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创意的诞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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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试读：

激发国人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制胜未来的基石。巴拉克·奥巴马国情咨文演说，2011年1月

早在2006年夏天，我开始创作第一本关于创意以及环境是如何激发创新的书籍，那是我首次明确地就创新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过，事实上，直到写完那本书，我才意识到在过去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我其实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创新进行搏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20多岁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一个容易患得患失的本科生，修的是英国文学，却被硅谷的数字革命所吸引。从那以后，我所有的书籍都着重于描写创意和它的革新力，例如科技、政治或娱乐行业的创新——其中有一些是近期的热点，还有一些则有着悠久的历史。

创新的漫长历史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我在创作有关创新的书籍时，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创新并不存在特别的时效性，也不见得和21世纪的时代文化有何迥异之处。当然，我们总是大肆地赞扬，甚至神化如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一类的企业家。不过，在此之前，这种赞扬和崇拜同样属于托马斯·爱迪生和本·富兰克林。在创作有些书的时候，我是有意识地把它当作时代精神来创作的。而创新并非如此。事实上，创新不是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历久弥新的恒长——这也是我所发现的创新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个特质。

之后，随着世界经济开始走出2008—2009年的大危机，而我们也希冀从一片废墟中探寻出一些线索，得以解释我们之所以被如此巨大的危机所席卷的原因（或许这些线索也能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让我们不要在未来重蹈覆辙），似乎有什么悄然发生了。在经历了10年的金融伪创新之后，信用违约掉期（CD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让房产泡沫严重膨胀，甚至于当房产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时，差点就摧毁了世界经济。人们突然就发自内心地明白了，经济增长必须重新依赖于创造有价值的事物，不管是电动车还是数字代码，而不能仅仅依赖于通过复杂的衍生计划来创造虚拟价值。

我在美国直接见证了这一改变，比在英国更明显，不过，我怀疑这一观念的改变已经席卷全球，创新似乎已经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了：公立学校的管理者、风险投资人、制造清洁能源的企业家和专栏作家都在说创新。因此，在2011年1月，当奥巴马总统在做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花了差不多1/3的时间来讲关于创新的举措，也就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奥巴马总统构建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创新对于当下的我们如此关键，所以这是值得引用来一读的：

激发国人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制胜未来的基石。没有人能够断定下一个龙头行业是什么，或者新的就业岗位会来自哪里——就像30年前，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叫因特网的家伙会带来经济革命。我们能做的——这也正是美国人民做得比别人好的地方，就是激发美国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记住！美国发明了汽车和电脑；美国拥有爱迪生和莱特兄弟；美国创造了谷歌和Facebook。在美国，创新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们赖以谋生的方式。

……

现在，是我们这一代人创造“斯普特尼克号”，走在时代前沿的时候了。我在两年前说过，我们需要将美国的研究和发展的高度，提升到一个自从太空竞赛之后再未实现过的高度上。未来几周之内，我将向国会提交一个预算方案，它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在生物医药研究、信息技术，尤其是清洁能源技术方面进行投入，而这一投入将有助于强化我们的安全设施、保护我们的星球，并为我们的人民创造无数的新就业岗位。

就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创新的社会影响很久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创新并不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想想英国的蒸汽机——那可是18世纪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来源，或者是想想数千年前，伊斯兰黄金时代在代数方面的发明，以及复式记账法。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好创意的绝妙践行史。

不过，国情咨文演说也从两个基本方面，阐明了我们当下为什么会转变对待创新的态度。第一个就是现在人们所抱持的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认为创新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培养得来。创新，并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美国人的创业精神，就会自然而然出现的东西。从社会层面上所做的决策，会教授、鼓励、支撑或者压制创新。仅仅是通过降低资本收益税，以及让企业人和风险投资人去尽情发挥是远远不够的——创新的真正繁荣，需要更微妙的干预措施。

政府在培育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深入本质来说，政府本身就能体现出一些创造力，尽管过去创造力一直被盖上了私营部门的印章。虽然在过去的20年间，有关创新的学术成就繁荣昌盛，并为我们打开了很多扇大门，使我们得以了解新产品和新服务如何涌现，但是，这些学术成就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前提下实现的，即认为最重要的创新成果都是源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但是，因特网和万维网作为当代两个最具革命性意义的创新成果，都并非产生于传统意义的市场环境之中，而且两者都非常有效地被集体所有和运作着。因此，因特网和万维网的革命性影响表明创新并不是私营部门的专属物。

我猜想在接下来的10多年间，人类最重要的突破会来源于交叉环境，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重合处。以过去几年的两个例子为例：众筹网（Kickstarter）和SeeClickFix。众筹网是一个允许个人为创新性项目提供资助的网站，这些项目可以是电影、艺术设施、唱片等。资助人进行资助，有可能会得到一些特别的小礼物作为回报——比如说，一张签名的CD唱片或者一张首映礼的邀请函，但是他们不对自己资助的创新产品拥有所有权。仅仅两年的时间，众筹网就为数以千计的项目募集到了超过6 000万美元的资金，而众筹网只会从每一笔交易当中收取一点点的费用。众筹网提供的这个平台，让资助人和有创意的人之间得以发生这样一种经济交易行为，但是这种交易行为却是在传统的市场逻辑之外实现的。一方面，人们在这里“投资”不是为了后续的经济回报，而是希望通过资助重要的创新工作取得社会回报；另一方面，艺术家们则是依赖于分散式的网络来获得资助，而不再依赖于政府拨款。然而，众筹网本身却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而且它很有可能给自己的投资者和创始人带来不菲的回报。

SeeClickFix则是一个手机应用程序，通过它，社区居民能够报告他们发现的问题，比如，打开的消防栓、危险的十字路口、不安全的树枝，还有其他紧迫的当地需求（几年前，英国曾推出FixMyStreet，提供类似的服务）。在Web 2.0版本之下，所有的投诉对社区居民都是可见的，而社区的其他居民可以投票赞同，表示确实存在这一问题。SeeClickFix已经开始为当地政府提供免费指示板，并且只要按月支付，就能享受优质服务。这一服务还捆绑了网站用户生成的报告，并且会将这些报告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当地相应的政府部门。这就是一种有意思的交叉模式：私营部门搭建了这样一个管理和描绘城市问题的端口，而公共部门则依然充当着解决这些问题的传统角色。

我欣赏这两种服务，并不只是因为它们立志实现的目标，我更欣赏它们提供服务方式的创新性。它们都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如何为其作品尚未得到市场认可的艺术家提供支持？我们如何监控现实世界中社区里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两家公司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解决方法。事实上，该解决方法是如此新颖，以至于你甚至会怀疑它们根本不可能在实际应用当中发挥作用。不过在10年前，当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推出一个让用户自己编辑内容的网络百科全书时，也曾遭遇到同样的质疑。然而目前，在通常情况下，维基百科的表现已经胜过《大英百科全书》。事实上，这些看似不靠谱的项目最后都被证实是具有实际效用的。这也就证明了网络和移动计算新技术的效用，以及普通民众的冒险精神。普通民众是实际使用和支持这些服务的人，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会帮助拓展它们的范围，这一过程被哥伦比亚大学的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é）教授称为“无畏的消费”（venturesome consumption）。

这个时代的巨大机遇就是：我们不仅拥有许多非比寻常的新工具，让我们得以设计出类似众筹网和SeeClickFix这样的产品，而且还拥有愿意“吃螃蟹”的消费者和民众，他们乐意尝试疯狂的新事物——以至于两年前大家还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两年后看来已是再平常不过了。

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那些将“制胜未来”的好创意，无疑也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共同“调制”而来的。我的这本《伟大创意的诞生》正是体现了这一“调制”的过程。

欢迎大家踏上充满灵感的创新之旅。达尔文的悖论

1836年4月4日，在印度洋东部广阔的海面上，东北季风已慢慢停息。夏天的海面风平浪静。基林群岛（Keeling Islands）由两个小环礁合围而成，包括离苏门答腊岛以西970公里的27个珊瑚岛。群岛边，蓝蓝的海水平静无波，触手温润，令人沉醉；解体珊瑚上的白沙闪闪发亮，令海水增加了几分蓝意。在一处岸边，平常都会见到更大一些的海浪，而那一天，却异常平静。在热带广袤无边的蓝天下，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走到水边，看到了岛边围绕的活珊瑚。

几个小时的时间，达尔文走走停停，仔细观察着那些长势极好的珊瑚。那一年，达尔文27岁。在远离伦敦约11 300公里的这个小岛上，他站在悬崖上——双脚踩在根基位于海洋深处、而顶部几乎触及海面的海底山顶，思维徘徊在关于这座山峰如何形成的想法边缘。在他的脑海里，一个猜想即将破土而出。这个猜想可以解释这座山峰的形成原因，也将被证明是他科研生涯中第一个伟大的突破。同时，他也开始对另一个灵感进行探索，虽然它有些模糊，还没有完全成形。但这个灵感最终引领达尔文登上了19世纪知识殿堂的顶峰。

在达尔文的四周，珊瑚生态系统里的各种生物迅速移动，闪闪发亮。种类之多让人惊叹不已，有蝴蝶鱼、雀鲷、鹦嘴鱼、拿破仑鱼、神仙鱼；此外，还可以看见金色的小鱼群“仰仗”盛开的珊瑚花上的浮游生物为生，以及长有尖刺和触手的海胆与海葵。虽然眼前的奇景令达尔文眼花缭乱，但他的思绪却已穿过表面，去探寻更深处的秘密。4年后，达尔文出版了《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The Voyage of the Beagle）。在书中，他写道：“热带海洋里到处是有机生物，数不胜数。对这些生物充满好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很多自然学家在描述那些海底洞穴里的美景时，用词不实，过于渲染。”

从那一天开始到几周以后，达尔文并非只是沉醉于所见到的海底奇景，而是一直思考着一些问题，并试图解开那些不计其数的生物背后的秘密。在基林群岛的地面上，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并不多。就植物而言，只有少量椰子树、苔藓和杂草。他写道：“陆地上的动物，比植物还贫乏。”只能见到少量蜥蜴，很难见到真正的陆地上的鸟类。此外，就是一些随着欧洲的船只漂洋过海“移民”到当地的老鼠。达尔文对这种情况不屑地摇头说：“除了猪，再也看不到任何本土四足动物了。”

然而，在距离这片生物稀少的陆地几米远的珊瑚礁里，现象却千奇百怪，成千上万的生物都在蓬勃生长，其壮观程度堪比热带雨林。这真是一个谜。为什么环状珊瑚岛边的水域里可以有这么多的生物存在？从印度洋里任何一处取1万立方米的水，全面调查一下水中能找到的生物，可以发现，生物种类与达尔文笔下基林群岛上动物的情况一样，非常贫乏。倘若足够幸运，那么在取出的水中可以见到几十条鱼。然而，在达尔文观察的珊瑚礁边，上千条鱼却随处可见。根据达尔文自己的讲述，在海洋中遇到一片珊瑚礁生态系统，就像在沙漠里遇到一片葱茏的绿洲。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作“达尔文的悖论”（Darwin’s Paradox）——在营养极少的水域里却生存着大量的生物，其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数量多得惊人。珊瑚礁仅占地球表面积的1/1 000，然而约占海洋生命种类1/4的物种都生长在珊瑚礁边。当1836年达尔文站在珊瑚礁边时，上面的这些数据他还无法取得。但在那之前，他乘坐“小猎犬号”航行了4年，所见所闻足以让他对珊瑚礁边的生物多样性产生研究兴趣，他知道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并非偶然。

第二天，达尔文与“小猎犬号”的船长、海军中将詹姆斯·菲茨罗伊（James FitzRoy）一起，去勘察环状珊瑚岛的向风地带，只见冲天巨浪冲刷着珊瑚礁的白色边沿。对于见多了英吉利海峡或地中海平静海面的人，会本能地为眼前翻滚的波涛所震惊（达尔文观察到那些碎浪的力量“近似温带地区的烈风，且绝不会停止肆虐”）。但吸引达尔文注意力的并非海浪的壮观，而是抵御海浪的神秘力量——组成珊瑚礁的那些微生物。

大海波涛翻涌，越过宽大的珊瑚礁，力量之大似乎无可匹敌。奇怪的是，它却遇到了克星。这些克星表面上毫无抵抗力，似乎一攻即破。然而，并非是大海饶了珊瑚礁，相反是它死攻不下。巨浪冲过珊瑚，形成猛烈的碎浪，扑上沙滩，砸上高高的椰子树，树干都弯曲甚至折断了，可见海浪威力之凶猛……然而，那些其貌不扬、个头低矮的珊瑚礁却屹立不倒，久攻不败。为什么呢？因为有另一种力量参与其中，并与海浪博弈。这种神秘的力量将碳酸钙的原子与碎浪阻隔开，并把那些原子拼排成一种对称结构。尽管飓风把海浪撕扯成无数碎浪，但这种神秘的力量像建筑家一样，一直在修筑能抵抗海浪的结构，因此，珊瑚礁安然无损。“小猎犬号”的此次出航是为了完成一些科学探索。那些微小的“建筑师”们吸引了达尔文的注意，他甚至认为它们就是解答那些问题的关键。在海军中将詹姆斯·菲茨罗伊批准出航的公文中记录了探索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调查环状珊瑚岛的成因。达尔文的导师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他提出一种新论断，认为地壳的猛烈运动导致了海底火山的爆发，然后，珊瑚群沿着火山口周边生成了珊瑚礁。因为火山口的形状是圆的，所以形成的珊瑚岛便为圆环状。虽然导师赖尔关于地壳深处运动的理论对达尔文的影响十分深刻，但站在海滩上，看到层层碎浪撞击珊瑚时，他知道导师关于环状珊瑚岛成因的论断并不正确。达尔文认为，简单的地质运动并不能解释眼前的一切，答案应该是一种绝不屈服的生命创造力。达尔文沉思了一会儿后，脑子里闪过一些想法，那些想法似乎正在慢慢聚集，合并成一种理论，以解释那种伟大的生命创造力。一些思考和问题的答案，虽然尚未成形，却正在渐渐地变得清晰。

几天的考察结束后，达尔文回到“小猎犬号”上再次翻看考察日志时，他陷入了沉思，那些海浪撞击珊瑚礁的画面一直在他眼前不断地浮现。他在日志上添加了一句话：“虽然我现在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我认为那些珊瑚岛海岸水域里的壮观景象一定有其成因。” 这一句话将在30年后出现在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最终，达尔文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超线性城市

瑞士科学家马克斯·克莱伯（Max Kleiber）从小就成了拷问传统和规则的小怪才。20世纪初期，克莱伯在苏黎世大学读本科，白天他在街头行走时的着装让人们大为惊叹。通常他只穿着凉鞋，衣领大开，这种装扮在正式场合是较为少见的。克莱伯在瑞士军队中服役时，无意中发现自己的长官们将情报出卖给德国军方，而瑞士官方早已公开表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这种情况让他非常惊恐，于是，在下一次征集令传到时，他悄悄地躲了起来。最终，他因此获刑几个月。几经辗转，当克莱伯终于在农业科学领域里一展抱负时，他早已对苏黎世社会中的种种规则与限制忍无可忍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无数的反传统人士和反战运动者们都效仿克莱伯的着装法，仅穿一双凉鞋就在大街上大步行走。后来，克莱伯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居住。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地处沃野千里的美国中央谷（Central Valley）中心区域。在该分校区的农业学院里，克莱伯在事业上取得了初步成就。起初，他的研究对象是牛，主要测量动物体重与其新陈代谢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机体燃烧能量的速度。测定新陈代谢率对养牛业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该数据能帮助牛农们合理地估算出牛群需要的食物量，同时，估算出在屠宰这些牛后，最终能产出多少牛肉。克莱伯刚到戴维斯分校不久，在研究中就发现了一条奇特的规律。为了验证这条神奇的数字规律的适用范围，克莱伯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牛以外的各种不同生物，包括老鼠、鸽子、狗，甚至是人。

科学家和一些热爱动物的人们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生物体的体积越大，它的生命进程就越慢。比如，苍蝇的生命短则数小时，长则几天，但大象却可以生存半个世纪之久。鸟类和其他体积小的哺乳动物，其心脏传输血液的速度非常快，是长颈鹿和蓝鲸的数倍。但生物体的体积与其生命长短之间的关系却并非是线性的。比如，马的体重可能是兔子的500倍，但马的脉搏速度却并非兔子的1/500。克莱伯在戴维斯实验室中做了大量的测量，最终发现在这种标度现象中，隐藏着一条不变的数学关系——克莱伯定律（Kleiber’s Law）。如果将所测得的质量数据和新陈代谢率画到对数坐标中，将得到一条由低点往高点延伸的完美的直线——从位于低端的老鼠和鸽子到位于高端的公牛和长颈鹿。

在物理学家们的研究中，经常会发现一些美丽的方程式。但生物学研究的现象却要复杂和混乱得多，要得出完美的数学定律是极其困难的。随着克莱伯和他的研究团队们所研究物种的数量的增加，这条定律也更加清晰：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率与其体重的1/4次幂呈反比。算法可简单表示为：（1）先将1 000进行开平方根运算，运算结果约为31。（2）再将31进行开平方根运算，运算结果约为5.5。比如，奶牛的体重大约为土拨鼠的1 000倍，那么一般情况下，奶牛的生命比土拨鼠长5.5倍，而土拨鼠的心率却比奶牛快5.5倍。科学作家乔治·约翰逊（George Johnson）曾指出，克莱伯发现的定律中有一“可爱”之处，即不同物种之间的心跳数差异有一定的稳定性，较大体积的动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耗尽其心跳总数。

在克莱伯发现这条定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发现这一定律对细菌类微生物体和细胞的新陈代谢率也适用。人们甚至发现连植物的生长也遵循克莱伯定律。生命个体需要寻找适当的分配能量的方式，克莱伯定律就是这些生命个体发展过程中共同“遵守”的一条规律。

几年前，理论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决定考察克莱伯发现的这条定律是否适用于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即人类修建的超级有机体城市。城市的发展会不会引起其“生命的新陈代谢率”降低？大都市的“生命系统”里是否存在一些发展规律？杰弗里·韦斯特在一家颇具传奇色彩的研究所担任总负责人，这家研究所就是后来著名的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韦斯特召集了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咨询人员，共同组建了一个团队，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收集数据，了解各种相关信息，包括犯罪率、家庭用电量情况、新发明的数量、汽油的消耗情况等。

最后，当韦斯特的团队在对所获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克莱伯定律也适用于城市的能源和交通增长。这个发现证实了韦斯特之前的猜测，令他露出欣慰的笑容。能量在生物体体内消耗的速度遵照一定的规律，这条规律也同样支配城市“生命系统”内的各个部件，比如，加油站的数量、汽油消耗情况、公路的宽窄、电缆的长度等。从能量消耗的情况来看，如果把大象比作一只“放大”的老鼠，那么城市就是一头“放大”的大象。

在韦斯特团队的研究结果中，有一些数据并不遵照克莱伯定律，这一点最令人震惊。在他们取得的海量城市调查数据库中，还发现了另一条能量消耗的规律。根据这个团队取得的数据，各种与创造性相关的活动，包括专利发明、研发预算、“高创新性”的职业、发明创造等，都遵循另一条幂指数定律。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创新能力的幂指数大于1。如果一座城市比另一座大9倍，那么这座城市的创意能量则不是高出9倍，而是要高出16倍；而如果一座国际大都市的规模是一个小镇的50倍时，它的创意能量则约是小镇的130倍。

克莱伯定律表明，当生命体的体积增大时，它的代谢率会降低。但根据韦斯特的新发现，人造城市的发展与生命体的生长模式之间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当城市的规模增大时，城市内会快速地诞生更多新的创意。这种现象被称为“超线性标度”（superlinear scaling）。根据超线性标度，如果城市的规模大小与其所具备的创造力能量呈直线增长比例关系，那么在更大的城市中，则更容易找到更多的专利和发明，但每个城市里的人均专利与发明数量则是大体相等的。韦斯特发现的这一规律较克莱伯的新发现更加引人深思：尽管在大都市里，噪音不断，人群拥挤，令人分心的干扰无数，然而如果这里居住着500万人，这个城市的创造力则是一个人口数量为10万人的小镇的3倍。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韦斯特发现这条定律的50年前，就曾在书中写道：“大城市并非只是一个放大版的小镇。”韦斯特的幂指数定律给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数学依据。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城市的环境中独具了一种什么特点，使它可以让其中的居民比小镇居民创造出更多的新事物呢？10/10规则

1954年1月1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彩色电视节目转播。转播内容是为时一个小时的玫瑰花车游行，转播范围包括美国境内的22个城市。对于当时有幸观看到这一节目的人来说，在一个小小的屏幕上，不停闪动着的多彩画面极具魔力。《纽约时报》曾评论转播节目的画面为“色度与色调的彩色整合”。而《泰晤士报》的评论是：“在这样的小小屏幕上集中显现如此丰富的色彩与画面，哪怕对于‘静物’画法了如指掌的天才画家来说，也是一个极难完成的‘高难度’动作。而如果要连续地播放这样的图片，那对于普通人来说，简单是‘天方夜谭’的魔法。”但美中不足的是，那次的玫瑰花车游行转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节目转播，因为该节目当时只能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陈列室里的原型电视上才可以看到。直到20世纪60年代，彩色电视节目转播才成为主流，演变为每天黄金节目时段的主角。在电视节目的转播中出现彩色画面的尝试之后，节目录制与转播的常规标准却在此后长期维持不变。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录像机和有线电视的发明，电视节目转播的机制与方案才开始进入多元化的新发展阶段。但转播节目的画面却长期不变，依旧是传统的黑白电视画面。

当时间的指针转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很多传媒界与技术领域的高层管理者，以及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共同认识到了一个亟需改变的现状，即应当尽快改变与提高电视转播节目的画面质量。自此，大量的宣传与演讲相继涌现，各个发展委员会组建起来，各种实验性的原始模型也研制出来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96年7月23日，地处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Raleigh）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分公司，才第一次成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面向公众的彩色电视节目转播，信息转播模式为高清电视（HDTV）。这次尝试也和之前的玫瑰花车游行的连续镜头一样，一般的观众并没有可以收看该节目的电视设备，也不能随意观看这种“彩色魔法”式的节目。从1999年起，多家广播公司开始转播高清电视节目信息，但这种信号转播模式要5年后才成为主流。后来，尽管在2009年12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明文规定，所有电视节目转播站都必须停止转播旧式的模拟电视节目，但当时仍有10%的美国家庭还在继续观看黑白电视节目。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新的典范不断地涌现，而且两个不同典范之间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这种快速的增长与变化不仅反映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推出的新产品上，还反映在人们对这些新产品的接受程度上。人们总是急于将新产品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使用，随着新产品发展的浪潮不断向前涌进，我们大部分人也跟着它的脚步变成了熟练的冲浪者。一旦有新产品推出，我们就涉水前进，希望能在第一时间一试新奇。但高清电视的发展故事告诉我们，这种加速现象并非普适法则。如果测量一个新的创意发展到其成品被大众主流接受的时间，我们会发现：高清电视的发展速度与40年前的彩色电视发展速度是大体一致的。彩色电视前后一共耗时10年才取得大众的认可，而20年后，高清电视成功取得大众的认可也花了近10年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从整体上来看20世纪的科技发展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大众—— 一对多式的交际平台的发展模式，也和彩色电视以及数字高清电视的发展模式大同小异，这一点十分神奇。我们把这神奇的一致性称为“10/10规则”。根据这条规则，一项新的发明若要建成平台，需要10年；若要在所建平台上推广并取得主流大众的认可，又需要再花去10年的时间。频率可调节的收音机，即我们现在见到的调幅广播（AM Radio），其技术标准是在20世纪初逐步成形的。第一座商用调幅广播的机站在1920年开始进行节目转播，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收音机才成为每个家庭的必备品之一；索尼公司于1969年就开始研发第一台适用于消费者的录像机，但7年后世界上才出现了索尼公司生产的第一款盒式录像机（Betamax）。盒式录像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发展成美国家庭的普及家用电器。而据统计数据显示，直到2006年，DVD播放器才最终取代盒式录像机在美国家庭中的地位，那时距第一台DVD投入使用已经9年了。手机、个人计算机、全球定位系统（GPS）等各种新发明都经历了相似的时间跨度，才能从一项新发明发展成为一项普通应用。

我们来看看另一项新发明的故事。

查德·赫利（Chad Hurley）、陈士骏（Steve Chen）和乔伊德·卡里姆（Jawed Karim）是在线支付网站PayPal前任雇员。2005年初，他们认为网页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可以在网页处理视频与声音文件方面作出新的更新。当然，视频文件的处理并非是网页与生俱来的功能。网页在15年前才开始成为学术研究人员用以共享超文本文件的一个研究平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视频剪辑文件慢慢地在网页上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这归功于最新出现的各种视频文件标准，如Quick-Time、Flash、Windows Media等。但要在网页上自由地上传和分享自己的视频文件，对于普通人来说，仍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赫利、陈士骏和卡里姆共同筹集了大约1 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雇用了约24名员工，利用现有资源开始研制一种新的数据平台。这种平台可以为网络用户提供服务，轻松上传和下载视频软件，克服了之前网页上的一些不足之处，并最终创办了一个可供网民上传、观看及分享短片的网站YouTube。这彻底地改变了视频文件在网上分享的传输模式。在YouTube创建16个月后，每天通过这个网站涌入网络的视频文件高达3 000万个。两年后，YouTube成为访问人数最多的网站之一，排名在前10位。在赫利、陈士骏和卡里姆想到创办这个网站之前，视频文件在网上的地位与电影的字幕相差无几。网页最初只是用于处理文本文件的平台，只在偶有需要时会上传一些图片。最终因为YouTube，网页上的视频文件得到大众化的普及。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比较，看看高清电视和YouTube这两个创意是如何在各自的领域内改变了基本的运作规则的。从旧式的模拟电视发展到高清电视，这种改变只是在程度上改变，而非在本质上改变。比如，电视的像素增加了，画面更逼真，色彩更鲜艳，然而大众观看旧式模拟电视的方式与他们观看高清电视一样，总是先选择一个喜欢的频道，然后观看节目。而与之不同的是，YouTube彻底改变了媒体平台的运行规则。首先，YouTube使得在网上观看视频成为了一个大众普及现象。其次，通过YouTube，网络用户可以不用局限于静坐观看节目——就像观看电视节目一样无法互动。YouTube的用户还可以上传自己的视频，推荐别人的视频，给视频打分，并就某一视频在网上发起讨论。只需要按几个键，就可以轻松地复制别人的YouTube视频，并让它挂在自己的YouTube主页上。YouTube的技术使普通的视频爱好者可以快速、高效地编辑自己的私人电视网络，并将世界各地的视频剪辑进行拼接，打造个性化的YouTube节目。

有人会说，YouTube作为一种软件，其本身比硬件，如手机和电视，具有更大的变通性。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页的发展应用取得了主流大众的认可之前，软件的发展也遵从同一条“10/10规则”，即我们之前提到的、20世纪的其他技术进展都遵循的那条规则。比如，图形用户界面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掌握了领先技术的科学家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提出该界面的原形样本。在20世纪70年代，该界面的多个组成部件，像我们现在普通使用的电脑桌面，都由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进行研发。直到1981年，第一个提供图形用户界面的商品才以Xerox Star工作站的面貌出厂。到了1984年，由于麦金塔电脑（Macintosh）的投入使用，图形用户界面才得到了大众化的应用，并取得了主流地位。但直到1990年，Windows 3.0系统的推出，才让图形用户界面成为行业的标准，这时距Xerox Star上市已经整整10年了。同样的发展模式也适用于各种软件的研究与发展过程，比如，文字处理软件、电子制表软件、电子邮件客户端。它们的组成单位都是比特（二进制信息单位bit），而非原子。它们都从一个新创意成功地发展为大众使用的一样普通产品，而且其发展模式与高清电视的发展模式完全一样。

衡量创新的方法有很多，但就技术本身而言，最基本的准绳之一应当是这项新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某种功能。在其他各项条件均等的前提下，一项产品如果允许使用者同时完成两项不同的工作，那么它的创新程度一定是另一项只能允许完成单一工作的产品的两倍。从这种意义上讲，YouTube的创新度是HDTV的两倍，尽管HDTV的技术复杂度更高。有了YouTube，用户可以更加高效地在网络上发布和分享视频文件，并进行打分，发起相关讨论和观看视频。HDTV则让用户观看到更高像素的节目画面。尽管集合各种创新的思维，YouTube也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成为主流应用。可以猜测网页环境中具备某种特有的“特点”，因而赫利、陈士骏和卡里姆提出的创意才能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推广。他们的这条创意的发展也遵循“10/10规则”，但却将它突破为“1/1规则”。创新模式与“长焦距视角”

本书将介绍利于创新产生的环境特点。有些环境对创新思想具有压制作用，而另一些环境则较易滋生各种创新。城市与网络一直是推动创新产生的发动机，因为一些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这两个环境对于好创意的产生、传播与推广都极其有利。当然，这两个环境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绝对称不上完美，比如，大城市里的高犯罪率、网络上的垃圾邮件。但根据相关记载，在城市与网络中，各种创新都层出不穷，这一点无可否认。同样，达尔文日记中的那些珊瑚礁就像“无数的微型建筑师”，搭建了一个生态创新可以百花齐放的有利环境。如果我们要找出好创意的来源，就应当在一定的环境里来思考这个问题。达尔文提出的新思想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虽然这种思想是在他的大脑里形成的，但我们发现这一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各种相关的环境与思维部件，包括一条船、一座群岛、一个笔记本、一座图书馆、一片珊瑚礁等。我们的思想对我们居住的环境进行描述，同时，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一种反作用。本书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关于一系列不断重复出现的创新发明的共有特点和发展模式。这类创新发明一般都只在一些非常利于其发生的“肥沃”土壤环境里才能出现。我将这些特点与模式进行了归纳与精细化，一共分为7种，每一种都将在书中用一章进行讲述。如果我们能从根本上领会这7大特点与模式，并在我们养成新的工作习惯、打造新的办公环境，以及设计新的软件工具时，都能尽量地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将能更好地汲取非凡的创新思考能力。

事实证明，书中提到的这些模式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其古老的程度甚至超过通常会与创新相关的一些体制或系统。这种模式的发展史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因为它不仅和人类的发明创新相关，比如国际大都市或互联网，而对于创新的扩展补充和利用，在自然历史的进程中也并不少见。珊瑚礁有时被大众称作“大海之城”。同时，本书中的很多讨论都建立在这一比喻之上。因此，对“大海之城”的比喻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在那些营养物质并不丰富的水域里，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的创新是非常多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生态系统和我们的人造城市有一些本质性的共通之处。根据复杂理论（complexity theory）的观点，这些发明与创新的模式是分形（fractal）的，即当我们放大或缩小比例进行观察时，这些模式会以一种可辨认的形态呈现出来，不管是分子、神经元、像素，还是人行道都会再现同一种模式。无论你研究的对象是以碳为基础的生命体（carbon-based life）的原始创新，还是网络上大量涌现的、新的软件工具，这些相同的发展模式都会不断地再现。生物在发挥创造力时，往往会偏向某些反复出现的模式；那些模式有些是突然出现或自行组织的，有些是人为刻意精心营造的。

认为不同领域的经验具备相通性并且可以互换利用，这一观点稍显突兀。但实际上，我们不断地在生物学与文化之间进行相同概念的借喻，并且不以为奇。比如，“竞争”这一术语通常是与创新相关的，但当说到竞争模式对于以下三种情况具备关键的决定意义时，即在市场的争夺中，在一群精子与卵子的相互运动中，在生物为了争得有限能源而进行生态战时，人们并非只是利用了这一术语的比喻意义。因为“竞争”这个词语的意义非常广泛（或者说比较深广），既可以用来描述企业公司，又可以用来讲述精子的运动。这种相同的原则对于我在书中总结出的7种创新发展模式也同样适用。

在不同的创意环境与尺度之间进行转换并非是在玩一项智力游戏。据科学研究发现，将事物置于不同的环境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获得对该事物的正确认识。当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时：“为什么网络环境具有如此强大的创新潜力？”我们顺理成章地会想到网络的创立背景、工作空间、相关的组织机构，以及人们用以创立网络的信息。但事实证明，要理解和回答这一问题，应当从生态环境的创新模式中寻找对比，比如达尔文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或者我们大脑的结构。人类并没有相关理论用于指导如何具备更高的创新能力，或者解释为什么热带雨林能够催生如此种类丰富的生态多样性。我们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用来解释各种创新系统之间的一些共性。为什么珊瑚礁能成为这样一座生态创新引擎？为什么城市具有广阔的思想创新历史？为什么达尔文能想出他同时代的人都错过的一项重大发现？对于每一种具体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给出一部分正确答案。同理，对于每一种创新的尺度，也一样能找到一些不完整的答案，这些答案可能是珊瑚礁的生态发展历史，城市生活相关的社会学或科学家的成长传记。但本书的观点是，对于以上三种情况都适用的、更加有趣的答案是存在的。而且如果从这样一种分形的、跨学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新的解题视角也会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不同的思维尺度来观察思想的火花，将比从单一尺度进行研究，更加容易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发展模式。

我称书中采用的这种分析方法为“长焦距视角”（long zoom）。这种视角可以想象成一种沙漏的形状（见图0—1）。当从上往下望向沙漏的中心时，生态层面的尺度在缩小：从全球化的深度演化到神经元或DNA的微观世界；在沙漏的中心，视角进行了转换，从自然层面转变为文化层面；再往下看，尺度就开始增大：从个人思想和单个工作空间增大到大城市和全球的信息网络。当我们以“长焦距视角”来看全球的创新史时，会发现在一些十分适于生成创新的环境中，不同等级的创新活动正在同时进行，并且这些活动都表现出一些相似的发展模式。图0—1 长焦距视角

如果仅仅是考察珊瑚的基因组成，那么将无法完整解释珊瑚礁的生态多样性。珊瑚能生成并维持如此种类丰富的生命形式，其原因在于细胞、有机体和更为广阔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一些重复出现的等级分类模式。城市与网络中的各种创新来源都是不规则的。在这种意义上，从“长焦距视角”来研究与创新相关的问题，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一些新的比喻说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之前不曾注意到的事实。“竞争”模式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创新问题的典型例子。随意翻看任何一本经济学的书，我们都能看到书上讲到竞争对手之间的良性竞争可以促进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但当我们以“长焦距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时，竞争对于创新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却轻微多了。从个人和机构两个分类来研究创新问题，这一般是教科书上的标准。但如此一来，我们的正确观点就会受到误导。因为这种标准虚拟了这样一幅图画：专利研究与“适者生存式的竞争”对于创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采用“长焦距视角”后，我们会发现注重研究的开放性和关联性对于最终催生创新将会更加有利，因为这样做比只注重竞争机制的建立更加有利于创新的发展。书中讲到的创新发展的模式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不仅因为这样做能从本质上弄清楚创新出现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还因为接纳这些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创建更加利于创新发明的有利环境，比如学校、政府、软件平台、诗歌研讨会、社会运动等。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到利于创新的各种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我们就可以更加富有创造性地进行思考。

在关于创新与发明的学术文章中，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也得到细致地描述，将创新、发明，还有不同模式的创造活动都进行了区分。比如，将这些活动分为艺术的、科学的、技术的，等等。我故意在本书中选择了意义最广泛的一个术语来指代所有的活动，即“好创意”，这样也表明了我将在本书中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本书中探讨的好创意是与软件平台、音乐流派、科学典范和政府的新组织形式等相关的。我这样思考的前提是，研究各种类型的不同创新与发明活动之间共通的特性，可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新发现。这将比只是记录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更胜一筹。诗人与工程师所在的行业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但好创意的问世过程却有着相似的发展与协作模式。

如果要将贯穿本书的观点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相比于将创意保护起来，连接创意会让我们更有收获。这种情形与自由市场相似，然而人们往往找一些借口来阻止创新思想的流动，比如，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这样的借口。但事实的真相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然界或文化界里的各种创新活动，从长远来看，一个修筑各种墙体将好创意围住的环境将产生更少的创新，其创新量远远比不上开放式的环境。好创意可能并不倾向于自由放任，但它们希望可以与其他同类进行连接、融和与重组；它们希望跨过一些概念的边界，重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它们不仅希望和其他创意进行竞争、一较高下，更希望可以相互帮助、共同创新。从小鸡孵化器、婴儿恒温箱到育婴器

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妇产科医生斯蒂芬·塔尼（Stephane Tarnier）在繁忙的工作之后，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他在位于市区的巴黎妇产科医院（Maternité de Paris）工作。这家医院主要为城市里的贫困妇女们提供住院治疗。那天，他去巴黎动物园散步。这家动物园位于著名的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内。当塔尼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大象和其他爬行动物居住的动物园内时，他偶然发现了一些小鸡孵化器。看着那些刚刚孵出的小鸡在孵化器温暖适宜的环境中蹦蹦跳跳，他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创意。那天之后不久，他就聘用了动物园里的家禽养殖员奥迪尔·马丁（Odile Martin），让他帮助制造一个类似于小鸡孵化器的设备，用于为刚出生的婴儿提供相似的保护。

根据现代的统计标准，在19世纪末期，新生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这一点，即使是巴黎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不能幸免。5个婴儿中就会有一个在学爬行前就不幸夭折了。那些早产且体重不足的婴儿，死亡率则更高。塔尼清楚一点，那就是温度的控制对于这些婴儿的生存是极其重要的，他也知道法国的医疗机构对于统计数字有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因此当塔尼研制的婴儿恒温箱在其工作的妇产科医院投入使用后，新生儿就在由热水瓶提供温度支持的恒温箱里得到了保护。他立即开始了一项数据调查，调查的对象包括500名使用过该装置的新生儿。调查结果让巴黎各家医疗机构和组织大吃一惊。体重过轻的新生儿，66%在出生后几周内就不幸夭折。但这些婴儿如果使用了塔尼研发的恒温箱，其死亡率则降低为38%。只要为早产的新生儿提供像小鸡孵化器一样的保护，就能大幅度地降低死亡率。

在斯蒂芬·塔尼研发出婴儿恒温箱之前，类似的研究尝试已经出现过几次。而在他与奥迪尔·马丁共同研制出这项小发明后的几十年里，各种新的改进又不断出现。斯蒂芬·塔尼为婴儿恒温箱的使用情况做的统计调查对这一设备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几年的时间里，巴黎市政委员会就明文规定，要求巴黎所有的妇产科医院都配备婴儿恒温箱。在1986年的柏林展览会上，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莱昂（Alexandre Lion）的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展会上展出了一系列的婴儿恒温箱，其中一些恒温箱还现场演示了婴儿生活的真实情景。莱昂展出的恒温箱德语名是“Kinderbrutenstalt”，意思为“婴儿孵化器”。自此后，关于婴儿恒温箱新产品的展出就不断出现，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直到20世纪40年代，康尼岛公司［Coney Island］还在展出婴儿恒温箱产品）。现代的婴儿恒温箱中配备了氧气辅助和其他先进的功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美国每家医院的标准配置之一，从而使1950—1998年间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了75%。如果只根据一项医疗发明能为人类提供的健康寿命期来作比较，由于婴儿恒温箱是在人的生命之初提供治疗，那么这项发明对于公众的建康有巨大的保护作用，超过了20世纪其他任何一项发明。放射治疗和安插双导管或许能让人多保住10年或20年的生命，但婴儿恒温箱却因为挽救了婴儿的生命而给他带来一个完整的人生。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令人担忧。在欧洲和美国，每1 000个初生婴儿中只有10个会不幸夭折，但在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每1 000个初生婴儿中会有100多个死亡。这些死亡的婴儿一般为早产儿。如果使用婴儿恒温箱，这些婴儿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幸运地存活下来。但现代的婴儿恒温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设备，其售价也不便宜。美国医院使用的一台标准化婴儿恒温箱的售价约为4万美元。从根本上来说，售价高并非是一个不能攻克的难题。难点在于复杂的设备一般都会出故障，这时就要有技术人员去修理，更换新的配件。2005年，即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的第二年，一些国际救助组织捐给印度尼西亚的米拉务市（Meulaboh）8台婴儿恒温箱。但在2008年末，当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蒂莫西·普莱斯蒂洛（Timothy Prestero）去这家医院访问时，8台恒温箱全部因故障而停止使用，原因是当地的用电功率常常波动，电压不稳且热带湿度较高，而医院的工作人员们又看不懂恒温箱的英文维修手册。这8台恒温箱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案例表明，在捐赠给发展中国家的各项技术设备中，大约95%会在前5年因为故障而无法再投入使用。

普莱斯蒂洛本人对这些无法使用的婴儿恒温箱有极浓厚的兴趣。他建立的DtM（Design that Matters）是一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他们发现同一种技术设备在欧洲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使用状况与在发展中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普莱斯蒂洛和他的DtM研究人员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研发一种新的简易婴儿恒温箱，这种新设备不仅应当更加可靠，还应当造价便宜；不仅要求设备能运作，还要求一旦出现故障，该设备不会完全瘫痪，稍加修理就可以再次投入使用。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修理配件和维护技术人员，因此，普莱斯蒂洛和他的团队要研发新的婴儿恒温箱就需要在当地取材，这样才能确保配件的供应。最初想到这个好创意的人是一名波士顿的医生，名为乔纳森·罗森（Jonathan Rosen）。他通过观察发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小城镇都能确保汽车的维修和护理。在这些城镇里，就算缺少空调、笔记本电脑或有线电视，也都能确保汽车在公路上行驶。于是，罗森向普莱斯蒂洛提议：“可不可以用汽车的零部件来改良出一种新的简易式婴儿恒温箱呢？”

在罗森提出他的创意三年后，DtM团队首创了一种新的设备原型，取名“育婴器”（NeoNurture）。从设备呈流线型的外部观察，它和现代的婴儿恒温箱一样，但其内部则是利用汽车的部件来制造的。育婴器由旧车头前聚光灯提供主要供暖；仪表盘的风扇用来保持空气流通，循环空气；车门蜂鸣器用作报警系统，在供暖系统出现问题时提醒护理人员；其动力来源于标准的摩托车电瓶，或者一个改良的雪茄打火机。利用汽车零部件生产育婴器具有双重优势，不仅可以直接利用当地供货充足的零件，同时也受益于当地汽车修理工的技能。正如罗森经常提到的，那些配件都能轻易地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维修这种新型育婴器的人可以不必是受过训练的医疗设备技术人员，甚至根本不用去阅读维修手册，他只要会换一个出故障的车头聚光灯，便能轻松地胜任育婴器的维修和护理。

好创意就像“育婴器”。不可避免地，这两者都受到周边可供利用的材料和技能的限制。按照普遍的趋势，人们通常会把颠覆式创新的产生过程浪漫化，想象一个个伟大的创意超越环境的限制，横空出世，天才的眼睛会从一些旧思想和僵化的传统中发现一些全新的创意。但实际上，新创意更像是一个个想法的拼接物，它们都是由思想的碎块拼组而成的。我们继承了前人提出的一些旧点子，也会在偶然之间闪现一些其他的想法，于是我们把两者加工、组合成一些新想法的形状。我们喜欢把好创意想象成价值4万美元的婴儿恒温箱，从工厂制造完成并漂洋过海运到彼岸，但实际上，它却是利用那些恰巧在车库里闲置的零部件拼接而成的。让创新的边界无限扩展

2002年，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逝世。他有一个并不常见的收藏爱好。他生前喜爱去各个发展中国家旅行，并去到基多（Quito）、内罗毕（Nairobi）和德里（Delhi）等城市的户外市场，去采购一些鞋子进行收藏。那些鞋子多数是用回收的汽车轮胎生产的凉鞋。如果从时尚的角度思考这个现象，那可能意义不大，但古尔德却把那些汽车轮胎做成的鞋子看作人类独创性的证明。自然界的发明创新同样也得依靠现存的零部件。自然界的进化与发展要依靠可用的资源，要将那些资源进行拼接、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功能。法国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在定义“进化”这一术语时，引用了这一比喻，认为进化的角色定位更像是一个“喜欢捣鼓小器具、小发明的人”，而非一个工程师。我们人类的身体也是一种拼图式的成品，都是由一些旧的部件连接、拼组后“推陈出新”而成。古尔德曾在书中写道：“轮胎变凉鞋的创新原理的适用性非常广泛，因此，自然界可以像最聪明的人一样具有创造力，可以做到像他一样去琢磨内罗毕市的废物堆积场具备何种可供用于新发明的潜力，结果是无论任何时候，奇异和不可预测的创新都有可能产生。”

这一创新过程的踪影在生命形式的最初就已经有迹可寻。生命的起源目前在科学界尚无一致看法。一部分人坚持认为生命的起源与海底火山有关，它可能产生于火山口的一些滚烫的金属热液。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生命起源于大海之中。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生命起源于一个“波浪翻滚的池塘”，这一观点与达尔文对生命起源的解释一致。还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则认为，生命的起源与从外太空掉入地球的流星有关。各种看法一直百花齐放地存在于生命起源理论的争论中，却达不成最终的一致。幸运的是，一门新兴学科前生命化学（Prebiotic）的出现，探明了在生命形式存在于地球前，空气的成分和特点是什么。在地球上不存在任何生命的时候，遍布着一些最基础的分子：氨、甲烷、水、二氧化碳、各种氨基酸，以及其他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在“原始汤”（Primordital Soup）里，这些分子之间可以产生一些有限的变形与发展，比如：甲烷和氧气重新组合，以形成甲醛和水。

试想这样一种情景，那些最早存在的原始分子们，随意地进行简单的碰撞（或者因为一次适时的闪电袭击，导致这些分子们慢慢地移动），这样一来就具备产生一些新化学组合物的可能性。假设你来扮演上帝的角色，当你命令那些基本化合物生成之后，你最终就能看到一些生命最初的“部件”出现在地球上，比如，形成细胞边界的蛋白质和对DNA生成最重要的糖分子等，但却无法立刻命令化学反应去生成蚊子、向日葵和人的大脑。甲醛是最基础的化合物，因为它可以从“原始汤”中的分子反应中生成。在生命起源于地球之前，可以最终生成向日葵的原子也已经存在了。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向日葵却不可能直接从“原始汤”中瞬间“破汤”而出，因为只有一系列层层递进的连锁式创新变化在地球上发生后，向日葵的出现才成为可能。而这些创新变化的出现则需要几十亿年的时间，其中包括：能捕捉太阳能量的叶绿体、帮助植物流通能量的维管组织、将能够生成向日葵下一代的相关基因指令传递给下一代的DNA分子。

科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为刚才提到的那些、能直接在“原始汤”中反应生成的化合物，取了一个意义丰富的名字：相邻可能（ adjacent possible）。这个新造的名称同时界定了事物变化与创新的有限性和可能性。在前生命化学研究的这个案例中，创新的临界可能是指那些能在“原始汤”中直接进行的分子反应。之前提到的蚊子、向日葵、人的大脑则在相邻可能的范围之外。相邻可能是一种隐约可见的未来，在当前的事物与环境边缘若隐若现，也是一种事物发展变化的地图，图上已标注了当前事物可以变化和发展的各条线路。但这种可能性的空间却并非可以无限扩展，或者说，并非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游戏场所。在“原始汤”中可以产生的最初级反应是数量巨大的，但却也是有限的。当代生物圈里的大部分物质都是在“原始汤”的相邻可能之外的，并不能直接生成。相邻可能告诉我们：世界随时可能发生各种变化，但只有某些特定变化可以真正发生。

相邻可能有一种奇异的美，因为一旦对它的边界进行新的探索，之前的边界就会重新扩展。新的组合变化为另一些变化，提供了进入可能空间的钥匙。就好像是一座施了魔法的房子，你每打开一扇门，都会发现一些新的、别有洞天式的美景。最初，你来到一个有四扇门的房间，每一扇门都通往一个新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你之前没有踏足过的。这最近的四个房间可以比作“相邻可能”。然后，当你打开了其中任何一扇门，你便来到了另一个新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另三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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