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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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风云录（一）试读：
内容提要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古今中外的战争，概莫能外。
第一章 见证历史：亲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中国女孩
核心提示：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有气无力地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整个日本国都哭了。而中国留学生，则欢呼雀跃，他们在梦想回国。
1945年8月6日8时16分2秒，美国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掷的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爆炸。这历史性的一爆，使广岛7万多人死亡。命大免难的屈指可数，当年留学日本的初庆芝老人便是其中之一。
2001年冬，在长春某民宅里，我见到了她。她健步行走，朗朗大笑。
1919年，初庆芝出生于长春郊区的大岭，她的父母以务农为生。她聪颖好学，自上小学起，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193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满洲国”第35中学。她的一位很有家庭背景的同学要去日本深造。她也动了念头。但留学日本，学费是高昂的，自己的那双手上满是老茧的父母哪里去弄钱呢？说也凑巧，“满洲国”招公费留学生。初庆芝喜出望外，终于只凭优异的成绩，就踏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那年她年仅19岁。到了日本，她没钱住宿，这让她不知所措。后来在老校友龚自禄的帮助下才安顿下来。
1939年1月，初庆芝学完预选科后转入本科。1943年1月，她本科毕业后，又到广岛理科大学读研究生。
1945年8月初，美军全面进攻，苏军即将出兵中国东北，中国抗日战场也捷报频传。整个日本，人心惶惶。6日晨，初庆芝身穿白衬衣赶到阅览室看书。白色衬衣，这一不经意的选择，却是她生死的选择。到了阅览室，她挑选身后有大书架的座位坐了下来。这一选择，使她有了一个屏障。
8时16分2秒，初庆芝只觉得眼前刺眼的强光一闪，紧接着“轰”的一声。她惊恐地站起来想看个究竟，但是，还没能弄清楚什么，就被身后的书架压倒在地。她昏死过去。
过了多久，初庆芝不知道，她醒过来后，就拼命推开书架，挣扎着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外跑。到了外边，她傻了，一切都已改变。到处是残垣断壁，校舍仅剩钢筋；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有哭声。大街上的景象更加凄惨。几匹马倒毙街头，眼珠已被冲击波挤了出来，一个皮肤被烧焦的日本人，正被压在倒塌的房梁下凄惨地呼救，一辆电车被扭成麻花状，有些人被烧成焦炭……广岛的空气中弥漫的都是死亡的气息，广岛成了死亡之城、人间地狱。去哪里呢？离宿舍还很远很远，交通车没有了，她茫然四顾。后来，伤痛促使她找到了救护所，她看到屋里满是受伤的人。日本人对她的胳膊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就让她走了。第二天，她高烧不退，也站不起来。那时，活着的日本人正忙着到处寻找亲人，初庆芝更加思念亲朋。她也在打探同学的下落。
两周后，初庆芝站了起来。更让她高兴的是，中国的留学生王大文来找她了。同时幸存的还有田明哲、苳永增和朱定裕。但是，许多人遇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有气无力地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整个日本国都哭了。而中国留学生，则欢呼雀跃，他们在梦想回国。
他们不停地申请，但都遭到日本政府的坚决禁止。直到1950年，初庆芝、田明哲等12人才找到机会搭乘英国的货船偷渡回国。他们终于到了大连港，他们欢呼：“回家啦！回家啦！”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岸上横眉立目的苏联大兵和寒光闪闪的刺刀，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被拒绝在中国的海岸登陆。最后，他们费尽周折，终于在天津踏上了国土。后来，她被分配到华北、华南等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文革”期间，初庆芝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数次被批斗，遭受了鞭笞等折磨，最后，她的精神崩溃了，落下了毛病。至今她还随手捡破烂，然后堆积到屋子的角落，不许任何人碰。
初庆芝两次结婚，都以离异告终。她一生未生育，是否与核辐射有关，不得而知。她有一养女，目前，一家人和和乐乐。
第二章 解密房中术的历史：古人不为行乐为长生
节欲——中国房中术的第一要义
修行房中术为的不是床笫间的淫乐，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长生
在讨论中国房中术之前，有一个前提要先声明一下。那就是古代人即便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于性生活的认识及赋予的道德伦理意识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代人不论穷富尊卑，但是通常来说，从小所被灌输的教育、日常接触的资讯，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因此可以形成比较相近的伦理观。最近有一本书很流行，书名叫做《世界是平的》，大致讲的便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在古代，很多时候具体情况都要具体分析。我在这里就不用传统的史观，而是按照人身自由程度，简单地把人民分为三种：
一是权贵阶层。这一阶层要么有着巨大的威权，要么有庞大的财富，那么这些人在古代属于享受最大的人身自由的少数一群人，可以追求和享受大多数人没有的东西。甚至往往因为拥有特权的缘故，而藐视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制定的道德伦理。
二是平民阶层。中国的平民阶层和西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他们大多数是自耕农，往往被束缚在土地上，一遇到灾年或者战乱就会失去他们的土地，沦为奴隶阶层。但是如果年成好，会过日子，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可能上升为权贵阶层。应该说，自从封建制度建立以来，中国历代的王朝都很注意给平民阶层留一条上升的管道，虽然有时候很细，像汉代的举孝廉，隋唐以后的科举都是。那么这个阶层因为被土地束缚，所以眼界很小，价值观非常的稳定，有时候甚至固执地不接受世界的变化。
三是奴隶阶层。这一阶层除没有人身自由之外，还没有独立人格。大多数人一提起盛唐隆宋就以为古代都是平民社会，其实奴隶到处到有，有些人还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注定了要做奴隶，即便到了明清时代还有军户丐户。这一阶层不唯没有婚姻的自由，有时候连性的自由也没有。像《金瓶梅》里头，张大户要和潘金莲发生性关系，还有《红楼梦》里头，贾宝玉要和袭人发生性关系，潘金莲和袭人根本就没有拒绝的权力。
这三个阶层之间，由于彼此封闭，所以道德伦理观念很难传递。
比如说房中术，在权贵阶层的通识里头，这是一种追求长生的学问，并不是要让人去纵欲享乐，相反，对奉行者的要求恰恰是节欲。而在平民阶层的通识里头，则完全相反，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教育，往往来自于游方各地的僧侣道士，这些出家人给他们开出的药方多是纵欲的、不顾身体承受能力的。至于奴隶阶层，性知识至为缺乏。在极端的情形，可能纯粹就是原始的兽欲、生物的本能了。
三个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此悬殊，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去看看《三言》和《二拍》这两部明代小说集，就可以找到很多的事例了。
好了，现在转入正题。
房中术的起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到了在两汉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非常盛行。像王莽、曹操等人，都是房中术的信徒。同时，房中术在学术方面的地位也是很尊崇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不但收录了八家房中术的作品，并给予这些作品单独分类。这样的做法在正史中是唯一的一次，以后的正史可就再没有这么干了。反过来也恰恰证明那个时代房中术在人们的眼中是很正经的学问。
在今天多数人的印象里，房中术无非就是教人怎么做爱，让上层贵族忘情地纵欲，那么在这里我得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班固是怎么给出房中术的定义的：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殒性命。
这么短的文字中，就提到了三个“节”字，正说明修行房中术为的不是床笫间的淫乐，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长生。
但是班固没有说的却是，房中术是有中心的。什么中心呢？以男性为中心，讲的往往是一男驾驭多女的技术，是御女之术，而非御男之术。如《养生方》说：“食脯一寸胜一人，十寸胜十人。”所谓“胜十人”，指的是一夜之中或者是不间断地与十位女人连续交合，并非指在不同的时间分别与十位女人行房事。
有人要说了，这不是纵欲么，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我们看《金瓶梅》，张大户念念不忘小丫鬟潘金莲，得手之后是什么结果呢？（潘金莲）长成一十八岁，出落得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张大户每要收她，只碍主家婆厉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结果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
可见纵欲对身体是大大地有坏处，所以明清小说总是不忘记在这种关键段落免费送上唐代著名道士吕洞宾的歪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既然纵欲是很不好的事情，那么禁欲行不行呢？我们的老祖宗根据长期的观察，给了一个字的答案——否。道理虽然说出来不值钱，但是不值钱的道理也是道理，这里就说一说了。
男女不交，便使阴阳不通，往往会导致各种疾病。所以隋唐著名医生孙思邈就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强抑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损一而当百也。”（《千金方·房内补益》）
男不和女交会有什么样子的严重后果呢？有医案为证，元代的李鹏飞在《三元延寿参赞书》就说了这样两个例子：有个富家子弟叫唐靖，阴部生疮，溃烂不已，道人（注意他的身份）周守真诊断后就说，这是因为欲与女交而不得交。另一个例子也是男的，是个名叫汪令闻的商人，因外出经商，十年不近女色，后来生起病来，而且是重病。医生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就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与女人交合。汪令闻遵嘱而行，果然病愈。
纵欲也不行，禁欲也不行，看来是只有节欲了。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班固是公认的良史之材了吧，一个“节”字，就揭示了房中术的要义之所在。
有人会说，骗人，节欲还要一晚上找十多个女人？
现代科学让我们知道在性生活中，男人的高潮是伴随着射精而实现的。在一次射精过程中，肌肉强烈收缩三到八次，顶多花个三到十秒即宣告结束。但就是这么短短几秒钟，事后却让男性感到疲劳，特别是一夜多次射精更是明显。但是如果一直不射精的话，则会一直神采奕奕。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在战国的《养生方》中，关于射精就用了如下几个词语：施，倾，星，决，可见是早就认识到射精的重要性了。进而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控制射精的技术，叫做“玉闭”（这个词在汉代以后就衍生出“闭固”、“固精”、“不泻”等专业术语，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像南朝陶弘景所著《养性延命录》便说：“修道者必须道以精为宝，施之则生人，留之则生身，生身则求度，在仙位，生人则功遂身退，功遂而身退，则陷欲以为剧。何况妄施而废弃，损不觉多，故疲劳而命堕。”
这种控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养性延命录》就引了彭祖之言说：
但能御十二女子而复不泄者，令人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不泄者，年万岁。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忍，不可不慎。数交而时一泄，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损。若数交接则泻精，精不得长益，则行精尽矣。在家所以数交接者，一动不泻，则赢得一泻之精，减即不能。数交接，但一月辄再泻精，精气亦自然生长，但迟微不能速起，不如速交接不泻之速也。
一晚上找九十三女人，估计他的“小弟弟”是金属打造的，反正我们是凡夫俗子，磨都磨破喽。当然，以上说的情况都是针对上层贵族的，因为平民阶层是搞不到那么多女人的，那么对一个女人，自己的老婆，一晚上不停地求欢，好不好？也是不好的。这个就留待以后再说了。
好了，写了那么长，这里就先总结一下古代权贵阶层流行的房中术的第一个要义：在男性保持不射精的情况下，交合的女性越多越好（简直是当性奴嘛，哪有半点快乐可言，汗）。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所谓的房中术，讲求的不是快乐，不是肉欲，而是相当于比拼耐力的马拉松比赛。要是大家觉得这种房中术很过瘾的话，那就先去操场上跑个三十圈吧。
第三章 中国首个海外特区怎样诞生？要“四老”满意才行
核心提示：原来我们在中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做到“三老满意”：三老是“老头子”、老板、老百姓。“老头子”就是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必须让领导满意，要符合他们的政绩观；但是光他们满意不够，还要老板满意，企业家满意才有商业机会，这样才有推动力；光有这“二老”满意还不行，最后还要老百姓满意。把这“三老满意”解决好以后，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和谐社会，就可以放开手脚往前走。到了毛里求斯以后，我们就提出来必须是“四老满意”，还要老外满意，因为你是到人家国家来做事啊。
这里我讲一个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毛里求斯开创中国首个海外经济特区的故事。我在一次讲课的时候问同学们毛里求斯在哪里？多大面积？多少人口？一个同学说在非洲的东南部，国家很小，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听了他的回答大家哈哈大笑。其实刚开始接触毛里求斯的时候，我跟这位同学一样，也是只有这么一个朦朦胧胧的概念，好像是在马达加斯加旁边，相当于台湾岛旁边的澎湖这么一个地方吧，在经济地理层面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而这个小小的地方，可能会在未来中国对外关系和中非经济交流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2007年10月1日到12日，我受有关方面的委托带我们的工作班底去毛里求斯呆了十二天。这十二天的时间可以说是三合一：工作、考察和休闲。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看过我的博客，博客的名字就叫做“策划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时代是朝九晚五，上班、下班，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方式，我认为是边休闲边工作。
中非合作
为什么要去毛里求斯呢？2006年的时候，北京举办了一个轰动世界的中非合作论坛，非洲四十八个国家的元首全部聚集北京。在这个中非论坛上，中国做出了很多承诺，承诺中国将会全力帮助非洲的兄弟们，使它们像中国一样从不发达走向发达。这个大的原则定下来以后，中国首先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走向非洲？中国怎么跟非洲合作？
中非合作有这样几种模式：一种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模式。大家可能年龄小都不知道，但是你们的父辈都很明白。我们小的时候听过坦赞铁路的故事，刚果、赞比亚的故事，这些是我们中国援助非洲最成功的例子。以至于文革刚结束的时候，马季说过一个轰动中国的相声就是专门讲坦赞铁路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援助是不讲经济效益的，纯粹是一种政治援助，最后的效果非常差。
第二种模式就是在今天这个全新形势下的模式。中国需要非洲，这个需要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需要。我们的政治家见了非洲的元首们都会说这么一句话：“非洲是我们的好兄弟，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时候，是非洲的小兄弟们把我们给抬进去的！”这是我们的官员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但是现在非洲的这些元首们，他们不太愿意听这种话了。他们觉得固然是我们把你抬进去的，让你恢复了联合国的地位，可是你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而非洲现在还属于待发展地区，我们怎么互赢、互动？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非关系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需要能源，需要矿产资源，而非洲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产业结构要调整，过剩的产能要转移，是否能够把我们过剩的产能转移到非洲待发展地区；此外，中国向非洲出口产品和服务，必须解决一个外贸平衡的问题，所以中国有必要帮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促使非洲竞争力的提升。总的来讲，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外交上，今天的中国终于到了一个要跟非洲进行全方位合作和共享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一个国家的渴望
我们到了这个国家以后，十天内要考察，要访谈政府各部门，要做研究，还要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时间安排得非常满。怎么做才有效率？我们先从这家公司已经做的工作着手。这家公司董事长管理着大小几十个公司，而他把自己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放在毛里求斯这个项目上。我们看了他们原来的设想和规划，基本上是国内建工业园区的模式，并且已经花了上千万元做规划，但是按照这个规划，厂房盖好后有没有企业愿意来，他们心里没底。我们也发现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在毛里求斯那几天我发现这个公司在当地的口碑非常好。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第一天见了总统，第二天见了总理，第三天见了副总理，最后的几天见了所有的内阁大臣。说实话，我只用了五天时间基本上就把毛里求斯搞明白了。为什么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有个最大的优势，你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国家有十三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且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就像上次讲课时我跟你们讲的“美国三百年，中国三十年”。当你像坐过山车一样经过这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以后，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清中国发生的各种复杂问题之后，用这种眼光去审视国外的很多地方，很容易就能够把握住那个地方的问题所在。当时我们用了五天时间基本上就把这个国家搞明白了，对这个国家做出了一个判断，我今天给大家专门讲的就是这种分析问题和判断问题的方法。
他们的总统和总理反复向我们强调：首先，在整个非洲很动荡的时候，这里是一方安宁的净土。安定的原因有三条：一是英国人给他们建立的一套非常好的现代法律体系，一套好的运行体系；二是这个地方的人种主要是从印度过来的，他们信奉宗教，民族性情温和；三是这个地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的一个功能区，在高端休闲方面做得非常好。这种高端的休闲影响和改造了这个岛国，使整个岛国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其次是在贸易上的优势，欧盟给了他们很多优惠政策，美国也给了他们特殊的优惠政策，所以这个地方小到转口贸易，大到金融离岸交易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成为非洲的新加坡，要按这个目标去发展，但怎么发展他们不清楚。他们还请来新加坡原来的总理顾问，请他来看能不能把新加坡模式搬过来。我也跟他在一起探讨过，不过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最后研究完这些情况后得出几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中非合作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这是大背景、大趋势；第二，中国要与非洲开展全面合作，企业作为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走入非洲。比如说华为、中兴、TCL、海信等企业已经开始进入，但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单兵较量，感到处处都受到限制。第三，毛里求斯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企业集群进入的非洲国家，可以作为进入非洲的后勤基地、物流基地和总部基地。围绕这个结论我和我们中国的大使，和毛里求斯很多官员进行了充分交流，他们听了我的话全都睁大了眼睛。他们说原本希望中国能够办个企业，或者解决纺纱的问题，或者在高端旅游上多吸引点中国的游客，毛里求斯现在一年有七十万的游客，中国人来了以后，可以达到一百五十万。这就是他们原本的期望，这些想法都不错，但都是分散的点，没有形成一个面。
按照我刚才的那个思路来论证分析中国的需求：中国非常需要一个跳板、一个战略平台、一个辐射和服务整个非洲大陆的一方宝地。我认为，在整个非洲毛里求斯是最具备这些条件的：第一，这个地方的生活环境绝对是世界一流的，第二，社会安定也是世界一流的，第三，这个地方的交通区位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地方到南非、到埃及甚至到迪拜，到非洲的很多地方，最多飞三四个小时，到非洲的象牙海岸，飞机也就一个半小时，再没有比这儿更好的条件了。所以我们中国企业到这个地方不是简单地办一个工业园区，而应该打造一个中国的海外特区。我专门见了毛里求斯的总理和主管对外经贸的副总理，跟他们提出了这个设想，他们听完以后很兴奋，说很愿意考虑。
那么作为一个海外特区来考虑的话，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区的规划设计了，它应该是毛里求斯这个岛国的一个新的城市功能区。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率非常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一半在海边，欧洲人把它打造成了世界级的休闲度假村，一半是岛中间，基本上还是农耕时代，种甘蔗，种菠萝，还是处于农业社会的状态。主要的城市就是一个所谓的路易港，只有十几万人口，就像我们中国的一个小镇一样。我们认为它现在正是向城市化转型的前夜，因此如果有外力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城市功能区，那么国家竞争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辐射、聚合以及服务半径将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放大，我们把这个思路跟毛里求斯各方面进行交流以后，他们非常认同。
四老满意的国家营销
这就是我所说的“找魂”，所谓“找魂”就是找方向。大家知道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顺藤摸瓜”，我们做事的方式恰恰相反，叫做“顺瓜摸藤”。到一个地方以后，先把它放到全球大趋势大背景下看它的位置在哪里，把它搞清楚以后也就是把瓜找到了，找到以后就要进行可行性的论证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当事人进行交流，如果他们认同这个方向，我们就按这个去思考，接下来就涉及策略问题，战略确定之后就是策略的设定。
我们说在毛里求斯做这件事情要“四老满意”才行。原来我们在中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做到“三老满意”：三老是“老头子”、老板、老百姓。“老头子”就是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必须让领导满意，要符合他们的政绩观；但是光他们满意不够，还要老板满意，企业家满意才有商业机会，这样才有推动力；光有这“二老”满意还不行，最后还要老百姓满意。把这“三老满意”解决好以后，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和谐社会，就可以放开手脚往前走。到了毛里求斯以后，我们就提出来必须是“四老满意”，还要老外满意，因为你是到人家国家来做事啊。
这个思路清楚以后，我们跟毛里求斯政府进行了交流和沟通，说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这件事情，问他们毛里求斯能够给这个构想提供哪些支持。因为这个思路要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几个大问题要解决：首先，中国没有直达毛里求斯的航班，还有签证以及外交方面的问题。这一谈就不是经营城市，而是经营国家了。当你跟总统和总理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涉及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事。我问能不能提供免签，他们答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以后元旦、春节去那边免签，拿着中国的护照到那边以后落地签证，这个已经兑现了。他们国家的总理很得意地跟我讲，反对党当政的时候不同意，他上台以后，这个问题两天就解决了。
其次，我问他们中国的企业家到这里投资以后能不能给毛里求斯的护照。他们总理问我为什么要毛里求斯护照，我说这个很简单，中国的企业到你这个地方以后，他把十亿上百亿的资产砸到这里，连这个地方的人都不是，到时候你把他赶走了，他这个财产怎么收回来呀？中国有一句话叫“有恒产者有恒心”。他要做这么大的投入，如果没有机制保障，他进出都不自由，他怎么投入呢？这个问题毛里求斯又解决了。第三件事情我们还在探讨，就是中国是否可以在毛国办银行的问题，他们说这些事情都可以考虑。
用这种思路先让“一老”满意，把毛里求斯这个国家所能够给出的很多软服务和优惠政策全部要来以后，回到中国来再解决“二老”满意的问题。现在这家企业正在跟商务部、中国银行、外交部等机构进行对接，把与毛里求斯定下来的很多政策落到实处。这样的话，人家国家的和我们国家的政策和优惠条件都要来了，这一个海外特区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潜力已经彰显无疑了。
最后就是跟很多已经走向非洲和正准备走向非洲的中国企业进行路演。比如说华为，我们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我说与其你们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受到很多制约，还不如你们就把非洲总部放到这个地方，我们将提供很多服务和配套。还有中兴通讯和TCL，还有重庆的力帆轿车，当然还有很多温州和浙江其他地方的商人。我们整个思路理清楚以后，同时配合对毛里求斯国家的营销，由国家指导，企业运营，市场操作，让中国重新认识毛里求斯，认识到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洲国家，而是有优良的环境资源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地方。
马克·吐温有一句话，我觉得是一句绝妙的广告词。他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依照她的样子打造了伊甸园。”意思就是伊甸园是参照毛里求斯来打造的，这广告词多精彩！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国家营销的方式把毛里求斯的信息有效地传播到中国来。毛里求斯的旅游根本就不用担心，在毛里求斯的投资也会受到追捧，中国要走向非洲的企业也会在这个国家找到它们很好的服务基地、后勤基地、孵化平台和总部经济区，最后的结果自然皆大欢喜。
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知识知识，光有“知”还不够，还得有“识”，就是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如果能将两者打通，按照毛泽东讲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认识问题，你手里就有了一把手术刀，“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这个时候生活里面任何复杂的问题都可以条分缕析地解剖出来。这才是最有用和最有价值的东西。
第四章 胡耀邦曾经十几次拒绝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核心提示：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即将迎来政治生涯的顶点。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接替华国锋。经过十几次的拒绝之后，胡耀邦最终接受了这一职位。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改革主席制为总书记制的设想，支持集体领导。
凤凰卫视5月14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胡耀邦十几次拒绝出任中央主席”，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81年6月，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中央十二大以后，胡耀邦出任中共总书记，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明确写入了党章。
振奋不已的胡耀邦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也就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共有步骤地开始实现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有112人年龄是在55岁以下的，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当时只有39岁。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耀邦全面推进了改革，一路高歌猛进，成绩斐然。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今年的清明时节，以文追念父亲，文章里写道，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明确，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让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1980年初，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实地走访，他说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此言一出，如掀巨浪。在那个尘封多时，刚刚探讨“开放”的年代，“特区”成为保守党们的众矢之的。有人甚至痛哭流涕地指责，你搞的“特区”就是“租界”。胡耀邦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能说是租界呢”。
1984年，胡耀邦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决定》最大的特点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
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是对胡耀邦工作的肯定。
第五章 毛泽东“反围剿”经验：国军嫡系战斗力不如杂牌
核心提示：第三次反“围剿”，蒋鼎文似乎也给毛泽东上了一课。毛泽东对蒋鼎文等中央军嫡系的指挥才能和战斗力，了解更深入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加深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种轻视和蔑视，觉得这些中央军嫡系部队有时反倒不如地方部队。
蒋鼎文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但在政治上反共倒是最坚决的。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鼎文的师作为蒋介石嫡系的5大主力之一，参加了“围剿”。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央红军刚刚打破第二次“围剿”，还不足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
此时，毛泽东麾下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兵力只有万人，而蒋介石仅嫡系的5个主力师就有10万人。毛泽东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红军收缩集中，绕道千里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后，立即命令蒋鼎文等部，将红军压迫于赣江东岸消灭。毛泽东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指挥红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后方联络线，让其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
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又被蒋介石发觉，派第11、第14两师先到达富田。毛泽东果断决定兵行险招，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作战企图，毛泽东命部分红军伪装成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
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蒋鼎文做梦也没有想到，从8月4日晚开始，毛泽东的主力红军正是翻阅他驻扎的江背墟与驻崇贤的其他国民党军之间的崇山峻岭，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通过仅40里的空隙地带，逃逸出去。
蒋介石发觉红军主力东去，命令部队尾随而去，毛泽东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北，做出要北攻临川的姿态，而主力红军再次迎着蒋军精锐部队，从他们的间隙中秘密穿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疲惫不堪地折回兴国时，毛泽东的主力红军已休整半月。
此时，国民党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激化，两广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时难下，实行退却。
在反“围剿”初期，毛泽东认为蒋鼎文等部系蒋介石嫡系，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不宜与其硬碰，而现在国民党军无功而返，且疲惫不堪，正是反击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焉有不抓住之理？
9月7日，归心似箭的蒋鼎文，被毛泽东在泰和县老营盘附近吃掉了一个旅。15日凌晨，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蒋鼎文师和韩德勤师，激战到上午9时，韩部被歼，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无心恋栈的蒋鼎文师也被歼灭了一部。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足足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中央苏区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敢于在对方重兵集团中大胆穿插的作战风格，却给蒋鼎文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上了一课。
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给先后进行了6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17个团，俘敌1万8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后人有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者，认为经过三次反“围剿”，未经过任何正规军事培训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已经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已经可以登堂入室了。
第三次反“围剿”，蒋鼎文似乎也给毛泽东上了一课。毛泽东对蒋鼎文等中央军嫡系的指挥才能和战斗力，了解更深入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加深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种轻视和蔑视，觉得这些中央军嫡系部队有时反倒不如地方部队。
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能征惯战的林彪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地区，向非嫡系的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3000人，打成对峙，红军并没有讨到太多的好处。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对华北的傅作义、对西南的白崇禧、对西北的二马，这些地方部队与解放军作战，比蒋介石的嫡系更难缠，似乎也证实了毛泽东的看法。
第六章 “黑鹰”直升机中国服役秘闻：为何先后坠毁三架
核心提示：在改编完成前的1987年10月8日，兰空乌指航运团831号黑鹰直升机配合纪录片《柴达木之光》摄制组执行外景拍摄任务。在从青海格尔木返回西宁途中，飞至都兰县诺木洪乡境内时突发机械故障，失事坠毁。事故造成包括1名机组人员在内的3人死亡，15人受伤。事后查明，事故是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尾桨传动轴断裂造成的。西科斯基公司为此支付了总值300万美元的航材和赔偿金。
1983年，为了解决边防部队，特别是驻高原一线哨所补给困难的问题，中央军委决定引进一型适应青藏高原恶劣气候环境的先进运输直升机。项目由总参装备部负责，保利科技公司组织国际招标，空军进行技术评估。当年，各竞标厂商的产品被空运到拉萨贡嘎机场，在拉萨、羊八井、甘巴拉山等地进行高原性能试飞。西科斯基公司的一架注册号为N3124B的黑鹰直升机以其6000米升限、600公斤载重和600公里航程的卓越性能脱颖而出。次年6月，中美双方签订了购买二十四架黑鹰直升机的协议。合同包括24架单价600万美元的黑鹰直升机、3套单价78万美元的外挂式副油箱系统、1套古德曼公司的机载飞行测试系统和地面处理设备，以及维护直升机所需的工具备件等，总价1.5亿美元。中方派出八名飞行人员和部分机务人员赴美培训。
1984年11月，首批3架黑鹰直升机（生产序列号70785、70788、70792）运抵天津港交付中方。这3架装备空军独立运输团3大队（空34师102团前身），用于组织飞行、机务人员改装训练，其中两架（生产序列号70785、70788）订制为白色涂装，打算日后作为专机使用。
1985年1月，第二批9架黑鹰直升机（生产序列号70793、70794、70797、70798、70799、70800、70811、70812、70813）交付中方，装备成都军区空军独立运输团。部队喷涂机身编号5XX6。
1985年5月，第三批5架黑鹰直升机（生产序列号70830、70831、70836、70837、70848）交付中方，装备兰州军区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航运团。部队将序列号后三位喷涂为机身编号8XX。
1985年10月，最后一批7架黑鹰直升机（生产序列号70855、70856、70867、70868、70879、70884、70892）交付中方，仍装备成空运输团。
成空运输团在装备黑鹰直升机的当年11月就开始组织首次进藏运送给养行动。部队出动4架黑鹰直升机，配备邢喜贵、姜庆芳、朱永昌、国逢仁4名机长，阿罗、扎西泽仁等5名副驾驶，4名领航员，以及1名机场指挥员，飞赴被称为高原孤岛的藏南墨脱。4架直升机兵分两路，一路是由邢喜贵带领的3架直升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经甘肃天水、兰州、青海格尔木、西藏那曲、拉萨，蛙跳式的连续转场，才抵达向墨脱运送给养行动的起点西藏林芝；另一路为了验证空运黑鹰直升机进藏的可行性，将直升机旋翼、尾桨等部件拆卸后，用一架略经改装并刚在北京沙河完成载机飞行装卸试验的运8A型飞机搭载，从成都直飞拉萨。但抵达拉萨后，在西科斯基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十几名曾赴美受训的机务人员用了两天时间才完成直升机的组装测试工作，与美军所能达到的六小时标准相差太远。此后，中国再没有尝试过使用运8A搭载黑鹰直升机进藏。
抵达林芝后，4架黑鹰直升机在一个月内穿梭于海拔七千米以上的群峰间，总飞行时间达320小时，完成了对墨脱军民一年所需物资的补给，而这在以前只能在每年七至九月靠牦牛和人力运进墨脱。
1986年10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陆军航空兵部队。空军绝大部分直升机部队人员装备都将转入陆军航空兵，黑鹰直升机当然也不例外。次年，空军独立运输团3大队、成空航运团、兰空乌指航运团所属黑鹰直升机分队人员装备陆续移交陆航，并合编为一个直升机团。改编工作于1987年12月完成，成立了总参谋部陆军航空兵试验训练基地第2团，团部位于成都凤凰山，部队分驻成都、北京、乌鲁木齐三地。划归陆航前，黑鹰直升机已累计飞行11000小时。
在改编完成前的1987年10月8日，兰空乌指航运团831号黑鹰直升机配合纪录片《柴达木之光》摄制组执行外景拍摄任务。在从青海格尔木返回西宁途中，飞至都兰县诺木洪乡境内时突发机械故障，失事坠毁。事故造成包括1名机组人员在内的3人死亡，15人受伤。事后查明，事故是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尾桨传动轴断裂造成的。西科斯基公司为此支付了总值300万美元的航材和赔偿金。
1988年5月27日，陆航试训基地2团邱光华邓贵芳机组驾驶一架黑鹰直升机执行运输任务。在飞越林芝墨脱间海拔4200米的多雄拉山口时，直升机由于气象原因撞毁在低于山口100米的缓坡上，机上人员全部侥幸生还。然而不幸的是，大难不死的邱光华机长在20年后的抗震救灾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后话了。
1989年4月1日，又是在林芝墨脱间的航线上，张崇海机组驾驶的5626号黑鹰直升机失踪。至5月10日，军地派出直升机50余架次，人员3100多人次，搜索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一无所获。部队甚至一度以为直升机已飞入敌境。直到入夏以后，才有当地群众报告在多雄拉山口东侧发现直升机残骸和机长张崇海、副驾驶巴古泽旺、领航员刘家强、空中机械师唐孝德四位烈士的遗体。因路途险恶，无法将烈士遗体带回，遂在野外简陋条件下就地火化。从北京派出的陆航试训基地工作组在事故现场顺着直升机滚落痕迹在峭壁上发现了撞击点。事故最终被确定为气象原因。
陆航试训基地2团成立一段时间后，为便于管理，陆续将机身编号统一编入LH02XX号段。因编号时已损失3架黑鹰直升机，最大编号即为LH0221。驻疆2大队87年事故损失1架黑鹰后，2团将驻京1架白色黑鹰直升机补充给2大队。此时陆航试训基地2团共编有21架黑鹰直升机，其中驻川14架，驻疆5架，驻京2架。
1991年初，陆军航空兵编制体制调整，撤销陆航试验训练基地。原试训基地2团改编为陆航2团，由总参直属改归成都军区建制。原试训基地2团2大队改编为陆航3团，归兰州军区建制。驻京的两架黑鹰直升机，深色的一架返川归陆航2团；白色的一架及空地勤人员留京继续配合同期引进的飞行测试系统进行飞行性能试验，他们被编入由试训基地3团改编的总参直属陆航4团。此时，黑鹰直升机分属3个陆航团，其中2团15架，3团5架，4团1架。
1991年6月16日端午节，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副司令员张德福、侯书军带领工作组沿中尼边境调研。视察完樟木口岸边防连后，工作组在聂拉木分别登上来时的三架黑鹰直升机。张太恒司令员等人乘坐由邢喜贵机组驾驶的第一架直升机；张德福副司令员等人乘坐由国逢仁机组驾驶的第二架直升机；侯书军副司令员等人乘坐由胡殿元机组驾驶的第三架直升机。前两架直升机相继向南起飞，第二架直升机在向右转弯180度的过程中不幸撞山，机上人13全部牺牲。死亡人员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中将、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大校（晋升少将命令刚刚签发，尚未颁发）、成都军区四个二级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参谋干事等人，机长国逢仁、副驾驶阿罗、空中机械师李先通。13人中，将官1人，校官7人，尉官4人，士官1人。事故结论是，直升机在起飞时遭遇下降气流，导致转弯时撞山。又是气象原因……
90年代中期，陆航部队重新排定机身编号。在2团服役的黑鹰编入LH922XX号段，3团的编入LH932XX，4团的唯一一架白鹰被编为LH94219。此时，黑鹰直升机仅存20架，因此XX的最大值变成了20，它的主人就是3团的另一架白鹰。
90年代末，陆航4团的白鹰完成了有关试飞任务，直升机和空地勤人员调入2团。从那时至今，陆航2团拥有15架黑鹰直升机。
关于黑鹰的传言：
831号事故后美方赔偿了全新整机？
从没进行整机赔偿。
90年那曲雪灾两架黑鹰相撞？
子虚乌有。
89年后黑鹰因美国禁运得不到配件？
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于当年7月和12月的两次访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西科斯基公司继续依照合同提供售后服务，90年代也曾派技术人员来华协助维护直升机，但双方的合作态度不再积极了。一方面由于政治大环境恶化，中方已不能把维持机队良好运转的希望寄托于一家西方公司；另一方面，西科斯基公司也不会因为殷勤的售后服务获得更多的后续订单。配件和服务并非免费的，中方一直在努力寻找替代品，但发动机等主要部件仍需进口。
第七章 贺龙文革中评江青：要把老同志搞光他们好大换班
核心提示：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周恩来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但贺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担着巨大压力。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贺龙，骤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洪湖的事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账。”说着，起身穿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走来走去时，又坐了下来。从此，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
他经常思考着周恩来与他的谈话，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周逸群曾跟我说过，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什么是老鸡婆？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想通过学习来寻求“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些使他疑惑问题的答案。
贺龙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这时刮得更厉害了。全国从上到下差不多所有的党政组织几乎都被砸烂或处于瘫痪状态。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打、砸、抢、抄、抓之风蔓延全国，生产停顿。看到这些，贺龙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最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他沉痛地回忆起1932年到1934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区错误地大搞“肃反”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啊，一摊摊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贺龙反复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这本书上讲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着看着猛力把书本一合说：“不对头啊！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说：“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盲目地破坏与有计划地建设，能统一起来吗？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往死里打倒与关心爱护干部，能够统一起来吗？除非他们是另一种动机，追求的是另一种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间，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只要报纸上报道什么大的政治活动，他都要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说：“怕是又叫他们给关起来了！”不禁感叹地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最后又总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在上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出来，十分痛苦。医生不来，薛明急中生智，用那条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薛明还不时紧搓双手，使手心发热，为贺龙热敷，贺龙幽默地说：“薛明的两只手是个小小发电厂。”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为他理发、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贺龙都幽默地摸摸头发和胡子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说：“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到西山以后，在贺龙和薛明之间，有一个萦绕心头却谁也不愿触及的话题，那就是孩子。贺龙很爱孩子。在离开中南海西华厅来西山以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贺龙很为此事担心。在西山与警卫副官杨青成握别时他嘱咐说：“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他们的儿子、女儿以及那些由他们抚养的孩子们生活得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如今在哪里？薛明向有关部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但是没有得到下文。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贺龙，问他有什么事要办，贺龙说，他想请总理代为寻找孩子。
周恩来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子女的下落。不久，贺龙、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里的小女儿贺黎明的来信。信中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他们：“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带来了很大欢乐。一连几天，他都非常高兴，不时地念叨：“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从此以后，在贺龙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情：给孩子写信。这个一生从未给孩子写过信的人，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勉励子女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其实，这些信子女们是连一封也收不到的。
从天气转凉的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树叶黄了、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了，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这个时候，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的“大批判”文章。诬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看后气愤地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说完，他忧愁地疾步在室内走来走去。
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穷思苦虑，隔断与社会联系后的孤寂，使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在医嘱上写了“请经治军医主宰”几个字。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回到西山以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他抄录的毛泽东在延安给王观澜的信：“既来之，则安之……”他让薛明将这张纸贴在床头上，作为向疾病及当前恶劣环境作斗争的座右铭。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个战士告诉他，又有好几个老干部成了“反革命”。贺龙说：“这些干部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谈起了以前与他多年在一起的一些老同志和几位老帅，愤愤地说：“他们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啊！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
贺龙住院期间，薛明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贺龙在西山的情况，并提出要药和改善生活条件。贺龙说：“目前情况有了变化，看来周总理无能为力了，如果信落到别人手里还以为我们向他们求情。我们会向他们求情？不就是没药吃，身体不好吗？这吓不倒我。”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看到这些，贺龙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老干部的名，贺龙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地说：“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又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给清理出党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薛明看到贺龙吃不好，睡不安，怕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健康。一天，她对贺龙说：“咱们两个今天开个夫妻娱乐会吧。我给你唱个歌。”说着，就为贺龙唱起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一开始贺龙还认真地听着，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来走去的现实所打破。贺龙挥挥手对薛明说：“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也清楚。”说着，两人都沉默了。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①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前文已写过的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②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而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剪辑、拼凑、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满心欢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来。贺龙拿来一看，是一种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说：“不能吃，你白白费了劲。”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说：“唉，空欢喜了一场。”
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地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一天夜里，他们都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于是，退了回去。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医生”走了之后，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贺龙向薛明谈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一天夜里，贺龙听到了雨声，便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吧，别淋着了。”哨兵到走廊里避雨之后，贺龙连声地说：“好，好，过来了就好。”
这个时候，贺龙还做了与薛明分开的准备。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薛明说：“我不能跟你分开，你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贺龙说：“要做最坏的准备哟！”又说：“你放心，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几天以后，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镜，回来时看到，屋里的地已经扫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竹竿上还晾了一件洗好的衬衣。她明白，这是贺龙在告诉她，让她放心，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分开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用力，最后的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贺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做了详细的回顾，让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贺龙的回顾，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为，这些材料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然而，贺龙写的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专案组十分惧怕，先则封锁，继而篡改。这可以从现存的专案组档案中清楚地看出来。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代，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8月12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他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8月27日，专案组没有将贺龙写的另一份材料原样上送，而是只做了摘要，并在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录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康生看后，先是批：贺龙“极不老实”。后在另一处批示说：贺龙写材料“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代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贺龙的不屈服态度，使林彪、江青他们十分恼怒，于是更进一步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讲过“对贺龙不保了”，因此贺龙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选举时，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政治局。这使贺龙进一步看清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他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在谈到另一个人当了中央委员时，贺龙说：“中央委员轮不上他，他没有本事。”又说：“不过，他可能是因为有所‘贡献’。”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揭发了她那么多严重问题，她能饶得了你？”薛明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累了你。”贺龙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党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第八章 49年周恩来组建政府揭秘：邓颖超决不能担任职务
核心提示：“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请：“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本文摘自《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作者：杨宗丽明伟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任总理，组建“内阁”，为安排民主人士煞费苦心
1949年10月1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个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上所受的深重灾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中华民族的前进的道路，并没有由此而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在迎来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经济建设和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
下午两点，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聚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
就在这一时刻，作为委员之一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任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
历史重担，自然且无可争议地落到了51岁的周恩来肩上。
就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一个多小时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人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于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
庆典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和全场30万军民以及来宾，着重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毛泽东的声音，很快通过电波传向中国广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国。
毛泽东同时还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这份公告当天还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通知各国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公告，给新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了两大艰难而紧迫的任务：
内政——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外交——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带向国际舞台。
这两大任务，对于刚刚上任的周恩来来说，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为完成这两大任务，从开国第一天起，周恩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从速组建政务院各机构。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阁”的组建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当务之急。
熟悉周恩来的人们知道，他早就扮演起了“内阁总理”角色，新“内阁”的框架结构，他已心中有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周恩来曾透露过：“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
机构有了眉目后，接下来就是确定人选。
新中国人才济济，但在政务院各部门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慎之又慎，他们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
原则定下来以后，便是一个个地确定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由周恩来直接提名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一些杰出领导人毫无疑问是政务院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员。周恩来陆续把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调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
新“内阁”选人，紧张而有序。在天安门广场庆典结束后的第18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备齐全。就在这天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对除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人员作了正式任命：
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
李维汉——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陈云——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
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
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谢觉哉——内务部部长
罗瑞卿——公安部部长
薄一波——财政部部长
叶季壮——贸易部部长
陈郁——燃料工业部部长
曾山——纺织工业部部长
杨立三——食品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兼轻工业部部长
滕代远——铁道部部长
朱学范——邮电部部长
章伯钧——交通部部长
李书城——农业部部长
梁希——林垦部部长
傅作义——水利部部长
李立三——劳动部部长
沈雁冰——文化部部长
马叙伦——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卫生部部长
史良——司法部部长
陈绍禹——法制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邹大鹏——情报总署署长
孔原——海关总署署长
胡乔木——新闻总署署长
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
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
这份名单，是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中多次征询意见、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最后敲定的。
在这份任命名单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较大的比重：4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21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3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煞费苦心……
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做出过应有的贡献，在新政府中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显然极为重要而又极为复杂。凭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和对各党派民主人士情况的了解，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认可。但要妥善地安排他们在政府中任职，还得做大量的工作。
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考虑到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有过水利工作的经验，因此周恩来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并把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调到水利部给傅作义当副部长、党组书记。
找来李葆华等人，周恩来特意交代，要协助傅作义先生做好工作，并说：水利部的人员配备中，“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了解周恩来这层意思后的傅作义，大胆地向周恩来举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另一位，则是年过70的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刘瑶章。新政府没有食言，很快按傅作义的意思将他们两位分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
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些是曾经拒绝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的。请他们担任共产党政权里的高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恩来等人于情于理的劝说下，他们最终同意“出山”。“出山”后刘瑶章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著名学者梁希也曾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经周恩来动员，他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两次亲自登门，请德高望重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出山”做官。
请别的人出任“内阁”成员，似乎好说一些，唯独黄炎培，请他“出山”“做官”，更是不那么容易。
众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当局就曾两次请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都被他拒绝了。内中缘由，连毛泽东都曾经不太明了。有一次中共中央在怀仁堂举行晚会，邀请了黄炎培，毛泽东特意走过去问黄：“黄任老，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黄炎培答：“我的信念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决不盲目服从的。”
可见黄炎培当初是以“信念”、“真理”为由拒绝北洋政府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旧政协组织联合政府时，又内定黄炎培等7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担任国府的委员和部长。黄炎培再次推辞道：“我已68岁，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
68岁，其实并非“老了，做不动”，究其原因，还是他内心的真实心态——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着他。
1949年3月，黄炎培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经周恩来等人的周密安排，摆脱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的。不久，他的二儿子被国民党特务以法西斯手段活埋。噩耗传到北平，黄炎培悲痛至极。这时，周恩来亲自前往黄的住地安慰，并告诉他：“中共愿与你永久合作。”通过对共产党的所见所闻以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接触，真理所在，黄炎培心中已基本有数。
新中国成立之时，黄炎培已是走过71年人生、进入72岁的老人。但他心中顿时觉得一片亮堂。应中共之邀，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10月9日这天召开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蒋光鼐、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人一道，被选为常务委员。
组建新的政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为做黄炎培的工作，周恩来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一番诚心诚意，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诚恳的周恩来，他一开始就有些犹豫：“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黄任公不老。”他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有违“为人民”的宗旨？……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
与对待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周恩来还与黄炎培协商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临走时，周恩来请黄炎培一并考虑。
共产党的道路，给黄炎培很多的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来说服了。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讨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政府总理两次登门，黄炎培感激不尽，他知情晓理，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黄炎培欣然同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两职。
对黄炎培而言，他并不是勉强同意出山的。他答应周恩来，是因为自己解决了“信念”和“真理”的问题。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变化过程：
使我认识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之所在……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请谁来担任农业部的首任部长呢？周恩来提了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就是李书城。党内有人对这一提名大惑不解，并提出疑虑：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周恩来坦然解释道：
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
大家恍然大悟，尽管不太熟悉，但最终还是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李书城入主农业部。
人们又生疑惑：为什么大家熟知的邓颖超却不在政府任职？建国伊始，党内外各方面的人物对邓颖超已是非常了解。她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广为人颂。
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
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不能这样做！”
他还有一番高论：“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请：“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这样一个周恩来，人们肃然起敬，佩服！
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总理周恩来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孙晓村称：“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
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来走进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上任以来的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
选择这里开第一次会议，恐怕有它的特殊含义。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位于中南海瀛台汉白玉拱桥的北侧，原先是中南海里的正殿。只因康熙皇帝为它题的殿额“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绪亲政以后，特别是在实行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经常把勤政殿作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绪变法失败以后，勤政殿不仅没有起到“勤政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满清腐败昏庸的见证。
直到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勤政殿才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不久，就是在这里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这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
走进勤政殿的新中国“内阁”成员们深知，周恩来意在提醒大家从此要真正地为民勤政。
在周恩来到来前后，新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们，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都陆续来到会场。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者都庄严地在政务院首次会议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每一笔都饱含着新一届政府官员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的信心。
首次与全体属下齐聚一堂，周恩来高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
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作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
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向全体委员介绍政务院组建的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等问题。
周恩来逐项细说：
——组织形式：政务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的首脑部。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以总理1人，副总理4人，秘书长1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不仅有它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又是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教委），另外还有人民监督察委员会（简称监委）。
4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3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成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40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人事安排：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3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并且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方面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中财委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人参加的较多。
有的人计较安排的地位，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现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
——干部来源：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
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
——合作共事：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党与非党或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还不习惯，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关羽，他不愿与诸葛亮合作，并且还曾向曹操投降。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地位和不肯学习等倾向。
……
听讲的人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总理周恩来对自己所领导的机构的要求是，必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达到有序而高效！
为使新政府这部机器尽快有秩序地运转起来，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报政务院批准。
当晚，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领导成员会议，确定当前必须抓紧做的工作。
晚上的会议做出如下决定：
——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
——为了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
——为拟定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
——即日起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
分别由陈云、董必武、黄炎培召集的三个专门小组，最终又统领在周恩来的旗下。
四天以后的10月25日，为解决工作条例等问题，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指导接受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条原则，主要精神是：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前由地方代管；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
由于华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构架已经归属于政务院，所以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在政务院下属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周恩来又于10月28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初步通过了《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
为便于外事工作，周恩来在第三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
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前三次政务会议开过以后，在全世界舆论焦点的关注下，在全中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中，政务院所属各机关，开始了紧张而有效的工作……
周恩来在组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的政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组织能力，很快为世人所共知。与他共事过多年的无党派人士、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长沙大火中，就对周恩来有过这样的感慨：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律吕。
在筹建新中国的日子里，郭沫若的这种感慨更深了。
从10月1日到11月1日，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政务院各部门从筹建到开始正式工作的时限。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许各部门去慢慢地准备；更不允许周恩来有半点松懈。
周恩来的“日理万机”，就是由这一时期开始的……
第九章 法国人亲述如何洗劫圆明园：那就像一场幻梦
在法国，有不少记实作者通过很多文章和著作，对圆明园大洗劫做了大量的记述和深入的评论。他们当中有：海军上尉巴吕、埃里松伯爵、保罗·瓦兰上校（又名杜潘）、贝齐亚上尉、乔治·凯鲁莱、查理·米特雷西和年轻的阿尔芒·吕西。他们的见证材料都很有价值。还有樊国梁主教，他在掠夺事件过去四十年之后，也写下了他的见闻。圆明园里那些令人不敢相信的奇珍异宝，使他们想到的是《一千零一夜》中所描绘的宫殿里的情景，这是他们最能想到的参照物。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巴吕所写的见证材料：“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使你觉得只能看，不能动。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就先动手了”。不过，巴吕没有说是谁先动的手……。
军医卡斯塔诺承认这样的事实：“作为讲述人，我们的态度不会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二十岁的莫里斯·伊里松，后于1886年即圆明园遭劫二十六年之后，写了一本关于那次中国远征的书《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他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作者叙述了在那几个疯狂的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一切，其中不乏炫耀文笔才华之意，但同时也是对在英国和法国因洗劫圆明园事件而引发的相互推诿的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些丑闻刚刚被人们遗忘。他的主要意图是要为那位法军主帅开脱责任，使之与后来备受谴责的掠夺和破坏行为脱离干系。
对于事实的真相，也就是法国人应负的责任，埃里松伯爵是无法否认的，但他想让其他主犯—英国人和中国盗贼，共同承担责任。他还谈到劫数问题，认为那场浩劫在所难免，谁也阻止不了。孟托邦和别人一样，目击了抢掠行动，但却无法阻止。对当时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孟托邦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而且为之感到痛心。但埃里松认为，对圆明园的洗劫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要是发生在战时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不过他谴责“糟蹋”行为，认为那是“犯下的唯一错误”。
埃里松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这起码是人们没想到的一点，在此值得一提。他津津乐道地对两个“联合的民族”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由此看来，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之规，就看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况且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当时掠夺者发疯般一涌而入的情形，埃里松也有描述，尽管不一定准确，但还是值得提一下。他说：10月7日下午三、四点钟，法英联军委员会在忙着清点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此时有些勤杂士兵在园里不停地出出进进，他们倒是向值勤的哨兵出示了通行证，然而每个人都带了些小玩艺儿出来。不用说，如此情景必然会激起那些目睹这样来来回回往外带东西的士兵们的贪欲。他们中有英军和法军的步兵、轻步兵、炮兵，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英国女王的龙骑兵，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兵；还有些是中国苦力。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等待机会进去。“有道是：最珍贵的被拿走了，我们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我们大老远来的，不是吗，是马丁还是迪朗？于是大家笑着，互相推推搡搡……秩序已开始有点儿乱了”。
埃里松继续写道：突然一声军号响，要调集一个武装的连队。发生什么事儿？原来是附近海淀附近的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对士兵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他们控制不住地你拥我挤，推开站岗的哨兵，“随后立即开始去拿各自中意的东西”。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要我们的人在这股人种大杂烩的人流中散去，不被其所裹挟，那就是要求他们具有超越人的力量去克制自己。于是，他们像寓言里的那条狗一样，它捧着主人的午餐，开始时是守着那份午餐，一旦发现餐食受损，它就会露出獠牙把它的那份吃掉。于是，我们那些军人同别人一样，跟着别人一起进去了”。
埃里松伯爵整个充当了他的主帅的辩护师。他断言，一切阻止抢掠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枉费心机，注定失败。这位宿命论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将军他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做什么？毫无办法，绝对毫无办法。如果他们想去阻拦，他们的威信连同远征的前途，还有他们的名望、荣誉及其手下人的生命，统统都会受到损害，甚至可能丢失殆尽。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所能做的只有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孟托邦尽了他的全力，都无法阻止自己的部下进入圆明园的大门。正如拿破仑一样，凭他近乎神一般的威望，也没能在滑铁卢溃败时阻止住他的部队后退。就这样，孟托邦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营帐里。格兰特也被手下的人甩在一边，独处大营。两个人都做得对”。年轻的翻译官最后这样说。他就是用这种宽恕的方式，证明孟托邦将军的确是无能为力，从而为他开脱了责任。
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孟托邦将军因被指控，让部下洗劫了圆明园。
当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兴致勃勃地在圆明园里大抢特捞的时候，莫里斯·埃里松他在干什么呢？他随他们进去，但他没有跟着去抢去捞！他进圆明园只是“作为业余爱好者，我双手插在衣袋里，决意对任何东西都不摸不碰”。然而为什么会有这般超然脱俗的表现？他说这并非出于德性。他不想把自己拔高，也不想被看作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甚至说：“我承认自己本来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从天子那儿拿走自己的那份金银财宝。我甚至认为自己会比其他多数人能略微多发一点儿财，因为我比我的许多战友有优势，我非常会判断物品的价值，我还有收集小玩艺儿的习惯，这对我挑选最珍贵的、又最不占地方的东西本来就是大有帮助的”。
他解释说，仅仅是某种愿望，或者说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利害关系，使他没有去抢掠。他是孟帅的秘书兼翻译官，两个人每天都打交道，关系密切，他对将军怀着钦佩和爱戴之情，他尤其不想做令将军不快的事。他看见将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苦恼，他不愿意增加他的痛苦。他感到如果自己放任和别人一样去抢去夺，肯定会惹将军生气。早在上海时，孟托邦对他的工作就感到满意，有一天曾向他许诺要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从那以后，他只梦想得到那个“系在红色波纹状饰带上的白色珐琅质星形小东西”。为了获得十字授勋，他打定主意不去发“一笔小财”：“啊，各种纯金的小宝塔！啊，各种钻石！皇帝完全可以留着，别人也完全可以拿走！这与我有什么干系？”他这样感叹着。他宁愿要勋章1而不要战利品！
埃里松就是这样以一个普通目击者的身份目睹了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他把此称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美梦”：“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忘都忘不了。人头躜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蜂窝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就挥斧把家具劈开。还有那么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绸缎床垫和皮货压息火焰，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皇家宫殿被抢劫破坏的悲惨场面令埃里松感到难受。他从宫殿走到庭院，观赏这座园林，觉得舒服些。不过他又看见到处都是跑动着的抢劫人群，他们“朝宫殿、宝塔、文源阁跑去。唉！”
夜幕降临时，埃里松才回到营房。他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从银质锅到天体望远镜，还有六分仪，五花八门，其实他们肯定带不走这些东西。他还特别强调了英法两个军营的不同之处：“英军军营里人也同样很多，但一切都极为有序。而在我们这儿，整个就是个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人家那边则把东西都码放在各个营帐里……”。
埃里松还把士兵分成两类：精明的（少数）和大小孩（大多数）。第一类人主要是偷偷地拿走首饰、现金、古钱币、糖果盒、鼻烟盒、成套的金质餐具、珍珠项链。其他那些人则被英国人慷慨地扔给他们的、欧洲产的诸如挂钟和自动机械物件之类东西所吸引。
正因如此，在圆明园前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是“难以忍受的、噪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埃里松继续写道：“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自己的东西：雀儿、八音盒、猴子、挂钟、钟表或是小兔什么的。那是个音响大杂烩，通宵都在响，什么声儿都有，叮叮，没个停的时候，还有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嘣断裂的凄惨声—发条上得太紧，东西断送在了外行人的手里。一帮懂点儿音乐的人敲着鼓，组成许多低音部，另一些善模仿的人打钹伴奏，加上以鸟儿的‘啾啾’声为主的八音盒和鸟风琴，交汇而成的一支支浪漫曲和四对舞舞曲；笛声悠咽，单簧管嗡鸣，第一弦琴‘嘎吱作响’。铜管乐器的直升式活塞短号和风笛在中间时不时地加入演奏，还加上单纯的士兵们如此易于满足而发出的开怀大笑声……”。
埃里松还写道，孟托邦将军在法军军营中，在扮成大清国官员或公主的士兵中走来走去，像父亲一般规劝他们把那些华丽俗气的旧衣服脱去，把那些笨重的战利品扔掉，并向他们许诺说，到了北京，他们会搞到更好的物件。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服从命令，把已经抱在怀里的东西包括满满一桶首饰统统扔到了地上。
那么这个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是谁呢？看起来，作者记得非常清楚。很多年以后，埃里松带着他的孙女到凡尔赛的大特里阿农庭园散步，他非常无意地把一堆小枯树枝点燃，这时，突然过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看护人。埃里松注意到那人带着一枚中国远征勋章，他就是那个没运气的炮手迪博斯克拉尔。这个老实人还记得与孟将军在一起的情景。他说后悔当时把自己的钱财扔掉了。他的一个炮兵战友从中国弄回来值30万法郎的宝石和珍珠，那人现在在歇尔省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的确，炮兵有方便条件，可以把他们的战利品藏在炮弹箱里，放在马匹拉的军需车里。
简直是梦魇的一夜……。
第二天，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四十八小时。
保罗·瓦兰是孟托邦任命的法方在战利品委员会的代表，他最有资格讲述他及小部队陪同孟托邦将军初访圆明园以及对圆明园一拨又一拨洗劫的情况。他竭力挽回法国人在此事件中的荣誉，而且显然想把英国人牵扯进去。
让我们听听保罗·瓦兰的叙述：“巡视者穿过一个庭院，只见前面有一平行四边形的建筑物，他们沿着宽大的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一宽阔的大殿。大殿深处放着一个其大无比的乌木宝座，雕以镂空花图案，做工精细绝伦。登上宝座还要经过几个台阶，台阶两旁摆着一排景泰蓝香炉以及上了釉的巨个大瓷昙，上边绘有各类飞禽走兽。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在殿内四周的搁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雕瓶、景泰蓝、彩釉瓶，所有的东西都大得出奇，美轮美奂；还有一卷卷的轴画，那是以中国人特有的细心、耐性和精密性绘制的，那是他们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留有许多皇帝的御笔亲题笔迹，用中国红雕漆装饰装订成册，盛在精工制作的书匣中”。“这座宫殿是统治千百万人的皇帝，在身着金丝线绣制、闪烁着珠光宝气的朝服的达官显贵的前呼后拥下，接见向他当面叩头拜见的外国使节的地方”。描写完这第一座御座宝殿，保罗·瓦兰又对第二座大殿进行描述，那里面也有一个御座，是皇帝进行一些不太正式的接见活动的地方。规模虽不如前，但更加典雅。
保罗·瓦兰越发眼花缭乱了。他在与这个宝殿毗邻的那些配殿里又发现了稀奇绝妙的东西，“到处都是装饰着宝石的金银器，嵌着密密麻麻的金银丝图案的刀剑；镶着绿松石和珍珠的金银托架，还有纯金的偶像，用天然珍珠串制成的花果、树木盆景，用各种最珍稀的材料混合绞制而成小殿阁。真是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保罗·瓦兰上校肯定地说，大家“在那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堆里走来走去，对任何东西都没碰一下。这是孟托邦将军的正式命令”。之后，他们一行人走到“一个岩石和假山环绕装饰起来的人工湖边”。有一座桥架在人工湖的供水渠上。跨过桥，来到第三座宝殿，它更小些，但里面非常高雅。作者大胆地设想道：“按照这个殿的大小、装饰和陈设，大家会想到，生活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的皇帝，对于他的父母和亲朋好友来说，应该可以重新成为一个世俗之人”。再往后就是皇帝和皇后的接见厅和起居室以及裘皮和衣裙存放间。
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不需要再去描绘那些宫殿里面的东西。要去形容那些物质的和艺术的珍品已感词穷。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当时那个景象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就是狂想也想象不出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
依保罗·瓦兰所说，在他们初次巡访的那天上午，直到十点钟的时候，被拿走的东西还不多。但是，这些巡访者的赞美之情很快就被一种“较为粗俗的感情”所代替，也就是“对看得眼睛发直摸得手心发痒的各式各样的财宝的占有欲”，塔克西尔·德洛尔如是说。保罗·瓦兰还提到，孟托邦将军曾允诺各部门长官每人可“选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作纪念”。他承认“贪欲”旋即就像脱缰的野马，先前安排海军陆战连队担任皇宫值勤任务，已经显得不够用。后来连值勤的官兵也抵不住诱惑！承认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贪欲比诺言来得更有力。抢掠就这样开始了。
保罗·瓦兰在为他们的行为做解释，找理由，也在为他们的行为开脱。而英国人活该倒霉，忘了会合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没能赶到现场应该受到谴责。“大家觉得，这些财宝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是征服得来的果实。我们是如约的捷足先登者，换成英国人，风度也不会那么优雅……。应该等他们来一起平分秋色，我们这样对待他们，而他们是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
保罗·瓦兰提到了英国人对河西务和张家湾的抢掠，当时我们的英国盟军并没有请法国人参加！法国兵因此而抛开了最后的顾忌，“个个欣喜若狂，打心眼里觉得这个所有权是无可争议的，而对它的行使容不得再迟疑，也不可再拖延”。
如果相信他的这些说法，那么抢掠行动完全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开始的。
保罗·瓦兰和埃里松伯爵一样，也对法国人和英国人各自抢掠的方式方法做了对比，他把这次大抢掠称为“大搬家”：“于是开始把圆明园的东西往外搬，但只是部分地搬，与英军必然采用的搬法非常不同。他们的习惯是无论在哪儿，只要他们能做到就全部搬走；而我们的士兵与其说是谋求私利的抢掠者不如说是挥霍者；他们在自己庄严的旗帜下，永远不忘廉耻心，他们拿到的财宝还不到他们可占有的十分之一。这样说的根据是：当时他们可轻而易举地敛取一笔财富，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想到要发笔大财”。
保罗·瓦兰的辩解，全部都是为了消除犯罪感和开脱罪责。他甚至这样写道：在那种情形下，好和坏都是相对的，“对某样东西手下留情就是德性”；正因为这样，法军显得“真的很无所谓”，因为他们并不是把所能拿走的东西全部带走！
保罗·瓦兰之所以执笔写作，可能就是为自己辩护，就是试图为个人开脱。这一点我们在稍后还会看到……。
他还谈到一件事：一名军官（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用蜡烛照明，发现了一个昏暗的殿堂。“当时他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极为精彩的场面！殿的左右两侧各立着一装饰绝妙的祭坛，祭坛上和旁边摆着精雕细刻和镶嵌着珍珠和宝石的香炉、烛台和纯金制作的大花瓶。其中一个祭坛中央有一金质遗骸盒，镶嵌着绿松石，因年代久远而泛着绿锈。盒里装着一尊黑石偶像，头部是动物—狼或者狐狸—的脑袋。盒上写有汉、蒙、满、藏四种文字，说明那是一个大军事头领献给某个死去千年的皇帝之物。遗骸盒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圣杯状的人头骨，莹莹烁烁地闪着宝石光……”这是皇帝个人的祭拜堂。
保罗·瓦兰继续向我们叙述他在圆明园的巡访情况：“圆明园后边是一个更大的湖，周围有三座建筑物：右边一个为文源阁，里面收藏着大量的文书档案和中国墨盒，还有一些艺术品；另外两个建筑物里全是贵重的家具和织物。随后进入一大片渠、湖、山组成的迷宫，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工修造的，其中散落着一些配殿，因长期无人居住，改做了仓库”。
最后他还提到，在一个著名的欧式宫殿，即乾隆年间由郎世宁和蒋友仁神父主持建造的，仍隐约可见挂过的壁毯残迹：“在这些宫殿中，有一个殿是按照路易十五时代风格建造的，好些房间饰满了巴黎戈布兰花毯厂生产带有法国徽章的花毯；这些戈布兰花毯是1767年法国王室送给乾隆皇帝装饰欧式宫殿用的。墙上挂着亭亭玉立的法国宫廷美女肖像，下方还有她们的名字。但是，花毯和画作都已破损、撕裂，好像是被遗弃很久了”。再远处，有一座很大的宝塔，塔上有许许多多小塔，宝塔内摆满了奢华的祭品。里面还存放着一件精美华丽的铠甲，头盔上镶有一颗象鸽蛋那么大的真珠。有那么一件铠甲送给了法国人的皇帝，但没有珍珠，路上丢失了……。
这个宝塔对面有个殿，已经改作库房。里面的丝绸布料和丝绒绸缎衣袍不计其数，衣袍上面均用金丝线挖花织制，且镶有五条龙，那是皇帝的专有标志。然后是皇帝傧妃的后宫，坐落在一个大湖的湖边。“所能想到的最罕见、最珍贵、甚至最奇特的属于女性的幻想和优美，集此一身”。
保罗·瓦兰的文章以这一优雅的语句作为结束。他的记述既有对形势环境的描写，也包含着一些有教益的东西。
工程兵上尉贝齐亚的日记是1903年他死后发表的，其中说到圆明园里还有许多地方都没能搜索到，特别是一些庙宇，那里面珍藏着很多用宝石镶嵌的偶像。他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将近半夜，军中一个有身份的人牵着几匹骡子进了皇宫，把在未搜索到的地方偷的物品往骡背上放，有人算了算说那人甚至搬了两趟。但最引人注目的绝对是那桩魔术般的事件：10月8日晚上，那些要分给部队的三分之一财宝，在皇宫和指定的分发地点之间这二百公尺远的路上，楞是被人搬走。不幸的是事情无可怀疑，接连往车上放了两批金条，这是被人看到的。有人还提到，一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可能为此失窃事件开了方便之门”。
贝齐亚上尉提到的那位“军中有身份”的人是谁？所有的目光都盯着保罗·瓦兰上校。那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又是谁？
夏尔·米特雷西则力图尽量缩小劫掠行动的规模。他肯定地说：“每个人只能拿自己的那份东西，以能够带走为限，每一份东西都很少”。他还说，士兵把余下的贵重丝绸拿来当包袱布用的情况并不多。
乔治·凯鲁莱是葛罗男爵领导的使馆外交官，他因职务的关系而不能去搞这种大捞特捞的事，对此他遗憾不已。他在北京安顿下来，就跑到法军军营去拜访他的朋友，观看他们抢来的珍宝：“他们个个都是一副诡秘的样子，跟我们讲他们在中国的阿拉丁神宫搞到了相当于十几万法郎的东西。张口闭口就是几百万、金条、绿宝石、珍珠、景泰蓝、玉器。那些当兵的为眼下抢来的东西而发愁，巴不得把它们都卖掉，卖给我们这些没法去发财的人，而我们呢，只能花钱去买军队不屑要的那些东西”。
凯鲁莱对那场大掠夺的法律依据不以为然，他只是为珍宝被糟蹋而惋惜，但他也认为大掠夺是难以避免的：“听到他们一个个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黄金乐园里的奇珍瑰宝（由于一时的狂热和冲动，确实是夸张了），我们开始感到遗憾：战争的需要没能阻止对那些数量相当可观的财宝的挥霍……不过，还能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分散在十六平方公里的宫殿中的所有东西都清点一下，然后让两国军队瓜分，再按军衔高低分给个人吗？不能，绝对不能！”
事件发生四十年后，樊国梁主教写下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里面有不少趣闻轶事：“听一个士兵讲，当时他想抓一只藏在沙发下的小狗，手却碰到一个大铜环。他挪动沙发，拉开那个活门，那只是片刻工夫的事儿。小密室里有两个匣子，里面装满镶嵌着珍珠和钻石的钟表。他腾空背包，在战友们到来之前，把那些宝物迅速地装了进去。‘关了我两天禁闭，’他说，‘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那包东西卖了两万五千法郎。’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选择，只不过智商程度不同；行家们专买士兵们抢来的最好的东西，也仅花几个硬币而已。很多人的羊毛长袜以及骑兵的背包里都装满了宝石。尤其是食品店和小卖部的管理员个个都发了财。据说，有个士兵用一尊纯金的菩萨像换了一杯苦艾酒。菩萨像的肚子里经常藏着宝石和金条，所以，对那些大肚弥勒佛，我们的士兵少不了要捅上几刀”。樊国梁主教和其他的见证者也都证实，掠夺者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所有财宝带走。
阿尔芒·吕西的证词的价值在于其坦率，可以与保罗·瓦兰的证词联系起来看。阿尔芒·吕西对他积极参与对圆明园的掠夺毫不隐讳。9月1日进入天津时他就有明确的打算，他承认在天津什么都没买，打算以后再说……他写道：“要是说有抢劫的话，我只是在对北京掠夺之后或者说在那期间，搜罗了一些小玩艺儿。那样比较不费力气。此外，我觉得实在漂亮的，就捎带弄上两三件皮货和几件瓷器，否则我是不要的。大家都说那几天的机会实在太难得”。
阿尔芒·吕西一看见圆明园就开始赞叹：“我为我看到的东西而震惊，瞠目，惊呆！现在《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两天中，我在值三千万法郎的绫罗绸缎、金银首饰、瓷器、青铜器、雕像中总之是在珍宝财富中倘佯！我想，远自蛮族对罗马的洗劫以来，没有人见到过这样好的东西”。“见鬼！我怎么突然跟你讲起后来这些事？”他在10月7日给他的“好爸爸”（他是这样称呼的）的信中这样自诘道。我们理解他的困惑，因为他要讲的都是些微妙敏感的话题，而他这个人又天真得出奇。
阿尔芒·吕西陪同孟托邦将军进入御座宝殿，“绝妙的雕刻品”、几百年的景泰蓝大花瓶以及“精美的青铜器”，比比皆是。他肯定地说，他看到巴特尔准将及其手下的军官毫无羞耻地、自顾自地、“毫不客气地搬东西”。一项他先称之为“艺术性娱乐”活动，很快就变成“具有传染性的”活动。比如，他眼看着一本封面烫金镶着宝石的书，还有一些漂亮的景泰蓝小烛台，一转眼就不见了。他还谈到安在宝殿旁边的小祈祷台正中央的一个纯金小宝塔，它上边的宝石和真珠都被抠走……说是防备丢失！
接着，他又进入另一个更加富丽堂皇的御座大殿，四周是小陈列室，其中一间满是首饰。一个司令部（他避免提孟托邦的名字）的上尉和他自己，每人各拿了一只“很难看”的表，这还不算，他又无所顾忌地拿了“几枚中国砚台，也就是御用墨宝”。阿尔芒·吕西和另一个英军翻译官共同瓜分了一本用朱笔批写的文书，那是皇帝的亲笔批示。后来他将此物丢失！他继续“踅摸”东西，终于弄到两把扇子，其中一把是象牙的。他居然恬不知耻地说：“总之，每个人都弄到自己的一小份东西，可惜事情来得那么突然，谁都没能拿得更多一些”。
下午，大洗劫还在继续，阿尔芒·吕西仍在里面“踅摸”东西。他向他父亲这样描述当时文物遭破坏的场面：“我找到皇家的家具库房，我们的士兵正在那里抢东西，那场面很特别，令人遗憾又感到滑稽可笑。东西几乎完全被砸碎，这是士兵们的一种奇怪的乐趣，他们在挑选东西时表现出极为荒唐的癖好。有几个很漂亮的景泰蓝，我给护下来。但是如何处置呢？我还看见一些非常精致的瓷器被摔得粉碎；还有些很古老的漆器、碎纹瓷、象牙制品、玉器，被砸得碎片满地；有些人拿彩釉花瓶当球耍。看了真叫人难受，为那些东西感到惋惜！再远处是一座丝绸库房，我回去给你看看从地上拾起来的四块货样。齐脚踝深的制作精美、用金线挖花织制的绸缎堆了满满三个大院子，奇光异彩，华美绚丽，令人难忘。然而，有人用每米值五个多金路易2的锦缎当包袱布用，把他们抢来的小玩艺儿包起来！”
阿尔芒·吕西还谈到御座顶上的华盖：“我不知道那是用什么贵重木材雕凿而成的，那雕刻真是了不起，全是中国稀奇古怪的东西，极尽想象力；还有特别怪诞离奇的洛可可风格图案，与出人意料的精巧、品味颇为高雅的装饰结合在一起”。他本来很想把那件“独特的东西”带走，因为没有手推车，只好放弃！第二天他弄了辆车子又去了，然而那华盖已经七零八落。他还提到有不少精致的戈布兰挂毯“都被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都不翼而飞了……他是继保罗·瓦兰之后，又一个发现那些路易十五时代的宫廷美女图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人。
阿尔芒·吕西骑马走到一座“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宝塔前。那宝塔建在一座假山上，登高望去，景致美不胜收：“一座座宫殿，一泓泓湖水，湖中荡漾着经过粉饰装潢得五彩缤纷的船只；湖中有一小岛，上面是后宫”。这是人们所能见到的一处最漂亮的景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他这样断言道。
他瞥了一眼马戞尔尼勋爵赠送的车子和鞍辔。就在这座宝塔里面，他发现有“好几套镶金银宝石的马鞍”，还有“两座非常漂亮的青铜怪物”。因为没有办法把他们弄走，他只好在上面画了个十字。在返回的路上，他看见几个中国人用一辆大车载着他们的家人走过。阿尔芒·吕西上前强行征用，强迫这几个倒霉虫去帮他拉他的战利品。他在吹嘘他那些可怜的军功，承认他的行为（想起关于最近那次意大利之战的记述？）“就像奥地利人在伦巴第”。像这样强行拦车的人不只是阿尔芒·吕西一个人。他还若无其事地说，在往回运战利品的时候，他还遇到“另外四辆大车，命运都一样，都是以皇上的名义”……。
但事情还没完。他的战利品又多了一件浅灰貂皮衣（是另一个士兵拿不了送给他的），还有一些金银首饰、珊瑚项链以及一个从御座上抠下来的绿宝石……他为没能带更多的东西回来而感到遗憾。
如果说经过两天的抢劫，“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象个巨大的旧货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毫不为奇，阿尔芒·吕西也如是说。
对那“别具一格的”景象，保罗·瓦兰多有描写：“法军宿营地出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奇特最热闹的景象。帐里帐外堆满各式各样的珍稀物品，这是一日之间发的横财，盯着它，寄托着多少梦想……人们看见那些士兵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缺乏远见，生性破坏，考虑不到行军劳苦，把丝绒绸缎往背包里猛塞，就好象只要走那么一程路就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家乡人似的。后来，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各处都是些豪华家具、丝绸，以及皇帝傧妃们的那些以金丝线绣的裙袍，再就是眼巴巴看着这些东西带不走而挂在脸上的一副可怜而又可鄙相。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不屑一顾，因为那东西份量太重。拿价值四百八十法郎的一块金条去换几瓶烧酒或者苦艾酒，这样做的士兵不止一个两个”。
巴赞库也描写过法军军营令人惊愕的场面：“那里营地看上去根本不象军营，怪诞得出奇。加金丝交织的织物、五光十色的丝绸锦缎、艺术品、青铜器、极为精致的宝物匣，统统堆在营帐前，有的被撕裂，有的东西只剩下半个。士兵们蹲在地上，用惊诧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奇珍异宝，那都是掠夺来的、要统一瓜分的战利品”。
10月9日
第二天，法军撤离海淀村和圆明园，向距那里三公里左右的英军靠拢。英国人一直驻扎在北京城东北边。法国军队横跨通往安定门的大路扎下军营，就在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大营里边。粮食供应开始出现不足，不过大家能够猜想到，孟托邦将军不会因为离开一个遭到合乎规则抢劫的地方而遗憾。如果埃里松伯爵说的是真的，那么包括皇帝寝宫、召见大殿以及御座宝殿在内的所有建筑物都已经一片狼籍。但是所有的宫殿、宝塔和文源阁本身都完好无损。
保罗·瓦兰为这次撤兵感到惋惜，他认为为时过早。这其中可能有个人的考虑也可能有利益关系……他承认这是因为部队供应短缺造成的。他感到遗憾的是，如果有深谋远虑，本来可以很容易从砖瓦厂的那个村庄弄些粮食和食品，因为那里有仓库。那样的话，就可以在圆明园附近多呆上几天，“就可能从里面多发现些东西。说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经常的驻地仅有我们的士兵在皇后的寢宫搜罗到的那些金条，那有点儿不可想象”。所以，保罗·瓦兰为自己没有时间好好地寻宝感到惋惜。
他尤为懊恼的是如果推迟撤军，法军就可以把那一大批不得不放弃的珍贵的青铜器和其它艺术品装在军车上运走，结果却让英军和一些中国盗匪占了便宜……
掠夺的赃物到底有多少，阿尔芒·吕西提供了一个概念。他发现“军队特别有眼力”。“我们没有带车子来，但是三百多辆车装的全是战利品”。所有的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还都背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甚至强迫可怜的农民来为他们背东西，“然后用手牵着这些‘运输工具’身后的附属物（中国人后脑勺上的长辫子！）。这些士兵还得意忘形地嘲笑那些把什么都背在自己身上的战友”。伴随着上述画面的还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沙文搬家公司及其合伙人”。不敢恭维的幽默！
巴赞库也有这样的叙述，很多中国人“为穷困所迫或受金钱诱惑，完全象牲畜一样扛着那些沉重的行李包跟我们走”。
随军新教神甫朱雅出于天主教道义情感，哀叹道：“那些可怜的中国人为了一块剩面包或者一块饼干，就让士兵把自己的发辫系在他们的衣扣上”。他不愿意看到那些中国人“背负着士兵的一部分装备”，跟在他们身边艰难行走的样子。他由此而看到，由于中国统治者沉湎于各种欲望而腐败，使穷苦的中国老百姓地位卑下，受尽奴役……
他不失时机地以廉耻之父的口吻教训道：我们在圆明园找到了“大量淫秽的东西”，这些发现只能“证实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已经堕落成令人恶心的耽于声色之徒的说法”。为了自我安慰，他断言，这些东西只有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商业价值：“我们的士兵想不到除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工业珍品之外，其中还可能会有一些只能让人产生异嗜癖梦想的东西，当他们明白这些装满淫画的盒子值不了几个钱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失望。那些盒子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暴露这些东西的主人的耻辱”。
此外，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以另一种笔调写出他在圆明园大掠夺之后的伤感情绪：“我们撤出那些被蹂躏、践踏、掠夺的宫殿，心里充满凄凉感，因为那场面真是令人哀伤，好好的珍品，好好的瑰宝，那么快那么突然就成了一堆垃圾”。
最后，让我们听听贝齐亚上尉是怎么说的吧，他比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心情更加沉重：“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战争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
第十章 “走麦城”背后的隐秘：刘备为何不救关云长？
核心提示：不能就此认定刘备是在借刀杀人除掉关羽。刘备确实觉得关羽是个问题、是个麻烦，但他还不至于采取弃荆州、杀关羽这种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倒也不能说完全不可取、不划算，荆州毕竟已经是块鸡肋。重要的是刘备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想法，即使有这种想法，其可行性也相当低。这是因为要最后达到弃荆州以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汉江的大洪水淹掉于禁七军，这纯属意外；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这也并非刘备的指示；如吕蒙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江陵、公安，这也不是刘备能预料的。这些随机性因素只要有一件没有发生或发生转向，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天壤之别。刘备不支援襄樊之战，仅仅是希望能够阻止关羽扩大战果，并不希望他全军崩溃，荆州易手。后来形势的变化之快，完全超出了刘备意料之外。谁也没有想到，江东军队会不费一枪一弹袭取关羽的大后方。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之后，遭遇江东集团的偷袭，后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镇瞬间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于临沮被俘，随后遭到处决，传首于曹操。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亦有迁都之意，到全线崩溃军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战争史上虽非特例，但也实属罕见。探究关羽覆败之谜遂成后世史家莫大的兴趣所在，各种解释也就应运而生。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三种说法：
关羽负责说。这种说法认为，荆州覆败这件事情乃关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性妒前”，骄傲自大，又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遂致荆州军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丛生。同时还拒不执行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已制定了的联吴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对孙权主动联姻的提议粗暴拒绝，且振振有词，曰“虎女不嫁犬子”。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实际上死在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性格上面。
诸葛亮负责说。这种论调最近较热。持此观点者认为：从水淹七军到军败身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荆州，这种现象太反常了。而作为刘备身边的主要智囊，亲自制定了“跨有荆益”的集团版图的诸葛亮，面对发生在荆州上空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向刘备提一字半句的判断和建议，这更加反常。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诸葛亮缄口不言的沉默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是在玩忽职守，而且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刘备的贴身秘书，而且还要成为刘备集团的总经理，但很长时间里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关老二成了他必须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刘备在世之时，这道障碍已经如此顽固；刘备去世之后，其棱角势必更加锐利与突兀。所以，当荆州上空危机四伏的时候，诸葛亮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他决定见死不救。而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刘备对荆州局势的恶性发展掉以轻心，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最终铸成恨事。
刘备负责说。这种观点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种观点将成都方面不发一兵一卒救援荆州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刘备身上，而不是诸葛亮。此观点认为不救关羽是刘备的意思，而不是诸葛亮所能左右的。刘备的用意是欲借江东集团之手除掉关羽，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继承人刘禅扫清障碍（潜在的权臣）。肯定这种观点，直接面临着两个需要解释的难题：第一，设若真相如此，该如何看待刘备和关羽之间所谓的“恩若兄弟”、“名为君臣，实犹父子”的亲密关系？第二，以这种方式除掉关羽，其代价是弃荆州予江东。对这种巨大的代价，该如何理解？
我尝试着就此作出解答：
其一，刘备能够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将“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的养子刘封处死，可见紧要关头儿女情长坚决地服从于政治利益是刘备的基本行事准则。刘封之于刘备是养父子关系，关羽之于刘备是义兄弟关系（当然，他们之间没有举行过桃园结义的结拜仪式），二者具备了相当强的可比性。刘备既然能够忍痛杀掉养子刘封，自然也就具备了借刀杀人除去关羽的可能性。
其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刘属荆州的价值。自刘表死后，一直到关羽覆败，这段时间荆州始终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早是刘备、刘琦、刘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战以后，变成曹操、刘备、孙权之间的三足鼎立。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整个南阳郡和南郡的一部分及江夏郡的一部分。孙刘双方战后就分赃问题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协商与调整（详见本刊上半月《刘备故事》系列），我称之为“第一次荆州之争”、“第二次荆州之争”。建安二十年，孙刘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所丢失掉的那部分荆州。就面积而言，仅占整个荆州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荆襄七郡：南阳郡、江夏郡、南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刘属荆州仅仅拥有半个南郡、一个武陵郡和一个零陵郡）。
除了面积的大小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立体考察刘属荆州的价值的大小。荆州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偏重于北方的襄阳、宛城，这些重镇都被控制在曹操的手里。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南阳郡人口为243万余，长沙郡人口为105万余，这些人口大郡都不归刘备所有（虽然这不是汉末动乱之后的数据，但仍不减其代表性）；荆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荆北乃荆州人才的渊薮，刘属荆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开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蛮荒之地。和曹、孙两家相比，刘属荆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刘属荆州在经济上也极其落后。《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昊，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位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长沙郡物产富饶、人丁繁庶，乃千年鱼米之乡。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二分荆州，将原属刘备集团的长沙郡划归江东。自此之后，荆州军团的后勤补给便不再能够自给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关羽统率下的荆州军团实际上成了刘备的一大负担、一个包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荆州已经成为他的不能承受之重，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扔掉这块“鸡肋”的同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关羽这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素，也许，刘备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重新评估刘属荆州的价值，对我们重新评估失掉刘属荆州对日后诸葛亮六出祁山问鼎中原无功而返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大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两种解释究竟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我们回过头去全面考察关羽其人，考察他与刘备之间的关系，考察他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
刘备和关羽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大致上，他们之间存在着这么几种形式的关系：
君臣关系。千百年来，关羽都被视为忠臣义士的榜样，进而被历代统治者广泛宣传，封帝封圣。这种关系没有疑义。
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最早由陈寿确立，他在其《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如此描述：刘备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父子关系。和关羽同时代的曹操晚期的重要谋士刘晔如此表述：“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陈寿以蜀之遗民的身份撰写《蜀书》，总结刘关张三人之间“恩若兄弟”，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但刘晔的判断也不容忽视。作为曹操的心腹谋士，职业决定了刘晔必定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对刘备、关羽这样的风云人物，他的关注度必然极高，所以他作出的判断的可信度也是相当高的。在关刘关系上产生这样的分歧，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表明，在三国年间，所有人都无法否认关刘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的同时，他们对两人之间这种亲密关系的定位却又很模糊，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因为他们都忽略了（或者是回避了）关刘二人之间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合伙人关系。
关羽被当做一位榜样性的忠义之士，被供入神庙、供上神龛，已经千余年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关羽在公是刘备的下属、臣子，在私是刘备的义弟，而合伙人关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台伙各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辖制谁、谁服从谁的问题。所以，贸然说关刘二人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恐怕一时之间难以被人接受。然而，这却并非荒诞之论。
早在刘备“于乡里合徒众”拉队伍的时候，关羽就作为一个合伙人的身份出场了：“羽、飞为之御侮。”刘备无官无爵无名无财，单凭一己之力创业，是极其艰难的。史书记载关、张二人如此侍奉刘备：“而稠入广座，侍立终日。”这种情形发生在刘备做了平原相之后。这是否意味着关刘二人已经由合伙人转变成了上下级了呢？没有。“侍立终日”的情形只发生在“稠入广座”之中，一旦到了私下里，状况就完全变了，变成了哥仨同床共枕，“恩若兄弟”了。“稠入广座”之中的恭谨与卑顺虽非全是虚情假意，但也有着很浓的作秀成分。共同创业也得在外部交涉、内部管理的时候有个领导，不能谁都去抛头露面，谁都是决策者，谁说了都算实际上意味着谁说了都不算。哥仨中间数刘备学历最高，也最年长，理所当然他是老大。平原相这份利润是哥仨一起努力奋斗赚回来的，但只能有一个人去配印带绶，理所当然，官也是刘备去做。这种平等的合伙关系一直贯穿于他们创业的始终。
建安四年年底，刘备背叛曹操，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以羽领徐州”，自己则返回小沛（豫州境内）。关羽领有徐州，刘备则身为豫州刺史，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而易见。建安十三年，刘备自樊城南撤，以避曹操之锋芒，自己率步骑兵团由陆路南赴江陵，另派关羽率领水军顺汉水南下夏口。这种分工也体现出一种平等关系。定川之后，刘备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之意。其时刘备集团仅有益州、荆州二州之地，刘备自己直接据有益州，而将老根据地荆州（尽管不完整）交与关羽打理，这种利益分配又一次体现出了平等的味道。
还有一些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
建安十三年，刘备被曹操追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飘摇江渚”之际，关羽对刘备“怒曰”：“当日在许都的时候，你如果听了我的建议，在打猎的时候趁机杀掉曹操，我们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面对关羽愤怒的牢骚与抱怨，刘备倒是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好脾气，他辩解说：“我当时也是为国家可惜他这个人才。如果他走正道，未必就不是汉室的福分。”
一个“怒”字，尽得风流。关羽的愤怒和牢骚满腹不是臣属对于人主的态度，刘备的和颜悦色、没有脾气也没有上级对下级的感觉。
从关刘二人这种集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和合伙人关系于一体的、有机的、特殊的关系出发，那些发生在关羽身上的我们已经熟知了的轶事，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解读角度。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随后刘璋开城出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远在荆州的关羽颇为不爽，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应：“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接到关羽的来信，诸葛亮也有很得体的表现。由于知道关羽为人“护前”，容不得别人强过自己，诸葛亮如此回答：“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得到回信，关羽相当高兴，“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这件轶事，乍读之下，第一感觉就是：关羽这个人过于自负、骄傲、目中无人；诸葛亮为人圆滑，精通看人下菜碟之术。但是，在许多历史轶事中，第一印象往往只是假象。这是读史的基本经验。
成都顺利投降，马超功不可没，所以刘备随即予以嘉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不久就发生了关羽“问马超”之事。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马超所督的“临沮”，在荆州南郡域内，属于关羽的辖区，日后关羽父子正是葬身于此。刘备既然已经拜关羽“董督”荆州之事，让他全权负责荆州事务，却又在这个时候将马超这颗钉子插到临沮，关羽恐怕不会乐意，其不满可想而知。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只看到了陈寿就此信内容所作的一个总结：“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是不是关羽此信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我持保留态度，因为阅读此信的角度有所不同，结论自然也就可能南辕北辙。
我揣测，“问超人才可谁比类”其实只是表象，在这种看似“护前”的询问背后，关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云山雾罩，另有深意。这深意是对刘备安插马超“督临沮”的不满，是委屈的牢骚，是委婉的抗议，是隐讳的试探。显然，诸葛亮也读出了关羽信里的情绪。
仔细咀嚼，我们会发现，在他那封简短的回信中，最紧要之处不是最末那句“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而是之前的那句“黥、彭之徒”。黥布、彭越是西汉初年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二人再加上韩信，占据着汉初优秀军事将领的前三甲，为刘邦消灭项羽，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三人均分茅裂土，受封为王。诸葛亮以马超比黥、彭，又强调关羽胜过马超，其实是在暗示：关羽在刘备集团里面的地位，超过了黥、彭之徒当年在刘邦集团里面的地位。比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地位更高的，那就只能是人主，是君王了。
但是，人主、君王的位置已在刘备的屁股底下，关羽是没有希望了（他也从来没有如此希望过）。诸葛亮话里的弦外之音实际上是告诉关羽：主公从来都没有忘记你们当初共同创业的往事，没有忘记今天这番事业，是你们共同打拼下来的成果，主公从来没有将你简单地当做下属看待。关羽的抗议和试探取得了他希望得到的答复（诸葛亮作为刘备这条鱼的水，他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刘备的意思）。马超终究还是没有去临沮上班。
有人恐怕会如此怀疑：作为一名雄武过人的武将，关羽会有这么多的心眼吗？会这么费劲地、云山雾罩地说话吗？答案是：会。关羽有读《春秋》的爱好，吕蒙称赞其“讽诵略皆上口”，颇有造诣，自然对于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声东击西、欲语还休、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相当熟悉。他会给诸葛亮去一封云山雾罩的信，毫不稀奇。自然，他也能够体会出诸葛亮的回信中的隐意。所以“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其心情之舒畅、神态之得意，即使隔了千年，读来也仍跃然纸上。
然而，诸葛亮这样的“纵容”却为关羽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武将方面，设前后左右四位名号将军。刘备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对刘备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刘备回答说：“吾自当解之。”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又开始闹起了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的印绶。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词劝服了关羽：“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傲黄忠”之事表面上看似乎又一次充分表现了关羽为人的骄傲和自负，但如前所述，历史轶事中的真相往往远离表象或者第一印象十万八千里。在我看来，“傲黄忠”事件中，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关羽，无论是刘备还是费诗，都没有在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说话，他们的话里都藏着弦外之音。
诸葛亮所担忧的并非关羽不服黄忠，以功劳而论，定军山一役，黄忠力斩曹军的大将夏侯渊，已足以令其无愧于后将军名号。关羽所谓的“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其实也并非真的认为黄忠没有荣升为后将军的资格。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备平定益州之时，关羽就已经与黄忠名位相齐了，其时关羽为荡寇将军，而黄忠则被拜为讨虏将军。荡寇讨虏，级别相等。关羽那个时候不发飙，却在此时跟黄忠争意气，跟刘备闹别扭，实际上另有原因。我们知道，在此次大封功臣之前，关羽的官职爵号并不显赫，这是由于刘备集团的一哥刘备的爵号也不过是个左将军。那个时候刘备集团内的官职爵号也不规范，所以官职爵号的大小尚不足以体现其人在集团内所处的位置。但是，当刘备正式自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官职爵号的规范化使得官衔的大小开始直接体现出交椅的先后。之前关羽爵号虽不显赫，但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他在集团内部的二哥的地位，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越过他。这可以从刘备留他镇守荆州这一点上得到印证。
人们始终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误区：关羽是在诸葛亮率军入川之后才得到机会接掌荆州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的错觉。其实，从一开始，关羽就是刘备心目中敲定了的镇守荆州的人选。刘备深谙权术之道，诸葛亮在荆州拥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和影响力，这些优势既是刘备所要利用的，同时也是刘备所需要防备的。他得到益州之后不会放心将诸葛亮单独留在荆州，那样荆州极易成为独立王国。入川是诸葛亮的宿命，而镇守荆州则是关羽的宿命。
但是，刘备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却是对关羽在集团内部二哥地位的一种隐形的打压。四将军中虽然仍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却已无形中上升到了和关羽相同的台阶之上。列朝站班虽仍有先后之分，却已消弭了上下之别。这才是关羽最不满的地方。这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他那句“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牢骚，其实并非认为黄忠不够资格充任后将军，而是委婉地暗示自己所受封的官衔不应当仅仅止于一个前将军。前将军之上，从低到高尚有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大将军等官职，关羽所希望的，是刘备能够将自己和张、马、黄诸人完全区别开来，而不仅仅是在同等级的班列中站在前排。
但是，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班同列，其实正是刘备煞费苦心的安排。今时不同往日，昔日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早已成了过眼云烟，如今摆在刘备面前的，是一片大好的蓬勃向上的基业。刘备为什么要称王？关羽恐怕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称王并不仅仅是因为“王”比什么将军啊州牧啊听起来更有气势，更加唬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和集团内的官员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幕僚的层面，幕僚们需要对寄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要远小于臣属们需要对人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譬如：幕僚们可以随时凭自己的喜好离开寄主另投他处，没有人指责这种行为是背叛，但臣属却不能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幕僚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关羽是最大的绊脚石，许多年以来，他和刘备之间的关系始终闪现着合伙人的端倪和迹象。刘备将关羽归人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破例让他独树一帜，正是冀求通过这种隐蔽的手段，勘定出关羽在集团内应处的新位置。
对刘备的这番煞费苦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诸人之中，以黄忠声望最低，如果关羽要在这件事上闹别扭，无疑，肯定会从黄忠身上人手，黄忠是最好的借口。诸葛亮最末来了一句：“得无不可乎？”意思是：非得这么于吗？诸葛亮的口气，似乎是在劝刘备向关羽妥协，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所以刘备也没有什么好气地回答他：“吾自当解之。”我自然有办法解决，不用你操这份闲心。
刘备解决的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费诗的那番说词大概是刘备授意的，对关羽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手段。软的方面，先是好言安慰。以萧何、曹参之于刘邦，比喻关羽之于刘备，而将黄忠诸人喻为陈平、韩信。这种比较既是在宽慰关羽，勿以爵号论亲疏，同时也是在敲打关羽，注意学习萧、曹如何侍奉刘邦，提醒他注意君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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