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实践教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金鹏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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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实践教程试读：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一节 一路走来的马克思主义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在此危急时刻，如何摆脱困境，成为西方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人——马克思。在德国，马克思的《资本论》已被抢购一空。出版商预测，这本书将成为当年圣诞节的最佳礼物。早在160年前，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几乎消逝，但是，马克思却奇迹般地复活了。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源泉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1.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历史条件。早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已开始孕育成长，后经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基本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是一种比以往任何制度更能产生巨大生产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同时又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促使人们全面思考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对抗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成为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又引发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两个最基本阶级——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的条件和基础。

其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化，对科学理论的指导提出了强烈的需求。随着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雇佣劳动制度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取代和发展，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大工业资本家阶级和与大工业相联系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必然引发工人们的反抗，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反抗“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随着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地成长、壮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接连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其中，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8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这一运动持续了十年之久）、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起义，表现了无产阶级高度的政治觉悟与英勇精神，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上的威力，标志着现代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由于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人的几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这就迫切需要总结和升华无产阶级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对现存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系统理论，用以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2.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以及对人类先进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和实践基础。这种基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没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但是，只有这些客观条件还不够，还只能为马克思主义产生提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只有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才变成了现实。

科学学说的创立和发展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了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总结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德国古典哲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乔·威·弗·黑格尔（1770—1831）和路·费尔巴哈（1804—1872）。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辩证法思想和其巨大的历史观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但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最终窒息了他的辩证法，历史本身成为了“观念自身的回旋”并导致了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终结论。费尔巴哈把自然界和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大胆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观念而存在的，它是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直截了当地让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但是，由于他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不能正确理解人的本质，在社会历史领域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同时，费尔巴哈在恢复了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内核”的同时，却抛弃了辩证法，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巢窠。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他们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探讨，提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由于一方面，他们把资本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掩饰工业革命过程中就已初露端倪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冲突，断然否定资本主义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得出的也只能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相悖的理论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使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片面性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面对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难题一筹莫展、困惑不解时，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对未来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作了许许多多天才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法国的昂利·圣西门（1760—1825）、沙尔·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阐述了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表达了对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热切愿望，并对这种社会的具体细节作了富有天才性的构思。但是，他们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但却不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科学地阐明这些矛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们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却不能理解这一历史过渡的现实基础和实行这一变革的物质力量。

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他们在这一时期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作了分析批判，对资本主义时代发展提出的理论课题作了科学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它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命运；科学社会主义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大发现的基础上，阐明了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的过程，还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不断推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几乎同时走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并在1844年8月的第一次会见后，共同创造了他们的新理论，开启了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新阶段。1.孕育和创立阶段（从1842—1844年到1847年《哲学的贫困》的发表）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1846年期间，合作写出两本大部头著作，即《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两部论战性的著作，既是清算论敌的唯心主义体系和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在社会历史观中的表现，也是清理和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作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诞生的标志。马克思在1945年春天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还在1847年写作了《哲学的贫困》，确立了历史辩证法，列宁称它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2.正式形成阶段（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到1871年巴黎公社）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实现推翻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春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宣传性的团体，又在1947年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受同盟的信任和委托，为《同盟》起草了纲领——《共产党宣言》。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思想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列宁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在这期间，马克思写作出版了他的光辉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3.理论体系完成阶段（从巴黎公社失败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

1871年，在普法战争的背景下爆发了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经过72天的战斗，虽然失败了，但公社谋求劳动人民解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为了总结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痛斥资产阶级对公社的诽谤和诬蔑，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光辉著作。20年后，恩格斯指出：马克思“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4.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发展阶段（从马克思逝世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

马克思逝世后，摆在恩格斯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亡友的未竟事业，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创造性劳动。恩格斯用了两年多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于1885年7月出版；接着又花费了近十年时间把第三卷的手稿编辑整理成书，于1894年11月出版。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恩格斯晚年还写作了大量的书信和著作，对完善、发展、普及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5.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实践发展阶段（从恩格斯逝世到现在）

列宁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依据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少数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理论，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领导伟大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新要求、新形势、新特点，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和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基于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和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基本特征认识的深化，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基本特征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必将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推向深入，并形成更新的理论成果。三、没有过时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始终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和否定，这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多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面目出现。（一）过时论缘起“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既然真理总是相对的，那么，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也是相对的。因此，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曾经是科学的，由于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就完全不适应了，完全“过时”了。例如，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端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波及整个世界的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强大冲击，西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产物，在新技术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面前已经“失效了”，即阿·托夫勒所谓的“不能借助马克思去了解高科技的现实”。赖特·米斯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已不再能确切地说明先进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而是一种使用希求语气的“政治空谈”。以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作出的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已经“过时”的结论。

但是，也有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没有明确地作出这样的结论，而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的现实性和普遍适应性。马尔库塞在其《单面人》中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机械化和自动化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劳动过程的影响：自动化改变了工人在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而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地位；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高消费使工人同化于资产阶级。他由此推论出：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劳资一体化”“无产阶级被融合”等。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也认为，由于技术和科学成了主要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应用前提便从此告吹，科学技术的进步业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由于在发达工业社会，经济调节和政治操纵的技术统治制度已经取代了任何可以明确规定的阶级统治，阶级矛盾成为隐而不见的了。

同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围剿”相呼应，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鼓噪起“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它有利于理解上一个世纪的问题，但不是今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陈旧的思想武器，无法应付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中国的问题不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他们还以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出现某些失误和挫折为理由，公然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对当代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宣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也已经“过时”。认为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能解决中国现代的问题“不只是一个，而是不少”。马克思主义只有在“闹革命”的地方“受欢迎”，在搞建设的地方则“不需要”和“不适用了”。在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已不具有“普遍性”，必然被“革新”，否则，就会被“抛弃”。

其实，“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并不是新东西，早在1896年，国际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就曾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随后，考茨基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孟什维主义等，也都借口时代的变化，要求工人阶级政党检查自己的“精神武器”，即对作为工人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修正”。实际情况是，每当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和工人运动遇到困难时，总会有“过时论”出现。（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1.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论断并没有过时

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曾经记述的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惨剧在今天的中国时有上演，这就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事实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跟随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系统和整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的理论和思想，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作出准确的判断。《资本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然而，可悲的是国内很多人没有系统阅读《资本论》，就对马克思主义评头品足，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还在那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就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分析和由此得到的总体结论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不过时的。即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论断过时了，但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则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时至今日，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与19世纪相比的重大变化，其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也得到了改善，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2.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条件和它的历史使命与研究主题

马克思主义开始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到此时在西欧英、法、德处于一定的发展水平，但整体来说，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还处于自由竞争的阶段。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适用吗？这个疑问的关键，在于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条件和它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他们探讨的问题并不限于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因而是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性的探讨。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肩负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历史使命的目的从事写作，因而科学性是它的首要要求，他们不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表层，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描述，而是着力于通过现象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样，他们终生从事艰苦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认识条件，可能会给马克思、恩格斯对材料的运用和理论分析带来某些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不会影响他们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探求。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中包含着它的发展规律和往后发展的趋向。这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至今仍然适用的一个最重要原因。3.应该区分马克思文本中某个论点的过时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并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个论断可能过时。但要把它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说的，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至于说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某些论断过时，这完全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从不讳言这一点，相反着力强调自己的某个论断因为客观情况变化而过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讲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对待各反对党的态度时也说，“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

他们也承认自己有过预测的失算，例如，恩格斯说他在19世纪40年代，曾根据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曾预言资本主义工业大危机的周期为五年，“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恩格斯逝世前在关于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著名导言中的自我批评非常坦率与诚恳。马克思、恩格斯宣称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预测失效，甚至某些论断存在错误，这种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精神，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敢于宣布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和错误，从而在总体上保证了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宣布永远不包含任何错误或失误的理论，不是科学而是神学。4.要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及其功能

我们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适用性问题，决不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的后继者割裂或对立起来，只就马克思、恩格斯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成空白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问题，这种思维方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发展着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仅就中国来说，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过时的论断，某些没有实现的预测，某些判断的失误，完全可以在后继者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得到克服和解决，并被创造性地向前推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成教条，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上的错误。所以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问题，必须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就是我们党经常提出的坚持和发展的问题。

我们还应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所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适用性问题，不是对号入座，也不是说它是包括当代一切问题现成答案的“圣典”。有人总喜欢问，马克思主义哪些原理是普遍的不可违背的，能不能列一个清单？这样我们就能容易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那坚持马克思主义比解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数学题还容易，何至于存在那么多失误？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加以机械重复的教条，他们的学说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实际问题，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结论，这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态度。我们应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区分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扬弃。离开实践预先列清单的想法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树立以实践为标准来确定我们应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5.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一种历史上产生的思想体系或学说在当代是否还有价值，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它自身包含的真理性，而不是取决于它产生的时间的长短先后。如果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就不能适用于今天，那产生于18世纪的学说应该如何看？依此类推，产生于17、16世纪或更早的学说岂不是一文不值吗？这种看法，实际上一笔勾销了人类的认识史。事实上，一种学说的价值和作用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真理性内容或它所提供的知识和智慧，而不能以出现时间的长短先后来量。

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技术属于工具性的。人类有了新的生产工具可以不再需要旧的、过时的生产工具，有了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可以取代旧有的、生产效率低的技术。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同，它只要是具有真理性或能给人类的智慧以启迪都具有存在的价值。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继承性的而不是取代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距今已两千多年，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吸取智慧和教训；同样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距今也已两千多年，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赞扬古希腊哲学家的天才智慧，并说我们现在讨论哲学问题还要不断回到那些天才哲学家们的观点。可见，判断一种思想和学说的价值不能抽象地以时间长短来衡量。

历史和现实中有两类哲学家，一类是对人类长期起影响作用的思想家。像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在中国，如孔子、老子、庄子、范缜、朱熹、王阳明等，都是以不同方式对人类思想长期起作用的哲学大家。黑格尔说过：“伟大的灵魂——哲学史上的英雄们的身体，他们在时间里的生活，诚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原则）却并不随着他们而俱逝”。还有另一类思想家，他们的作用是短期的。有的如夏夜的流星，虽然红过一阵，但很快消失。有的如朝生暮死的虫子，转眼就完了。这种思想对人类的文化的积极贡献不多甚至没有，只能算是一种流行思潮，如同流行歌曲一样，唱一阵就过去了。

在所有对历史和现实发生长期影响的思想中，在当今应该首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产生虽然距今已将近两个世纪，但至今没有任何主义和思想体系能与其相比。原因正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在于它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的科学揭示，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必然趋向的科学揭示。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人类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性认识，正是它的学说中的真理性内容，是它虽然产生于19世纪仍然对当代具有指导意义的根本原因所在。真理性的认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推翻的。真理无新旧，邓小平和江泽民一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的认识论根据正在于此。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说我们要学会与幽灵一起生活，意思是说都受马克思的影响，还说我们不能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当今世界，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都绕不开马克思。可以说，全世界都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个幽灵，不像1848年时的欧洲共产主义一样，而是一个在思想理论领域和现实政治生活中，最具真理性最具影响力的学说。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谱写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它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它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目标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个别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暂时受挫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有些是人类实践本身难以避免的曲折，有些则是偏离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恶果。我们坚信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东巨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面对一些人的恐慌和倒退，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大声向全世界宣称：“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6.从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来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

在当今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尽管不占主流地位，但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法国每年都举办“国际马克思大会”，每次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参加，其中不少人是著名学者。例如，2007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00余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包括不少著名学者）参加。2007年，法国经济周刊《挑战》出版《马克思专刊》，标题为“马克思：他的分析仍未过时”。该刊副总编达尼埃尔·富尔坦说：“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法国。”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也讲：“社会主义是现代巨大的历史潮流，但是2000年的需要并不是1900年的需要。要忠于事物的根，并通过事物不断运动的本性表现出管理当今事物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行动的不可缺少的综合方针。”

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民主党虽然奉行指导思想多元化，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社会历史思想仍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1989年12月20日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在“我们的历史渊源”部分说：“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如果说得更远些，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中，在日渐增多的员工持有股份的实践中，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公正水平的日益增长中，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的不断缩小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都很尊崇马克思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

德里达认为：“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许多观点也是吉登斯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一直持批判态度，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已经终结了。他认为，社会动力存在于社会组织在互动过程中的整合和人的个人能动性的发挥这个“双线汇合”的过程之中，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内容和人的主观性的二元统一的过程。

罗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甚至比圣经《新约》更具有强大的启迪性和感召力，由于它比圣经更具有世俗性，所以它也就更能够有力地激励人们为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理想社会而斗争。美国日裔学者、曾经写过影响很大的《历史的终结》的福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进程”。因此，正如有人所说，“在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一无所知，等于半个文盲”。

目前再次被危机搞得灰头土脸的西方国家，均高度默契地采取了统一行动——国家将资金注入银行以避免更大范围的金融骚乱。而这一行动恰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透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用整版刊登了马克思的巨幅头像，下面赫然写着：“HE IS BACK”！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出现了新革命形势、革命条件和人类生存文化境遇的转变，在这样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基础上和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中孕育而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创始人，是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然后是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梅洛庞蒂和萨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今的新理论，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形态，不过是变形了的形态。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称“欧洲马克思主义”。这个称谓并不是因为精确的时间和地理空间，而是指一种意识形态上具有特定内容的思潮。它是西方和东欧在共产国际成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翼”激进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象征性称呼，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学者都不是统一的，主要有两种界定方法：一种是以科尔施、梅洛庞蒂为代表，特指植根于西方，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为标界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列宁主义相异别的理论；另一种是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界定，他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用它指称包括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我国更是异说纷呈、各抒己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创者徐崇温先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指发轫于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那股西方理论思潮，包括葛兰西、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但这一综述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从而引发了国内关于这一概念的大争论。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定于20世纪20至60年代末的历史阶段，而7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各种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用法。第一，纯粹地域性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西方国家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理论；第二，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突出它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向列宁主义政治体系挑战的哲学理论体系；第三，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主题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问题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认为它既包括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包括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第四，非地域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它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始理论渊源，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又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来解释、补充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体系庞杂、流派纷呈、思想观点各异的左派思潮。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及其流派主要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激烈的批判而在20世纪的人类思想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人为代表开始形成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用黑格尔的哲学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因而有人称他们的理论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923年，他以著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卢卡奇以物化和物化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物化理论，总体性原则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关于阶级意识与意识革命的讨论，认为异化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共产主义是真正的人性的复归，提出总体性概念，认为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并坚持这个方法。他断言在总体性方法指导下所观察到的事物，不是分散、零星的事实，而是事实的总体，它已不是实际的存在物，而是现在、过去和将来糅合在一起而构成的过程的总体，总体性不仅规定认识的客体，而且规定认识的主体，并且归根结底是由主体的能动性所产生的，因此，只有在总体性中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才得到辩证的统一。卢卡奇运用总体性方法，分析了阶级意识产生的基础和过程，批判了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二律背反”，并论证了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其黑格尔主义的背景，使得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主观主义化，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辩证法，进而否认认识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原则与方法。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推向主观辩证法的第一人，也是将资本主义批判从经济政治领域倒退到哲学思想领域的第一人，他对随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尔施的“哲学转折”与总体性原则。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要经历了总体性理论的存在、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总体性理论的重建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阶段，是总体性的理论。科尔施高度评价了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了其总体性和革命性。第二阶段，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9世纪末的第二阶段，科尔施认为这一阶段是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但他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论与第二国际“正统”派的理论相区别。科尔施尤其指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与其哲学的本质割裂开，并转变为一种实证性的理论，并必然转变为一种改良主义。但是他同时承认，第二国际理论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的，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奥托·鲍威尔对民族问题的考察都是积极的探索。第三阶段，总体性理论的重建。在这里，科尔施对列宁的哲学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判，批判了列宁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在《唯批》中）向旧唯物主义立场倒退、将自己的哲学神圣化、政治化等。这也是他后来被开除出德国党，可能也是在60年代的抗议运动中又“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无论科尔施的观点有多少错误，他的不盲从的独立思考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提到了卢卡奇和他自己等西方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西方”共产主义的第一人）的努力。科尔施主张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工人自治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应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和社会基层组织。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著作中，结合20年代工人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阐述了与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不同的见解。1925年受到共产国际批判后，开始反对德国共产党的正统领导，日益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直接攻击列宁主义。认为列宁主义在理论上不能回答现代国际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作为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不能构成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哲学”。他把理论和实践看作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反对把实践作为认识基础和真理标准，认为思维和存在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认识和对象的关系，而是部分和整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指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认识看作客观存在在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宣扬“二元论”，“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他不赞成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试图按照黑格尔主义观点“修正”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建立一种符合西方工人运动需要的“新理论”；对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和党的领导也提出了一些尖锐批评。进入50年代后，他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从而陷入悲观和孤寂之中。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葛兰西是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和对西方革命发展战略的探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葛兰西的主要观点包括强调文化及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堡垒战”等理论，都对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认为不同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应是不同的，突出强调要通过理论批判与政治实践活动的结合，把自发地改造现实社会的主体变成自觉的历史主体。

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论和希望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倾向或思潮。布洛赫自称是一个人道主义哲学家，为了寻找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希望哲学，一种唯物主义的乌托邦，或具体的乌托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客观的、冷静的分析（冷流），另一方面是主观的、热情的、精神道德的理想（热流），而他的任务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热流方面。布洛赫用“希望的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转化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主观的期盼。

第二，发端于30年代，在60年代达到高峰的代表思想。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他们具体化了卢卡奇等人对哲学的强调，针对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借鉴和吸收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发现、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理论课题，阐发了一种意义深远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批判、“否定辩证法”批判，以及“文化工业”批判和“单面人”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没有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的文化救赎和大拒绝的悲观主义。此外，还有意大利理论家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他们思想从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是现代西方哲学借鉴、借用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表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理论研究价值。

第三，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转向时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他们重点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安德列·高兹和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詹姆斯·奥康纳等。

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欧，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其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8年欧洲革命以前，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的混杂。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政治理论。而这些党派在二战以后，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战后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互助；他们的目的是建设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并推进国际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加上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他们实现的政治手段是民主。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俄国的麦德维杰夫等。

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模式的理论，它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它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由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首次系统阐述，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在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除此之外，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丰富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可以更为深入的和系统的进行。

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的发展，另一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试图借助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策略，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平台。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主要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的转变。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主导性产业，从而文化生产和信息操控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实现其统治和发展的主阵地和主领域。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以社会主义为旨归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无法面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只有借助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策略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并揭示其信息拜物教的本质，才能真正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强大的符号统治，并通过对主流文化的戏弄来求得当下的解放。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是一种无法实现而又具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后马克思主义彻底取消了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强调社会发展的动态不平衡性，从而提出所谓的以大众为基础的“激进民主策略”。后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走向了某种反马克思的极端。

第四，90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前苏联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合流。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首先，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所取舍，甚至是歪曲的误读，并且对前苏联模式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更是持批评的态度。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以此和当代其他思想流派划清界线。尽管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但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比其他学说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综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历史和阶级意识》以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科学，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坚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最高理想，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因此，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流派众多，也一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总的来说，在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自诩为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的解读者和运用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现实社会的历史发展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总是自觉地将当代社会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联系起来。通过与当代各种思潮、流派进行不断的交流和对话，吸收它们的优秀研究成果，以期解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探索人类解放的有效途径。

其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所共同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反教条和多元化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理论思潮，形成于对社会变革的反思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阐释。这种理论拒绝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和独断化阐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新解读，将传统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以摆脱某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正确理解社会危机的根源，寻求解决的途径。

再次，西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实现了几次重大的理论转向。一是从经济政治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他们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通过文化操控而实现的意识形态统治，因此，批判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最终将理论运演的场域置于文化领域；二是从革命向批判的转变，无论是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认为当代的政治氛围已经是“后革命氛围”了，因此，革命作为宏大叙事就被日常生活中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局部反抗等小叙事所取代；三是语言学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后期，即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三代，开始从行为批判转向语言批判。这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整个社会现实都是通过语言、符号组织起来的符号体系，从而着重对语言能指的批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是通过语言的自组织系统所生成的拟真世界或超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取代来实现的，因此，当代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心和焦点不再是行动，而是语言。四、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体系之庞大，思想之繁杂，我们不能微观地去分析和评价每个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所以我们只能对其主要的流派代表人物和思想进行宏观上的科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思潮，各个国家学者都持不同的观点。前苏联的一些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反马克思主义；西方的一些左派的学者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虽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持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但是总的来说可以看出是从两个方面来评价的：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我们怎么正确地评价。（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讨论1.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能把所有对马克思的解释和认识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一些理论家手里摇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可嘴里却提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还有些人则表面上打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其实质就是把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有的干脆借马克思主义名义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判断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仅仅凭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是不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这个判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实践的裁决。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所以用它来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标准，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开始试图重新确认实践概念的意义，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们忽视乃至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保持着”，结果却只是对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主义上来，所以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是西方社会中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还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这些人只是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否定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权威性，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作批判性的考察，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他们力图根据现代西方社会发生的实际变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还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各种政治、哲学思想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重新创造”，用来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一条适合现代西方社会特点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但他们还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那个曾经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最后宣称“再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之，他们是打着“改革”“重建”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激进资产阶级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2.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分为原本意义和引申意义两个层面的涵义。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引申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人们从他们创立的理论出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提出的新理论。引申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特征：第一，他们都同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思想继承的关系；第二，他们都发展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提出不同的新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思想的理论渊源都是来自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萨特都都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马尔库塞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阿尔继承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们发展了其理论，甚至进行批判并提出相对应的看法和观点，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在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们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如卢卡奇的阶级意思理论，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理论，萨特提出的人学辩证法，阿尔都塞还提出的多元决定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上述的两个特征，所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上的界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个人角度理解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作为一个思想的体系去发展和创造，肯定有其发展的独特时代背景，所以我们不能将其放在现在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应该回溯到当时纷杂的思想理论和复杂社会大环境中去。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思想上的地位是不可超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政治精神学等各方面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需要非常的勇气和理论说服力，他们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说明他们付出了的心血和其理论合理正确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和人物代表思想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主要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根据，从这点可以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思想主要批判马克思主义，甚至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层面上其不是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引申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正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成败得失

从人类历史发展证明中可以看出，任何时代的人们提出的任何一种理论和思潮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不能在终极意义上是完整的。关于社会和理论思想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更需要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条件限制中去分析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看到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理论在当时的创新价值，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发展甚至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激进批判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分析和对西方革命途径的探索。他们提出技术理性的批判、启蒙理性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大众文化的批判、实证主义批判等主题，并且提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激进民主制、具体的乌托邦等各种各样的理想社会的构想。这些批判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刻异化，并且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自我批判与改革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包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和设想。他们在一些理念中把苏联模式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混淆起来，而且他们讲的反官僚的社会主义道路、争取社会主义新的战略等思想和方案中，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只要民主自由，不要集中纪律的倾向；但也有些切中苏联模式的弊端真实反映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某一片段和个别现象存在问题和失误。这可以帮助我们防止和克服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偏离，帮助我们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构想中，虽然有点乌托邦的色彩，但是也有积极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三，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去解释、补充和“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中从事这样的理论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注定是不完备的，注定是充满矛盾、局限性和错误的，这也是各流派之间及其代表人物在多个问题上矛盾的原因。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相互影响和矛盾中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提出许多哲学观点和理论构想，如一元论、实践哲学、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希望的原则、多元决定论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和见解。

不论“西马”在当下如何有其魅力，不论我们多么有必要在其武器库中借用一二，它本身作为理论形态就是大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在西方由盛而衰，现今已处于花叶飘零的境地），而将其从西方语境搬弄到中国语境中来，更应加倍小心。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设想缺乏理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往往停留在表面形式，有的甚至马上就被随后的历史所证伪，从而使他们的许多批判和设想变成无力的空理念。显然，我们应当依据人类历史和理论的发展进程分析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和失误，以及实践理性方面的弱点，从中汲取理论经验和理论教训。但是，我们的分析不能停留在此，不然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它是一种对人理性的分析、批判和反思的文化精神，是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对于这一批判理性的把握，不能停留在他们具体的思想理论是非是错上，而是要深入到具体的理论思想的背后去揭示深层次的本质精神。从这一角度看，无论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理论和观点，我们都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承认他们在理论探索和现实批判活动中坚持表现对人的解放和人的个性的发展，以及对现存社会各种异化现象的无情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精神，同时也承认他们所倡导的人实践本质的文化理论批判精神对后来思想的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和借鉴意义。

第二，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但“西马”的批判往往有钻牛角尖，甚至走火入魔的地方。因此，依据其批判来评价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时免不了偏颇不确，在中国照葫芦画瓢，更容易显得不伦不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统治方面，不可否认具有其深刻性，也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理论成果，但由于他们在批判意识形态时放弃了其存在论基础，从而走入了片面性并进入了理论的死胡同。

第三，一些“西马”人士不是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而是向后看，表露了浓郁的怀旧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怀虚构的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想退回到前现代时期，甚至有人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远古的部落文明；他们一味推崇精神，否弃物质，鄙弃大众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了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

第四，他们把科学技术、物质进步附随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把科学技术、现代性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只不过表明了他们自己过分地意识形态化。其实，当他们提出所谓的“生产力异化”的观点时，他们已经偏离了正确、科学的轨道。

思考题

1.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整块钢？

2.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长盛不衰，而且能够具有世界影响力？

3.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课外阅读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节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7.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8.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9.[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0.《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1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2.[苏]西比列夫：《社会党国际》，姜汉章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版。13.[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下卷，高鸿叶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0.毛泽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3.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二章 科学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之前实践思想的历史变迁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当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科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哲学领域，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他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他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不仅是唯物的、辩证的，而且是社会的、历史的。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出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创立了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理论。科学的实践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而且是同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确立终结了传统哲学。

由于科学实践观的创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开放的理论体系。实践是它的理论活力之源。由于实践的内在要求，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的批判继承。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并终结传统哲学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一、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的实践观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一种反转，而黑格尔实践观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马克思之前的实践观的梳理，不仅有利于复归西方实践概念的本源，同时也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历史渊源形成清晰的认知，有利于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尽管在前亚里士多德时期，实践概念就已经存在，但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用实践概念来分析和反思人类行为，实践才首次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得到阐释，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实践理论。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事物、一切活动都是由“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构成，世界就是一个从质料到形式、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等级体系。在他看来，人类行为是多种多样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实践就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形式的总称。他把人的行为分为理论、创制和实践三种，并对三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实践趋向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就在其自身，其自身就是目的，并且实践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伦理道德关系，也就是说，实践的对象是人自身；而创制的目的却在创制行为之外，是创制所产生的结果，其自身并不构成目的。同时，创制是人与物、人与自然间所发生的关系，其对象是没有意志的事物；理论则是人独自面对真理，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和创制截然不同，两者并不互相包容。

首先，实践和创制的区别在于实践是一种包含选择的活动，是一种关于完满的终极的“善”的实现活动，是对人自身的一种终极的道德关怀，体现了人自身的自由维度；而创制在于依据自然的原理去制作，不仅受制于客观的自然规律，同时也依赖于外在的事物，人自身的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

其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一种侧重于行的道德实现活动，对于这种活动来说，知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而创制则是一种侧重于知的实现活动，它是一种在技术指导下的生产，它具有按理性和原理操作的品质，这样知在其中就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相应的行的作用则是微弱的。

再次，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和创制虽然都是在理性的指导下完成的，但两者分别依据两种不同的理性，实践的理性是明智，创制的理性是理智。他强调明智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而是一种道德活动。与明智不同，理智则指的是有关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它的对象具有科学对象所具有的普遍永恒的特点，是一种向着终极的趋向。

最后，“良好的实践自身即是目的”，实践的目的内在于自身，是一种最终的“至善”，它本质上乃是一种终极性的道德关怀，是“对终极事物的实践”；而创制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则是以外在事物为目的，其目的最终指向活动结果，创制活动自身只是作为一种手段或获得结果的工具。在实践活动中，活动和目的是一致的，是以人自身成为善为目的的活动。实践就在活动过程中体现着目的，它既包括个体的伦理行为，又包括公共生活的政治行为，体现了人与自我及他人的关系。

因此，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实践是目的在其自身的活动的揭示，阐明了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趋向自由的自我实现过程，并在趋向自由的意义上把思辨看作实践的最高形式，展示了实践之于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价值和意义，为其后的实践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路径。二、康德的本体论视阈内的实践概念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他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关于完满的、终极的“善”的实现活动的观点坚持到底，他的实践是一种把人的自由活动和人的生产性活动截然分开，割裂了人的活动和行为的统一性的实践观。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二元实践观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以F·培根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把工匠的各种手艺同对自然的认识和实验一起列入实践的内涵，把实践看作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将实践降低到功利性的技术层面，看作是一种纯然的技术活动，形成了一种经验（功力）主义的实践观。与此相反，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则继承和发扬了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超验维度，实现了实践观从道德伦理实践观经科学技术实践观并最终走向本体论实践观的转向。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实践打通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界限，成为两者沟通的桥梁，并将幸福与德性的至善目标在实践中展现出来，意志在实践行动的每一过程中，都在德性与幸福的目的的规训下、约束下而指导主体行动。将实践限定在道德领域，从道德和善的角度提出“实践”问题，进而形成了一种本体论的实践观。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区分了“按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道德概念的实践”。在这两种实践的区分中，他把前者归入理论哲学研究的界域，而他的实践哲学则秉承了亚氏实践观超验维度的传统，是以道德实践为其内涵的。他把人类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类，而这两者是同一理性在不同方面的运用。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一方面，能够通过理性先天地认识到由必然因果性决定的自然规律，从而通过这些规律为自然立法，使整个现象界都遵循普遍自然的机械法则；另一方面，人能通过理性先天地认识到普遍的实践法则，同时从这个普遍的实践法则中直接认识到自身的自由。康德在考察人的实践活动时，对实践要素的构成作了一定的分析，提出了“目的”、“行动”和“工具”三个重要范畴，从而构成了他的实践概念的一般性内容。他根据实践的不同目的，把实践划分为三种类型：技术的实践、实利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

康德对实践的探讨，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把人的本质归结于理性，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对实践进行的阐释。在他看来，实践是在理性指导下的活动，实践离不开认识，但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可以超越理论理性的界限。实践有直接的现实性特点，它活动于感性世界之中，并且实践具有创造性，实践行为可以把理性转化为现实。康德的实践观是以人格的二重性（有理性的感性存在者）和人的实践的二重性（受理性指导的感性活动）为基点、为线索充分展开的，是一种本体论的实践观。

康德深受亚里士多德实践学说的影响，根据人的三种不同的素质将实践划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康德指出，人有利用事物的技术性的素质，即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创造出供人使用的人工制品，他把这种实践称作技术的实践。在康德看来，技术的实践的目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目的，这种可能性目的都是从自然科学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有着可靠的科学依据。因而，一切根据科学理论而进行的实践，都属于技术实践这一类型。

其次，康德认为人具有实用性素质，它是一种巧妙地利用别人以期达到自己目的的素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是一种社会性的理性存在者，所以人往往是在共同协作的情况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因而人的实践活动还应包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实用的社会关系，这种实践康德称其为实利的实践。这种类型的实践的目的是现实的，是与人们的感性经验相联系的。所以，凡是关系到人们的现实利益、与幸福相关的社会生产活动，都可以列入实利的实践这一范围之内。

最后，康德强调，人有道德素质，这是一种按照自由的德性法则来对待自己和别人的素质，所以人的实践活动还包括道德实践。道德实践以人自身为目的，这个目的的确立，即不受纯粹机械方式决定，也不为感性欲望所左右，它是以超然于自然界和现实社会之上的抽象的人性为依据的，体现着人的崇高的尊严和人格。

康德的实践观也是和道德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康德将人的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解决的是关于人的认识的问题，遵循的是自然地必然法则；而理论理性解决的主要是纯粹的道德问题，遵循的则是自由的法则。并且在他看来，实践理性优越于理论理性，“我必须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

康德认为，人只有努力成为道德的人，才能真正恢复成其为人的尊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他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人应该把自己的活动准则时刻当作普遍的行为法则，并把人自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形成“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者的意者”这条一般意志的“自律”（Autonomie）的原则。这就是康德理论中著名的三条先天道德律令。但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的行动必然会使得行动的准则成为普遍的法则，如果没由自由意志，任何一个行动的准则都会受到自己特殊的感性的束缚而无法成为普遍的法则。所以康德说，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自由则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道德律赋予自由以实在性（实践上的实在性，也即现实的可能性），而自由则是道德律得以可能的前提。自由概念在康德的理论体系成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拱心石”，它是最高的不可再追索的概念。但它其实就是纯粹理性的实践能力，即摆脱一切感性的束缚和不自由，仅凭自身的理性一贯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能力。

康德哲学革命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修正了传统哲学的理论高于实践以至脱离实践的教条，提出了实践高于理论的主张。康德指出，人类关于本质的理性要求只有在实践领域中才能得到满足。理论理性是现象界法则的源泉，实践理性是本体界法则的根据，因此实践对于理论便有优先的地位，现象统一于本体。实践对理论的优先性还在于自由是纯粹理性体系的拱心石。

康德对实践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德性的现实活动的理论，他们都从人类行为的经验和超验的二重维度对实践概念进行了理论论述，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没能从总体上对人的本质进行把握，造成了人自身的分裂，并最终导致了他们在理解实践时将实践的二重维度对立起来，不能从完整的人的角度对实践作出正确全面的阐述。然而，他们都将实践和道德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高扬道德实践的纯粹性，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彰显人自身的自由维度的现实活动，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从整体上看，他们都是从人自身出发，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三、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观

康德提出的观点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与实践的结合原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费希特努力消除康德关于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他发挥了康德的“自由是整个理性体系的拱心石”这一原则，以实践理性为基础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他就不仅把理论认识作为自我的行动，而且把实践第一次赋以认识论的意义，即第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绝对理念”为基础构建了其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对实践的观点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立场的束缚，因而在其体系中有其自身的糟粕和谬误。因此，深入细致地分析黑格尔的实践观，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具有重要意义。

黑格尔实践观的基本思想，主要散见于《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概括起来，黑格尔是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实践的。

第一，黑格尔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并分析了实践要素的内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流露出许多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劳动的思想。他认为：实践是一个由目的、手段或“目的的实现”、他物或被“创造出来的现实”三个环节组成的过程。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以纯思辨的逻辑方式把这一过程表述为“行动的推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推论”，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实践活动本身是观念实现自己的活动，客观不过是精神的异化。概念发展同时具有合目的性，实践过程实际上是实现目的即自由的过程。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为了实现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实践要素包括实践主体、实践手段和实践客体，实践因素包括实践目的、实践手段和实践结果。这就是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基本分析。

第二，黑格尔论述了实践的特性包括目的性、中介性和直接现实性。首先，实践具有目的性。黑格尔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和思想，而动物则没有。动物虽然也有出自本能活动的“实践”，但这种所谓“实践”与人所独有的实践根本不同。动物所进行的活动不论多么精巧，均无目的性，都是不自觉的，是在本能的驱使下消极地适应自然界；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是在意识、愿望支配下对自然界的积极改造，表现了特有的目的性。黑格尔说：“人类自身具有目的，就是因为他自身中具有‘神圣’的东西——那便是从开始就称作‘理性’的东西，又从它的活动和自决的力量，称作‘自由’。”也就是说，人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人的认识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而且表现在按照事物本质的认识进行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正如他所说的作为实践的“善趋向于决定当前的世界，使之符合于自己的目的”。黑格尔认为，实践是由主体的目的达到客观现实。他认为，行为的必然性在于：目的本来就是与现实联系着的，而且目的与现实的这个统一性就是行动的概念；行为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行动自在自为地即是客观现实的本质。

其次，实践具有中介性。黑格尔提及的目的性实现所需要的手段，就体现了实践的中介性。目的的实现离不开手段，黑格尔批判了抛开手段的主观性和空想。他指出，当有限概念的主观性轻蔑地抛掉手段时，它在它的目的中便不会达到比手段更好的东西，抛弃手段，目的就是只能停滞在主观性中。显然，黑格尔关于实践手段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在他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次，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黑格尔论述认识和实践关系的时候，表述了实践高于理论的思想，提示了实践的现实性品格。黑格尔指出，理智的工作仅在于认识这世界是如此，反之，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如此。理论与实践相比，“这种观念（指实践观念）比上述认识的观念更高级，因为这种观念不仅具有普适东西的品格，而且具有单纯现实东西的品格”。这是因为，理论认识虽然是从客观世界为自己取得规定的内容，揭示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具有一般性的特点，但对于这种活动本身，客观对象仍然外在于表现理论的概念，概念尚未将自身规定为对象的本质，仅限于主观性方面。它所包含的实践的意向和因素，只是一种潜在的设想，还不是现实的东西。而实践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活动，则是扬弃客观世界的片面性的现实力量，它能改造客观对象，以符合概念的本质要求，使概念获得客观的现实性。从理论和实践的比较中，黑格尔指出了实践的特征：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资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资格”。

第三，黑格尔把实践引入了认识论，把实践看成是认识的必然环节，并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在黑格尔看来，理念自身的辩证过程即认识。并且他认为，在认识过程的单一活动里，主客观还未实现真正的完全的统一，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应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前者的特点是从客体到主体，接受客观世界的内容于主体之内，以消除主体的片面性、抽象性，认知这世界是如何；实践活动的特点是从主体到客体，把客观世界当作不符合“应当”的一堆偶然的事实、虚幻的形态的聚集，当作有待改造的东西，凭借主体的内在本性改造客体，把世界做成“应如何”。

黑格尔所说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整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客观的活动，他所指的客观世界是由概念建立起来的，而由概念建立起来的客观世界，最初并不与概念相符合，实践活动则以主观必然性来整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使之与概念相符合，从而扬弃了客观世界的客观性的片面性。黑格尔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他看来，不论是理论活动，还是实践活动，就其自身来说，都还是片面的。理智停留在“是如此”上，意志停留在世界“应如此”上。他认为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面，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那么，理念就必须通过一个中介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这个中介就是实践。黑格尔认为，事实上，世界为“绝对理念”所主宰，“它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因此，他主张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真理乃是“理论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

黑格尔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猜测到了人类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的实际过程，猜测到了把实践和认识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把两者都看成是认识过程的必然环节，克服了康德哲学的缺陷；并且突出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方面，提出了主体不仅要认识客体，而且应当凭借主体能动地规定并改造这个世界，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消极直观的缺陷。

第四，黑格尔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首先，他在关于实践的目的性的论述中，指出实践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自由，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就暗示了真理标准的问题。也就是说，关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过程，就包含了主观的东西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理论与实践是否统一的问题。从黑格尔对逻辑范畴发展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出他接近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黑格尔在“客观性”向“观念”的推演过程中，提出了目的性这一范畴作为中间环节。他认为，合目的性的活动即是实践活动，要实现目的，就要通过手段。他把人的有目的活动看作是一种推理，在目的、手段（工具）、对象三项中，工具作为中项，从属于目的而与对象直接发生关系，他把这种有目的地利用工具的活动叫做“理性的技巧”。他说：“理性的技巧一般讲来，具体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他认为目的通过手段即实践与客观性相结合，得以实现后，就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也就是达到了绝对理念，即真理。

其次，在黑格尔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把实践和认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主客观的绝对同一，达到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而达到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也就是以实践检验了认识的真理性。他认为，“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列宁对黑格尔关于人通过“改变外部现实”的活动，消灭假象，达到真理的思想评价很高。黑格尔认为，理论的认识活动不能达到对事物全面的内在联系的认识，而要认识事物的本质，须进一步认识构成客观外部世界的概念自身。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内部概念自身的认识，达到对整个理念体系的认识。他认为客观世界符合概念才是真理，由概念建立起来的客观外部世界最初并不与概念相符合，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作用于客观世界，使其发生变化，从而扬弃了其中的不与概念相符合的特性方面，深入到客观外部世界的本质，使它成为与概念相符合的现实，达到了主客观的绝对统一，即绝对真理。

黑格尔实践观中虽然有不少天才的合理的猜想，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

第一，虽然黑格尔运用了科学的实践活动概念，但却把实践活动归结为绝对理念的精神性活动，把人的实践看成是概念的外化，而不是真正的感性物质活动。认识实践的过程，也就是思维自身运动的过程，实现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达到绝对理念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实践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第二，他看到了实践的基本构成，却错误地规定了各要素的含义。在其实践要素中，也包括主体、客体和中介，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相似，但其主体却是“绝对理念”的自我认识；客体虽指的是客观世界，内容虽然也是客观的，但却不是指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指作为客观物质世界本质的客观概念和思想。

第三，他的实践仅是在道德修养方面，如“意志或理念的实践活动”，其目标是“实现善”，而没意识到实践还具有世界观意义、价值观意义和认识论意义。

第四，虽然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但他的认识过程却是：认识—实践—认识，他所说的认识和实践都是建立在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的，他仅把实践看成是认识的一个必然环节，没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源泉，没看到人们是通过实践反映客观物质世界，从而获得逻辑范畴的。他认为，是逻辑范畴通过实践自我认识，从而使客观与概念相符合。因此，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正像列宁所评价的，他的实践检验的是客观世界是否和概念相符合，即检验客观是否符合主观，所以归根结底也是唯心主义的。因此，黑格尔的实践观在其形式上带有浓重的神秘和唯心的色彩，这是他的根本缺陷。

总之，黑格尔的实践观，是在对认识史上的有关实践思想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基础上而确立的，在其学说中居于显著地位。同时这一实践观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四、费尔巴哈感性直观活动的实践观

费尔巴哈在其哲学著作中多次直接使用实践这一概念，但他并未对实践作明确的哲学概念界定。究其使用的实践一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实践主要指人的生理活动。费尔巴哈指出：“我们不仅呼吸，我们也吃喝”。第二，实践是人的一种利己主义活动。他认为，站在实践的立场上，人只为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同一切事物打交道。而且他坚信犹太人的经商活动是典型的利己主义实践活动。第三，实践是一种感性直观活动。他认为，实践是客体强加于主体，主体消极被动反应客体的活动，它不是主体能动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

总之，费尔巴哈把实践定位于感性直观，这就使他只能从感性直观方面去理解自然和社会，而无法从实践活动本身去理解自然和社会，这样，他对人的认识的理解就只能局限于消极的被动反映论，对社会的理解更是无法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解，无法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找不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规律。因此，在历史领域，费尔巴哈依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所言，当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哲学家们对“实践”的认识主要有四种观点：实践是一种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实践是一种实验、科学实践，实践是一种精神活动，实践是人的现实感性活动。所有这些关于实践的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创立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科学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的根本转向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根本性变革，表现为哲学视阈向实践视阈的转换，并把它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明了实践是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马克思通过区分主体和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来消解既定的主体，并将主体看作是活动的产物。这就真正实现了感性活动原则。正是在这样的感性活动中，即对象性的活动中，马克思确立了他全新的哲学视阈——实践视阈，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在实践视阈中，人对世界的把握既不是单纯的直观活动，也不是纯粹抽象的理性活动。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从实践视阈，从人的感性活动的原则出发，才真正发现了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指出，康德的问题在于仅仅从外在性的角度来对待感性，而黑格尔的要求仅仅是以作为客观精神的普遍意识来超越作为个体意识的自我意识，而真正现实的活动应当是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具体而言，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只是破除了抽象个体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破除了抽象形式，他将观念与自然表达为外在性中的对立统一，这就使得对外化的扬弃成为对外化的确证，从而对抽象个体的克服成为对这种抽象个体的现实性的论证。因此，黑格尔不是破除了抽象个体，而是加深了这一抽象，将个体意识内的片面的抽象变成了普遍的抽象、绝对的抽象，并且通过将一切个体意识都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抽象形式而将两者统一起来。这事实上就将需要揭示的原初经验的异化当作理论的起点，将作为辩证法的思辨的形式运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生命，从而在扬弃个体意识的同时也扬弃了人的真正的感性。因此，当黑格尔将主体表达为纯粹活动的同时也就消灭了真正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颠覆的基本方式就是把人理解为现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自我意识，把劳动理解为感性活动，而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这样马克思把感性活动即实践看作是人及其周围世界存在的基础。一方面，人在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的对象世界，并且在自己的对象世界中展示着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能够在自己的对象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在这个同一的活动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必然联系，自然对象不仅作为“他物”而成为人的对立面，而且由于人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人与自然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因此，人的本质中必然包含着自然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在实践过程中，人不仅把自己的本质外化在对象之中，而且对象的本质也被内化于人之中，这样，人与自然在实践中达到了统一。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恢复了感性的原则，这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费尔巴哈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同作为自我意识的人统一起来，同时将自然存在物同人的存在统一起来，他不是将人与自然的这种统一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感性之上。因此，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但是，费尔巴哈仍然将感性当作人的既定的类本质，即作为既定的自然存在物的人的类意识的实体，他仅仅将人当作感性客体而不是感性活动。因此，他无法为类意识找到真正的感性来源，从而无法走出普遍意识的传统形而上学误区，在历史的领域内又倒回了唯心主义。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正是在揭示了费尔巴哈感性原则的缺陷的过程中，发展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把感性当着感性活动来理解，这样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而且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象世界”而彼此发生联系。在实践过程中，人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外部世界。实践不再是隶属于人的一种从属规定，而是人及其存在本身。所以，实践包含着人及其历史的全部可能性和全部秘密。实践所指称的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关系，它包含一切可能的规定性，它是不可解析和不可还原的。人们既不能把实践归结或还原为主体或客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从外延上对它进行一种形态学的划分。它既不表征为人的活动的直观形态，也不抽象为无矛盾的虚无。这样在实践视阈中自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就完全可以被人所把握，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追问所遇到的困境在此消解了。

总之，由于马克思哲学视阈向实践视阈的转换，彻底消解了二元论框架，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思辨哲学和直观哲学，人不再是以外在的“旁观者”的姿态去“解释”历史的生成，而是以内在的“参与者”的姿态去“生成”历史本身，在实践无限地展开中达到了预成与生成、经验与超验的内在统一，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便在新的哲学视阈中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不再纯粹理性地去解释世界，去追问世界的本质，这从根本上避免了哲学的知识论化，完成了对哲学本身采取的知识论态度的真正超越。马克思哲学主张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把握世界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为人及其历史寻求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和解决，而是为本体论寻求一种立足于人的存在及其独特方式基础之上的历史的解释。这样，由于马克思实践视阈的确立，完成了旧唯物主义所无法完成的彻底批判唯心主义或神秘主义的任务，唯物主义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马克思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当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实践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形式和根本内容时，他所理解的实践是同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过程，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产首先是人类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必然要互换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又制约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物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物质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作为目的在生产者的头脑中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个目的是生产者“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并通过实践活动转变为现实存在。这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过程。这就是说，生产实践既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和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观念的转换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把能动性、自由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统一起来的基础。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对实践本质的这一理解和规定，首先肯定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质，即它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更重要的是，实践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按照自然规律本身无法产生或产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物，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因此，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作为人所特有的对象化的活动，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这就是主体对象化。在这一过程中，对象按照主体的要求和需要发生了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形成了自然界原来所没有的种种对象物。这种种对象物是人在与外在世界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物化体现，也就是主体的本质力量通过活动转化为静止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即积淀、凝聚和物化在客体中。因此，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向客体渗透和转化，即主体客体化。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结果都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

在主体对象化的同时，还发生着客体非对象化的运动。所谓客体非对象化，是指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生命结构的因素或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客体失去对象化的形式，变成主体的一部分。在实践中，主体一方面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输出改变着客体，同时主体也需要把一部分客体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加以消费，或者把物质工具作为自己身体器官的延长包括在主体的生命活动之中，或者将对象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内化为自己的行动规律提升行动的自觉性和自由度。这些都是客体向主体的渗透和转化，即客体主体化。

主体对象化或者说主体客体化造成人的活动成果的体外积累，形成了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从而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成果不会因个体的消失而消失。而人通过客体非对象化或者说客体主体化这种形式占有、吸收对象（包括前人的活动成果），则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力量，从而提高着主体能力，使主体能以新的更高的水平去改造客体。主体对象化和客体非对象化，或者说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互为前提、互为媒介，人们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形式不断解决着现实世界的矛盾。这种运动形式是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和主体对客体的超越性的生动表现，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

从运行机制上看，实践活动是通过目的、手段和结果的反馈调控过程而实现的。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正是通过这三个环节进行的，这三个环节实际上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运行机制。

目的是实践过程之前在人的头脑中预定的活动结果。从目的的形成来看，目的首先是人们对自身需要的意识，同时包含着对客体及其与主体关系的认识。由于外部对象不能现成地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对外部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在思维中进行的，即通过“思维操作”，消灭外部对象“当前存在”的自在的客观性，在思维中形成了一个符合人的内在需要和主观要求的“理想存在”，在观念中建立起主体与客体新的统一的关系。这种思维改造对于实际改造来说是一种超前改造，是实践改造外部对象的过程在思维中的预演。这种超前改造形成了实践的目的，并规定了人们活动的目标。

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把人的实践过程同自然运动过程区别开来。在自然运动过程中，客体和客观状态及其发展直接受因果规律制约，事物的现状主要是被过去的事件所支配的，是过去制约现在。人的实践过程却不是一般的“原因-结果”的转化过程，而是“目的-结果”的转化过程，目的作为环节插入客观联系的因果链条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而起作用。在这种特殊的因果关系中，目的作为原因并不指向过去的事件，而是指向一种尚未发生的事件。因此，人的活动并不是纯粹地为过去的事件所制约，而是同时受到未来事件的制约，而未来的事件在现实中还并不存在，它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践过程就表现为一种自在自为的物质运动过程。这种过程改变了客体的自然进程，使其成为主体制约下的运动过程。这就是主体活动的客观性与客体运动的客观性的本质区别。

目的是主观的，而它要改造的对象却是客观的。因此，目的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对象，客观对象只能被一种客观力量所改变。手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客观力量。目的要在外部对象中实现自身，必须依靠手段，但是手段是依据主观目的的要求选定的，只有符合主观目的要求的“物”才能成为手段。实现不同目的必须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手段。同时，手段功能的发挥也必须服从于目的，手段依据目的而运动，并始终为目的所制约。因此，手段是服务于目的并为目的所控制的物质运动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手段就是主体置于自己和客体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递到客体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手段是人的身内器官的功能与身外自然力的矛盾统一。手段不是天然的自然物，而是凝聚了、物化了人的过去活动的自然物。如果说人的身内器官是一种天然器官，那么手段作为一种身外器官却是一种人工器官，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因此，手段与人的肉体器官的关系，不仅是身外器官与身内器官的关系，而且是人工器官与天然器官的关系。只有同时具备过去活动结果与未来活动前提这两种性质的东西，才具备手段的性质。换言之，手段是人的过去活动和未来活动的矛盾统一。

手段把人的过去活动与未来活动统一起来，把前人活动与后人活动统一起来，就使人的活动具有不同于动物活动的特点。这样，每一代人在使用手段进行活动时，实质上是把前人活动及其成果作为自己的手段，因而每一代人都突破了本身力量的局限，把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力量的总和纳入自身之中，以“类”的资格去从事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向上的过程，形成了区别于生物进化规律的社会发展规律。

目的通过手段而实现。实践结果就是在外部对象世界中以客观形式实现了的主观目的，因此实践的结果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现实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自觉地认识、把握和利用客体自身的规律，使客体达到适应主体需要的性质和状态。这样一来，自然界本身潜存着的因果联系，就通过“目的—手段—结果”的运动被有选择地实现出来了。

可见，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与自然的物质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是因为人的活动是在理性支配下的活动。人作为主体，其活动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理性向主体展现了可供选择的客体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对各种可能性后果的估计；同时又反映着主体内在需要的多种层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从而确定活动的目标，把客体的可能性和主体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并在活动中把这种可能转为现实。这样，就实现了必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即人类世界。

属人的对象世界即人类世界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从本质上看，社会的自然也就是“人化自然”。毫无疑问，人们并不是在自在自然之外创造人化自然，而是在自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建造人化自然。人的实践可以改变自在自然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乃至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但是它不可能消除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相反，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通过实践延伸到人化自然之中，并构成了人化自然客观实在性的自然基础。人化自然又不同于自在自然，自在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活动或尚未被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界，其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切都处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之中。人化自然和人的活动不可分离。人化自然是被人的活动所造成的自然，它体现了人的需要、目的、意志和本质力量，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的独特性就是它的主体性及其对主体实践活动的依赖性。从根本上说，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属于人的对象世界。统一的物质世界本无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之分，只是出现了人及其活动之后，“自然之网”才出现了缺口并一分为二，即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与它既对立又统一的人化自然。而实践就是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实践不仅使自在自然发生形态的改变，同时还把目的性因素注入到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之中，使自然界的因果链条按同样客观的“人类本性”发生运转。生产实践虽然不能使自然物的本性和规律发生变化，却能把人的目的运用到物质对象上去，按人的方式来规范物质转换活动的方向和过程，改变物质的自在存在形式。在实践中，自在自然这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体现了人的目的并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这一过程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其结果是从自在自然中分化出人化自然。“自然的人化”强调的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换言之，“自然的人化”强调的不是自然界的变化，而是自然界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不断地被改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因此，人化自然“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就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就是说，自然的“人化”是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实践改造自然，不仅仅是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界中贯注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使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本身进入到自然存在当中，并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自然对人的关系如何，人对自然的作用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内容和范围等，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在人化自然上，并给自然物一种独特的社会性质。要把人化自然从实践的社会形式中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不仅保持着天然的物质本性，而且被打上了人的烙印；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人化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本质上是社会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

在属人的对象世界中，如同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也被自然所中介。人类社会是在劳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人类历史也无非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在人类世界中，作为客体的自然其本身的规律决不可能被完全消融到对它进行占有的社会过程中。通过实践，自然进入到社会之中，转化为社会生活的要素，并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自然不是外在于社会，而是作为一种恒定的因素出现在历史过程中；社会的需要归根结底只有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能实现。“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社会发展既不是纯自然的过程，也不是脱离自然的超自然的过程，而是包括自然运动在内的、与自然历史“相似”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自然的社会或“自然的历史”。把自然以及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关系从社会（历史）中排除出来，也就等于把社会（历史）建立在虚无上。

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都是人们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实践是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中介，也是两者互为中介的现实基础。一句话，实践是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人类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人类世界当然不能归结为人的意识，但同样不能还原为自在自然。人类意识、人类社会以至整个人类世界对自在自然具有不可还原性。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都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实现或表现的。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的本体论意义首先体现在它使世界二重化了，创造出一个与自在世界既对立又统一的人类世界。

人类世界是实践中的存在，而实践本身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属人的对象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不断形成更大规模和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识世界的直观性：“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马克思又把人类世界称为“感性世界”、“现存世界”、“现实世界”。人类世界的现实性包含着客观性，而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又进一步确证人类世界的客观性，并使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的关系呈现出历史性。现实性、客观性、历史性、实践性，构成了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关系的总体特征，其中实践性是根本特征。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人类世界生成的真正基础。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马克思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并确认实践是人本身感性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存在的深刻基础，确认实践是人的本体活动或活动本身，人通过实践创造了人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现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二、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形式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更不是全部。从这个起点出发，唯物辨证地理解和把握世界与人、世界的物质性与人类活动的能动性的关系，才建立起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世界观是统一的。

自然界和以实践为特征的人类社会属于两个不同系列的存在形式。自然界是一种自在的形式；社会和人类活动是一种自为的形式。这两种不同形式都是物质世界自身的存在形式。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活动虽有特殊性，但它们也不过是物质世界运动的高级形式，同样是由物质世界的必然发展决定的。要把握这一点，首先要搞清实践的本质和基本形式。1.实践的本质与特征

所谓实践，是指人能动地创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以人为主体、以客体为对象的现实活动。它与动物的活动不同，显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主性。实践具有物质的、客观的、感性的性质和形式。实践作为人以“感性”的方式把握客体的活动，用以区别人以精神的、观念的方式把握客体的活动。在这种区别中，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特征。

实践的主要的或基本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性的活动，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点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实践与唯心主义相反，它不是停留在主观范围内的抽象的思维活动。思想活动是主观的东西，它本身不引起客观世界的任何变化，而实践活动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它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它一定引起客观世界的某种变化，给人们提供现实的成果。实践的客观性在于：第一，构成实践活动的诸要素，即实践的主体（人）、实践的对象（客体）和实践的手段（工具等），都是可感知的客观实在；第二，实践的结果，即通常所说的“事实”，也是外在于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第三，实践的水平、广度、深度和发展过程，都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客观规律的支配。总之，实践是同主观认识活动相区别的客观物质活动，坚持这一点，就同唯心主义实践观划清了界限。

实践是人类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体现了人之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殊的能动性，即自觉能动性。客观的物质活动是人和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活动，然而，动物的活动却不能称之为实践，因为动物没有思想，没有自己的主观世界，所以它在自然界面前只是受动的，只是以自己的存在去影响自然界，而不能在自然界留下自己意志的印记，即不会有自觉的能动性。而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动物，它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是从事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只有这种人的自觉的能动的活动才具有真正的实践的意义，人离开动物愈远，实践水平愈高，就愈是显示出它的能动的性质。这是与旧唯物主义实践观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实践是社会的活动，因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历史的活动，就是说，实践又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实践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地进行的，孤立的单个人的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有些常以个人活动的方式进行，但任何个人活动都不能离开社会的联系。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总是社会的人，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实践的过程就是社会的人协同动作以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在阶级社会中，总是阶级的实践。而在任何社会，人民群众始终是实践的主体，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虽然都是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进行着实践活动，但是只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当我们说到实践的时候，主要地是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因为实践的内容、性质、范围、水平都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都是随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只有坚持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的观点，才能真正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上述实践的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也正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的客观基础。2.实践的基本形式

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其基本形式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1）生产实践。生产实践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这是因为：第一，人们要生活，就必须生产，只有通过生产，解决了吃、穿、住的问题以后，才能谈得上从事其他的活动。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第二，生产实践又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人们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地了解自然现象、自然的性质和规律，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生产实践是人类自然知识的基本来源。与此同时，生产实践从来就是社会的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地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生产实践又是社会知识的基本来源，是包括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基本来源。所以说，任何忽视或贬低生产实践意义的观点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2）社会交往实践，即调整和改革社会关系的实践。既然生产实践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那么，不调整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不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生产实践。因此，调整和改革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践也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实践活动。人们在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同时，必须维护和巩固那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社会关系，调整和根本变革那些不适于生产发展、破坏生产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生产实践的。由此可见，这两方面的实践，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3）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是由前两种实践形式分化出来的，是同前两种形式紧密联系又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实践形式。它不是直接地改造世界，而是以认识世界为直接目的，是为提高改造世界的自觉性和成效而进行的一种尝试性、探索性、学习性的实践活动。科学实验就其萌芽形式来说，自有人类实践以来就存在，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形式则是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而出现的。所谓科学实验，就是运用实践的手段，把认识放在理想的环境中考察，暂时撇开它的复杂的联系，排除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以便得出普遍的可靠的结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科学实验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明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服从和服务于直接改造世界的生产实践及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的。

总之，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基本的实践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视阈中的自然与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揭示了自然界和社会的物质统一性，而且阐述了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一）实践确证了世界的物质性

实践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是由其对象的存在决定的。换言之，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实践必须以它所要改造的一定存在物为对象。“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具体而言，由于实践首先是以自然为对象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因此，自然作为对象是先在于实践的存在，或者说，自然是不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实在。其次，实践又是改造我们人类自己的社会的活动，社会因此也就具有了客观实在性。很明显，在哲学上，客观实在性的存在就叫做物质。所以，当实践确证了自然与社会对人的活动的先在性的同时，也就确证了整个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确证了世界的物质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物质性原理得以确立的基础。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实践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当然，由于社会本身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对其物质性的确证要比自然的物质性的确证复杂得多。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与实践的关系中去进一步理解社会的物质性。简言之，只有从实践的物质性中才能科学地把握社会的物质性。所有的历史唯心主义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因此也都不能把社会理解为物质性存在，从而不能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历史。（二）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1.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表现

第一，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实践中内含着物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思想的（人与意识）的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萌芽。

第二，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社会生活包含三大基本领域，即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而这三大领域都以萌芽的方式存在于实践过程之中。

第三，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本质上讲，人类历史是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历史发展的原初动力来自于实践的发展。

总之，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是人的实践活动。2.实践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

与动物不同，人是在利用工具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所以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

首先，从人类产生和发展过程看，人的存在及人的属性表现在实践之中。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劳动实践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通过生产实践，人们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据此产生了其他多种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从而使人具有了社会性。实践活动的扩大和深化，人自身不断再生和更新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次，从人类的生存前提看，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这就需要进行生产活动，正是这种实践活动不断地创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实践因此成为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

第三，从人的本质上看，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正是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人们之间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存在物。

第四，从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看，实践使人成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的意识是在实践中产生、实现和确证的。在实践过程中人的肉体组织发展出意识和自我意识能力，从而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成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总之，“社会属性”、“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使人的活动具有了自觉能动性，因而使人脱离了动物界，成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因此，实践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人类的存在形式。3.实践的世界观意义

人类所面对和把握的世界是一个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以自在世界的先在性为前提的；但是，人类将自在世界不断转化为现实世界，是通过实践以及实践基础上人的探索认识实现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实践具有世界观的意义。

首先，实践创造出一个与自在世界既对立又统一的人类世界。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改变原有世界的面貌，并不断创造着新的人类生活所在的现实世界。实践创造的人类世界，不仅包括扬弃了外在的自在世界，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贯注了人的需要、目的和本质力量，从而创造出自在世界中没有的事物。所以，实践促使世界分化与统一的过程，就是改造世界、创造现实世界的过程。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也就在根本意义上认识和把握了整个世界。这就凸现了实践的世界观意义。

其次，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物质实践出发，把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物质交换作为现存世界的基础。只有人类实践活动才是人类世界或现实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其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总合起来便构成了现实世界的基本关系。实践蕴涵着现实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因而，对于实践的解剖、把握和认识，不能不具有世界观意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实践是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它具有物质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离不开人的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是统一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科学实践观出发来理解自然、理解社会，从而也就真正发现了世界存在的辩证本性。正是在实践改造对象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同时呈现出了多样的复杂性；也正是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人们打开了事物的外部现象而进入了对象的内容，了解到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的，从而形成了关于发展的观点。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关于世界的普遍联系性和永恒发展性，其实都是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证。也正是实践，让人们发现了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立统一关系，并通过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和揭示，发现了矛盾的存在，并发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及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而，人们以矛盾分析法为指导，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具体形态和总道路与总趋势，这就是形成了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唯物辩证法因此，既不是人类的主观想象，也不是某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物自体”，而就是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所认识到的事物存在的本质和本性，并以理论的形式在人脑中的再现。客观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的基础，主观辩证法又是我们理解客观辩证的方法。

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发展具有飞跃性、永恒性、过程性，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包括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分别阐明了发展是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思维的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理性思维的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具有客观性，人们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但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人们要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洞察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实践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统一的现实基础；作为具有知识和智慧，富于创新精神的当代大学生，应当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一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为造福人类作贡献。

思考题

1.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联系实际阐述其现实意义。

2.如何理解“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理论对于指导我们学习生活有何意义？

3.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物质性原理？联系实际谈谈这一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课外阅读文献1.恩格斯：《反杜林论》哲学篇第十二、十三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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