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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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九辑试读：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实施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2001～2006），其中包括一个系统的出版计划，编辑和出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就是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计划有幸得到了香港凯瑟克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从2002年12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编辑出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一辑）迄今整整十年。过去的十年，我国经历了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在制度建设上有了重要进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规模继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自2007年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继续得到香港凯瑟克基金会的有力支持，实施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2007～2012）。目前，全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已有300多家，其中有60家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硕士课程，一些研究型大学正在或即将开设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方向的博士课程。201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强调要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2011年11月中组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十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精神，各地在积极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在专业实践、岗位设置、人才聘用、制度激励与保障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努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实践发展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促进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方法的发展、完善社会政策的决策与实施、推动民生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创新，将是新时期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使命。
截至2012年4月，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员单位及作者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编辑部坚持面向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实际，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坚持较高学术标准的办刊宗旨，一共出版了八辑。通过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编辑部全体同仁的积极努力，2011年12月经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定，《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已入选2012～2013年度CSSCI收录集刊。这是《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在推进学术研究上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也为以后深入开展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我国将进入一个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时期，人们期望国家继续保持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民生事业得到继续推进，民主法制与社会治理得到有效提升，政治体制改革有新的突破和举措。这是一个充满期待又面临诸多挑战的时代。在新时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对社会工作专业群体而言，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向前，发奋努力，不断完善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积极促进社会政策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及人民福祉的改善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学术平台，《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将继续承担起推进科学研究、促进学术制度建设、完善专业教育、推进社会工作实践及社会政策发展的任务，同时推动本刊物的升级与发展。我们期望，社会工作教育者与实践者继续携手努力，提升社会工作科学研究水平、拓展社会工作理论发展、促进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在科学研究、学科发展、制度建设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谨此共勉。《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编辑部2012年11月4日
[社会工作实践与社会福利政策研究]
[1]觉醒和行动：公平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
——以建筑业农民工社会工作为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郭伟和摘要：建筑业农民工被形容为21世纪的“包身工”。在弹性、高薪的外衣包装下，掩盖的是建筑业农民工严重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问题——劳动合同缺失、劳动风险增强、工资持久拖欠等。如何通过社会工作的干预，促进建筑工人意识觉醒和权益保护，从而实现一种公平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独特使命。本研究基于一个劳工服务机构的工作案例，初步探索中国转型社会工作的本土模式：进行持久的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教育，推动工人的意识提升和工人组织发育，连接大学生志愿者的支持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倡导，推动建筑业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和增权行动。
关键词：建筑业农民工 分包体制 转型社会工作 劳工增权一 引言：建筑业农民工的困境和体制性根源
2009年爆发了曾经在深圳打工的湖南耒阳和桑植两地区的风钻工人的尘肺病事件，100多名尘肺病患者遭遇了艰难的维权困境，他们被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推诿扯皮，因为事过境迁之后，他们缺乏基本的劳动合同来证明他们的劳动关系，包工头体制当年给他们带来高收入的同时，却埋下了致命的隐患（沈原等，2010）。2010年11月15日的上海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导致58人死亡，71人受伤，再一次暴露出建筑行业的高风险特征。而事故原因已经查明，在于教师楼改[2]造工程遭遇违规层层转包。近年来，中国建筑行业频频发生的工伤事故、职业病危害和工资拖欠问题，并不是偶发的建筑风险，而是存在系统性风险。200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现状调查的简要情况》，里面列出了当前建筑业农民工的六大困难：合同签订率极低（10%～20%），按月足额领工资困难，参加社会保险难度大，施工现场生活设施简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安全生产问[3]题突出，职业培训缺失。2008年，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对香港新世界集团的大陆建筑工地，进行了建筑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调查。调查涉及6个城市，9个工地，虽然不是严格的抽样调查，但是作为建筑行业比较规范的上市公司，新世界集团的建筑工地状况至少可以反映中国建筑工地劳工状况的较高标准。然而就算是比较规范的建筑工地，他们的调查报告却显示新世界集团建筑工地存在十大非法用工制度——不签劳动合同（样本数据中劳动合同率为0），工程层层转包，工地管理中非法罚款，极端延长工时，“窝工”现象常规化，社会保险缺失，生活环境恶劣，职业病隐患严重，职业培训缺乏，缺乏安全防护用品（SACOM，2009）。时隔3年，2011年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对北京市海淀区的8家建筑工地的农民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又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显示，虽然这两年建筑工人有30%左右开始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所签劳动合同多数是畸形的劳动合同，而且只有一份，保留在建筑公司手里，用于应付检查。而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则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服务队，2011）。
所以，建筑行业农民工问题绝不是个别存在的违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制度性扭曲导致的严重侵犯劳工权益问题。这个严重扭曲的制度关键在于当前中国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的分包体制——建筑工人长期跟随包工头到各个工地上搞建筑，而各个建筑公司并不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以建筑劳务的形式非法地转包给包工头。包工头再和工人订一个口头协议，工期完成后结算工资（潘毅、卢辉临、张慧鹏，2010；任焰、贾文娟，2010）。建筑行业这种分包劳工体制并不是像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和行业主管部门政府官员所言，是由建筑行业的自身特点和规律要求的，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在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建筑资本积极努力形成的特定时期的压迫性体制。潘毅（2010）等学者的研究指出，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还是西方福利资本主义时期，建筑行业的劳工制度都不如当今中国的建筑劳工体制具有如此的暴力和残酷性。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筑行业是国有和集体所有体制，建筑工人是长期固定的正式工人；而在西方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建筑行业的工人也可以通过行业工会签订劳动合同，获得稳定、合理的薪酬和劳动保护。只有当今中国建筑行业的劳工体制，借用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霸权制度（沈原，2007），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拆分模式（任焰、贾文娟，2010），对建筑业农民工实行非法雇工、拖欠工资、限制自由、缺乏劳动保护等比较原始、残酷的压榨和剥削。这种残酷的建筑行业劳动力剥削体制在宏观上是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的灵活积累体制的变通造成的。以GDP为中心，全力推行招商引资，以及积极促进房地产开发，扩大土地财政收入，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而这个核心目标的实现，已经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公司型政府模式，而是主要通过劳动力就业的非正式实践来完成的（黄宗智，2010）。就建筑行业劳动体制而言，这是通过两个违法行为制造出来的：第一个是转包工程的违法，违背国家的《建筑工程招标投标暂行规定》，各个建筑公司普遍地把工程层层转包给不具资质的各个包工头，或者名义上分包给有资质公司，但实际执行的却是挂靠在公司的包工头；第二个是用工形式的违法，违背国家的《劳动合同法》，建筑工人普遍没有劳动合同，只是通过口头协议来商定工资报酬，或者签订畸形的劳动合同，并且只留一份在建筑公司，用于上级检查，而不是实际的劳动合同。于是这就滋生了许多黑色化的现象：开发商黑建筑企业垫资，建筑企业黑包工头垫工，最后包工头就黑建筑工人工资。所以，有人把这种包工体制下的农民工恰当地形容为“21世纪的包身工”（SACOM，2009）。
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和民间债务证明，包工头很容易不讲信誉，卷包走人，最后建筑工人空手而归。而当建筑工人发现上当，诉求到劳动主管部门，一句“无劳动合同”就把他们挡在了依法维权的门槛之外。更为悲惨的是当他们发生了工伤、职业病以后，也是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和单位证明，根本不能做工伤、职业病鉴定，更不用说获得合法的权益，最后只能得到类似深圳市政府官员的搪塞之词——这是发展的代价，政府只能尽人文关怀。好一个“发展代价论”和“人文关怀说”！这就是当前中国建筑工人的困境，他们基本上被排斥在各项法律权益、行政保护之外，出了问题，只能通过创伤展示和暴力表演来进行博弈，最后还被诬蔑为“非理性维权”，给相关暴力机关授之以合法施暴的口舌。有学者直指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用工特征就是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暴力文化（潘毅、卢辉临，2009）。二 相同困境下的劳工服务策略
面对这种暴力文化下的用工制度和劳动生活状况，建筑业农民工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境况呢？当前流行的解决道路主要有三种：依法维权，工业社会工作，企业社会责任。以下我将简要分析这三种道路的基本思想和各自的局限性。1.依法维权的社会限制
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法制社会，各项立法逐步系统规范，有关劳工立法也取得了较为全面的进展，1994年颁布《劳动法》，2007年颁布《劳动合同法》，2010年颁布《社会保险法》等。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涉及劳工权益的行政法规。所以，中国并不缺乏法律，在法制社会的话语笼罩下，依法维权被认为是解决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困境的主流道路。不管是各级政府的施政方针，还是许多关心农民工问题的NGO，都在倡导依法维权。于建嵘曾经指出，农民相对于国企工人，缺乏可以依据的历史上的道德资源，农民工从来不是国家的骨干力量，而只是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主体，所以农民的集体行动不会打着国家主人的伦理旗帜，而是依靠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新意识形态话语——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走依法抗争的道路（于建嵘，2004）。然而，郑广怀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来，中国虽然有比较完备的各项劳工权益制度，也有为之奔走呼号的民间维权组织，但是实际的维权实践过程却是扭曲的剥权过程（郑广怀，2005）。他的研究揭示，农民工维权问题不仅是一个依法执行问题，背后还涉及地方政府和资本者的利益连带关系，涉及劳工组织的力量微弱等社会力量问题。社会力量的失衡，导致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第二制度”（原作者用语，意指地方层面的具体制度规定）对“第一制度”（意指国家的普遍制度）的选择性使用从而达到对农民工当事人的去合法性、加大维权成本、弱化社会支持等目的。实际上早在2002年，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李静君已经深刻地分析出，中国现时所谓的“法制精神”并不是追求法治社会，而是通过法的专制使“法”成为一种维护地方政府部门和资本联合利益的工具（Lee，2002）。2.工业社会工作的衰退
随着深圳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了“12跳”员工自杀事件，深圳市有关部门在派往富士康的工作组中加入了专业社会工作的成员。然而，据参与富士康员工自杀问题的有关社会工作者介绍，他们面对地方政府和资方的联合压力，难以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判断，改善员工的人际关系和劳动生活条件，结果变成了协助有关部门筛查有自杀倾向的员工，将他们从富士康公司排除出去。工业社会工作为什么难以在中国跨国公司里发挥作用，这还要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演变过程寻找根源。
西方资本主义经过了150多年的激烈动荡，到20世纪中期形成了福利国家体制。在福利国家体制下，一方面通过各种法团主义模式，整合了工人阶级力量、资方力量和国家力量，形成了人道主义的社会福利体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护（Esping-Andersen，1990）；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福特制企业，也吸纳社会福利体制进入工厂，为工人提供各种福利服务，形成内部福利国家和内部劳工市场，来稳定工人队伍，促进工业效率（布若威，2005）。
工业社会工作正是嵌入在这个福利国家体制和福特工厂体制之中的。它起源于19世纪末期的德国克鲁普军需工厂（Krupp Munitions Plants）。为了支持和稳定其工业车间，克鲁普工厂向其工人提供住房、食堂、健康服务和其他设施。之后，在20世纪之交的法国、德国、秘鲁、印度和荷兰等国家，都有相当数量的工业社会工作（Skidmore，Thackeray，and Farley，1991）。直到20世纪60年代，工业社会工作才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企业福利设施。各个大型工厂都聘请福利秘书或者福利经理来处理员工的生活问题，稳定劳动关系，提升劳动效率（李宗派，2000）。显然，工业社会工作产生之初，就是资本主义大型工厂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对工人运动妥协和进行修正，通过提供小恩小惠，从而稳定雇佣关系和改善职工福利（波提斯，1987）。在20世纪60到80年代，工业社会工作确实在大型资本主义工厂里，解决了大量的员工酗酒问题、亲子教育问题、婚姻问题，促进了各大工商业中员工福利设施的改善，同时也降低了资本主义产业中的缺勤率，降低了个人的各种医疗成本，提高了劳动效率等（Skidmore，Thackeray，and Farley，1991：248）。
然而，随着福特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瓦解，工业社会工作也如明日黄花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就连上述引用的美国社会工作教科书，在其新版本（2003年第九版）中甚至干脆取消了工业社会工作这一
[4]章节。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体制不再强调规模经济，而是注重全球范围的转包生产和不同生产中心的网络化协调。范围经济压倒了规模经济，小批量订单化生产取代了大批量生产。而劳动就业体制也就不再强调稳定的职业生涯、对企业的效忠，以及内部劳动力市场等要素，而是分化成核心劳动群体和外围劳动群体“双重”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外围劳动力转向了临时的非全日制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灵活资本积累体制和灵活劳动就业体制的联姻（戴维·哈维，2003）。面对灵活资本积累体制和灵活劳动就业体制，企业员工福利成为少数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特权福利。而那些灵活就业的外围劳动力队伍，再和资本家谈什么“雇员协助计划”“小额福利计划”，来稳定职工队伍、刺激劳动效率，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当前中国建筑行业的分包体制恰恰就是结合了全球化时代的灵活资本积累体制和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了一种关系霸权，对正在形成的中国劳工阶级进行更为灵活的支配和更为残酷的剥削（沈原，2007）。在分包体制下，建筑业农民工根本没有劳动合同，也就不是企业的正式员工，所以源于正式员工的各项福利计划他们也就基本上享受不到。因此，就算是小恩小惠的工业社会工作也难以对建筑业农民工发生作用。当然，因为剥夺了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权利，剩下的少数核心管理层的工资报酬和员工福利可能会比较丰厚。这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对分和相互对立，无助于建立一个相互团结与和谐的劳工关系。2010年的南海本田汽车工人罢工事件主要就是因为核心员工和外围员工之间巨大的工资与福利差距引发的。3.形同鸡肋的企业社会责任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灵活资本积累体制和灵活劳动就业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劳工问题的应对策略，主要转向了企业社会责任。它以NGO为主体，制定企业社会责任规范，通过全球化的消费者运动联盟，对跨国公司形成压力，促进跨国公司遵循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维护劳工权益以及其他各项标准。各大跨国公司为了自己的公司形象和市场份额，在消费者运动和各个NGO的压力下，被迫制定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并邀请NGO进行查厂审计，发布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样，企业社会责任如同一根鸡肋，虽然不能真正解决劳工的困境和问题，但是在没有更好的解决思路之前，至少可以作为一项安慰，来减缓劳工的痛苦和灾难。有关中国境内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执行情况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来，企业社会责任多数是资方和管理人员参照国际规范制定的标准，并没有让员工参与，而且许多员工也根本不知道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更谈不上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来增进自己的权益（余晓敏，2007；2008）。更有甚者，许多企业并不是真正履行社会责任，而是通过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来应付外界NGO的查厂和审计，实际上是在尽量规避各种社会责任。最近的行动研究指出，如果要想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必须依靠企业内部员工的参与和外部NGO的监察，共同促进企业制定和履行社会责任标准（Pun and Yuen-Tsang，2011）
显然，现行三种解困之道，要么是明日黄花，要么是形同鸡肋，要么是遭遇地方利益权力结构的剥权过程，都不能在根本上应对当前中国的劳工问题，尤其是建筑行业，更为突出和典型。中国建筑行业，在全球化来临之前，就已经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固定用工制度，改为分包生产制度。在全球化浪潮的今天，建筑行业更是借口自己行业的独特性（生产周期不稳定、建筑合同量不稳定），肆意推行工程转包和劳务分包，严重地违背建筑工程管理规定和劳动法规定（潘毅、卢辉临、张慧鹏，2010）。没有稳定的劳工队伍，根本谈不上工业社会工作；没有正式的劳动关系证明，依法维权困难重重；层层转包的分包体制，难以分清责任主体，也就难以从市场上形成消费者压力，让建筑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 意识觉醒和合理行动——跳出双重困境的另类可能
解决建筑业农民工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新的道路和模式。如何增加建筑业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如何改变分散薄弱的建筑业农民工存在方式？如何发育来自基层的建筑业农民工自己的组织？如何倡导社会的集体意识和阶级身份？只有来自当事人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的增强，才有希望形成一支社会力量，推动建筑行业转变现在扭曲的分包体制，履行国家基本的劳动法规和企业社会责任。说的学术一点，这是一个卡尔·博兰尼所谓的积极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博兰尼，1989）。然而，这个积极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是怎样的呢？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呢？还是需要有人协助推动发育呢？博兰尼从宏观历史发展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双重运动的辩证过程，指出了社会力量在遭到市场-资本的破坏之后的反抗，进而出现了保护社会、牵制资本的力量。
但是如果考察得再仔细一些，我们发现在博兰尼的著作里，缺少具体的历史行动当事人社会行动的过程描述。他们是如何觉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集体利益、集体身份和历史使命，从而集合成一种社会力量，来制约市场的过度恶性竞争和资本的残酷压榨？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迈克尔·布若威找到了博兰尼的公民社会发育理论和汤普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之间的关联（Burawoy，2003）。布若威指出，汤普森的研究弥补了博兰尼理论的不足，汤普森发现了英国工人阶级如何由一个分散的、传统的手工匠人，通过形形色色的具体历史斗争过程，形成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构成了一支重要的社会保护力量。这个微观过程的分析显示，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集体行动，离不开各个国家具体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因素，也离不开各个国家工人组织的具体模式和行动策略（汤普森，2001；吴清军，2006）。
这些理论家帮助我们理清了一个西方社会发展逻辑：单个分散的传统工匠，在卷入现代工业资本体系中时，造就了一种共同的客观社会地位，提供了联合反抗的基础，进而通过共同利益的斗争，形成了一支积极保护社会的阶级力量。然而，当前中国建筑工人面临的问题和19世纪的英国工匠不一样。英国工匠是被卷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过程的，而当前中国建筑资本则是主动利用传统身份和联系纽带，来限制建筑工人彻底进入工业资本关系，继续保留其乡间生活基础，从而更加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沈原，2007；任焰、贾文娟，2010）。加上地方政府亲资本的招商引资政策，利用过时的户籍管理制度，配合资方的利益，有意把农民工限制为农民身份，剥夺其公民身份权利，维持其半无产阶级地位（潘毅、卢辉临、张慧鹏，2010）。这就打破了建筑工人的统一社会基础，使得分散的建筑工人难以形成联合的力量反抗建筑资本的支配和剥削。所以，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在遭遇各项困境时，一般是通过非正式老乡关系网络积极协商争取，但往往无功而返，最后演变成通过自我伤害的暴力表演来博得社会同情（潘毅、卢辉临，2009）。
如何把非正式的，乃至创伤性的社会抗争转变为正式的、积极的、建设性社会抗争？这需要一种外部力量的积极协助，来促进建筑业农民工集体意识的觉悟和集体身份的建构，进而通过合理、合法的集体行动，来争取自身权益，乃至改变现行分包体制。这种外部力量的连接，可以通过转型社会工作专业来承担。转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专业较为激进的一个派别，是以对传统社会工作的保守治疗倾向的批判为基础的。它指出，传统社会工作建立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人道主义基础之上，以社会系统功能的协调发挥为标准，对那些苦难的弱势群体，要么从功能主义出发标定为功能失调者，要么从科学主义出发标定为心理扭曲者，进而提供辅导或治疗，目的是恢复其社会功能（Mullaly，1997）。这种传统社会工作强调其技术性和专业判断，缺乏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和干预，最多注意分析社会政策过程和资源分配问题。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福利国家危机，传统社会工作面临管理主义的压力，日益被剥夺其技术和专业判断，成为一个机械化的、常规化的工作。有人把社会工作者的这个变化过程形容为“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专业社会工作者日益被贬低为一个执行上级标准程序的流水线上的工人（Fabricant and Burghardt，1992）。基于这种双重批判，一些学者开始提倡转型社会工作，希望通过激进的人道主义和结构主义（Mullaly，1997），或者通过创造性社会服务模式（Fabricant and Burghardt，1992），或者通过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Pease and Fook，1999），来实现服务对象的解放和增能，建立合作关系，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的转型，以及推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转型。
中国社会工作刚刚处在一个专业化进程起步阶段，然而我们遭遇的问题却是快速转型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的转型又遭遇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灵活积累体制，导致中国社会日益被分裂成福利优厚的核心员工队伍和中产阶层，以及缺乏基本公民资格和工业公民身份的边缘劳动力。这种分裂的社会转型处境给中国社会工作制造了一个困境——要么违背社会公正价值，仅仅关注中产阶层个案的社会功能失调和核心员工的职业福利问题；要么坚持社会公正价值，关注那些日益被排斥出去的边缘群体的公民资格问题。这种分裂的目标群体定位难以借鉴西方福利国家时期的自由改良主义的康复性社会工作。中国社会转型处境需要发展一种自己本土的转型社会工作模式。以下，我们尝试通过一个案例，来展现在建筑行业，社会工作专业如何介入建筑业农民工的教育和组织建设，进而推动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增权和行动能力，培育推动建筑行业体制转型的内在力量。四 一个反思性案例呈现
下面案例是基于一个建筑业农民工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该机构是2008年成立的一个专门为建筑业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教育、组织、支持和倡导的机构。该机构依托大学老师作为董事，提供劳工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把握工作方向，具体服务工作由几名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和其他专业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负责。机构的宗旨是改善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保护建筑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建筑业农民工用工制度合法化。机构坐落在北京西北郊区的建筑工地附近的移民社区，设置有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提供录像、讲座、图书和咨询等各种服务给工人。为了更加主动地接触工人，机构还深入到北京周边的建筑工地宿舍区和工伤救治医院探访，和工人建立联系，发放建筑工人权益手册，提供流动的文化、教育和娱乐服务。机构也希望通过工地探访，能够发现有特别麻烦的工人，提供具体的个案干预，协助建筑业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但是机构不限于提供服务，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建筑工人增权，增强他们自身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同时机构相信必须推动建立建筑业农民工自己的骨干网络，乃至工人组织，通过团结合作的方式，来增强建筑业农民工的力量。机构还相信，必须动员社会公众关注和支持建筑业农民工这个群体，于是着重在首都高校动员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建筑工地的探访和普法宣传教育。同时，机构积极联系公共知识分子，通过论坛、关爱日等活动，扩展社会公众对建筑工人生存状况的认识，倡导社会政策改善等。下面，我将具体呈现和分析该机构是如何经由外展服务、个案干预、社会倡导和志愿动员、下乡社区教育、工人网络建构等工作策略，来实践转型社会工作的使命。1.工地探访
建筑业农民工是在分包体制下，跟随承包工程而流动的。他们在城市并没有固定的居住点，一般都是在工地附近设有简陋的宿舍区，实现工作地和生活地的合并。所以对这个群体的服务很难通过固定的服务中心提供。面对这个处境，该机构虽然设有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但是并不限于在机构中提供服务，而是主动地深入到工地中提供外展服务。到工地的外展服务通常是机构的工作员与动员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开展，通过给工人提供文化宣传和表演，来丰富建筑工人的业余生活；然后在此基础上，密切和建筑工人的关系，从中发现和动员积极分子，给他们提供更加切实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方法的培训。这个过程中，机构也注意发现一些特殊的案例，提供后续的个案干预。以下是该机构的一份工地探访计划，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工地探访的内容、方式和理念。探访计划续表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机构已经探访了6个工地13个宿舍区近10000名工人。我们发现，这个探访计划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对建筑工进行普法宣传，另一个是进行建筑工积极分子的动员。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通过大学生志愿者的服务活动，从而获得大学生和建筑工的互相了解与互相教育的效果，为以后的焦点事件获得社会支持奠定基础。由此我们发现，这和一般的维权服务机构的工作既相同也不同。有相同的工作目的——建筑工的普法宣传。然而，这个机构强调普法宣传的策略和意义不同于一般的维权机构，他们更加强调工人积极分子教育和动员，以及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和连接。这就凸显了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色——帮助人们挖掘自身和身边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总是依靠外界解决问题。2.个案服务
在工地探访的基础上，他们发现了一些特别困难的工友。于是，他们就开展积极的协助和支持来帮助这些工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的工作手法既不是传统社会工作意义上的个人辅导和家庭调解，也不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法律援助，而是以案主的问题解决为中心，通过动员社会支持力量和案主自身力量的连接，来增强案主解决问题的能力。目前他们已经帮助6个案例50多人讨薪，帮助2名工人解决了工伤认定和赔偿，正在跟进4名工伤工人解决工伤问题。我下面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展现如何通过社会支持来实现案主增权的内在精神。
北京西郊的马连洼某工地宿舍里，工人与往常一样，躺在床上闲聊，或在水桶边洗漱，或者边打牌边开些无关痛痒的玩笑。机构动员的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地进入了这间宿舍。看到陌生人闯入，几人一齐抬头向门口张望。气氛紧张。大学生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留下几本维权手册后，说了句“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利”，随后就退了出来。
一个喝过酒的农民工追出来，连问了几个问题，“假如有人在工地死了，应该怎么办？”“假设他死在宿舍不是工地上算不算工伤？”
随即，又有两个工人上来解释“他喝醉了”。
然而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断定“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晚上回到宿舍，他们在网上通过QQ聊天，一名学生的发言刺激了他们：“我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父母打工供出来的大学生，现在为不相识的农民工维权，可能有一天我的父母就会受惠。”
当晚的讨论有了结果：第二天返回工地，确定是否有农民工发生不幸。
第二天他们返回工地，发现一名57岁的工人干活时说不舒服，后回到工地宿舍（工地施工楼盘地下室）休息，在宿舍里突然发病死亡。工地因此遣散了年龄超过55岁的工人。死者女儿已经进京，但施工方认为不属工伤，只拿到2万元“同情费”。
再一次QQ群内讨论，“同情费”三个字让这群大学生为之一颤。这次十几个人毫无争议的决定，采取行动声援死者家属。他们将调查的过程详细记录下来，列举马连洼工地11条违法违规的问题，将信件寄至施工方，副稿送至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北京市劳动局。
但一时间，未得到任何回复。
随后，他们将调查的详细经过转发到各大高校BBS上，并呼吁关心农民工权益的大学生一起参与，为死者讨要工伤赔偿而非同情费。
瞬间，帖子的点击量超过千次，帖子连同被点燃的情绪一起，通过校内网、Email、QQ群以及口耳相传的方式在高校中不断蔓延。
经过和死者女儿的联络，得知她因为势孤力单，正准备接受2万元的同情费离开北京。大学生们随即鼓励她说：“我们都支持你，再争取谈判机会，重新谈判这个赔偿。”
3月29日，死者女儿争取到再一次跟工地负责人谈判的机会。上午10点，当她来到工地时，只见许多穿着朴素的年轻人，拿着白色菊花，唱着《生命之歌》。死者女儿感慨地说：“打电话时，我以为他们闹着玩的，没想到竟然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人这样费劲。”
谈判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20余位学生在工墙外站了一天，期间工地管理方和学生发生争执，片警以及110来过两次。
屋内的谈判和屋外的阵势一度非常紧张，一个陪同家属谈判的女生，见负责人没有解决问题就要离开，她上去哭着喊：“为什么你竟敢走？为什么这条人命这么贱？”然后，站在墙外冻得哆嗦的学生，几乎都哭了。“后来我们大家都进去那间房子，不放他走，在那里唱《生命之歌》。期间冲突闹大，警察开车来过，建议我们走法律程序，他说，这里毕竟是北京呐！”一名大学生志愿者说。
事后，一名志愿者在日记里写道：眼前这个人开出了5万元的价码，我是初来乍到，亦不大解世故，谈判之前，我拿着我们计算好的22万元，没想到竟一下子缩到这么一点点。那一瞬，我觉得我想要脱离人生。
最后，施工方将同情费上升至6万元，但不承认是工伤。
大学生们继续鼓励死者女儿走工伤认定之路，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是最终因为行政程序的繁琐和法律专家的冷酷，死者女儿觉得拖不起这个漫长的维权道路，而接受了公司64000元的赔偿。
之所以详细回顾这个个案，是想印证我们在文献回顾中曾经指出的通过行政程序和法律诉讼为农民工维权，存在很多陷阱。真正能够帮助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的是要通过社会支持和当事人能力的连接，来争取实际的利益。当然，这不是说对中国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完全失去信心，而是说要改变这个环境，使之更加公平和有效，还要靠社会力量的发育和动员。
另外，这个案例说明他们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个案社会工作方法。这个个案有点类似任务中心模式。它始终紧紧围绕当事人面临的问题[5]而展开服务，并且把案主的问题分解成清晰的任务来完成。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的任务中心个案模式，而是把个人的行动策略纳入一个集体行动网络中，缓解个人的孤单和无奈，从而引发案主内心的动机和能量，得到增权的效果。所以，动员大学生志愿者陪伴和支持，是对案主增权的最主要方式。当然，整个个案始终都是以案主为中心的，而不是大学生包办代替。当案主觉得已经耗不起漫长、冷漠的行政程序和法律程序而自愿选择务实的妥协时，学生们虽然感觉有些遗憾，但是也尊重案主的选择。3.社会倡导和志愿动员
很显然，个案服务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问题的。上述个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建筑业农民工的问题需要从体制上改变建筑业包工体制和非法用工形式。而这个制度的改变，就需要发育广泛的社会力量来推动。而社会力量的发育，就需要开展社会倡导和志愿动员工作。事实上，该机构在建立之初，就注意动员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到工地探访和个案支持过程。起初他们是吸纳高校社会工作系的学生到机构实习，之后吸纳更加广泛的大学生加入到对工地的探访过程。而对大学生的动员过程是结合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状况高校巡展这一社会倡导和教育过程进行的。为了促进社会对建筑业农民工的理解和支持，该机构使用香港SACOM机构开展的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地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同时结合全国总工会的建筑工人现状调查资料，制作了建筑业农民工图片，在北京高校里进行巡回展和系列学术讲座。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12所高校开展了图片展，并举办了10场学术讲座。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沈原、潘毅、卢辉临等都参与了学术讲座。
通过图片巡回展和学术讲座，一方面在青年学生中普及宣传了21世纪“包身工”的生存困境和社会原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因势利导，和各个高校的社团合作，进一步吸纳动员高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加入到对北京建筑工地的探访、对建筑工流出地家乡的宣传教育、对困境农民工的支持行列。4.下乡社区教育
因为建筑工人是通过传统乡缘关系而组织起来，逐工地而流动，又加上工地管理制度，所以很难在工地上对建筑业农民工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动员和服务。于是，该机构发明出跟随农民工返乡提供社区教育。一年来，他们已经深入河南、河北两省10个乡村给2000多名农民提供宣传教育。经过机构工作员的精心准备，他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回应。
工作员说：“我们在河南济源一个工友家里住宿，临走了要留给老乡200元的食宿费，结果那个大嫂坚决不要。我们只好把钱压在了老乡家的枕头下面，火车开了以后再电话告诉那个大嫂。结果那个大嫂通过增值手机话费的方法，把钱又打到了我的手机上。老乡这么热情，而我们做得其实很简单，也就是给他们家一个普法大使的光荣称号。他们感觉到真正的被尊重、被帮助，所以才对我们有这么深的感情！”
当老百姓表达出对这些学生、工作员的感激之情时，机构工作员也深深地被感动，为自己能够受到肯定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幸！通过下乡社区教育，真正密切了工作员和建筑业农民工的关系，增强了感情，达到了互相感动和彼此成长的效果。5.工人组织的发育
通过工地探访、个案服务、下乡教育，机构发现和动员了一些建筑业农民工的积极分子，参与到建筑工人的权益宣传和维护过程中来。在此基础上，机构相信建筑业农民工的问题需要推动建立工人组织，走组织化集体行动道路，才能逐步解决现在的包工制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的漫长和艰难。当前，该机构为推动建筑工人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了如下策略。（1）建立建筑业农民工骨干分子联络网。他们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给原来服务中动员起来的建筑业农民工骨干分子定期发送机构整理的最新劳动政策、工人维权、工地状况资讯。这样，这些骨干分子即使分散开来，仍然可以有一个联系网络，交流资讯和心得体会。（2）组织骨干分子进行集中教育和培训，转化小包工头。实际上许多建筑工人骨干分子也是小包工头。这些小包工头身处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末层，自己也遭遇双重压力，一方面他们遭受大包工头和建筑公司的工资克扣压力；另一方面他们遭受自己带领的工人追讨工资的压力。所以，工人骨干分子培训，除了进行有关劳工权益内容培训，该机构注重于对小包工头的转化培训，把他们由分包体制下的乡土资源的动员者转化为工人组织的维权领袖。通过参与式培训，使这些小包工头切身体会到他们和自己带领的工人是利益共同体，并学会对自己工人的组织、团结和行动策略选择等具体的行动技巧。
通过培训，已经有若干小包工头有了权利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来自山东的小包工头建华大哥说，“我以后知道了，要注意收集劳动关系证据，到关键时候和建筑公司打官司，追讨双倍工资”。而来自河北的小包工头会笑则已经开始组织工人追讨双倍工资。（3）促进建筑工人基层工会的建立。不管是在下乡社区教育中，还是在工人骨干的集中培训中，该机构都注重利用《工会法》的规定，推动基层工会的成立，希望法定的工会组织能够真正发挥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虽然中国工会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要服从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把工人队伍稳定及和谐劳资关系当成工作中心。但是不同地区作为建筑工人的流出地和流入地，存在地方利益的差异。作为流出地工会，在地方政府的维稳大局下，也会把维护本地农民工的权益作为一项政绩列入政府的工作考核范围。该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结构性差异，积极配合流出地工会，推动成立建筑业农民工流动工会，作为维护工人权益的合法组织。他们已经在河北的邢台地区个别乡村尝试建立了这样的工会，受到了当地建筑工人的欢迎。五 讨论：转型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特征何在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够对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提供哪些洞见呢？前面已经指出，当前建筑业农民工的困境不是法律缺乏造成的，而是法律执行过程中由资本和地方行政联合形成的剥权机制造成的。所以，单纯依靠外部维权服务是举步维艰的。同样，如果缺乏建筑工人的参与和动员，单纯靠NGO对开发商和建筑企业施加压力也不能彻底解决建筑业农民工的困境。这个案例，试图从基层建筑工人的日常生活出发，提供切身相关的教育和服务，来动员基层力量，同时连接NGO和社会公众的支持，试图实现对建筑业农民工的增权，培养工人积极分子，建立基层工会，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困难，转换当前非法和非正式的建筑业分包体制。相对于上述三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本案例提供的解决问题模式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试图通过社会工作深入而具体的工作手法，把对基层工人的增权和外部社会支援，以及官方体制的借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扭转性力量。借用福柯（2005）的权力观，我们不敢说，他们的工作就能够保证改变中国建筑行业的包工体制，从根本上帮助建筑业农民工切实解决劳动和生活问题，但是至少，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目标是切中了当前建筑业农民工面临问题的根源的，通过权力网络中的各种力量的重组和翻转，可以实现局部的改变和持久的活力。
这种社会工作模式比较符合国际上所谓的结构转换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派别（structural radical social work）。激进社会工作有自己的传统，早期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进行批判，但是缺乏一种建设性的工作模式。后来随着南美解放神学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观点的引入，英国学者皮特·李奥纳（Peter Leonard）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激进社会工作模式。其具体目标包括这几点：第一是教育，教育当事人了解自己的受压迫处境，并发展出批判的意识；第二是人与系统的连接，帮助当事人发展出和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系统的连接；第三是建立对立的系统，对压迫当事人的社会系统进行反抗；第四是个人与结构的反应，对那些确实遭受困境的当事人提供直接的服务和帮助。而具体的工作手段包括：第一是通过对话关系来开展教育，达到批判性反思的目的；第二是通过团体支持个人的意识觉醒，帮助那些已经觉醒的个人消除紧张和焦虑，并通过倡导、结盟和面质等策略来集体推动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是通过精心的组织和计划，来推动个人和团体的解放使命的实现（Leonard，1975）。
随着时代的进步，博卜·穆拉利（Bob Mullaly）进一步提出结构社会工作观，更加明确了社会工作转换社会结构的使命。他提出了系统内激进社会工作和系统外激进社会工作两种类别。所谓系统内激进社会工作，他称之为激进的人文主义，意指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内，通过个人政治化、增能、意识觉醒、正常化、集体化、重新定义、对话关系等策略，来转变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压迫和牵制性特性，促进服务对象的解放。所谓系统外激进社会工作，他称之为激进的结构主义，意指要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之外，通过发展另类服务和组织、联盟和社会运动、工会、专业协会、选举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等，来转换资本主义压迫体制（Mullaly，1997）。
穆拉利提出的激进结构主义，对中国当前建筑业农民工的干预策略，乃至整个劳工社会工作服务模式，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然而，中国处境的独特性，以及受福柯后结构主义的启发，基于上述案例，我们发现，中国处境下的结构转型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正如汤普森所言，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集体身份的形成，并不是如早晨的太阳在某个时段固定升起，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汤普森，2001）。尽管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阶级身份的转换期，然而简单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并不能起到实际效果。该机构的做法是把建筑工人面临的日常问题当作介入点，通过培养实际的行动策略和建立支持网络，获得实际成效，进而引发更加深入的讨论，然后提供理论教育，提高建筑工人的觉悟。
第二，中国作为总体性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不断地被重新复兴和强化，这不仅可以成为统治的合法性武器，而且可以成为基层社会抵制压迫和支配的武器。所以，中国的结构转换导向的社会工作可能不是寻找西方的民主、公正理念，而是借用和挪用官方意识形态，来抵制和反抗各个实践领域中的压迫和支配。比如，该机构在工人宣传和教育中，也在不断地对新老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和利用。一方面，他们利用老意识形态，在工人宣传教育中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等老歌曲，鼓励工人的自豪感，增加工人的集体身份意识；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注意宣传党和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在工人中进行劳动权益法律宣传和维权策略的培养，鼓励工人沿着公民身份的方向，走合法、理性的维权道路。这种看似矛盾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公民身份权利的结合，正是当前中国建筑行业，乃至整个劳工服务的务实而激进的行动模式。
第三，中国传统社会的亲缘和地缘的连带关系，既是一种可以被资本用来组织和支配基层群体的手段（沈原，2007），同时也可以用来团结和组织基层群体，抵抗资本的剥削和支配。例如，该机构注意动员和培训小包工头，利用他们在分包体制节点上的特殊位置，团结自己所带的工人，掌握维权策略，和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斗争。
第四，这种结构转型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并不排斥社会工作的基本技巧和手段，关键是明确社会工作服务的目的和方向。比如和案主建立关系的技巧、个案会谈和沟通的技巧、组织活动的技巧、社会教育和倡导的技巧等，都在该机构的工作实务中得到具体运用。
第五，在中国处境下，开展结构转型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存在以下策略性限制。比如，西方社会中的组织罢工和游行抗争等对抗性策略，在中国社会还有很大压力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个专业发展存在很大的威胁。比较可行的行动策略可能是对服务对象持续的意识觉醒教育，基层草根组织的发育、协商和谈判能力的培养，社会支持动员和社会倡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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