儿童保护的一系列立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格里律师和伯格先生当时联络了很多在纽约有影响力的人，这个社会网络最终帮助他们建立起了这个儿童保护组织。在第一届会长怀特于1879年病逝之后，格里担任起了会长，直到他1901年退休。格里运用自己法律专业的优势，让一系列儿童保护措施成为法律，比如保护大街上的乞讨儿童，规定儿童不得出入成人娱乐场所。像格里律师这样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上层人物对儿童保护锲而不舍的责任心，让美国的儿童保护有了一个如此良好的开端。
当然了，媒体，尤其是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媒体，对玛丽·艾伦事件的关注和报道也唤起了民众对儿童保护的关注和参与。在美国的儿童保护历史上，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媒体起的关键作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