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洪平等
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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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实体经济与制造业发展对策试读：
前言
实体经济包括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相比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投机性，实体经济具有稳定性、有形性、基础性等特征。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历史和实践都表明，实体经济衰落，国家的兴盛就难以持久；实体经济强则经济强，实体经济兴则百姓富。实体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和根基，也是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强大，必须靠实体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因此，新形势下如何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加快振兴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打牢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全局的一项紧迫的重大任务。
关于实体经济研究切入点很多，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骨架和支撑，是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也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难点。因此，本书重点聚焦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与制造业发展对策》课题组2019年3月第一章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政策措施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作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已成为支撑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实体经济出现“弱化、边缘化、虚化”的迹象，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新形势下如何破解实体经济发展困难，加快振兴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打牢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全局的一项紧迫的重大任务。本课题采用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探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关理论，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客观理性地审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困难及原因，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进行深入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发展与布局，现状与趋势等关系上提出依据充足、目标明确的政策措施。一、内涵及“虚”、“实”关系辨析（一）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概念
目前国内对实体经济有三个层次的理解。（1）最狭义的理解，如李星和范祚军（2005）认为，实体经济是指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其特征与社会生产再生产、资金循环与周转的经济现象密切相关。郑文博（2004）的理解更为狭窄，仅以实物形态来划分，认为实体经济是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它主要包括实物生产的产业部门，主要存在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等产业部门，是社会发展进步所依赖的坚实经济基础。（2）比较居中的理解，如成思危（2002）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钱生钱”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中钱是不能直接生钱的，有了钱先要去雇工人、买原料、建厂房，这样才能进行生产，把原材料、劳动力变成产品，产品通过流通变成商品，商品再通过交换再变成钱，通过这样的“资本循环”，才可能实现增值。黄荣英（2004）认为，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它不仅包括农业、工业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还包括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现代传媒。（3）最宽泛的理解，如高国梁（2011）认为，实体经济是以商品或服务的创造为基础，以满足社会物质文化需要来实现其价值，以商品或服务为买卖标的，以获得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权和使用价值为目的，通过劳动实现其价值物化为商品价值，以商品供求规律为依据。
国外对实体经济的定义也有差别。金融时报辞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将实体经济定义为：实际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是和另一部分只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买卖行为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这就是说，实体经济指除金融服务业以外经过注册的有生产服务活动的经济组织，即是围绕居民消费的生产与流通的经济活动。而与之相对应的虚拟经济是经济虚拟化（西方称之为“金融深化”）的必然产物，是基于资产价格上涨来获利的经济投资行为。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将实体经济定义为：与商品、服务和资源相关的经济活动，这部分经济活动是通过使用各种资源来生产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关于实体经济的定义略有不同，即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就美国经济数据的构成来看，其中包括制造业、进出口、经常账户和零售业等。
我们认为，从学理上讲，实体经济是与价值实体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即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虚拟经济则是与价值符号的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相关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的终点和新起点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虚拟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终点和新起点则止于交换，即虚拟经济产品的消费就是用于交换，其使用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正因为如此，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才能有助于更多更好地创造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反之则只能创造一大堆不能用于实际消费、只能催生资产泡沫的价值符号。（二）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关于实体经济问题备受关注，各地纷纷出台了一些举措，但也存在不少误区。1.对于“实”、“虚”内涵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这里有四点值得澄清：（1）虚拟经济本身并非全都是不合理的。比如，居民利用余钱投资房产、黄金等，用以保值增值，合情合理。而且二级市场本身有其功能，比如价格发现、提供流动性等，根本上是为资源配置服务的。但如何界定过度投机也是一大难题，过度与不过度之间并无明确界限。（2）“实”和“虚”之间的划分并不是简单的行业划分，同一行业里有“实”有“虚”。银行、保险、信托、房地产以及货币市场也不宜笼统称之为虚拟经济，比如房地产业，开发商建房子的过程就是“实”，如果购房是为满足居住需求和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那就是“实”；如果为投机获利去炒土地和楼市，那就是“虚”（有时两者兼有）。再比如金融业，银行为居民提供汇款服务，为企业生产提供贷款，券商为民众理性投资提供经纪服务，这些都是具体的服务，满足其实际需求，都应属于“实”。但如果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或者企业拿贷款资金去炒房炒股，那就不属于“实”。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金融业、房地产业全部划入虚拟经济领域。（3）同一项业务，“实”与“虚”的划分也很模糊。商品本身有时兼具使用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比如在流通环节，正常的批发业务是“实”，但故意囤积抬价属于“虚”。近几年出现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现象就属于“虚”。但“虚”、“实”两者之间并没有清晰边界，包括银行自身也不能精确统计放出去的贷款中，有多少是用于自住购房，有多少是去炒房。（4）新实体经济时代，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叫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等于实物经济，实体经济不能只局限于生产和制造，服务和流通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部分。划分“虚”与“实”的标准，不是看是否生产有形的产品，而是看是否满足消费性需求和生产性需求。服务业也有满足最终需求的，比如医疗服务和金融服务。又如，网店是新实体经济，直接带动了实体工厂的销售；快递业也属于新实体经济，同样既拉动了消费也促进了生产。这些典型的新实体经济行业，实际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2.振兴实体经济绝不是要排斥虚拟经济，而是要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毋庸置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虚拟经济出现迅速发展，这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可借助于虚拟经济，两者具有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关系。一方面，没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会受到很大影响。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个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没有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便是“空中楼阁”，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充分发展，虚拟经济也将难以健康发展，甚至会出现经济“虚火”过旺而危害整个发展的情形。对此，我们必须把握和处理好“虚”、“实”的辩证关系。要避免把发展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业等同于国民经济发展“金融化”和“脱实向虚”。在发展实体经济和服务经济过程中，发展金融业、房地产业也是十分必要的。说到底，金融发展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离开实体经济发展金融，甚至片面强调和过度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泡沫化。3.不能把实体经济狭隘地理解为实物经济、把新经济当作虚拟经济
当前一个误区是，把互联网经济视作虚拟经济，把实业不振的原因归结为互联网经济的兴起。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1）实体经济不完全等同于实物经济。互联网行业不生产有形产品，但提供服务，是基于信息化下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革命的重要标志直观表现，就是产生了一批以创新技术为支撑的大规模的新产业，而传统产业被新产业渗透、改造或替代。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计算机革命，今天出现的互联网产业同样符合产业革命的特征。我国四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分别雇佣十几万员工，显著提高了商品流通效率，降低了物流和交易成本，创造了巨大的增加值，提供的税收也相当可观。例如，阿里在2016年平均每天就纳税1亿元。互联网公司除自身对就业和税收方面贡献巨大外，还改造了传统产业，带动了上下游产生大量就业和税收，如OTO模式。其积极意义绝不亚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与虚拟经济的投机炒作带来的虚假繁荣性质完全不同。（2）互联网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受资本市场不健全、不规范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浮躁现象。资本市场过度的投机性炒作也使得一些互联网从业人员不是专心谋求创造价值，而把追求资本增值当作首要目标，一些人不切实际地夸大互联网的功能，也有人打着创业创新旗号，实际搞的是毫不创造价值的欺诈之术。这是资本市场的问题，是政策导向被误用，而不是互联网产业本身问题。（3）新实体经济是指有效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科技含量高、容纳现代人才就业、生态环保的新经济形态，是传统实体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升级、转型和发展，两者并不对立，而是一种递进关系。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要改变互联网是虚拟经济的认识，互联网对各行各业的改变是无法阻挡的趋势，新零售、新技术、新金融、新制造、新能源正在变为现实。新实体经济的商业模式是传统产业被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改造过的新模式，包括融合互联网的零售、批发、生产、制造、物流、金融等服务环节，最终形成以新零售、新制造为代表的全新业态。（4）新旧经济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某些冲突。新兴产业发展，除了会渗透到传统产业中促其升级之外，还有可能会取代一些传统产业，这种“创造性破坏”现象，导致新旧产业之间关系紧张，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例如，机器取代手工劳动，汽车取代人力车、马车，铁路发展取代内河水运。新商业模式同样也会导致冲突，沃尔玛席卷美国大大小小城市的十几年里，曾导致传统夫妻店、小商铺大量倒闭，出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由于互联网在效率和成本上的压倒性优势，冲击了某些传统行业或业态，同时它又具有赢家通吃的特点，故而极易瓦解原有利益格局。如何既获得新经济带来的效率优势，又尽可能减小它带来的经济代价和社会震荡，这是政策制定者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创造性破坏”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必然现象和必要成本，拒绝和抵制高效率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只会给全社会造成巨大而长期的损失。因此，不能把互联网等新经济形态与虚拟经济相混淆。（三）关于制造业服务化问题
在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比超过制造业和整个工业，制造业也日益服务化，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趋势，要避免把发展服务经济简单等同于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据统计，我国服务业比重由2010年的44.1%提高到2018年的52.2%。发展服务经济不是要去制造业、去工业化。其实，许多服务业原本是制造业内生或分化出来的，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彼此替代。制造业既是服务业的主要支撑力量，也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服务对象。服务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才能使服务业与制造业相得益彰，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某些小国或某些城市、地区不可能也无必要构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大量发展制造业，可以在开放条件下主要依靠发展服务业而发达起来。大国经济尤其像中国这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经济体，有条件也必须发展强大的制造业，构建起独立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二、当前实体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关口期
从国际看，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产业协作正在重塑传统实体经济形态，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过度背离，发达国家纷纷吸取教训，重新聚焦实体经济，大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促进制造业回归，力图推动社会资本和研发资源向实体经济快速转移，发展实体经济再次成为世界潮流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核心内容。1.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的格局在不断加深。特别是在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驱动下，世界虚拟经济总量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虚”、“实”过度背离导致世界经济关系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实体投资所产生的物质关系，而是一种虚拟资本流动背后的“价值关系”变动。在信息不对称、制造业竞争加剧、虚拟经济膨胀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并进入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重构期。要实现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关键就在于扭转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重振实体经济活力，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2.欧美国家呈现加速向实体经济回归的新趋势
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对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进行深刻反思，重新强调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纷纷推行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促使产业结构向合理的方向调整。德国提出“工业4.0”，日本启动“再兴战略”，法国颁布“新工业法国”计划，奥巴马政府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战略，以求重塑美国制造国际竞争力，推动从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向注重实体经济转换。欧盟在2012年产业政策通报开篇就点明“再工业化”战略肩负经济增长重任。在其影响下，一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比有所提升，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势头。3.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增长加快
在全球制造业总体增长放缓的趋势下，一些新兴经济体制造业逆势增长，占全球制造业比重不断攀升、地位不断提高。这其中既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也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在注重发挥后发技术优势的同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要素成本，承接国际直接投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转移，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并将印度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大国。越南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之一，提出要建设成为工业现代化国家，2015年工业增速达到9.8%，远高于发展中国家3.9%的工业平均增速，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服装鞋类和电子产品制造基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在资本积累、就业增长、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从国内看，实体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口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形成了规模巨大、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跃居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实体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已成为支撑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就制造业来看，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幅攀升，多种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1978—2016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从1622亿元增加到24.8万亿元，年均增长14.5%。从国际比较看，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到2000年上升到6.0%，居世界第四；2010年为19.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目前，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22个行业中，我国产值均居第一或第二位。其中，我国在纺织品、电力装备、交通工具等七大类行业规模名列全球第一，钢铁、水泥、原煤、电解铝、造船产量均占全球45%以上。目前我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集中在轻工食品、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领域，这些产品占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超过70%以上。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是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增长的关键，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能够实现经济相对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经验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交出亮丽成绩单，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实体经济。这块“基石”，不仅支撑着百姓的衣食住行，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回归实体经济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正途，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不能懈怠、不能动摇。重视实体经济，认清实体经济是财富之源、强盛之基、治世之道；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提升产业实力、激发企业活力、发掘需求潜力、优化升级供给结构；服务实体经济，加强政策引导、尊重劳动创造、弘扬实业精神。当前，虽然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工业化的任务并未完成。继续完成工业化，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仍然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三、面临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经历了较长的快速增长阶段，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但“大而不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趋紧、下行压力加大，出现“弱化、边缘化、虚化”的迹象，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增长速度与盈利水平同步下降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实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一是实体经济同比增速下滑。2012年以后，我国实体经济增加值年增长率均在10%水平以下，2015年甚至低于5%。二是实体经济比重下降趋势明显。近10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2012年以来，实体经济比重下降的幅度更大。若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口径计算，实体经济占比从2011年的87.9%下降到2016年的85%左右。三是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见图1-1）。自2010年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达到19.7%后，我国工业增加值一直持续回落，到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降至6.1%。2016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0%，是1992年以来长达24年中的较低工业增速。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看，2011—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3.9%、10%、9.7%、8.3%、6.1%和6%，分别较上年下降1.8、3.9、0.3、1.4、2.2和0.1个百分点（见图1-2）。此外，非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从2007年的23.07%下降至2014年的10.5%，也呈现较为明显的下滑态势。不难判断，整个“十二五”期间工业经济运行整体处于加速下滑的“L”型“竖线”过程。图1-1 2006—2016年我国实体经济占GDP比重和同比增速变化趋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注：由于统计口径问题和数据缺乏，实体经济总量只能用除去金融业及房地产业之后的各行业生产总值（GDP）来测算。图1-2 1998—201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变化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注：2017年为前三季度数据。
实体经济在增速下滑的同时，盈利能力也大幅下降，企业利润率在持续走低。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传统产业投资回报率不足3%，比美国次贷危机前8年的平均水平低5～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销售毛利率从26.5%下降到2015年的18%左右，非金融上市公司净利润率从2000年的8%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6%以下，工业企业盈利下降更为明显。2011—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25.35%、5.27%、12.15%和3.30%，201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为-2.30%。不仅利润下降，而且许多企业更多依赖于金融、房地产投资等非主营业务收入。据测算，2012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一直维持在85元左右的高位，同期企业主营收入利润率仅为5.71%。一些资源型行业、原材料产业下滑严重，企业生存异常艰难。例如，2015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褐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下降了32.6%、14.8%和20.7%，利润则分别下降高达74.5%、65.0%和67.9%。
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去产能等许多政策措施的落实，我国实体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局面得到遏制。2016年实现了6.7%的经济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出现转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8.5%。2017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达到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也是近三年来最快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2.5%和22.8%，制造业提质增效明显，增速明显高于2014年和2015年，呈现逐渐改善的态势，从而扭转了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局面。工业经济状况得到改善，钢铁、煤炭等价格恢复性上涨，钢铁和煤炭价格上涨幅度分别超过40%和60%。这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重新回到扩张发展的轨道，呈现出与2015年下半年明显不同的发展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原煤、钢材、成品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拉动了煤炭、钢铁、石油加工等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但能否持续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二）要素成本过快上涨导致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消失，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呈刚性上升。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衰减态势明显，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导致能源价格、人工成本、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不断抬高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成本。加之目前我国企业税负较高，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原有低加工度、低层次技术、低附加价值的产业结构难以消化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国际比较优势日渐弱化，也不能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2005—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年均增速（22.8%），低于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22.9%）和利润总额增速[1]（29.1%）。2011—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年均增速为10.1%，明显高于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9.7%）和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速（4.5%）；成本增速与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增速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导致成本费用利润率由升转降，从2010年的8.3%下降到2015年的6.5%（见表1-1）。在总成本构成中，人员工资、融资、税负等成本均不断上升，尤其是劳动力用工成本呈快速上涨态势，城[2]镇工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速有所加快。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总额在2011—2014年均增速高于10%。据对珠江三角洲2889家小企业测算，相比2010年，目前大部分行业原材料成本上涨20%～50%，工人工资上涨20%～30%，而企业利润却减少了30%～40%。表1-1 近年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相关指标及变化续表1-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年、2011年、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注：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不再报告2015年制造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成本费用利润率，本文采用2014年相关数据代替，相应指标年均增长采用的是2011—2014年区间数据。
具体分析，目前九种因素共同推动了实体经济企业经营成本的攀升：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1.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实体经济企业出现招人难、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2005—2015年，我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从5056.6亿元提高到28341.6亿元，增长了4.6倍；人员平均工资从15748元提高到55915元，年均增长率达13.5%，其中2011年增速超过20%。同期，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80.9%，年均增长约6.1%。制造业平均工资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表明比较[3]劳动生产率优势已在消减。2015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3661元人民币，约折合500多美元，而非盟53个国家平均月工资为154美元。印度平均月工资现在是我国的1/3。东南亚发展水平较高的印度尼西亚平均月工资为100～150美元。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预测，中印（印度尼西亚）两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之比，将从2012年的138%上升至2019年的218%。可以看出，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2.用地成本呈刚性上升态势
从监测数据看，全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价格2008年以来加速上升，尽管2012年以来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呈现刚性上升态势。综合地价由2012年第三季度的3093元/平方米增加到2017年第三季度的4012元/平方米，工业用地价格由2012年第三季度的662元/平方米增[4]加到2017年第三季度的799元/平方米，分别增长了29.7%和20.7%（见表1-2）。表1-2 2012—2017年中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价格（元/平方米，%）数据来源：根据2012—2017年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状况分析报告计算。3.税费成本总体上升，企业税负偏高
据测算，企业已缴税金占营业收入比重达7.8%，其中应缴增值税占营业收入达3.7%。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研究报告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占全部商业利润的68%，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第12位。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包括企业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在内的制造业税费成本占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平均为5.74%，比2010年的6.21%降低0.47个百分点，但相比2005年还高0.52个百分点（见表1-3）。分行业看，烟草制品税费成本上升最高，达14.94个百分点。其次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014年主要税金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比2005年高6.73个百分点。专用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塑料制品业主要税金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上升超过2个百分点。此外，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14个行业税费成本都有所上升。表1-3 制造业企业主要税金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及变化续表1-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年、2011年、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注：1.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用来核算企业日常主要经营活动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包括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和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等。2.企业所得税为估算数据，估算方法：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25%（企业所得税率）。4.融资成本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信贷融资看，虽然我国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07年12月的7.47%经过5次降息、5次加息和8次降息，调整为目前的4.35%，总体下降幅度达到42%，仍高于美国的3.51%并带动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显著下降，但我国制造业实际融资成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根据Wind数据库，2014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约为1.2%，比2009年底的0.8%高出0.4个百分点，上涨幅度为50%（见图1-3）。与此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也大幅提高，从2010年8月份的6.47%提高到2015年9月份的9.20%，提高2.73个百分点，上涨幅度为42.2%（见图1-4）。图1-3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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