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荆方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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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试读：

青春期（我是60后七八-------八八）1流金岁月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对于六零们来说，绝对是一段流金的岁月。那时侯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伴随着祖国轻快前进的脚步，世界一点点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手提着火候刚好的青春，争先恐后地挤上时代的渡轮，迎着微熏的海风，驶向五彩缤纷的世界深处。

文化生活的变化最大，我们不再看单调的样板戏，我们看的是青春偶像剧《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的拥抱让人眼热心跳；我们不再跳忠字舞，我们跳的是《金梭和银梭》，唱的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生活不再有《看不见的战线》，生活就是《街上流行红裙子》。舞厅遍地开花，三步四步外加迪斯科；录像厅风起云涌，香港武打外加言情琼瑶；旱冰场后来居上，男孩女孩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诗社、英语角、电大、夜大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迎风流泪、对月伤心”的文艺青年。

从生活上来说，我们在自己家里看上了电视，看完电视无论多晚，都可以不出家门在自家的抽水马桶里解决大小便。一字领的蓝、灰色外套只有中老年人才穿了，年轻人穿什么？喇叭裤，高跟鞋，蝙蝠衫，泡泡袖。的确良早过时了，现在流行晴纶、乔其纱。吃的东西也多多了，虽然有些东西还要凭票供应，但每个家庭都不是光靠那几张票才能吃到好的了。

出现了很多新词汇：个体户、万元户、公司、磁带、微机、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信息爆炸、实现“四个现代化”、五讲四美、女排精神、朦胧诗、迪斯科、三转一响带喀嚓．．．．．．

如果把中国现在的飞速发展比喻成火热的夏天，那八十年代就是不折不扣的春天——一切都是那么懵懂而新奇，一切都是那么兴奋和喜悦，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一切都充满着苏醒的力量。2打家具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家具不再是简单的三斗桌、木板床了，家具要有自己的样式，每种样式的家具还要讲究美观、配套。街上出现很多背着一把大锯晃悠的木匠——家家都流行请木匠打家具了。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更不得了，什么捷克式、罗马式，三十二条腿、六十四条腿．．．．．．，逼得适龄男青年们惶惶不可终日，到处弄钱、找图纸。谁要是拥有了一套完整、准确的家具图纸，那简直比拥有了《葵花宝典》还厉害，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图纸，经常是被主人小心翼翼地捧出来，献给请来的木匠观摩。

打家具的潮流中，我家也请人打了一套包含一个木头茶几在内的简易沙发，那套沙发真结实，有一只到现在还在我家储藏室扔着，完好无损，象一个赌气的旧情人，固守着一个承诺不肯老去。

当时我们家属院里的八斤儿家，为准备结婚的大儿子打家具，我还记得那套家具是捷克式的，多少条腿我不得而知，反正八斤儿他妈，那个在食堂工作的大块头女人，天天在院子里嚷嚷图纸多么难弄，话里话外透露着他们家多么有办法，多么有实力。不但请得起木匠，还找得到图纸；不但找得到图纸，还能打下图纸上的全套家具！

请木匠打家具，不但要给工钱还要管饭，但是不能主人家吃什么木匠们吃什么，要开小灶，否则木匠们会消极怠工来抗议。他们家的家具打了一个月，每天中午，他们家院子里就传来八斤儿他妈嘹亮的吆喝声：“吃饭了，今天吃饺子哎！”我每次听到这话，就想：他们家真有钱啊，天天招待木匠吃饺子，我家木匠打沙发的时候，我妈妈总共就炖过一次红烧肉。

有一天中午，我突然听到八斤家传来摔盘子吵架的声音，我急忙跑过去，一看，原来八斤儿妈每天给木匠们吃的饺子都是大白菜掺虾皮做的馅，那大白菜还是她偷偷从食堂剥的白菜梆子，又老又塞牙，在这种待遇下木匠们终于哗变。大家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哄堂大笑，笑八斤儿妈太“奸”。

八斤儿家的捷克式家具终于打好了，结婚前一天，八斤儿妈邀请全院群众去他家参观，哗！满屋子亮堂堂的、散发着浓重油漆味的新家具，把大家眼睛恍得发疼，虽然那繁多的腿儿们使狭小的房间倍感拥挤，但也表现出了一种昂贵的霸气。大家看着，赞叹着，都忘了那白菜梆子馅的饺子。3诱人的芒果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家来了一只芒果。

在这之前，我们全家乃至全家属院，都没有见过真正的芒果，热带水果里，我们只知道香蕉。对于芒果的理解，大家都停留在芒果牌香烟的香烟盒上——那上面和内容物极不相称地印着一只汁水饱满的金黄色大芒果。芒果牌香烟盒上那只大芒果每每引我遐思，我一直不明白这么美丽诱人的东西，和臭哄哄、干巴巴的烟草有什么关系？

我家这只血统纯正的金黄色芒果，跟随爸爸从遥远的广州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了开封，它被妈妈用一个漂亮的白磁盘装上，摆放在我家简易沙发中间的茶几上，妈妈在芒果进入我家的同时就宣布“芒果是不能吃的，只能观看。”这只不同寻常的热带水果，被摆放在我家最奢侈的家具中间，作为一个高级、神秘的观赏品，接受每一个来访客人的检阅。每个访客一进屋，都会耸着鼻子说：“嗯？什么东西这么香？”

这时候,妈妈就会得意地朝茶几一努嘴，说：“是芒果，从广州带回来的！”

广州和芒果，意味着时髦和先进的生活观念，父母和客人的话题经常就从芒果身上展开。

父母严禁我和弟弟触碰芒果，而我不相信芒果是不能吃的，因为芒果散发出来的甜美香味，分明就是水果才能有的嘛！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经常把院子里的孩子带到我家来欣赏芒果，跟我特别要好的，我会允许他轻轻摸一下。孩子们在参观的时候，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芒果能吃吗？”我坚定地回答：“不能吃，只能看。”但是他们离开后，我会长久地凝视着芒果，心里思考这个问题。

有一天父母不在家，我把芒果从盘子里拿出来，把玩了很久，最后终于忍不住，用指甲抠了一下，把芒果表皮抠了一个小缝，一股更加浓郁的甜香散发了出来，我不由得用舌头舔了一下那被抠出来的指甲缝，噢，很涩，还有点酸，完全不象它的香味那么甜美，看来妈妈没有骗我，芒果真不能吃啊。但是从那以后，我总是忍不住去把玩芒果，然后抠一下，每抠一次，从那缝里就会流露出新鲜的甜香，我都忍不住去舔一下。当然，每次抠的都是芒果的底部，这样我的指甲印不会被看到。

芒果在我家的白磁盘里躺了两个多月，我脱了毛衣换上了单衣，而芒果也渐渐散发出一股酵香，这种浓郁的香味持续了没多久，妈妈就从芒果上发现了一个黑斑，过几天又是一个，妈妈把芒果拿起来一看，芒果的底部已经烂了一大片，散发出腐败水果的酵香，溃烂部分的边沿，还隐约可见很多发黑的指甲印儿。溃烂的芒果没有了任何用处，妈妈惋惜地把它扔到了垃圾箱里。

妈妈并没有注意到指甲印和芒果溃烂的关系，因为芒果太陌生了，它的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不可琢磨和分析的。可怜那珍贵的芒果不但被指甲害死，还到死都被误解成只能看不能吃的观赏品。4走后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医生、司机、营业员成了社会上最吃香的职业，凡是家里有从事这几种职业的人，那全家都有鸡犬升天的架势。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后门这个词已经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了，甚至不带有任何批判色彩，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形容词，比如：“你这个事啊，要走个后门才行。”“这事你咋不找我呢？我帮你走个后门不就成了？”妈妈作为一个拿手术刀的医生，那些年没少走后门，其中我和弟弟体会最深的一次，是把我家养的肥母鸡变成烧鸡的那次。

有一年春天，开封流行鸡瘟，我家的鸡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传染，死了好几只，妈妈担心鸡瘟吞噬所有的鸡，所以在痛心之余，索性把鸡窝里仅剩下的两只健康小母鸡捆上，派我和弟弟把两只母鸡送到一个朋友的家，第二天放学后，妈妈吩咐我和弟弟去取鸡。我和弟弟按照妈妈说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取鸡的地方，嗬！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老马斋——开封著名的烧鸡老字号！我和弟弟循着香味走到后厨，赫然看到一口硕大的锅，锅里翻滚着金黄色的卤汤，醉人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厨房里，再看大锅旁边的一排铁钩上，倒挂着一溜色泽金黄的烧鸡。妈妈那个朋友穿着一身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正蹲在地上择鸡毛，看到我们进来，她不动声色地冲我们点了一下头，接着就走到那口翻滚着卤汤的大锅旁边，用一个长铁勾搭进汤锅，“哗啦啦”提出两只香气四溢的烧鸡，把冒着热气的鸡“啪”地一声甩进我和弟弟带来的钢精锅内。从她捞出那两只鸡的一刻，我和弟弟大脑就一片空白，等那两只烧鸡落进我们的锅里，滚烫的温度隔着钢精锅传到我的手上，我才确定这就是我家那两只欢蹦乱跳的小母鸡！从一只普通的、差点变成瘟鸡的家鸡，变成了珍贵的、令无数人神往的老马斋烧鸡，我们家的小母鸡完成了它一生最华丽的转身。

那顿晚饭我们破天荒没有做主食，主食就是热腾腾的烧鸡，甜点是玉米面白薯粥。太奢侈、太美味了！这顿饭的菜单成了我跟同学长期炫耀的资本，成功打败了我们班那个母亲在肉联厂上班的女生，她家无非是吃过几顿她妈妈从厂里偷的猪下水。后来我知道，妈妈这个朋友是她的长期病号，为了感谢妈妈对她的照顾，她经常热情地问妈妈有什么要帮忙的？但她权利管辖的商品太贵重——老百姓一年也不一定吃得起一回烧鸡，所以妈妈也没什么要她帮忙的。要不是这次鸡瘟，我们全家吃老马斋烧鸡的时间进程，要推后好几年。5《岳飞传》和刘兰芳

一提到《岳飞传》，我耳朵里就回响起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那扁平的声音：“听众朋友们，中午好，下面继续播出，长篇历史评书《岳飞传》．．．．．．”，同时，我鼻子里也似乎又闻到了家属院食堂素包子出笼的热腾腾的蒸汽味。

三十年前的每天中午，全开封的孩子都在放学的路上匆匆往家跑，学校中午十二点下课，刘兰芳的评书十二点半开始，所以每天中午，再淘气的孩子也无心在学校逗留，十二点半整，一定要准时守侯在收音机旁边。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是家属院食堂开饭时间，所以每天中午我穿过院子的时候，总是能闻到院食堂热烈的饭菜香味，我脑袋里惦记着刘兰芳，嘴里咽着口水，脚步不停地往家走。

我始终认为刘兰芳评书的成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时代的产物，刘兰芳对评书的二次创作确实精彩绝伦：没鼻子军师哈米蚩，他一出场，那一口囊鼻儿口音，顿时就让我们捧腹大笑，一下子记住了他阴险狡诈的形象。直到现在，我一听到鼻子堵塞的说话声，马上会联想到那个一千年前的金国军师哈米蚩。

我认为刘兰芳对于武打场面的描写，更是革命性的，她挑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尚武精神，奠定了我们日后对于武侠作品的狂热追捧。宋金两国良将无数，每次两位大将开打之前，刘兰芳一定把双方使用兵器的威力、重量做一番形容和说明，再捎带把这两位大将的身份、阅历、在本国军队里的级别一一交代清楚。这样以来，我们心里对这两位各自的实力就有数了，对这两位的胜负自然也就充满了期待和好奇，这就叫“垫包袱”。双方交手，一场飞沙走石、昏天黑地的撕杀后，胜负决出，胜者在听众心目中默默地又上了一个台阶，到下一回合，大家对胜者即将接受什么样的挑战，有了更急切的期待。就这样，一个相生相克、环环相扣的武林世界，在刘兰芳铿锵有力的演讲中活灵活现，听得我们血脉贲张、跃跃欲试。

不夸张地说，刘兰芳用她的才气和热情把中国评书推到了一个时代的颠峰，她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浇灌出了一个令人沉醉的精神花园。如果你不知道人们当年对刘兰芳痴迷的程度，那我举一个小例子：每当刘兰芳评书播出的时段，大街上行人出奇地稀少，所以导致刑事犯罪和治安犯罪都大大降低。因此，鞍山市曾颁给她“治安模范”的称号。6《望乡》

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演的时候，在全国各个城市都形成了一股电影狂潮，排队买票看电影，成了老百姓文化生活里空前的盛举。也不知道我们学校的领导是怎么想的，在一九七九年居然包场我们小学生集体去看“色情”电影《望乡》！其实，学校领导包场我们看《望乡》，是煞费苦心地想让我们明白，日本人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水深火热，从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正派、正经的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当然，也不排除老师们集体都想看，拿我们小学生做挡箭牌的因素。《望乡》在中国引起的巨大轰动，百分之八十来自于大家对这个题材的偏爱。对于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小学生来说，大家连外国电影都没看过几部，更别说反应妓女生活的电影了，我们连“妓女”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所以我们看《望乡》时，对于日本人民生活的悲苦置若罔闻，但是对阿崎那几个惊鸿一瞥的半裸镜头却刻骨难忘。另外还有一个镜头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阿崎醉酒后掏出大把的戒指乱扔，这个镜头深深刺激了我，因为我曾在北京友谊商店看到过装在精致红绒盒子里的戒指，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幻想着有一天我手指上能戴上一只，而阿崎竟然拿了一小口袋戒指！还满不在乎地乱扔！

所以说，学校这一剂药下得太猛了，我们看完《望乡》后，全班掀起了两个话题的讨论，一个话题是：妓女到底是干什么的？另一个话题是：那个演阿崎的女演员，她怎么能演这么不要脸的角色？人间真有这样的女人吗？她为什么不能象那个叫栗原小卷的女记者一样，那么美、那么正经！

就在全班沉浸在关于《望乡》的讨论中的时候，有一个爆炸性的传言在同学中流传出来——演阿崎的女演员在演完这部影片后，自惭形秽，自杀了！这个传言是我们班一个外号叫“小斜眼”的男生传出来的，他说是他当大干部的表姐夫说的。当时我们全班人都深信了，因为这个传言太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和逻辑推断了，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人家演阿崎的女演员不但在日本活得好好的，还凭这个电影获了奖呢！而“小斜眼”的表姐夫根本不是大干部，他表姐夫就在工人文化宫门口卖炒瓜子，这个传言完全是“小斜眼”自己凭空捏造的，就为了迎合大家的情绪。

得知演阿崎的女演员并没有自杀，我的心反而陷入了万分纠结的苦恼中，以我的道德观实在无法理解：演完这么耻辱的角色，她如何还能若无其事地生活？如何还能若无其事地走完这尴尬的一生？7“米瓮音乐会”

我们院的能人李爱国参加工作以后，迷上了轻音乐，当时外国轻音乐刚刚进入中国，有品位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些旋律优美的舶来品，那时候的文艺青年们对保罗.莫里哀、詹姆斯.拉斯特、曼托瓦尼耳熟能详。

能人李爱国不愧是我的偶像，连听音乐都要弄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动静。那时候一般家庭没有音响的概念，顶多也就是弄个双喇叭收录机听听，李爱国为了听到“高保真”的音效，自制了两个特殊“音箱”。他非常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午十点播出的轻音乐节目，所以一到星期天，他会准时出现在他家的小院子里，拿出两个收音机，把两个收音机都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把两个盛米用的瓮分别摆在院子里的方凳上，那米瓮肚大口小，他把收音机倒扣在瓮口，使喇叭正对瓮口，这样，一对土音箱就做成了。

收音机里的旋律通过米瓮肚子的回旋再传出来，具备了单薄收音机所不具备的浑厚和丰富，虽然在高音部分因为音量过大而经常产生一些电流杂音，但总体上米瓮的功能使乐队的音色更加鲜明。

李爱国每次在院子里召开“米瓮音乐会”，都会吸引一些惺惺相吸的同类，“米瓮音乐会”就象一个驿站，吸引着心有灵犀的年轻人。听到悠扬的音乐声，他们三三两两地从各家出来，慢慢聚拢到李家的院子里，开始用他们的接头暗号谈话，他们的接头暗号是：和弦、立体声、沙锤、吉他．．．．．．。他们说着这些词语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痴迷的光芒，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活象沉浸在大麻里的瘾君子。“米瓮音乐会”一结束，文艺青年们立刻打回原形，他们或者回到自家院子里继续擦着自己的凤凰牌自行车；或者急匆匆地赶去工厂加班；还有的回家就和母亲因为准备结婚的房子问题吵了起来。那时候的文艺青年，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流露出他们文艺的一面，在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淹没在庸常的生活中，为那些一点也不文艺的人和事较劲儿。8听敌台

为了学英语，爸爸从单位借了一台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这台收录机和我家的收音机不同，它的天线特别长，每次爸爸用它听收音机，都会拔出天线、左右旋转，神色凝重，好像在用雷达探寻天外来客。

有一个冬夜，我半夜被尿憋醒，起床找尿盆，这时，突然听见父母房间传出“滋啦滋啦”的电磁波声。在寂静的深夜这声音格外刺耳，只听见滋啦作响的电磁波声中，一个飘忽的女声拉着懒洋洋的长腔飘了出来：“亲爱的大陆同胞们……蒋总统曾说过……”声音又被电磁波打断了。我听着这个陌生的女声，心里纳闷这完全不同于我听到的播音员那激昂的腔调。蒋总统？我悚然一惊：蒋总统就是蒋介石！敌台！这就是大家说的敌台啊！想到这里，我五内俱焚，差点跌坐到尿盆上，我跌跌撞撞摸回床上，钻进被窝手脚冰凉——爸爸收听敌台！爸爸是不是特务？我该告发他吗？

从那以后，爸爸只要一靠近那台收录机，我的耳朵马上就竖了起来。有时候他摆弄着那根天线，电磁波“滋啦滋啦”地一响起来，我的心就被揪紧了，这个秘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它象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有一天中午，爸爸又开始“滋啦滋啦”地调收音机，不一会儿，一个柔和的女声又出现了，这和那个懒洋洋的女声又不太一样。我实在忍不住了，胆怯地凑过去问：“爸，这是什么台？”爸爸头也没回，若无其事地说：“这是美国之音，我学习英语听的。”噢，美国之音，那不也是敌台吗？！但是看爸爸坦然的样子，我又生生把心里的疑问压了回去。

周日，我在李爱国家院子里玩，看着他自己组装收音机，他把漆包线的一头缠在收音机的瓷棒上，然后把另一头仔细地缠到他家院子里的枣树枝上，缠好后，他兴奋地拍着树干告诉我：“这就是天线，这样就能听短波！”我不知道什么是长波？什么是短波？但见他拨弄旋钮，“滋啦滋啦”的电磁波响过之后，一个熟悉的，懒洋洋的女声又出现了：“……这里是自由之声……”我一听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刻跳起来，用唯一知道的词汇激动地大喊：“美国之音，敌台！敌台！” 李爱国本来津津有味地守在收音机旁边，他显然用这个方法不止听过一回了，但他根本没料到我知道美国之音是敌台，而且还这么二百五地大喊大叫！惊慌失措的他迅速把漆包线从树上扯下来，然后一把薅住我的胳膊就把我往院外拖，我心想：敌台我也听过啊，你凭什么像对待白痴一样赶我走？我一边挣扎，一边拼命大叫：“我不走！我要听敌台！！敌台又不是你家的！敌台是大家的！我家也能听！”李爱国听到这些，脸都气白了，恨不能用臭袜子堵住我的嘴，他恶狠狠地瞪着我说：“别吵！再吵我掐死你！”说完毫不客气把我推搡到院子外面，然后“哐”一声关上院门。我站在他家院门口泪如雨下：李爱国呀李爱国，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难道我会去告发你吗？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爸爸收听敌台我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后来，敌台不成为敌台了，大家几乎是半公开地收听，但我再没走进过李爱国家一步，我对李爱国的崇拜已经消失殆尽——这个胆小如鼠的男人！9英语，今天你学了吗？

七十年代末，中国刮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旋风，这股旋风短短几年就形成了龙卷风，吹进了千家万户。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这句话的狠劲儿主要就表现在学英语上。上至退休干部，下至小学生，全民皆学，就像六、七十年代每个人都会背毛主席语录一样，八十年代每个人都会讲几句英格利是。

各种英语教材尤如待发的种子，飘入千家万户，落地生根。在我们家，我和弟弟学的是中学英语，妈妈和姐姐学的是《许国璋英语》，爸爸学的是《英语九百句》。每天晚上，在爸爸的带领下，我们全家还集体观看电视英语教学片《跟我学》——佛罗密。当然，我和姐姐看佛罗密主要是为了看那个潇洒的老男人。

上中学我们刚开英语课时，我很用功，爸爸极为赞赏，他把他珍藏的《英语九百句》借给我，说给我“加加餐”。我拿到书后立刻被书里面的小画吸引了，那一幅幅小画虽然只有两寸见方，但画得十分时髦：男孩子都穿包屁股的喇叭裤，女孩子是超短裙、大马靴。这些小画让我欲罢不能，就挑好的偷偷剪下了几张，夹在我的英语书里，爸爸拿到我还他的书就放到书架，竟然没有发现。

上高中以后，社会上流行《新概念英语》，爸爸又买了整套的书和磁带，他把《新概念英语》夸得像一朵花，豪情满腔地对我说：“你只要把第一册的课文全部背下来，你的英语肯定过关！”我一听也热血沸腾——居然有这样的法宝？于是我拿到手里就开始从第一课背起，哪知道，第一课就有很多单词我不认识，第二课更多，第三课更多。没背完三课，我就放弃了，什么法宝！

九十年代，社会上流行考托福、GRE，还有双向式英语，双向式英语的创始人是个圆脸的胖子，他的大圆脸印在书的封面上，他的传奇成功故事，像吗啡一样蛊惑着我喜欢投机取巧的心，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全套书和磁带，照例学了前三课，完全不得要领，逐放弃。至此，我和英语的缘分彻底走到了尽头。

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全面了解了八、九十年代的各种英语教材，并熟悉所有教材的前三课。不过，现在我唯一能记住的英语句子是：“ What is this? This is a pen. What is that? That is a pencil.” 这是我的初中英语第一课。10我和电视有个约会（一）

说起来我还是个很时髦的人，因为我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看过电视。

有一天吃完晚饭，爸爸对我说：“带你去个地方。”然后他带着我骑二十分钟的自行车，跑到了我们城市东头的一个大工厂——联合收割机厂。爸爸带我走进厂区，我们来到了工厂的一个小礼堂，嗬！礼堂里黑压压的有几十号人，大家全都伸长了脖子在看一个东西，那东西摆在主席台上，象个黑箱子，对着观众的那一面全是忽闪忽闪的雪花点。爸爸说那黑匣子就是电视机，可以出来象真的一样的小人儿活动。电视机前面有一个人，正撅着屁股调整电视的天线，随着他转动天线的方向，电视里一会出现半个人头、一会出现两个象麻花一样扭曲在一起的人，每次画面出现变形人，观众们就兴奋地说：“好了好了。”紧接着“哗”地又是一片雪花，大家就失望地坐直身体，一同叹气：“啊！又不行了。”

爸爸把我放在礼堂后部一个凳子上面，他自己站在我身边，我们俩耐心地看着画面上黑白交替的线条，直到我站得腿都麻了，一个连续的画面也没看到，后来天太晚我们只好回家了。这就是我和电视机的第一次邂逅，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就滑过去了。

后来，家属院里院长家买了全院第一部电视机，举院轰动。这部电视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家属院的文化生活导向，过去天一黑，孩子就在院子里疯跑，玩打仗，大人就坐在院子里纳凉，闲聊。现在，全院的大人孩子晚上都有了去处，吃完晚饭，大家就带着板凳三三两两地来到院长家的院子里。自从有了电视机，院长家每天都在七点钟前吃完晚饭，夏天，每次都在七点钟准时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还准备了茶水和瓜子。冬天，每次都把最大的房间腾出来，摆好电视机，凳子不够坐，连床上都坐满了孩子，院长夫人对上床的孩子们唯一的要求是：把鞋脱了。

每天晚上，院长家是最热闹的，孩子闹大人叫，全院老少共同看电视，场面温馨。但是温馨的主旋律下，也有一些尴尬的不和谐。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男女主人公男的潇洒、女的漂亮，有一场戏，麦克哈里斯和美女博士站在海边，博士注视着麦克，百感交集地流下了泪水，麦克深情地用手指揩去博士脸颊上的泪珠，然后把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说：“咸的。”这时候大家都被荧屏上美好而纯洁的气氛所带动，现场异常安静。突然，八斤用他的破锣嗓大叫：“亲嘴儿了，亲嘴儿了！”这一句话，把大家粗鲁地拉回到尴尬的现实，所有人都不约而同为自己流露的温情而羞愧。八斤他爸老羞成怒，冲过去扇了八斤一个耳光，八斤他妈一看，立刻蹦起来挠了他爸一爪，八斤哇哇大哭，他爸和他妈吵成一团。大家顿时大倒胃口，尤其是沉浸在美好感觉里的小青年们，被现实的庸俗弄得沮丧无比，纷纷散去，不看了。

后来，院子里的青年们不去院长家看电视了，再后来，有孩子的家长们也不去了。最后，院长家的电视观众固定成七到十三岁的孩子，大家风雨无阻，其乐融融。11我和电视有个约会（二）

父母有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夫妇俩，男的我们叫他林叔，林叔家是印尼华侨，八十年代初，林叔的家人回国探亲，为他家带来了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这是一个异常珍贵的礼物，当时在朋友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有了这台电视机，朋友们聚会的地点就经常设在林叔家，大人们喝酒、聊天，孩子们就会老老实实看电视，不会跟大人捣乱。每当一群朋友带着家小到来，都会把林叔家弄得乱七八糟，但是林叔夫妇毫不以为意，一如继往热情地邀请大家到他家看电视。

我们家住的离林叔家很近，每到周末，去林叔家看电视，成了我们家的固定节目。周六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就穿戴整齐，锁好门，步行十分钟去林叔家看电视。在他们家看电视比在院长家看要舒服多了，虽然电视小点，但看电视的只有我们两家人，具体说只有我们四个孩子，大人们聊天喝茶，不太看，所以根本不必争位置，每个人都是前排最正面，如果愿意，还可以躺在沙发上看。

林叔是一个爱创新的人，为了改善我们的观看质量，他经常进行一些小改革。一次，他买了一个电视机用的放大镜，把它摆放在电视屏幕前，据说这个放大镜可以使九寸画面变成十四寸。那放大镜表面是弧形的，所以通过放大镜看到的画面，每一个人影走到画面中间，肚子就突然变大，退到画面边沿，肚子又恢复正常，很有哈哈镜的效果。这种效果我们坚持看了几个月，还是放弃了——看久了头晕。

有一个周末，我们一进林叔的家门，他就高兴地告诉向我们宣布：“今天我们看彩色电视！”啊！彩色电视？听别人说起过，我们谁也没看过。我们兴奋地排排坐好，林叔比我们还兴奋，他郑重地从柜子里捧出一个透明胶片做的屏幕，然后小心地把胶片安放在电视机屏幕前，打开电视，画面出来了，咦？所有人物的头都是明晃晃的黄色，身子都是幽幽的兰色，腿则是热烈的红色，随着人物上下移动，那头就一会变成兰色一会变成红色！原来，那胶片本身是七彩横纹的，所以把画面也分割成了一条条不同的颜色。这就是彩色电视啊！大家哈哈大笑，这项改革只坚持了半个小时，就尴尬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九八二年，我们家自己买了一台上海产凯歌牌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结束了去别人家“蹭”电视的历史。12涨工资

我们家属院工资最高的，当属老院长，他是一九四八年以前入伍的老干部，工资八十八元，和其他人有着质的区别。八十年代以前工资基本是不调整的，上班开始拿多少钱，以后永远拿多少钱。母亲从大学毕业那天开始，拿五十四块四毛钱的工资，十八年没有变过。那时候家家的财务情况都是透明的，因为谁也没有工资以外的任何收入，而工资又非常统一，你是大学生，那就是五十多块一个月，你是学徒工，那就是三十多块一个月。

八十年代以后，改革的步伐加快，变化翻天覆地，工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不但经常涨，而且涨幅猛，这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原来大家都没有钱，也就没什么说的，现在身边的人突然有钱了，那我怎么能没有钱？八十年代，涨工资是仅次于分房子的又一场战役，为了涨工资大打出手的，寻死觅活的，又哭又闹的，比比皆是。母亲医院有一年涨工资，竞争非常惨烈，竟闹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

那次涨工资幅度空前大，最高级别的可以涨二十块钱。当时大米一毛五一斤，你说二十块是不是一笔巨款呢？而当时涨工资的人员比例大约是三比一，就是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涨，谁涨谁不涨，是按照各项工作指标打分决定。基于稳定民心的考虑，医院有个约定俗成的办法：涨工资名单评定完以后，由科室负责人先跟没有评上的同志通气儿，谈话，安抚情绪，都谈完话以后，再公布涨工资的名单。这个看似周到的办法，其实隐藏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医院有一个护士长，平时就以泼辣彪悍著称，那次评定没有她，科主任先找她谈话，她一听没有自己，当时就不干了，跟科主任大吵大闹，科主任刚批评了她几句，她竟然向科主任直扑了过来，科主任猝不及防，被她一口咬中了鼻子！科主任凄惨嚎叫，被冲进来的同事们解救出来，捂鼻而逃。这件事情轰动了全院，医院领导非常震怒，科主任们则惶惶不可终日。这以后，科主任跟落选的人谈话，都带着厚厚的医用大口罩。13伙食水平改善

我家前院就是食堂，但妈妈只从食堂买馒头，连包子和花卷都不买，说不卫生。其实她是为了省钱，食堂最便宜的素菜是虾皮熬白菜，八分钱一份，而八分钱可以买三斤多白菜呢。食堂比我家开饭早，每当我家还在烟熏火燎地捣鼓蜂窝煤炉子的时候，院食堂就已经飘出了饭菜的香味，这味道老是让扇炉子的我心猿意马。进入八十年代后，妈妈突然不嫌食堂“脏”了，她经常在中午炉子灭了的时候，果断地吩咐我和弟弟去食堂打菜！我和弟弟最喜欢这个时刻，因为打的那两个菜基本都是荤菜。我们最常打的是溜肝尖和干炸丸子，溜肝尖三毛五一份，干炸丸子四毛一份。虽然溜肝尖里青椒和木耳占三分之二，干炸丸子的肉馅里掺了太多的面粉，但还是我和弟弟期待的珍馐美味。食堂原来只蒸素包子，后来就经常蒸猪油渣萝卜馅的包子，价格跟素包子一样，这很受我们院单身汉们的追捧，一到油渣萝卜馅包子出笼的时候，他们全都雀跃而至，边排队边打赌：你能吃几筷子？开始我不明白这筷子是什么计量单位？直到看到他们举着筷子从食堂出来我才恍然大悟：他们用筷子串包子，一根筷子能串四个大包子，一顿吃两筷子八个包子是很含蓄的，最猛的一顿吃十六个包子，四筷子！

我家伙食改善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每到星期六，爸爸会在下班回家时，带回来一个用薄牛皮纸（我们俗称马粪纸）包裹、纸绳捆扎的纸包儿，纸包儿里装着从卤味店买来的熟食，纸包被里面的油渍浸透，变得深浅不一，每当看到爸爸手提一只油渍斑斑的纸包进门，我的嘴里就情不自禁地分泌唾液，我称这个包裹着美味的包为油纸包儿。过去油纸包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才露面一次，而且大部分包的是切得极薄的猪头肉，后来，油纸包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一个月出现好几次，而且里面的内容也花样翻新，有时是一只烧鸡，有时是半斤酱牛肉，每次打开油纸包儿，都会引来我和弟弟的一阵欢呼。如果是夏天，油纸包儿一进门，爸爸还会给我两毛钱，让我去楼下小饭馆打两斤冰镇散装啤酒，而我经常打酒归来时，一边走一边将头探进装啤酒的钢精锅里偷喝，到家后啤酒经常会少一小半。

每当我和弟弟吃着油纸包里德烧鸡或酱肉的时候，心情总是格外舒畅，我们一边满足地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学着《地道战》里的老鬼子，一竖大拇指，含糊不清地夸赞：高，实在是高！也不知道是夸爸爸工资高？还是夸卤肉大师傅手艺高？14涮羊肉

父母本身对吃很热爱，但碍于艰苦朴素的政治教育和出身的卑微，从来不敢大大方方地流露出这个爱好。随着物资供应和社会环境的空前宽松，吃好东西再也不用藏藏躲躲，爱吃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品行了，父母开始带领我们姐弟在美食领域展开了津津有味地探索。那段日子我频频吃到平生从未尝过的东西，回想起来真是幸福的时光，到了吃涮羊肉那天，这种幸福达到了一个高潮。

那是一个冬天，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块精瘦的羊肉。平时我们家吃羊肉都是在自由市场里买的，肉又肥又脏，放上数倍于羊肉的萝卜炖一大锅。而这次来到我家的这块羊肉，既干净又新鲜，妈妈把这块羊肉放在雪地里冻了一夜，第二天晚上，爸爸把菜刀磨了又磨，妈妈用飞快的刀耐心地把羊肉切成薄薄的小片儿，嫩红、新鲜的羊肉片堆了满满一盘，格外好看。切完肉，妈妈用几个小碗，分别装上豆腐乳、麻油、芝麻酱等，还把自己做的韭菜花也盛出来一小碗，几个小碗红红绿绿排了一饭桌。这时候她叫姐姐把堂屋取暖用的小炉子提到院子里，弄旺，然后把炉子放在屋子当中，在炉子上坐一个小铁锅，小铁锅里翻滚着开水。这一切做完以后，妈妈招呼我们团团围坐在炉子旁，我和弟弟被这不同寻常的场面弄得很是激动，不知道妈妈葫芦里卖什么药？这时，妈妈用筷子夹起一片薄薄的羊肉片，轻启朱唇说：“来，你们看我怎么涮。”说着把生羊肉片轻轻放到开水锅里，羊肉一进锅，迅速被开水从粉红漂成淡白，妈妈从容地夹着肉片在水里荡漾了一会，不到半分钟就夹出来，在那一排装调料的小碗里，东沾一下西沾一下，然后在我们惊骇的目光中，把肉片吃进嘴里。我和弟弟胆怯地对望了一眼：这样一涮就能吃了？！不会有寄生虫？不会有细菌？这个大胆而极富创意的吃法，完全颠覆了妈妈自己说的“肉一定要炖得很烂，否则有寄生虫”的理论。我和弟弟将信将疑地学着妈妈操作了起来，很快，我们就爱上了这个DIY的吃法！这顿饭我和弟弟最开心，我们首次掌握了食材生熟的裁决权，就好像掌握了生杀大权，很自信很兴奋。何况那一排五颜六色的调料，让人感觉如此奢侈。

后来我知道，火锅不是妈妈的发明，身为北京人的妈妈，从小就吃涮羊肉，现在不过是打开尘封的记忆，带领我们这群小菜鸟游一下故园罢了。再后来我更知道，不光是羊肉，鸡鸭鱼肉和很多生的东西都可以边煮边吃，这就叫火锅。在我味蕾发育成熟的八十年代，对美食的探索成就了我日后做为一个吃货的精神基础。15筷子失踪之谜

每当一堆油腻不堪的碗碟，被我用泡沫丰富的洗洁精洗得一个个洁白锃亮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升起对现代科技由衷的敬意和尊重。这其中的原因，要从我家的筷子失踪说起。

我上小学后，我家姐弟三人就被委以不同的“重任”：姐姐负责做饭；我负责刷碗；弟弟负责饭前摆桌椅、饭后收拾桌子。刷碗这个职位我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我大学毕业离开家。作为一个资深的刷碗人，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刷碗生涯的早期，碗很好刷，因为碗顶多盛过棒子面粥、大米粥之类没油水的东西，碟子也好刷，因为碟顶多盛过酱罗卜和炒白菜之类，偶尔盛个肉丝炒韭菜，最后那菜汤儿也被弟弟用馒头蹭得干干净净，比猫舔的还光溜。这样的碗碟，打一盆清水，用丝瓜瓤子蹭蹭就行了。后来，家里伙食标准一再提高，刷碗的任务开始繁重，碗里面的油腻日渐增多，而且顽固不化，在没有任何专用洗涤品的情况下，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对付这些抹不去、洗还腻的油垢。我试过用碱面刷，但是用过几次后，碱面把我的手腐蚀得又干又粗，还裂了细小的口子，只能放弃。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用洗衣粉洗了一次，发现效果很好，而我的手也安然无恙，但是妈妈发现后立刻制止了，她说洗衣粉里面有致癌物质，不能洗碗，况且，洗衣粉多贵啊，每顿都用它洗碗也太奢侈了，这个方法又放弃了。

我们家属院每一排有一个公共水龙头，每天饭后我都端着一盆碗碟在水龙头那里刷洗，每次我抱怨碗碟难洗，妈妈就是一句话：多冲水，冲冲就干净了！因为水费是全院分摊的嘛。天长日久，我家的筷子经常神秘失踪，隔不久就要买一把新筷子补充。妈妈问我筷子的去向，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有一天，公共水龙头下面的下水道堵了，那下水道是很粗的水泥管子，一般污垢是堵不住的，大家挖开下水道一看，发现下水道里横七竖八躺着很多筷子，筷子上缠满了污垢和头发，堵塞了下水道。再一细看，所有的筷子都是我家不同时期的筷子，最老的两根筷子竟然是三年前购买的。看到这些筷子，妈妈明白了我丢筷子的原因。真相是这样的：我在洗油腻的筷子时，秉承妈妈的教导：多冲水。我就把筷子竖起来对准水龙头，一边冲一边双手搓洗，而水龙头的正下方就是粗粗的下水道口，我的手小，拢不住大把筷子，尤其冬天水冷，手几乎失去知觉，在搓洗的过程里，个别筷子就从我的手里悄悄溜走，直接栽进正下方的下水道里，而我根本察觉不了。这些筷子，就变成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人口”。

筷子失踪之谜揭开了，这件事在我们家属院一时传为笑谈，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做事一定要认真。16秀发柔顺的秘密

小时候，北方的孩子冬天一个月不洗澡是很正常的事情，许多孩子都是白脸黑脖子，耳朵后面更是不忍卒读。虽然一个月不洗澡大家见怪不怪，女孩子一个月不洗头就要被班主任骂了。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洗头，顺便洗洗脖子和耳朵，应付班主任检查个人卫生。

冬天在家洗头真是件麻烦事，首先，要在炉子上烧一大铁壶热水，然后再准备一桶凉水，这些都预备好，就搬一个凳子放在屋子中央，在凳子上摆好脸盆、凳子旁边摆好毛巾、肥皂、梳子。一切准备就绪，开始脱棉袄，脱得只剩毛衣，把毛衣领子塞进脖子里，脖子里再围上一条干毛巾，这样才能开始洗头。每次洗完头，还有一项艰辛的工作——梳头。用肥皂洗过头的人都知道，洗干净的头发就象打了结的乱麻绳，特别涩、特别难梳。我的头发又多又硬，每次洗完头我就拿一把梳子，坐在冬日的阳光下，一点一点梳理我乱成一团头发，经常是梳得胳膊都酸了，头顶上那一大团还没梳开。但我也决不敢叫苦叫累，因为一开口抱怨，妈妈一定过来帮忙，她一上手，肯定把我疼得泪眼婆娑！

上初中以后，我第一次用上了海鸥洗头膏，洗头居然也有专门的用品了！这是革命性的产品。虽然洗完后头发上经常结有一小块儿没有化开的膏体，但用它洗完的头发有一种好闻的香味，比肥皂洗的头发香多了。后来海鸥还推出了不同功能的洗头膏，不同颜色对应不同功能：黄色是去头屑的、粉红色是滋润的、蓝色是．．．．．．，这样的产品设计让我有一种穷奢极侈的感觉。

不久，更让我惊艳的事情来了。那是和同院的超美一起在澡堂子洗澡，超美拿出两个高高的瓶子，一个黄色一个红色，我问她这是干吗的？她说这是洗头用的，我就请求用一点试试，得到超美同意后，我就拿起黄色瓶子倒出来一团放到头上揉，揉啊揉啊，怎么一点泡沫也不起？于是我又倒了许多放在头上接着揉，正在冲水的超美扭头看见我，心疼得大叫：“你怎么用护发素洗头啊！”她冲过来一把夺过那瓶嫩黄色的蜂花护发素，使劲白了我一眼，又把那瓶红色的蜂花洗发水杵到我手里：“这个是洗头的。少用点啊！”我头上的护发素也没冲掉，就拿过艳红的蜂花洗发水倒在头上接着揉了起来，不一会就满头沫沫了。就这样，我头一次用洗发水就用成了二合一的效果。洗完后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头发破天荒没有打结，不但没有打结，而且每一根头发都像丝一样滑顺，用毛巾擦完，用手指轻轻一拢，头发就全通顺了，干了以后用手一摸，头发竟然像水一样在指缝间滑腻地流过！啊，那感觉前所未有！那一天，我就象个花痴一样，一天都不停地用手抚摩我自己的头发，而且手势还特别温柔。17分房

一九八一年，我们家属院推掉了临街的一排平房，准备在那里盖起一栋住宅楼，是每户都有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的高级住宅楼。院长把规划一说，全院都沸腾了，大家对于楼房的概念最多就是筒子楼：一层楼一个公共厕所和一个水房。但是现在，想想吧，一家有一个厕所，不出房间就可以上厕所，甚至可以在家洗澡；小厨房里还有自来水！真是电影里才有的高级生活啊！

楼房开始盖了，五层高的，刚盖到第一层，就有很多群众进去参观了，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的？那块地方又是干什么的？大家饶有兴趣地在红砖水泥间看着、讨论着，那些复杂的上下水管道、精致的房间格局，都预示着一个美好而神秘的生活环境。每天，工地上都要接待络绎不绝的参观人流。最后，工头向院长提出严重抗议，因为那些参观的人不但严重干扰工人的施工，还经常趁人不注意，顺走工地的红砖和沙土回家盖鸡窝。院长下令把工地围起来以后，工地才清静了。

大家不去工地后，心思转移到了房子的分配上，这才是梦想照进现实的关键。当时还没有商品房的概念，中国城市人几辈子的住房就靠单位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能分到房子，就是决定人生快乐与否的关键。分房，对于八十年代的人来说，是人生规划的头等大事。

我们院分房是按照工龄、贡献、家庭情况、住房情况等等综合实力排名的，工龄和贡献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好掺假。能显示群众智慧和胆略的，就是家庭情况和住房情况了，我们家属院当时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老人的，尽量把老人接来合住，如果能把老人的户口迁到院里所属派出所，那更是最好的办法。子女平时住单位的，这时候都叫回家住着。超美她妈和若干年前翻脸的婆婆释尽前嫌，把老婆婆从农村接过来，老婆婆还顺手把最小的孙子带了过来；八斤家在原来的两间平房外面，又搭出了半间房，两间房变成了三间房。不过，这些都是表面功夫，暗地里还要加紧往领导家跑，送礼的送礼、表忠心的表忠心。我们家属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典型，院长已经保证肯定有我们的，但妈妈被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弄得很不踏实，于是也把奶奶从小胡同里接过来，在我家住了半年。

因为竞争激烈，分房方案一改再改，总共改动了三次才算定下来。最后公布分房方案的当天下午，大军的弟弟孬蛋踹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揪住副院长的脖领子大打出手。据说，那副院长拿了孬蛋家十几条大前门，还有六瓶西凤酒和八瓶山楂罐头，结果却没有给他家办成事。当天晚上，没有分到房子的八斤他妈，怀揣一瓶敌敌畏，冲进院长家里，打开瓶子就喝，幸好被及时阻止，敌敌畏瓶子碎在地上，继小林姑娘死后，敌敌畏不祥的气息再次弥漫院长家的小院。

一九八三年我们院的首次分房尘埃落定，搬楼房的搬楼房，住平房的依然住平房，日子似乎恢复平静，但原先亲如一家的家属院，悄然形成了微妙的变化：住在楼房里的人们很少再去平房串门，住在平房里的人们则绝不踏入楼房半步。超美家没有分到楼房，几年后超美准备结婚时，她跟我说：“我男朋友他爸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两居室，就是那种有自己厨房和厕所的套房，和你家一样”。她在说“和你家一样”这几个字时，眼神里流露的那抹凌厉之色，让我蓦然一惊。18惊心动魄的甩干桶

我家搬到楼房以后，陆续置办了一系列高档家电，最先置办的就是洗衣机。购买洗衣机对于我和弟弟来说，远没有购买冰箱和电视机来的有吸引力，我们对于洗衣机的好奇心仅仅停留在那个神奇的甩干桶上。

我家的洗衣机是威力牌双缸半自动的，一个洗衣桶一个甩干桶。甩干桶瘦小、狭窄，把一大堆水淋淋的衣服从洗衣桶里捞出来，使劲按进瘦小的甩干桶里，待湿衣服塞满甩干桶，在衣服上盖一个柔软的塑料盖子，然后再把大盖子关上，一转旋钮，甩干桶“轰隆隆”地就开始工作了，待甩干桶完全平静下来，打开一看，哇！原来满满一桶水流四溢的衣服，居然变成了半干的、纠结成绳索状的布条，打开一抖，干爽极了，简直就象魔术一样。要知道，我和弟弟每次拧洗好的衣服，费九牛二虎之力拧完，那衣服也还是直滴答水。而对于甩干桶来说，不论是厚厚的条绒上衣还是大大的棉布床单，它都能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变成半干的条状绳索。

一个星期天，父母加班，留下了一堆衣服要姐姐洗，姐姐耐心地教会了我和弟弟洗衣和甩干的要领，交代完毕，她就到客厅听音乐去了。我和弟弟象操作火箭升空一样，郑重地按下各种按钮，洗衣机开始轰鸣，进入了良好的工作状态。顺利洗了几桶以后，弟弟对甩干桶的工作程序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他在甩干桶工作的时候突然把大盖子掀开，只见里面飞速旋转的甩干桶，像见不得人的小姑娘，害羞地慢慢地停了下来，把大盖子一盖，甩干桶又“轰隆隆”生龙活虎地开始工作了，真是有意思极了！

当姐姐听完音乐从客厅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弟弟正迅速掀开甩干桶的盖子，把手插到正在旋转的甩干桶里，观察甩干桶的灵敏度，姐姐见此情景，惊叫一声，一个箭步窜上来，把我们两个一脚一个踹到一边，同时盖下了甩干桶的大盖子，受尽折磨的甩干桶立刻“轰隆隆”地正常运转了。

我和弟弟知道闯了大祸，瑟缩在墙角等着姐姐发落，但是没想到姐姐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这件事情我要告诉了爸妈，他们不打死你俩才怪呢！不过念你俩是初犯，我就先不说了，以后如果你们再犯这样的错误，那我连同这次的一起告诉爸妈！”姐姐恩威并施的一番话，让我和弟弟感激涕零。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如果让父母知道了，最先被打死的肯定是姐姐！19少林弟子

电影《少林寺》的上映，给全国热血贲张的青少年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到少林寺去！练武功去！除暴安良去！

我弟弟属于比较文静的男孩子，胆小，从小就没和别的孩子打过架，我们姐弟俩在大院里的江湖地位，一般都是我罩着他，而他也很安于现状，从没有过羞愧或者不安。但是，电影《少林寺》的上映，把弟弟沉睡多年的雄性激素唤醒了，自从看了这部电影，他就经常清晨四、五点钟起床，站在院子里“呼呼哈哈”地大练少林拳。当时我们院里有几个男孩子离家出走，偷跑到了少林寺，要求入伙，但去了以后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武僧，甚至没看见和尚，他们后来蔫头耷拉脑地回来了。他们的回来给弟弟沉重的打击，因为弟弟对少林寺无限神往，总是幻想能像李连杰那样在少林寺认个师傅。投奔少林寺的愿望破灭了，但弟弟练武功的决心是下定了，从那以后他经常往家里拣树枝、砖头瓦片之类的，拣回的这些垃圾全堆在院子里的桐树下。我问他拣这些干什么？他说要寻找一件“趁手的兵器”。

话说有一天，我去同学家借复习资料，回来的路上，我把复习资料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骑着车子往家走。快到家的时候，一个流里流气的大男孩子骑车掠过我，“嗖”地一下抽走了我的复习资料，然后飞快地骑到我的前面，得意地向我晃着手里东西，逗引我来追他。我一看资料被抢，当时就急了，破口就骂，一边骂一边蹬车紧追，那个大男孩子本以为我会一边哭着，一边哀求他，谁知道我破口大骂，而且毫无惧色，他觉得不好玩了，就恼羞成怒，顺手把我那几沓复习资料来了个天女散花，甩得马路上到处都是，然后他骑车扬长而去。我这时候真的被气哭了，把自行车停在路边，一边抽泣一边拣我的资料。

收拾好资料，我骑车回到家，一进院门，弟弟正在挥舞着树枝“练功”。见我哭得惨，他忙问我怎么了？我把受欺负的经过告诉了他。正练功练在兴头上的弟弟，扶弱除强的男子气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他立刻跑到那堆砖头瓦片里踅摸，先恶狠狠地拿出一块整砖，在手里掂了掂，发觉太沉，扔掉。又踅摸了一阵，挑了一块半头砖，用手掂了掂就往裤腰里插，发现砖太大插不进去，又扔掉。最后，他挑了半块瓦片，其大小正好可以别进他的裤腰，他别好瓦片，又把衣服弄好盖住瓦片，拍拍身上的土，豪情万丈地对我说：“走，带我找他去！”20也谈体罚

现在经常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因为体罚学生而产生的纠纷，有变态的老师因体罚学生而触犯刑法，也有脆弱的学生不堪其辱而自杀，还有的家长和学校打起了官司。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在我们小时候有几个没挨过老师的粉笔头？有几个没被罚过站？至于淘气被老师关禁闭，被教鞭抽几下，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好像没有哪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更没听说要打官司的。当家长牵着我们的小手把我们交给老师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这孩子淘气，您该骂就骂，该打就打！”这话搁到现在就是客套，但当时这就是一个真心实意的重托，而老师在执行这个承诺时，也是真心诚意、不遗余力。

记得中学时代，体罚是惩治调皮男生的主要手段。有一次放学后，我去化学老师办公室交作业本，化学老师坐在办公桌前批改作业，我进去他头也没抬，却用脚一踢桌子下面，训斥说：“老实点！”我惊异地低头一看，化学老师的办公桌下面蹲着一个男生，大约蹲了很久，他很无聊，一看我进来，立刻冲我挤眉弄眼的做鬼脸，因为动作太大碰到老师，被踢了一脚。还有一次上体育课，我们体育老师打了一个捣蛋男生一耳光，这个男生不服，抄起一个哑铃就要和老师拼命，体育老师轻蔑一笑，用手挡开前来拉架的学生，从容地把手表摘下来，往身边学生的怀里一扔——这是个标志，那时候手表都很金贵，准备打架前一定要把手表摘下保管好，这也表示一种豁出去的、大无畏的姿态。幸亏这时候校长一路小跑及时赶到，一场殴斗才没有发生。事后，双方竟然私下握手言和，成了哥们，直到毕业后还有来往。

弟弟上学后，被选为校田径队，每天早晨五点到学校集合开始训练。弟弟每天不到八点就早早上床睡觉，为的是能早起床不迟到，有几次半夜爬起来就往学校跑，到学校门口一看表，刚刚夜里十二点半。后来妈妈了解到，弟弟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他们的田径教练每天拿一把鸡毛掸子守在点名的地方，谁迟到了就拿鸡毛掸子抽谁。妈妈去找弟弟的班主任要求退出田径队，班主任很讶异：任何被学校选中的事情都是无比荣耀的，只有学校不要你，哪有你不要学校的道理？弟弟退出后，他的位置立刻被其他同学顶上，而弟弟孤独、郁闷了很久。

因为愚笨，我从小饱尝了老师的白眼和羞辱。有一次，我们数学老师把我叫到讲台上，当着台下五十多名同学，拉扯着我的白衬衫说：“啧啧，穿得这么干净，咋就长了个猪脑子呢？”就因为我期中考试数学不及格。当时我已经十岁了，虽然迟钝，但也很有自尊心了，但我也没自杀，甚至都没哭，郁闷了几天，就全忘了，期末考试数学依然没及格。21三流中学的三流学生

升初中的时候，我毫无悬念地被分进了一个三流中学，那个中学以打群架闻名市内，有几个学生还“榜”上有名——公审大会的时候，都被拉出来游街示众过。

其实我的人生从幼儿园开始，就堕入后进生的茫茫浊流。我在小学一直是人嫌狗不待见的角色，所以过的很是孤独和压抑。到了青春期，我性格中的野性和刁蛮彻底地释放了出来，所以自打进了这个中学，我如鱼得水，反而找到了人性的自由。

来到这个学校的，都是被好学校挑剩下的，大家肩膀一样高，谁也不会看不起谁。另外，坏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仗义。因为坏孩子混江湖，一不靠老师，二不靠学习成绩，全靠人品。自私、小心眼的孩子肯定混不起来。而我天生就是二百五性格，几句入心入肺的话一说，立刻就能拔刀相助，所以我在这个中学人缘很好，还得到了人生第一个铁姐们。这充分说明，三流学校跟一流学校完全不是一个世界，就像民工的世界，和写字楼里白领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刚入学的时候，老师看我白白净净，比较面善，有意委我重任，但她迅速发现，我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我虽然不和社会上的小流氓来往，也不跟男生搞对象，但我上课聊天、看课外书、迟到、旷课样样具全。除了语文不错，其他课基本都在及格线上徘徊。数学老师是我的死敌，一到数学课我就看课外书。

开始，老师总觉得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三天两头向我父母告状，父亲受不了这个刺激，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狠揍过我几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狠揍的效果也就持续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忙他们的，我玩我的。后来班主任看我的种种行为，判定我确实是“猪脑子”，彻底放弃了我。22神秘的性

当我进入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对于跟性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十分敏感。看电影喜欢看关于爱情的镜头，看小说、杂志，也会第一个翻到描写感情的段落，所幸的是，我借来的小说，只要是我爱看的章节，都是被大家翻得又黑又脏的，每次我都能顺着肮脏的书页，在厚厚的一本书里马上找到那经常被大家翻看的章节。还有一些《法制天地》、《警钟长鸣》等杂志栏目也是我爱看的，这些栏目经常打着法律的旗号刊登一些性犯罪案例，那些性描写比小说里的露骨多了。

上初中时，开了很多门新课程，其中《生物》课的最后一章讲的是生理卫生，居然有一个光冕堂皇的渠道可以了解性是什么？同学们拿到新书都很兴奋，立刻翻到最后几页，津津有味地看起来。那里面的男女性器官解剖图、性成熟标志的说明，让我们小鹿乱撞、脸热心跳，充分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整个学期，我们暗暗期盼着讲到这一部分。

终于到了学期末，该讲生理卫生了。上课铃声响过，全班同学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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