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建业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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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试读：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
三年前，我出过一套五卷本的作品系列，书肆上对这套书反响热烈，其中有些书很快便一印再印，连《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这种学术专著也居于图书畅销榜前列。今年果麦文化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慨然为我推出九卷本的“戴建业作品集”，它比我所有已出的著作，选文更严，校对更精，装帧更美。
时下人们常常嘲笑说，教授们的专著只有两个读者——责编和作者。我的学术著作竟然能成为畅销书，已让我大感意外；即将出版的这套“戴建业作品集”，多家文化出版机构竞相争取版权，更让我喜出望外。
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
中学时期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在1973年那个特殊岁月，我高中母校夫子河中学竟然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在这场两千多名高中同学参与的竞赛中进入了前三名。一个荒唐机缘让我尝到了“当诗人”的“甜头”，于是立下宏志要当一名诗人。1977年考上大学并如愿读中文系后，我才发现“当诗人”的念头纯属头脑发昏，自己的志趣既不在当诗人，自己的才能也当不了诗人。转到数学系的希望落空后，只好硬着头皮读完了中文系，毕业前又因一时心血来潮，误打误撞考上了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何曾料到，一个中学时代的“理科男”，如今却成了教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一辈子与古代诗歌有割不断的缘分。
从小我就调皮顽劣，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因“说话没个正经”，没少挨父母打骂。先父尤其觉得男孩应当沉稳庄重，“正言厉色”是他长期给我和弟弟做的“示范”表情，一见我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就骂我“轻佻”。何曾料到这种说话方式，后来被我的学生和网友热捧为“幽默机智”。
我长期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苦恼，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方音一直是室友们的笑料，走上大学讲坛后因不会讲普通话，差点被校方转岗去“搞行政”。何曾料到，如今“戴建业口音”上了热搜榜，网上还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
1985年元月，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为了弄懂罗素的数理逻辑，我还去自学高等数学《集合论》。这本书让我彻底清醒，不是所有专业都能“从头再来”，三十而后再去读数学已无可能。年龄越大就越是明白自己的本分，从此便不再想入非非，又重新回到读研究生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每天早晨不是背古诗文便是背英文，早餐后不是上课就是读书作文，有时也翻译一点英文小品，这二十多年时光我过得充实而又平静。近十几年来外面的风声雨声使我常怀愤愤，从2011年至2013年底，在三年时间里我写了四百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因此获得网易“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先生、《文艺研究》总编方宁先生，先后热心为我联系境外和境内出版社。当年写这些杂文随笔，只想发一点牢骚，说几句真话，何曾料到，这些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博得“十大博客”的美名，并在学术论文论著之外，出版了系列杂文随笔集。
或许是命运的善意捉弄，或许是命运对我一向偏心，我的短处常常能“转劣为优”，兴之所至又往往能“歪打正着”，陷入困境更屡屡能“遇难成祥”。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没日没夜地写下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标题就叫《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的确，我的一生处处都像在“碰巧”。也许是由于缺少人生的定力，我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因而从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觉得“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
说完了我这个人，再来说说我这套作品。
这套“戴建业作品集”由三部分组成：六本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两本文学史论，一本文化社会随笔。除海外出版的随笔集未能收录，有些随笔杂文暂不便选录，已出版的少数随笔集版权尚未到期，另有一本随笔集刚签给了他家出版社，部分文献学笔记和半成品来不及整理，有些论文和随笔不太满意，有些学术论文尚未发表，业已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只要不涉及版权纠纷，自己又不觉得过于丢脸，大都收进了这套作品集中。
每本书的缘起、特点与缺憾，在各书前的自序或书后的后记都有所交代，这里只谈谈自己对学术著述与随笔写作的期许。
就兴趣而言，我最喜欢六朝文学和唐宋诗词，教学上主要讲六朝文学与唐代文学，学术上用力最多的是六朝文学，至于老子的专著与庄子的论文，都是当年为了弄懂魏晋玄学的副产品，写文献学论文则是我带博士生以后的事情。文学研究不仅应面对作品，最后还应该落实到作品，离开了作品便“口说无凭”，哪怕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瞎说一气或言不及义。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初版后记中说过：“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做出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虽心有所向，但力有未逮，研究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既需要相应的才气，也需要相应的功力，可惜这两样我都不具备。
差可自慰的是，我能力不强但态度好，不管是一本论著还是一篇论文，我都希望能写出点新意，并尽力使新意言之成理，即使行文也切记柳子厚的告诫，决不出之以“怠心”和“昏气”，力求述学语言准确而又优美。
对于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我没有许多专家教授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论文论著必须“一本正经”，而随笔杂文可以“不衫不履”；论文论著可以在官方那里“领到工分”，而随笔杂文却不算“科研成果”。因此，许多人从随笔杂文的“无用”，推断出随笔杂文“好写”。殊不知，写学术论文固然少不得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仅仅从文章技巧来看，学术论文的章法几乎是“千篇一律”，随笔杂文的章法则要求篇篇出奇，只要有几篇章法上连续重复，读者马上就会掉头而去。
我试图把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视为一个文本，并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审视，尽可能见人之所不曾见，言人之所未尝言。如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念错字引起网络风波，我连夜写下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鸿鹄之志”与网络狂欢——一个审视社会心理的窗口》，在见识的深度之外，还想追求点笔墨趣味。近几年我从没有中断过随笔杂文的写作，只是藏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倒不是因为胡说八道而害怕见人，恰是因文章水平偏低而羞于露脸，像上面这篇杂文仅给个别好友看过，没有收进任何一本随笔集里。
我一生都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何曾料到”最后结局是如此之好，而我对自己的文章倒是悬的较高，可我的水平又往往“未曾做到”。因此，我的人生使我惊喜连连，而我的文章却留下无穷遗憾。
自从我讲课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以来，无论在路上还是在车上，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外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总有粉丝要求与我合影留念。过去许多读者喜欢看我的文章，现在是许多粉丝喜欢听我讲课。其实，相比于在课堂上授课，我更喜欢在书斋中写作，我写的也许比我讲的更为有趣。
我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让我的文章和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我遇上了许多好师友好同事，遇上了许多好同学好学生，遇上了许多好粉丝好网友，还遇上了许多文化出版界的好朋友，让我有良好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环境。我报答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加倍地努力，加倍地认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录下更多更好的课程，以不负师友，不负此生！戴建业2019年4月15日剑桥铭邸枫雅居
代序：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首先向各位同学表示衷心祝贺！同学们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得以考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得以拜到自己心仪的导师，我们老师能够如愿地招到各位英才，所以，今天在座的老师个个都喜上眉梢，在座的同学个个都笑容灿烂。《孟子》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能有机会和台下的青年才俊一起学习，这是我个人最大的荣幸，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
昨天，胡亚敏教授和陈建宪副院长要我在开学典礼上和大家谈谈“学术规范”问题。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上，有我的老师和领导，有许多学术名家，在这个庄重的场合由我来讲这个严肃的话题并不合适，但他们两位都是我的顶头上司，婉拒怕他们说我不听指挥。过去不听指挥的人常被穿小鞋，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因而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我把题目稍稍改了一下，今天和大家演讲的题目是——《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
演讲之前，我先界定一下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就我个人的理解，“专业精神”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所从事的专业心怀敬畏与虔诚；第二，对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强烈的激情与不可遏止的冲动；第三，对专业具有持之以恒的执着和忘我的献身精神；第四，对专业有高度的自信，并具有与专业相关的渊博知识和精湛修养。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在本专业范围内，从业者所必须遵循的操作标准和游戏规则。为了专业的发展进步，为了专业从业人员的公平，任何一个专业都订立了本专业明确而详细的规范，违反了这些规范就叫“犯规”，犯规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打篮球的球员如果连续犯规就会被罚下球场。
既然领导只叫讲“学术规范”，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多讲一个“专业精神”呢？多讲一个问题领导也不会多给我一分钱，讲“学术规范”这个问题也许小有报酬，讲“专业精神”就只能免费奉送。我之所以要讲《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这个题目，理由有二：首先，“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只讲“学术规范”而不讲“专业精神”，难以把问题讲得清楚透彻；其次，我不是什么学术权威和资深教授，有人来请我演讲，我可以“买一送一”。
没有专业精神就不可能遵守学术规范。假如对学术心存敬畏，对专业十分虔诚，要是偷偷抄袭了别人的学术成果，你就会有一种道德上的焦虑和恐惧，就会有一种亵渎神明的负罪感；假如具有高度的专业自信、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极高的专业才华，你也用不着去抄袭别人的学术成果。总之，对专业心存敬畏，就不敢抄袭；具有专业水平，就不必抄袭。由此可见，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先讲“专业精神”。这个问题包括两个层次：什么样的人才算具有“专业精神”？我们如何培养“专业精神”？“专业精神”是现代专业分工以后的产物，这个词也是西方舶来品。中国古人虽有“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但在学术上既无科学的知识分类和专业分类，士子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专业精神”。我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子们“五更读书只为官”，但大部分官员又没有把从政作为一种“专业”，只是把官场作为捞名捞利的平台，官场被他们视为囚笼和染缸，所以从政士大夫常常要羞羞答答地卖弄清高，心恋魏阙却大谈归隐。古代士人的人生选择范围只有读书和做官，手工业、商业都不屑一顾，种田更吃不了那种苦头，谢灵运就曾老实地承认“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即使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也自称“聊为垄亩民”，他并不以此为业，更不以此为生，大家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就可以看到，这位大诗人种田有点三心二意。我国古代有很多伟大诗人，但这些诗人人生的第一选择还是做官，退而不得求其次才立言求名，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莫不如此。到明清尤其是清代以后，才有一些读书人放弃功名专心学术，这才有了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乾嘉学派。
世人自是千差万别，专业同样五花八门，当今人们所从事的各种专业都为人类生存之所必需，各种专业没有贵贱之分和等级之别。因为大家将来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我这里所说的“专业”以“学术”为主而兼及其他。
什么样的人才算具有“专业精神”呢？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看三本德国学者的名著：前两本是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合订本），第三本是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韦伯这本书是两篇讲演的合集，一篇是《以学术为业》，一篇是《以政治为业》。我给大家念几段从这三本书中摘录的文字：如果选择了科学作为自己的生活职业，为了能够被体面地视为学者这个阶层，都必须竭尽自己全部的力量。——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每个阶层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阶层都值得我们尊敬，给予个人以荣誉的不是阶层本身，而是很好地坚守阶层的岗位，每个阶层只有忠于职守，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才受到更大的尊敬。——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这三则文字都是强调，每一种职业都必不可少，每一个阶层都值得尊敬，职业和阶层本身没有贵贱之分，给你带来荣誉的是你是否在自己的岗位上忠于职守，你是否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不管你选择了哪一种专业都必须竭尽全力，你必须对自己的专业具有忘我的献身精神，你必须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拼劲。
只要你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敬畏感和使命感，那么你就愿意为自己的专业玩命。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讲一个美国生物学家，为了研究蝴蝶的生活习性，在非洲丛林里连续观察了十几年。他那位只爱他却不爱蝴蝶的太太，实在忍受不了他对蝴蝶的疯狂痴迷，又受不了非洲丛林潮湿闷热的气候，当然更忍受不了十几年守活寡的夫妻生活，经过多年的抗议和争吵，终于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到底要蝴蝶还是要太太？这位蝴蝶迷最终选择了蝴蝶。真是“爱情诚可贵，蝴蝶价更高”。如果在太太和蝴蝶之间只能二选其一，我会和大多数男同胞一样，选择太太，抛弃蝴蝶，所以我是庸人戴建业，那位美国佬是杰出生物学家。爱女人是所有男人的癌症，这位老兄竟然把这个不治之症给治好了，这是由于他具有对专业的敬畏、虔诚，以及由敬畏与虔诚而激发的献身精神。
在西方像这样的科学疯子还真多。大家知道，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单身，如笛卡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这些人的个性无一不很古怪，这些人的为人也无一不很可爱，譬如那位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就又古怪又讨人喜欢，连他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具有魔力，叔本华哲学著作的语言极端优美。去年我与胡亚敏教授一起去新加坡讲课时，还在那里一家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版《叔本华：思想传记》。这些人对专业的敬畏和虔诚就不用说了，他们都具有对专业的献身精神，一辈子只娶科学或哲学，一辈子只与科学或哲学为伴。我们古代只听说过有“娶梅友鹤”的诗人，还极少有“娶”哲学或科学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据说康德喜欢过邻居的一个姑娘，但又怕结婚后影响自己的哲学思考，想了很长时间到底结不结婚，等他想清楚的那一天，恰好是这位姑娘出嫁的当天。当然，康德生活之刻板、自律、冷静也非一般姑娘所能忍受，单身也许是他人生的最佳选择。
他们这些人选择单身生活，终身与哲学或科学为伴，是因为他们觉得科学与哲学可爱，他们对自己的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激情，有不可遏止的献身冲动。在大众眼中，哲学冷冰、抽象、严谨、深奥，而女性优雅、美丽、温柔、迷人，偏偏有些哲学家选择哲学而不选择女性，可见他们对哲学专业的兴趣、热爱和激情。连现代学术大师王国维也说：“哲学可信不可爱，诗歌可爱不可信。”在康德这类哲学家心目中，大概哲学既可信又可爱，否则他们怎么会选择一生与哲学为伴呢？
至于对自己所从事专业的自信，我仍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例。叔本华对自己的哲学才华非常自负，他的才华也的确让他有自负的本钱。他认为只有愚人才靠性本能和肉体延续自己的生命，一个天才延续生命全凭自己的成就与才华。他那划时代的杰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后，很长时间无人问津，叔本华非常自信地评论自己这部著作说：“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你们听说过这样的牛人吗？当他还是柏林大学一个编外教师的时候，他就选择与黑格尔在同一时间上课，当时黑格尔在德国思想界如日中天，而叔本华还只是个无名小卒。刚开始有两三个学生选他的课，最后他的课堂上讲课和听课的只有他一个人，他只得愤怒而又凄凉地离开柏林大学。即使遇到如此难堪的打击，他也没有一丝气馁和半点沮丧，他坚信“叔本华的时代在未来”。
任何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专业缺乏自信，他就不会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业，也不会坚持笑到最后。不管什么专业要想干出名堂，都需要才华与想象，需要坚韧与毅力，特别需要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因为你的理想和抱负越大，你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就越大，没有自信的人遇上阻力就会半途而废。尼采在十九世纪末宣称“上帝死了”，哲学就成了他的上帝，他对自己的哲学才能充满信心，要对人类的价值进行重估。同学们去看看他的名作《瞧，这个人！》，这本书生动展示了作者桀骜不驯的个性，表现了他对自己才能赤裸裸的自负与张扬，其中有些章节如《我为什么这么聪明？》《我为什么如此深刻？》，在现代中国人看来简直有点“恬不知耻”！
上面这些具有“专业精神”的典范人物全是老外，像这样讲下去即使别人不批评，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在崇洋媚外。其实，对自己才华高度自信的牛人，在我国古代也同样不少。李白肯定比叔本华和尼采要牛一百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声称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看起来老实巴交的杜甫照样自负得要命，称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你念念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就不难想象他那俯视群雄的气概。大家肯定还记得汉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语，也忘不了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这一切都表现了他们对自己专业才能的自信心和对自己事业的使命感。
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是个相当奇特的学者，将近十岁才开始讲话，一开始读书就能过目不忘。他父亲是个小商贩，家中穷到经常断炊。他边在面馆给主人打工，边写作《屈原赋注》。每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但他从未放弃对学术的执着和失去对自己才华的自信，最后成为乾嘉时期最杰出的学者和最深刻的思想家。他的学问领域极其广博，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经学、哲学、数学等，每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第一流的成就。钱大昕是当时公认最渊博的学者，被很多人推为“一代儒宗”，但戴震公开说“我以晓征为第二人”（晓征是钱大昕的字），自己隐然以天下第一人自居。当时语言学大师段玉裁拜他为师，扬州学派基本都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或私淑弟子，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想拜他为师还被他婉言谢绝。
现代中国也有不少杰出学者对学术既有强烈的激情，又有浓厚的兴趣，如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数学时，他说“是自己觉得数学好玩”，所以他“玩”了一辈子数学，并“玩”成了美国第一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玩”成了沃尔夫奖获得者。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好玩”是“专业精神”的重要内涵，只有你觉得自己的专业“好玩”，你才能在求学和治学的过程中“玩命”，在求学时“玩命”就能成为优秀学生，在治学时“玩命”就可成为优秀学者。
同学们可能要问：如何培养自己的“专业精神”呢？
我对这个问题也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专业精神”的养成，离不开外部的学术环境和个人的主观努力，它涉及社会的价值取向、学术管理、学校教育，也涉及学者的人生理想、个人兴趣、人品修养等主观和客观的方方面面。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学术的外部环境很不好。政府施政唯GDP是尚，个人择业唯挣钱是趋，而学术既不能把GDP指标提上去，又不能让个人钱袋鼓起来，所以这几十年来中国GDP增长一直是世界最前几名，而我们的教育投入一直是世界最后几名。全社会又非常浮躁，无论哪个部门都急功近利，管理者希望科研“多、快、好、省”地出成果，规定一年要写多少论文论著，与学校签聘任合同时也要详细规定，讲师、副教授、教授在聘用期间，必须争取到多少钱的课题，必须写出多少篇论文，必须出版多少部专著，在这种“大干快上”的气氛中，我们很难从容读书，也很难深思熟虑。没有心得又要出成果，胆小的就只好胡编乱造，胆大的就敢于公然偷和抄。
对学术伤害最大的是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严重的行政化趋向。眼下大学基本上像衙门，大学里以行政官员权力最大，也以行政官员待遇最好，一个部属大学的中层处长，就可以满世界去“考察”，一个教授甚至博导，就只能在讲坛上吃粉笔灰。“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评了教授的教师还要拼命去竞选处长，因为处长比博导权力大、收入高。如果老师和学生都唯官是尚，唯官是媚，这样的大学必定一天一天走向堕落。教师媚俗阿世，学生阿谀奉承，大家都逐渐失去对学术的虔诚，社会也逐渐失去正气。在科研教学单位里，搞科研反而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所以在科研上有才能的人，或在科研上开始冒尖的人，都削尖脑袋朝行政楼里钻。在这样的氛围中，仍然还要保持对学术的敬畏，还要对学术十分虔诚，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读书人毕竟也是人。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的大学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正在改变现有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方式。否则，大学里很难闻到书香，到处弥漫着铜臭；没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到处充斥着官气和奴气。
这些外部的学术环境，我们老师和同学都没有能力左右，不过，西方有一则谚语说：“我们不能改变风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大家管不了社会，但可以管好自己。我们要对学术心存敬畏和虔诚，首先就要看重学术的价值，人类很多东西的价值不能都通过钱来衡量，个人生活的幸福和快乐，也不是都只要用钱便能获取。写了一篇深刻的学术论文，谱了一支动人的歌曲，画了一幅美丽的油画，解了一道数学难题，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学术讲演……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很难用钱来评定，带给个人的成就感和快感也远非富翁所能想象。有些科学家攻克了科学难关，艺术家写出了艺术杰作，无论是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还是研究和写作完成以后，他们都能获得人生的高峰体验，有些人还为此激动得全身颤抖。从事学术活动和艺术活动，不仅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程，能给人们带来身心愉悦，还能使自己长才、益智和快乐。人类的智力活动是一种神圣的活动，我觉得知识精英比财富精英更有意义，财富精英意味着比常人占有更多的金钱，知识精英则意味着比常人贡献了更多的成果。只要真正认识到学术活动的意义和价值，你就没有理由不敬畏它，没有理由不为它献身。
至于学术兴趣，我认为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天生爱好学术的人大概极少。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现象，体育世家的小孩往往喜欢体育，艺术世家的后代大多爱好艺术，这主要是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他们学习起来比别人更为方便，在某些方面也培养了特殊的悟性。通常情况下你会做什么，你可能就喜欢什么。有些学有专长的学者，求学时可能是因为父母逼迫，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尝到“味道”，这有点像父辈们先结婚后恋爱——先是非结不可，后来爱得发狂。
要想自己读书上瘾，就先得读出“味道”；而要想读出“味道”，又须先打下扎实的功底。比如，你要想尝到古典格律诗的“滋味”，你就要了解格律诗的常识，要具备文字和音韵的基本功。再如我们学习英语，开始时谁也没有觉得学英语有什么快感，背英语单词背得想吐，等你第一次能读简易本英文小说，你才觉得原来那些枯燥的单词有点“意思”；等你能品味英语散文、诗歌的美妙，你才会感受到英语的魅力；等你能像美国佬那样说出地道标准的英语，这时你听到英语就像看到情人那样亲热——兴趣是从艰苦的努力中得来的。你要想体会到专业“好玩”，你就先必须“能玩”甚至“会玩”，不会打乒乓球的人肯定不觉得乒乓球有什么“好玩”。陈省身先生眼中的数学“好玩”，可绝大多数人一看到数学就很烦——你不会“玩”它，必然就会“烦”它。“自信”同样也只与勤奋的人交朋友，我们刚才谈到戴震对自己非常自信，可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能力，他的能力来源于他的努力。中国古人读书的刻苦勤奋扬名全球，什么头悬梁锥刺股，什么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这些都说得太玄了一些，我们还是以清代和现代学者为例吧。戴震不仅背诵了十几部经书原文，还背熟了经书的注和疏；在当时他就自学数学，还留下了不少数学论著。他既是人文学者、思想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你可以想见他当年刻苦的程度。还有清代学术开山顾炎武，他的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道其师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顾炎武也在《又与人书》中说，自己老来仍然“早夜诵读，反复寻究”。我校已故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他的《八十自叙》十分感人：日月易得，时光如流，入此岁来，而吾年已八十矣。自念由少至老，笃志好学，未尝一日之或闲。迄今虽已耄耋，而脑力未衰，目光犹炯。闻鸡而起，尚拟著书；仰屋以思，仍书细字……余之一生，自强不息，若驽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黾勉从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专业精神”仅有敬畏和虔诚还不够，仅有激情和冲动也不行，还必须有专业兴趣和专业知识。比如一个搞文史研究的人，首先要有坚实的文字、音韵基本功，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书目答问》）一个从事美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熟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的《美学》；一个研究英国文学的人，如果没有熟读莎士比亚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于一个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人来说，你连一门外语也没有熟练掌握，你写的那些东西大概没有人会认真看待它。一个现代学者如果只能读懂自己的母语文献，而不能广泛参考外文资料，那你就很难与世界对话，也很难超越前人。
一个人学术上的自信，不是通过教育和暗示获得的，是他在苦干和交流中慢慢确立起来的。做学问不同于文学或艺术创作，创作需要灵感和天才，治学主要通过勤奋努力，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告诫子弟说：“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做学问稍有灵气就行了，只要你刻苦努力就能做出成就，当然数学、理论物理这些纯理论学科，可能还需要高度的直觉和抽象能力。
和大家讲了什么是“专业精神”和如何培养“专业精神”，现在来和大家谈谈“学术规范”问题。我们要想遵守学术规范，首先就要了解学术研究有哪些规范，就像开车的司机上路之前，要知道有哪些交通规则一样。
同学们要清醒地意识到，遵守学术规范和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就可能让自己丧命或让别人丧命；不遵守学术规范，你就可能断送自己的学术前程。
先说抄袭。在先秦两汉时期，不存在抄袭问题，不是说那时人们不抄袭，而是说那时人们的观念与今天完全不同。先秦某家某派的著作并不一定是出自创始人的手笔，各个学派的创始人不一定亲自著书，这些著作往往先是师弟之间口耳相传，或是由弟子当日记录或事后追忆。据说孔子删定六经，但六经都没有标明经由他修订或删改。《庄子》内篇可能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外篇和杂篇则由门人后人伪托。《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无名氏所作，极少数作品有人指认出自某人之手，其实也没有什么确证。一直到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还是无名氏创作，人们觉得把感情抒发出来，把思想表达出来就行，不在乎由谁抒写和表达。那时诗文也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东汉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慨叹“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人们自然没有“知识产权”和“书籍版权”概念。大家随便引用《诗经》《论语》等书中的句子或原文，并不需要标明作者和书名。汉初还出现了杂家，如代表作《吕氏春秋》《淮南子》，顾名思义，“杂家”就是思想和文句杂糅各家各派而形成的学派。《论语》中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并不注明篇名和作者，曹操《短歌行》中“青青子衿”和“呦呦鹿鸣”八句，直接就将《诗经》中的诗句安插在自己诗中，从来也没有人指责他抄袭。古人著书写作的通例，大家可以参看两本书：一、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言公》上中下三篇（中华书局版）；二、余嘉锡的《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一直到唐宋时期还常有伪托的现象出现，最著名的是托名李白的那两首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菩萨蛮》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
写得这么好的词为什么不署自己的名呢？作者是希望这首词流传天下，而不是他本人扬名天下。古人伪托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急于想让作品广泛传播；二是在国家求失传古籍时，伪托古书以图利赚钱。
古人伪托是将自己的作品署上别人的名字，后世抄袭是将别人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后世的知名度开始有了经济效益，名气越大可能好处越多。今天明星想尽各种办法拼出镜率，商品花大价钱做广告，或是让人出名，或是让物出名，人一旦成为名人，商品一旦成为名牌，利润就肯定翻番。古代知识不能卖钱，所以人们没有知识产权概念，抄袭最多只是受到道义上的谴责；现在知识已经成为商品，你抄袭别人的学术成果，不仅损害了别人的文名，也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所以现在抄袭既要受到道义谴责，又要赔偿经济损失，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所有专利、产品、图像、论文、专著，总之，一切知识产品都受到法律保护，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法律意识。
最后来谈谈“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一、现代学术研究要求研究者感情淡化、态度客观和价值中立。宗教人士与宗教研究者，写文章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站在宗教立场上为宗教辩护，一个是站在学者立场上讨论宗教得失；前者有很强烈的情感投入和明确的价值取向，后者相对感情淡化而立场也比较超然。同是研究社会学，马克思与韦伯的态度和学风就大不一样，马克思是以革命家的姿态发言，韦伯是以学者的态度进行研究，前者的文章充满激情与怒火，后者只是在作冷静理性的论证分析。
二、现代学术形态的基本特点是：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通过充分的证据、严谨的逻辑来进行论证。一时的灵感、思想的火花、瞬间的顿悟、亮眼的警句，虽然它们可能给人以启迪和愉悦，但都不算学术论文也不是学术成果，随随便便的议论没有学术价值。
三、注释很重要，引用别人的原话务必注明出处，借鉴了别人的观点一定要做详细的交代，否则就被视为剽窃和抄袭。文章的注释和格式要规范，我校研究生院印有学术论文的规范化格式，每个研究生要细读。大家向某刊物投稿前，一定要了解这些刊物的特点和要求。
违反学术规范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明知故犯，二是无知冒犯。前者是为人品性和学术品格问题，后者有时是学术视野狭隘，有时是不熟悉学术行规。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一发现你有抄袭现象，现代社会一律作为明知故犯来处理。一个司机开车撞人后，他肯定不能以忘记交通规则为自己辩护，同理，一个学者抄袭了别人的学术成果，不会有人去体谅你还不知道学术规范。同学们，从事学术研究就像司机开车一样，上路之前要熟悉学术的“交通规则”，否则你就要和别人在学术道路上“撞车”。
研究生朋友们，热爱学术与热爱生活并不冲突。如今，书中不一定有黄金屋，但书中肯定乐趣无穷，我并不希望你们成为康德，而期望你们成为罗素——既享受思维的乐趣，也享受爱情的甜蜜。希望你们在美丽的桂子山上，在汲取丰富知识的同时，也找到自己理想的另一半！
谢谢大家！2009年8月29日初稿2011年9月11日改定
价值取向·知识消长·典籍分类——中国古代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探源
目前已有的文献学史，不是按朝代顺序进行叙述，就是按著作内容进行归类。它们写法上虽有不同，但缺陷却完全一样：都忽视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古代知识的消长。如果忽视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文献学史就只能“就事论事”；如果忽视了古代知识的消长，文献学史就只是“自言自语”——古代知识系统为什么要如此建构？经史子集为什么要如此排序？古代典籍按什么标准进行分类？撇开了价值取向和知识消长，文献学史便失去广阔的语境，也没有理论的深度，甚至缺乏可理解性。分类是古典文献学非常重要的层面，本文试图以中古与近古文献学发展史为例，从价值取向、知识消长与典籍分类三者的关系，来追寻古代知识分类和典籍分类的深层原因，并阐述自己关于文献学史写法的一些浮浅构想。一、《七略》的完成与嬗变
西汉儒家定于一尊后，刘向、刘歆父子以儒家思想整理古代的知识秩序，完成了综论百家之学和部次天下之书的伟业，这一成果保留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后文简称《汉志》）中，该志主要是《七略》的节本。《汉志》称《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1]略》”，其中《辑略》是诸书的总要，所以《七略》实际上只将图书分为六部。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分类，也是我国第一次系统的知识分类。“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艺略”以明尊经之旨，强调学术以六经为归，而人伦以孔子为极；其次是“诸子略”，因诸子十[2]家“虽有蔽短”，而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再次是“诗赋略”，因诗、赋都源出于《诗经》，也可以说是经的“支流”；最后接下来依次是“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属于思想情感世界，向人们展示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而“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属于技术层面，向人们提供当时人的知识范围和生活技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三略”属于“道”，后“三略”属于“器”。六略的排列秩序无形中凸显了汉人心目中知识的等级秩序。
对于汉代的文献学史可从三个层面阐述：一是有多少著名文献学家，有哪些主要成就；二是有哪些主要特点；三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已有的文献学史其笔墨主要都集中在第一点，其次是阐述第二点，而基本不涉及第三点，因而这样的文献学史停留于现象的描述，它们只能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将《汉志》中的《诸子略》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不仅决定了典籍的分类，也决定了知识的等级。司马谈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3]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在六家诸子中，司马谈推崇的是道家而非儒家，认为道家集各家各派之大成，而班固则认为“儒家者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
[4]高”。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在《论六家要旨》中，儒家只杂于其他各家之中，在班固的《诸子略》中，儒家则置于各家之首。东汉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和思想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难怪班固指责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5]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学史与思想史的“纠葛”，我们无法撇开“思想”而谈“文献”。
同样，更不能撇开“知识”来谈“文献”。这一历史时期最著名的私家书目中，远绍“七略”流风的当数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七略》虽名义上称“七”而实际上只是六分，王俭的《七志》名义上称“七”而实分九类：“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6]佛附见，合九条。” 改“七略”中的《六艺略》为《经典志》，是因为“经典”更具有包容性，后来“四部”中的“经部”之名便源于王俭的《经典志》。改《七略》中的《诗赋略》为《文翰志》，是因为王俭所处的时代文体日繁，诗赋只是众体中的两种文体。不只分类因典籍而变，类名同样也因文体而改。特别是《七志》中的佛、道二志，可以看出道教在齐梁间的兴盛，也可以看出佛教在南朝的传播。阮孝绪自称《七录》的撰写“斟酌王、刘”，在图书分类上与《七略》和《七志》一脉相承。《七录》中列《经典录》内篇第一，名和序都依《七志》。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因而，突破《七略》和《七志》史附《春秋》的成例，列《纪传录》为内篇第二。“七略”中原有《兵书略》，南朝时“兵书既少，不足别录”，所以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内篇第三。王俭将《七略》中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到阮孝绪时文集日兴，“变翰为集于名尤显”，于是他在《七录》中列《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列《术技录》为内篇第五。将《佛法录》列为外篇第一，反映了“释氏之教实被中土”的事实，列《仙道录》为外篇第二。《七志》中“先‘道’而后‘佛’”，[7]《七录》中“先‘佛’而后‘道’”，便涉及文献学家宗教信仰的差异和对宗教的不同认知。
从《七略》及其嬗变的情况可以看到，书以类而分，类因书而明。有其学必有其书，有其书必有其类，因此，图书分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然随着知识的消长而变化。二、四部的确立与完善
古代知识的存在形式相对单一，书籍是知识最重要的载体，因而典籍分类与知识分类基本可以重叠。文献学史阐述典籍分类的变化，当然离不开历史上知识的消长。不少历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学者，从国家馆藏目录、史志目录及私家目录所登录的书目，来追溯历史上各种知识的兴衰；反之，文献学家则应从各类知识的兴衰，来揭示历史上典籍分类的变化。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学史，基本上与相邻的知识学“老死不相往来”。
从东汉到宋元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古典文献学完成了从《七略》到“四部”的转换。《七略》成熟于两汉，“四部”定型于唐朝，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和知识分类，都是在这两种分类法之间徘徊，隋以前大多是沿袭《七略》而稍加改变，唐以后大多在“四部”基础上而略加完善。四部分类法最终为什么取代了《七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绕不开各科知识的消长和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
关于四分法的起源，学术界仍有争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四部分类法始于魏郑默的《中经》，还是源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在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中，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诸子逐渐衰微而文集日益兴盛。两汉虽然文章渐富，诸子与诗文判然分途，但作者“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所以贾谊奏议一类文章都收入《新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文士传中，只称著诗、赋、碑、箴、诔若干篇，从来不说有文集若干卷，建[8]安以后“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章学诚认为自从挚虞作《文章流别论》后，文士才纷纷汇集古人诗文标为“别集”。文人不可能拘守一家之学，自然很难成为专门之家，社会既没有诸子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产生各家各派的学术条件。从曹植“人人自谓握灵[9]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到刘勰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人不再在“成一家之言”上下功夫，而是在语言翻新上变花样。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文体，表达矛盾复杂的思想情感，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文学创作，很难归于诸子的某家某派，通常由他们自己或后人结为文集。在《汉志》中，《诗赋略》仅有作家一百零六人，体裁仅收诗赋两体。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体裁上不仅“辞赋转繁”，而且产生了许多新文体，作家和作品更是大量涌现，从《隋书·经籍志》（后文简称《隋志》）中录得的书籍来看，总集通记亡书共两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不仅由魏晋南北朝人编成，总集中的诗文也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别集通记亡书共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其中后人编的秦汉总集只有一百五十七卷。
其次，历史著述的勃兴。如《隋志》史部正史类收录的六十七种史著中，六十一种为魏晋南北朝人所撰；在古史类三十三种史著中，魏晋南北朝的占三十一种；在杂史类七十种中，魏晋南北朝的占五十七种；史部的其他各类著述中，魏晋南北朝的都是两汉的几倍或上十倍，即使除去两汉史著的亡佚等因素，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著述仍然远远超过两汉。《汉志》史书附于《春秋》，到了魏晋南北朝，数量庞大的史书便由附庸蔚为大国。《七略》的分类法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继承《七略》的《七志》和《七录》，也不得不将原来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或《文集录》，《七志》虽然仍将史部附于《春秋》，到《七录》就从《春秋》中析出众史。另外，《七略》中原来的《兵书略》典籍少得不能成类，《诸子略》中如墨家、法家、名家都已消亡，《七录》只好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但是，无论《七略》还是《七志》《七录》，都无法满足当时学术的变化和知识的消长，有些典籍在这种分类法中无类可归。章学诚早就敏锐地看到从七略到四部是势所必然：“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10]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
荀勖《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11]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的四部和《七录》一样，将史籍和类书析出《春秋》之外，将兵书、术数并入诸子之中，这样就形成了经、子、史、集四部。到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时，史学体裁更为多样，史学著述也更为繁富。“因荀[12]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从此以后，经、史、子、集就成了中国古代学者所谓“四部之学”。
四部的成熟形态当然是《隋志》。《隋志》将当时所有典籍分为四部四十类，它既采用了从《中经》《中经新簿》到《晋元帝四部书目》四部分类法的框架，又吸收了从《七略》到《七录》细分小类的成果，一千多年来被公私目录奉为圭臬。《隋志》在四部中容纳了七略所有的小类，包罗了所有现存的新旧典籍，然而，它包罗万汇的优点恰恰暴露出它大杂烩的缺点：（一）它在划分典籍时常常自乱其例，四部像一种什么都可以装的大型丛书，如经部将作为纲纪的六艺与舛谬浅俗的谶纬并列，史部将地理、历法与史书同门，子部更将虚论其理的诸子与专言迷信鬼怪的术数方技共处，这使得经不像经，史不像史，子不像子。（二）各小类也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时而以体分，时而以义别，这样图书分类既会发生混乱，“辨章学术”更无从谈起。（三）经、史、子、集四部既非学科又非流派，失去了《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七略》每一小类“必究本末，上有[13]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所以章学诚感叹“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制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14]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四）更为严重的是《隋志》的编者精英意识太强，在价值取向上尚虚理而轻实学，崇“形而上之道”而贱“形而下之器”，“生生之具”的实学都不能独立成部，全淹没在属于人文的“经、史、子、集”之中。姚名达对《七略》多所指责，但肯定《七略》“视实用之‘方技’‘数术’‘兵书’与空论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15]公平之态度”。《隋志》将《七略》中的“方技”“数术”“兵书”并入子部，将历法和算数划归史部，赤裸裸地表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在知识等级上，弘玄虚之“道”而抑实用之“器”；在社会实践中，必然尚虚而不务实。《七略》中“方技”“数术”“兵书”三略，还能与“六艺”“诸子”“诗赋”并列，到了《隋志》就没有给自然科学留下独立的空间，四部中基本上是人文的天下。流风所及，我国唐宋以后的读书人，不是闭门谈玄论学的文史学者，便是登高赋诗的墨客骚人。
四部分类法后来成为官方和私家目录的定法。可是，《七略》不能适应知识的消长，“四部”又混淆了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有学派观念而无学科意识，他们只能在《七略》与“四部”之间打转，所以像章学诚这样思想敏锐的文献学家，虽对四部多有不满，但对它又只能徒唤奈何。三、四部的承传及挑战
至南宋才出现一位敢于挑战四部分类法的文献学“壮士”——郑樵，他的《艺文略》是“对于四部四十类成法”的一次“彻底破坏”，“对于小类节目之分析，不惮苛细，其胆量之巨，识见之宏，[16]实旷古一人”。他以其过人的胆识，打破了四部分类所建构的知识系统，并在当时已有的知识类型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类例”原则，重新建构了我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七略》者，所以分书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书。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艺文略》中名为‘天文类第七’——引者注），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经一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以八十八种书而总为九种书可乎？礼一类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种书，以五十四种书而总为七种书可乎？乐一类为一家，书十一种。小学一类为一家，书八种。史一类分十三家，十三家为书九十种，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诸子一类分十一家，其八家为书八种，道、释、兵三家书差多，为四十种。星数一类分三家，三家为书十五种。五行一类分三十家，三十家为书三十三种。艺术一类为一家，书十七种。医方一类为一家，书二十六种。类书一类为一家，分上、下二种。文类一类分二家，二十二种，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已。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17]之所归。”“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不只囊括了当时所有知识类型，还对这些知识类型进行了重新建构，另起炉灶构架了知识系统的“鸿纲”。这一新建构的知识系统最大的优点，是将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朱紫分矣”，让许多知识类型剥离经、史、子单独成为一类，让“道”与“器”、“理”与“艺”比肩而立。明人胡应麟也充分肯定他对知识的建构和对典籍的分类，更由衷赞叹他总群书敛百家的宏大气魄：“郑氏《艺文》一略，该括甚[18]巨，剖核弥精，良堪省阅。”的确，郑氏所建构的知识系统，“鸿纲”构架既“该括甚巨”，局部子系统也“剖核弥精”。
从这个知识系统的“鸿纲”构架来看，郑氏所分的十二大类对当时所有知识几乎囊括无遗，既表现了他极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更显露了他难能可贵的学科意识。譬如，别“礼类”“乐类”“小学类”于“经”之外，出“天文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于“子”之中，就显示了郑氏的卓识。“礼”在古代是随时而异的礼仪法制，自然不能与亘古不变的“经”类同条，“小学”是古代人人需要诵习的文字，当然不可与深奥的“经”类共贯，“医方类”属于治病救人的“技”，“诸子类”属于立言明道的“理”，四部将“医方类”并入“诸子类”有何理据？“艺术类”表现人类感性的直觉与想象，“诸子类”表现的是人类理性的抽象与思辨，将“艺术类”与“诸子类”合而为一岂不更为荒唐？郑氏所分的十二大类中，除“经类”和“类书类”属于丛书性质外，其他十大类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知识特征。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向来目录之弊，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类之有无，一依书之多少而定。司马谈分思想为六家之旨，后世徒存其遗蜕于《子部》，而不能充之于各部。乃至以不成学术之名称，猥为部类之标题，自《七略》《七录》已不能无[19]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的根源是文献学家没有学科意识，“四部”中的“经”“子”“集”三部都不是学科名称，而完全是三种丛书，“史”虽然在现代是一级学科，但“四部”中的“史”部十分庞杂，依旧是部类而不能算学科。郑樵以十二类取代四部成法，在进行典籍重新分类的同时，也建构了全新的知识系统。
郑樵为什么要进行知识的重新分类呢？由于《艺文略》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当然更少人追索这种分类的深层原因。他重新将四部厘为十二大类，与他重实学而轻空言的知识论取向息息相关。他一生轻视“以虚无为宗”的“空言”，倡导攸关[20]“生生之具”的“实学”。只有明了他这种知识论的价值取向，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只有了解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追求，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这样分类。“总古今有无之书”“区别为十二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抑“空言”而扬“实学”的价值目标，更体现了他“敛百家之学”的雄心壮志。
这里只能勾勒中古与近古文献学史的粗略线条，旨在阐述知识消长、价值取向与图书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要想编写一部有理论深度的文献学史，还必须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知识形态的变化与文献庋藏方法的更新、知识传播与文献校勘、知识存亡与文献辑佚、知识产生时代与文献辨伪，这些层面容当另文讨论。原刊《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