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2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惟诚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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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惟诚文集(第2卷)试读：

这是我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作品的文集。

帮助我编辑的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按照文章的内容、体裁、对象做了分类。这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对于读者检索某一方面的内容也有好处。但是在作者自己看来，我写的这些东西，大体上都是杂文。内容是庞杂的，遇到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大多数文章又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文字既来不及雕琢，论述也未能深入堂奥。有的文章写得长一点儿，涉及一些基本理论，但明眼人也可看出实际上功底是不够的，论述也往往离不开杂文的风格。究其原因，既有我对杂文的偏好，更和我的工作经历以及学识不足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曾三次考入高等学校，但都因为党的地下工作没能认真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连年打报告要求回学校读书，都未获批准。到1956年以后才死了这条心，下决心自学。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时间。这一条好办，主要是同自己做斗争。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快一点儿，把休息和娱乐减少一点儿，一分一秒不放过，时间就挤出来了。另外一条是客观的需要。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处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又长期从事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注意力被迫不断地转移。于是对许多问题的学习、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最后成了对多门学科都略知皮毛的“万金油”。

我写作的时间多半在晚上10时到次日凌晨1时，行笔匆匆，又由于客观需要急于发表，来不及从容地谋篇布局，更顾不上精雕细刻。我也知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但实在是力所不及，只能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和盘托出、粗头淡服、素面朝天，也就谈不上什么文采了。

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同青少年思想修养有关。这是因为我早年曾经长期做共青团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正式分配从事少先队的工作。所以写了一大批面向少年的作品，除了因为在认识上我感到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就不能不努力去培育，还有一点儿偶然的因素。1959年我的朋友林剑修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社长。我们曾在一起交换对当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的看法。我认为对少年儿童不宜说教，但是不是不能说理。可是后面这一类书太少。他说组稿有困难。还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给小红的信》就是被他“将军”将出来的。《给小红的信》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多次重印，印了几十万册。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成了一条大罪状——“用黑修养毒害少年”。我反正已被打倒，罪状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可是还成立了一个批判此书的全国联络站，许多小学教员因向学生推荐此书也挨批。株连了这么多人，我这个“罪魁祸首”却束手无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渐渐听说，有的教师根据自己的回忆，把书中的内容油印发给学生；有的教师把图书馆查封的书偷偷拿出来给孩子看。这些事使我很感动，总觉得欠孩子们一些什么，得为他们再做点儿事。1979年写了《祝你学习好》，以后又为《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信箱陆续答复了一批孩子的来信。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一个愿，要每年给孩子们写一本书。实际上虽然写了一批，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一方面是挤不出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是少儿读物出版的形势越来越好，新书越来越多，我自己写书的愿望就不那么迫切了。1996年以后我转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下决心要为中国儿童编一套最好的、能启发孩子求知欲的百科全书，即《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这套书后来发展为面向少年儿童的系列百科全书，花的精力远胜于自己写若干本书。但这些都是集体的成果，与此文集无关。

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的转移，我写的东西涉及的内容也陆续有些变化。涉及比较多的，大体上有党的宣传工作、新闻出版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家庭教育、文化扶贫、学校品德教育、党员修养、青少年修养这样一些方面。由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大都和伦理道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也就自然地参加了中国伦理学会的一些活动。上海的周原冰同志、北京的罗国杰同志，于我都是亦师亦友，曾经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我自己偶有所得，也大胆地提出来向学界的同仁请教。这就是文集中一部分涉及伦理学的文章的来历。

收入本文集的作品，说来说去大体上都离不开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但是作者说得较多的又往往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无源之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只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今的中国又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前进，也不断产生许多前所未见的、要求人们解决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各种思想困惑无不与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也只能联系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去寻找答案。作者的一些作品只是这个探索过程的一些记录。

历史在发展，探索更须继续，这些记录当然不免有许多局限。但是作为认识的一种过程，这次收入文集时，除了个别文字，都一仍其旧。这样做，可能比较有利于如实地反映当时当地遇到的问题以及作者的实际认识。

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我是做思想工作的。我写的东西大体上都不同程度地与思想、观念以及在各种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有关。但这不能说明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别人的都不对。事实上，无论是我所论及的话题、评点的观念是非、探讨的思想工作规律，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一叶一花，都取自五彩的世界。撷取的过程，或直接或间接，都是我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我希望我还能继续学习，能比过去再有一点儿新的进步。

感谢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在他们的努力下，才把我几十年中拉拉杂杂的作品的主要部分收集整理出来。也感谢中国出版集团及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们为这部文集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是为序。徐惟诚2014年6月3日内容简介

本卷共收入190篇文稿，分经济建设、企业文化两部分。

作者围绕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变革，面向农村、企业、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实际，以百姓身边事、身边情为事例，从各个角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用以释疑解惑，帮助人们凝聚共识。作者特别关注经济现象中的思想道德因素，如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守信为什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规范，为什么权钱交易不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色情服务与投资环境，以奉献作为企业经营之道的内涵，等等。

企业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的。作者一直关注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的发展，并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研究和倡导，对一些企业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概括。例如：什么是企业文化？它是企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构建的价值观体系、理念体系；它是一种氛围、一种理念、一种追求、一种形象、一种精神、一种习惯；它是企业的软实力，是企业的魂，是企业的根本。企业文化的作用，如何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重点、外延和方式方法等方面，作者都提出可操作性的见解。

本卷收入的讲话（演讲）稿均为作者个人撰写，或根据录音记录整理而成。经济建设·经济生活关于“上级规定”

前一个时期，因为啤酒瓶的生产赶不上消费的需要，为了更好地组织啤酒的供应，有关公司曾经规定买啤酒的时候要带了旧啤酒瓶去换。大多数营业员在执行这样一个新的规定的时候，能对有些消费者可能产生的不习惯进行热情的宣传解释，并且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可能产生的困难。有少数营业员却不是这样。有个同志去买啤酒，就碰到这样一位营业员。这位同志带了啤酒瓶去，营业员仍旧不肯卖酒给他，说是式样和店里酒瓶的式样不同。这位同志问：“为什么式样不同就不能买酒？”回答是：“上级规定。”再问：“那叫我怎么买酒呢？”回答：“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究竟上级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去访问了这个店的上级公司。公司的同志告诉我们，对旧酒瓶规格的规定是：一定的容量，能经受一定的压力，不破损，没有火油味。至于式样，并没有规定，只要是啤酒瓶就行。他们看了那位同志带去的瓶子，说这种瓶子质量很好，完全符合规定。

啤酒瓶的事情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小事有时也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我们从这件小事中想到的是：究竟应该怎样去对待“上级规定”。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各级组织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党的政策，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各种规定。这些规定是进行工作的依据，是下级组织和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遵照执行的。

上级组织的各种规定，既然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的，它必然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有些新的规定，群众还比较陌生，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就在于积极地不知疲倦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这些规定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比如，关于啤酒瓶的规定，就是为了旧酒瓶的充分利用，同时也方便群众买酒，而不是为了限制群众买酒。少数同志把上级规定错误地理解为和群众利益相对立的东西，遇事不宣传、不解释，眼睛一翻，用“上级规定”四个字把群众挡回去，甚至自作主张，任意附加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并且把它也算到上级的账上去。这不是真正认真地执行上级规定，其结果是为难了群众，也引起群众对供应部门的不满。

再进一步说，“上级规定”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在执行时只要闭起眼睛搬搬条文就行了。许多正确的规定，往往不可能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全部事先设想到；有些过去正确的规定，今天因为情况的发展，变得不适合了；也有些规定，可能是考虑不周，需要做一些补充或改进。每一个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对人民的利益负责的工作人员，在执行上级规定的时候，都需要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开动脑筋，使自己把正确的规定执行得最好，对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也应该根据群众的意见，随时向上级提出补充或者改进的意见。例如，用旧酒瓶去买酒的规定中，显然对这一点是考虑不够的：如果人家家里并没有旧酒瓶怎么办？如果把旧洒瓶打破了怎么办？（据了解：后来做了补充规定。）按照那位营业员的逻辑，大概又要回答这是“上级规定”，或者“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不，同志，这样的回答是错误的。千方百计地为消费者组织供应，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民营业员的责任。（《解放日报》，1961年5月18日）首都“特殊”的逻辑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如今经济学界已经有许多好的议论出来。这是一件大好事。过去多年来，这也是一块禁区。好像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越大越好，公有的程度越高越好，根本不需要问条件。于是，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被砍掉，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优越性。有些人听惯了这一套，并且据此对当前的经济改革提出了种种疑问。在北京，这些疑问还增加了一条“理由”，就是所谓首都特殊。这也算是“政治经济学”吧。然而，不管什么学，总要脚踏实地才能说得通。实际生活究竟是在怎样检验这些理论的呢？

前些日子，宿舍楼群路边来了两个弹棉花的，就在树荫底下，摆开架子，砰砰砰地弹起来，当天交货，大受居民的欢迎。抱着棉絮送来弹的，络绎不绝。弹棉花的师傅是从浙江温州来的，一个青年，一个小孩，一天的收入有十几二十元钱。据说，这样的人，在北京市有二三百，晚上多半露宿在火车站，实在有点不雅观。

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解决北京老百姓的“弹花难”。而且北京市待业青年甚多，安排颇为不易，为什么这个钱，本地人不能赚呢？据说，有关部门为此也很着急，开了多次会，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说是没有房子。那么，也学一学温州来客，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岂不是好？然而，那却是万万使不得的。理由是，北京是首都，这样做有碍卫生，有碍市容。

本来，作为首都，只有为市民服务得更好的理，没有让市民不方便的理。北京人在街头巷尾弹花有碍卫生和市容，难道温州人来弹就不碍了？或者是老百姓入冬没被子盖更卫生些？可是，类似的“道理”却偏偏在许多事情中通行。例如，人力三轮客车，连新加坡也可以有，北京却不能有。理由也是落后，不好看。然而老百姓的需要却不管这些“理由”。事实上，用平板三轮货车拉病人去医院的并不少。这当然是谁也不敢去禁止的。又例如，因为是首都，饮食业就不准由个体经营。于是，北京许多素享盛名的风味小吃都不见了，到处只剩下炸油饼，饭铺门口还常常排起长长的队，这就不影响首都市容？因为是首都，街上就不能有缝纫摊儿，逼得有些妇女把衣料寄到外地去做，这难道能增加首都的声誉？天安门两侧林荫道上，就是不准摆摊儿，可是游人过此，连一口水都喝不上，究竟是有利于健康，还是有利于文明？

以反对落后的东西存在为理由，为更落后的现象的存在创造条件。作为首都市民的一员，实在不愿意再看到用这种怪逻辑来打首都牌子的现象了。（《北京晚报》，1980年9月23日）为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商业服务业开路

北京有许多“难”：吃饭难，做衣难，交通难，买菜难，等等。这些事情所以难，直接的原因是：从业人员太少、营业点太少。

可是，北京又有许多人没有事做。待业青年一二十万，这也是一大“难”。这个问题不解决，城市的治安、社会秩序，也是搞不好的。

本来，把这两个“难”放在一起，让那些没有事做的人，去做那些没有人做的事，问题就不难解决，“难”就可以变成不难。可是，很长时间了，有些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什么东西在作怪呢？“左”的思想影响。瞧不起商业、服务业工作，这是一种。把面粉做成面包，人们承认这是生产劳动；把面粉炸成油条，人们就不承认这是生产劳动，就瞧不起，就认为是可有可无，这不是怪事吗？

瞧不起集体所有制，瞧不起小合作社，更瞧不起个体经营，这又是一种。似乎到国营企业工作才算就业，其他就不算，甚至会变成资本主义尾巴。其实，集体所有制同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今天的个体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用自己的劳动来为人民服务，不剥削别人，还能帮助群众解决国营企业难以解决的困难，同样是光荣豪迈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事业。国家的商业、服务业的领导部门，应该把国营、集体、个体的商业、服务业都领导好，把它们都看成是自己的亲儿子。有的同志对正当的集体和个体经营，不去领导、扶持、帮助，反而加以刁难、限制，从而使人民的正当需要得不到满足，这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吗？

再有一种就是把治安、卫生同市场的繁荣对立起来。似乎街上什么都没有就好管了，就干净了。这是很没有道理的。难道就业问题解决不了，社会治安会好吗？难道群众生活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例如吃饭、做衣服、弹棉花等等不好解决是合乎卫生的吗？难道远道来京的旅客、小胡同里的病人找不到适合的交通工具，对他们的健康有利吗？群众客观上有需要，靠行政命令是禁不住的，禁住了合法的，就会出来非法的，钻我们的空子，使得治安和卫生更难管理。正确的做法，只能是领导人民用合法的途径来解决自己的困难，并且加强管理，依靠群众同种种非法的、破坏治安、妨碍卫生的现象做斗争。这样做，当然要比简单化的方法复杂和困难得多。但是，这才真正是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要么就是一刀切，要么就是撒手不管，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北京的商业和服务业必将有一个大发展，而且当前要特别强调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一部分个体所有制的商业、服务业，这是历史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各行各业的同志都要认识到这个客观规律，使自己的工作能主动地适应这个规律，做促进派，而不要做阻力。这里有许多错误的观点需要丢掉，有一些不合适的规定和做法需要改正。只要大家努力，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一定会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来。（《北京日报》，1981年5月6日）家庭经济和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

我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几个年头，它的明显效益，已是有目共睹。但是，有些人心里还是有点嘀咕，农民中也有些人不大放心，怕政策变。这种嘀咕、担心，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叫作“成分可疑”，也就是怀疑它的社会主义性质。

从“包产到户”开始，许多地方推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又出现了专业户、重点户。这些，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劳动者的勤懒，技术水平高低，信息是否灵通，经营是否得法，都和个人家庭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做，有没有提倡个人主义的嫌疑呢？

我国农村目前的家庭经营，绝大多数并不是纯粹的个体经济，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这一点，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了。在这里，我们想着重谈思想方面的问题。

发展家庭经营的结果，人们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确比过去表现得更为关心。但这不是什么坏事，也不能和个人主义画等号。而且，也不能反过来说，不发展家庭经营，人们就不关心个人利益。以前农村实行工分制，“分”就是农民的命根，许多评分会上的争吵都反映出一些人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从道理上讲，既然实行了集体所有制，农民最关心的就应当是集体利益。但是，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却很难为这个集体发挥多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生产力水平是那样低，生产工具是那样落后，伙在一起“大拨儿轰”，不但不能提高生产，反而会增加内耗，使许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得不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集体的利益很难关心，甚至无从关心起来。

实行承包后，人们用极大的注意力关心着自己承包的那一份责任。因为这是他们完全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影响的天地。他们关心的这一份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他们对集体所负的责任。开始他们也许对整个集体的事不太关心。但是，他们关心着集体委托给他们的那一部分事情。从过去的漠不关心，到后来的关心一部分，他们对集体的关心程度，只能说是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么个开端，事情就不会停止在这里。当一位农民担负起自己那份责任时，当他成为自己的“生产队长”时，他就不但要用生产者的观点，而且要用经营者的观点考虑问题了。他要考虑生产技术问题，要考虑怎样经营的问题，还要考虑怎样利用劳动时间、技术、资金等等才最合算的问题。向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方向发展，就成了必然的趋势。因为这在经济效益上最合算。这样一来，这个农民的眼光必然从家庭内部转向家庭以外。第一，他要看市场的需求，了解本乡本县的信息，以至外省外国的信息。第二，他需要寻求合作者。生产愈是专业化，就愈是需要产前和产后的服务。正是这两条，深刻地改变着亿万农民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眼界扩大了。他们对于党的政策，国家的命运与自己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看得更清楚了。他们衷心地祝愿邓小平等领导人身体健康。他们认为这对于他们比风调雨顺还重要。他们对本地本省以至全国的事情了解得愈多，他们在处理自己家庭承包的生产时，主动权就愈多。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这是一个向着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主人翁前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仍将是漫长的。但是，亿万农民向前迈出的步伐却是坚实的。他们在前进过程中，必将形成形形色色、跨度不同的新型联合体，有许多形式也许是我们过去从未想象过的。有的联合体，在开始时可能相当松散，但它们的基础很牢，因此就不是随便什么力量可以把它摧垮的。

和一些只会从表面现象观察问题者的断言相反，今天中国广大农村发生的变革正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这种前进，对于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是最根本的有利条件。当然不是说，不需要做思想工作了。思想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认清当前形势，善于因势利导做好工作，社会主义思想就必然会更深地扎根到广大农民的头脑中去。这也是确定无疑的。（《中国青年》1984年第6期）站到时代潮流的前面来《中国青年》1984年第8期发表的北京市交道口服装厂改革经历波折的事，引起了许多青年人议论。这件事的确很值得我们思考：大家都知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好事。它将给企业带来活力，使生产力得到新的解放，它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四化”必经之路，也将给广大职工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其中受益最多的可以说要数青年工人。交道口服装厂的改革，虽然还只是刚刚开头，经历的时间不长，也还不完善，可是改革的效益已经是很明显的。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家厂里，就是在许多作为改革的受益者的青年的参加之下，出现了为反对改革的停工事件，迫使改革一度夭折。当然，后来也是在这些青年人的要求下，这家工厂的改革又复活了，而且更加前进了。将来，当走过了一段长路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波折，也许只不过是奔腾向前的潮流之中的一片小浪花。我们作为当前改革的实践者，却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这一段波折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有的青年竟会站到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面去？为什么他们竟会反对他们自己的利益？

这也并不奇怪。什么是人们真正的利益？这本来就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世界上的事，如果统统都能一眼看穿，那科学也就没有用了。何况，在旧轨道上生活得久了，长期形成的一些旧观念，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蓦然一改，一下子习惯不过来，有些格格不入，更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交道口服装厂的青年们从这一波折中，对改革的甜头认识得更真切了。从这一点说，有一点波折，也并不完全没有好处，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所有单位的改革都经历类似的波折，所以从交道口服装厂的教训中认真思考一番，形成一些新的观念，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交道口服装厂的改革是从分配制度开始的。他们把“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打破了，把工人之间收入的距离拉开了。大多数工人得到的奖金比过去明显地增多，也有一小部分不能完成定额的工人收入暂时降低了。引起人们反对的，首先就是后面这一点。社会主义难道走的不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吗？一部分人富起来，另外一部分人穷下去，这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不错，社会主义走的的确是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不允许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在社会主义中国，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为自己、为集体、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劳动。这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但是，讲到共同富裕，还必须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富裕。答案好像很简单：钱越多就越富。其实，这样的答案，只有在同样数量的货币仍旧能买到过去同样多的物资的条件下，才有相对的正确性。真正的富裕，归根到底还要看能不能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而且不仅要在数量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还要不断创造出适合人民需要的、质量更高的新产品。而任何产品都要靠劳动来创造。所以，只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才能有全体人民的富裕生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于能够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目的也就在这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它的毛病在于破坏和束缚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勤惰不分，实际上就等于是奖懒罚勤，劳动效率怎么能提高？劳动产品怎么能增加？人民的生活怎么能提高？其结果，只能是大家一齐摽着穷，谁也富裕不了。

要富裕，就要解放劳动者的头脑和手脚，让人们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工作能力来为自己创造财富。一部分人的收入首先增加上去，但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且是经过了必要的扣除之后，也就是说向社会、向集体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之后，才领得了他们应得的一份，这难道不是很合理的吗？

有人说，收入的差距大，就是不平等。那么，收入一样多就平等了吗？各人家里需要赡养的人口就不一样多，怎么平等得起来？就算按人口来平均，大个子做衣服还得比小个子多费几尺布，你说平等不平等？收入一样多，各人付出的劳动却不一样多，不也是不平等吗？比较起来，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办法，同等的劳动付给同等的报酬，来得平等些。

收入差距拉开，本身并不是目的。一部分人的收入先增加，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向其余的人显示了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的途径，从而鼓励更多的人们积极劳动。后来者必然有人会超过原来的先进者，又会带来新的动力。你追我赶，波浪式地前进，这才真正是共同富裕的道路。

老弱病残怎么办呢？奖勤罚懒，不能罚弱。对老弱病残，要用各种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办法来加以照顾。这个“底”是要保的。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论是国家或者是企业，都会有更雄厚的资力来保证这种照顾。随着改革的进展，保险的办法也会愈来愈完善。所以，即使是这一小部分“弱者”，他们虽然比较难以走在致富的前列，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会由于改革而更有保证甚至得到提高。这不也是共同富裕的体现吗？

最使一部分青年人感到不满的，是改革中必然要更加严格企业管理，其中包括若干处罚的条例。他们说“管、卡、压”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批判‘管、卡、压’”，把它说成是修正主义，在人们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种批判完全是错误的。任何现代化的大生产企业，没有极其严格的管理，都不可能正常地运行。所谓严格的管理，自然要包括严厉禁止一切违反企业管理条例的行为，必要时要给予严肃的处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与纪律应当建立在充分的思想工作和广大工人群众觉悟的基础之上。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与纪律，都要以事先征得每一个工人的完全同意为条件。现代工业把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工人组织在一起进行互相协调的劳动。怎么能设想这样的单位能允许少数人自行其是，不服从统一的号令呢？“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批判“管、卡、压”，实际是对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秩序的破坏，对工人阶级意识的腐蚀。一部分人对于他们认为或者称为“不正确”的事，就可以任意“抵制”“造反”、不服从，说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矛头向上大方向永远正确”，谁如果要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批评和处分，那就是“矛头向下”，就是“整群众”。最糟糕的还有所谓“停产闹革命”，不干活拿工资外加捣乱。这样一来，工厂不成为工厂，工人阶级不成为工人阶级，劳动者不成为劳动者，哪里还会有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我们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对“管、卡、压”的批判。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企业里的工人还是主人吗？和资本主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首先表现在他不是受剥削的，而是有着充分的权利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工人阶级作为企业的主人，同旧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有着根本的不同。工人没有也不需要有自己的奴隶，自己的剥削对象，而是和其他的工人、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做主人。不是我要怎样就怎样，让别人来服从自己，而是千百人共同在一个统一的意志指挥之下共同劳动来为自己创造财富。所以，改革的本质正是增强了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首先是使工人有权采用各种适合的方法来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由此向前，工人们还会更加关心整个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因为他的劳动只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有赖于整体劳动的协调进行，而且整体劳动的效益和每一个工人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已经是大家都日益看得明白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合理化的建议、各种创造发明，将更容易为整个集体所接受，各种人才将更容易涌现和得到适当的任用。也许仍然会发生某些企业领导人滥用自己的职权，侵害工人民主权利的事。但是在经过改革的新的体制下，这种情况也必将更容易得到纠正。所以，改革将要带来工人群众当家做主观念的增强，更加提高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这才是今后的主要趋势。

我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刚刚开了一个小头。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在城市中也必将以更加坚实的步伐，更加全面地展开。这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人民富裕，国家繁荣的需要，许多旧的、过时的、不适当的观念将进一步受到冲击，也将为广大青年开辟为振兴中华大显身手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上的矛盾也必然会更多。改革，是对每一个青年的挑战，也是对每一个青年的召唤。让我们丢掉那过时的、不适当的观念，站到时代潮流的前面来吧！（《中国青年》1984年第11期）挨骂的厂长

在许多企业面临市场疲软、产品积压、经济效益下降的困境之时，也有一些企业日子却过得挺红火。

可是，到这些企业采访，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往往可以听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的一段挨骂史。

济南钟厂生产的康巴丝石英钟，在中国大概可以算是家喻户晓了。这个厂的经济效益也确实不错，人均产值达到6万元以上，在国内钟表行业独占鳌头。职工的收入、福利当然也是令人羡慕的。那么，是不是有很多人想调入这个厂呢？我曾经向这个厂的厂长提出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厂长同时告诉我：这个厂在7年前由两个小厂合并时的职工总数是1296人，现在却只有1107人。人员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近200人。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厂也像其他厂一样，人员不断膨胀，就不会有今天的劳动生产率。增产减人的窍门在哪里？我们的企业潜力很大，加上技术不断改进，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这是人人明白的道理，无所谓“窍门”。别人做不到，他们做到了，无非是下了决心不进人，无论是谁介绍，谁写条子，都不进。7年中又有若干自然减员，职工总数就降下来了。这样的厂长当然就要挨骂。只有顶得住骂声，才能创造出成绩来。

厂外的骂声不好顶，厂内的骂声有时顶起来更难。首都钢铁公司的经济效益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承包7年，创造的利润每年递增20%。他们所以能创造这么好的成绩，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在厂内责任制落实到每一个人。落实责任制首先要定员定责，人浮于事就会实际上反而找不到应该负责任的人。首钢的改革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全公司7万职工进行了大讨论，大家都认为至少可以减去10%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公司做了决定，一下子减去6000人。具体减张三或者李四，这是不能讨论的，一讨论就会没完没了，只能由上级下命令，限期到新岗位去报到。有的充实了原来急需劳动力的岗位，有的去从事第三产业，还有一些就去搞清洁卫生、搞绿化，总之是不让多余的人留在第一线生产岗位上。不去新岗位报到的人就停发工资。这样做能不挨骂吗？有人还骂得很难听，什么“×剥皮”“刮民党”都有。但是不这样做就没有首钢的效益。当然，等到效益创造出来，工人的收入和福利也随之上升的时候，一些原来想不通的人也逐渐变了，总经理的威信更高了。

问题是在创业的阶段，对于明天的效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更不是每个人都能相信的。而眼前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受损却是明白无疑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需要显示正确领导的作用。前提是能够保持正确主张的领导地位，不但要在骂声面前能硬着头皮顶住，还要能够尽可能地说服多数人。北京著名的劳动模范、长城风雨衣公司的经理张洁世，就曾经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被提出了不信任案，如果不是党委全体同志苦心地做工作，这个不信任案被通过，那就不会有后来的长城风雨衣公司。作为改革者，当然要提出一些同许多人原有的观念不一样的主张。当长城风雨衣已经很畅销而生产能力还不能满足的时候，当出口外销明显地比内销利润更高的时候，当外贸部门可以收购长城风雨衣公司的全部产品的时候，张洁世提出拿20%的产品内销，这不是明明吃亏吗？这点产品，摆在国内市场上当然是供不应求，各地商场都愿意以优惠的条件进货。张洁世却决定，集中供应北京市百货大楼，而且花钱在那里搞展销，以扩大影响。这样做，吃亏更多了。大家想不通，骂他傻。他说，这是为全厂职工买明天的饭碗，否则，几年过去，国内人民都不知道有长城牌风雨衣了，即使我们生产能力扩大，也会没有饭吃的。现在，张洁世已经逝世，长城牌风雨衣名声更大了，全厂职工怀念他，为他在厂里塑像作纪念。如果张洁世是一个怕挨骂的人，又何有今日。

厂长的远见，不仅表现在市场的开拓上，更重要的是靠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来取胜，而这就需要及时地进行技术改造，不断采用新技术。这当然是要花钱的，而且花钱不少。一个企业，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职工要盖宿舍，要增加奖金福利，办公要有大楼。每年的利润怎么用法，先后顺序怎么摆，矛盾很大。济南第一机床厂，在老产品还有销路的时候，毅然决定引进新技术，上新产品，推迟盖宿舍，盖大楼。厂领导挨了几年骂。如今，他们每年可以出口机床获1000万美元，工厂的经济效益上去了，大楼、福利也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挨骂的日子。我们大家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挨骂的日子。（《处世百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生活方式的变革

活了五十多年，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家里还能买台电冰箱。

要说这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还是让我先说说买电扇的事吧。在我的观念中，它也是被列入奢侈品一类的。我相信的是“心静自然凉”。实在熬不过去的时候，有把大蒲扇摇摇，也就心满意足了。两年前，看到我那夫妻都是二级工的女儿、女婿也买了一台电扇，我的脑子才活动起来。于是照样买了一台，想不到对提高我在夏夜的工作效率，还真大有帮助。

我见识电冰箱，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可是那时它对我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这几年，先是左邻右舍渐渐都买了电冰箱，特别听到几位体弱多病的老同志说到电冰箱的好处，才使我动了心。买来一试，才真觉得合算。说老实话，我既没有用它来制作过冷饮，也没有什么高级食品用它储藏。电冰箱里放的不过是青菜、萝卜、鸡蛋、鱼、肉之类，再加上几块面包而已。我说的好处，主要是节约了时间。过去，买菜是我们家，特别是我爱人的一项很重的负担。尤其是星期天，光为采买，至少就得花费半天时间。现在可好了，一家大小，无论谁在什么时候遇到合适的蔬菜，只要排队不长，都可以顺手买来。这样，一个星期至少可以节约4个小时的时间（事实上远远不止），一年就相当于26个劳动日，等于多出一个月来。所以，我家的电冰箱，一年365天，天天开动。花上这么一点电费，实在很合算。

我说的这两个例子，同许多同志在生活方式上的变化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我所以不嫌絮叨，主要是觉得在这些变化后面，确实存在着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首先当然是要有经济收入的提高。我们老两口的工资虽然多年不动，但是四个孩子陆续参加工作，减轻了负担，反过来也就等于增加了收入。

其次是要有可供的物资。这几年生产持续以相当高的速度向前发展，特别是注重了直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产品的生产，新产品不断地开发出来，对广大消费者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最后，但却并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是：人们对生活方式观念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和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相适应的。建设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闭口不谈消费，以消费为可耻的观念，实在是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提倡的消费又和资产阶级的挥霍浪费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的消费是为社会主义生产所决定，又回过头来促进生产的，是和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的。这里有许多旧的观念需要破除，许多新的观念需要树立。对这些问题认真地进行一番探讨，是会很有益的。例如缝被子，这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劳动。一家人有多少床被子，春夏秋冬一年要拆洗多少次！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做被套，脏了往洗衣机里一滚，然后套起就用，省掉了缝的工夫。这在每人一年只有18尺布的时候当然很难想象。现在完全有条件了，可是目前使用被套的还只限于一部分青年人。年纪大一点的人，或者是没算过省时间这笔账，或者觉得已经多少年这样过来了，改一改反而不习惯。

又例如，这几年城市煤气化发展得相当快，火柴比过去用得多了。2分钱一盒的火柴，工厂赔本不愿生产。3分钱或4分钱一盒的，有人又嫌贵。其实，装一个电点火器，连电费一起算，也比2分一盒的火柴还便宜。可有人不会算这笔账。在他们看来花二三分钱不算花钱，一次花1元多钱就有点心疼了。

再例如打火机，国外的趋势是大量发展一次性的，简易的，油用完了就扔掉的打火机。这样可以大规模生产，降低售价。可是这种打火机进到中国，有人就觉得丢掉太可惜，于是就发展了一项买卖：把用过的打火机打个洞，加上油，再封起来继续使用。有人认为这才是充分利用物资，很合算。他们就没有算这笔账：为这样一点东西花费这么多时间去跑路，找商店，灌油，是不是值得？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时间不值钱。利用上班时间干私事的大有人在，业余时间钻研、革新、进修又受不到鼓励。可是，现在不同了，改革之风一吹，对时间包括业余时间的价值观念也应该跟着起变化了。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又是全面地、系统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的改革。这个变化是很深刻的。生产力发展了，经济结构变了，势必要引起人们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的变化。自觉地认识和促进这种变化，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有利的。（《八小时以外》1985年第1期）热心发展生产力

我们刚刚送走了胜利的1984年。检点一年的收获，大家都有许多高兴的事。收入和存款的增加，耐用消费品的添置，新房的建筑，饭桌上的佳肴，如此等等，集中到一起，就是我们的生产又向前发展了。如果我们不能在同样的时间中，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生活上的各种改善又从何而来呢？我们希望1985年人们的生活更富裕，我们就要在1985年使生产力有新的提高。我们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更要使生产力持续不断地比人家更迅速地发展。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为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奋斗，就要热心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不仅意味着产量增加，它包含着新技术的采用，新材料的使用，新产品的开发，能源的节约，等等。它不是不可捉摸的，而是和各个部门、各个企业、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有关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谁抓生产，谁说生产，都要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无论批判者用过多么革命的词句，却只能使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向后倒退，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点也不相干的。

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唯物论，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干革命，搞建设，都是为了使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不然，人民群众为什么会跟我们走？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论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领域，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认定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最活跃的因素。青铜时代和奴隶制社会联系在一起，水力磨盘只能产生出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蒸汽机则是资本主义的催生婆。所以，马克思说新式的机器比最有影响的革命家更“危险”。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谁代表了新的生产力，谁就有无限光明的前途；谁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生产力，无论他怎样煊赫一时，也逃不了覆亡的命运。蒋介石、林彪、“四人帮”的下场就是证明。

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过去发展得还不够快，就是因为还没有把这个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所以现在才需要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生产力，从而使国家和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改革的目的，也是衡量改革进程中使用的各种做法是否正确的标准。

有些做法，表面上很相像，有的受到赞成，有的就受到反对。例如，在北京街头常常可以看到一批新疆来客，他们在北京的商店里买了妇女头巾一类的商品，打成包裹，通过邮局，寄回新疆，获利相当可观，并没有看见有谁去禁止他们。因为他们的做法，开拓了流通的渠道，满足了人民消费的需要，也促进了生产。前一阵，有的人倒卖电视机、汽车，拿一张发货票，你卖给我，我卖给他，货物还在仓库里没有动，已经倒了五六次手，电视机价钱从900多元加到了1200多元。这种做法就受到了工商管理部门的打击，这叫买空卖空，哄抬物价。他们倒卖的东西本身就是紧缺物资，无论倒多少次手，也起不到促进生产的作用。这种紧缺物资为什么会离开正常的供应渠道，跑到某些人手中？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各种特权。利用自己的特权，把紧缺物资垄断起来，捞取个人的私利，这是在阻碍商品的流通，倒手次数越多，对流通的阻碍越大。这种既损害消费者利益又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当然要受到严厉禁止，当事者还会因此受到行政处分或者法律制裁。

有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我们对于许多改革的措施，如：为什么要对内搞活，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为什么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为什么要简政放权，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生产，为什么要提倡竞争等等，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并且比较能够自觉地去实践这些措施。有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我们对那些借改革之名以营私的错误做法，也会比较敏锐地察觉和批判。

有些同志对改革的理解偏重于如何迅速使本单位或者本人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样想问题，本身并不错，但是，如果只想到这一条，还不够，还必须加上通过什么途径来富裕。这个途径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发展生产。当然，和个人的物质利益不相联系，生产也发展不起来，也失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但是，没有生产的发展，个人的物质利益也不可能有保证。如果硬要有，那只能是挖取别人的利益，这样做是决不可能持久的。只有立足于生产的不断发展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日益兴旺发达，日益富裕繁荣。

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重要表现。让我们为这个根本任务贡献出我们的全部聪明才智吧。（北京《支部生活》1985年第2期）高消费和生活必需品

1980年，我国每人年平均的国民收入大约只有200美元左右，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是达到800美元以上。这叫作小康水平。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更高达1万美元以上。即使到了2000年，我们的水平也远远不如他们现在的水平。当然，统计的口径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十分厉害，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最终都归劳动人民所有，普通人的生活会比同等生产力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好些。所以，观察一下他们那里目前的消费情况，对我们正确地预见未来，是有好处的。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名词，叫作“高消费”，常常被我们有些同志骂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理由呢？一条叫作高消费就是高浪费。电视机坏了也不修理，扔掉买新的，这不是浪费别人的劳动果实吗？还有一条叫作懒。什么都想自动化，人还劳动不劳动？其实这两条理由基本上站不住。

有没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有的。那是和损人利己，剥削和压迫别人，甚至把人作为买卖、玩弄的对象，奢侈糜烂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当然要谴责它，唾弃它，因为它对发展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劳动人民就永远不应该有高消费，只能有低消费。我们进行革命斗争，进行生产劳动，都不是为了吃苦，更不是为了永远保持低水平的生活，而是要求生活得更好。我们和资产阶级的不同点，只在于我们不允许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是要求整个社会的全体人民或先或后的都能共同富裕起来。

所谓的“高消费”，其中确有许多项目是和节约人在家务或者业余生活中的时间相关的。这些究竟是不是有必要，看看我们近几年的实践，就可以明白了。

这几年，我国人民消费的观念和实践都在变化之中。家用电器的普及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是洗衣机和电冰箱的畅销。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一台洗衣机一二百元，还要花电费，自己动手洗衣服，这些钱都可以省下来。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代价是花去了时间。过去时间不值钱，才会有那样的观念。生产力愈是提高，劳动者每一分钟可以创造的价值愈多，“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才愈能深入人心。请看，那些生产发达的国家，人们在马路上也多半是快步走，很少有慢吞吞地踱方步的。

也许有人要问，业余的时间，何以也会值钱呢？是的，这个时间的活动，一般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是，如果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习，增长知识，搞出某种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改进了工作，这些成果也是有价值的。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也就是提高了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素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有利的。包括休息得好，更好地保持和发展体力，增进健康，提高文化素养等等，也是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懂得花钱买时间的合算了。

例如电冰箱，它的好处首先不在能够储存多少高级食品，更不在于夏天可以在家里制造冰棍、冰激凌，而是也在能节省时间。本来要分五次、七次买的菜，一次买回来；本来无论排多长的队也得硬着头皮站下去，改成什么时候碰到排队人少、方便，什么时候就买。一个星期省下4小时，一年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作日，能派多大用处！

在美国的城市里，菜店要比我们这里一般城市少，离许多人的居住点比较远（其原因和他们那里劳务费用贵有关，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但电冰箱，而且连私人汽车也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许多工人虽然欠债累累，靠分期付款也得把冰箱、汽车买到手。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日子就会十分难过。

可见，什么叫生活必需品？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茶叶是西藏人生活的必需，没有它，牛油之类的食物就不好消化；皮毛是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必需，没有它，无从抵御北极的风雪。光纤电话、数字通讯、家用电子计算机等等，就是未来人生活的必需。没有这些东西，不可能适应未来信息高度发展的社会的生活。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甚至是我们爷爷时代生活的观点去看未来，把这些生活上的进步都看成奢侈、浪费，或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应该欢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进步。

这里有许多观念需要改变。例如，火柴已经被人们用了很多年，大家都很习惯了，过去烧柴火灶，点油灯，离开它也不行。现在，城里推广煤气，农村推广沼气，就不如用电打火器合算。一盒火柴2分钱，一个电打火器1.5元左右，但是可以用5万次。请你们算算账看，究竟哪个便宜。又例如，穿衣服，过去都主张买结实的布，“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棉布生产不足，布票有限制，不这样做也不行。现在没有这些限制，又多是独生子女，个子也长得快，旧衣服给谁穿呀？就不如买便宜的布，不要太结实，穿一年或者一季就坏，正好换新衣服，既好看，合体，舒适，算起经济账来还可能便宜些呢！

总之，生产是为了消费，生产决定消费，又被消费所决定。生产不发展，没有更多可以消费的东西；消费不发展，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生产也没法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人为地硬性压低生活水平。但是，也不能使生活消费水平一步登天，而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我们看到消费水平必将不断提高的前景，看到今天被认为“高消费”的东西将要逐渐地转化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当然应当高兴，应当欢迎，同时就应当为加速这种转变贡献我们的力量。这里包括宣传社会不断进步的科学知识，更包括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做更多的事。（《中学生》1985年第3期）

劳务行业必将有一个大发展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青年自学技术》丛书，让我写一篇序言，我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虽然我对这套丛书所涉及的技艺，大多数一窍不通，但是我认为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确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有益于青年，有益于人民生活，有益于国家。他们的远见是值得称道的。

这一套丛书的出版，当然首先会受到城镇待业青年的欢迎。但是它的意义决不只是为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它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它所提倡的，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事业。而正是后面这一点，今天还没有被许多人认识。

人们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新的技术革命：电子计算机、激光、新型材料、原子能、生物工程等等，这是完全应当的。这是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我们如果不迎头赶上，就会被远远地抛到后面去。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明显的趋势，这就是劳务性的消费，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吸收的劳动力愈来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把这种趋势称之为“第三产业”的兴起。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在我国，商业和其他服务性的行业，也就是以劳务为主的行业，必将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认识这个趋势，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所准备，有所行动，也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

长期以来，商品生产在我国一直很不发达，服务性行业的地位就更低一些。广大的农村，自给或半自给的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生产力的水平有所提高，但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人们的头脑在许多问题上还框在旧的套套里。无论是办事业、企业，都是尽可能的“大而全”“小而全”，最好“万物皆备于我”，可以做到“万事不求人”。在家庭日常生活当中，样样自己动手的人也往往更能被人称道为“勤劳”“能干”“节俭”。

其实，这些观念都是完全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的。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要依靠劳动的创造。只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产品，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一个根本的条件，这就是分工。分工使劳动趋向专业化，才便于发展和使用新技术，提高劳动效率。在人类历史上，有几次大的劳动分工，例如，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工业和农业的分工，都曾经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分工的发展，同时就要求商业的发展。没有畅通的商品交换，专业化的生产就无法进行。

今天，在中国的农村，几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正在改变。专业户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一大批原来的农民“离土不离乡”，转到工商业的岗位上。北京郊区380万人口中，转到乡镇企业劳动的就已经有50万人。这个趋势还在方兴未艾地向前发展。以后还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当然不是算命先生。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预测的。

第一，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劳务服务的要求也必然会迅猛增加。家用电器的普及，需要多少安装和维修的劳动！农民盖了新房子，竟有花几百元买中堂画的！塑料墙纸和塑料地板在几年之内也将迅速在城乡普及起来。10亿人如果每人用一枚图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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