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安德鲁·戈登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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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试读：
增订版作者序
2006年本书的中文版面世，对我来说是令我惊喜的一件事。英文第三版问世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度推出增订版，这让我备受鼓舞。此次中文版序言，有部分仍依照第一版，我只对增订版新增的题目及事件提出一些看法。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撰写此书时，我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来自英语世界尤其是那些修读日本或亚洲历史的大学生，其次是一些对现代日本及亚洲历史怀有兴趣的人。我从未想到本书会被译成中文出版。
那么把一本由美国学者撰写的日本史译成中文有什么意义呢？到头来这个问题该由中国读者作答。不过，让我先试着谈一些感想。正如我在英文第三版序言中所说的：“日本现代史是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开来。”因此，最好是全世界的史学界都能共同考察及诠释现代日本历史，并将各项研究成果通过翻译公之于世；或各国史家共同参与合作计划，以达到确切地认识现代日本历史的目的。
学术研究和出版的世界性、历史研究的全球化近年来进展迅速，不少有关日本的英语著作被翻译成日语，而日本史家的重要典籍也被译成英语。本人曾参与两项日英翻译项目，包括Kumazawa Makoto,Portraits of the Japanese Workplace （Westview Press, 1996）与Nimura Kazuo, The Ashio Riot of 1907: A Social History of Mining in Jap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可惜只是双语互译，我相信多语种翻译以至真正的全球性交流将更为重要。比如可以举行国际会议，来自中日韩及欧美各国的史家济济一堂，就有关亚洲或日本的历史交流心得，这在今天已十分普遍。
以上研究项目大多属专门性质，像本书这样通论式著作的翻译则不多见。也许较以往及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更为明显，即使是一个普通国民，无论是生长在中国、日本还是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各地，了解现代日本的历史都会挑起政见上的争议，而这又正是智慧和教育的重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文世界的读者在看到用英语书写和从事历史教育的美国史家如何诠释现代日本后，可能会从中受益。
近二十年来，日本有各种所谓“翻案派”的历史学者撰写另类通史作为课本及普及读物之用。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宣传手册上写道：“每个国家有自己阐释的历史，必然跟他国的看法不同。因此，各国不可能有共同的史观。”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各国读者对他国的历史有兴趣，应尽力寻求对彼此历史的了解。这并不意味着全人类从古至今都有着同样的历史体验。史家的重要任务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不同的时代思维中，找寻其中转变和回旋的脉络，但无论是对日本、中国还是美国，史家都没有必要去大力渲染其与众不同又不可捉摸的所谓“国粹”的独特性。本书认为日本现代历史是世界现代史长河中的支流。我尝试在强调个别史事的同时，指出其中共同的历史经验。至于成功与否，由读者判断最好不过。我十分庆幸不但英语读者，而且中文、日文、韩文甚至波兰文的读者们也同样有机会看到这本书。
至于本书初版及最新版本与当代日本史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不算是历史而是时事，我想在此做一些说明。本书英文第一版在1997年至2001年撰写（出版于2002年）。“9·11”事件发生时最后校稿即将完成，并定于翌年付梓，我最后能赶上加插小段文字，预言“9·11”事件对日本的影响，但没能讨论2001年秋天以后发生的事。
英文第二版在2009年初出版，内容涵盖2007年。补充比较多的是19世纪及20世纪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因为部分读者表示本书谈及日本与西方历史较多，而谈及与亚洲的关系部分则较少。在最新版本中，我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做了进一步扩充。第二版当然提及长达五年半的小泉内阁，强调小泉能够重振自民党的气运主要有赖于他直接向选民表达诉求，同时其选战所针对的并非是在野党，反而是自民党内部。书中亦检讨即将到来的后小泉时代，预言日本民主党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取得多数支持。这一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而事后亦证明了其正确性。英文第二版亦约略提及21世纪初有关修宪争论的爆发，它已再次成为日本的重要政治问题。第二版只能简单涉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因为本书当时已在出版过程中。当然本书亦无法讨论日本民主党当政时代及2011年“3·11”灾难与其后续事件。
当我准备修订第三版时，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重大事件，若只依照原来章节增补，很明显是不可能也不太合适的做法。因此，我把过去英文版最后一章的题目“超越战后时代”修改为“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另外则再增加全新的最后一章，主要描述由雷曼事件到“3·11”灾难及其后续四年间的事情。
对时事提出一个弥久的历史观点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也许对不少读者来说本书最后一章所提出的解读是不成熟的看法，而且很快便会遭受考验。但上述事件的冲击力非常巨大，单看“3·11”大地震便十分清楚。它们不应只属于记者的关注范畴，亦不应只属于政治、能源政策、经济和环境问题以及灾难科学等方面当代专家的关注范畴。历史学家亦应该注意。只有把上述事件放到更大的脉络中，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才会更深。我是否成功完成了此任务只能由读者评判，但我相信通过历史角度了解时事有其必要性，亦应有其他更多人的共同参与。
最后，我要向帮助完成这项工作的诸位致谢。我所在研究院的同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前任社长陆国燊博士，首先向我表示有意翻译本书，更立刻付诸实践。译者李朝津教授快速而有效地翻译，其在翻译过程中还发现了少许错误，这些错误在本书及即将出版的日语版中得以更正。日语版的译者森谷文昭先生同样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错误，这些错误也在本书及日语版中得以更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谢伟强先生帮助联系本书的照片、图表的版权，并处理其他相关编务工作。亦感谢叶敏磊女士为增订版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她细心比较前后版本各章内文的差异，校对新增章节，重新确认所有图表的版权，还做了其他繁杂的工作。我对以上诸位及其他提供帮助的人皆深表谢意。当然，对于本书仍然存在的个别错误，本人要负全部责任。安德鲁·戈登于美国麻省康桥2014年5月24日
增订版译者序
当翻译本书第一版时，我感觉到戈登教授极其希望能抓住日本历史的脉动，直至最近的一刹那而后已。在补译增订版时我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本书可以说结束于其出版前夕2013年，因此它已经不只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而已。戈登教授希望编纂一本供读者了解现代日本的综合性书籍，其雄心亦见于他对本书内容的不断扩充，巨细无遗地收纳日本近现代事件。事实上他亦不讳言，历史学者需要参与对现实事件的解读，只有运用历史学的广大视野，才会有助于了解当代事件。因此若要了解日本现代发展，以至最近事态，本书可以说是了解日本研究不可或缺的著作。
增订版亦继承了上一版，作者不但希望由一种持平的态度了解日本历史，更进一步由同情的理解出发。因此在上一版中谈及珍珠港事件时，作者认为不必对日本过于深责，战争的奇袭性本就难以避免，要跳出美国人对日本偷袭的愤怒。在增订版中作者的态度更进一步。在谈及最近二十年日本经济不振时，他反对评价日本的极端态度，由过去日本事事第一的看法，陡然变为颟顸的日本，对金融恐慌举止失措，最后造成“失去的二十年”。作者认为日本由20世纪80年代的巅峰走向下坡，有其盛极而衰的必然性，亦是日本国内在繁荣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调整下的结果。事实上，日本应付金融问题的办法并非毫无建树，其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的对策就极具参考价值。作者亦认为“失去的二十年”这一观念并不正确，踏入21世纪以后，日本经济已逐步走回正面，只是步子较慢，不易被察觉。
同情的理解，是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其巨著《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提出的看法。他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回到古人的历史环境以及心理状态，所谓设身处地，才能真正掌握历史的脉络。同情的理解在探讨异国历史时特别重要，由于文化、时间及空间的差异，要确切理解另一国人民并不容易，甚至容易产生误会。中国对日本历史的理解，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往往过分注重本身所受的伤痛，不容易深入近现代日本历史的复杂性。田中义一是对华强硬政策的代表，但不了解陆军在田中时代的处境，纯粹用善恶标准观察，便不易谈田中外交的意义。因此戈登教授提出的同情理解的方式，应可以作为中国了解日本的一个新的切入点，也是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途径。
当然，同情的理解也有它的局限，特别是戈登教授对日本现代化过分乐观的看法。现代化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者希望强调日本200年来所走的道路是与全球同步的，他反对所谓“日本人论”的主张，亦即日本历史具有其独特性，与别地不同的观点。在增订版中，他对战争期间内容的补充更加反映了这一观点。战争期间是日本大东亚主义盛行的时代，日本对外国特别是西方事物均采取排斥态度，在文化上尤为明显。棒球是由西方传入的体育活动，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数次要禁止棒球活动，但作者认为这仍无法阻遏民间对棒球运动的热爱；爵士音乐亦如此，虽然它被视为西方腐化生活的象征，但军队内仍摆脱不了爵士乐的影响。因此作者认为，当时日本反西方的力量只是历史潮流中的一个泡沫而已。
全球化是否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目前仍有争议。但纵然它无法避免，其过程仍相当复杂，不会如作者所言的一帆风顺。亚细亚主义便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自明治中期日本知识分子提出以来，它一直是现代日本历史无法忽视的问题，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支撑日本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不应该纯粹是个口号，它代表了日本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深层矛盾。要了解亚细亚主义的发展，不能用反抗现代的现代化论来简单解释，它事实上反映出日本文化中深沉不安的部分。有关这一点，学术上仍有可以发展的空间。作者在增订版中已加强了对日本与亚洲邻近各国关系的描述，在未来增订时，期待作者会在这一方向有更大发展。
第一版译者序
日本现代历史是个争论性甚大的议题，我们通常接触的，多半为日本与其周边国家有关历史的争议，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日本国内有关历史的论争，自明治维新以来便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光是明治维新，“二战”前的看法便有很多分歧，只是20世纪30年代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各种史观的冲突被掩盖了。到战争结束后，历史问题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明治维新到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以及慰安妇，各种问题均无法取得共识。最近所谓“教科书风波”，只不过是其中较为触目的争论而已。
本书作者戈登教授是哈佛大学日本史专家，身为美国人，他可以说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上述日本历史的争议。当然，一个外国人能否真正掌握其他国家历史的脉动，是最近世界史以及中国史研究经常探讨的问题。坦白说，要掌握另一个地方的历史脉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美国作为20世纪的世界大国，它已经成为全球历史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尤其在东亚，它的着力更深。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已经是东亚历史脉动的一部分。另外，美国的东亚研究在“二战”后发展迅速，可以说是除美国史及欧洲史以外最蓬勃的地域研究领域，本书的很多观点其实是美国日本研究的成绩展示。故要了解日本，本书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切入角度。本文就本书特点做一简单介绍，作为读者阅读的一个引子。
作为教科书，本书的优点是全面性、时效性及生活性。本书涵盖层次甚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思想无所不包，有类百科全书。要掌握现代日本历史的发展，它是很好的参考及入门读本。而且本书叙述日本历史直至21世纪，这段时期适值日本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均面临剧烈变动，要全面掌握并不容易，而作者能提纲挈领地介绍日本最新发展，让读者紧贴日本现况。本书亦采取美国式教科书写作的特点，不只是刻板地描述日本历史在政治、社会上的结构变化，而是采取生活化写法，读者能借此感受日本人历史上的实践及感情层面。例如为了反映德川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本书会花上不少篇幅叙述德川时期的交通及旅人在外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本书亦引用当时文献，描写日本人民生活物资日益匮乏的状况。而且全书所引用的文献并不限于文字，书中的不少珍贵图片来自公私立机构，甚至是私人收藏，有些资料亦是作者直接向当事者访问所得。故书中呈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现代日本，而非枯燥的文本叙述而已。
本书亦不单是一本教科书，作为一个日本历史研究者，戈登教授有其独特看法。本书的日译本与中译本同时出版，对作者而言，本书是作者与日本史以及世界史学者交流意见的平台。当然，戈登教授在其序言中亦特别强调他的看法，认为日本现代化是整个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强烈否定日本以及美国流行的“日本人论”或“日本独特性论”。所谓“日本人论”，意指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数千年来与外国往来不多，形成所谓日本民族的独特性。作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创立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假象，日本在现代的遭遇与别的地方并无不同，它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贯穿全书。虽然作者对现代化进程稍觉乐观，但无可否认，日本现代发展处处与世界史联结，两者是个不可分的图像。
此外作者在本书中亦提出很多重要观点。首先是作者缔造“帝国民主主义”（imperial democracy）一词以描绘大正日本（1912—1926）。日本史上常以“大正民主”作为本时期的特点，它反映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初次踏入民主阶段，实行普选及政党政治，但不幸中途夭折，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在传统解释中，其导因是军部的野心，对外侵略，对内篡权，最后导致整个民主体制失败。但作者认为，大正民主到20世纪40年代并非完全中辍，政党在这期间的几次选举中仍拥有绝对多数；问题的重心是民主与帝国及代表帝国的天皇之间有根本上的矛盾，而所有民选出来的议员仍以效忠天皇及帝国为第一义，在此前提下，民主制度是无法建立的。
其次是所谓“跨战争”（transwar）观念。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大事更张，学界向来把这一时间节点看作日本战后历史的起点。到20世纪70年代，不少学者开始检讨此一观念。如学者查尔玛·约翰逊（Chalmer Johnson）及伊藤隆均指出战争中制定及执行的各种政策，并非随战争结束而湮灭，它们对战后日本的发展仍有影响。不过本书的看法更为强烈，它进一步强调一个“跨战争”的历史断代，亦即跨越战争的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是一个完整时期，其特色是各种社会次团体先后崛起，反映日本真正进入现代性的多元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混乱只不过是多元性冲突的结果，它们的矛盾到50年代才慢慢消失。“跨战争”时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创见，它抛弃了过去以美军占领为分水岭的看法。由一个历史观点重新探讨日本战后历史，是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值得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进一步探讨。
日本向来被西方国家看作是个服从性很强的社会，故整个日本国家被视为“日本企业”。戈登教授则认为这是个误解，日本人并非天生服从，这种状况只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称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期为“标准化”及“共同体验”时期。“标准化”是指大规模化、官僚化及商业化，它是20世纪60年代高速成长后的结果。在政府及企业推动下，“跨战争”时期的多元矛盾逐渐约化为一种国民共同经验：借着教育及职场的制约，人民的行为渐趋一致，在各种集体记忆塑造下，共同意识得以完成。这种经验非日本仅有，亦见于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也是戈登教授全书现代化理论的主旨。
总括来说，本书为不了解日本现代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入门，而且通过活泼生动的描述，细致地反映了日本人在过去200年生活层面的各种面貌，是一部值得推介的大众读物。至于对日本史以及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则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切入角度，刺激我们重新思考。特别是戈登教授所提出来的世界共同体验的历史角度，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个严肃课题，阅读本书也许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序言（英文第三版）
面对现代世界急剧的变迁，日本人民在过去200多年的经验是个令人赞叹的故事。而本书以此为重点，开始于德川幕府统治的后期1800年前后，终结于21世纪初的日本。
这200多年间，正是现代世界史无前例的蜕变期。现代世界的出发点在1800年左右，这一时间点开创了世界史不平凡的阶段，亦象征日本巨大变化的初期，然而两者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急遽地改变全球经济及军事力量的现况，法国及其他地方的政治革命催生出现代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不但推动连串的新观念的产生，为人类社会争取正义及机会，而且为全世界发展出各种全新的统治形式。本书第一部分便是检讨上述各种全球性变迁如何汇聚于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亦面临不断高涨的政治及社会危机。
在第二部分，本书转为关注日本的近代革命及19世纪末的惊人变迁。这一时期历史通称为“明治时代”，“明治”为睦仁天皇在1868年即位时所用的年号。在明治一朝，日本迅速由半殖民地变为帝国主义强权的一员，其成就令人吃惊。第三部分则叙述日本的帝国主义时代，始于日本一跃成为全球强国之一，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生灵涂炭的体验以及占领时期。最后一部分则探讨当代日本的战后历史，以及今天日本人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当然这亦是世界各地问题的一部分。各种主题的相互关联性与现代体验
本书的英文题目其实反映出两个重要的主题：现代性及关联性。通常这类书籍会题名为“日本现代史”（Modern Japanese History），如此一来，整个写作重心便会以日本为主，强调其日本特性，也就是说向读者诉说一段以“日本”为中心的历史，只不过它是发生在我们称为“现代”的这一段时间而已。本书则题名为“现代日本史”（AModern History of Japan），目的是把重心由日本性转移至现代性，因此它是要诉说一段“现代”的独特历史，只不过发生在一个名为“日本”的地方而已。
换言之，日本现代史是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开来。亦出于这个理由，本书不能不以关联性作为其主题。事实上，海外对日本一直有深远影响，它包括思想、事件、物质以及资源，无所不包。当然日本对其他地方亦有其影响，两者相互交流的结果有时是正面的，有时则是负面的。无论如何，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日本人民与其他地方的人民有不少共同分享的东西。当我在以后各章中谈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时，这个主题会更为清楚。
德川政权的危机当然有它的内在因素，但国际环境的变化确实加速了德川统治的崩溃。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谱写出一个国家建设的剧目，反映出他们理解了欧美诸国军事及经济力量兴起的缘由。在反对及争论之下，他们所走的道路有一定的曲折迂回，但其现代化工程的确有很大影响。从他们的时代开始，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民族国家的特质成为其现代史的核心主题，而本书讨论的重点则是其重组政治生活的斗争过程。这些矛盾所涉及的观念与制度都是现代世界政治生活的焦点：宪法与国会、君主与民主、两性权利、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及军人的角色，等等，不一而足。本书一方面重视统治者执行的政策，另一方面亦关注一般大众的政治行动，这对各个政策也有影响。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19世纪及20世纪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冒升是现代化的一个有关面貌。本书会讨论政府及私人的角色，还有工作人员与管理层的互动。日本与其他地方一样，其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社会阶级之间、两性在职场及家庭之间、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这些关系都是复杂且有重大影响力的。要求和谐相处的呼声不时发出，有时有效，但冲突依然是常态，而且颇为严重，本书会特别注意这方面。
现代世界史的第三个面貌是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冲突后所唤起的国家意识。日本在亚洲及全球所扮演过的角色十分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它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日本曾于20世纪前期在国际上带来深重灾难。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原是个无独立性的半殖民地，为西方列强掌控。但到1905年，这个新国家却成为殖民强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在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日本转而进行帝国扩张，并发动战争，要在整个亚洲建立霸权，结果以失败收场。自此，日本在全球政治上成为一个和平而消极的国家。日本、亚洲及西方这三者的关系不但变动不休，而且至今仍难有定论，这也是以后章节的重要焦点。
在现代历史的整个脉络中，关联性的另一面是多元性。任何地方的历史在宽广的世界史中都自有其独特性，日本亦不例外。如果关联性及全球互动为日本现代史的核心主题，无可否认日本人民的思想及行为也有其独特性。本书固然强调日本与其他地方分享共有的现代经验，但亦会指出日本与众不同的一些经验。举例来说，德川时代武士统治阶层的特性，无疑会塑造19世纪末现代化运动的形态。日本现代史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国家强有力的角色，政府一直要求掌控社会及经济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混乱，社会阶级关系和两性关系均包括在内。政府的行动有时会触发意想不到的结果，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
承认日本现代史的种种独特性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学者和学生不要用只此一家、与众不同甚至异国情调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历史。这种错觉的存在，部分原因是日本人自身孜孜不倦地要界定何谓“日本性”，并希望能藏之名山，传之万代。他们的做法有时近乎执着。至少从19世纪到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因此日本人这种对界定“日本”的热衷，成为本书在讨论精英及大众文化时的一个重要主题。本书会指出很多所谓的“日本传统”只不过是现代世界中所创造的神话而已，部分“日本传统”被视为进步的绊脚石，部分则成为日本的典型，并向世界展示。正如美国人一直要寻求一种独特的“美国式生活形态”（今后亦会继续下去），并誓言负保护之责，而法国人、中国人以至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类，其实亦同样会宣称他们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并要努力保卫之。因此在整个日本现代史中，要找出一种“日本性”，并要保卫它，这种深沉的热心到今天仍然存在，并非稀奇之事。谢词
在准备本书第一版的过程中，我一直很幸运地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及建议。哈佛大学的几位研究生担任我的助理，替我搜集资料，准备图表，查考众多史实。我得感谢杰夫·贝利斯（Jeff Bayliss）、泰德·麦克（Ted Mack）、中野洋一（Yoichi Nakano）和埃默·奥德怀尔（Emer O’ Dwyer）。贝利斯和麦克同时亦协助书写与他们自己个人研究范围有关的部分，如日本少数民族史、文学史与出版史。在处理泛亚细亚主义这一主题时，杰米尔·爱甸（Cemil Aydin）同样给予我建议。我的同事海伦·哈迪克里（Helen Hardacre）在20世纪90年代的宗教问题上给我提供了重要建议。在出版社要求下，很多同仁阅读整部书稿，并提出详细且极有帮助的建议，他们是加里·阿林森（Gary Allinson）、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芭芭拉·莫洛尼（Barbara Molony）及两位匿名评审。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南希·莱恩（Nancy Lane）、焦亚·史蒂文斯（Gioia Stevens）和彼得·科文尼（Peter Coveney）极富耐心，为我提供支持并给予了重要建议。
在准备第二版时，我受惠于五位匿名评审人的意见，他们指出第一版中的各种缺失。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杰里米·耶伦（Jeremy Yellen）给予必要的研究工作上的帮助及宝贵意见，使日本与东亚各地关系的叙述得到进一步改善，并调整了第17章的结构。另一位研究生费边·德利斯勒（Fabian Drixer）则协助人口史部分的写作。在准备第三版时，我同样受惠于另外七位匿名评审人，他们对最后一章的意见尤为珍贵。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业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亦为新章节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尼基尔·卡普尔（Nikhil Kapur）根据实际使用教材的体验列出一份详细清单，供我修改及更正本书之用，令我十分感激。
我应该特别向森谷文昭先生致谢，他把本书第一版翻译成日文（2006年由みすず書房出版）。在其翻译过程中，他找出少许行文上的差错及一些更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在本书中均已全部更正。他还根据自己的知识及研究，建议对一些课题进行扩充及修改，包括战前日本的棒球史、1959年至1960年修改安保条约的争议，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这些意见对我修改第三版的相关章节帮助甚大。
在诸位种种协助下这本书才能以更完美的面貌呈现给大家。当然，若书中仍有不足之处，我个人是需负全责的。第三版改动之处
·在第三版中，上一版最后一章已大幅度修改，并重新命名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它涵盖的时间从1989年至2008年。
·新增的最后一章从全球语境下讨论日本近年来混乱的历史。它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并把读者带到2011年3月11日的悲痛事件，最后则涉及灾难之后续情况。章后附有彩色地图及照片，作为反映这次灾难的文献。
·在说明史事过程中，会融入更多平民百姓的“声音”。
·增加文化史课题，如卡通、漫画及爱情旅馆，等等。第三版的评审人
·亚历克西丝·杜登（Alexis Dudden），康涅狄格大学
·杰弗里·迪姆（Jeffrey Dym），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
·杰克·L.哈默史密斯（Jack L.Hammersmith），西弗吉尼亚大学
·乔治·卡兰德（George Kallander），雪城大学
·卡罗琳·尼尔（Carolyn Neel），阿肯色理工大学网页地址
本书英文版的辅助网站是www.oup.com/us/gordon，提供书中主要文献的英译、报告题目、学习问题及其他有关网址，有助进一步学习现代日本史。绪论历史长河的绵延烙印
日本领导层在1868年取得政权，其所推动的连串改革其实有若一次革命。然而要掌握明治维新前后的变动，则不能不了解日本在17世纪所形成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体制，及其在18世纪及19世纪以后的变化。此一时期史称德川时代（德川为统治者的家姓），亦为本书第一部分的重点所在。但若使初学现代前期及现代日本历史的人理解此一令人目眩的时代，则必须追溯日本历史在地理、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情况，这一切到现代仍为重要因素。一、地理与气候
日本今天的疆域为一锁链形群岛，距朝鲜半岛最近约160公里，距中国则约800公里，四个主要岛屿是九州、本州、四国及北海道。（要到19世纪日本才真正掌控北海道的人民及土地）。群岛是东北至西南对角走向，全长约2000公里，略等于美国东岸的长度。因此可以说日本全国临海，内陆最深入的地区亦不会离海岸120公里以外。日本总面积略少于38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美国蒙大拿一州的面积。日本雨水充足，雨季在潮湿的春末来临，集中在夏季的6月及7月初。但与亚洲其他季风区相比，日本很少有大暴雨，然而水资源仍足够灌溉及种植稻米。
日本陆地表面超过2/3由崇山峻岭组成，低地平原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3%，高原则占12%。日本的高山有不少是火山，自古至今均如是。事实上，日本历史上有关火山爆发的记录不少（从公元6世纪开始到现在，日本的94个火山中，共约有1300次火山爆发的记录），其威力猛烈，故无论从次数还是强度来看，均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日本列岛位于所谓“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处于太平洋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交汇处，状态极不稳定。这个地震及海啸多发带沿太平洋周边，世界上约90%的地震都发生在该处。日本地震的年爆发率最高达1500次，在20世纪及21世纪初，便发生了三次极度严重的地震。
除了地震及海啸的状况与可能性，上述日本的地理位置，有几方面与其近代发展有关。九州岛南部与亚洲大陆的距离之短足以令双方在2000年前便能建立海上交通，而其长亦足为天然屏障，不易轻渡。是以近代以前，鲜有来自亚洲大陆的军事侵略，日本亦不易渡海远征。此种不短不长之距离，无论在近代以前还是近代，都使日本岛上的居民对亚洲大陆文化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其独立自主性。
日本气候温和潮湿，本州岛中部以南地区更为明显，故农作容易，人口繁衍。在中国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日本人口约500万，到19世纪初则增至约3000万。其中两个平原地区最为重要，是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中心。西面的关西平原，即今天大阪及京都地区，为上古至中古时期各闹市之所在。东面的关东平原，面积居全国平原之首。德川时期以前，关东平原沿岸只不过是渔民聚落，其后发展成首府江户。1868年以后更名为东京，成为今天日本的首都。
日本气候固然宜人，平原亦适合耕作，但起伏的地形却将其人民分隔。日本各岛虽然位置上邻近，但岛上的森林、山脉及短急河流却有碍交通运输，政治上不易统一。今天的日本政治上团结，民族认同感强烈，乍看即会把此种团结及民族情感归因到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实这是错觉。在近代以前，中央政权大都仅在首都周围，除此以外地区的统治能力十分有限。德川政权建立于1600年，在此之前约300年的历史最为混乱，甚至在德川时期，虽然政治稳定，兵甲不兴，但地方统治者仍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今天所说的日本共同文化，能见于当日一般民众者其实并不多。所谓日本是个万众一心的地方，人民因此能组成一个团结的民族，此种看法是现代才形成的观念，“日本性”其实只不过是硬拼凑起来的认同概念，与其地理实况并不相称。二、政治制度
天皇在日本现代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近代革命浪潮中，天皇制度可以说是少数硕果仅存的君主政体之一。然而从历史来看，天皇在19世纪及20世纪所领导的转变及所产生的影响力，可以说史无前例，或可以说只有7世纪及8世纪时的天皇地位可以与之相比。
今天的皇室可以溯源至6世纪初的大和家族，约与中国南北朝同时，它由关西平原发展起来。皇室担任氏族内男女祭司之职（早期天皇中有8位是女性），并与邻族争夺霸主地位。到8世纪初，大和族已夺得政治及宗教权力。它打破过去新天皇必建立新首都的旧习惯，于710年，首次在平城（即今奈良）建立“永久”首都，后于794年迁都平安（即今京都），日本才有一个真正稳定的政治中心。奈良建都后，大和朝廷下令修纂史书，编造一个神话谱系，将天皇起源追溯至公元前660年，至修史时已历经28个天皇，但都是以传说为依据。此古代神话到19世纪末又再度复活，成为天皇正统历史的“现代”版。
日本的正史时间是以天皇“年号”的先后次序为标志。新天皇临朝即位会马上命名新年号，但每一朝的年号通常有好几个。直至近代睦仁天皇即位，改元明治（1868），才开创了一个朝代一个年号的习惯。
天皇拥有无上权力，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然而这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自中国唐末到清中叶的一千年间，除了少数天皇，其他大部分天皇都无政治影响力。但在宗教上，天皇仍沿袭本土神道传统，担任神官角色，而实际统治日本者则另有其人。他们假借天皇的名义统治，最初是天皇的近亲贵族，其后是出身于不同政治及社会背景的武家。因此，19世纪的近代君主制能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实与其传统历史相异。
在19世纪的革命浪潮中，具有历史渊源的武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各自出身不同，但日后都成为显赫人物。武士最早见于10世纪左右，即中国五代十国及宋朝初年。他们原为地方上的战士，服务于首都的贵族或皇室，靠弓箭闯天下，后来他们开始与贵族平起平坐，最后甚至反客为主。在12世纪80年代，在位于关东沿海地区的镰仓出现第一个武家幕府政权。其首领源赖朝虽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仍请求天皇赐封将军名号（正式名称是“征夷大将军”），使其统治合法化。其后的武家政权，如近代前期的德川幕府，亦自天皇取得将军名号，奠定其统治合法性。
至于武士之战斗技巧则与时俱进，由弓箭到刀枪，最后到16世纪时使用火器。武士的政治及社会组织亦不断演变。早期武士在战阵中多靠单打独斗，地区武士家庭则散布在乡间，不太能控制其辖下的人口。直至15世纪及16世纪（中国明朝时期），武士之组织才较严密，统归军事强人率领，号称“大名”（即最大名田之主的略称）。政治结构到16世纪中叶仍十分松散，日本各岛为数百个名藩割据，其首领大名各个拥兵自重，相互攻杀争雄。日本近代前期政治史的特征就是群雄征伐，多数大名屈服于少数有力大名之下。三、早期对外关系
直到16世纪40年代，欧洲传教士及商人才首次来到日本，当时日本尚未开始其统一大业。西方人带来了枪炮及上帝：火器令各雄藩增广眼界，增加生力军，加速了各岛的统一进程；基督教的影响则较小，到1600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传教士的努力下，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一度达30万。日本统治者由于害怕其子民因信奉外国宗教而反叛，于16世纪90年代开始禁止基督教，并进一步限制对欧贸易。对战国三雄之一的丰臣秀吉而言，锁国尚有另一个原因，即葡萄牙人贩卖日本人为奴隶，这使他气愤不已。到17世纪30年代，各项限制已全面展开。因此欧洲人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前一个世纪中虽曾担当重要角色，但其影响仍然有限。
相反，亚洲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及韩国人，自古以来即在日本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在前现代历史中，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及日本群岛三者是分不开的。
近代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亚洲各地统治者的关系主要建基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上。南至越南，北抵东北亚，中国皇帝是整个地区中最具权势的人。他视疆域以外者为未开化之人，统治各地之国王会派人入使中国首都朝贡、叩头、贡献方物，以至歌颂天子圣明。同时，皇帝会给予列国保护，并特许其贸易牟利。朝鲜半岛及越南国王并不乐意朝贡制度中的臣属关系，他们接受此等义务只不过是迫于中国力量的强大。但是日本则不同，其精英虽长期吸收中国及朝鲜的文化成果，但他们大多不愿在此种朝贡制度下称臣。由于拥有海洋屏障，日本较易抗拒朝贡压力。虽然如此，日本在19世纪以前仍无法设计出另一种地区制度；直到近代，日本迅即接受了西方外交及国际制度，并运用西方语言，大玩其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游戏。对日本而言，这是其近代革命中的一环，也是其与邻近亚洲国家的不同之处。
当然，形式外交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日本与亚洲各民族在近代以前可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文化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几乎无不以亚洲大陆作为其出发点。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约当中国秦汉魏晋之世，中、朝移民为日本带来稻米农作。直到20世纪，稻米仍占据东亚经济的核心地位，新军事技术亦约于此时传入。其后数百年间，在移民及日本远游者的共同努力下，日本输入了以中国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书写系统（见图0.1），另外包括各种政治及宗教上的思想与制度。日本古代文明能在奈良及平安时期（8世纪—12世纪）开花结果，实奠基于此。到中古时代（13世纪—16世纪），日本与亚洲大陆间仍维持着重要的宗教及经济关系。因此在近代开始以前的1000多年间，亚洲大陆各种文化通过日本人或移民输入日本，并融入当地。图0.1 上图为现代日语中使用的汉字，它们在古代由中国传入日本。“月”是象形文字，象征半月形状；“上、下”两字是指事文字，其意义较抽象；“権（权）利”则是合字成词，与原来的图像已无直接关系，该词是日本人在19世纪创造的。
在输入的各种文化中，佛教与儒学是特别重要的，它们在宗教、哲学以及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约在公元前5世纪在南亚出现，其后在东汉时期即公元1世纪或2世纪进入中国，并进一步传播到朝鲜半岛。在6世纪初，朝鲜的百济国王把佛教经典及佛像传至与天皇亲近的氏族，此为日本接触佛教之始。
原始佛教着重强调人生一切皆苦，其在印度发展，继而遍及亚洲各地，逐渐演变出思想及实践均不同的宗派，目的是引导世人达到涅槃或明心见性之境，以解决人的存在的痛苦。部分教徒强调禅定或苦行的方法，亦有主张诵经及求助超能力以获解救者。
在7世纪与8世纪间，日本佛教首次出现高峰期，展现出其文化及政治影响力。不过各宗派很快便衰落，其后数百年间，取而代之兴起的是另一些新教派，如主张静坐的禅宗或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及日莲宗。佛教亦逐步在社会中扎根，不但深入乡村，亦在武士、平民以至贵族间巩固地位。部分寺院发展成庞大组织，不但拥有武力，亦谋求得到政治地位。少数中古时期的教派独自建立起政治权力网络，成功地深入基层。德川幕府则将各佛教宗派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每一个乡镇和村庄都会有某个宗派的寺院，统治者亦利用它们掌控人口变动状况。经过数百年以上的发展，佛教已成为日本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有如中古时代的新儒学，佛教一方面引领新思潮的出现，一方面亦成为旧传统的守护神。
儒学的道德及政治思想，自古以来在日本即有重要影响力。儒学强调统治者选择官员应以道德情操及学问修养高者为上。道德修养应始于家庭，凡子女事亲必以孝，特别是侍奉父亲。圣人能成为他人的表率，是因为他们力学不倦，并因此培养出仁人之心。中国古代精英所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圣人留下的经典为范本，并以之为测试道德及学问的标准。直到20世纪初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皇帝及政治高层均以科举考试为选才必经门槛。儒学思想及其经典传入日本的方式一如佛教，都是经由百济国。儒学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在7世纪与8世纪间的日本首次达到高潮，因为日本统治者有意模仿盛唐时期的各种儒学制度，中国式科举考试亦曾风行一时。
在其后数百年间，儒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日渐式微。不过在中古时代，约自13世纪至16世纪，亦即中国南宋至明，日本渡华僧人带回当时流行的新儒学，由于它强调直接解读古代经典，为儒学注入活水，使其得以再现生机。新儒学的创立者是朱熹（1130—1200），为南宋杰出思想家。他重振儒学，修改传统儒家学说，反对依傍汉唐注疏，主张直接返求孔子及其他古圣人的经典。日本中古时期，朱熹学说一直流行于僧人间，当时有所谓“儒佛僧人”者，悉心研究朱熹思想，新儒学得以在当时日本的丛林寺院中取得一席之地。到德川时期，新儒学复散播于世俗间，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及政治力量。
由于大家都在争取贵族护荫或政治地位，佛教与儒学信徒的关系有时候会相当紧张。但整体而言，就所宣扬的教义或所宗奉者来看，佛教与儒学在古代大致仍能和平共处。两个学派都不会单方面宣扬真理在己一方，因而排斥另一方。故儒学及佛教教义均能并存于日本，并生根于其文化中。
佛教与儒学亦能与日本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平共存。日本早期信仰十分驳杂，各地都有不同的宗教活动及参拜寺社，到8世纪时统称为神道。神道内各个圣者均称神，不少神与农业及地方社区生活有关，平日被供奉于一个小神社内，一年中只在礼拜及节日时才被请出。神道礼仪及信仰，强调保持人类社会及自然中的纯洁性及活力。还有些神是专门保佑政治家族，最重要的当然是天皇家族。天皇家族号称是天照大神之后。另外一些重要神社，很早便成为皇室祭拜祖先之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势神社。
经过许多世纪，神官、佛僧及儒者（有时是一人兼三者）已将儒佛传统整合到神道庙堂之中。8世纪以后，佛寺与神社经常比邻而居，中世纪更创神佛垂迹之说，神祇只不过是佛的另一显相而已。德川早期的儒者，亦同样强调儒学与神道的共通之处。
虽然如此，三者在宗教上及伦理上的相异之处仍不会消除，何况信徒之间有时亦因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冲突。由近代早期至今，日本历史上各个多元因素一直备受讨论，甚至被不断解释。人们有时视这些因素为接受现代性的障碍，又或视这些因素无关宏旨；另一方面，亦有人颂赞日本的多元性，视其为近代“日本人独特身份”的由来。
1800年的日本群岛居住着3000万农业人口，商业繁荣而蒸蒸日上，都市生活亦虎虎有生气，约有1 /10的人口居于城镇。在德川半中央集权式的统治下，日本已成为东北亚外交及贸易体系中的一员。
然而就全球观点而言，日本仍为一个相对落后地区，它的政治及经济关系无法超越东亚范畴。资本主义虽略具雏形，政治危机亦随处可见，但在短时期内，似乎仍无法出现经济社会或政治文化上的革命性转变。
但到1900年，日本已历经一场复杂的革命。它成为欧美地区以外唯一的立宪制国家，它亦是唯一的非欧美帝国。在当时的非西方地区中，日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成功跨越工业革命的国家。
日本在20世纪的转变亦十分突出，生气勃勃的民主运动很早便出现，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劳工与资本家、佃农与地主冲突不断。现代也带来两性关系的改善及不稳定性。在20世纪上半叶，政治上是层出不穷的恐怖与暗杀，帝国则积极对外扩张，其所推动的战争杀戮不断，为该世纪最惨不忍睹的暴行之一。踏进21世纪，日本走向和平化，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苛酷的新挑战接踵而来，日本人民面临着各种困难，包括重振经济、教育年轻一代、供养老年人，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活动。
本书的目的是厘清这段历史中各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方面不抹杀历史传承，另一方面亦留意激烈变化，希望能掌握日本人民如何理解他们自身的经验。上述各种议题虽具争议，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已成为世界人民共同遗产的一部分。第一部分德川政权的危机第一章德川体制
日本近代是一个急剧变动的年代，不过在近代之前的200年，日本却是史无前例的安定，史称这一历史时期为“德川时代”。德川武家一族于1600年至1868年统治日本，但后世给予它的评价却因时而异。德川的统治建立于苛酷的法律基础之上，其目的是严格限制社会不同阶层及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据说统治官员遵奉的座右铭是：“百姓就像芝麻油一样，你愈用力榨，它就出得愈多。”与此同时，德川统治时代是个太平盛世，农村生产发达，商业繁盛，城市生气勃勃。17世纪90年代，一个观察入微的欧洲人写道：“日本各藩的交通要道每天熙来攘往，在每年的某些时日里，其拥挤程度有如欧洲稠密城市的街道一般。”
在整个德川时代，一方面，法律多如牛毛，处处规范；另一方面，其治下人民虽间或粗鲁不文，但却积极进取，因此日本在这一时期产生极大变化。这些变化虽然重要，但却无助于德川体制顺利过渡至近代，因此到19世纪，幕府要应对许多严峻的难题：无所事事的武士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固有制度及思想无法应对内外交迫的压力。面对社会日益紧张的气氛，抗争活动不断；统治者则坚决维护既有秩序，最终难逃崩溃的命运。德川幕府于日本近代化起步之际垮台，要了解当时所面临的无法预估的困难，则必须回顾德川社会体制的源起及各种问题出现的过程。一、统一天下
终德川一代，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兵甲不兴，这与前面的战国时代大相径庭。战国时代可追溯至1467—1477年京都应仁之乱。京都建于794年，为历代天皇的居所，是一个寺院及豪宅密布的美丽城市，却毁于应仁战火中。其后百年间战祸频仍，号为大名的地方武人招揽数以千计的武士争霸，互相争夺土地及人民，控制商旅。
战争虽然为该时代的主轴，但不能说此百年完全乏善可陈：商业仍然兴盛，国际性商港相继出现，而且实行高度自治管理；一些佛教信徒亦组成一向宗，不受大名管辖。
在16世纪70年代至1600年，相继出现三个卓越但不留情面的统治者，他们建立起一个垂教后世的政治秩序，使日本人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能享有250余年的太平日子。在此新制度中，部分大名与武士中的顶尖分子仍可以保留其政治统治地位，但其性质则发生大幅度改变，经济及文化生活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号称开统一日本先河的是织田信长（1534—1582）。他出身尾张藩，作为一个位于名古屋地区附近的大名，原来力量并不大。1555年他开始以残暴手段扩张其势力，首先对付境内的佛教力量，断绝各佛寺的粮食，屠杀数以千计的僧人，焚毁许多图书馆及寺庙。1580年，他征服一向宗，它是佛教的一支，亦是当时最有力量的寺院势力之一。1582年当织田信长被其下属谋杀时，日本已有1 /3的土地为其所统一。
由于时人对织田信长又敬又畏，故史家对信长的评价向来颇为负面，称其“冷酷无情”，是“一个残忍且麻木不仁的禽兽”，甚至称其为“日本阿提拉”。但织田信长并非只是一介屠夫，他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均为后继者沿用，为德川时期的和平盛世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于地方村落，只要能纳税，信长都容许它们有较大的自治权力。由于他建立了税收官僚体制，其下属武士便不能直接向村落征税。收税官员把所收税项部分分配给武士，部分上缴给信长。与此同时，织田信长亦将中下级武士与其领地分隔，意在收回各武士的田地“所有权”；不过他会按照各中下级武士原有领地的大小及产量，实际发给他们俸禄。借此人地分离政策，信长成功拥有调动臣属的权力。
为推动人地分离政策，统治者必须掌握田地的面积、产量以及所有权。信长率先全面丈量农地，为德川时代的政治体制奠定基础。信长亦没收各村落的武器，强化武士与农民的社会阶级差异。
信长去世前夕，他手下的一名将领即沿袭其做法，并因此雄踞一方，此人便是丰臣秀吉（1536—1598）。秀吉貌不出众，出身寒微，原来只属步兵中的“足轻”，同时代的人甚至讥笑他为“猴子”，传说他的妻子亦以“秃鼠”称之。假如不以貌取人，秀吉其实是一个卓越的谋略家。信长的作风是恩怨分明，对敌人赶尽杀绝，对下属则恩赐土地。秀吉则不同，他采取盟好策略，虽然他对反对者绝不客气，但只要对方愿意投其阵营、宣誓效忠，他都会大度收容。故秀吉扩张甚快，到1591年便掌控整个日本。
秀吉一面继承信长所遗留的制度，一面亦增添新意，将其体系化。为保证各路大名无异心，他建立人质制度。为彻底解除农民武装，1588年他在治下领地中发出“刀狩令”，命令农民交出武器。他亦先后在1592年及1597年发动大规模战争侵略朝鲜，以致损伤无数，并扬言要征服中国。耶稣会教士在1550年前后到日本传教，徒众日多，秀吉亦禁止其在日本活动。到1598年，秀吉的权力达至巅峰，其势力遍及全日本，成为全国大名共主。秀吉殁后，将政事委托于一群他最信赖的将领，称为“摄政”，他们都发誓扶持秀吉后人，待其年长后即交回政权。但秀吉的计划最终落空，在他死后不久，权力斗争马上在各摄政间爆发。二、德川幕府的政治设计
数十年以来不断的政治变动，最终导致德川家族或者说德川幕府的崛兴。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是德川家康（1543—1616）（见图1.1）。英国学者萨德勒（A.L.Sadler）在1937年出版了一本德川家康传记，他的政治立场是同情德国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故他对家康的残暴一面亦采取恕宥态度，认为“以一般农民或资产者的道德标准，是无法衡量一个军事独裁者的”。图1.1 德川幕府创立者家康肖像。家康虽然是马上得天下，但在画内，他穿着朝廷衣冠，反映出他统治的合法性是来自天皇所赐的将军一职。（日光东照宫提供）
家康是一个苛酷的统治者，但他也是一个有耐性的谋略家，懂得如何妥协。他是丰臣秀吉的盟友，亦是其最厉害的政治对手。不过家康愿意放下身段，不去挑战那位“秃鼠”。家康首先巩固他在关东平原的地盘，再观形势以待时机。以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为榜样，家康在16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先在藩内建立有力统治。秀吉去世时命家康出任摄政之职，但家康却马上联朋结党，在1600年发动关原战役，击败另一群忠心于秀吉子嗣的摄政，奠定德川200多年霸业的基础。1603年，天皇赐封他为征夷大将军。
1605年，关原战役结束仅五年后，当时家康精力充沛，春秋仍盛，却急流勇退，把将军一职传给其子秀忠，目的是要保证德川家族不会步丰臣秀吉的后尘，令后人能顺利接班。事实上，家康在1616年去世以前，仍在幕后操纵政局，秀忠独揽大权的日子仅有七年。1623年秀忠便退位，由其子家光继位。不过秀忠仍监管他的儿子，直到他于1632年去世为止。
家康之孙德川家光是第三代将军，但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与家康不相伯仲。1623年到1651年他在位期间，德川政权的威望达到顶峰。在家康及家光两人手中，德川体制才得以确立，一直维持到西方列强于19世纪50年代入侵日本为止。
家康及家光建立的体制，实得力于信长及秀吉所做的各式各样的政治安排，本书称之为“设计”。这些政治组合五花八门，但它们确保德川家族维持其在政治权力顶端不堕，亦能化解来自各方面的反抗。反抗根源上自大名及天皇朝廷，下至武士、农民、商人及僧侣，都有可能。上述政治组合亦消除了数十年来以至数百年来的各种矛盾，带给日本史无前例的政治安定。当然，创造或支撑上述政治体制的历史动力不会停滞，17世纪出现的政治设计事实上造成了不少矛盾，并最终导致德川政权覆灭。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徐徐展开于日后200余年之中，当时是无法感觉出来的。1.大名
德川实施的各种政策，大部分在信长及秀吉的统治期间都有先例可援，家康及其后继者只不过将其变得更有系统而已。有关大名的设计最为重要，家康规定每一个藩只能有一座城堡，各大名亦要向他宣誓效忠。家康严禁诸藩间互结盟好，并派出大员巡视，以确保各大名能遵守此规则。为加强监控，家康规定各大名联姻要事先征得幕府同意。
家康不时要大名捐助幕府各种宫室营造工程，江户城便是其中一个建设重点，日后成为德川幕府的权力中心。不过德川幕府并未向各大名征税，最类似税收的便是这种不定期的强迫性“捐助”。各藩在财政上自主性很高，成为对德川幕府权力最严重的限制。家康模仿秀吉做法，将幕府统治建基于各大名政治联合之上，他容许约180位大名在藩内有自主权力，并世袭藩位，前提是该大名必须效忠德川幕府，奉行将军命令。
家康之孙家光，进一步扩大幕府权力。家光规定将军有没收大名领地的权力，并将其分配给他认为可靠的领主。他亦运用这项权力，变动各大名领地，目的当然是削弱力量太强的大名。家光有时亦没收大名的部分领地，转赠给直属他管辖的旗本武士，这些土地统称为德川幕府的家地。凡忠于德川幕府的大名称为“谱代大名”。家光多次没收有敌意的大名的土地，将其转赠给各谱代大名，通过此政策，家光得以确保德川家族的霸业。
上述各个政策的结果是，家光重新分配500万石的土地，约为日本1 /5的可耕地。在土地重分过程中，家光对“外样大名”特别苛刻。所谓“外样大名”，是指关原战役中与德川家康为敌的大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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