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柳原汉雅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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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秘族(布克奖入围作品《渺小一生》作者柳原汉雅处女作！)试读：
知名科学家面临性侵指控
美联社1995年3月19日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 知名免疫学家、退休前曾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国家卫生研究院担任免疫学与病毒学中心主任的亚伯拉罕·诺顿·佩利纳医生，昨天因被控性侵遭到逮捕。
七十一岁的佩利纳医生面临的指控，包括三项强暴罪、三项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两项性侵罪及两项危及未成年人的罪行。提出指控的人是佩利纳医生的养子们。“那些指控都是假的。”佩利纳的律师道格拉斯·辛德利昨天声明，“佩利纳医生在科学界的声誉卓著，备受尊崇，他非常希望尽快厘清现况，让他回归工作与家庭。”
佩利纳医生曾于1974年获颁诺贝尔医学奖，理由是他发现一种推迟老化的病症，也就是“瑟莉妮症候群”。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有个名为乌伊伏的岛国，在该国三岛之一的伊伏伊伏岛上，他发现欧帕伊伏艾克族的族人罹患此病症，尽管他们的心智退化了，身体仍维持在很年轻的状态。他们之所以不老，是因为吃了欧帕伊伏艾克海龟，于是佩利纳医生用海龟名来为该族命名。他发现这种海龟肉能够抑制端粒酶——这种天然酶有分解端粒的功能，进而限制每个细胞分化的次数。受到瑟莉妮症候群（瑟莉妮是希腊神话里永远不死、青春永驻的月之女神）影响的病人，能活好几个世纪。佩利纳医生初次前往乌伊伏国是在1950年，年轻的他随同知名人类学家保罗·塔伦特在当地各岛做了多年的田野研究。此外，他也在那里领养了四十三名小孩，其中多数是孤儿或欧帕伊伏艾克族穷困族人的儿女。其中一部分小孩目前正由佩利纳照顾。“诺顿是模范父亲，也是天才。”长期于佩利纳的实验室里担任研究员，同时是其挚友的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说，“我深信这些荒谬的指控一定会被撤销。”
知名科学家暨诺贝尔奖得主被判刑入狱
路透社1997年12月3日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 亚伯拉罕·诺顿·佩利纳医生于今天被判两年徒刑，执行地点为费德列克惩教机构。
佩利纳医生曾于1974年获颁诺贝尔医学奖，理由是他证明了一种原产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乌伊伏国、如今已灭绝的海龟肉，能抑制端粒，限制每个人类细胞的分裂次数。他发现，这种被称为“瑟莉妮症候群”的病症可移转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种哺乳类动物身上。
获准自由进出那些遥远而神秘岛屿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佩利纳是其中一位，从1968年开始，他陆续在该国收养了四十三名小孩，全都安置在他位于贝塞斯达镇的住家。两年前，佩利纳被控强暴其中一个孩子，威胁其安危，指控他的人是他收养的某个孩子。“这真是一桩悲剧。”刘易斯·雅特舒尔医生在佩利纳医生服务多年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担任院长，他表示，“诺顿是个思想家与天才，我衷心希望他能够获得他所需要的治疗与帮助。”
佩利纳与他的律师目前都处于失联状态，无法评论此事。
编者序
我是罗纳德·库波德拉，但那只是我在学术期刊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罗恩。没错，如果你曾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这个名字，那肯定就是我。但新闻报道的内容并非全都属实——当然，属实的向来很少。
就我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报道都是真的，而且我为那些事感到自豪。例如，我与诺顿有所关联（别忘了，若是在十八个月前，我根本不用提这件事），事实上我们相识已久，从1970年起，我就在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隶属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了。当时，诺顿还没拿到诺贝尔奖，但是他的研究早已在医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从此改变了学者对病毒学、免疫学，还有医学人类学的看法。让我自豪的另一点是，与他成为同事之后，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事实上，我觉得我俩建立了一种最有意义的关系。不过最重要的是，历经了过去两年的风风雨雨，我很自豪我们两人仍是朋友。
当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机会就能与诺顿讲话或沟通，毫无疑问，他也不行。他不在身边，让我有一种奇怪而寂寞的感觉。大(1)概十六个月前，我才迁居此地（也就是诺顿被判刑一个月后），但在那之前，我未曾想过在自然状况下，我们居然会分开超过两天以上。也许连一天都没有想过。（当然，所谓的自然状况是排除某些特例的，比如偶尔和当时还是我妻子的前妻去度假，或者我们各自去参加葬礼、婚礼等活动。即便不在一起，我还是设法每天与他保持联络，不管是通过电话还是传真。）重点是，与诺顿谈话、工作或只是在一起，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人每天都得看电视、看报纸一样：尽管是琐事，却不会忘记去做，借此确保生活按照常轨运作。但是，当这种节奏突然被打断，给人的感觉比不安更糟糕，简直是不知所措。过去一年半，我就有这种感觉。早上醒来后，我跟往常一样把白天的时间过完，但到了晚上总是晚睡，在公寓里闲晃，瞪着夜空发呆，心想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事。茫然的我把完成的十几件平日琐事核对一番，心里想着信件是否打开看过而且也回了？截稿期到的文章交了没？门锁了吗？直到最后，我才带着后悔的心情上床睡觉。每逢快要睡着，我才想起我这辈子的所有模式都改变了，接着感到一阵短暂的忧郁。你也许会觉得此刻我已经能接受诺顿骤变的人生，而我的人生也随之改变，但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就是抗拒着。毕竟，近三十年来，他已然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觉得寂寞，诺顿的生活一定远比我寂寞。想到他必须待在那种地方，我真是愤怒不已：诺顿已经不是年轻人了，身体也欠安，用囚禁的方式惩罚他，既不适当也不合理。
我知道只有少数人跟我的想法相同。我常常试着向朋友、同事与记者（还有法官、陪审团与律师）解释，诺顿是个有同情心、聪明而且了不起的人，次数多到我自己都忘了。事实上，过去十六个月来，我屡屡会想起许多曾宣称爱诺顿也尊敬他的朋友，最后却选择了背叛，而且这么快就忘记并遗弃了他。有些朋友，诺顿认识且共事了几十年，在他被起诉后便立刻消失了，当然，更坏的是那些在他被判有罪后同样离开他的人。当时我才发现，一般的人有多么不忠不义、满嘴谎言。
不过，我离题了。牢狱生活让诺顿感到最难过的一件事，应该是他必须勉强自己去适应单调的生活。我必须承认我有点讶异，他入狱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抱怨生活无聊到令人难过。过去，诺顿跟许多累过头的能人志士一样，满心梦想着在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上一个月或一年，完全不用投入任何事情。不用演讲，不用编辑或撰写文章，不用教学，不用顾小孩，不用做研究——只有用不完的空闲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诺顿总是说时间就像一片大海，一面无边无际的空白镜子，而这个他称为“大海时间”的美梦，已经变成一则笑话，短短几个字，代表着他目前没时间做，但有朝一日希望投入的事。所以，他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用来种植热带蕨类植物；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读一些传记；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写自己的回忆录。不过，从未有人认为诺顿真会拥有所谓的大海时间，他自己尤其如此。但是如今，他有的是时间，却没有温暖的地方，没有那种努力一辈子后应得的安逸感，让人觉得快乐而慵懒。不幸的是，诺顿有可能天生就是劳碌命。这阵子以来，他深受折磨（虽然如此，我得承认他会这么想，很大一部分必须归因于他是在不幸的情况下获得的这种悠闲时光）。在最近的一封信里面，他写道：
这里能做的事不多，而且在某个时间点过后，能够思考的事情甚至更少。我不曾想过自己会落到这一步田地，筋疲力尽，而且被放空了，不是放血，而是脑袋一片空洞。穷极无聊——事实上，过去我总以为如果有一段长时间的闲暇，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很容易把时间排满。但此刻我已经了解，时间不是由一段段长时间的空当组成：我们常说时间管理，其实刚好相反——我们只能用一件件忙碌的小事(2)来填满生活，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这似乎是充满智慧的洞见。
尽管诺顿明显看出了自己的处境十分严峻，但还是有些鲁莽的人表示，他应该感激自己受到的宽大处置。这种说法不但愚钝，也很残忍。其中之一是赫伯特·威斯特（虽不情愿，但我在这里还是用了化名）。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是诺顿手下的研究员，在前往伦敦参加会议的路上，他去贝塞斯达镇拜访了诺顿。当时还没进行审判，不过诺顿已经被起诉，等于被软禁在家里，他收养的所有小孩也都被重新安置。过去，我曾认为威斯特不会像诺顿先前的许多研究员那样令人不耐，他在诺顿家待了大约一小时，问我想不想去餐厅与他共进晚餐。我不是特别想去（在我看来，他在诺顿面前邀请我非常不礼貌，毕竟诺顿不得离家），但诺顿说我应该去，他还有一些想完成的工作，自己一个人也不错。
于是，我与威斯特共进了晚餐。尽管脑中一再浮现诺顿独自待在屋里的模样，但我们依然聊得非常尽兴，提到了威斯特的工作和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也谈到了诺顿被捕前与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还聊起了我们都认识的一些熟人。直到吃点心的时候，威斯特说：“诺顿老了很多。”
我说：“他的情况很糟。”“是啊，很糟。”威斯特低声附和。“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说。
威斯特一语不发。“太不公平了！”我又说了一遍，再给他一个机会。
威斯特叹了一口气，用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角，姿势做作而且很娘，像在卖弄他的英国气质，令人厌恶。（几十年前，威斯特曾经拿“马歇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虽然只有两年，但不管是社交还是公事场合，他总是能够很有技巧地提到那件事。）他正在吃脆皮蓝莓馅饼，牙齿上沾着一片蓝莓。“罗恩。”他开口说。“嗯。”我说。“你觉得他真的做了吗？”威斯特问道。
当时我已经习惯被问及这个问题，也知道该怎样响应。“你觉得呢？”
威斯特面带微笑，看了看我，又看了一下天花板，接着又让目光回到了我身上。“我觉得有。”他说。
我一语不发。“你觉得没有？”威斯特说，口气有点惊讶。
对于这种话，我也学会了如何回答。“他有没有做无所谓。”我说，“诺顿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只在意这一点，而且也是我会对后人说的话。”
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
最后，威斯特胆怯地说：“我想我该回去了，明天上飞机前还要读一点东西。”“好吧。”我说。我们默默地吃完了甜点。
当晚是我开车载他到餐厅的，所以付了晚餐钱之后（威斯特说要请我，被我挡掉了），我又载威斯特回饭店。在车上，他数度想跟我闲聊，结果让我更愤怒了。
到了饭店停车场，我们杵在车上，沉默了好几分钟，威斯特欲言又止，我则非常生气，最后他伸出手后，我握了一下。“呃……”威斯特说。“谢谢你来看他。”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诺顿很感谢。”“呃……”威斯特又说了一遍。我看不出他能否察觉我的言辞暗含嘲讽，我想他应该没察觉。“我会想起他的。”
我们又陷入了一阵沉寂。“如果他被判有罪——”威斯特开口往下说。“他不会的。”我跟他说。“但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接着说，“他会去坐牢吗？”“我不能想象他去坐牢。”我回答道。“呃，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坚持往下说——我突然想起过去威斯特当研究员时的吃相有多难看、有多贪婪，还有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离开诺顿的实验室，另立门户——“至少他会有很多大海时间，不是吗，罗恩？”这句话轻率无比，让我惊诧到无法响应。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威斯特对我微笑着，又说了一句再见，下车走了。我看见他穿过饭店的双扇门，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后，便重新发动车子，开回诺顿家，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几个月，审判程序开始又结束，最后判刑结果也出炉了，但毋庸赘言的是，威斯特再也没去看过诺顿。
但是就像我说的，没有人同情诺顿的处境。实际上，他是先遭到大家的审判与唾弃之后，才在法庭上被一群理应与他相提并论的陪审团团员审判与判刑的——然而，那十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就我记忆所及，其中一个团员是收费员，另一个是做宠物美容的），像诺顿这种天才居然要由他们来判定人品，由他们来决定命运，不知他作何感想？更何况，他们的决定就算不会全盘抹杀他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但至少那些成就也几乎不再具有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来，诺顿此时觉得沮丧、无聊、了无生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关于诺顿这个案子的媒体报道，我也有几句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谈一谈报道内容的语调与范围，似乎是件很蠢的事。首先我想说的是，由于诺顿犯的是强暴罪，各家媒体除了报道他那些外界已经知晓的少数生平事迹，还浪费了许多篇幅加油添醋，完全罔顾真相，这一点也不令我意外。（无可否认，那些报道的确用三言两语简述了他的伟大成就，但只是为了让他被控的罪行更令人发指而已。）
还记得诺顿等待审判的那段日子，我陪他守在家里（屋外有一群电视台记者整日聚集在草坪边缘的人行道上，在虫声嗡嗡作响的夏日晴空下吃饭聊天，简直像在野餐），在我们接获的许多采访邀约中（当然，最后他并未接受任何访问），只有一家媒体（令人遗憾的是，是《花花公子》杂志）请诺顿写下自辩词，而不是派某个见猎心喜的年轻作家，来为读者诠释他的生平与他被指控的罪行。（尽管仍在开庭，我觉得那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诺顿担心不管他写什么都会遭人利用，变成一篇对付他的自白书。他说得没错，我们也打消了念头。）但是我也知道，当他发现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时，内心想必是悲愤交加吧。
讽刺的是，就在诺顿被捕前不久，他已经在计划写回忆录了。早在1995年他便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不用处理各种烦人的行政事务与实验室琐事。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再是实验室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人员，而是他开始允许自己用不同的方式规划时间。
然而，诺顿并没有机会把他非凡的一生记录下来——至少他没办法在他偏爱的情况下做那件事。但就像过去我常说的，他的心智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挑战。所以，在他入狱两个月后，也就是从4月起，我每天写信问他想不想写回忆录。我跟他说，他的回忆录不仅对人文与理工学界都有所贡献，也能对有兴趣倾听的人剖白，借此摆脱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刻板印象。我说，如果他愿意，我很荣幸能帮他打字，做些初步的编辑工作，就像过去他把论文提交给各大期刊之前，都会由我经手。我在信中说，那对我来讲一定是个很迷人的计划，或许他也会觉得有趣。
一周后，诺顿寄了一封短信给我：
我不能说我非常乐意把人生最后的这几年用来说服别人，让他们了解我并未犯下我被判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已经选择开始撰写你所谓(3)的“我的人生故事”。我非常信任你。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批稿件。
在我邀请读者了解诺顿的非凡人生之前，我想我应该以导论的形式先说几句话。说到底，这毕竟是反映出某种问题的故事。
当然，诺顿说得肯定比我精彩，但在这里我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些关于他的细节。他曾跟我说，他的人生一直到他离开美国、前往乌伊伏后，才有了意义，而他在那里的许多发现，也的确深深影响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还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50年，年仅25岁的他，初次前往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神秘国度，人生从此大变，也对科学界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在蕞尔小国乌伊伏停留期间，他跟一个后来被他命名为欧帕伊伏艾克族的“失落的部落”住在一起，其居住地是该国最大的岛，也就是人称伊伏伊伏的“禁闭之岛”。他在岛上发现当地原住民深受一种未曾列入文献、没人研究过的病症的影响。过去，在世人的印象中，乌伊伏国人民的寿命都很短，到现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这样。但是，诺顿在伊伏伊伏岛上认识的一群岛民，其寿命远比一般人长，有的能多活二十或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种发现之所以了不起，还有两个理由：首先，尽管罹患此症的人身体并未老化，心智却有衰退的现象；其次，他们的病症并非天生，而是后天的。
在诺顿发现这个病症之前，人类不曾如此接近过永生的目标，也未曾看过如此美好的愿景会这么快就从手边溜走：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又让秘密流逝，整个过程不过十年光景。
对于欧帕伊伏艾克族的研究，让诺顿在医学以外的领域投下震撼弹：他与他们一起住了将近20年，结果衍生出了现代医学人类学的新领域，他在那些年完成的著作，如今已成为许多大学课程的必读书单。(4)
但是，他也正是在乌伊伏国惹上了麻烦。乌伊伏国之旅对诺顿的许多意义之一，是他开始爱上孩童，这种爱恋持久不变。读者们恐怕都不熟悉乌伊伏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地貌壮美险峻的国度，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的世界更为壮阔纯粹，比我们想象的更令人赞叹，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总是能看到愈来愈壮观的景致：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水泽，静止不动，色调强烈到令人无法久视；另一边则是绵延不绝、层层叠叠的高山，山峰被淹没在袅袅白雾之中。初到乌伊伏国，诺顿聘请该国人民当他的向导，带着他去寻找未曾看过的景物。几十年后，在当地人的请求之下，他带着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回到了马里兰州抚养，完全视如己出，提供他们在乌伊伏国不可能体验到的教养方式。被他带回国的孩子有许多是孤儿，都是一些生活条件奇差无比、长大后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的婴儿、幼童。
在他自己还没惊觉之前，他领养的儿童已经超过四十人。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他总计领养了三批孩童，其中许多人返回密克罗尼西亚后，当上了医生、律师、教授、酋长、老师与外交官。其他人则选择留在了美国，到社会上工作或留在了学校里。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贫穷潦倒，吸毒犯罪，不知所终。（任何有四十三个小孩的人，都无法期望每个小孩皆出人头地。）如今，他们当然不再是诺顿的小孩了。而且在他们的选择下，诺顿也不再是他们的父亲：近年来在他陷入困境期间，他们几乎全都放弃了他，这实在令人震惊。毕竟他为他们提供过住所，教过他们说话，养育了他们——他给了背叛他所需的一切工具，而他们也的确背叛了他。诺顿的孩子把美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现象看得很透彻：他们发现，只要指控某人是性变态，社会大众多半会买账，就算他是备受推崇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挺不住。这真是可惜，其中几个孩子跟我还蛮投缘的。
我想我该说清楚的第二件事是：我对这部回忆录非常感兴趣，但我并非故事的主角。理由之一是，我这个人向来沉默寡言，也没兴趣述说自己的故事——毕竟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故事了。
不过，我想针对回忆录的编纂工作说几句话。身为编者，我所做的事其实很少。回忆录的每个段落（段落标题都是我加的）都是诺顿入狱期间写下分批寄给我的，前面都附了一封信，不过信件内容大都涉及隐私，我认为不适合收进回忆录。同时，文字是一批批写出来的，读者偶尔会发现内容写得自然而随性，并且是以大家非常熟悉的作者生平与作品为前提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既然我是最了解诺顿的人（这本回忆录其实是在我的要求下写给我的），每当我觉得需要提供额外信息，帮助读者了解诺顿的故事，我就有责任加上一些脚注。（偶尔为了弥补诺顿叙述的故事之不足，我也会加上自己的批注。还有，某些我觉得无法让内容更为丰富或者不相关的段落，我也自己做主删除了，但是此类删减不会影响诺顿勾勒出来的人生全貌。）
最后，我觉得我该试着回答诺顿开始寄稿子之前于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希望这本回忆录的撰写计划达成什么目标？我的想法一点也不复杂：不过就是为诺顿平反，并提醒大家，与那短短几个月内他可能犯下也可能没有犯下的罪行相较，他过去几十年间的成就实在重要太多了。也许我太天真，但这是我该做的：如果我没办法尽力帮助一个为科学界与医学界贡献良多的人，我将无法原谅自己。罗纳德·库波德拉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
(1) 目前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在当地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担任约翰·托伦斯讲座教授。
(2) 1998年4月24日，诺顿·佩利纳写给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的信。
(3) 1998年5月3日，诺顿·佩利纳写给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的信。
(4) 我这里所谓的乌伊伏国，指的是整个国家，而非其中任何一个岛屿。接下来读者们将发现，诺顿大部分时间待的地方是伊伏伊伏岛。［诺顿·佩利纳回忆录］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 编第一章溪流I
1924年，我生于印第安纳州，故乡林登镇是那种毫不起眼的中西部乡间小镇。它缓缓地持续成长，距我出生之前大约二十年，人口才开始把自己“复制出来”。我的意思是，印象中小镇唯一的特色就是它没有值得一提的特色。镇上有筒仓，有红色谷仓（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还有杂货店与教堂，也有神职人员、医生、老师、男人、女人与小孩：它具有美国典型社会的雏形，但是欠缺任何花边与装饰，也没有附属品。镇上有几个酒鬼、一个疯子，还有猫狗，也会与西边几里远的蝗虫镇一起举办乡间市集（如今蝗虫镇已经并入邻近城镇，不复存在）。镇上共有一千八百位居民，每个人出生后都走上同样的路：上学、做家事、当农夫、与其他镇民结婚，共组自己的家庭。在街上碰到别人时，大家会彼此点头打招呼，男人则是稍稍将帽檐往下拉。随着一年四季的更替，当地人种植烟草与玉米，然后收割。这就是林登镇。(1)
我们家一共有四个人：爸、妈、欧文和我。我们住在一个一百英亩的大农场上，破破烂烂的房子唯一的特色，就是中央有一道曾经非常华丽的宽大阶梯，但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白蚁蛀蚀，早已只剩残骸。
我们家后面不到两千米远的地方有一条蜿蜒的小溪，又小又慢，行径诡谲多变，让人无法帮它取一个比较恰当的名字。每年三四月融雪之后，融雪与春雨让它流得又大又急，水位暴涨升成一条河。那几个月，小溪的面貌大变，变得如此无情而果决，河岸边许多如繁星点点的血根草花与野生百里香会被连根卷入河里，到了下游一处不知谁盖起来的老旧水堤才被拦下，卡在灌木丛里。溪流中一年到头都有小鱼，它们奋力往上游游过去，沦为波臣。每年春季，它不再是一条无声的小溪：汹涌的河水轰隆隆作响，剧力万钧，通常连平静无比的平凡支流也会在那几个月变得可怕难测，爸妈都叫我们要远离它。
但是每年到了酷热的夏天，那条小溪（溪流源头不在我家土地上，而在东边大约十千米处的穆勒家）会再度干枯，变成涓涓细流，胆怯地从我家农场慢慢流过。小溪上方的空中飞着许多蚊蚋蜻蜓，嗡嗡作响，溪底污泥里则攀附着许多水蛭。过去，我们会去溪钓与游泳，然后沿着低缓的坡面爬回矮丘上的住家，在手臂和腿部上被蚊子叮咬的地方猛抓，抓得皮肤变粗渗血。
我父亲不曾往下走到丘边的小溪，但母亲喜欢坐在草地上，看着溪水潺潺流过她的脚踝。小时候，我们会对她大叫：“看我们这边！”她总是抬起头，一脸做梦的表情，挥挥手——不过我们总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在对我们，还是对附近的一棵橡树苗挥手。（母亲的视力没问题，只不过举止常常看起来像个盲人；她平日四处晃荡的样子仿佛在梦游。）等到我跟欧文七八岁时（总之，就是年纪还小，对她的印象还未幻灭的时候），我们常常作弄可怜的她。我们会对她挥手，坐在河岸上的她双臂抱住膝盖下方，等到她也对我们挥手（她挥动的不只是手掌，还有整条手臂，像一大片在水底摆动的水草），我们就会转身背对她，大声交谈，假装没看见她。之后，到了晚餐时间，她会问起我们在溪边的行径，我们两个会装出一副震惊困惑的模样。在溪边？但是我们没有去溪边啊！我们一整天都在农场上玩。“但我看见你们在那里。”她总是这么说。
我们俩会口径一致地回答说没有，还一起摇摇头。那一定是另外两个男孩，两个看起来像我们俩的男孩。“但是——”她欲言又止，一脸困惑，然后又恢复正常表情。“一定是别人。”她会用犹豫的口气说，并且低头看着餐盘。
每个月，这种对话都会出现几次。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游戏，但也令我们不安。母亲也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但是她脸上那种担忧害怕的神情不太对劲，就像当年我们说的那样：她好像真的无法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景象，还有自己的记忆，那表情实在太过真实自然了。我们选择相信她是装出来的——否则她不就是疯子或笨蛋了吗？这实在让人感到害怕而不愿再去深究。稍后，回到房间里，欧文和我会模仿她（“但……但……但是那明明就是你们！”），并且笑个不停，但笑完之后，我们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想到那游戏让我们意识到的一件事，又忧虑了起来。尽管年纪幼小，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同伴）都知道母亲的职责是责骂、指导、教诲孩子，必要时还要训示，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母亲无法胜任那些事。我们心想，在这种女人的教养之下，长大后我们会变成哪一种人？为什么她那么无能？我们对待她的方式就像一般男孩玩弄小动物一样：每当高兴与宽容时就对她好一点，否则就残酷以待。知道我们有办法让她肩膀放松下来，让她的嘴角露出犹豫的微笑，也有办法让她低下头，在不高兴或困惑时用手掌快速地摩擦腿部，实在令我们欣喜若狂。尽管我们担忧，却未曾说出口，我们只会用嘲弄或厌恶的口吻谈论她。担忧之情让我俩变得更亲近，也更大胆及惹人厌。我们心想，我们一定可以把她掩藏起来的大人模样给逼出来。跟大多数孩童一样，我们以为每个大人天生就知道怎样恫吓别人，展现权威。
她除了脑袋不灵光之外，还有一些小地方显示她也许是个失败的母亲。她煮菜总是马马虎虎（她做的水煮青花菜吃起来像橡皮，菜里藏着许多微小的甲虫虫壳，眼睛看不见，但吃起来嘎吱嘎吱；而她烤的烤鸡出炉时嗞嗞作响，还带着血）。她偶尔做下家事——父亲买了一台吸尘器给她，但被她遗忘在挂大衣的衣橱里，后来有一天被我跟欧文大卸八块了。她似乎也没有任何嗜好。我们不曾看她读书写字作画，或者拈花惹草，总之她没做过任何我们当时认为有价值或有趣的休闲活动。夏天的午后，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她坐在客厅里，小腿像小女孩一样收在大腿下面，脸上挂着蠢蠢的微笑，用茫然的双眼死盯着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的一大片尘埃。
有一次，我看到她在祷告。某天下午放学后，我走进客厅，发现她跪在地上，双手合十，把头抬起来。她的嘴唇动来动去，但我听不见她说些什么。她看起来荒谬无比，像是对着空荡荡的戏院演戏的女演员，连我都为她觉得好尴尬。“你在做什么？”我问她，她吓了一跳，抬头说：“没什么。”看起来一副受惊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在做什么，也知道她在说谎。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她令人费解，四处游荡，甚或是个笨女人。但在此我也必须说，她对我而言始终是个谜，能够有她那种表现的人应该不多。我还记得其他关于她的事，像是她长得很高、面貌优雅，尽管我已经想不起她具体的形貌，但我知道她还挺漂亮的。欧文的办公室挂了一张老旧模糊的深褐色照片，可以印证这一点。如果她活在这个时代，可能会被当成大美女，因为必须要用超越她那个时代的审美观才能好好欣赏她——她的脸又长又白，总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那是一张兼具知性美、神秘感与深度的脸。现在的人会说她美丽动人。我父亲一定也觉得她很美，否则我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会娶她。如果父亲会和女性说话，对方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不过他不觉得那种女性性感。我想这是因为聪明的女人会让他想起西比尔姑姑，她是罗彻斯特镇的一个女医生，深受父亲景仰。所以，他只能娶漂亮的女人。等到我长成青少年，发现父亲只是因为母亲的美貌而娶她时，我很失望。到了后来，我才发现父母在许多方面都令我们失望，最好不要对他们有任何期待，以免落空。
不过大致上，我对她可说是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她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我想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某地），但我知道她出身穷困，相对来讲，父亲比较有钱，要求也不高，是父亲救了她。奇怪的是，尽管她家很穷，她却不像干过粗活的人，看起来没做过苦工，或过过苦日子。她给人的印象反而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上过礼仪学校后，就直接被送进了丈夫怀里。（在欧文的相片里，她散发着光芒，因为她早早就悄然离世了，再加上那些像梦游般的缓慢动作，都让她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充满光泽、备受呵护宠爱的形象，但我知道实际上并非那么一回事。）就我所知，她没受过教育（在念我们的成绩单给父亲听的时候，她连“模范”两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发音，她先蹩脚地念念看，接着欧文或我就忍不住大声念出来。我们一方面沾沾自喜，一方面感到不耐，也认为她丢了我们的脸），死时年纪尚轻。
但是她在各方面的表现也都很年轻。记忆中，她做的事与外表总是那么孩子气。无论什么场合，她那卷卷的长发总是放下来，在她背上交缠成螺旋状。虽然当时我还小，但她的发型连我都看不惯，我觉得发型再次证明了她仍彻底维持着女孩的模样，尽管非常不恰当——不管是她的长发、她那冷淡而茫然的微笑，还是任谁跟她讲话都会乱飘的眼神，这些特质都让她无法成为受人敬重的母亲。
如今我把母亲毕生的一些细节写出来，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对她的了解居然那么少，而且对她也不感到好奇。我以为每个孩子都渴望了解爸妈，但我不曾认为她是有趣而值得多去了解的人。（或者我该倒过来想，就是因为无趣才应该多去了解她？）但是话说回来，我向来不认为我们该美化过去：这对我有何好处？没想到，后来欧文却变得对母亲很感兴趣，大学时期甚至想要研究她的家族史，并为她完成一篇非正式传记。不过，才着手几个月，他就放弃了，每当有人问起那项计划，他总是充满戒心，所以我假设他顺利找到了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发现他们全是乡巴佬，厌恶之余，便放弃了整个计划（他从很年轻时就培养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态度，因此这的确是他(2)的作风）。令我不解的是，就某方面来讲，母亲对他总是那么重要。话说回来，欧文是个诗人，我想他应该是认为那些细节无论再怎么平庸或终究令人失望，在未来都是可用的创作题材。
总之，当时是1933年7月。我实在不愿说“那一天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因为这听起来太耸人听闻、不祥且难以置信。但的确如此。结论是，那一天真的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我父亲跟他的小农朋友莱斯特·德鲁一块儿出门，去做两个小农会一起做的事。欧文跟我抓了一桶水蛭，打算把它们烤成派，送给我们俩都讨厌的坏脾气兼职女厨师爱妲。我母亲则坐在溪岸边泡脚。
事后，有好几个星期，父亲一直要欧文跟我试着回想：那天下午她看来有无异状？是不是无精打采，或者病恹恹的，抑或是特别累？她是不是跟我们说过她觉得头晕或虚弱？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说，我对母亲那一天的行为举止或情绪没什么印象，那可能就是她看起来很平常。虽然母亲常令人厌烦，但我们还不至于认为她是个不稳定的人。即便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天，她还是遵循着只有她自己能掌握的那种节奏。
隔天早上，欧文与我睡到挺晚才起，一如我们在夏天的作息。我醒来时，欧文还睡在我身边。那天天气很热。家里对我们俩的要求不多。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爸妈向来不要求我们帮忙做家事，每天我们都可以自己选择想做什么。所以夏天那几个月，我们总会从事一些淘气的休闲活动，像是在溪流边折磨牛蛙、偷摘莱斯特·德鲁的杏树，或是在高高的草丛里追赶一群土拨鼠。早上我们想要几点醒来都可以，去厨房吃完剩下的早餐后，便出门执行当天的计划。有时候，老爸会跟莱斯特·德鲁待在家里卷烟来抽，两人中间摆着一盘像刚采摘的闪闪发亮的切片水蜜桃，看起来挺恶心的。双方咕哝两句后，我们就在桌边坐下默默吃早餐。
那天早上，家里除了他们还有另外两人——镇上的医生约翰·那不勒斯和牧师康宁汉，四个人静静地交谈。看到我走过去，他们静了下来。我爸是个冷淡寡欲、不会表达情感的人。（他有一张国字脸，眼珠子是刺山柑的橄榄色。）因此，只要他流露出情绪，那就表示出大事了，或者至少会引人好奇。其实我已不太记得他平常的表情怎样，但那天早上他的表情夹杂着惊讶、恐慌与困惑，至今仍记忆犹新。“你妈妈死了。”我爸说。声音听来冷静而严肃，语调一如往常，掩饰了他那不一样的神情——没错，他的声音让我放下心来。“约瑟夫，是真的。”康宁汉牧师说。“这样跟他讲是最好的，直截了当。”父亲说。他刚刚正眼看着我，道出死讯，此刻则把头别开，对着康宁汉牧师头上的某处讲话，“牧师，我想您会帮忙处理遗体。不管她希望怎样……都照做吧。”接着他双掌一拍，动作干净利落，像是做出结论似的，然后慢慢走出后门，到后院去了。莱斯特用哀伤的眼神看了我很久，也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留下我们在那里，康宁汉牧师叹了一口气，约翰·那不勒斯则是脸色阴沉。“你啊！”那不勒斯对我说，“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
他知道我有个弟弟。去年夏天，欧文与我曾把一堆草绿色的蛇一条条放进那不勒斯诊所的信箱里。那不过是顽童的恶作剧，但他非常生气，未曾原谅我们。他是个难搞又爱生气的家伙，对世间失望而脾气乖戾，在街上看到小孩，知道他们没什么法子报复，就会朝他们的方向踢起阵阵尘沙。“你不想知道你妈是怎么去世的吗？”他问我。“那不勒斯！”康宁汉牧师说。
那不勒斯不理会康宁汉牧师。“根据我的医学判断，”他接着说，“溪流边的蚊子是中国流感的病媒。蚊子是病媒，你妈不小心走进一个充满病菌的污水坑，害死了自己。”他往椅背上一靠，看起来心满意足，抽了一口烟斗后继续说，“如果你跟你弟弟不避开那条溪流，你们也会得同样的病死掉。”
康宁汉牧师一副吓呆的模样。“真是够了，那不勒斯。”他说。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制止，只好从后门离开。我并不意外，本来对他就没有太多期待——不只是他的牧师身份，也因为他不具威严。他那张脸在人们眼前无法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他不在身边时，大家才能想起他的长相：双颊憔悴深陷，好像有人爬上去咻咻两下把他的肉刮下来，他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那不勒斯耸耸肩。他跟其他人不同，似乎不想离开。欧文跟我先前就注意到了和大人讲话时，如果把他们看成动作慢半拍，甚至比我们差劲（好像他们是我们必须学会忍耐的烦人家伙），他们就会吓得讲实话，也不会采用跟小孩子讲话的语气。但是那不勒斯不吃这一套，骄傲让他不愿改变说话的方式，于是变得很棘手。“中国流感是什么鬼东西？”我开口问他。
那不勒斯吐了一口烟，用粗鲁的口气说：“说了你也不懂。”“我觉得那是你编的。”“我觉得你是个小屁孩。你跟你弟弟都是。”“的确是你编的，对吧？”“说话小心点，小鬼。”“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样来来回回了几次——我问问题，那不勒斯威胁我，直到他叹气让步。“那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染的疾病。蚊子咬了你妈，她就得病死掉了。”这种解释似乎还挺合理的，我一语不发。我想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两人都觉得这种死法实在有点凄惨。但那不勒斯马上想起我是怎么从他口中套出答案的，随即恢复镇定。“你妈没有自杀，实在让我意外。”他说，“上帝为证，如果我是你爸，我一定会去死。”他的眼神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与期待。
他的话并未困扰到我，但他一定误以为我的沉默是因为心里受伤了。志得意满的他用烟斗敲敲桌面，把烟灰倒成一个整齐的小小蚁丘后，就从我家前门离开了，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他沿着门前的路往下走时，我能听见他吹口哨的声音，后来哨声愈来愈小，终至消失，只剩夏虫的鸣叫声。那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话时把我当成大人。
不过，初次让我对疾病感到兴趣的也是约翰·那不勒斯这个自鸣得意的小镇庸医。这算是他的无心插柳之作——我想他会用那种直白的方式向我解释母亲的死因，并非他企图把我当成大人，他其实是个残酷小人，而我确信他只想用言语刺激我，把我弄哭——那一番解释听来刺耳，而且是错误的，却让我初次见识到疾病的世界，还有其中迷人的难解之谜。
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欧文就对文字产生兴趣了；他会阅读字典(3)与各种书籍，他喜欢任何形式的文字游戏，像是易位构词游戏、双(4)关语和回文造句等等。光是读到押韵的词句，或是自己创新的，他就可以乐上一整天。我也很爱读书，但我从不像欧文那样喜欢文字游戏，因为我认为文字本身并不蕴含智能——它是人类创造的，也由人类赋予意义，我总觉得绝妙文句只比充满机关的中国古代百宝盒高明一点而已。作家之所以备受赞扬，是因为他们的写作能力，他们的作品是可以任意改变或操控的，但是，用人造的语言来创作，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也许这样还不够清楚，我该换个方式来解释：语言本身并不蕴含秘密。
但是，科学却暗藏各种迷人的秘密，其中又以医学为最——科学是一个储藏所有谜题的黑暗宝库。语言的诠释与推论有可能是错的，规则可以由人类随意创新或更改，没有纪律可言。有时候，语言看起来就像人类为了自娱而创造出来的游戏，就像欧文那样。但不管是疾病、病毒，还是扭来扭去的长条状细菌，无论有无人类都会存在，等着我们去解密。
约翰·那不勒斯对疾病的看法当然与我不同（如果某个医生认为该关注的是病人而非疾病，那他肯定头脑不大好，而那不勒斯就是绝佳例证），但是我把他的出现当成人生的警讯，如果我当初没走上研究医学这条路，如今就必须和那种人打交道了。即便在那当下，我也知道不充分的解释无法满足我。我实在太沉不住气了。
所幸这件事并非那不勒斯说了算。我爸是个懒人，却不笨，而且在这方面他厉害得很。那天下午，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住在罗彻斯特的姑姑（他完全没想到该把死讯告诉欧文，一直等到他下楼进了厨房，揉揉惺忪的睡眼并大发牢骚时，我才告诉他），接着又打了一通电话给西比尔姑姑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医学院同学，再由那位同学致电一个住在克劳福兹维尔（位于我家以东一百千米的城镇）的朋友。那个朋友就是伯恩斯医师，在他的安排下，母亲的遗体被送到他的诊所解剖。
隔周，他就把解剖报告寄给我们，结果显示我妈并非死于中国流感（伯恩斯在信中用极客气的语气写道：“我自己并不熟悉那种疾病，然而身为一位病理科医生，我必须承认，也许我对当地疾病的熟悉度，并不如我那可敬的同行约翰·那不勒斯医生。”），而是死于动脉瘤。动脉瘤！西比尔姑姑向我解释后，我常常想象那是怎么一回事：只听到动脉轻轻爆开，湿黏松软的组织缠绕在一起，大脑变成一片黑红相间，宛如闪亮黏稠的红石榴。（后来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因为一阵奇怪的罪恶感浮上心头而这样想：多么年轻！多么不公平！成年后，到了能严肃思考自己的死亡、希望怎样死去的时候，我也曾想：多么戏剧性啊！我想象那画面就像一阵流星雨或火花，点点火光如宝石一般从天而降，每道火光都不比秧苗大，母亲的最后际遇几乎让我羡慕了起来。）
西比尔姑姑写信跟我说：“她并未感到痛苦，死得很干脆。她很幸运。”
死得很干脆。我常想起这种说法，直到我自己也当上医生，亲眼见识了西比尔的话是怎么一回事。但小时候那几个字就像死亡的概念本身，对我来讲是个谜。死得很干脆。我妈的运气好，死得很干脆。她是个喜欢做梦的人，宛如人间游魂，而且大自然还把最棒的礼物送给了她。那天晚上，她静静地滑进棉被里，就像把双脚伸进清浅的潺潺溪水一样，闭上双眼，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样，也不感到害怕。
多年后，母亲仍以诡异的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她的脸出现在其他东西上面，看起来是如此怪诞而深奥难解：她曾变成我鱼钩上滑溜的白色鳟鱼，悲伤的嘴巴咧了开来，一双黑眼紧闭着；她也曾变成我家农场边缘的榆树，树上那些参差不齐的斑驳金黄树叶，变成她头顶那一束束打结的黑发；或是穆勒家那只跛脚灰狗，充满渴望的嘴巴一张一合，却未曾出声。年纪渐长，我也开始了解母亲死得有多么轻松，怕死的人对人生都还有悬念，但她没有。仿佛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前一天她还活得好好的，隔天却死了。
就像西比尔姑姑说的，她很幸运。在将死之际，除了死得轻松点，我们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母亲死后，就只剩欧文与我，还有父亲了。先前我说了一点关于父亲的事。他跟母亲很像，都有点疯疯癫癫，无法安于现状，我们说不上喜欢他，但他的确比母亲还好相处。如果说母亲是死时才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父亲则是早早就认为运气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父亲的故乡是我们家附近的皮特镇，那是另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如今几乎废弃了，每年逐渐变得愈来愈可悲，人口七零八落，孩子们长大了便会远走高飞，再不返乡。不过父亲小时候，皮特镇还挺重要的。那里曾经有个火车站，因此镇上经济规模虽小，却很稳健。例如，有旅馆、音乐厅各一间，矗立在主街两侧的是一栋栋蓝色与灰色系的两层楼木造房屋。前往加州的旅人往往会在皮特镇稍事休息，在车站附近的杂货店吃一份鸡蛋沙拉三明治，喝一罐芹菜汽水再上路。镇民因为这种短暂而单纯的关系发财：旅客掏钱买东西，高高兴兴互道再见，双方却绝对不会再见面。毕竟，人生在世大多数的关系不都像这样吗？唯一的差别是，这已成为皮特镇多少代以来的生活方式。
我的祖父母都是匈牙利移民，开了一家杂货店。他们与儿子不同，两人工作勤奋而简朴，对投资很有一套。1911年，也就是我父亲读大三的时候，他俩因为流感相继亡故。父亲与妹妹继承了祖父母的店面与房屋，以及他们生前在林登镇购买的七十英亩农地，还有存款。跟我妈过世时一样，父亲展现出处理后事的能力与效率。他把皮特镇的店面、房屋卖掉，缴了税金，办了葬礼，并且为他妹妹开了一个储蓄账户。当时刚从高中毕业的西比尔姑姑，用一部分钱支付了韦斯利学院的学费。父亲生性较懒，把普渡大学念完后，就迁居林登镇，盖了一间房子，每年买入几英亩的地。西比尔姑姑进入西北大学医学院就读的时候，父亲种植的是大豆、扁豆与黄豆。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成为当地的铁路员工，负责管理时刻表。他完成了自认为该完成的所有人生目标。
母亲的行为令我不解，而父亲的则让我感到气恼。就我看来，唯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彻底懒散的生活方式。对此，我的愤怒难以言喻。理由之一是，我们住在一个勤奋程度决定个人价值的国家。我跟欧文并不特别在意镇民对“值得尊敬”的定义，只是我们的想法刚好跟大家一致——父亲的行为让我们感到羞耻，甚至令人厌恶。毕竟当时是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听过很多儿童被父母遗弃的故事，也看过照片上很多意志消沉与筋疲力尽的男人正在排队等汤喝，或者谋职、借钱。但我父亲就是如此缺乏企图心，心如止水，而且完全没有努力的动机，身处于那个时代却完全不受影响。我还记得那时候每逢晚上坐在厨房餐桌边，我都常常渴求有一个会对我大吼大叫、贬低我，为了让我上进努力而打我的父亲，对我的企图心比我自己还要强的父亲。但我父亲却只是坐在那里，陶醉哼唱着最近的流行歌曲，手卷着烟。他那浓密的八字胡上沾着匆匆煮好的玉米，每当我提醒他，他总是懒洋洋地伸出舌头，像一条优雅的蟒蛇似的扫过嘴巴与鼻子边，同时哼个不停。最让我感到愤怒的，就是这种漫不经心、无忧无虑的举动。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实在很好笑：偶然的好运持续降临到父亲身上，我当然是获益良多，但是当年，我总觉得他对欧文与我而言，只是个帮倒忙的家伙。任谁在那个家庭长大，都会以为天降鸿运是理所当然的事，就连累积庞大财富都不需渴求做梦。其实，我父亲有钱并非他喜欢累积资本，而是钱就是会来到他的手上，如果偶尔做了不理想的投资决策，他似乎也不在意。
这一切都让我愤怒不已，因为像我这种被宠坏的孩子最想要的，莫过于那种清贫度日的浪漫感觉。我常幻想自己的父母亲是努力工作的移民，而我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希望。《银色溜冰鞋》之类令人感伤的儿童故事让我很感动，而我常把家人幻想成类似故事里面的各种角色。父亲是笨拙无助的中风患者，流着口水，而欧文则是我那跛脚的白痴弟弟。我自己是个拓荒者与英雄，果决而机智。教育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我一定要把书读好，一旦我当上医生，全家就能脱离绝望与脏污的环境，搬入坚固的豪宅。我幻想自己因为多年来接受的美国教育，成了杏林圣手，可以把我那可怜的父亲医好，而他则不顾我的抗议，立刻开始工作。我那坚强而下定决心的母亲也恢复了美貌，多年来第一次露出微笑，我的弟弟更因为有钱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学会了说话，慢慢练就运动员的体魄。这是多么激励人心的故事啊！但实际上，我必须摆脱的负担并非贫穷，而是一个自满、完全不想努力的父亲，还有舒适的童年生活——要不是我对童年充满反感，那应该是一段可以好好享受的时光。
话说回来，我还有西比尔姑姑。我先前曾提及，我爸向来很敬佩西比尔姑姑，我甚至觉得他的敬意用五体投地来形容也一点都不夸张。当然，父亲是完全不了解她的，就像他对我来讲也是个谜一样；像她如此勤奋、聪慧而积极的人，怎么会跟父亲来自同一个家庭呢？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欣赏西比尔姑姑。当年，许多嫉妒她或自卑的人曾说，西比尔能够自立真是太好了，因为没有男人会愿意照顾她。如果此番言论遭到质疑，他们会把话圆过去，说她太独立、太敢言，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留着一头大鬈发的西比尔丑到一定嫁不出去，而她也的确没结婚。她比我爸小四岁，但是她于1945年12月因乳腺癌病逝时，五十二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还老。西比尔毕生被当成怪人，我认为从她在罗彻斯特当小儿科医师开始，她就认命地扮起了乡村小镇中性老处女的角色。
基于许多理由，这实在很可惜，但我向来认为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免疫学家。她的个性不屈不挠，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极具创意与自信，但又不高傲。她的思考面很广，像很多天才一样能做跳跃式的思考与分析。她似乎无所不知，等到我自己读医学院之后，她向我承认她也想过要成为“医学界冒险家”（不管是我还是她都不确定这种冒险家该做什么事，只知道我们俩都想做那种人），但未曾办
(5)到。后来，她用害羞的语气向我坦承，她一直想要有自己的小孩，也劝我无论选择哪一种工作，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孩。她说，小孩会为我带来人生最大的快乐。当然，这也是我近来一直在想的事情，理由明显无比。西比尔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正确而睿智，但在这方面她为什么搞错了呢？
小时候，我常有机会看到西比尔。直到母亲死前，每年夏天她都会来我们家住上几个礼拜，母亲死后，她来的频率更高了。她会把病人介绍给当地的其他小儿科医师，带着礼物来找我们。尽管西比尔向来不太了解我妈，但还是会送她一些漂亮的小东西，一方面是有点看不起她，另一方面，她知道我妈绝对不会浪费那种东西——无论她送什么，我妈总是很喜欢，把东西戴在身上，算是与自己的美貌相得益彰。我记得她曾帮我妈买了一件印有野花花纹的丝质洋装。母亲立刻把洋装穿上，转了几圈。她在客厅中旋转的身影，还有丝布的乳白色光泽仍历历在目。西比尔姑姑跟母亲一向没什么话可说，而且我相信她对母亲是既悲怜又羡慕的态度：悲怜是因为我母亲似乎很满意自己过的那种毫无企图心的简单生活，羡慕则是因为母亲的确很满意，因为她的确过得很自在。
她带给父亲的东西都比较奇怪，比如病人亲手雕刻的小鸟造型哨子、卵石做的枫糖罐，或是搜集岩石的书。她买给欧文的则是书籍、拼图和看起来有纤维、非常厚的棉花材质画纸。
西比尔喜欢我们家的每个人，但显然我是她的最爱。西比尔与欧文也都喜爱对方，但他们未曾拥有我和她都喜欢的深厚姑侄关系。事实上，我一直怀疑西比尔认为欧文有点肤浅，还有，尽管她非常赞赏他的各种文艺创作（他写的史诗，还有他以农场生活为题材的抽象画），但她仅用一般的薄弱热情去欣赏，未曾提出具体的评语或赞辞。她并不讨厌艺术或艺术家，但她也从未试着去了解这两者。
平心而论，欧文对西比尔的感情也不像我对她那样深厚，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甚至与西比尔本人无关，只因为欧文觉得我那去世的母亲与懒散的父亲带有一点神秘感，他们的疲态代表着激进立场，甚至某种反叛姿态——后来，他宣称当年影响他、让他有这种想法的那种美国文化粗俗不堪，企图心太强。（然而对我来讲，懒散与反叛根本就是两回事。）当然，欧文也曾幻想自己想要哪一种父母。我找不到适当的措辞来形容，就姑且这么说吧：如果我幻想的父母生活在困顿中，他幻想的父母则是带有反抗精神。我总认为，欧文最遗憾的就是没能晚生三十年，当所谓“反传统一代”的小孩。
欧文未曾像我那样深爱西比尔的另一个理由，的确与她本身有关。他尊敬她是个天才，也喜欢她，却也认为她不够优雅、欠缺文化教养。这一点大致上没错，但无法推翻我与欧文争论多次的事实：她是我们生活周遭最有活力的大人。要不是她，我们不会有另一种行为典范可学习，也可能投入较没挑战的工作领域。
总之，西比尔向来把最棒的礼物留给我：小型显微镜、老旧的听诊器，还有加注手写字母的树脂心脏模型。她还曾买给我一盒盒非洲蜣螂标本，固定在白色坚硬的厚纸板上，包着黑色皮革外框。她为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物理课，教材是她送的棒球和球棒；她从罗彻斯特大老远搬来一台老旧收音机给我，只为了示范如何拆解它；她也送过我厚厚的放大镜，不过她看到我趴卧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用放大镜把蚂蚁烤死后，还数落了我一顿。
西比尔送给我的十一岁生日礼物乍一看可能会被认为是送错了。这本《伟大科学家列传》的内容缺乏想象力，插图也太孩子气，文字风格活泼，简单到有点污辱人，比较适合愚钝的六岁小孩。说真的，那简直是科学界伟人的传记大全，里面用短文介绍了每位“顶尖”科学家（包括他们的名字、重要贡献等等，我几乎以为连身高体重与嗜好也会收录），好像科学家跟棒球员一样，能够用明确的方式排名似的。当年这种写法看似荒谬，但随着我年岁渐长，却愈来愈有吸引力。（其实距今最近的1994年的版本中就有我的介绍。文字当然很简单，(6)但就精确度来说，不输其他关于我的大篇幅介绍文字。书里面还有(7)一张我与菲利浦的合照，当时他大概十岁。照片的画质奇差无比，菲利浦的脸像个黑色的圆圈，他的微笑是一道白色切口。我自己则是体形笨拙，简直是笨手笨脚的马戏团演员。）
言归正传。那本书并未引导我见识自然世界的可能性与运作机制，却带领我认识了那些迷人的科学大师。因为那时候我才明白，有些人把心力投注在科学研究上，而他们正是我钦佩的那种人。II
先前我曾提到，我家房子的正中央有一道弯曲的楼梯。对一个建筑风格如此低调的地方而言，它那花哨的模样实在与此格格不入，因此我觉得它只是暂时留在我家而已，总有一天，会回到它原本该归属的纽约第五大道那些金碧辉煌的豪宅中。这座矫揉造作的楼梯，是前任屋主的杰作（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被迫离开纽约回林登镇的家族房舍定居，从此自认遭逢人生的奇耻大辱），盖得很好，木料也坚固，在我们家迁入的五十年间未曾维修过。我爸常漫不经心地说要把它拆掉，重新修一座比较简单的楼梯，但从未动工。他去世前我曾回到农场，发现楼梯几乎完全坍塌，所以欧文与我不得不使用活动的梯子，否则无法进入二楼的卧室。
回到1935年，那座楼梯虽然和当时的美学标准不尽相符，但至少还耐用，总之挺符合我的需求。我决定把它从上到下重漆一遍。楼梯的地毯早于几年前便已拿掉；由于整排楼梯布满尘土与碎木屑，为了避免木纹完全消失，必须涂上好几层油漆。我把二十级阶梯逐一上漆，正面、底部与侧边分别使用不同的颜色。等几个小时油漆变干后，再从最顶端开始干活，把每一级阶梯的正面与顶端漆上不同科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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