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一带一路”：海外建设新版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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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一带一路”：海外建设新版图试读：

主要编撰者简介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04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2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界人才。

冯光华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客座教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司、上海公开市场操作室、资金司、货币政策司和金融市场司等部门从事国库管理、货币政策操作、金融市场研究、规划和管理等工作。现任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党委委员、副秘书长，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资信”）成立于2010年，由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代表全体会员出资设立。中债资信以独立、客观、公正为原则向客户提供信用信息综合服务。

作为中国政府在G20会议上承诺推进评级行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探索评级行业业务模式创新的试点单位，经过6年多的创新发展和业务实践，中债资信搭建了一套以评级方法和量化分析模型为核心、以数据库和信息系统为支撑，与时俱进、国内领先的技术体系，形成了涵盖宏观与国家风险、债市运行与发展、产业政策与行业信用风险、技术完善与应用四大方面的研究体系，研究成果数量行业内最多，成果质量得到监管机构和市场肯定。中债资信主权与国家风险领域的研究始于2011年，目前已搭建了成熟的全球评级体系，建立了完备的主权评级方法及模型，评估模型覆盖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

未来，中债资信将围绕建设“国内权威、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新型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商”这一发展愿景，以更精细化、集成化、系统化的服务满足市场主体信用信息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一，成立于1964年，主要从事全球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和世界能源等领域的研究，是中国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等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研究所出版《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与 China & World Economy等重要学术期刊，以及《世界经济年鉴》、《世界经济黄皮书》、《国际形势黄皮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等重要年度报告，2016年被中国外交部指定为二十国集团智库峰会（T20）中方首席牵头智库。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一直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机构有着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相继与世界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外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设立了正式的交流与合作项目。

摘要

宏观篇对近两年来中国海外投资现状和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全面分析。从整体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投资存量超过万亿美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投资存量规模上千亿美元；亚洲长期保持着我国对外投资首要目的地的地位；地方企业超越中央企业，成为对外非金融类投资主力军。2016年全球国家风险的最新特点表现为各地区武装冲突此消彼长、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发达国家准入审查风险增大，以及发展中国家货币持续承压。这一新型风险格局的成因包括极端宗教与恐怖主义势力外溢、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抬头、大宗商品价格的长期低迷，以及货币政策的两极分化。

区域篇随后对“走出去”热门区域的投资情况和风险特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梳理。从投资目的地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拉美地区成为新的投资热门区域，能源、农业、基础设施等行业潜力巨大。近两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完成选举的国家政局稳定，而另一些国家仍饱受战争和恐怖主义困扰。各国经济表现不一，但普遍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不振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各区域呈现不同的国家风险特征，中东政局动荡和频繁的恐怖袭击给投资带来重大的安全威胁；中亚国家对特定行业设置准入壁垒或政策限制；拉美政局“右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投资者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在逐步攀升。

投资专题篇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形式与投资保护情况展开了深入探讨。从投资方式看，绿地投资规模增长迅速，逐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投资前三大行业为制造业、采矿业和电力行业，80％以上的投资额流向发展中国家；海外并购规模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对欧美成熟市场的并购正在加速，民营企业日益成为海外并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际上最重要的投资规范、保护与促进工具。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中美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展开实质性谈判；中国与欧盟也于2013年正式启动谈判，截至2016年10月已进行了12轮谈判。未来谈判的达成有可能加剧国内一些产业的竞争，有关中国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也有可能大幅增加。

风险专题篇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重点行业风险、新型国家风险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解读。中国企业海外工程承包行业是我国“走出去”的重点行业，相关项目海外运作周期长，更易受到政治风险冲击和汇率波动影响。环境风险逐步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收益的重大风险。环境风险诱因复杂多样，既有跨国企业环保意识淡薄、环保责任感不足等主观因素，也有东道国政策调整、法律更新等国家风险层面客观因素。2008年以来全球风险偏好呈减弱趋势，国际资本流向发达国家避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加剧，新兴国家受到巨大负面冲击，导致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但新兴国家汇率灵活性提高，外储充裕度不断提升，以及外债结构的不断优化有助于其更好地应对本轮外部冲击。

序一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已经从直接投资的净输入国转变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有的是为了获取发展需要的战略资源，有的是为了突破东道国的贸易壁垒，有的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多元化资产配置，但更具中国特色的海外直接投资动机，则是通过海外并购获得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知名品牌等战略性资产，以提高自身在中国国内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然而，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不长，不少企业在投资对象的选择、投资时机的把控、并购后的整合、与东道国打交道方面缺乏经验，由此吃了不少苦头。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受阻或遭遇失败，归根结底是没有能够较好地识别和管理与投资过程相关的各种风险，如东道国的国家风险、所投资行业的行业风险，以及目标企业自身的相关风险等。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低迷、分化、震荡、摩擦的格局中，特朗普上台与英国脱欧标志着发达国家内部孤立主义的抬头，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以及表态要重新考虑NAFTA标志着经济全球化面临逆转的风险。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扮演全球化重要引领者的角色。而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将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企业成功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需要充分地总结过往案例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需要向经验丰富的发达国家同行学习取经，需要把握全球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侧重领域，需要识别与管理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推出的“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一带一路”：海外建设新版图》，应该能为从事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下简称“世经政所”）是一家以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为导向的国内外知名智库。具体参与本书写作的国际投资研究室是中国社科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已经连续四年发布了《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CROIC-IWEP）。这个旨在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国别风险整体评估的报告，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世经政所的旗舰产品之一。在国际投资领域，国际投资研究室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与团队作战能力。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资信”）由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代表全体会员出资设立。中债资信不仅是中国债券市场上重要的信用评级机构之一，而且对主权评级与国家风险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与向被评级者收费的行业传统不同，中债资信是一家探索向投资者收费的新型本土评级机构。近年来，中债资信在推动评级行业公信力提升与促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本蓝皮书是世经政所与中债资信两家机构首次合作的成果。这既是一种将理论研究与市场实践相结合、将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和企业研究相结合的重要尝试，也是两家机构结合各自优势资源、强强联合的创新合作。本蓝皮书既分析了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地区与拉美地区的中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前景及面临的风险，也研究了全球并购、绿地投资、双边投资协定等热点问题。我们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把握全球直接投资市场的发展大势、厘清各种潜在风险，也能帮助监管机构更好地规范与推动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

当然，本蓝皮书的出版仅仅是一个开始。当前全球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形势复杂且变化迅捷。要更好地把握全球直接投资市场的发展潮流与隐含风险，就需要开展持续的、富有针对性的动态研究。我希望世经政所与中债资信两家机构能够开展长期合作，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做成一个系列产品，持续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做出贡献。张宇燕

序二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之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区域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和构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共商、共建、共享的协同发展理念引起广泛共鸣，沿线6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三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了沿线国家伙伴关系，展现出丰富的阶段性合作成果。2017年5月，我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邀请各国政商首脑，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进展，共商下一阶段重要合作举措，有力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得益于“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对外交流顶层设计的落地实施，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步伐持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继2014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后，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吸收外资流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同年对外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701亿美元，增速达到44％，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经进入“快车道”。

回顾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成绩单，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优质投资机遇不断涌现，中国企业发展前景广阔。“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三年以来成绩斐然，迄今已获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和支持，同4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但基建需求旺盛、存在巨额的资金缺口，双方经济互补性较强，合作潜力巨大。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情高涨，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合作再创历史新高。中国与拉美经贸投资关系也进入新篇章，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将迎来换挡提速。拉美国家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额存量已突破千亿美元。在“1+3+6”合作新框、“3×3”产能合作模式等框架指引下，未来中拉之间经贸合作面临更广阔前景。此外，非洲“三网一化”也为中非合作带来新的契机。目前，中国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基础设施工业化领域合作正在稳步推进。

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走出去”之路也并非坦途。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复苏普遍乏力，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依旧，一些国家仍处在战乱之中，某些东道国营商环境依然难言乐观。2016年乌克兰危机趋于缓和，但以叙利亚内战为代表的中东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并将多国卷入其中；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黑天鹅事件以及韩国干政丑闻导致传统上政治风险较低的发达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上升；以巴西、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政局动荡持续；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和保护主义思潮兴起等因素影响，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准入审查风险凸显，中国企业在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并购频频遭遇波折。国家风险的客观存在与我国企业自身在风险研判、海外经营方面存在的不足共同导致海外投资遭受巨额损失的案例时有发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国家风险成为投资和经营决策中必不可少的考量因素。而国家风险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了对其进行准确评估分析的难度，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亟待弥补的“短板”。

在此背景下，对近期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特点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同时对企业投资过程中遭遇的风险进行识别与分析，对于把握投资机遇，优化投资决策，规避投资风险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合推出“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一带一路”：海外建设新版图》，旨在为相关监管部门政策制定和中国海外投资者发掘投资机遇、规避国家风险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作为探索实践投资人付费模式的新型本土评级机构，中债资信一直致力于助力评级行业公信力提升、促进金融市场生态环境改善、助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自成立伊始，中债资信就开始推动主权和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相关研究工作，在主权评级、国家风险、国际政治经济方面拥有深厚的研究功底和业内经验。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主要从事国际投资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其所承担的“国际投资学”的学科建设工作被确定为中国社科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研究实力雄厚，市场影响力大。“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的出版是两家机构多年研究成果积累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现状和相关风险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价值的好事。“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充分发挥两个机构的研究专长，对“投资”和“风险”两部分重点内容进行了等权重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力求提供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全景信息，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面上类似研究“厚此薄彼”的短板。同时在每个部分又能够做到科学分类，精确选题，有的放矢地对投资者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进行阐述，大大加强了报告的可读性和实操性。衷心希望“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能够成为相关监管部门和“走出去”企业在制定监管政策与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当然，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中国投资者面对的投资环境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新的风险类型将不断产生，投资研究工作也不能一劳永逸。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建立长效研究机制，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程进行跟踪研究，定期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对最新形势进行权威解读，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迈得更大、更稳。冯光华Ⅰ总报告ⅠGeneral ReportB.1中国对外投资：形势、风险与对策摘要：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并且发生了多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第一次实现资本账户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与此同时，民族宗教因素、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失衡三大深层次问题相互交织，主导了全球国家风险的变化趋势与分布格局，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构成较大挑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关注投资机会和收益外，需要更加注重对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关键词：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风险一　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回顾及2017年展望（一）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回顾

总体上看，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并且发生了多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456.7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接近10％。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16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17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幅高达44.1％。另一方面，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外商来华投资100.7亿美元，第一次实现资本账户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标志着中国正由“外资吸收大国”向着“对外投资大国”迈进，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去。具体来看，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行业、区位、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等方面呈现以下特点或变化。

1. 从行业分布角度看，投资驱动力转变推动制造业迅速增长，大宗商品市场低迷、国内需求下降导致对采矿业投资大幅减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增长最为强劲。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直接投资为199.9亿美元，同比增长108.5％，制造业成为仅次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第三大投资行业。其中，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约占制造业投资的半壁江山（50.3％）。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受到重点关注，对制造业投资310.6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2.1％上升为18.3％。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需要从低附加值的经营活动向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转移。

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下降使得中国企业大幅减少对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中国对采矿业直接投资为112.5亿美元，同比下降32％，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各行业中排名第五，而2011～2013年采矿业一直稳居第二位。2015年中国前十大兼并收购项目中首次未出现采矿业项目，而在2013年这个比重曾高达72.2％。究其原因，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大宗商品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中国向澳大利亚等传统资源投资国的投资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随着需求的放缓，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对资源类产品的需求下降。加之过去几年，中国企业海外资源类投资出现一些失败案例，促使投资者更加谨慎行事。此外，越来越多的组织或企业开始研究新能源，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不断成熟，这也对传统采矿业投资带来了负面影响。

2. 从投资区位角度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地区）、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及离岸金融中心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共占ODI总量的90.3％，其中除去两个离岸金融中心，其余八个全部都是发达国家（地区）。中国对荷兰、新加坡、俄罗斯等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增幅巨大，与2014年相比均翻了一倍以上。

从地区角度看，2015年亚洲仍旧是第一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其中中国香港是中国内地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标地区。2015年，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1083.7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近四分之三。其中，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897.9亿美元，占当年对亚洲总投资的82.9％，占当年中国ODI流量总额的61.6％。另外，随着中国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机构的设立，东盟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有所增加。2015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为146亿美元，占当年对亚洲投资总额的13.5％，增长幅度巨大（87％）。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较高的投资偏好，主要是由于周边地区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原本较高，文化存在一定相似度，为传统的投资目的地。中国香港的政策高度开放，吸引了部分中国内地企业通过中国香港设立平台公司进行再投资、并购等事项。

201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额增加，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两个离岸金融中心，两者分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四和第八大投资目标国（地区）。2015年中国对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直接投资的累计存量为1140.7亿美元，占对拉美地区投资存量的90.3％。企业ODI借道离岸金融中心是国际惯例，对离岸中心的投资看重的是当地政局稳定、税收优惠、没有金融管制、宽松的投资环境，中国对离岸中心投资增加是ODI总量增长和企业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3. 央企海外资产构成“海外中国”存量主体，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2015年央企海外资产占总量的63.3％，这反映了央企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凭借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央企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起到先行者和主力军的作用，特别是在前期中国大量进行ODI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长周期、重资本行业，央企的资金、技术优势更为突出。但这个状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从流量上看，地方企业连续多年超过央企成为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力军，2015年地方企业非金融类ODI占全国总量的比重超过75％。从大口径上看，2016年地方企业依然保持对外直接投资主力军的地位，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16年全年，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487.2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66.7％增至87.4％。其次，从项目数量上看，近年来民营企业利用其特有的灵活性和高效率加快对外投资，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中所占份额持续上升。最后，央企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更多的是与包括外国资本和中国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合作，这些因素都改变了原有的投资主体结构。

4. 投资方式上，中国海外绿地和并购投资齐头并进，其中海外并购境内融资比重上升，项目平均规模有所下降

2015年，中国海外并购投资额和绿地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7.37％和62.63％。2012～2015年，绿地投资流量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均超过了50％，反映出绿地投资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并购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兼并收购项目579个，实际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项目数迅速上升至742个，实际交易金额1072亿美元。从资金来源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自有资金和境内银行贷款来满足海外并购需求。2015年境内融资占比达到68.5％，比上年增长11.4个百分点。2015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前十大交易总投资额为217.23亿美元，项目平均投资规模与2013～2014年相比大幅下降。（二）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展望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长期增长前景看好

从中长期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好的增长前景。横向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2015年中国ODI流量占GDP的比重为1.14％，存量占比为9.0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上述数据反映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基数较小等特点，但同样意味着未来中国ODI数量仍然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纵向来看，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中国刚进入第四阶段，ODI略超FDI，净资本流出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尤为强劲，然而考虑到备案制的政策红利效应将减弱，以及政府逐渐加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的审查力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部分“过热”投资。因此，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或将放缓。

2. 发达国家将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重要的目的地，“一带一路”地区和拉美地区潜力巨大

发达经济体由于拥有较高的资产价值和较低的投资风险，将继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并购的优选地区。此外，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升级的需求旺盛，加大了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而中国投资者对风险相对较低、回报持续稳定的基础设施领域有较大的兴趣。

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多边等多层次经济合作协议的签署为其扩大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提供了一个透明、稳定和可预见的国际政策环境。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较好地契合了东道国发展需求和中国的产能优势，有利于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增长。预计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2017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量将继续增加，虽然拉美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长期中有可能略有下降，但中国占拉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则有可能上升。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将更多的是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化运作，中国对拉美国家的投资也将更加务实；中国对拉美制造业、新能源、金融业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国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对拉美ODI的主力，但私营企业对拉美投资的案例数量将出现显著的增加。

3. 中国投资驱动力持续转变，投资行业布局更加多元化

全球经济环境、美元升值周期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等综合因素，使得中国资源类海外投资持续低迷。同时，中国国内需求的升级和市场的扩大，促使企业通过ODI向更广阔的产业线布局，提升产品质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将继续呈现多元化的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消费业等领域将成为海外投资热点。

4. 地方国企扛起“走出去”大旗，民营企业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在更加多元化的行业布局下，地方企业已经取代央企成为海外直接投资流量的生力军。一方面，在地方企业中，地方国企在资金、规模上更具优势，将扛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旗。另一方面，国内各种要素成本上升给民营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民企有向海外转型的动机。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强，更有效率，更加注重项目的盈利能力、产业的协同效应及并购后的融合。在国有企业ODI日益谨慎的背景下，民企将发挥自身优势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二　近年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回顾及展望（一）近年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回顾

民族宗教因素、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失衡三大深层次问题相互交织，主导了2016年全球国家风险的变化趋势与分布格局。具体来说，以下因素影响着2016年全球国家风险水平与情况，并对中国ODI构成较大挑战。

1. 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外溢明显，成为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首要因素

2016年延续了2013年以来恐怖主义肆虐和威胁的区域持续扩张的趋势。在恐怖主义最为活跃的中东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地缘政治因素相结合，加大了当地武装冲突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其外溢效应成为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个趋势首先影响了中国企业投资区域的选择。例如，中国对中东地区直接投资主要流向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约旦等相对稳定、安全系数相对高的国家，在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等恐怖主义重灾区出现了大规模撤资。恐怖袭击向欧洲腹地和美国延伸，大大增加了包括法国、比利时、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使得中国企业在投资发达国家时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

另外，这个趋势使得建立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的必要性迅速上升。中国海外投资中有一部分项目位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影响较大的国家（地区），如巴基斯坦、土耳其、尼日利亚、苏丹、阿富汗、印尼等。中国企业员工频繁遭当地武装分子袭击或绑架甚至恶性事件，极大威胁着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并可能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形成重大打击，建立完善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刻不容缓。

2.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收紧外资准入政策

2016年发达经济体复苏情况整体不及预期，经济增长乏力的压力不断向社会层面传导和累积，使得欧美等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助推了民众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上升。排外情绪上升反映为外资准入政策不断收紧，美欧等发达国家准入审查风险显著上升。

对中国投资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新增了两方面的限制性政策：一是提高了战略性行业投资的准入。例如，澳大利亚、美国等提高了农业、电力、化工、通信行业政府审查强度，而这些是中国企业原本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二是加强了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国家安全审查机制通常具有不透明程度较高、缺乏可预测性等特点，主要取决于东道国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例如，美国将国家作为划分国家安全风险的依据，加大了中国投资“泛政治化”的可能性，投资受阻概率大大上升。安全审查机制为投资保护主义留下空间，还可能被东道国政府当作采取征收、违约等不利于投资者行为的辩词。

3. 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加剧部分国家经济和财政压力，相关行业投资风险上升

以中东产油国为例，国际原油价格低位运行导致中东国家石油出口额大幅减少，引发部分产油国财政形势恶化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对中国企业来说，中东产油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可能会使中国企业预期收益受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主要集中于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和工程承包等领域的大型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且周期较长，一旦发生损失代价巨大。此外，东道国政府财政压力加大，政府延期支付外国企业贷款或工程款项，甚至违约的风险上升。

除中东产油国外，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加剧高度依赖相关大宗商品出口国家的宏观经济和财政压力，进而导致中国投资风险上升现象在拉美、中亚等地区普遍存在，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加以注意和有效应对的问题。

4. 分化的货币政策加大部分新兴国家本币贬值压力，中国企业面临的汇兑风险上升

2014年下半年经济率先出现复苏势头的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并随后进入加息周期，与此同时欧央行和日本货币政策仍处于宽松状态。为了防止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而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对宽松货币政策更加依赖，美元的加息预期加大了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的潜在压力。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行则对部分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形成巨大冲击。在两大因素作用下，以委内瑞拉、伊朗、马来西亚、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汇率大幅贬值。进入2016年以后，阿根廷、土耳其、埃及、蒙古国等国本币继续（或）出现大幅下跌趋势，其中埃及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中国投资者在相关国家面临的汇兑风险上升。

5. 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激化，政治风险快速攀升

经济风险除了通过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大幅波动对跨境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害外，还可能激化东道国原有社会矛盾，引发政局动荡，进而导致政治风险爆发。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行以及近期的低位徘徊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形成巨大冲击，增加其经济下行压力，导致其失业率的快速攀升，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同时，经济增长的乏力还削弱了相关国家的财政力量，迫使政府不得不缩减公共福利开支，或是通过巨额财政赤字维持福利支出，导致严重通货膨胀，极大影响民众生活质量。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并通过政治途径爆发，成为引发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局变动和动荡的重要因素。2016年拉美国家政局的“右摆”和震荡均与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带来的经济、财政压力有密切联系。而东道国政局的变动无疑会加剧中国投资者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6. 环保风险等非传统国家风险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部分国家去全球化思想、贸易保护主义和民众的排外情绪逐渐蔓延，环保和公共卫生安全日益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被提出（某些情况下只是一个借口），成为中国投资面临的重要风险。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评估标准和容忍度会随国内局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环境风险往往只是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文化等国家风险的最终表现形式。处于强势地位的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对跨国企业进行环境规制，使得环保风险日益成为海外投资中面临的一项重要的风险因素。

在“走出去”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因环境问题遭到东道国的环境规制而损失惨重。中国企业在缅甸、柬埔寨、纳米比亚、赞比亚、加蓬、印尼、蒙古国、墨西哥、秘鲁等国的投资遭遇了民众和环保组织的抵制、政府的环境处罚等不同形式的环境风险，这些企业的经营范围涉及石化、采矿、森林砍伐、海洋资源开发、水电等多个领域。中国企业频繁遭遇环境风险，一方面，固然与东道国相关法律、政策调整等客观因素相关；另一方面，与部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环境法律和监管体系了解不足、环保责任意识淡薄相关。个别企业环保责任意识淡薄不仅给自身带来了经济损失，还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使中国对外投资陷入了“环境新殖民主义”“环境威胁论”等负面舆论的旋涡。（二）2017年全球国家风险展望

展望2017年，考虑到民族宗教因素具有长期稳定性，且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失衡现象预计在中短期内仍将持续，受此影响预计2016年全球国家风险基本格局仍将延续。

1. 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连，打击恐怖主义的反恐力量难以形成合力，预计2017年恐怖主义威胁仍将持续存在

投资者需高度警惕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及其可能引发的武装冲突等风险。一方面，以ISIS为中心，南亚、中亚、西亚和北非的恐怖组织连点成面，且不同恐怖组织呈现联合或合作趋势，俄罗斯车臣反叛武装、印尼伊斯兰祈祷团、菲律宾阿布萨耶夫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恐怖组织宣布对ISIS效忠或合并。恐怖主义组织协同性的增强加速了恐怖主义影响的扩展并大大增加了打击恐怖主义的难度。另一方面，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区域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难以形成有力合作。因此，预计2017年恐怖主义威胁仍将持续存在，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仍将是恐怖主义最为活跃的地区。投资者需高度警惕相关地区恐怖主义与地缘政治等因素相结合而引发的持续性武装冲突的风险。

受恐怖主义外溢影响，东南亚、欧美等地区的国家安全风险上升。2016年极端宗教势力与恐怖主义呈现明显的扩散趋势，预计该趋势在2017年仍将持续。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扩散将进一步推动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传统温和伊斯兰国家极端宗教势力的抬头，对其社会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另一方面，面对国际社会联合打击的压力，以ISIS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越来越多地在欧美国家“腹地”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2017年欧美国家仍将面临严峻的反恐形势。

2.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及排外情绪上升将继续推高欧美发达国家政局和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准入审查风险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凸显。中短期内，全球经济难以彻底摆脱疲软态势，受此影响欧美主要国家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还将持续发酵并继续向政治层面传递，进而增加欧美发达国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具体来看，2017年欧美发达国家需要关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法国和德国大选、意大利政局走向以及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的政策走向等。受民众对现任政府经济政策、难民政策的不满的影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盟主要成员国极右翼政党力量快速增强，对欧盟的离心力不断增大，为其政局稳定和欧盟的团结带来不利影响。之前毫无从政经验但个性较为鲜明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为美国政府未来的政策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需高度关注美欧发达国家政局及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企业投资及企业在当地的运营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

受排外情绪上升影响，美欧等发达国家准入风险值得关注。如上文所述，中短期内全球经济疲软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加之受移民等问题的影响，发达国家的排外情绪仍将持续上升。受此影响，预计2017年美欧等相关国家将会继续收紧外资准入政策，发达国家准入审查风险将呈现上升势头。

3. 部分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和汇兑风险犹存

预计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呈现企稳回升势头，这将缓解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以沙特、俄罗斯为代表的部分产油国财政和汇兑风险将呈现下降趋势。但相较而言，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相对低位，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特定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财政状况恐难有明显改观；且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低位运行所积累的经济、财政压力将继续向社会和政治层面释放和传导，增加其社会和政局的不确定性，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政局震荡将会持续。此外，2017年美联储加息预期也将进一步加剧上述国家面临的外汇储备流失和本币贬值压力。因而，投资者在对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特定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需警惕其政局震荡和本币贬值等风险可能给投资造成的损失。三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建议及对策

总体上看，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且具有较好的前景；但另一方面，全球国家风险处于上升趋势中，且总体处于相对高位。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关注投资机会和收益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具体而言，可以从政府、企业两个层面采取措施应对各种风险。（一）政府层面

1. 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护政府全面行动框架

由于国家风险具有外生性特征，单个企业缺乏应对国家风险的有效手段，需要政府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护网络，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首先，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各部门、驻外机构和使领馆间的相互合作。当企业海外利益遭受实际损害或面临威胁时，各部门共同协作为企业提供有效援助。其次，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我国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海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进程。鼓励相关保险机构的发展和相关险种的丰富，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保驾护航”作用。最后，鼓励国家风险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贴身的风险评估、防范和维权服务。

2. 兼顾中国“资本输入大国”与“资本输出大国”两方面需要，积极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组织公约保护本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利益

中国政府可继续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多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投资审查、争议解决、外交和领事保护等多方面保护本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利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需兼顾中国“资本输入大国”与“资本输出大国”两方面的需要。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以引进外资为主，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从资本输入国立场出发，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内容较为保守与谨慎，提供的投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以保证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管理提供充足的政策空间。随着对外投资规模迅速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资本输入国的同时，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这一变化要求中国政府在未来谈判中应更加注重对跨境投资的保护，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

3. 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

目前，个别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不尊重东道国法律与文化传统、经营行为不规范等现象，这些少数企业的行为对中国企业整体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的疑虑和不满情绪；此外，部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相互拆台”、搞恶性竞争等现象，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针对企业海外运营不规范等问题，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部分做法可供借鉴：美国制定了《反海外贿赂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日本政府通过推动相关机构制定《海外投资行动指针》，对企业海外投资经营行为进行指导和规范，提升日本企业国际形象。面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国政府可进一步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竞争、海外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导。（二）企业层面

1. 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管理体系通常包括识别、评估、预警、防范四个部分，其正常运行离不开完备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首先，企业的管理层要培养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注意对员工风险识别意识的培养，将风险管理内化为企业的文化素养。其次，在借鉴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熟的评估方法与预警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的管理经营状况，建立相互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由专业部门对所有风险进行分类管理和实时监测，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最后，针对东道国具体情况，提前设立风险应急预案和动态评定机制，以便企业在面临危机时能采取及时而适当的应对程序，将损失降至最低。

2. 重视东道国营商环境评估，改善企业海外经营理念与行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早期，习惯将国内经营的经验和做法移植到海外，偏重与政府“打交道”，忽略与当地居民、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忽视了环保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此相对的是，随着当地居民社区意识、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兴起，相关问题对企业海外投资和运营的影响日益凸显。

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需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与行为。首先，重视对东道国营商环境的评估，充分了解东道国非政府组织相关情况，以及对企业环保等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要求。其次，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企业形象的建设。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注重当地政府和民众在环保、用工等方面的要求，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提高企业的社会美誉度。最后，重视与当地居民、非政府组织等的沟通，改进对外公关方式。中国企业可充分发挥中国驻外使馆、商会与其他组织的作用，更多地接触社会团体，为企业海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3. 充分尝试多种所有制企业联合“走出去”等形式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准入审查等风险不断高企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时，可以考虑与欧美跨国公司联合“走出去”，减少投资项目的受关注度和政治风险。同时，探索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为辅，以民营企业打前线、国有企业随后跟进的混合所有制海外投资模式，从而完成单独依靠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难以完成的海外投资项目，降低投资风险，打破投资壁垒，提高决策效率和精度。Ⅱ宏观篇ⅡMacroscopic StudiesB.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情况回顾与展望摘要：近两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从行业分布角度看，投资驱动力转变推动制造业迅速增长，大宗商品市场低迷、国内需求下降导致对采矿业投资大幅减少。从投资区位角度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地区）、中国周边国家（地区）以及离岸金融中心。从投资方角度看，央企海外资产构成了“海外中国”存量的主体，但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终止案例也在不断增多，其中，高端制造业成为终止案例重灾区。绝大部分终止原因来自东道国监管部门，而威胁“国家安全”成为主要理由。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具有较好前景。但考虑到备案制的政策红利效应将减弱，以及政府逐渐加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的审查力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部分“过热”投资，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有望放缓。关键词：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 高端制造业 备案制一　201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情况（一）2015年中国首次跃居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强劲复苏，达到1.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1.8％。面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坚定立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稳步开展国际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456.7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为9.9％，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见图1）。图1　2015年全球前十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

注：纵轴括号内的数字为2014年的排名。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他国家（地区）数据是笔者根据UNCTAD（2016）的数据整理。

从增幅来看，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增长18.3％，是自2011年以来最高的增长率，且高于全球平均增幅11.8％。自2003年中国商务部联合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权威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实现了连续13年的增长，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5.9％，2015年流量是2002年的54倍（见图2）。“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5390.8亿美元，是“十一五”期间的2.4倍。图2　2002～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二）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

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0978.6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了2152.2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份额为4.4％，与2002年的0.4％相比，增加了4个百分点；全球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至2015年底的第8位。然而，中国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排名远低于流量的排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虽已接近日本，但与美国、德国和英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分别相当于同期美国、德国、英国的18.4％、60.6％、71.4％。这反映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基数相对较小的特点。图3　2015年中国与主要国家（地区）存量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三）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仍然偏低

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但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见图4和图5）。2015年，流量上，中国、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4％、1.56％、2.51％和2.11％；存量上，这一比重分别为9.06％、20.67％、45.76％和34.95％。图4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UNCTAD数据库整理。图5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UNCTAD数据库整理。（四）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商务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增速惊人。

在金融类直接投资上，如图6所示，2016年上半年较上年同期有小幅上涨，涨幅约11.2％。在绝对数值上，2016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101.36亿美元，其中，第一季度为30.61亿美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第二季度投资流量达70.7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1％。图6　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五）海外绿地和并购投资齐头并进，2015年绿地投资表现强劲，2016年海外并购更加活跃

2015年，中国海外并购投资额544.4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37.37％；绿地投资总投资额912.3亿美元，占比62.63％。从历史趋势来看，自2004年以来，不论是海外并购还是绿地投资，除了在个别年份有小幅下降外，整体呈现增长趋势（见图7）。尤其是绿地投资，自2012年起开始高速增长，2015年的绿地投资额是2012年的2.05倍；相对而言，海外并购在同期增速更为平缓，在2015年还有小幅下降。图7　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

从投资额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来看，绿地投资的优势也很明显。2012～2015年，绿地投资流量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分别为50.57％、50.95％、53.78％、62.63％，占比均超过了50％，且比重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见图8）。这从侧面反映出2012～2015年绿地投资相对于海外并购投资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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