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蔚,常亮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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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探微试读：
前言
女性书写的历史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女性文学从模仿男性书写模式、思考自身生存状况到创新地书写自身经验，创作脉络清晰可见。20世纪初，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一起开拓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女性书写成为女性表达自我的自觉实践；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视角为女性书写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英国的女性小说，并对其女性文学文本做了考察。书中所做的8个文本个案研究运用的文学批评方法把女性主义同精神分析、伦理学、文化研究、酷儿理论、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相结合。这些研究涉及空间、语言、权利、女性身体、他/她我、女性主体、性别身份、两性关系等多个同女性书写和性别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重点，基本涵盖了学界在女性小说研究领域中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清晰地展示出后现代视野中对文学文本进行多重阐释的可能。作者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够初步实现下列目标：
第一，观看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如何表现女性经验、两性关系以及同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分析这些经验和问题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从而探索解决女性困惑或摆脱女性困惑的可能性。
第二，注重对20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的思想观念、创作倾向以及代表作品的评论和分析，体悟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象征隐喻、修辞策略、话语特征等写作方法，总结女性书写的独特手段，从而考察这样的书写方式对表现女性经验的有效性。
第三，借鉴20世纪英美女作家的书写经验，反观中国女性生活以及女性生活在文学中的再现，对比中国女性文学的书写方式和大众接受渠道，从而思考跨界文化差异的女性书写模式。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总论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特点加以概括和阐述。
第二章，对伍尔夫的人生经历及重要的女性文学作品《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进行详细介绍。
第三章，介绍多丽丝·莱辛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概述，以及她的女性文学代表作《金色笔记》和《在野草歌唱》。
第四章，介绍了默多克的创作思想以及女性文学作品《大海啊，大海》和《黑王子》。
第五章，介绍了珍妮特·温特斯的人生经历及其女性文学作品《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和《给樱桃以性别》。
由于20世纪具有很大跨度，各个历史时期及文化区域的女性文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目前的研究仅仅关注其中少数较为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尤其侧重研究了战后女性文学以及特点，许多空隙仍有待后续研究填补。
本书为牡丹江社会科学课题项目（141223）和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青年专项课题（CJD12140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师。张蔚负责全书统稿，并撰写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共计8万字；常亮负责撰写第二章、第三章，共计7.4万字，并负责参考文献的整理。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作 者2015年5月第一章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概述第一节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发展的主要阶段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人才辈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经历了几乎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其艺术一再得到优化与升华，在世界文学的走廊中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英国文学从形成之日起便与女性有着特殊、紧密的联系，女性文学是“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历代女性作家为之呕心沥血，功不可没。18世纪的英国小说创作几乎被女性所垄断，罗曼司和哥特式等小说体裁也始于女性作家之手；19世纪更是因为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成绩斐然的女性小说家而被称为“女性小说家的时代”，正如托马斯·F．斯特利所言，任何一位严肃的学者都不可能跳过女性作家来谈英国小说史，女性作家的成就是不可忽略的。然而，20世纪以前的英国女性小说家又面临着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女性小说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抑或只是男性文学的模仿。女性文学从模仿男性书写模式、思考自身生存状况到创新地书写自身经验，创作脉络清晰可见。约翰·S．米尔认为，20世纪以前的女性小说家总是在摹仿而非创造，她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男性文学传统的影响。女性主义批评反对这种压抑和贬损女性文学的男性霸权话语，她们重新审视了女性小说发展的历史并发现女性文学的独立传统，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特的亚文化”。进入20世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伟大传统又有新的发展，英国女性主义作家从新的视角检视女性，注重从女性的内心体验、价值观念、自身解放和人生理想等诸多方面去塑造新的女性形象。肖瓦尔特在其女性文学史研究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分析了英国自勃朗特姐妹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女性写作“三段论”：以摹仿为主的“女性阶段”，以对抗为主的“女权阶段”和以自我发现为主的“女人阶段”。据此划分英国女性小说，直到20世纪初（1920年），英国女性写作才进入“女人阶段”。
本书把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20世纪上半期：小说的变革和现代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浪潮下的女性小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化的女性小说创作。一、20世纪上半期：小说的变革和现代主义
20世纪初的英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随着大英帝国势力的由盛而衰，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了经济危机以及世界大战的爆发；工人阶级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科技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思想领域的变动，传统的权威观念及宗教信仰受到了质疑从而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及思想道德危机，而对英国女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第一次女权运动，它的胜利使英国女性获得了在经济教育和立法方面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与此相对应，小说领域也试图突破传统，寻求创新，一场反叛传统的现代主义变革应运而生，而在这个转变中女性作家可谓是一马当先。肖瓦尔特认为这一时期“女性美学”最大的成就就是抛弃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对现实的描写从外部经历转入主观内心世界，正如R．布赖姆利·约翰逊所言，20世纪的女性作家用热情和决心寻求真实，但“这个真实不存在于物质……而属于精神”，事实上，这种用新的创作方式来抗衡当时盛行的“男性的现实主义”正是女性主义意识在男性统治世界的体现，少数属于女性的独立自由的空间之一便是“区别于外部现实的个人意识”。
最早在小说中应用意识流技巧心理分析法等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女性作家有多萝西·理查逊（Dorothy Richardson,1873—1957），梅·辛克莱尔（May Sinclair, 1863—1946）以及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等。在以《人生历程》（Pilgrimage,1915—1967）为名的系列心理小说中，多萝茜·理查逊通过别具一格的手法揭示了女主角在漫长岁月中流动的、变幻莫测的意识，从内容和技巧上入手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她认为男性作家推崇的传统的写作技巧过分重视理性分析而歪曲了女性，只有进入意识空间才能如实展现她们的经历和视角。而梅·辛克莱尔不但采用了理查逊的意识流技巧，而且使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来探索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作家的视野。丽贝卡·韦斯特的创作也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她的小说往往突出人物心理冲突和性等问题。
而将意识流小说推向顶峰的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伍尔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是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文学批评的先驱、女权思想代言人。她首先从理论上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提出了猛烈的挑战，在《木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1924）这篇评论中，她对木涅特、高尔斯华绥和威尔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进行了抨击，并称他们为“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没能在作品中表现人性和捕捉真正的生活。她眼中的真正的生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总和，她认为只有人的主观世界才是真实和永恒的，因此小说要摒弃以刻画社会、人物性格为主的旧方法而采用深入内心世界的意识流方法。伍尔夫的现代小说理念集中体现在了《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这两部作品中，她的意识流、变换的叙事角度、心理时间等独特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当然，伍尔夫除了是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也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正如E.M．福斯特所说：“女权主义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可以说她的所有小说都体现了对女性话题的思考，处处洋溢着饱满的女性意识。例如《夜与日》（Night and Day,1919）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暗示了男女两性的对立和互补关系：“夜”代表女性，意指想象、情感和直觉；而“日”则代表男性，指代对事实、理性和逻辑的崇尚。《达洛维夫人》则以达洛维夫人一人的生活为线索，重点探讨了女性的自我价值问题。《到灯塔去》通过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女性——拉姆齐夫人和莉莉的鲜明对比充分体现女性自强自立的重要性。而在弥漫着幻想色彩的《奥兰多》中，伍尔夫在主人公身上寄托了对性别的思索。
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女作家，如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她受到伍尔夫的启发，在其作品中广泛使用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简·里斯也同样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她的四部曲之一《早安，午夜》（Good Morning, Midnight,1939）用“过去与现在胶着的意识和记忆”表现只身在巴黎漂泊的迷惘的女主角的内心世界而被称赞为“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现代主义技巧”。但是里斯最被关注的并不是她的创作技巧，而是女性主题，尤其体现在她的后期作品《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中。小说以《简·爱》为蓝本创造性地改写了罗彻斯特的疯妻伯莎的故事，从正面塑造了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尔姑娘，让这个疯女人在被压抑和贬斥了一百多年后终于挣脱了被强加的丑恶标签，用其不幸的遭遇来控诉男权的统治和压迫。这部小说俨然成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不但引发了大量的评论，甚至还影响了人们对《简·爱》的接受和评价。
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上半期虽然现代主义小说盛行，但是传统的小说技巧仍然有众多的实践者。除了上面提到的对创作手法进行革新和实验的女作家，还有一批坚持用传统手法创作的女作家，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 Burnett, 1884—1969）就是其中的一个。伯内特的作品以人物的对话见长，但因为描写的几乎都是爱德华时代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关系而被批评为“缺乏时代气息”。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她不属于现代主义范畴的重要作家。作为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继承了爱伦·坡以来英美侦探文学的传统，但在很多地方又有突破。她的小说大都构思精巧，逻辑严密，善于利用众多假象制造出复杂的悬念。此外，她的叙事技巧也非常高超，力求从不同侧面讲述故事并善于利用对话推动故事发展。更重要的是，她笔下的马普尔成为侦探小说史上的第一位女侦探，而波洛则成为与福尔摩斯形象对立的“反英雄主义”的典型，他们的出现“颠覆了这一小说类型的男性传统”，影响了包括非·多·詹姆斯（Y.D James,1920—）在内的很多推理侦探小说家。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浪潮下的女性小说
随着伍尔夫的去世和现代主义小说的衰落，“英国女性小说显得漫无目的”，很多四五十年代的女性作家继续沿用传统保守的写作方式，代表了对女性文学传统的“消极的而非主动的继承”，而她们的被动消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二战”后小说的写照。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莱辛的创作中得以极大地转变，女性小说开始进入充满活力的新阶段，有人甚至认为它们使6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得到了复兴。
这一时期的英国女性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受到了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极大影响。玛鲁拉·乔安奴认为女性主义对女性小说的影响不亚于现代主义：“这是一场在意义上等同于现实主义的运动，在它影响下的作品既不乏现代主义的颠覆传统的精神，又结合了现实主义对社会的批判。”在小说的创作形式上，这一时期的很多女性小说家都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写实传统，同时混合现代创作技巧或借鉴哲学、宗教视角等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潮流。在内容上，她们关注当前女性的生活和地位，从一个侧面描写社会和人性。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女性新的经历和语言，反映在她们的小说里的关于身份、事业、爱情、婚姻、性、母亲身份及经济独立等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她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她们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如此宽泛和丰富以至于做任何概括和归纳似乎都很困难，任何一种分类都只能是相对而言。
就女性主义的表现形式来说，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和费·韦尔登（Fay Weldon,1931—）都可以被归入现实主义之列，但是就作品所表达的女性主义内容而言，后者比前两位激进很多。
多丽丝·莱辛创作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塑造了许多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因探讨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我解放的道路而成为战后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小说，并常被誉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姊妹篇。莱辛在她这部“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中体现出她们仍然难以摆脱对男性的情感依附，仍然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艰难前行。《野草在歌唱》是莱辛的处女作，一经出版便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部小说展示了莱辛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其成功更多来源于该作品的深刻内涵，第一次毫无掩饰地描摹种族隔离下南部非洲的真实情形。在非洲殖民地种族矛盾激化的时代，基于黑白种族强烈的文化冲突，莱辛创作了这部作品。她没有用大量笔墨直接描写种族隔离政策，但种族歧视的影响却像幽灵一样渗透于小说的各个角落。莱辛文学中悲剧意识的表现始于《野草在歌唱》，由此延续发展，愈积愈浓。
和莱辛一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叙事手法也深受19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肖尔瓦特甚至称她为“英国所有当代女性小说家中最热烈的传统主义者”。德拉布尔的作品以现代女性为中心，因关注、探讨女性在事业与家庭、婚姻与爱情等方面的矛盾使她被称为“妇女的小说家”。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夏日鸟笼》（A Summer Bird-Cage,1963）, 《贾里克年》（The Garrick Year,1964）, 《魔石》（Millstone,1966）《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en,1967）和《针眼》（The Needle' s Eye,1972）等多以青年知识女性为主角，描写她们从学校步入社会面对爱情、婚姻和事业时的迷茫与困惑。搁笔10年后，德拉布尔又创作了三部曲《光辉大道》（The Radiant Way,1987）《人生好奇》（A Natural Curiosity,1989）以及《象牙门》（The Gates of Ivory,1991）。三部曲以三个女性的生活经历为重点，侧面描写出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不同于激进女性主义者拒绝传统性别角色的观点，德拉布尔是支持履行这一职责和义务的，尤其是母亲的角色。她的作品充分肯定了在母性的基础上寻求女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德拉布尔亦被称为“写母性的小说家”。
而同样是写女性题材，费·韦尔登就激进很多，她甚至被称为“最能体现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时代精神”的作家。韦尔登的小说多以探讨女性的生活、情感为主题，表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探索，这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不谋而合，集中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其中《普拉克西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讲述了一个被父权社会压迫的女性如何觉醒，到最后挣脱父权枷锁的过程。在韦尔登的笔下，父权制是一个“利用男女生理区别来制造和延续社会不公”的体制，而普拉克西斯所反抗的正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甚至“普拉克西斯”这个名字暗示了“转折、顶点、行动”，甚至“性高潮”——利用女性的性来挑战父权的女权主义思想。
虽然莱辛、德拉布尔和韦尔登都可以被列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但是她们笔下的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带有实有验性的混合了各种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主义技巧的现实主义，这种实验精神在穆莉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和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身上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她们的作品注重将现实主义手法与神学、美学、宗教、伦理和神话等视角相结合。
穆莉尔·斯帕克往往从宗教、神学和心理学等方面探讨人的地位和价值，并不断尝试新的创作形式。威廉·麦克布莱恩认为穆莉尔·斯帕克是当时少数的几个仅用作品的形式就可以使读者着迷的作家。默多克的小说也是因为受到神学研究的影响，从神学、宗教、伦理等角度来探讨人性善恶等问题。她的创作手法主要沿袭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能对哥特式、隐喻、象征、精神分析等多种现代表现技巧驾轻就熟。评论界对她讨论得最多的正是她的创作手法，谁都无法将她明确地归于哪一类文学流派：她既不是女性主义作家，也不属于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作家之列。很多评论家在谈论她的时候都避免对她做任何归类，而是注重分析她那种“既否定19世纪的力求客观性和语言对现实的准确再现的写作手法，又反对极端的实验主义的‘灵敏的’现实主义”。
默多克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和现实，也更加关注人对至善道德理念的追寻。从意识到身体偏离真实世界的那一刻，人对至善理念的追寻就没有停止。默多克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混沌无知的人们思考，哪怕只是微弱的火光，都能指引人突破唯我主义的困境，更进一步地接近善的真实世界。正如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马尔卡姆·布雷德伯里指出：“默多克以哲学家的身份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她选择以同样的姿态结束自己的创作。但是她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哲学家，她是通过艺术幻想去探索和预见人类的情操和现实世界本质的哲学家……她的小说表现的是对现代世界人的经历的复杂探索。”作为哲学家和小说家，她在近半个世纪里形成并发展的艺术和道德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她的创作中。
这一时期对小说形式做出最大胆的改革的作家当属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她体现了女性主义立场与小说形式变革的完美结合。卡特是少数几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中总是透露出强烈的女权主义气息。她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语言和思维习惯的去殖民化”，即作家需要转变语言和创作手法才能避免使用统治者的语言，才能将女性（和男性）从男权社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于是她对小说形式做最激进的实验来解构女性的传统形象和揭露女性性别的社会建构，例如她对神话、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改写和重述就是为了消解和颠覆其背后的男性传统价值观。哥特式风格是卡特小说的迷人之处，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元素。可以说卡特小说的哥特式风格与英国女性哥特传统一脉相承，强调恐惧的根源是现实生活中性别角色的被禁锢以及女性身体的被束缚。卡特利用女性哥特小说场景中的黑暗城堡、迷宫等禁锢特征来表现男权制度压迫女性的心理感受。受到卡特的影响，后来的很多女性作家开始更多地利用寓言和神话的形式来探索身份问题，也更直接地将女性主义批评揉进小说创作当中。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化的女性小说创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英国女性小说面临着一个波澜变幻的世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对生活的渗透，全球化时代全面到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裂变，亚文化和边缘弱势群体的权利和正当性得到了宣扬，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流行文化盛行，商品经济下消费文化兴起，这一切都影响着女性小说的创作，它们在继续探讨战后英国社会关注的主题的同时与这一时期新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伴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推进以及专门针对女性作家的维拉戈出版社（Virago）以及柑橘文学奖（Orange Prize）等因素对女性写作的促进，女性小说家新人辈出，女性小说更为读者和文学界接受，可谓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多元化是这一时期女性小说总的特征，反映在题材范围的扩大上，也表现在女性作家背景的多样性和多种族特征上。在新一代女性作家中，罗泛·特里梅因，安卓利亚·勒维（Andrea Levy,1956—），琼·莱利（Joan Riley,1958—），莫妮卡·阿里娜（Monica Ah,1967—）和扎迪·史密斯等均是拥有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国双重背景的作家，她们通过对英国新移民的生存经历的描写探讨了文化多元主义时代种族关系及民族身份等问题。其中，琼·莱利的《无所归依》（The Unbalancing,1985）刻画了一个处于文化边缘的英国黑人女性移民的形象，突显出移民身份认同中文化差异、种族歧视等诸多问题。而扎迪·史密斯的代表作《白牙》（White Teeth,2000）则通过展示英国三代移民广阔的生活场景，间接表现出英国移民的身份认同应该以建构流动的、尊重差异为前提的多元文化身份为目标。另外，新兴的女性小说家中还有阿里·史密斯（Ali Smith,1962—），安·恩莱特（Ame Enright,1962—）和A.L．肯尼迪（A.L.Kennedy,1965—）等地方作家，她们的地方叙事表达了除了英格兰性以外的爱尔兰性、苏格兰性和威尔士性等文化身份认同，从而将英语小说从狭隘的英国本土性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也使“英国性”得到了重新的界定和发展。
尼克·木特利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文化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是虽然有大量的作家关注跨世纪焦虑、世纪末身份等新时代问题，但是他们同时对历史和传统又有着持续的兴趣。历史题材是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家创作的重点，她们往往在艺术虚构与历史事实之间表达对现在与过去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例如帕特·巴克（Pat Barker,1943）的《重生三部曲》（Regeneration Trilogy,1991,1993,1995）从不同场景和生活侧面展现“一战”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反映了作者对战争的毁灭性的反思。同样的，A.S．拜厄特（A.S.Byatt,1936—）也习惯从历史和现实交织的视角来进行创作，她在随笔集《论历史与小说》中写道：“一切历史皆小说。”她认为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是历史性，作者应该对历史进行解构和建构。
在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家力图对小说的题材和手法做更彻底的实验和改革。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1928—）, A.S．拜厄特（A.S.Byatt,1936—）、爱玛·坦南特（Emma Tennant,1937—）和玛琪·姬（Maggie Gee,1948—）等均通过叙事技巧的变革来表现对身份的探索。安妮塔·布鲁克纳建立了一种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同现实主义的传统叙事融为一体的创作风格，这一风格被形容为“后现代现实主义”。而A.S．拜厄特则在其代表作《占有》（Possession,1990）中不仅将大量的书信、日记、诗歌、神话和童话等文学样式巧妙融和，而且还自如地使用戏仿、改写、拟写和互文等叙事手段，小说因其高超的叙述技巧而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巨著。爱玛·坦南特对小说技巧的实验则更多地表现在对经典小说、神话和故事的改写，从女性主义角度再现文本的主题，力图颠覆男权话语和对女性的传统道德观。例如她的《石头女王》（Queen of Stones,1982）和《伦敦的两个女人》（The Women of London,1989）分别通过对威廉·戈尔丁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和罗伯特·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Dr.Jekyll and Mr.Hyde,1986）的改写探讨女性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女性主义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了“后女性主义”阶段，表现在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差异和重新思考以及寻求女性在新时代背景下生存和发展的更多可能。以此对应，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也表达了对女性主义政治立场及其合理性的质疑。海伦·非尔丁（Helen Fielding,1958—）发表的《布里奇特琼斯日记》被视为后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它刻画了世纪末女性生存的真实图景并传达了“女性气质而非女性主义才是女性获得力量的途径”这一观点，不但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更派生出“少女文学”（Chick lit）这一小说体裁：以都市女性为主角、第一人称的语气来叙述其爱情生活和职业生涯。
身体、政治成为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关于女性身份探索的重要领域，作家对女性身体、情欲和性爱等话题的讨论更加大胆直接，对同性恋经历的叙写则表达了对亚文化人群的关注和反对父权文化霸权的立场。作为世纪末“最好、也最具争议性”的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出版了半自传体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1985）后，又连续发表了《激情》（The Passion,1987）, 《给樱桃以性别》（Sexing the Cherry,1989）及《写在身体上》（Written on the Body,1992）这三部作品，她通过后现代的手法探讨爱情、身体和政治等话题，并超越性别的边界来表达对性的思考。她于2000年发表的《苹果笔记本》甚至还通过网络语言来探索双性恋、三角恋等问题，称她是在描写爱情与女性躯体方面最具艺术狂想力的当代作家一点都不夸张。《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温特森写作生涯中一部举足轻重的作品，不仅因为这是她的处女作，更因为其半自传式的故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她几十年人生路的写照。在这部小说中，温特森刻画了一个和她同名的主人公珍妮特。珍妮特自小被坚信五旬节教派的家庭收养，成长过程中受到来自家庭和教会的种种约束，随着她由懵懂的小女孩长成一个完整的女人，她也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给樱桃以性别》采用的双层叙事时间结构，每层叙事中包含了一对不同性别的叙述者，这两对不同性别的叙述者超越时空秩序完成身份的对应，阐明身份和心理特质可以超越历史而存在。温特森在小说中表达的她自己的性别思想，即通过批判父权社会下固定的、自然化的性别秩序，号召被放逐的“他者”重新回归，共同构建新的性别主体，从而创造一种和谐友好、平等自由的新型性别秩序，让每一个个体都能获得身心的自由。温特森将性别观有机融入叙述意识之中，在颠覆性的叙述语言中构建了具有特色的女性自我，在所创建的开放的女性空间中挥洒特立独行的女性主体意识，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另外一位女性小说家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1966—）则以创作同性恋题材而闻名，她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两部作品《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1998）和《半身》（Affinity,1999）都是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关于女性间的友谊和爱情的故事。女性以其独立的价值观、用自己的声音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第二节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理论探析
英国女性小说批评史实质上就是本国文化的发展史，文化每一阶段的主流审美意识不仅决定了个体作品的艺术地位，而且直接影响着当代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正如文化观念的发展变化之不可逆转，作品在艺术长河中的地位也必定沉浮更替，因为当下的读者可以按照当代的审美价值评价作品的历史意义。18、19和20世纪以来人们对女性小说的各色批评表明，英国女性小说的批评史是一个从单一标准逐渐走向百家争鸣的过程。
女性小说在20世纪的批评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父权批评与百花齐放的女权主义批评在共存之中争奇斗艳。父权批评仍然是小说领域的主导话语，但其本身的意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原因是多数女性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愈来愈多地活跃在公共领域，与男性同胞共同工作。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活动参与度的提高，女性小说家在视野、思想深度、叙事艺术等方面显示出与男性一比高低的趋势。女性小说家的成功仿佛在向世人宣示：在教育与各个领域向所有人开放的今天，无论小说叙事采用何种标准，她们都有勇气与才华攀登并达到艺术的顶峰，而且她们的作品完全经得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或者新历史主义等方法的批评。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和实践
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大典，既是大英帝国繁荣的巅峰，也是大英帝国衰败的开始。1901年，女王去世，标志这一个时代的终结。当时大英帝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渐渐完成，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家庭和阶级结构正在崩溃，整个社会面临着一场经济危机。在国际上，20世纪以来，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竞争导致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随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终于在1914年至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夺去了千万人的生命，而且，理性、正义、道德、宗教、国家、家庭、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也在短时间被炮弹轰得四分五裂。人们突然丧失了他们所有的精神支柱，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隔绝感和怀疑感。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传统观念破灭、基本信仰动摇的时代，一个文化思潮急剧变迁的时代。
作为一位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的变迁和作家自身的变化。她指出，我们显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并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立足之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运动着，我们本身也在运动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识和人际关系等，都在剧烈变化；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处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而是在变化多端的生活激流中，特别是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她认为由于原来处于崇高地位的神圣事物坠落于尘埃之中，使得现代西方人对过去的一切表示怀疑，他们的心灵总是想要验证它的各种情绪。这种怀疑和验证的精神，已经使灵魂更新、节奏加速。这就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虽不能改变现状，但是会潜移默化改变人们的思想，因为它是坦率真诚的。而作家们在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后，他们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不得不去寻求创造一种“民主时代的艺术”，其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和往昔截然不同。
1915年发表的《现代小说》这篇著名论文，被公认为是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宣言，和另一篇论文《对当代文学的印象》一起共同正面阐述了伍尔夫的文学观。伍尔夫认为，因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发生了变化，那么作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艺术形式也应该相应地调整。她指出，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做出新的发展的必要性，在欧美各国，一些作家正在力求突破限制，她本人也积极与他们一同探求创新之路，去追求一种崭新的“有意味的形式”。
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家通过“简化”和“构图”获得的。“简化”是砍掉那些旨在提供信息和知识、和艺术意味无关的“不相干的细节”；同时把剩余的再现成分加以改造，使之具有艺术意味，符合艺术构图特有的变化和节奏，成为艺术构图的有机成分，使它除了给予信息之外，兼具激发审美感情的功能。所谓“构图”，即删除多余信息之后，将留下的部分加以组织处理的过程。
那么，一位小说家如果要创造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她应该抓住的有意味的因素是什么呢？她必须删除的多余成分又是什么？在伍尔夫的眼中，小说家所应该抓住的核心是人物和人性，是人物内心的意识活动。因为，人物是驱策作家去创作的原动力和灵感，是作品的主体、小说的中心；而人物的核心是他的“人性”，即人物的“生命”和“灵魂”。为了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抓住“灵魂”，抓住“人性”，揭示人物内心的火焰闪光，伍尔夫采用了“精神主义”的创作方法。她认为那种物质性的、外在的、表面的生活，是“非存在”，而“存在”则是生命中那些意义重大的经历，震撼心灵的、富于启示性的时刻，要抓住人的“灵魂”“人性”，就要剔去那些“非存在”而抓住一个个“存在的瞬间”。
在小说创作中，伍尔夫追求“内在真实”。她认为，真实就是积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而又不断地涌现到我们意识表层的各种印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去描述这种内在的真实而剔除外部的多余。她强调真实的内在性、多样性、飘忽性，并特别强调那种扬弃和剥除的过程，认为只有通过这种艺术处理过程，作家才能把捕捉到的“终极真实”或“内在真实”固定下来，化为“有意味的形式”，使之永存不朽。伍尔夫在小说艺术的领域中发现了一种透视方法的基本转变：小说家的兴趣由客观世界转向感受客观世界的人物的心灵；小说家的考察对象由客观事物变为客观事物所引起的主观反应；小说家的创作活动由外部世界的反映转向意识结构的表现。和它不同的是，小说家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充分发挥本人的想象、虚构能力来写人物的意识活动，人物的意识也不是对外界的刺激被动的反应，而是包含着对客观对象的辨认、筛选、简化、整合等主观能动过程。所谓“意识流”，就是感受、认识、理解客观世界的一连串心理活动，它包含着一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小说家要写出这种能动的过程，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理想决不仅限于对心灵中的“原子簇射”按“原始顺序”做被动的记录，而是要揭示“生活本身”或“生活的模式”。
伍尔夫认为，西方现代文学的特征就是灵活多变。为了塑造灵动的人物，抓住“人性”和“灵魂”，把握内在的真实，她主张小说家可以自由地实验探索，寻找合适的、具有作家自身特点的艺术形式。艺术是建立在想象生活之上的，虽然与现实生活有关，但它比现实生活更自由、更圆满，它要疏离现实生活、超脱于现实生活之上。伍尔夫预测，未来的小说将成为一种诗化的小说，它将采用现代人心灵的模式，来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关系，表现人的想象和梦幻，这种表现是近乎抽象的概括而非具体的分析。作家要疏离生活，站在从生活后退一步的地方来写，从而得到一种诗歌的宏观视野。这种诗化的小说，“将会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它将很少使用作为小说标志之一的那种令人惊异的写实能力。它将很少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人物的住房、收入、职业等情况；它和那种社会小说、环境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不仅如此，未来的小说还可能趋于“戏剧化”，即要把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某些影响加以“戏剧化”，把现代西方人心灵中的各种刺激、效应、情绪、感觉表达出来，捕捉生活中丰富的色彩变化，同时具有戏剧所具有的那种具有张力的情绪效应。
要获得这种有张力性的情绪效应，伍尔夫认为必须通过“非个人化”的途径。第一，作家不应在作品中处处插手，介入书中的人物及其意识活动，应该采取一种不介入的超脱态度，让读者自己感知；第二，小说家在处理书中人物时，其目光不是局限于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关注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命运，表现人类所渴望的理想、梦幻和诗意。书中的人物已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某种象征，读者面对着这种精神生活的象征，就会感到超越了个人的小我而融入大我之中，超脱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上，而体验到个人与宇宙、与人类化为一体的高层次的审美意境。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伍尔夫完全反对传统的西方现实主义小说，与现实主义三杰的贝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著名的讲演《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她虚拟了一个故事：某天晚上，她赶火车，打断了已在车厢里的两个人的谈话。女的六十出头，作家称她为布朗太太，男的将近半百。男的因被打扰而感觉别扭，而布朗太太倒像是松了一口气。作家对两人的外貌、表情均作了一番观察与审视，倾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引起对布朗太太甚至是人物的心理及命运的猜想。她感觉布朗太太给她造成了足以压倒一切的印象，无数互不相关、杂乱无章的念头在脑子里乱作一团，直到她下了火车，作家仍感到自己的思绪未断，情不自禁地要写一本关于布朗太太的小说。可是该如何来表述呢？在这里，伍尔夫讥讽了三杰的创作，将这些大文豪称为“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创作方式是“幼稚的现实主义”，只热衷于对外部世界和生活表面现象的描写，注重细微末节的事实和精致的故事线索，并没有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无法反映真正的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而使人物成为想象的一块碎片。伍尔夫的写法与之截然不同，她主张作家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作品中不是高高在上、全知全能，而是真实地让人物自己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带领读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是记述一个或一批重要人物的生平经历、悲欢离合和最后结局，而是通过书中人物之口，不断地提出涉及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拖延不定，时常在人物的心头萦回，成为小说的主题。作为一个人物而存在，这意味着什么？人如何感受、理解客观世界，从而获取一种内在的真实？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具有永恒的意义和持久的价值是什么？
为了表达自己对人类和宇宙的复杂而抽象的观念，伍尔夫采用意象和象征的手法，用不同的主导意象来代表不同人物的本体特征，用不同的人物分享共同的意象，来表现人物之间我即是你、你即是我的融合关系；各种意象不断地化为象征，它们可以触发各种各样的联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具体的事例或具体的作品。
作为勇敢的实验探索者，为了寻求一种综合性的、有意味的艺术形式，伍尔夫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其在1915年发表的处女作《远航》中，已经开始对人生提出各种疑问，但是，在艺术形式方面，此书仅仅透露出企图摆脱传统模式的点滴迹象。在191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中，她开始尝试运用意识流技巧。但是，191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夜与日》回复到传统的小说形式。1922年发表的《雅各之室》，是伍尔夫名副其实的第一部长篇实验小说。1925年出版的《达洛维夫人》，更加明确地对人生的意义提出疑问，对意识流技巧的运用也更为熟练。1927年出版的《到灯塔去》，伍尔夫的意识流创作手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作者对意象和象征在文本中灵活使用显示出更为浓厚的兴趣。伍尔夫的意识流实验在这个高峰之后突然中断，1928年出版的《奥兰多》是一部轻松的幻想传奇。在1931年出版的《海浪》中又出现了意识流，但它和一般的意识流小说又不相同。伍尔夫在此书中使用了一种诗的透视方法，在人物塑造方面，包含着对意象和象征的崭新运用，具有更浓郁的诗意，也显得更为抽象。在这部著名的诗小说之后，伍尔夫于1933年又发表了一部意识流小说《弗拉西》，可是这次她写的不是人的意识流，而是一条小狗的意识流。193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岁月》，又回到一种传统的情节和结构模式。1941年在去世前夕出版的《幕间》，却标志着新的突破：伍尔夫终于为小说艺术找到了一种综合化的模式。二、对文学、艺术的独特追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英国的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转型的重要时期。尤其是解构主义的盛行，它通过对西方传统哲学观念基本问题的消解来攻击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认识范式和方法论，动摇了西方传统的价值体系。英国文坛出现了属于后现代的实验派小说，有的文学实验甚至表现出反文化和反理智的气质。此时的默多克在哲学思想和文艺观念上逐渐成熟，通过两篇文学批评《反对干枯》《再谈崇高与美》表达了她对当代小说创作的独特看法。
在1961年发表的文章《反对干枯》中，艾丽斯·默多克表达了自己对18世纪以来文学作品的认识，并因此提出了“水晶体小说”（The crystalline novel）和“新闻式小说”（The journalistic novel）这两种模式。
所谓水晶体小说，指的是“一种描绘人类状况的半寓言式小型作品；如果按照19世纪的标准来判断，那么这类作品并不含有人物”。新闻式小说，是“一种不像样的半文献式长篇作品，由19世纪小说退化而成的结果；它平铺直叙地讲述故事，一味从直接经验和事实中汲取活力，可是它的人物却因落入俗套而苍白无力”。
她提出的水晶体小说与18世纪的小说有关联，以宣扬理性主义的寓言或以讲述道德故事为主，然而在这个时代，小说对人性的认识是单一的、简单的，仍然停留于对人性的非善即恶的简单判定中；且默多克认为19世纪的小说并未关注人类的内心世界，仅泛泛描写了人在现代社会挣扎，故事情节依托于某种阶级意识下某个人物的活动。但是我们仍然能在19世纪的小说中找回在现代小说中业已消失的自我感，一种古老而充实的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感觉，在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充满了许多不同的、独立的人，他们厚实而丰满，从不忘他人的存在。相比之下，默多克对20世纪的小说更加苛责，甚至在一篇访谈中说道，除了好友金斯利·艾米斯的小说之外，当代小说她闭卷不读。她眼中的20世纪小说充斥着苍白的一成不变的人物个性，用老套的经验主义来充实直白的故事情节，不是类似寓言式的展示人类境况的水晶体小说，而是一堆无形的片段铺陈的新闻体小说，它是19世纪小说的退化。如果必须在这两种小说类型中选择一种作为文学追求的话，默多克更加推崇水晶体小说。水晶体小说不仅契合了她所推崇的“关注整个人类境况”，即观照人类的内心世界和道德生活的主题，而且类似水晶一般，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多方面折射出作者的创作思想，在故事叙述中反思人类生活及自身。
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多梅尼克·黑德（Dominic Head）认为，默多克似乎在寻找一种更大容量的写作方式——在她所提出的这两种模式之间，因为无论是水晶体小说还是新闻式小说对人性都没有完全理解。
尽管相对来说默多克更称赞水晶体小说的写作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濒临神秘主义、远离真实的危险。这类小说只是简化了世界，创造者一般不带个人情感赞美神话和象征。它也是一个自我封闭体，由一个主要人物的臆想统治着，它太过局限，以至于没有人物生活的空间，也没有广阔的伦理探索的空间。而新闻体小说则是大而无形的资料性质的堆砌，它制造出许多关于社会行为事实的文件，却缺乏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深度，它单薄又过于平凡。
默多克的理想是第三类小说：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细致的描写、叙述，把握故事的叙事节奏，又具备水晶体小说所关注的道德及人类生存问题的主题，即表达作者的道德关怀。
优秀的文学作品既不是充斥着奇幻想象的神秘主义，也不能一味追求情节曲折，玩弄叙事技巧，最重要的是要表达作家的道德洞见。默多克在与印度文学批评家萨格尔的采访中这样说道，“一部伟大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则是一种道德洞见，即作家的社会态度和对笔下人物的一种公允的判断力。这种道德洞见必须深刻，必须公正，必须富有同情心。这是伟大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素质，虽说他们的文风似乎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这种伟大人性”“伟大的小说是艺术家的洞见”。
当代社会科学至上、反神秘主义，教条主义、宗教观念都失去其约束力量，但是我们还没走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的阴影。虽然经历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洗礼，但是仍存在困难：我们依旧对人性有着肤浅和脆弱的认识，也未解决启蒙主义所抛出的人性的拷问。面对这些，默多克在文学创造中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和道德问题的意图就不难理解。
默多克并不赞同在作品中将人刻画成孤独、沉默寡言的个体，她选择用一种真诚而温和的方式表达个体对道德哲学和生存境况的认识。她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发现自己在道德上举步维艰，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与同时代小说家创作方式不同，她传递善、美德、爱的概念，使人类精神世界尽可能的友善。她借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小说中难以回避的道德问题：“它就像一幅画，画里的东西是由极细极细的线条组成的，你几乎看不清这些线条，这些线条看上去就好像在做其他的事，它们在刻画其他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们就是在刻画此物，因此，道德就在书中……作品是有道德属性的，因为读者存在于道德世界。”
默多克本人的创作也遵循着她所崇拜的伟大作家的创作道路，忠实于现实生活的描写，反对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反对不切实际的臆想，反对沉迷于神秘主义和只顾玩弄叙事技巧的小说及创作。她关注的是人类道德生活中认识的局限，及因此带来的困难、冲突、悖论，并努力在小说中表达对道德和人性的理解，试图通过英国中产阶级普通家庭生活的描写来展现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和道德冲突。
优秀的小说有各种特征：人物生动活泼、写作视角独特、辞藻优美等，但是在传统小说里，存在着一种善与恶的斗争，关注人性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在作家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传统作家那里，小说所刻画的人性冲突，描写的灾难和幻灭，启迪了追求自由及幸福的人类，“这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根本”。默多克始终把关注人、表现人作为文学的主要追求，把自己摆在与现代主义美学概念对立的位置上。
在《反对干枯》一文中，默多克将20世纪盛行的象征主义及T.E．休漠、T. S．艾略特、维特根斯坦等人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并由此提出了“干枯”（dryness）的概念，反对象征主义的滥用。她认为在文学中，短小、简洁、自我包含的“象征”主义是对康德美学思想的继承，但当代的一些作家企图用简单粗暴的戏剧化的理论及虚构和神秘，来掩饰个人对世界的恐惧以及对哲学的疏远，作品因而流于自我安慰。另外，她认为艺术与道德生活之间的联系被语言化了，语言学、存在主义、行为主义、浪漫主义哲学致使我们运用描绘心灵世界的词汇减少，越来越简单化，乃至枯竭。由于受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狭隘的自由主义的影响，我们形成了一种简单粗暴的认识：人类是理性并且自由的。这种观念致使我们缺乏对真正世界的好奇心，并且不承认在了解世界本质的过程中存在障碍和困难。人类对自我及社会的认识如同浪漫主义笔下梦幻的情景，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和因无知而产生的夸夸其谈。在小说中，则表现出唯我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过分追求修辞、象征和隐喻等，因而成为当代作家的通病。
20世纪60年，默多克的作品就将注意力从安慰人的梦幻式的浪漫主义中转移，从干枯乏味的象征主义，虚假的个人及自由主义中转移到真正的，但又令人费解的人类身上去。人类本身才是值得反思和审视的。当代小说“要么只给我们东西，要么只给我们大道理，我们失去的恰恰是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默多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以人为宗旨的小说不应该是表现自我，而应该排斥自我，要具有他人意识。
拜厄特在1965年出版的《自由的程度：默多克的小说》中表达了他对默多克作品所持的观点：默多克的立场是明显的反现代主义的，不像汉普夏尔和萨特这样的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创作的文学象征的对应体，她想创造的是传统的平常人，是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作品中找到的那种“真实的、令人费解的人”。通过创作启示普通人，进而引向整个人类普遍存在状态是默多克作品的重要文学目标。
学者弗兰克·巴尔丹扎认为默多克的作品：“与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者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的无情节、意识流、白日梦没有关系……很清楚她属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英国主流小说传统。”这一观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评论家反复引用，但是纵观默多克的整个创作生涯，简单地把她归类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观点无疑是不合适的。默多克更像一个现代寓言家，在普通人的生活和事件描写中融入哲学思维和寓言的神秘性，试图找到虚构的现实和现实的虚构之间的微妙联系。“我试图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人类是非常古怪的，每个人都各不相同。小说就是一种展现这种现状的最好的形式……人类给自己制造虚构，然后又展示了这个虚构。他们感到被困住了，选择了其他人在他们生活中扮演上帝或者破坏者或者其他角色，我想这种神秘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秘密的，小说家就是在向人们展示这些。”[8]作家是通过展示人与人之间或者社会交往之间相互作用来揭示真理。默多克创作出多种多样的故事来探索人类相同的处境。她认为，无论是小说家还是作品中的人物，作为普通人都无法避免沉醉于自我的臆想中，甚至用臆想为自己建设了一个类似真实的世界并以此为一切的行为准则。为了把他们从中惊醒，关注自我以外的他人及真实的世界，她从人物的想象世界入手，通过人物的错误和产生的误解来展现普通人所见所知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惊讶于这种强烈的对比，进而重新审视自己对真实的看法。对世界的秩序和生活的终极意义的思考，以及对人性和道德进步可能性的主张，是默多克作品独有的创造。第二章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奠基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第一节生平概述与创作思想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闻名世界文坛的英国女作家，是20世纪主要的多产作家之一。她的影响直至今日，影片《时时刻刻》就是在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的主人公和她的一个1998年的热心读者的基础上构成的。她努力追求在作品中表现出人物的精神世界，探索出一种独特的意识流写作技巧，打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马尔柯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于1988年对伍尔夫作了如下评价：“她全部创作之丰富和成就之巨大——不仅是9部小说、女性主义文章、评论书籍和《罗杰·弗莱伊传》，而且还有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日记以及书信，其中相当部分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现在还不断出现——使她一度曾被指责为狭隘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成为她的时代、她的精神世界和现代艺术思想的精髓。”作为作家，她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和意识流小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创作了《远航》《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等作品；作为散文家和评论家，她素以文风优美著称，有《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续集》《飞蛾之死》等文集；作为公认的女性主义先驱（虽然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她的散文随笔和小说中都有体现，如《一间自己的房间》（1928）, 《女性小说家》（1918）, 《妇女和小说》（1929）等，特别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它在西方被奉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侧面，以至各路评论家都围绕她展开研究。一些心理传记评论家探索她的生活经历和作品中的精神生活以及她特殊的精神状态，尝试构建出她的心理发展历程和她的主观世界，如罗杰·普尔（Roger Poole）的《不为人知的伍尔夫》（The Unknown Virginia Woolf,1978）、马克·斯皮尔卡的《伍尔夫与悲痛的较量》等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认为她的政治态度是能看到社会的弊端，但是却无法为矛盾中的人物找到出路。例如威廉·燕朴逊（William Epson）的《作为政治讽刺文学的“达洛维夫人”》，霍桑（J.Hawthorn）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异化的研究》；还有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评论家，他们认为伍尔夫淡化了传统的小说形式，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布拉德伯里和麦克法兰的《现代主义：1890—1930》（Modernism）、戴维·洛奇的《现代创作范式》（Modes of Modern Writing）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一、卓尔不群的人生经历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伦敦的海德公园门22号，原名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她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化、动荡不安的时代。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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