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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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下）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 主 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 委 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二、政治事变
国人暴动
指周代厉王之后、宣王之前十四年间（前841～前828）的政权。有两说，一为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称共和；一为共伯和执政。周厉王胡暴虐侈傲，宠信虢公长父、荣夷公等佞臣。大夫芮良夫曾加劝谏，指出荣夷公好“专利”（霸占土地山川的产物），会酿成大难，厉王不听，终以荣夷公为卿士，执政用事。芮良夫又告诫执政诸臣，不可“专利作威”，否则国人将“为王之患”，也未得结果。国人对厉王不满，“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才得免难。周公像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前841），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一说厉王出奔后，诸侯推共伯和代行天于事，故称共和。厉王死，共伯和使诸侯奉太子静为王，自己回到卫国。此说与《史记·卫世家》记载不合。
吴楚七国之乱
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卫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爰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卬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长宜子孙”四神纹镜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阊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侯景之乱
南朝梁武帝萧衍统治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的叛乱。萧衍自天监元年（502）称帝后，在长达四十多年的统治中，一贯执行宽纵皇族，优容士族的政策。为了避免前代皇族间骨肉相残局面的重演，他取消了宋、齐两代监视和限制皇族权力的典签制，给皇族以实权，出任方镇，对他们的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和叛国均予宽容。武帝晚年，出任方镇的诸王无不拥兵自重，以至窥测皇位。长期优容士族的结果，大大加速了士族的腐朽过程，使统治集团中贪残、侈糜、轻视武备之风日益严重，吏治极端黑暗，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形成了“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局面。这就给侯景之乱的得逞以可乘之机。骑马武士俑
侯景（？～552），字万景，原为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戍卒。六镇起义时，投降尔朱荣，为镇压葛荣的先锋。因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威名遂著。后高欢诛灭尔朱氏，他又投靠高欢，官至司徒、河南道大行台，将兵十万，专制河南达十四年之久。太清元年（547）高欢死，侯景与高欢于高澄有隙，乃据河南叛，并派人向西魏和梁洽降。西魏对侯景十分警惕，以援助为名，派兵占领侯景据地之半，并逼其交出兵权，入朝长安。梁武帝虽也曾一度犹豫，但很快就不顾多数朝臣的反对，纳降侯景，封为河南王，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并派萧渊明领兵五万进攻东魏。十一月，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的寒山被东魏歼灭，渊明被俘；次年正月，侯景亦败于涡阳（今安徽蒙城），仅剩步骑八百狼狈南窜，中途夺取寿春。梁武帝听到寒山败讯，吓得几乎跌下床来，叹曰：“吾得无复为晋家乎？”但仍不对侯景采取果断措施，而是一面安抚，一面与东魏谈判，企图以侯景换回萧渊明。侯景看穿梁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梁武帝的“薄心肠”，将寿春居民充作军士，并勾结萧正德（萧衍侄）作内应，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于八月举兵反叛。
出乎梁武帝意料，侯景率骑数百、兵八千顺利渡过长江，攻入建康，直指台城（宫城，中央台省与宫殿所在地）。十月二十四日，台城被围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在良将羊侃指挥下层开了惨烈的台城保卫战。叛军百道攻城，先后作长围，起土山，用飞楼、撞车、登城车、鉤堞车、火车轮番攻城，均被击退。侯景又引玄武湖水灌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城被围既久，牺牲惨重，瘟病流行，横尸满路。生存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弱，但仍坚持抗争，以待外援。此时集结在建康城外的各路援军多达二三十万，共推司州刺史柳仲礼为大都督：他与邵陵王萧纶有怨，诸军又互相猜阻，莫有战心。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援军，但援军才过淮，即纵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侯景军中有谋应官军者，闻之亦止。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等更是坐观城破，以便争夺帝位。侯景久攻台城不下，乃纵兵大肆杀掠，驱赶百姓日夜筑土山，乱加殴捶。又募奴为兵，许以官爵。然叛军损失亦多，又严重缺粮，战斗力大为削弱，且闻荆州兵东下，十分恐慌，故曾一度乞和，准备撤退。后因见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志，于是加紧攻城，终于在三年三月十二日攻破台城。
侯景矫诏解散援军，三十万大军，或走或降，一朝散尽。五月，被软禁的梁武帝病饿而死，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简文帝），自居相国、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派兵攻占三吴等地。所到之处，专以焚掠为事。杀戮立威，但百姓宁死而终不附。大宝二年（551）侯景率大军西上，攻占郢州，进军江陵，六月被萧绎的荆州军击败，退回建康，从此一蹶不振。八月，侯景废简文帝，十一月自立为帝，国号汉。骑兵和步兵战斗图
台城陷落后，萧衍子孙间争夺帝位的斗争迅速激化。围城期间曾被侯景立为皇帝的萧正德被侯景处死。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萧绎占有荆州，力量最强；萧纪占有益州；萧誉据湘州；萧誉弟詧据雍州（今湖北襄阳）；萧纶自台城破后逃据郢州（今湖北武汉），准备称帝。他们不联合起来讨伐侯景，却在为争夺帝位混战。萧纶投靠北齐、萧詧归附西魏，萧绎既附北齐又附西魏。萧衍死后的次月，萧绎发兵进攻湘州；九月，萧詧自襄阳进攻江陵，后为萧绎击退；大宝元年四月，萧绎将领王僧辩攻破湘州，杀萧誉；八月又进攻郢州，萧纶败走汝南，次年二月被西魏攻灭。萧绎扫除了萧誉和萧纶后，才命王僧辩率军东下。承圣元年（552）二月，王僧辩与起自岭南的陈霸先会合，三月大捷于姑孰（今安徽当涂），进抵建康，侯景东逃，四月为其部下杀死，持续四年之久的叛乱终告平定，但战乱并未结束，萧绎、萧纪、萧詧为争夺帝位进行最后的战斗。四月，萧纪称帝，八月举兵东下。十一月萧绎亦称帝于江陵（梁元帝），一面请求西魏袭取益州，一面派大军堵截萧纪。二年七月，萧纪兵败身死，益州全境为西魏占领。次年，萧詧勾结西魏攻下江陵，杀萧绎但却失去了襄阳，在江陵沦为西魏附庸。
侯景之乱所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江南社会遭空前浩劫。拥有二十八万户的首都建康，存者百无一二，完全成为废墟。三吴原最富庶，经侯景烧杀抢掠，乃至残破。及西魏破江陵，尽俘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数万家（又作十余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弱小者皆杀之，得免者仅三百余家。东晋以来经营数百年而形成的三大经济文化中心，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这场战乱中，东魏取得了淮南和广陵，西魏取得了成都、汉中和襄阳，从而使南朝版图大为缩小，加剧了北强南弱的局面。士族门阀在此次战乱中不仅充分暴露了腐朽无能，而且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从而大大加速了南朝士族的衰亡过程。
尔朱氏之乱
北魏末年统治集团间争夺中央政权的一次变乱。又称“河阴之变”。尔朱氏属契胡，原是匈奴族的一个部落。北魏初年降附于鲜卑拓跋部，被安置在秀容川（今山西朔县北）。这一地区适宜放牧，尔朱氏世为酋长，积聚了大量财富。北魏后期，尔朱荣（？～530）为契胡酋长，拥有八千余家的部落人民，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山谷。魏末各族人民起义爆发后，尔朱荣与汉族地方豪强势力相勾结，积极发展政治、军事力量。他先后镇压了秀容一带人民的起义，兵势日盛。胡人俑
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二月，胡太后毒杀孝明帝元诩，将刚出生的皇女冒充皇子，立以为帝，几天后又另立三岁的元钊。车骑将军，并、肆、汾、唐、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以给孝明帝报仇为口实，从并州领兵南下，直指洛阳。四月十一日，尔朱荣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自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等职；同日，洛阳东北门户河桥守将降尔朱荣，京城遂无险可守，将士四散，胡太后被迫削发为尼。十二日，皇室、贵族官僚至河桥迎驾。十三日尔朱荣先派人将胡太后和元钊溺死于河阴，又以祭天为名，集合迎驾的百官，宣称天下大乱，孝明帝被害，完全由于朝臣贪婪残暴、不相辅佐造成。于是纵兵将王公卿士两千余人全部杀害，是为历史上著名的河阴大屠杀。尔朱荣挟孝庄帝元子攸入洛阳，自己专制朝政。
孝庄帝元子攸目睹河阴大屠杀的惨景，深知尔朱荣的政治野心，预感自己的险境。他经过一番密谋，于永安三年（530）九月，利用朝见之机杀死尔朱荣。尔朱荣侄子尔朱兆从汾州（今山西汾阳）率骑兵进入洛阳，杀孝庄帝，另立元恭为帝（节闵帝），尔朱氏继续控制北方。
韦后之乱
唐中宗皇后韦氏的专权乱政。韦氏（？～710），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中宗（李显）为太子时，立为妃。弘道元年（683）中宗即位，次年，立为皇后。同年，中宗被武则天废黜，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随行。在流放生活中，韦氏患难与共，排解了中宗的悲愁惶惧情绪。中宗发誓如能复位，定任她所为，不加禁制。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每临朝，韦后即置幔坐殿上，预闻政事。中宗任用曾为武则天掌文书的昭容（宫中女官）上官婉儿主持撰述诏令，以武三思为相。传说三思与韦后、婉儿私通，韦后的爱女安乐公主嫁武三思子武崇训，恃宠专横，权重一时。当时朝中形成一个以韦氏为首的武、韦专政集团。
武三思通过韦后和安乐公主，诬陷并迫害拥戴中宗复位的张柬之、敬晖等功臣。中宗对揭发武、韦丑行的人处以极刑，武三思因而权倾入主，作威作福。一批趋炎附势的官僚聚集在他门下，其中有五人特别卖命，被称为“五狗”。
中宗的太子李重俊，非韦氏所生，遭到韦后厌恶；安乐公主与其夫武崇训经常侮辱重俊；武三思猜忌重俊，武崇训唆使安乐公主请中宗废太子，立她为皇太女。重俊甚为不平，于神龙三年七月发动部分羽林军杀死武三思与武崇训，谋诛韦后、安乐公主，因相从的羽林军倒戈，政变失败，重俊被杀。武、韦集团权势依旧不减。簪花仕女图
安乐公主恃宠，骄恣专横，势倾朝野，她曾将自己草拟的诏敕，掩住正文，请中宗在文后签署，中宗竟不看诏文，笑而署敕。她和长宁公主（亦韦后所生）及韦后妹郕国夫人、昭容上官婉儿等都仗势弄权，卖官鬻爵。受钱三十万即自己写好封官墨敕（不盖官印），不经宰相审议签署，斜封交中书省执行，称为“斜封官”。当时，以员外同正、试、摄、检校等名义授官的，就有几千人。她们又大肆营建第舍，穷奢极欲。安乐公主强夺民田作定昆池，方圆数里；一幅织成裙，值钱十万。中宗、韦后和公主们又多建佛寺，劳民伤财。其时后突厥攻掠陇右；西突厥别部突骑施部攻陷安西都护府，断安西四镇路。内地则水旱为灾，户口逃散，民不聊生。中宗却与韦后恣为淫乐，不理朝政，还处死上书告发韦氏乱政的人。据说，景龙四年（710）韦氏恐其丑行暴露，安乐公主欲韦氏临朝，自为皇太女，遂合谋毒死中宗。韦后临朝摄政，立李重茂为帝，史称少帝。韦后又任用韦氏子弟统领南北衙军队，并欲效法武则天，自居帝位。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发动禁军攻入宫城，杀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及诸韦子弟，迫少帝让位，立相王李旦（李隆基父）为帝，是为睿宗。韦后之乱，终告结束。
甘露之变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谋诛宦官而失败的一次事变。唐朝后期，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发展，宦官掌握禁军，干扰政事，进退大臣，乃至拥立、弑杀皇帝。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所杀，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穆宗李恒、文宗李昂等，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达到了极点，成为朝政的一大弊端。文宗即位后，即企图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令他谋划诛除宦官，但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申锡结连漳王湊（文宗弟）谋反。次年，申锡被贬，计划失败。
大和八年（834）秋，郑注、李训（原名仲言）得当权宦官王守澄引荐，郑注以医术、李训以讲说《周易》成为文宗的亲信。文宗因为他们均系宦官所推引，与之密谋诛除宦官，可免宦官猜疑，故以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次年秋季，文宗提升李训为宰相，又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先后将与杀害宪宗有关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
要诛除掌握禁军实权的宦官，就必须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李训举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镇之前，先召募若干兵卒，助除宦官；又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由他们罗致一些吏卒以诛宦官。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于紫宸殿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等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前至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先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一作弘志）等，带领宦官去察看。
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慌忙退出。李训等本想以观看甘露为名，将宦官诱至金吾仗院，一举而歼灭之，这个计划失败。宦官退到含元殿，迫使文宗乘软舆入内宫。李训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一面攀舆高呼“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京兆府吏卒、御史台人约五百人登殿奋击，宦官死伤数十人。但这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地上，抬着文宗进入宣政门，将门关闭，朝臣一时惊散。李训见事不济，出宫单骑走入终南山佛寺中。宰相王涯、贾鋉、舒元舆不明真相，退到中书省等候文宗召见。
宦官挟持文宗退入内殿后，立即派遣神策军五百人，持刀出东上阁门，逢人即杀，死者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宫城各门搜捕，又杀千余人。李训、王涯、贾鋉、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先后被捕杀。事发时，郑注正率亲兵五百人赴长安，中途知事败，返还凤翔，也被监军杀死。上述诸人都遭族诛，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从此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文宗因此郁郁而死。
南衙北司
唐代，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掌握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朝官和宦官的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
南、北本是由于这些机构在宫城和皇城中的位置而得名。宰相议政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二省在宫城内南部，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则在宫城之南的皇城内。宦官的机构内侍省本在宫城的西南角，但宦官出入宫掖，常在宫城北部。南北的对称，唐初就已出现。贞观十五年（641），宰相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主管手工业的官员）窦德素：“北门（指玄武门，意指后宫）近何营缮？”唐太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对房玄龄等人说：“君但知南牙（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太宗显然指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为南衙，而把玄武门附近的后宫叫做北门。又唐代前期把驻在玄武门附近保卫宫城北部的禁军如羽林军、龙武军等叫做北衙禁军，而把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保卫宫城南部及皇城内百官衙门的禁军（由府兵番上）叫做南衙禁军，都是因它们所在位置而得名的。
唐初内侍省机构本来并不复杂，所领六局都是为皇帝及后妃生活起居服务的，但到后来，由于皇帝宠信，宦官逐浙掌握武力，干预政事。如武则天时出现的内飞龙使，名为管理御马，实际掌握一支武装，唐中宗、唐玄宗以后，更以宦官监军，或直接以宦官统领军队（如玄宗时的杨思勗）。玄宗晚年深居后宫，宦官高力士等把持了呈进章奏、承宣诏命之权，太子、宰相都不敢得罪他们。安史之乱以后，由宦官充任的官职逐浙增多，如唐肃宗时出现的观军容使，唐代宗时出现的掌枢密，特别是唐德宗时出现的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简称神策中尉），控制了禁军及朝廷机密，势力远在外廷朝官之上。当时，又和外廷机构相对应，设立了许多由宦官掌握的使职，如宣徽使、学士使、内弓箭库使、内庄宅使等，其衙门通称为司，故有北司之称。
宦官干政，自然引起朝官的不满和士人的反对，受宦官控制的皇帝也感到威胁，因而在唐代后期曾发生过多次的南衙北司之争，最著名的如顺宗时的永贞革新、文宗时的甘露之变。特别是唐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唐朝中央的权力机构已濒于瓦解，而这时在中央的宦官和朝臣的斗争却显得异常突出。他们各自拉拢一部分藩镇势力以相对抗。如昭宗时宰相崔胤勾结朱温，而宦官韩全诲等则拉拢韩建、李茂贞。斗争的结果是朱温引兵入关，打败李茂贞，尽诛宦官，结束了南衙北司之争。可是胜利者并不是崔胤等人，他们后来也被朱温诛杀，可说是南衙与北司势力同归于尽。
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刺军反被俘虏的事件，因为发生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而得名。此事变后，瓦刺势力大振，明北边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四年（1439），也先称太师淮王，尽有各部。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司礼监太监王振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仓猝率军五十余万亲征，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风雨大至军粮不继，兵士死亡枕藉。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王振因前方败报踵至，惊慌失措，挥军急退。归途中，王振为了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郭登坚请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反邀英宗至蔚州（今河北蔚县），以访其家。行四十里后，又恐大军过境损坏家中庄稼，复令军队转道宣府。十三日至土木堡，诸将计议入怀来城据守，但王振以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不肯听从，下令就地宿营，遂被瓦剌军包围。土木堡旁无水泉，明军掘井深二丈余仍无水，将士饥渴，疲惫不堪。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英宗许之。瓦剌军诈退，王振立即传令移营就水，明军逾越壕堑而出，阵势混乱。南行未及三四里，瓦剌军发动四面围攻，劲骑呼啸而入。明军大溃，死者蔽野塞川。英宗突围未成，被掳北去。扈从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五六十人被杀。王振也在乱军中为护卫将军樊忠以长锤击死。明军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匹与大量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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