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清季革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朋园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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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试读：

再版序

我非常感激张先生的建议，藉电脑排版之便，我做了两方面的整理：第一，加强注文，标明页次；第二，校对原文，改正错字。为什么要做这两方面的整理？说起来非常惭愧，三、四十年前的学术界，受外来的影响，已经注意到了学术著作外形的完整，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延续，并不重视资料来源的注释。那时，我们算是年轻的一代，徘徊于进取与保守之间。长一辈的人不下注脚，我们增加了注脚，但我们的注文，力求简略，不像今天的学术界，相关资料均须一一纳入，而且讲究外形上的统一与一致。今天我有改进拙著的机会，如果还是踌躇不前，那就显得太保守了。

为了追寻原文的出处，我花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重新检查所括引之原文。在此过程中，我发现过去的校对实在太马虎，错误百出，为之汗颜。经过了这次的核对，错误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我没有改动书中的内容。因为这是我早年的著作，过去的一些观念与我今天的看法大有出入。例如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前思想激进，有志革命。著者在当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与做法。后来，任公转变放弃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任公曾说：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他的确是一位先知。中国从辛亥革命、北伐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人民吃尽了苦头，却没有看见革命家许诺的幸福。这样的感受，如果我要修改本书，恐怕会变成另外一本书。回首我三十五年前的脚步，我决定不改动它。

在此我要感谢所长吕芳上先生、张力先生，给我这个校读旧作的机会。同时也要感谢廖懿姿小姐将原文输入电脑，公小颖小姐在版面上做了精致的设计。1999年6月4日于台湾南港

萧公权先生序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声名洋溢的人物。他的言论对于近代的中国发生过广大的影响，甚至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读过他的文字，并得到启示。然而从民国十八年他逝世到现在三十多年当中，虽有一些论述他的文字，却都比较简略。国外虽有人写了一部[1]专论他与中国近代思想关系的书，但可惜作者不能体会任公立言的意旨和精神，虽然旁征博引，大放厥词，却不免有捕风捉影、弄巧成拙之感。现在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部二十余万言的书）才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读者不必同意于书中一切的论断，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张先生根据可靠的史料（最主要的是千余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及丁文江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明：一、任公虽曾受康南海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并不为南海所范围；二、在清亡以前任公虽致力于君宪运动，他不能忘情于民权革命；三、他与革命运动虽暂合而终离，但他的言论直接或间接有助于革命思想的发展；四、他在《新民丛报》中攻驳《民报》的文字有助于革命主张之更趋于明晰与缜密；五、他与辛亥革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他对革命不乏助成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先觉者”。在这些论断当中颇有未经人道的创见。

张先生对于任公与革命运动暂合终离的事实提出了解释。张先生着眼于任公多年所服膺的民权思想，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个人的感情，以及他与康南海的师生关系。从前由于民权思想及政治现状之影响而暂合，后来因感情左右而终离。在大体上这是不错的。但细绎饮冰室遗著，我们可以看出任公的民权思想与《民报》所揭橥的民权主义有不尽相同之处。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较接近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他主张辨别是非，却不相信真理绝对，因此他也不坚持个人一时一地的见解必然是正确而不可移易的。他毫不讳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清末民初时代的言论家当中他是最富有“民主态度”的一个人。他反对“民之父母”的政治观。民权的目的是经过“开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个人得到最高的人格发展。一个政府管理人民的生活，无微不至，纵然使得人人丰衣足食，但因为它阻碍了个人自动自发的能力，也不能算是真正良好的政府。革命论者也讲民权。但他们的思想渊源，与其说是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S．Mill），毋宁说是法国革命先觉的卢梭（J．J．Rousseau）。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权力以发展个人能力为目的，而以检束个人自由以伸张国家自由为宗旨。他们的民权观念，因此与任公的民权观念大有分别。这不是说任公的民权观念优于革命家的民权观念。自由主义的民权政治只能在宪政已成的国家里面出现。任公的“民主态度”在中国清季民初的现状之下是不合时宜的。一般人不但不赞美他虚怀若谷，反要讥笑他反复无常。如果上述的观察尚无大误，那么任公之与革命运动终归分离似乎还有思想上的因素。任公自述其癸卯思想转变的经过说这是不但由于康南海屡加“责备”与“婉劝”，他自己也“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这话是值得注意的。入民国后任公效忠于共和政府，投身于政党政治，倾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反对康南海的宣统复辟，但到底不与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合流。这虽然由于人事的关系，但不能说全无思想态度上的影响。

张先生这部书的目的是“说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经过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其得失。”毫无疑问，张先生已经十足的达成了这个目的。笔者要建议于张先生：希望他续写一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把任公壬子年以后的行谊作同样系统的精密的检讨。这一建议必然可以得到本书读者的赞同，更盼望能得到张先生的允诺。萧公权1964年3月27日

[1] 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自序

本书叙述梁任公早期的思想及政治运动，从他二十二岁开始关心国事起，到三十九岁辛亥革命为止。主文有七章：第一为任公的求变思想，第二为在国内时期的倡导民权及族类言论，第三为流亡日本后的排满论及建立民国的主张，第四为任公与孙中山的合离关系及其在庚子自立军之役中的奔走策划，第五为思想转趋温和的由来与主张立宪的影响，第六为与革命党的论战，第七为任公言论的总述，以统计数字看他的言论影响。此外加上我自己的一点认识与感想，合计共得九章。

我的研究计划原是“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由于梁任公在辛亥革命之前四五年间为立宪派领导者之一，便以他为入手研究的对象。在阅读材料时，发现任公主张立宪之前，思想一再转变，颇有可述的地方，尤其他的启蒙言论，比之立宪主张更有影响，所以我的探索就往前推进了一步。在进一步阅读中，又发现任公在思想上曾经一度激进，在行动上更想有一番变革的作为。从他办《时务报》开始，中经执教时务学堂而至戊戌维新，他的求变思想，由孕育而成熟，欲求付诸行动。戊戌政变避居日本后，一面继续言论鼓吹，一面与孙中山携手，节节演变，非常引人入胜。

任公的思想与行动，虽然后来转趋温和，但是他与孙中山分合的一段史事，最是动人。我常常假设：如果他们的合作有成，救国的大业或不致因为力量分散而困难重重，辛亥武昌起义说不定要提早几年，民国初年的历史也许随之改观。

无论如何，这段可歌可泣的史事是值得叙述的。任公的启蒙运动与激进思想有它的价值所在。他转趋温和之后的思想亦有其影响。由于这几方面的探索，材料不断增加，竟然成了本书，原来的研究计划只好留待他日了。

我所引用的材料，最主要的是任公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初刊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收罗在《饮冰室文集》中，虽然有小部分没有收进去，或收进去了而与初刊小有出入。）丁文江先生所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又引用了许多与任公同时人的作品，以充实我的内容。

任公在辛亥之前所办的七种报刊杂志，得见者六种，给了我很大的方便。各刊均有其不同的分量和地位，我在借重之余，又一一加以分析，用统计数字来表示其影响力。

本书在阅读材料及撰写过程中，承蒙郭量宇师多方指导，启发鼓励，得益最多。文成之后，又承胡秋原先生赐予核阅，给予几点指示。斯坦福大学教授刘子健先生曾经鼓励我对任公所受进化论的影响多予发挥。谨此并致崇高的敬意与感谢。

我尤当感谢萧公权先生。本书初稿排成后，才有机会送请萧先生赐阅。承其在百忙中来函详加指正，并惠赐序文，使本书增光不少。

再又王聿均先生、王树槐先生、张存武先生、魏廷朝先生都曾提供我许多宝贵的意见。李毓澍先生、吕实强先生远在海外，分别代为找到一些手边没有的材料。我的同窗老友黄养志先生曾为本书精校一通，改正若干错误。谨并志铭谢。

因为作者学识谫陋，且匆匆在年余中完成本书，难免有遗漏舛误之处，尚望先进学者不吝赐教。张朋园序于台湾南港1964年4月5日

本书印行以来，谬承学界奖许，售罊已久。兹将原书再版影印，除改正印刷上之错误外，内容及参考书目略有删订，附增引得一节。惟因影印不容多所更动，且整体之修正费时，故大体亦仍其旧。张朋园1969年2月

绪论

梁任公（名启超，字卓如）的一生，跨清民两代，自二十二岁时（甲午年）开始关心国事，一生事功，在清朝者十八年，在民国者十八年，恰好各得其半。

梁任公的一生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择取任何一点，都可以累辞数万，编著成书。但简单归纳起来，可以说他是个新闻记者，是个教育家，是个思想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史学家，是个艺术鉴赏家……。谈到他的政治生命，说他是立宪运动者，固为一般论任公者所公认；然而未尝不可以说他是个革命运动者，因为他实与革命有过一段因缘。至于他在思想界的影响，任公的著述，估计不下千数百万言，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深远处，几无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谈，都将残缺不整。他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的。

多彩多姿的梁任公，一生言行所以能有多方面的影响，就当时的环境及他个人而言，有几种必然的因素。当时的世界潮流，西方自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来，一二百年的演变，民权政治的思想，已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受进化论影响，与民权政治同时而起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发展到了顶点。中国受这三种思想撞击最厉害的，是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直是一本惨痛的历史。中国到了求变的时代，就等待求变的人物来推动而已。任公便是求变的人物，他生当其时，这是注定他将发生影响的外在原因。

就任公本身而言，他具有发生影响的条件：第一，他生而好学。他曾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中。”任公自幼聪慧，因而能脱颖而出，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在科第时代，一个普通人中举之后，往往趾高气扬，容易心满意足。任公与众不同。中举的次年，竟反过来拜尚是秀才身份的康有为为师，又从基本做起。四年万木草堂的生活，孜孜不倦，奠定了他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但他并不就此而止。西学之风袭来，他又乘风而去。先读翻译作品，不能满足，再从文字工夫下手。他读过英文，拉丁文。可惜他学习西洋语文的天分不高，后来虽又涉猎法文，德文，皆无大成。然而日本文给了他最大的方便，西洋知识通过日文而饱为吸收。任公的西学大进，实得力于日文。以后他的求知欲未尝稍止。四七之年，蛰伏巴黎，以学生为老师，知识仍与时俱进。直至垂暮之年，读书仍为嗜好，且趣味愈扩愈广。他曾对子女们说：“我是学问趣味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个新方向，便觉得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其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任公的成就及影响，的确倚靠他好学不厌精神的支持。一般人以为任公之学，博而不深。后人看前人，自然很容易发现他的缺点，但与他同时代者，又有几人能超过他！？

人或者都能饱学，但未必都能运用其所学，以启迪社会，激发后人。任公则二者兼而有之，既好学不厌，且诲人不倦。他一生的言论著述，据最保守的估计，不下于一千四百万字，每天执笔，平均在三千言以上。他的著作特色，如其自评：“笔端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他能“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今日读之，脑筋随之而去，明日再读之，脑筋又随之而转。他能把人当做傀儡，牵动线丝，左之右之，惟其言是听。谭嗣同誉他有贾谊之笔，张謇称他“笔破乾坤舌雷雨”。每发一论，必至风靡而不可收拾。韩文举说他发表能力之特强：“但胸中有一材料，无不提之以入笔下，又喜欢自造新名词，或杂引泰东泰西故事。”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自然不少人要随他转移了，也决定了他的必然影响。

梁任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并不是一贯的，尤其以政治的立场变化最多，有时他站在甲方，有时又转至乙方，而甲乙两方却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因此人们认为他个性上有缺点，认为他是善变的。他自己也承认个性流质，常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如此一来，言论前后不无矛盾之处。一再的改变，自然减少了他的影响力量。

不过，任公的政治理想是不变的。在清朝他反对专制，在民国他依然反对专制。他抱定的宗旨是实现民权政治。他常常说，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最初他追随其师康南海弄维新，搞变法，他的手段是温和的。及至发觉温和的路走不通，急转直下，想采取激烈的手段，不惜以流血方式，希冀实现理想。但一番尝试之后，他发觉国民并未普遍觉醒，未能获得他们一致的支持。他又退回到温和的态度，想从教育方面先下手，先新民而后兴国。惟其所定的目标太高，他以为觉醒国民的努力，非有十年二十年不能为功。岂知他以往所提倡的进取、冒险、破坏等等新国民道德，早已深植人心，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再趋转激进的时候，一般国民已朝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上前去，专制政体已被众人合力推倒。民国之后，对他误解的人不少。但请问他是否已经忘记了既定的目标？举两个显明的例子，似乎可以得到正面的解答：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之役，反对康南海张勋的复辟运动，任公都是倡导人，而且都曾亲与其事。当这两出丑剧锣密鼓紧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发表声讨宣言，且置生死于度外，誓与之周旋到底。任公所争的是政体，而不是国体。在过去，他要求虚君实民，而今既为民主，更应该名实相符，颠倒时代本末，摇撼国本的行为是决不容许的。后来，他又甘心卷入政治的漩涡，目标依然是要实现他的理想。他想把那批官僚政客带上正途，可惜“先时人物”的他，抱着民权政治的理想而来，抱着民权政治的理想而去。个人的政治活动，“一生成功者少，失意者多！”

研究梁任公的一生。言史事，在清朝的十八年较诸在民国的十八年为单纯；言思想，则清朝的部分，多以政治思想为重要；民国的部分，以学术方面为重要。因此，他的一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可以就时与事分，也可以就思想而分。就思想而分，原则上不外乎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财政经济思想，人生哲学思想等等。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很少人将任公的思想作一有系统而详细的分析，盖任公的方面极多，欲一一研究，实非易事。

大部分评论任公的学者，都用时与事的分类方法。譬如徐佛苏所记《梁任公先生逸事》便主张分为四时期：“一为戊戌变法及逋日刊报之时期，二为运动立宪请愿及辛亥革命之时期，三为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四为入校讲学倡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运动之时期。”徐氏又称第一期为维新变法之时期，第二期为立宪与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期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期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毛以亨著《梁启超》则将之分为五时期：“一、少年读书时期——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光绪二十年甲午；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年甲午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流亡办报时期——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至民国元年；四、民国从政时期——民国六年至民国八年；五、文化运动的晚年——民国八年至民国十八年。”过去《大公报》、《东方杂志》有几篇叙述任公的短文，分期也大多类此。抗战时期几篇论述任公的著作，也与此相似。

对于这几种分类法，著者稍有不尽同意之处。民国开国前的十八年间，用维新及立宪来代表任公的言行，未免有笼统不清之感。而且注意力放在立宪运动上，忽略了他的一段与革命的关系，尤其任公鼓吹革命的思想，也因此变得暗淡无光了。这里试拟一个稍异于前的分法。其一生约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成长时期：

1．幼年抚育时期：包括幼年生活及家庭教育。

2．求学时期：包括中举前后的教育。

二、推翻专制运动时期：

1．求变时期：包括戊戌之前的求变思想及活动。

2．流亡时期：（1）流亡前期：包括革命思想的流露及从事革命的运动。（2）流亡后期：包括立宪运动及影响革命的言论。

三、维护民国时期：

1．从政时期：（1）归国从政：包括组党活动。（2）护国讨袁及反复辟：包括躬历讨袁之经过，及反复辟的言论。（3）指导政治：包括卷入政治漩涡及其政治精神。

2．献身文化学术时期：（1）舍政治而献身文化学术：包括青年之指导及学术之提倡。（2）治学而不忘政治：包括晚年的言论活动。

本文只想说明任公在推翻专制运动时期的政治理想，亦即他的前期思想。因此，除了他的成长时期，略为提及一二，民国以后的行谊，则暂置之不谈。私意以为自任公开始关心国事到辛亥革命，这十八年间，其中许多有关他的言行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即如前面所说，任公抱有一个民权政治的理想，这个理想以什么为基本理论？初有民权思想的表现是如何的？以后这个理想是否因为学识的日进而有所蜕变，而至于成熟？成熟之后如何积极的表现？第二，任公既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如何趋于激烈，与革命党的关系如何？第三，他对于革命的鼓吹如何？第四，他为什么后来又反对流血革命，转变的由来如何？第五，转变后的影响如何？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同时又希望指出在这十八年当中任公显明的几次起伏转变，在此先说明其时限关系：

1．戊戌之前：二十二岁至二十六岁，光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谓其为思想孕育，明倡民权与隐言族类时期，亦即自强学会至戊戌政变为止。此一时期，专注重说明任公思想上的特质。

2．流亡日本前期：二十七岁至三十一岁，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谓其为破坏主义时期，亦即自《清议报》、《新民丛报》至游新大陆归来为止。此一时期，任公与革命有多方面的关系。

3．流亡日本后期：三十二岁至三十九岁，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谓其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时期，自新大陆归来至辛亥革命为止。此一时期，任公的态度转变，行动上弃革命而立宪，然言论上仍多有影响革命之处。

本文依此时限关系，说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运动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得失。

第一章 求变的思想基础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

改革者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必须提出兴革的理想；革命者要改变旧有的政治，必须倡导革命的主义。兼具改革与革命企旨的梁任公，有其理想及主义。最早他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教育，便倾心于固有的“大同之义”，及至他在自修中接受了西方的人权言论，又将中西思想的相同处融会贯通，欲进中国于“民权政治”。这大致是任公的理想与主义。

梁任公思想上的衍化，有其一定的进程。在他的幼年时代，虽然常受到父亲的呵斥，不得自视如常儿，实际上任公并无异人之处，仅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孩子而已。他自述：

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1]志，蒙蒙然不知天下事。

他的思想上的衍化，随着他所受的教育而改变。早年，任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学习的是帖括训诂词章，他的老师是他的父亲和祖父：

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之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2]之学，太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十五岁始正式进入广州府的学海堂，除训诂词章外，少涉其他，于他的思想并无启示：

十五岁……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3]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

不过，任公对于固有典籍作深入的阅读，亦在其十四五岁这一段时间里。《輶轩语书目答问》对他颇有影响：

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4]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以后他见着康南海能有所应对，大多得力于此一时期对经史子集的阅读，其思想上能受到启发，亦得力于这时建立起来的根基。

到了十八岁，得闻康南海名动公卿的清誉，因陈千秋之介而拜于康氏门下。以举人反拜秀才为师，通古所无。而任公思想从此大为开启，是他早年最大的转变：

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弃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5]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康南海以大海之潮音，作狮子吼，使任公自兹始知天地间别有学问。影响他最深的，第一是康氏的那部《长兴学记》。任公曾一再提到：[6]

稍长游南海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俯焉孜孜从事焉。……到那年起行游学的时节，他父亲琼山先生别无嘱咐，单给他一部长兴学记，说道：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发挥先师的微言大义，来训练后学的，内中所讲，便和我自己讲的一样，你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罢。……到了上海，在时务报馆里头，刚遇着浏阳谭先生嗣同寓在那里，正著成《仁学》一书，那稿本不过两三人曾经见过。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宝藏箧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细读，读了已不知几十遍，把那志气越发涨高几度，后来毅伯先生常对人说道，他一生[7]的事业，大半是从《长兴学记》、《仁学》两部书得来。……《长兴学记》是一篇治学修养论。同时又发挥平等之义：

夫性者，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8]人人相等，同时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

主张与民同患难：

易曰：吉凶与民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既不能不与，则同其患，当经营之。……故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9]宜民，虽舜禹复生，无以易此。

此两者对于任公都有极深刻的启发。

第二是任公三十岁以前所爱谈的“三世之义”，他的求变思想的基础即在其中。康南海记其讲授三世之义说：

光绪十六年……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义。……既而告以尧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又告以天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10]……

任公本人亦说：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

其弟子得读〔大同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11]欲宣传一部分。

所谓三世之义，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是今文学家一派自中国典籍中发掘出来的救时主张，康南海据为政治运动的[12]理论。康南海以为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有一定的程序。他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尧舜之治。他说尧舜之治，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假设；孔子是个政治改革家，也是社会改造家，设尧舜之治[13]为理想的社会——太平盛世——而已。既然如此，他认为二、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据乱之史。自许有改进世运责任的康南海，不容中国长此永为据乱，他要将中国变为升平之世。

康南海对于升平之世有其解释，他以为升平就是小康之治，正如《礼记》中所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

[14]康。

他对于太平之世也有解释，那就是《礼运》中的《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15]而不闭，是谓大同。[16]

虽然南海已幻想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却只主张言小康，不能言大同。他并没有说明不言大同之理，只说“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可是这大同之义，有点石成金之效，今为任公得闻，窍门为开，思想为之大变，救中国的沉疴痼疾，非此良药莫属。欣喜欲狂，锐意欲将之宣传。

三世之义的太平之治，隐涵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意味，任公比他的老师的思想更为迈进一步，认为与其进小康，不如进大同。此后，他将三世之义，一一推移衍说，施之于政治，主张民主：

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17]能阏之。

施之于教育，主张开民智：

吾闻之，春秋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18]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施之于法律，主张变法以因时制宜：

孔子圣之神也，而后世颂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有治据乱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之律法，有治太平之律法，所[19]以示法之当变，变而日进也。

施之于经济，主张平货齐物之道：

观时变者，商之事也……据乱以至升平之事也，若太平世必无是。[20]……太平之世，自有平货齐物之道。

不仅如此，任公在他的若干言论中，都曾引申三世之义。如论“群”与“独”：

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21]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论“陵人”与“公理”：

吾闻之，春秋之义，以力陵人者，据乱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无是矣。地球今日之运，已入升平，故陵人之恶风渐消，而[22]天然之公理渐出。

论“强权之道”：

一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第一界，亦谓之据乱世。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至世运愈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治者与平民与妇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有其强权，与昔之强者抗，而至于平等，使极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是为强权发达之极则，[23]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

论“中外一体”：

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粗，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亲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彝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今论者持升平之义，而谓[24]春秋为攘彝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让诸夏也。

论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

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25]所以立科举也……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乃至于西方的文明进步：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26]有阶级顺序而进化之公理。

总之，三世之义，无处不在，无处不可运用。三世之义是任公求变的基础理论，是一切论辩的原理根据，甚至变成了公式。

任公既得三世之义，即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欲进小康于大同。既欲进小康而大同，则又必须实现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是进化主义者，绝不保守，据此以要求进步；说孔子是平等主义者，绝不专制，据此以要求人人平等；孔子是兼善主义者，绝不独善其身，据此以要求开启民智；孔子是强立主义者，绝不文弱，据此以要求国人自强；孔子是博包主义者，绝不卑狭，据此以要求接受外来的文化；孔子是[27]重魂主义者，绝不爱己一身，据此以要求自我牺牲。

归纳他所发明的孔子思想，可以看出任公求变的思想更为条理化，他一面倡言三世之义，一面引证孔子的言行以为辅佐。他在《读春秋界说》中有：

春秋之各例，犹天元一也。命天元一，所以待加减；设各例，所以待变例者，无不变者也。使其不变，则无所用其例矣。（界说八：[28]春秋之例乃借以明义，义既明则例不必泥）

这是孔子求变的例证，也是任公求变的例证。

孔子既然待变，则一切无不变之理。然则何以中国二千余年竟停滞于小康的局面，而不能进于大同？任公亦有其个人的解释。

他说孔子的微言之所以不传，与孔子的施教有关。孔子教人，有普通与特别之不同。“特别者，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普通者，所谓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是因材施教。某些人只可以教予《论语》，某些人则可以教予《易》及《春秋》。《论语》、《易》、《春秋》这三部书，深浅不同。《论语》是雅言，言小康，属于普通的学问；《易》与《春秋》，涵义深奥，言大同，属于高深的学问。才高者，可得《易》及《春秋》，才中下者，只能得《论语》而已。接受孔学的真传者，是孟子、庄子、荀子三人。此三人中，庄子和孟子属于高才，庄子得了《易》，孟子得了《春秋》；荀子才下，得了《论语》。

中国二千年停滞不前，任公认为责任应由荀子一人负起。因为他传小康之治，汉兴以来，他的弟子控制了中国全局，主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义，重考据，这是中国不进步的症结。

任公认为今天的世运已经到了大同之治的阶段，荀子一派误我中华二千余年，今日宜亟起求变，弃荀学而倡孟学。他认为“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

孔子……立大同之义，以治今日以后之天下，在春秋亦谓之太平，亦谓之临天下，孟子所述皆此类也。大同之义，有为今日西人所已行[29]者，有为今日西人所未行者，可决他日之必行者。

而且孟子的经世宗旨在保民：

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30]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

此义本于春秋，为孔子特立大义，后之儒家，惟孟子能发明之。[31]……泰西诸国，惟美洲庶近之。“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

井田为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贫富，论语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极则也……孟子一切经济，皆从此出，深[32]知其意，可语于道。“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效”：

孔子之言性也，有三义，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恶，亦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太平世之民性善。荀子传其据乱世之言，宓子、漆雕子、世子传其升平世之言，孟子传其太平世之言。各尊所[33]闻，因而相争，苟通于三世之义，可以了无窒阂矣。“孟子言尧舜，言文王，为大同之名号”：

礼运以小康归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其大同盖谓尧舜也，故曰天下为公。春秋哀公十四年传曰：“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亦指大同言。春秋隐元年传：“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文王亦太平世之[34]义。凡此诸圣者，皆有天下而不有，故言大同之学者必宗之。

孟子的学说，深深影响任公的著述立说，他演述三世之义，不离孟子的仁政、保民，他之倡导民权自由，即由孟子之说蜕变而来。他也常常说，孟子是他发挥理论的依据：

及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们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35]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却不小。

他在《新民说》中，引孟子之言以证人的天赋权利：

大抵人生之有权利思想也，天赋之良知良能也。而其或强或弱，或隐伏或澌亡至不齐者何也？则常缘其国家之历史政治之浸润以为差。孟子牛山之喻，先我言之矣，非无萌蘖，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36]若彼濯濯也。

引孟子之言，以言人身的自由：

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虽然，人莫不有两我焉：其一、与众生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于人间者是也；其二、则与七尺对待之我，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孟子曰：物交物则引之而矣。物者，我之对待也，上物指众生，下物指七尺（即耳目之官），要之皆物而非我也；我者何，心之官是已，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惟我[37]为大，而两界之物皆小也；小不夺大，则自由之极轨焉矣。

乃至于孟子之言诛责“民贼”、“独夫”，孟子之言“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任公皆一一阐述，无非用寄大同之义。任公深信孟子获得孔子的真传，具有与西方人权思想家相同的民治思想，遵奉孟子的学说，便可实行孔子大同之治的理想，便可实现西方的民权政治。这是任公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到的人权政治家，愿自己为其化身，实现其求变思想。

二、在西洋文化中求变——民权、自由、进化

梁任公著作等身，三十岁左右所发表的言论，最为丰富，也最富有内涵，所采择的行动最为积极，亦最有意义；其于国人之影响，亦以此时期最为深远。他的影响力，全靠两个不同文化思想的支持，其一为三世之义，已如前述，另一则为西洋进化论，自由主义及民权思想。前者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后者为欧风东渐所传入者。他接受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有先后之不同。身为中国国民，先接受了中国固有的，日后博览西洋典籍，又接受了西洋的。当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时，他只想在固有的思想中求变，及至接受了西洋思想，且有感固有者不足以佐己说，便渐渐地转趋求助于外来者。此种推移，不难从他的著作中发现。

三世之义是梁任公早年在国内时期及流亡日本最初二、三年间的中心思想。他随处不忘此义，随处伸引孔子之春秋微言，更随处以孟子解释“民”义。但渐渐地，他自己发现孔子的微言，只是一种理想，有如一个美丽的梦，难以实现。传统的文化不足以济时艰，也缺少求变的具体方案，多引用三世之义，有陷入八股化的趋势。这时候，他不得不谋取自我先变，西洋的现代思想顺势而人，便渐渐地改变了他的态度。

有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任公引用三世之义的勉强，甚至于难以套入这一公式，这是在他要变未变摇摆不定的时期。1899年，他发表《强权论》。根据三世之义的公式，据乱世应为强权最发达的时候，那时候，无公理，无法律，强者可以随心所欲。但他认为“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差别殆无，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进入升平世，公理渐次发达，虽然是强者与弱者地位显然不同，强者尚有所顾忌，虽欲横霸，亦当有所借故，或强词夺理。但他认为“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到了太平之世，应无所谓强权，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但他认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次有其强权，与昔之强者抗而至于平等，使猛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此三界之说，读之有勉强的感觉。

论尧舜之治，任公的说法，显然摇摆不定：

尧舜禅让为中国史上第一盛事，非特寻常旧学所同推赞而已，即近世言民权言大同者，亦莫不称道尧舜，以证明中国古有民主制度。其意不可谓不善。吾以为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为轻重也。故尧舜禅让之事实，与今日之新主义无甚[38]影响，即使尧舜果有禅让，则其事亦与今日民主政体绝异。

昔日任公受康南海之影响，甚同意尧舜之世为孔子所托，为太平世之理想，并非真有其事，今则谓于民主政体无甚影响，与民主政体绝异，岂非自相矛盾。

又在《新史学》一文中，任公又谓“今世欧罗巴为古代希腊之放影，以古代希腊为今世欧洲之缩图。”此更大大违反了三世之义的公式。虽然他不承认欧西文明已到了太平盛世，毕竟希腊时代是有民主政治意味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他对于上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见解，前后判若两人。丙申年间（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致书严复，绝口不承认古代希腊有民主政治。根据他的三世之义，他说：“不闻花岗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今则言希腊之世为现世欧洲之缩图，其矛盾可见，其弃三世之义之意可见。

三世之义已使他厌倦了。由于三世之本义未足以解释人类进步的一切现象，不得不另觅较为适当的学说以充实其求变的思想。他寻找到了，他找到了民权、自由、进化诸说，他找到了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诸人。任公的思想起了第二次的大转变。

任公接受西洋文化，亦有其一定的过程。早年，他所接触的是中国的典籍，囿于浩如渊海、汗牛充栋的国固，他不知道中学之外尚有西学，乃至于世界有五大洲七大洋的说法，亦闻所未闻。所谓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真理，任公在十八岁时才有所领悟。那年（光绪十六年，1890），他“下第归，道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任公对世界稍有所知，始于此时。

及后，任公拜及康南海门下，“请为学方针”，南海“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南海既以西学授徒，在此不得不兼述康氏的西学，以见其传授的内容。

康南海自己对于西学的认识如何？胡汉民骂他不过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所译一二粗浅西[39]籍而初窥西方政治。”虽然是嘲笑他的话，却也是事实。二十二岁之前，康氏对西学应无所知。任公于《南海康先生传》中谓康氏于光绪五年（1879），出西樵山，“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经上海，见[40]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南海自编年谱》亦云，其西学知识得于中译的西书和西人在东方的殖民实况。二十四岁（光绪七年，1881），他读到了“《西学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才奠定了西学基础。同年他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次年顺天乡试归来，“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从这时候起（光绪五年），南海对西学发生兴趣，购买地图，大收西学之书，亦“自是大讲西学”，“尽释故见”。

南海读过了这些书之后，是否对西洋有了真切的认识，实是一大疑问。光绪初年，西学初入中国，市面能见到的西书中译本，包括他已经读过了的这些，不过是“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于政治学，毫无所及”，即使他能“举一反三”，“别有领会”，“别开一境界”，要了解二、三百年来的西洋在政治经济科学诸方面的变迁，显然不能“因小以知其大”。而康氏不识西文，对于西洋之哲学思想，更是难以体会。

南海如此，任公说他从南海门下，得了西学的梗概，亦只能说是“梗概”而已。

任公的西学知识，大部分是在自修中得来的。《曼殊室戊辰笔记》，记任公二十岁时，涉猎西洋典籍情形：

斯时于国学书籍外，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41]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

西书中译，截至光绪二十二年，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后所翻译者，当时江南制造局“以翻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另一类为同文馆及西洋教士教会所译录者，二十余年来，“可读之书，约三百种”。此四百种书，真正可读者并不多，因为“中国官译者，兵政类最多”，“西人教会所译者，医类最多”，“制造局所译者为格致类”，西政各籍，则“译者寥寥”，官学[42]制农政，“竟无完帙”。

而且这些中译的西书，可訾议者甚多。第一是各书的时代性，初译时可能距离原著出版已经多年，西人已经唾弃不予重视。第二是翻译的过程问题，当时懂得西文而能直接翻译者，是凤毛麟角。大部分译品，都经西人口授，他人笔录。其中所发生的错误，毛病百出，因为“口授者未必能无失其意，”“笔授者未必能无武断其辞。”更如马建忠所言：若干翻译者对于外国文字，只稍涉其藩篱，不明其“微辞奥旨，”对于各国的古文词章，茫然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自己的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或者由西洋教士口述，旁听者为[43]之“仿佛摹写其意，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

在这种情形下，任公所获得的西洋知识可以想见。任公也说他在国内时期，读不到自己想读的书：

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44]治资生等本源之学，几无一书焉。

任公于戊戌之前所读西书，而对其略有影响者，大致不出他自己编辑的《西政丛书》中所搜者。这一套丛书，大部分为译本，极少数种为国人自著。全书共分为八类：史志类有《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德国合盟纪事本末》三种；官制类有《德国议院章程》一种；学制类有《肄业要览》、《西国学校》、《西学课程汇编》三种；公法类有《佐治刍言》、《公法总论》、《中国古世公法》、《陆地战例新选》四种；农政类有《农学新法》、《农事论略》、《蚕务图说》、《纺织机器图说》四种；工政类有《工程致富》、《考工记要》两种；商政类有《富国养民策》、《保富述要》、《生利分利之别》三种；兵政类有《法国海军职要》、《德国军制述要》、《自强军洋操课程》三种；杂著类有《英法政概》、《日本杂事诗》、《日本新政考》、《适可斋记言》、《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庸书》、《续富国策》、《中外交涉类窍表》、《光绪通商综窍表》九种。

此外，李提摩太对任公亦有影响。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教，热心介绍西学，鼓吹改革。任公曾于光绪二十一、二年间担任过李氏的秘书，很受李氏器重，彼此两年间的交往，任公耳濡目染，自必得闻一些西方的常识。及李氏翻译麦肯西（Robert Mackenzie）的《泰西新史览要》（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任公从旁参与中文意见，无意中亦接受了若干西方的政治历史见识。

以上大致是任公在戊戌之前的西知来源，堪说甚为有限。而他有过人的智慧，“随有所见，随即发表”，故我们阅读其作品时，往往以为任公的西学根底，已有相当造诣。实则稍一仔细研读，但见措辞泰西如何，欧美如何一类浮泛之论，绝无深入之伸引。任公自己亦言，在这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只能“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固然这时候他还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实乃因为“来源泄觳，汲而易竭”之故。言论自难免“支绌灭裂。”读到“性本善”就教人“人之初”，当然会忽略了下面还有“性相近”。任公在国内时期的西方思想的介绍，只是一个“导引”而已。

梁任公的西学大进，是在他逃亡日本之后，思想也因为西学的进步而为之一变：

戊戌九月至日本……自此居东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

[45]变。

任公于西方知识之能有较深入的了解，纯粹得力于日本语文。论任公的日本文，是他所学习的四种外国语中的最有成就者，至少他具有阅读的能力，日常会话也能传达思想。（过去他曾经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及英文，因忙于为《时务报》撰写文章，无所成就。宣统元年在日本时又曾学习德文，然生活起伏不定，为时不长，无所成就。民国八年，在法国巴黎乡间居住时，又学习法文，是时年事四十有余，学来更为吃力，亦无成就。）他在日文上确实费了一番工夫。传说他在政变后逃去日本，一夜之间在船上便学会了日文，此绝不确实。正如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所言，欲有所成，至少亦需数月工夫。罗孝高记任公学习日文情形：

己亥春……任公约罗孝高普，同住箱根读书，寓塔之泽环翠楼……时任公欲读日本书，而患不谙假名，以孝高本深通中国文法者，而今日又已能日文，当可融会两者得捷径。因相研索，订有若干通例，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十可通其八九，因著有和文汉读[46]法行世。

任公学习日文，第一得力于罗孝高。杨维新对于任公学习日文，亦有所记述：

初到东京时……当时大隈左右，如犬养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原注：此君与任公先生交厚，当时约为兄弟，）时有往来，并力[47]为讲解日本文法。

任公的日文，第二得力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等这般日本朋友。

学习数月之后，任公即开始试读日本书籍，能了解者，十之八九。他发觉日本书籍之言西学者，纷触于目皆是，“若行山阴道上，应接[48]不暇。”“五年前患无书可读，无事可佐；五月以来，则患应读之[49]书太多，但觉目不暇给矣。”“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详于政治学、资生学、[50]智学、群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

数千种日文的西学书籍，对于任公有非常的启发作用，他的思想为之升华，有如幽室见光，有如枯腹得酒：

哀时客（任公在《清议报》之笔名）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51]跃于脑，如幽室见光，枯腹得酒，沾沾自喜。

求变思想，柳暗花明，有了新的支持：

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52]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

任公涉猎日文西知，并无一定的选择，亦如昔日，随有所见，随即吸收，随即发表。他读到美国的清教徒（Pilgrims），则在《自由书》中发表《自由祖国之祖》，读到梅特涅的守旧，则发表《地球第一守旧党》，读到中村正直所翻译斯迈尔斯的《西国立志篇》，则据以撰写“自助论”，读到深山虎太郎的《草茅危言》，则据以撰写《草茅危言》，受加膝弘之有关进化论之著作的影响，则撰写《强权论》，受德富苏峰《静思录》的影响，则译其《无名英雄》。任公谓此种西学的介绍，为“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53]不明，惟以多为贵。”他自己吸收西洋知识，亦可以说是“梁启超式”的吸收。

流亡日本日久，任公的西方知识益为进步。他探索西方富强的缘由，寻找支持西方富强的思想。他发觉西方的富强，不出民权、自由、进化三大极则，他开始对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作深入的研读，给予持平的评介。关于孟德斯鸠，他说：

孟德斯鸠（法国人，生于1689年，卒于1755年）之著万法精理，18世纪以前，政法学之基础甚薄，一任之于君相之手，听其自腐自发达，及孟德斯鸠出，始分别三种政体，论其得失，使人知所趋向。又发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权鼎立之说，此后各国，靡然从之，政界一新，渐进以迄今日。又极论听讼之制，谓当废拷讯，设陪审，欧美法庭，遂为一变。又谓贩卖奴隶之业，大悖人道，攻之不遗余力，实为后世美英俄诸国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发之论，为法兰西及欧洲诸国所采用，遂进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鸠实政法学之天使也，[54]其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关于卢梭，他说：

卢梭（法国人，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之倡天赋人权，欧洲古来，有阶级制度之习，一切政权教权，皆为贵族所握，平民则视若奴隶焉，及卢梭出，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即生而当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与我，无贵贱一也。于是著民约论Social Contract，大倡此义，谓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各从其意之自由，自定约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者耳。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19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卢[55]梭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于达尔文，他说：

达尔文（英国人，生于1809年，卒于1882年）之进化论，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达尔文者，实举19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教迷信之论，尽失所据。教会中人，恶达氏滋甚，谓有一魔鬼住于其脑云。非无因也，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免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此近世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所由起也。此主义今始萌芽，他日且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56]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其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对于其他发扬进化之理的学者，自由主义者，民权论者，任公均一一加以评论。光绪二十七、八年间，先后发表《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培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利乐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文，读之可见任公的西学大进，其思想实出入于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等之间。其早年所持的三世之义，亦自此放弃。[57]

此后，任公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用进化论说明自强之道，据自由思想为国人要求自由，据民权思想为国人要求政治权利。他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一部竞争史：

盖自人群初起以来，人类别为无量之小部落；小部落相竞争，进为大部落；大部落相竞争，进而为种族；种族相竞争，进而为大种族；复相竞争，进而为国家，进而为大国家；复相竞争，进而为帝国，进[58]而为大帝国。自今以往，则大帝国与大帝国竞争之时代也。

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是一部竞争史：

第一上古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古史，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59]也……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对于人类的权利与自由，他认为自古至今，共分四个阶段，从前无自由，无民权，今日已到了文明自由的时代：

凡人群进化之阶段，皆有一定。其第一级，则人人皆栖息于一小群之中，人人皆自由，无有上下尊卑强弱之别者也，亦名为野蛮自由时代。其第二级，因与他群竞争，不得不与群中之有智勇者，以为临时酋长，于是有所谓领袖团体者，出以指挥其群，久之遂成为贵族封建之制度者也，亦名贵族帝政时代。其第三级，则竞争日烈，兼并盛行，久之，遂将贵族封建一切削平，而成为郡县一统者也，名为君权极盛时代。其第四级，则主权既定后，人群之程序已巩固，君主日以专制，人民日以开明，于是全群之人共起而执回政权，名为文明自由之时代。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60]

中国的自由民权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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