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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拉科尔 (著),杨俊峰 等(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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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试读：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体像，李敖自述在狱中曾对着它手淫。插图下李敖的说明文字是：“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老实说，也就是李敖才敢这样“宣淫”，敢公然写“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的文字，别的中国人，谁敢这样谈自己的手淫？明清色情小说中虽偶有写到手淫的，但以我见闻所及，从未有浓墨重彩加以描写者。

现在的西方人，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时，一般来说胆量当然比我们大些，不过当美国人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写这部新作《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Solitary Sex：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时，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美国报纸上谈论这部书时所用的夸张措辞，多少也反映了这一点：“粪淫没有使他们忧虑，鸡奸没有使他们犹豫，乱伦甚至使他们兴奋！但是手淫——拜托！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别谈这个好不好？”《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拉科尔试图将医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神学、文学等等熔于一炉，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的关于手淫的文化史概要。他到哈佛去做这个主题的演讲，给哈佛的“历史与文学”这个系列讲座带来了活力。《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上说：“现代手淫大师”来哈佛演讲。但是其间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指导讨论会和提供辅导的教师颇为神经过敏。这些教师尽管也早已经深谙世情，并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但一想到这样一种场景——要他们面对和学生讨论手淫的历史，许多人还是会脸色苍白。还有一个教师宣称，他的良心反对他指定学生阅读拉科尔的新书，或让他们参加讲座。他承认，这不是因为题目不重要，但这只应在他称之为“非强制的框架”内被讨论。

至于学生，恐慌并未在他们中出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处在看《情迷索玛丽》（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的年纪，早已经见怪不怪。《情迷索玛丽》是一部粗制滥造的爱情喜剧影片，女主角玛丽温柔美丽，风情万种，但主要是下面这个情节确实与众不同：玛丽的另一个追求者，不怀好意地告诉男主人公，与女孩约会前应该手淫一把，这样就不会在约会时欲火中烧，难以自制，以至于在女孩面前丧失风度了；男主人公听信了他的话，真的在和玛丽约会前努力手淫起来，结果精液射在自己耳朵上，闹得丑态百出。

另一条有趣的言论，则是克林顿总统在迈阿密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他说他在手淫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反映了“管理政策和我自己的信念之间的区别”。关于手淫引起的道德焦虑

排列一下人类的各种行为，在唤起强烈焦虑方面，手淫堪称独一无二。

根据拉科尔观察，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发现手淫引起的焦虑，这也不是西方文化遥远源头中的一部分——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手淫可以成为一时困窘和嘲笑的题目，但它只有很少的或干脆没有医学的意义。

拉科尔还在本书中表明，也很难在古代犹太教思想中发现手淫的焦虑。在《圣经·创世记》第38章，我们读到俄南“将精液遗在地上”，这是一个使上帝恼火的行为，所以上帝让俄南死了。体外排精（Onanism）实际上是手淫的同义语，但对撰写了《塔木德》和《米德拉什》的拉比们来说，俄南的罪过倒不是手淫，而是他拒绝（为他的兄弟）生育。实际上更多的是指责浪费精液。

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则有着明确的概念，认为手淫是罪恶。但是拉科尔宣称，这不是一个他们特别重视的罪恶。除了五世纪约翰·卡西恩修道院（Abbot John Cassian）的例外，他们更多地是考虑拉科尔所谓的“社会的性之规范”，而不是孤独的性之规范。修道院将焦虑集中在鸡奸，而不是手淫上；而世俗社会则更关心乱伦和通奸。宗教改革并未根本改变关于手淫的传统观念，也未强化对此问题的兴趣。新教徒激烈攻击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他们看来，诽谤婚姻就是鼓励手淫。

当神学家评论《创世记》第38章，主要不是谴责俄南干了什么，而是谴责俄南拒绝干什么。所以圣奥古斯丁解释说，俄南是这样一种人，他未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故事中是他那需要子嗣的兄弟）。神学家不赞成手淫，但他们并不高度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性本身，不仅是无生殖目的的性，都在应该克服之列。一个非常严厉的道学家，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警告已婚男人不要触碰他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这种刺激比他们的妇人更容易使他们产生性交的欲望。结婚比忍受情欲煎熬好些，但这些事情都应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已经发现一个15世纪早期的、并未广泛流传的文献——3页的手稿《手淫自供》，被归属于巴黎大学长官简·德·吉尔森（Jean de Gerson）名下——指示牧师如何引导对手淫之罪的忏悔。

中国通常认为手淫是一件不好的、不体面的事情——尽管并未上升到罪恶。相传龚自珍曾在杭州魁星阁柱上书一联：“告东鲁圣人，有鳏在下；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所谓“非法出精”，是佛教对手淫的称呼。在《西厢记》中，我们可以读到“指头儿早告了消乏”这样的句子，说的也是男性的手淫。

而在现代性学的观念中，坦然而愉快的手淫绝对无害于健康，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有益于健康的——因为这可以释放性张力，缓解性饥渴。考虑到现代社会男性婚姻年龄通常比古代大大推迟，如果这些男性要遵守“不发生婚前性行为”的道德戒律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一生中性欲最强烈、性能力最旺盛的年代，将偏偏没有性满足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来说，适度的手淫更显得必要而且有益。

现代性学认为，如果一定要说手淫会给身心健康带来什么危害的话，那这种危害只能来自手淫者自身的观念——如果他（或她）相信手淫会危害健康，或者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那么手淫就会给他（或她）带来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将损害他（或她）的身心健康。所以此事“当它回事儿它就是回事儿，不当它回事儿它就不是回事儿”。只要他（或她）坦然接受现代的观点，手淫就不会有任何伤害。手淫曾经被作为一种疾病

拉科尔提出了一个“现代手淫”——将手淫视为一种疾病——的观念，他认为“现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被精确地定出日期”——它开始于“1712年或此年前后”，以伦敦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为标志。该小册子有那个时代常见的冗长标题：《手淫；或可憎的自渎之罪，及其所有的可怕后果，给两性中那些已经在这项令人憎恶的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人们的精神及肉体方面的告诫，以及给这个国家两性青年的及时警告……》（Onania;or，The Heinous Sin of Self Pollution，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in both SEXES Considered，with Spiritual and Physical Advice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y injured themselves by this abominable practice.And seasonable Admonition to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of Both SEXES…）。小册子的作者，拉科尔判定是约翰·马尔顿（John Marten），一个招摇撞骗的庸医，出版过平装本的关于医学的色情文学书籍。马尔顿宣称，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虔诚的医生，此人发现了治疗手淫这一迄今无法医治的疾病的药物。这些药物是昂贵的，但是考虑到疾病的严重性，它们物有所值。读者被建议指名索取这些药物：它们是“增强剂”和“多子粉”。

拉科尔认为，这只是一个推销骗局：后来的版本包括了令人愉快的读者来信，这些读者披露自己起先沉溺于手淫，并证实专利药物的疗效。但仅仅用商业因素不足以解释为何“手淫”（Onanism）及其有关的术语开始出现在18世纪伟大的百科全书中，也不足以解释为何法国最有影响的医生之一，著名的大卫·提索（Samuel Auguste David Tissot）将手淫视为一种严重的疾病，更不足以解释为何提索1760年的著作《论手淫》（L’Onanisme）迅速成为欧洲文学中耸人听闻的内容。

拉科尔认为，提索“决定性地提出了手淫”，并将它“放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医学界曾归纳出了一张冗长的关于手淫引起的病症表，表中包括了肺结核、癫痫、丘疹、疯狂、一般性的消瘦，以及早卒。提索认为手淫是“远比天花更恐怖的”。围绕着这一主题的可怕的焦虑仍然有待充分的解释，因为并无新的医学观测、发现，哪怕假说，能够解释为何手淫会被看得如此危险。

拉科尔认为，“现代手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提索和他博学的同事们之前，对于最普通的民众，手淫可能至多也就是引起一阵内疚而已。提索之后，任何放纵这一秘密愉悦的人，都相信将会有可怕的后果了。手淫被认为是一种对健康、理性和婚姻的伤害，甚至是对自我愉悦的伤害。对于启蒙时代的医生来说，手淫是一种谬误的愉悦，一种对真实的颠倒，因而它是危险的，需要严加防范。

中国明清时期有些危言耸听的礼教文字，历数情爱文学或戏剧的罪状，其中最严厉的指控之一，是说这些作品将导致青年男性的遗精或手淫，这些现象被说成“暗泄至宝”——因为古代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认为精液是男性生命中最珍贵的物质，除了生育的目的，它不应该被耗费。从下文所引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措词，也可以看出这个观念对现代中国学者的影响。所以手淫之类活动的后果，被严重夸大，被认为是“斫丧真元”。这些说法有着某种医学的外衣，曾经使一些年轻人感到恐慌。这种恐慌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现代的观点认为手淫本身对健康并无任何伤害——当然不能过度，任何事情过度了都会对健康有伤害，就连吃饭睡觉也是如此。手淫的文化史

在一首早期的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将手淫看成是对精液的浪费：

不懂节俭的可人呵，你凭什么

在自己身上浪费传家宝——美丽？（屠岸译《十四行诗集》第4首）

自然希望这年轻人将他的美貌传给下一代；不要拒绝生育能够遗传他美貌的孩子。手淫在这首十四行诗中，是对遗产的不正当的滥用。这个年轻人只是在消耗他自己的财富，而财富是可以产生更多的财富的：

你这样一个人跟你自己做买卖，

岂不是自己敲诈美好的自己么？

造化总要召唤你回去的，到头来，

你能够留下清账，教人满意么？

美，没有用过的，得陪你进坟墓，

用了的，会活着来执行你的遗嘱。（屠岸译《十四行诗集》第4首）

这首十四行诗中的年轻人，是一个（精液的）“无益的使用者”，最终算总账时，他将是亏损的。这里也许有一点遗传因素在起作用——莎士比亚自己和他的父亲有时都是高利贷者。但是莎士比亚也预见了一个拉科尔所注意到的“现代手淫史”上的主题：从18世纪以降，手淫被指为一个社会在经济上和生物学上的陋习。当然这都是对莎士比亚的现代解读，以前人们不会这样理解上面的诗句。比如1958年，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珍妮维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推许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时，她还说：“纳博科夫先生在结语中告知读者，《洛丽塔》没有道德观在内。笔者只能说，亨伯特的命运是古典的悲剧，完美表达莎士比亚一首十四行诗的道德灼见。”她所提到的那首十四行诗现在被认为正是谈论手淫的。

一个像莎士比亚那样的诗人只能表明，完全现代形态的手淫那时还未存在：通过“跟你自己做买卖”，这个年轻人在浪费他的精液，但是事实是，这并不会损坏他的健康，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秩序。

拉科尔还表明，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些对手淫的观察，着眼点在快乐而不是避免怀孕。

说起关于手淫的讨论，容易使人联想起一个很难被指责为假正经的人：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这个威尼斯的冒险家和浪子班头，1740年代在伊斯坦布尔，曾和一个著名的土耳其哲学家，优素福·阿里（Yusuf Ali）有过一番关于手淫及其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对话。

卡萨诺瓦坦率地表示自己“喜欢美妙的性，希望享受其中的美味”。优素福认为，“你们的宗教说你这样将是要被谴责的，而我敢肯定我自己则不会（受到谴责）”。他问卡萨诺瓦：手淫在你们那儿也是一个罪行吗？卡萨诺瓦说这是“一个甚至比通奸还要严重的罪行”。优素福表示对此难以理解：“这总是让我惊奇不已，对任何立法者来说，他公布一个法律却无法使人实行，那就是愚蠢的。一个男人，没有女人，而他又健康状况良好，当专横的自然使他有此需要的时候，他除了手淫还能干什么呢？”

据说卡萨诺瓦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基督徒相信事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年轻人放纵于这项活动会对他们自己伤身促寿，在许多团体中他们都被紧紧监护着，使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对自己犯下这项罪行。

手淫是罪，不是因为它违背神圣的律令——卡萨诺瓦对这种事情太不在乎了——而是因为它对于本人有害，就像吸烟或肥胖对于我们有害一样。

优素福·阿里对监护年轻人的企图同样表示轻蔑：

监护别人的人是不学无术的，那些为此支付费用的人是白痴，这种禁令本身，必然增加人们打破如此残暴和违反自然的法律的愿望。

这一观察看来是不证自明的，而对于当时的许多西方医生和哲学家来说，违反自然的不是禁令，而是手淫这种活动。

这种对于青年手淫的监管，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准色情小说《金屋梦》（号称《金瓶梅》的续作）第五十回中，写到为了少年歌妓在接受专业训练期间，为了防范她们手淫，“临睡时每人一个红汗巾，把手封住；又把一个绢掐儿，掐得那物紧紧的，再不许夜里走小水。”至于这种监管的目的，一是防止女孩因手淫而破坏处女膜，二是因为相信女孩手淫会导致阴道宽松，“就不紧了，怕夫主轻贱”。启蒙时代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手淫

拉科尔认为，启蒙时代认为手淫不正当和反自然有三个原因。

第一，其他所有性行为都是社会性的，而手淫——即使它是在群体中发生，或由邪恶的仆人教唆儿童——在它的高潮时刻总是无可救药地私密的。

第二，手淫的性遭遇对象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而是一个幻象。

第三，不像其他欲望，手淫上瘾之后永无餍足，难以节制。“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突然发现一条途径，可以像拥有罗马皇帝的特权那样无限满足对快感的欲望。”

拉科尔指出，私密、虚幻、不知餍足，这三条中的每一条都是启蒙时代认为应该恐惧和厌恶的。当狄德罗（Diderot）和他的那一圈老于世故的“百科全书派”作者贡献他们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他们承认，适度的手淫，作为对于急切而又没有满足之途的性欲的缓解，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但问题在于“适度的手淫”是一个矛盾的表述：奢侈逸乐的、欲火攻心的想像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抑制的。

孤独的性是危险的。手淫是文明社会的恶习，是逃脱自我约束机制、寻求快乐的惟一途径：手淫无法停止、无法抑制，而且彻底免费。男孩们先是访问妓院（完成他们的性启蒙），然后以手淫来排遣性欲，“强奸他们自己的身体。”

在莎士比亚时代，还有一个文化创新——公共剧院，是被激烈攻击的。道德家宣称，剧院是“维纳斯的殿堂”。被燃起欲火的观众，在演出结束时涌入附近的小旅馆或演出大厅后面隐藏的密室中做爱。在17世纪后期，约翰·邓通（John Dunton）——《夜行人，或黄昏寻找淫荡妇人的漫游者》（The Night-walker，or Evening Rambles in Search After Lewd Women， 1696）的作者——在剧场结识了一个妓女，进了她的屋子，试图给她一个关于贞节的训诫，但被妓女断然拒绝了。妓女说她通常往来的男人都更令人愉快，她说他们会假扮为安东尼，而她则假扮为克丽奥帕特拉。

18世纪的医生们，利用古代对想像的恐惧，使人们确信，当性冲动是由某种不真实的、不是确实存在于肉体的东西所引起的，这冲动就是不自然的和危险的。这危险被它的上瘾性质大大强化：手淫者，就像小说读者，可以固执地动员想像，产生和更新无穷无尽想像的欲望。这种愉悦是极坏的。

至于社会观念中对手淫看法的变化，拉科尔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自由主义性学，尽管他也知道其实在关键问题上是何等复杂和矛盾。弗洛伊德放弃了他早先关于手淫有致病作用的观点，代之以“婴儿手淫”普遍性的激进观点。然后他从“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ism，亦可译作手淫）开始，围绕着他谓之“不正当的性冲动元素”的压抑来构造他整个的文明理论。拉科尔指出，在这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中，手淫“成为个体发生的一部分”：我们经历手淫，我们依赖手淫，我们走向性成年。《孤独的性》以对压抑理论的现代挑战的概述结尾，从1971年鼓吹男女平等不遗余力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Our selves），到一些小组的形成，这些小组的名字像“SF Jacks”——“一种趣味相投的喜欢手淫（jack-off）的男人团体”——如其主页上所宣称的和“墨尔本手淫者”（Melbourne Wankers），等等。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照片表明，手淫对这些当代艺术家，如Lynda Benglis、Annie Sprinkle、Vito Acconci等，显示出离经叛道的魅力。拉科尔甚至断言：“艺术制造，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手淫。”结语

拉科尔的这部《孤独的性》，实在是一部勇敢的文化史。书中那些渊博的论述，除了向读者提供相关的文化史知识之外，从整体上来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即缓解公众对手淫的焦虑。一个对手淫仍然抱有某些陈旧观念的读者，当他见到手淫这样一个听上去相当“恶心”的词汇，竟能被如此坦然、如此富有“文化”地谈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很可能一举改变他先前对手淫的看法，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对手淫的焦虑——如果他先前存在着这种焦虑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拉科尔十几年前写的那本《制造性》（Making Sex）相比，这本《孤独的性》事实上更有益于世道人心。江晓原2006年12月25日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第一章开篇综述

第一章开篇综述现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追溯到一个十分精确的年代，这种精确程度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它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位狂放不羁却又十分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人——诞生在同一年，或者说几乎是同一年。它的出现与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早期作品几乎同步，也与首次股市崩溃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读者或许还记得那个经典的笑话——在斯威夫特1917年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中，他写道：“贝茨先生，我的主人。”；“我善良的主人贝茨先生。”）。这一时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启蒙运动时期。

在现代史上手淫是低俗可耻的。手淫不仅仅是一个会导致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疲惫、残疾、疯癫甚至失明的问题，还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它是人类性生活中极特殊的一种。在手淫中，潜在的、不受限制的享乐欲望冲撞着社会道德的制约；习惯性的作为和“再来一次”的欲念挑战着良心和道德的约束。在这里，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欲望和幻想淹没了道德和原则；强烈的自我意识冲破了性欲的荒原，进入到一个手淫者自己幻想出的奢华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手淫一直徘徊于社会的不齿和自我的满足之间。

大概在1708年至1716年间——“1712年左右”——当时的一位匿名作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有一个冗长的书名，即《手淫；或可憎的自渎之罪，以及在两性中产生的严重后果，对那些用此种可耻手段伤害自己的人们提出精神以及肉体的忠告，并郑重劝戒全国的年轻人，无论男女……》。正是这本书名命名了一种新的疾病，一种具体而完全现代的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疾病不断催生出罪恶、耻辱和焦虑。作者在书中警告说，“一种频繁出现、且急需矫正的罪恶”正在广泛存在。但导致这种罪恶的却不仅仅是道德败坏这一个原因——“淫秽书籍、交友不慎、爱情故事、色情言谈以及其他导致淫乱和放荡的因素”。无论是什么原因，手淫是一种流行甚广的行为，因为沉迷于此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错误的行为，以为这种行为不受良心和社会的约束，不会导致严重后果。

由此可见，无知是导致手淫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由于“放荡”，或是因为“寂寞无聊”，或是通过同伴的引导，一些年轻人开始学会通过手淫来放纵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一举动不仅错误，而且极其有害。手淫行为不为人所知的特点是导致无知的一个原因。“其他不洁的行为往往会被人察觉，而手淫则不会。”手淫的人无须感到羞耻或罪恶，更不会受到传统道德的制约。一个不敢接触女孩的羞怯男孩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我满足。同样，女孩不仅可以通过手淫“抵制强烈的欲望”，并且可以在“隐瞒自己弱点”的同时，以此为借口来拒绝不合适的配偶。此外，手淫的传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人们错误地认为这种行为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不会像鸡奸者那样被判处死刑，也不会像乱伦或通奸那样会被送进监狱或接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或者说，至少那些手淫者是这样认为的。手淫是不折不扣的自我玷污行为，除此之外，对于这种令人生厌的，但人们又避而不谈的罪恶的存在再无法作出其他解释。

准确说来，这个长久以来被大众所忽略、却在近代西方对于自我和性的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叙述来概括：

这是一种在两性中通存的违反自然的行为。实施者无须通过他人，即可猥亵自己的身体。他们通过各种不洁的幻想，意图模仿并获取感官上的无上快乐。而这种快乐本是上帝为延续人类的繁衍，令男女两性通过互相交融才可获得的。

潜在的手淫者数量很大，“无论男女”，并且无须借助他人。与发生在夜间的鸡奸行为或其他不洁行为不同，手淫者不分男女。在所有非正常的性行为中，手淫是传播最广泛的一种。手淫者只需沉浸于自己“丰富的幻想”，便可获得高潮体验。在后来的300多年里，这种曾经被认为微不足道的行为却越来越能够展现少男少女以及成年男女的内心世界，并对实施者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那本小册子的作者——虽然匿名，但随后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撰写隐晦色情文学的外科医生——是第一个将“自愿的自我放纵”与《圣经·创世记》中“俄南”（Onan）的故事联系到一起的人。在《创世记》中，俄南没有将他的种子播撒到他的寡嫂体内，而是将它们撒在了地里，并因此被处死。这就是手淫行为的起源。同时，这位医生还认为，手淫所导致的后果将如《圣经》中所述说的那样——死亡。死亡并非是上帝给予的处罚，而是源自于手淫者被扭曲的天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手淫和后来其他的一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犯罪容易，抹去犯罪的印记却很难。那种认为手淫不会被人察觉、不会受到惩罚的看法其实完全是一种错觉。

在某种意义上，1712年前后的这一时期在现代对于性及自我意识探索的历史中，与医学史上的某一片断不谋而合。据前面所提到的那本小册子的作者说，他写作的初衷原本是为手淫者提供一些宗教的疗法。但随后，他将其书交给一位虔诚的内科医生阅读，并告诉他有很多人正在被一种秘不可言的罪恶所折磨，而且对此束手无策。这段遭遇虽无从考证，却从此改变了历史。这位虔诚的内科医生——与作者一样不知其名——“告诉我（即小册子的作者）两种极为有效的药”。一种专门医治男女各种非性病原因的体液外溢、夜间遗精以及排泄时伴随的体液溢出；另外一种则医治各种不育症和性无能，不管是否因性病而起。

出版商瓦热内先生在征询了这两种药的名字后，建议取名为“强力大补药”和“多子多春粉”。而且，这两种药还各有配药，例如，“强力大补药”若与“煎药”或“注射药”同时使用，效果最佳。在这里，医学似乎替代了道德的作用。由于这本小册子难免有推销药品之嫌，作者因此特意在书中声明，是那位内科医生而非他本人出钱印刷了这本小册子，第一次印刷就付印2000本。作者还声称那位医生“因此药而名利双收”。［1］

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将手淫视为医学疾病并借机赚取高价药费的举动虽然有些令人不齿，但却开创了一门独特的医学传统。这一传统不仅成为启蒙时期医学的柱石之一，而且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现代性学研究。因此，无数的论文、文章、百科全书的词条、各种小册子，甚至包括名人的巨著都将1712年视为一个起点。在200多年之后，当人们逐渐开始怀疑是否手淫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一位知名的法国医生依然坚持，他可以找到上百种症状来证明手淫的严重后果。［2］

但是，这一段医学史所展现的只是故事的一个侧面。就在1712年前后，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罪恶的行为会导致身体上的伤害。医学被视为是一种道德的指引，是肉体的伦理之道。18世纪时，随着道德规范的制定越来越源于自然而非神圣的宗教权威，道德准则也越来越多地由学校、医生和其他教育者来传播，而并非由教士、牧师来传道。医学的地位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文化忧虑被理解为医学疾病这种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例如：“文明病”往往是由各种不良行为所引起——过分的奢侈、过多的脑力活动而缺乏身体锻炼、滥用同情心、小说阅读得太多而导致身体或精神紊乱，以及纵欲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其实自太古时期起，过度纵欲就被视作医学问题。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自1712年起，手淫开始成为医学问题，又或为什么在1920年时，人们不再认为这种行为会致病。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性欲享乐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的同一时期，为什么手淫这种自我的性享乐追求会成为如此令人困扰的道德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喻示着一种道德转变，这种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手淫的讨论恰好体现了这一道德转变。

事实上，在手淫不再被认为会残害身体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仍然被视作现代人性生活中与道德紧密相连、并令人深思的话题。即便在今天，情况依旧如此，尽管连最强烈的反对者都已经不再坚持手淫行为会导致失明、疯癫或其他疾病。在过去，对手淫者不仅有道德上的谴责，还有医学上的警告，后者是前者的外在表现。虽然多数人不再认为手淫对身体有害，但对手淫这种孤独的性行为的争议和忧虑（1712年首次出现）却并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

维多利亚女王的医生詹姆斯·帕格特（Sir James Paget）曾在1879年著书写道：手淫行为的危害其实是“性疑病症”的一种形式。医生应告诉病人（无论成年与否），它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与同等频度的正常性交带给人身体的影响大致相同”。虽然默许，帕格特医生对这种行为也深为痛惜。他表示，手淫是罪恶深重的行为，“肮脏、不洁、道德败坏、且人神共弃”。那么，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一种在医学上被认为是良性的行为，却被痛斥为“肮脏……人神共弃”？［3］弗洛伊德及其同行曾经激烈地讨论过手淫行为是否会妨害性高潮体验，以及是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问题。尽管弗洛伊德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显得有些过时，但几乎所有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学者，无论是开山鼻祖，还是他们的后辈，都一致认为，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对于了解自我探索的历史，以及它在社会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都意义重大。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乔斯琳·埃尔德斯（Jocelyn Elders）被解职。原因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道，学校的孩子们是否应该在合适的卫生课或社会学课上学习有关手淫的内容时，这位部长踌躇片刻，回答说“是”。换句话说，作为性生活中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手淫现象，一直是以疾病的形式存在。

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是：在1712年前后（启蒙运动的初始时期），为什么手淫这一话题会从道德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道德问题？几千年以来，与其他关于肉体欲望和道德的话题——如婚姻内性享乐的目的和节制问题，以及同性恋问题——相比，此话题一直默默无闻。几千年以来，无论医生、哲学家、犹太教士，还是牧师，他们对两性伦理的阐释也集中于成年男性。然而，这所有一切都在几十年间全然改变。随着手淫话题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和注意，未成年人——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尤其是女性，被认为是从事这一行为的主体。不仅在欧洲，在任何一个自我意识得到启蒙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以及它无法言传的吸引力。手淫是中产阶级追求现代性体验的一种表现，它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行为。那么，对这样一种对少男少女及成年男女都具有致命诱惑力和满足感的性行为的节制为何会如此令人担忧？而在此之前，就其讨论程度而言，手淫只是存在于成年男性和寺院僧侣中间的一个边缘问题。

自1712年起，这种被《手淫》描述为“令道德受伤的苦恼问题”，这种“自渎的深重罪恶”（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成“罪行”一词）逐渐变得清晰、明朗，并且尖锐。手淫成为社会焦点这一现象也由此成为历史记载中有关文化变迁的一个有趣片断。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手淫从一个一开始只是穷苦文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慢慢地进入百科全书的殿堂——百科全书的出现被视为文化启蒙运动的一大成果。这一变迁显然不是宗教人士和文化保守派的功劳。现代手淫文化讨论诞生于一个全新的、不为宗教所束缚的道德世界。手淫现象所折射的恰好是这个世界隐秘的另一面。启蒙运动倡导的对自由的追求将这一最隐秘、最私人化、看上去似乎无甚大碍且不易被人察觉的性行为，推向追求幻想、欲望和自我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舞台。

在我看来，转折点出现在17世纪末期或18世纪初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手淫获得了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道德观念被理解为自我掌控的时期。这种理念认为，所有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道德身份，但却有各自具体的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4］在那段时期，一种深刻的个人主义文化逐渐形成：“这种文化推崇自由意志，认为自我探索的过程至关重要……而且，它对美好生活的诠释通常包含着个人的付出。”提出这番论断的人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他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当时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我们无法完全自主，且无法进行自我探索的世界，那时的幸福生活决定于物质，而非我们自身。作为社会的个体，应该从这样一个世界脱离出来。广义而言，在现代社会之前，是非标准往往由上帝、宗教、政府而决定，概括地说，就是由个人与抽象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各种联系而决定。亚里士多德曾写道，一个人只有和朋友和谐相处，才是幸福的。“如果他孤独一人，生活将会十分艰难。”他的话道出了社交活动的准则，也是现实世界所认可的幸福生活的标准。就人类天性而言也是如此。换言之，无论以何种形式，人类与宇宙的联系往往是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在17世纪末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正生存于一个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社会。然而，自17世纪晚期之后，人们越来越难以认可这样一种生存联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与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联系，这个问题显然应该留给现代社会来回答。［5］

然而，对于什么是所谓的“现代自我”，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我想说的是，在我这本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无论知名与否，都不约而同地十分关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个体的自发性如何与个体和他人之间的联系互相协调？或者换言之，这些人一直都致力于发现一种内在的法则，以使个人主义和自由成为可能。

回顾近200年的文化历史、性别历史，以及个人主义历史，究竟是什么促使手淫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中心话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在第五章、第六章详加阐述。在这之前，我需要先阐明其他的一些问题。首先，在下一章，我将追寻手淫发展的足迹，阐述其作为一种引起文化共鸣的性行为，从18世纪早期发展到今天的历史进程。这一章的内容不仅展现《手淫》这本小册子是如何从一个小范围的生存环境，以极大的适应性传播至一个国家，进而一片大陆，最后遍布整个世界的，也将阐释这本小册子所反映的问题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话题的全过程。（同时，作为一项创新之举，我也会透露给大家这本开创了先河的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的真实姓名。）

现代手淫文化是如何成为现代性学研究的重要话题的呢？为了阐述清楚一问题，我认为，对于手淫现象的研究始于1712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手淫这一行为始于1712年，或者说从1712年才开始讨论这一行为。本书第三章的内容讲述的是1712年之前手淫的历史。起初是从医学角度，进而延伸至性学以及伦理角度。这一章的内容由《圣经·旧约》中俄南（手淫Onanism一词因他而来）的故事而起——尽管也许他本人并非是一个手淫者，还包括后来犹太文献中对于俄南是非的评价，以及2000多年以来，一直到启蒙运动前期，基督教文献中有关手淫现象的评论。与1712年之后的历史相比，这段早期历史显得略微苍白、凌乱，也许有些偏离主题，而且，谈论的主体也无外乎成年男性。然而，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的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通过对其他性行为的严肃思考，这一章所揭示的是性伦理中受到遮蔽的一面。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三章的内容与本书的其他内容是几乎相反的。如果说手淫现象在18世纪之后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一章则揭示了为什么在此之前对它的研究几乎无人涉及。它证明了对手淫的讨论完全属于现代性学的范畴，手淫是第一个在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两性机会均等的恶习。

下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在启蒙运动的早期，究竟是什么使人们突然对手淫这一问题如此惴惴不安？肯定不是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实施这种行为。不管当时情况是否如此，我们已无从得知。18世纪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对手淫的反感也并非出于对性享乐的反感。那种认为手淫会导致精液损失的论调更是古代医学的陈词滥调，也并不能构成人们对少男少女以及女性的手淫行为感到困扰的原因，因为女性在手淫这种高潮游戏中所得到的只是幻想和欲望。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说来，有三个因素可以被视作是这种自我性游戏使人们产生恐惧的原因。一、在一个推崇透明的年代里，手淫是一种隐秘、不可见人的行为；二、这种行为如同上等的可卡因，容易导致无节制的纵欲，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性行为都无法相比的；三、这种行为无法在现实中被限制，因为它纯粹是幻想的结果。

在第五章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正如我先前所言，手淫的历史部分地反映了道德上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主体是如何形成以及发展下去的。具体而言，对于为什么手淫问题会变得如此紧迫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同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种行为的核心本质——幻想、纵欲、孤独、私密——会令人如此担忧。现代文化鼓励个人主义、自我主张，却容易导致为我中心论和恣意妄为。这种文化认为，社会个体总是不满足于现实或本身所有，而幻想拥有更多，但同时他们也懂得适度的克制和调节自我的欲望和幻想。现实的准则并非来源于外部世界，而是来源于自身。手淫是自我优越心理的性行为体现，是为达成现代文化目标而斗争的心理战场。

本书第六章将主要阐述当今的手淫文化讨论。首先，我们从这一章节中可以得知，18世纪早期至20世纪早期，性行为学和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那种浓厚的传统。手淫被视作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经的一个阶段，在合适的时间摒弃这种行为成为迈向成熟、形成健康心理、遵循社会传统的一个标志。弗洛伊德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成为众多研究争议的焦点。

20世纪的后四五十年里，对手淫文化的讨论再次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自50年代起，随着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受后来的性别战争及最后20多年里掀起的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运动的影响，手淫文化逐渐成为广大社会争议的焦点。从来没有一种性行为像手淫这样可以不受限制地恣意妄为，与家庭或遗传也无甚联系。手淫所具有的时断时续、充满幻想、完全自我的特质曾一度令18世纪的学者们感到极为困扰。之后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它又被理解为一种人类自婴儿时期就具有的性能力，普通正常人随着文化的积累，则完全可以摆脱它的影响。而在今天，手淫被理解为一种体现个人意志的行为，一种实现自由的手段，或者在某些人的观点中，是堕落和绝望的一个标志。这种自我愉悦的性游戏在某些人看来是人人追求的理想天堂，在某些人眼中则是万人唾弃的卑鄙行径。在这一章中，读者既能读到惠特曼（Walt Whitman）对手淫浪漫极致的描写，也能看到对这种行为“自我放纵、自我中心、恣意妄为”的痛斥。

由此可见，手淫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卢梭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仍然备受推崇。首先，在18世纪时，手淫这种个体性行为就被理解为展现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它好比一个十字路口，成年男女或少男少女如果缺乏细心的照料和正确的引导，很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在那里，他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幻想以及自我投入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选择虽不至于罪恶深重，却会导致病态和堕落，因为它是一种不受宗教所控制的恣意妄为。之后，弗洛伊德的学说带来一场革命，也使手淫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手淫不再是一个会将人引入歧途的十字路口，而是一个人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经历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挣扎，摆脱这种自体性游戏的影响，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自我。在手淫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手淫行为被认为是自恋、自爱的一种体验，也是自我满足的一种形式，它使每个人在与他人形成各种关系的同时，不会丧失自我。这种曾被哲学家们认为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现在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为实现自我的手段。与远古时期不同的是，这种曾经只属于有闲阶层或贵族男性的性游戏，在当今社会几乎可以被各种人群所接触。当然，关于手淫文化的这些发展并不总是脉络清晰、直线向前，其中也有迂回曲折，反反复复。但首先，让我来细述手淫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展现这样一种隐秘的恶习是如何在3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备受关注的性学话题的。第二章手淫文化的传播——从一本《手淫》小册子至整个文明世界

探讨手淫文化的第一本书——《手淫》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那正是印刷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这本书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它激起人们对一种令人恐惧的罪恶的关注和议论。然而，如果不是当时的图书和药品交易繁荣发展，如果不是出于盈利的动机，对手淫文化的讨论是不会出现的。

当然，《手淫》这本书可不会这样写。作者在书中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主要是想告诫大众“自渎”这种“令人可鄙的行为”所产生的对精神和肉体的危害，并附上一些“著名医生”开的药方，以治疗手淫所导致的疾病。［6］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作者提供的这些药方的成分往往贵得惊人（作者也在书中对此表示同情），而且药方的配法十分复杂，非一般病人可以掌握。更没有人会拿着药方去药房，请求药剂师为这种见不得人的疾病配药。因此，作者在书中说道，他已经配好了一大批这种药，并将其转让给一个“具有专门技术的人”——此人是他的一个医生朋友，而这位朋友则自己掏钱印刷2000册的《手淫》作为回报。想必这位医生在一开始是免费提供这些药品的，但此举后来证明代价太高。当时，每本书都配有治疗这种性疾病的药剂，而且价格不菲：整个药方要价12先令。在当时，这个价钱可以在咖啡店里买到290杯咖啡（外加点心），并且相当于一个男仆两周的薪水。（18世纪末期时，《手淫》一书不再被捆绑进入药品买卖市场，只是作为隐晦色情文学的一个独立作品而存在。）后来，读者们被建议用自己的名字申请，在《手淫》的出版商和书商那里，都可以申请购买这种药剂。

这个故事尽管在开头部分有些故作慈善之嫌，但整体看起来并非难以置信。在当时，书籍附带赠品和用廉价书籍（一些只有一个印张的小册子）推销药剂是十分普遍的做法。例如，治牙痛的“止痛项链”、起清火通便作用的小糖果，以及各种各样治疗痛风、风湿和性病的药方。这些东西在推动手淫文化的传播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7］出版商和书商不仅出版、销售书籍，还顺带出售药剂。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某个文人负责创作书籍，另外一人负责制药，他们与从事书本贸易的人一起策划了这一运作。

然而，在《手淫》的运作中，道德主义者——那位没有什么医疗背景的作家——和“强力大补药”、“多子多春粉”的制作者之间的区分被打破。读者们被告知，他们可以通过零售商约见并咨询书的作者，“当然是要付费的”。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都期望书卖得好，［8］于是，在对书的需求之外，又形成了一个虽然独立，却与书的需求紧密相连的新的市场需求——对此书所附带的药剂的市场需求。

1716年前后，有关这本书、这种药，以及该书的增订本的广告开始频繁出现于伦敦的周报上。从形式上看，这些广告与其他广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豆腐块大小，与现代的招聘广告有些类似，印有《手淫》一书精美的封面，并不断地出现关于这本书再版和畅销的最新报道。有时还刊登诸如“该书新版附有女读者来信探讨闺中秘事”的新闻。在一个印刷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里，这本书和其他流行产物一起，互相依存，而又彼此竞争。例如：在某一周里，《手淫》的广告被夹杂在两篇流行报道之间，一篇是有关一个哑巴绅士的报道，这位绅士能够记住所有他曾遇见过的人的名字；而另外一篇则是一部新书的发布公告，这本新书的内容是关于即将崩溃的教皇统治。《手淫》的商业成功在当时是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我十分渴望一睹为快，因为这本书不仅令整个世界为之动容，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再版了多次。”这是1724年一位评论家的言辞（出于嫉妒，他在当年对此书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在报纸——如《星期天邮报》——可以传播到的地方，对于该书的讨论和争议也如影随形（上面的例子来源于我随意找到的一份1718年10月28日出版的报纸）。《手淫》的声名也远播国内的各大城市。事实上，在英国印刷史的早期，这本第一部指出无论男女、无论老幼都会进行“不洁的手淫”的书是最先得到广泛宣传的书籍之一。［9］《手淫》一书的热卖令人津津乐道。一封被公开出版的信札（出版于1723年1月25日——对于这个日期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的作者曾提到，他第一次见到这本书以及手淫一词，就是通过一个刊登在《伦敦杂志》（London Journal）上对于该书第六版的广告。当时，他正在一个公共场所阅读该杂志。“我问一个朋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随即告诉了我，令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于是，像其他人一样，他买了一本书。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畅销以及现代手淫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欧洲早期大众传播的大肆宣传，和当时所营造的公众空间。据统计，伦敦在1700年时已拥有近2000家咖啡馆。在1739年，还出现了关于某个特定区域的更详尽的数字。在一个被称为“道德区域”的地方——这是几个教区的统称，它们自16世纪以来就开始统计本教区的死亡人数——就有551家咖啡馆。咖啡馆不仅是刊登《手淫》和其他流行文化书籍广告的报纸流通的地方，同时也出售《手淫》的读者们认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药。由于当时邮箱还并未出现，邮单的投递、包裹的领取都是在这样的信息和贸易集中的公共场所。很多大城市在1700年时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咖啡馆。［10］咖啡馆的出现成为手淫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

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手淫》及其《补遗本》大为畅销。两个版本互相吹捧、互相得利。例如：一个没有具体日期的《补遗本》大肆推销《手淫》原书的最新版：“无论男女性别、年龄大小、学问高低、职业贵贱，不管是否有过这种受到攻击的性行为的体验，都应该一览此书。”简言之，所有人都需要购买这本书。当时的一个书商为了吸引读者，用极其夸张的手法将其描述为“前所未闻的由闺房秘事引发的奇异事件”。

这种自卖自夸衍生出一种常见的套路。在这本书里，为吸引读者注意而被描述成“奇异事件”指的是书中两个修女的故事。这两个人被发现具有超出常人的巨大阴蒂。教皇于是命人进行调查，看她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性别，因为这种行为曾有过先例。调查人员随后呈上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颇似当时流行于市井并带有些许淫秽意味的医学书籍——这种书籍也是《手淫》及其《补遗本》中大部分故事的来源——的内容。报告说，这并非是奇人异事，事情的真相并没有“超越自然界的范围”。这两个修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频繁地模仿性行为而对阴蒂造成异常的刺激，因此使阴蒂脱出并增大，如同阴茎一般”。这段内容中的“性模仿”一词暗示了手淫行为。这种被正统文学视为糟粕的内容，对《手淫》来说却是难得的素材。［11］为最大程度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关于女性自淫的描述多采用比喻手法——这也是18世纪色情文学常见的描写手段。“离这些城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CLTRS的城市”，深受女子的喜欢——一本指导人们了解女人身体的手册如是说——“那儿的王宫是一个可以尽情享乐的地方”，一开始地方并不大，但“当女子们在那里感受到极乐之后，便使它越来越广阔了”。［12］这段比喻其实讲的就是修女的故事，类似这样的隐晦描写还有很多。

流行文学的常规流通渠道是《手淫》得以广为传播的另一功臣。出版或出售该书的人都是18世纪早期出版业的重要人物，他们控制着整个印刷和宣传的命脉。例如托马斯·科罗奇（Thomas Crouch），他在出版《手淫》一书的同时，不仅为其配上了据说具有滋补作用的“挥发性的香气”，并在封底宣传了自己的新书《300年来关于公正与仁慈的奇闻怪事》。另外一位出版商保尔·瓦热内（Paul Varenne）曾出版若干法语及拉丁语作品，其中包括《公祷书》的译本。1718年，他与科罗奇共同出版了一部关于性病的书，虽然该书并未涉及手淫话题，但却在醒目位置为《手淫》的第四版做广告，因为他拥有这一版的利益分成。［13］

合伙出版科罗奇和瓦热内书籍的两个出版社早在几年之前——确切地说是1708年——就曾共同出版过一位叫约翰·马尔顿（John Marten）医生有关性病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手淫”一词的现代叫法“masturbation”首次出现。虽然这次提及十分简短，但切中要害：导致夜遗、性无能和不育的因素，包括“未成年的学校男生过度用手进行自淫”，而且“女性的自淫”也会伤害她们的身体。一年以后，这对组合再度联手，出版了马尔顿的另一部作品，一部“令人脸红的作品”——《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这本书激起轩然大波，引起当局的高度重视，并被高等法院指控为淫秽书籍。然而，这次指控最终以失败告终。［14］

这起事件并未对《手淫》的出版产生重大影响。相反，它激起了大众窥探他人隐私的猎奇心理，并使《手淫》的再版从中获利。在马尔顿的书中，他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女性的自淫，并写道“男人若看见这种行为，定会难以自抑，并且会渴望得到同样的享受”。他尤其提到“阴蒂”一词，无论作为名词或动词，“都会引发人们对于探求性事秘密的向往”。而且他认为手淫可以“减轻女性对于性的强烈渴望”。虽然从马尔顿的书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出他对于手淫的反对态度，然而他在书中对“两性短暂而贪得无厌的性享乐”的描写却过于细致，以致令人作呕。［15］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约翰·马尔顿将现代手淫文化和隐晦色情书籍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经常与一些其他著名的色情书籍编在一起，如1703年被译成英文的法国人尼古拉斯·韦奈特（Nicolas Venette）的作品《揭秘婚姻之爱》，风靡意大利，并在1653年轰动英国的色情作品《难睹的真相》和《未上锁的性爱密室》。简而言之，《手淫》的出版商看准时机，将其引入了一个业已成熟的市场，这个市场不仅由他们一手营造出来，而且已经作好准备，接受并繁衍手淫文化这一新生事物。

和许多同类书籍一样，《手淫》一直处在争议的漩涡当中。作为一部书信体小说，它不断地添加着一封又一封真伪难辨的书信，内容全都是关于青少年自淫行为，这些少年们无一例外地都承受着手淫所带来的恶果。面对非议，这本书竟然大为畅销。虽然作者许诺“不再为此书添加新的内容，只是有可能再版”，《补遗本》的第十五版和第十六版却仍然增添了新的内容。作者解释说是因为要驳斥对此书的“下流诽谤”。［16］那位至今我们仍不知其姓名的作者一再否认他是一个创作了有史以来“最下流文章”的“虚伪、满腹牢骚、伪善的传道士”，声称自己根本不是在说教。同样，对于那些关于他对手淫的讨论其实是为通奸和嫖妓进行辩护的指控，他也加以否认。有人说，他故意夸大手淫的危害性，将其形容为“最顶级的淫秽行为”，其真实目的是为推销那些治疗手淫所引起的疾病的药剂。面对这种指控，他谦和地表态说，也许他确实对通奸、鸡奸、兽欲、乱伦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但这些问题已经被许多人所讨论，而手淫却“从未被任何作品提及”。作者还在书中说，如果手淫只是为了排除多余的精液，那么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当有人对此说法提出异议时，作者解释说，这种恶行最大的害处在于它是“不纯洁的幻想”，而且没有人能够在“摆脱不洁幻想”的情况下作出这种行为，因此，完全有益健康的手淫活动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来源于当时一个近似荒诞的传闻：有一位新郎，由于岳父大人不允许他与只有13岁的新娘同房，只好用手淫来舒缓自己的欲望。这一传闻似乎恰好证实了他的批评者的观点。）直到18世纪20年代末，《手淫》一书一直难以登上文化研究的大雅之堂。

在匿名300年之后，是那些关于这种恶行的文艺批评让我们最终发现，究竟是谁撰写了这本现代手淫文化的开山之作。1712年，一个笔名为马修·罗索斯（Mathew Rothos）的作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为卖药而做的促销——论M先生所作的〈手淫补遗本〉》。［17］此书的出版商曾于1723年和1724年公开对《手淫》进行批判。这位出版商和《手淫》、《补遗本》的出版商一样，弥补了高雅的宗教说教作品和下流的半色情文学之间的空缺。［18］

谈起该书的创作动机，罗索斯解释说，他是因为M先生没有对先前的批评作品——《审视〈手淫〉》做以回应。出于对这部批评作品的拥护，他决定加入到这场文艺争论中来。或许，这一文艺争论事件反映了当时的舆论争议。当然罗索斯也有其他动机。或许是对手淫是最恶劣的性行为的说法感到沮丧，因为这一说法将那些旧的论调撇在一旁；或许是因为《手淫》里对于这种私密的自渎行为的描写过于详细而令人反感；或许，作者同样也希望从《手淫》所激发的巨大市场利润中分得一杯羹。

无论是何种原因，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文艺市场逐渐繁荣起来。罗索斯的语言华丽而充满感染力。他写道：从一部充满了“恶意的、颠倒黑白、不着边际的谎言和互相矛盾、淫秽下流语言”的作品中，从一个编造了“许许多多看起来似乎真实可信、但其实令人羞耻的来信”的作者那里，从一个“自吹自擂”的俗人那里，到底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位M先生的作品毫无价值可言，他的观点缺乏有力支持”，而且“语言下流、粗俗不堪”，一味迎合那些品位低俗的读者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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