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景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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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文前彩插
第二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合影微观史与中国医疗史研究
余新忠 王雨濛摘要：微观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并对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新兴史学思潮。微观史与医疗史在最初虽然并无特别的交集，但由于两者之间存在颇为一致的旨趣，故而近年来在国际医疗史界，微观史的研究日渐兴盛，并已成为整体微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医疗史研究中，虽然尚未出现明确亮出微观史旗号的微观史论著，但已有不少事实上属于微观史的相当出色的研究，而且这类研究还呈现日渐增多之势，微观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医疗史领域中极具生命力的潜流。如果我们能及时对这一研究做出总结和倡导，并相应地更新相关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其必将成为医疗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潮流。
关键词：微观史；医疗史；生命史学；史学前沿
相比于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人们通常所读到的历史却总是给人干瘪而缺乏生气之感，这或许与现实的人们总是愿意留下自己理性的发现和思考，而不屑于记录那些饾饤之事以及日常的情感和体验不无关系，不过更为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历史往往被视为“科学”的一分子，其基本的目标乃是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探寻人类生活的轨迹以及呈现一般性（也就是均质化）的社会及其生活经验。这样的历史认识尽管还广泛存在于普通人的心目中，但在史学界，这种缺失鲜活生命的历史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反省和批评，微观史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应运而生。微观史的出现，显然不是孤立的事件，与此相伴，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医疗史等新兴研究也在西方乃至全球史学界不断兴盛。微观史与这些研究相互援引、互有交集，共同推动并引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史学的发展。关于微观史与[1]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之间的关系，目前已有一些探讨，而对于其与医疗史之间的关联，目前似还鲜有论述，故此，笔者拟立足中国的医疗史研究，对微观史与医疗史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医疗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做一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何为微观史
20世纪早中期，法国的年鉴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年鉴学派”已经成为当时乃至现在史学界最为耀眼的史学流派，特别是布罗代尔所倡行的“长时段”和“总体史”不仅盛极一时，而且影响深远。这一研究尽管成绩斐然，然而其表现出的过于强调和依赖计量统计等社会科学方法，片面夸大超个人的“长时段”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性影响以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架构的构建而忽视历史的突发事件等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发了西方学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人们开始反思，“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如何可能是真[2]正的历史？正是出于这一反思，意大利一批历史学者，比如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将目光聚焦于细微的个人和事件，创造了“微观史学”（Microstoria，即英文的Microhistory）一词，用来界定这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3][4]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80年代以后，微观史影响日甚，很快走出意大利，广泛影响到欧美史学界，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和心态史、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英国的“个案史”和美国的微观史学等，可以说都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意大利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所倡导的微观史学研究，而今微观史学已成为[5]一个国际性的史学趋势。”
那么何为微观史？按照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等人最新综合性的说法，就是史学家拿着显微镜而不是望远镜，对相对较小的研究对象，比如单个的事件、村社、家庭群体甚至个人，展开集中细致的历[6]史考察所呈现的历史。而就笔者的理解，微观史至少有以下几个方[7]面的特征。
首先，微观史的研究对象往往比较微小和具体。虽然微观史的关注点并不只是具体而微的历史上的个人和事件，而希望以小见大，透过个体来把握和领悟一个地区和时代的文化和风貌，但其并不以探究抽象的个体、社群和地区等客体和呈现一般性或均质化的社会和思想为旨归。也就是说，其虽不反对对历史进行总体和一般化的探究，但绝不希望以牺牲历史中生命本身的丰富性和鲜活性为代价，而主张通过将抽象的个人重新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情境中来进行深入阐释和论证的方法来加以实现。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微观史以特定而精确到可以确认身份的个体为研究对象，而且也较少去追求探究对象的典型性，甚至“认为不[8]存在典型的案例，只可能存在一般相关问题”。故而可以说其研究的乃是特殊的个别人物和现象，但其显然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或出于猎奇之目的，希望发掘出“例外的常态”（normal exceptions），认为这样的个别，其实既是独特的，又是正常的，独特而个别中并不乏正常和一般。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这些独特的个人和现象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加以理解和领悟，以“证据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即“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来深入细致地阐发史料中细节的意涵。这一范式“完整的意义包括假设、迹象和直觉的涵义”，金兹伯格认为对未知对象的确认，只有“通过个别的、看似无意义的迹象，而不是通过运用从可重复的和可计量的观察中得来[9]的法则”。这样，微观史学就跳出了重蹈以往历史研究中通常采用的以呈现抽象而均质化社会和思想以及僵化的因果分析来展现历史的窠臼。不过微观史学并不从根本上质疑历史的真实，也不全盘排斥经验的社会科学，只是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的现实来检验他们的建构理论，是重新发现了作为历史变化的代理者的那些人物和小团[10]体的个性。
再次，由于微观史学反对使用过去那种大规模、计量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且也摈斥那种简单化的因果分析论，所以在历史的书写上，微观史家往往偏爱“叙述”的手法。不过他们并不像19世纪的“叙事史”倡导者那样认为“叙事”可以“重建”过去，而是认为，对历史的呈现无法也不应该与对事件的观察和叙述相脱离，叙述是最好的方法，它的意义主要并不是便于向读者展现“真实”的历史，而是告诉读者研究假设和史料之间内在的冲突以及研究者的立场、感悟乃至想象。
最后，在资料的利用上，微观史的兴起，无疑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大凡公私档案、民间文献乃至口述调查等均被纳入。不过微观史在资料利用方面的主要特色并不在此，而是关注细节，对有限的资料做密集而细致的解读，在意识到自身作为局外人（outlier）前提下，尽可能地进入历史的情境，通过梳理作者的立场和相关论述复杂的关联来探究作为文本的史料其字面及背后（文本幽暗处）的意涵。具体来说，就是要善于从史料中发现各种有意义的线索和细节，并以文化解码的方式从这些线索和细节出发去探测“常态”和整体。
总之，微观史学希望通过转换研究对象，更新学术视野、理念和方法，来弥补以往过度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缺失，将个人角色、具象生命以及历史的多元和复杂放入历史的大厦中。毫无疑问，这一研究不可能是万能和没有问题的，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史学流派，它的价值与意义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近几十年来史学的发展，而且也对当今史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不无指引意义。
二 微观史与医疗史
医学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无论中外，都已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研究主要由医学从业者或研究者从技术史和人物传记的角度展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医疗史进行探讨的成果，并开始有越来越多非医学出身的研究者加入到医疗史的研究队伍中来，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医疗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后现代史学和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日渐兴起，医疗史开始受到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并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的一部分[11]。
从历史学界的角度来看，医疗史或者说医疗社会史的兴起，要稍早于微观史，而且可以说它们是各自独立兴起的，起初两者之间并无交集，且不说史学界早期的医疗史研究大多属于社会史的范畴，那时微观史尚未兴起，就是微观史出现后，那些被视为该研究的经典性著作，比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列维的《继承权利：一个驱魔师的故事》、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等，都很少涉及疾病与医疗的议题。从表面上看，这两者似乎并无特别的关系，不过细究起来，其实并非如此。
首先，从理论上讲，微观史和医疗史在逻辑上属于交叉关系。作为两种不同的史学范畴，微观史可视为是一种史学流派，其内涵主要在于探究对象的具体而相对细微，即以研究对象的性质为特征；而医疗史则相对属于一种研究领域，其基本意涵是探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上的疾病医疗及其相关问题，指涉的乃是研究主题。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乃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医疗史作为一种比较古老的研究，其主流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大致经历了从科技史到社会史再[12]到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转变，故而在最近的三四十年中，国际史学界一些重要的医疗史研究往往可以归入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范畴[13]，而微观史研究，虽然未必完全可将其视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但其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之密切毋庸置疑。这就像微观史的代表人物列维所指出的：“无论微观史学家们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态度相距多远，也无论微观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他们所面临的问[14]题和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来说性质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微观史与当前医疗史领域主流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研究的理念、方法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众多的交集也是必然的。
其次，就研究旨趣而言，微观史与当前的医疗史也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微观史研究通过缩小研究范围，来关注历史上具象的个体，重现历史上具体而鲜活的生命和由人参与的日常生活，让历史不再只是抽象数字、概念、因果分析以及规律。也就是说，微观史学是要让具体的生命回到历史中来。而这一旨趣与当前医疗史的研究是高度一致的。由于疾病、医疗问题直指生命，故而医疗史研究者往往就会比较自然将其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将医疗[15]史视为“生命史学”。笔者在多年的研究中，深切地感到，医疗史作为探究直接关乎生命的疾病、医疗与健康的研究，关怀生命，呈现生命历史乃是理所当然和义不容辞的，理应倡行“生命史学”。“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的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由此可见，不仅两者在让生命重新回到历史这一点高度一致，而且从医疗史的角度来说，引入微观史的理念和方式，亦不失为实现其“生命史学”的旨趣和追求的有效路径。
最后，在现实层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微观史的角度展开的医疗史研究日渐增多，并渐成声势。早在1990年，美国著名医疗史家莱维特（Judith W.Leavitt）在评述80年代欧美的医疗史研究时，就已敏锐地捕捉到了微观研究的价值，并对相关研究表现出高度赞赏。她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微观史的概念，但从其研究对象从精英医师及其文本扩展到所有的治疗者和病患者的角度，介绍并高度评价了几种事实上属于微观史研究的著作，其中认为Joan Jacobs Brumberg的 Fasting Girls：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16]Modem Disease一书是以小见大策略在疾病史研究中运用很好的范例，认为，“我们从布伦伯格的著作中看到的有关文化对年青女性作用、家庭状况对她们身体的影响以及她们医生的观点和治疗的细腻[17]的性别分析，我们提供了可以在其他疾病研究中运用的典范”。而其在最后重点推介的Laurel Thalcher Ulrich的A Midwife’s Tale：[18]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Based on Her Diary，1785-1812则可谓是一部相当典型的微观史研究著作，该著主要以一部产婆日记为研究对象，将日记与其他大量的文献相对照，并将其置于特别的社区背景中来加以细致的分析，他的方法有力表明了我们可以从单一的文本中来了解治疗及其理论与实践。莱维特就该著评论称，“乌尔里奇的作品反映了这综述认同的最近历史著作的趋向。这种趋向容纳和重视所有治疗者群体……该书在组织复杂的文本叙事和语境分析上，为未来[19]数十年的历史学家指明了道路”。此后这类的著作不断增多，比如，德国学者Barbara Duden利用现在留存下来的1721～1740年一位德国医生约翰尼斯·斯托奇记载的1816份女性病人的陈述，细腻地探[20]究了当时德国普通妇女对自身身体的经验、体验与认知。又如，莱维特本人通过对广为人知的“伤寒玛丽”的故事叙述和细致分析，成功而具体化地展现了现代科学的细菌话语和公共卫生制度，20世纪初的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个人权利、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挑战及其相互[21]之间冲突和调适。又如，美国著名的微观史家Guido Ruggiero，以自觉的微观史理念，对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老妇人Margarita Marcellini离奇的死亡进行案例分析，细腻情境化地呈现了17世纪初意大利疾病、宗教、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化对[22]疾病与身体的解读。这里例子很多，以至于最新的有关全面总结微观史的著作，在以具体的案例来展示微观史研究特色和意义的第二部分，首先以《医生的故事：生与死》为题，通过对19世纪冰岛的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疾病与死亡等议题的具体叙述来加以说明[23]。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从医疗史的角度还是微观史的角度，微观医疗史研究都是非常重要而有新意的内容。
三 中国医疗史中的微观史研究
随着微观史学的兴起和影响不断扩大，它与中国历史研究的交集也开始日渐增多，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自21世纪以来，在中国史[24]学界出现了一些引介微观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论著，同时一些西[25]方比较重要的微观史代表性论著也被翻译出版，特别是美国的华[26]人学者王笛还立足中国史介绍了西方的微观史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微观史论著也开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涌现，这些主要有海外学者[27]所撰著，不过近年来陆续被引入中国并翻译出版。[28]
中国史领域那些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微观史论著，除了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在第三章中对疾病和健康略有论及外，其他著作基本都甚[29]少涉猎医疗健康议题。这些成果都由海外学者所著，在中国，微观史研究，特别是实证性的研究，整体上还相当薄弱。初看之下，似乎微观史研究在中国医疗史领域尚属空白，无可总结，不过若细致观察，则可发现，中国医疗史，作为史学界的新兴前沿性研究，在引入和践行国际新兴学术理念和方法上，显然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若仔细梳理二三十年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便不难看到，在中文学界，相当一部分对国际前沿的史学思潮，比如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和全球史等的引介和实践，乃是由中国医疗史研究者推动的[30]。尽管目前的中国医疗史领域，尚未有人明确举起“微观史”的旗帜来倡导相关研究，但其旨趣、理念和方法其实已经在一些研究中有所实践。于此不妨从此文撰者之一余新忠的研究说起。
余新忠通过近二十年中对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深切地感受到，关注生命对当今史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意义，故近年来，一直在努力依托[31]医疗史研究倡导“生命史学”。而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关怀生命，让生命回到历史，让历史回到人间，亦是微观史学的重要特征与旨趣。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在较近的一篇理念总结性的论文中提出，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将注意力聚集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回到人间，聚焦健康，立足生命来探究具体生命的日常经验、感知和意义，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发展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这样的论述在主旨上显然与微观史学暗合[32]。而笔者关于清代扬州医生李炳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微观史，但似乎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微观史研究，该文对盛清时期扬州的一位医生李炳的行医人生及其身后的历史记忆做了细致的钩沉，并试图借此管窥盛清扬州的医疗状况以及传统社会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机制。该文对有限的资料做了细致的解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情网络中来理解李炳的医疗行为和心态，认为“他首先是一个缺乏心机、敢于任事的性情中人，同时也是一位性情孤傲、不善逢迎与变通[33]的耿直古板之人”。
与此同时，杨念群和辛圭焕的研究也具有类似的旨趣。杨念群的[34]《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虽然是一项时间跨度比较大的研究，而且也没有特别论及微观史的问题，但若具体到每一章的内容，则不能不说，其研究具有相当浓厚的微观史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该书各章基本都是集中讨论一个相对较小的主题，而且都往往以个案故事的方式来引出问题，即从具体的可以确认身份的个体的故事出发，来探究近代以来中西医交会中所展现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作者有意在历史的书写上采用叙事而非传统的结构分析的方式来展开。另外在对资料的利用上，也比较多地利用了档案中的个人供述、呈文等颇为具体细微的资料。这些显然都与微观史的旨趣颇为契合。而辛圭焕有关20世纪30年代北平卫生行政与国家医疗的研究，探究对象本身就相对细微，该著从卫生概念史的梳理入手，从近代出生与死亡管理以及卫生教育、市政府的传染病管制和空间管制和城市环境与环境卫生改革三个方面对30年代北平市的卫生行政改革及其与国家医学的关系作了颇为全面[35]细致的探讨。该著的突出之处，是在一个颇为集中的时空中对卫生行政具体实施情况给予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虽然没有明确的微观史意识，但无论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论述的细腻程度还是叙事风格，都展现了相当的微观史色彩。而他最新的另一部专著则以日常生活史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微观史研究的案例。《北京粪夫：中国劳动[36]者的日常生活与革命》一书以1950年北京市政府针对当时北京市粪夫集团的首领于德训（大粪仓主）、孙兴贵（小粪仓主）和丁镇铨（粪夫劳动者）等人展开特别调查工作的调查员的口述为因子，从日常生活史和地域史的视角关注粪夫这一城市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分析和探讨他们以及市民是如何接受国家权力的卫生改革的，并进而考察了当时北京市政府的卫生行政跟城市空间构造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同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劳动者或老百姓看成是受政治规定的被动对象，该书把日常生活看成一种不总是被政治权力规定的生活空间。正是鉴于该书显著的微观视角和细腻的叙述，以致被最新的一篇评论视为“作者按照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建构的‘小说’”。
若仔细搜寻，这样虽没有特意声明为微观史，但事实上属于微观史研究的成果还不算少，特别是台湾学者张哲嘉和李尚仁的一些研究，则可谓微观史的意味相当浓厚。比如张哲嘉的《“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与《为龙体把脉：名医力钧与光绪帝》，就是两篇非常出色的微观史研究成果。在《“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中，作者从道光十九年（1839）岁杪，清廷因不满英商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以禁运大黄相恫吓这一故事入手，非常细腻而有说服力地表明了，“大黄迷思”背后所隐藏的乃是一套涉及药性、食物、身体与方土等相互[37]呼应的因素所组成的世界观。而在《为龙体把脉：名医力钧与光绪帝》中，张哲嘉利用晚清名医力钧的医案《崇陵病案》，细致梳理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力钧为光绪皇帝治病的经历，并着力探讨其中所展现的医患关系。该文很好地实践了从例外中发现正常的理念，尽管力钧为龙体把脉是个特殊的个案，但是透过这样的“例外”，我[38]们仍得以省思宫廷中医患关系的实态。这一研究方法在李尚仁的《健康的道德经济》一文也有很好的体现，德贞在医学上并无值得夸耀的成就，对这样的一个人的研究意义何在呢？李尚仁特别引用了微观史的研究指出，历史中一些看起来不重要但又不寻常的人与事，有时会是很有用的史学线索，加以深入分析、仔细探索所得到的历史洞见，往往不是宏观分析或是研究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所能得到的。为此，作者尤其注重将德贞的卫生论述置于其个人的社会背景与思想脉络中考察，指出德贞的例子亦彰显出大英帝国中心的医学理论和海外[39]医师的边陲经验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另外，李尚仁的最新专著《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虽是对一个人物的研究，但其所要撰写的并非一部“伟大医师”的传记，而是希望透过细腻考察万巴德在英属殖民地及殖民母国的医学工作，对19世纪英国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大英帝国扩张与医学知识建构、现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过程，提出新的分析与看法。该书不仅利用大量的第一手私人性资料（如万巴德的书信，日记与手稿），而且也往往能从一些微小的细节问题入手来展开，颇为典型地展现了微观史研究的特色[40]。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不少有关医生或相关人物和群体的探究，虽然可能不像以上所述研究那样与微观史特别契合，但也多少具有微[41]观史的意味。
由于微观史探究的往往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个体生命，故而比较自然地会像李尚仁那样比较注重于对日记、书信等私人性记录的收集和利用，而反过来，主要借助这类资料的研究，也常常会较多地展现出微观史研究的特色和意旨。目前这类具有微观史色彩的研究在中国医疗史研究领域开始日渐增多。比如蒋竹山尝试利用日记从病人的观点出发开展研究，他以《祁忠敏公日记》为基本史料，透过祁彪佳家族的个案，以微观的方式观察江南都市士绅家族的医疗活动史和医病[42]关系。而张瑞的博士学位论文《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也重申了从病患角度书写医疗史的呼吁，并强调了日记在医疗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张瑞指出，透过日记，我们可以从病人的视角，清楚地看到“医疗活动是如何在具体的生活中展开”的。并且该文在医疗之外尤其关注到病人的疾痛叙事，对病患叙事的分析深入细致，且进入到病患的内心世界，可以说亦与微观史的研究理路有契合之处，而对于疾痛叙事的强调也无疑为我们打开了微[43]观史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这类的研究还为数较多，虽然不同研究者在微观分析上能力和水平并不一致，但多少都展现了一定的微观[44]史研究色彩。
除了针对单个人物或医学群体的研究外，一些针对个别事件或物，某项研究，某个机构，或某种观念展开的医疗史研究也体现了微观史小范围的细致研究的特色。比如，雷祥麟的有关常山这一药物的研究，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发现”抗疟新药常山的过程，并以之检视“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计划，表明这个计划旨在重塑中药的关[45]系网络，并将中医拒斥于网络之外。又如张宁的研究则聚焦20世纪最重要且普遍使用的药品“阿司匹灵”，详细地追溯了德国拜耳药厂与阿司匹林的诞生及其进入中国的复杂过程，试图从“阿司匹灵”在中国的经历透视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医界与药界的关系，新药业公会对自身的定位，以及今日全球药品内容趋一的缘由等一系列问题[46]。韩依薇的《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即利用广东商业画家林华于1836～1855年间为医学传教士伯驾的肿瘤患者所作的医学绘画，通过细致分析这些绘画制作的背景、技术和内容，来探讨19世纪早期有关病态和中国人身份的信息是如何在文字和视觉文化[47]上被传播和变化的。
除了上述这些研究外，口述史的研究也值得我们关注。如游鉴明[48]等关于台北和台中荣民总医院口述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更多是对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但借助这些资料，无疑能为我们进行微观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到，目前中国医疗史领域中的微观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微观史研究在中国医疗史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展开，但还鲜有明确打出微观史旗帜的成果。前面的概述表明，目前具有微观史色彩的研究著作已有不少，而且涉及的领域也甚广，但只有辛圭焕和李尚仁等少数的研究著作偶有谈及微观史研究，并且均没有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论著定位为专门的微观史研究。它们往往都是从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个案史等视角展开的，但结果却暗合了微观史的理念和方法，成为或浓或淡具有微观史色彩的研究成果。
其次，目前医疗史领域出现的微观史研究，乃是当今史学界不断追求和践行“新史学”理念和方法的自然结果。当今史学发展的趋向虽然纷繁复杂，但有两点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是不再热衷于宏大叙述，特别那种大而空的研究，而较多从比较具体而细小的题目出发来展开自己的研究，立足个案的研究也已变得非常常见。二是史学研究中“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日渐得到彰显。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微观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全球史和物质文化史等，可以说都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产生的。这些史学潮流关注的侧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均包含着对具象而非抽象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和过度社会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反思以及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正是因为这两个特点的结合，使得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一些并未明确在微观史视野下展开的研究，却在事实上实践了微观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作为当前中国史学界追求和践行“新史学”的先行者，医疗史领域比较明显地出现这种现象，不仅自然而然，甚而也是必然的。
最后，微观史研究在目前的中国医疗史学界，尚是一个亟待兴起的潜流。上面谈到的第一个特点已经表明，微观史研究尚未成为中国医疗史中有明确标识的研究范畴，故而名其为“潜”不言而喻。但称其为亟待兴起的潜流，也就是说尚未而即将浮出水面的潮流，则是鉴于：①微观史本身的学术魅力及其学术影响正日渐扩大，而且在国际医疗史学界，微观史的研究业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②特别是在关注具体的生命，让具象的生命回到历史，让历史回到人间等学术理念和旨趣上，微观史与当前的医疗史有着高度的一致性；③在中国医疗史领域，业已出现了一批具有实际上属于微观史的研究论著，而这些研究者相当一部分都在当今医疗史界乃至中国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中青年学者；④作为新兴前沿研究，医疗史在追求和践行新兴学术潮流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具有一定的先行性。
总之，现有的研究或针对个人，或关注个别事件，或围绕某种药物，某种观念展开，它们都践行了小范围的细致研究，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可能还算不上是真正有微观史自觉意识的研究，它们在研究的细致程度，对个人或事件的社会脉络的把握（微观与宏观的勾连），以及在叙述风格等方面可能还存在较大的进展空间，但这些研究无疑表明了微观史研究无形的影响力，也为今后的微观医疗史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指明了一些可行的方向。
四 余论：前景与对策
通过前面的概述，可知，在目前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中，虽然尚鲜有明确亮出微观史旗号的微观史论著，但已有一些事实上属于微观史的相当出色的研究，而且这类研究还呈现日渐增多之势，微观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医疗史领域中极具生命力的潜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其中引人注目的潮流。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当前中国医疗史中的微观史研究，我们应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关切以下问题。
第一，及时举起微观史的旗帜，大力倡导并推动有自觉微观史意识的相关研究的开展，促使其由隐性的潜流变成显性的潮流。
第二，实现微观史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至关重要。在研究理念上，有必要充分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意识到微观史并不满足于具体微观本身，微观史探究的对象固然具体细微，但其决不甘于史学的碎片化，而是希望通过捕捉个案中的“例外的常态”来展现时代和地域的“常识”；另一方面，还需认识到具体而个案性的研究本身并不等于微观史，微观医疗史是希望将具象的生命引入历史，让历史回到人间，聚焦健康，如果缺乏微观史的学术理念，而仍采用传统社会史的分析方法，关注外在于生命的一般性和抽象的思想和事务，那么即便是对某个医生、某本医书或某一疫病事件的个案研究，也难以归入微观医疗史的范畴。而在研究方法上，则需要改变以往常见的广泛和浮皮潦草的利用史料的做法，不仅应对重点史料做深入细致的阅读，还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和语境中入情入理地加以解读和利用，不仅要明了文本字面的含义，更要关注文本制作背景和过程、制作者的立场和潜在意涵等字面以外的讯息，时时处处将历史上事件和物质与具象的生命关联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具体和个案性的研究具有微观史的意蕴，才能使我们的历史书写具有生命和人性。
显而易见，当下对医疗微观史研究的总结和倡导可谓正当其时，它的兴起，不仅可以更好地展现微观史的价值与意义，还可以促动医疗史研究更好地践行生命史学的理念，从而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更加深入健康地向前发展。
[1] 关于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的密切关联，可参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105～122页；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35～47页。关于微观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可参阅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80～105页。
[2] 参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53～69、105～106页；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1页；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0～81页；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pp.1-11。
[3] 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 Peter Burke 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99.
[4] 参阅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1页。
[5]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1页。并可参阅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pp.13-61。
[6]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pp.4-5.
[7] 以下关于特征的总结，除了特别注明外，乃是笔者在综合参考以下论著后所形成的自己的思考。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pp.147-160；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0～105页；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05～122页；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476～482页；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1页；乔瓦尼·莱维、尚洁：《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1～108页；陆象淦：《20世纪的法国史学：从“革命”到“危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3～16页。
[8] 乔瓦尼·莱维、尚洁：《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6页。
[9] Keith Luria，“The Paradoxical Cario Ginzburg，” Rndical History Review，35（1986），p.86.转引自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97页。
[10]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11～112、129页。
[11] 关于西方医学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可以参阅约翰·伯纳姆《什么是医学史》，颜宜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3。
[12] 参阅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13] 余新忠：《〈医疗、社会和文化读本〉导言》，载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Ⅲ～Ⅴ页。
[14] 乔瓦尼·莱维、尚洁：《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8页。
[15] 台湾20世纪90年代就将疾病医疗史研究称为“人群生命史”。李建民的近著《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台北，三民书局，2005）则以“生命史学”来表述医疗史的特征。
[16] Joan Jacobs Brumberg，Fasting Girls：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m Disea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7] Judith W.Leavitt，“Medicine in Context：A Review Easay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5（5），1990，p.1482.
[18] Laurel Thalcher Ulrich，A Midwife’s Tale：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Based on Her Diary，1785-1812，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
[19] Judith W.Leavitt，“Medicine in Context：A Review Easay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p.1483-1484.
[20] Barbara Duden，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Translated by Thomas Dunlap，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1] Judith W.Leavitt，Typhoid Mary：Captive to the Public’s Health，Boston：Beacon Press，1996.
[22] Guido Ruggiero，“The Strange Death of Margarita Marcellini：Male，Signs，and the Everyday World of Pre-Modern Medicin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6（2），2001，pp.1141-1158.
[23]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pp.79-104.
[24] 这类成果比较重要的有：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0～105页；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第476～482页；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1页；陆象淦：《20世纪的法国史学：从“革命”到“危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3～16页；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以小见大》，《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6～119页；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第3～5页；等等。
[25] 这类译著主要有：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乔瓦尼·莱维、尚洁：《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1～108页；等等。
[26] 〔美〕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40页。
[27] 这类论著主要有：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美〕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8] 〔美〕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40页。
[29] 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
[30] 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了台湾学者蒋竹山的相关研究成果上：《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另外，从笔者于2006年和2012年分别主持召开的两次医疗史学术研讨会的论题可以得到说明，这两次会议的主旨和内容可参阅王涛锴《“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1期，第20～22页；张瑞：《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2期，第67～69页。
[31] 这方面最近的比较概括性的论述可以参阅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第16版。
[32] 余新忠：《回到人间 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2012年第11期下，第3～11页。
[33] 余新忠：《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2～152页。
[34]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5] Sihn Kyu-hwan，State，City，Health：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d State Medicine of Beiping Municipality in the 1930s，Acanet，Seoul，Korea，2008.
[36] Shin Kyu-hwan，Nightsoil Workers in Beijing：The Everyday Life and Reform of the Chinese Workers，Seoul：Blue History，2014.
[37] 张哲嘉：《“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7辑，第43～100页。
[38] 收入黄东兰编《身体·心性·权力：新社会史（第2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9] 收录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76卷第3分册。
[40] 李尚仁：《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2。
[41] 这类的研究主要有：祝平一：《通贯天学、医学与儒学：王宏翰与明清之际中西医学的交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卷第1分册，1993年3月，第165～201页；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三联书店，2008；雷祥麟：《杜聪明的汉医药研究之谜：兼论创造价值的整合医学研究》，《科技、医疗与社会》第11期，2010年12月，第199～284页；刘士永、郭世清：《林可胜（1897～1969）：暗声晦影的中研院院士与国防医学院院长》，《台湾史研究》第19卷第4期，2012，第141～205页；李贞德：《从师母到女宣——孙理莲在战后台湾的医疗传道经验》，《新史学》第16卷第2期，2005，第95～151页；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Karen Minden，Bamboo Stone：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Medical Elite，Toronto，Buffalo，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等等。
[42] 蒋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医病关系为例的探讨》，《都市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收入林富士编《疾病的历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43] 张瑞：《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44] 比如还有：范燕秋：《从〈灌园先生日记〉考察林献堂的身体卫生观及其实践》，《日记与台湾史研究：林献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第731～789页；王文基：《知行未必合一——顾颉刚与神经衰弱的自我管理》，载祝平一主编《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卫生与医疗》，台北，中研院，2013，第65～100页；张笑川：《〈慎宜轩日记〉所见清末民初士人的心性修养与健康维护》，《历史教学》2012年第22期；等等。
[45] 雷祥麟：《常山：一个新抗疟药的诞生》，李建民主编《由医疗看中国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08，第339～383页。
[46] 张宁：《阿司匹灵在中国——民国时期中国新药业与德国拜耳药厂间的商标争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59期，第97～155页。
[47] 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感觉·图像·叙事》，中华书局，2007，第185～216页。此外，以下一些类似的论文也具有一定微观史色彩，如，张宁：《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第1～40页；张仲民：《补脑的政治学：“艾罗补脑汁”与晚清消费文化的建构》，《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第145～154页；张仲民：《晚清中国身体的商业建构：以艾罗补脑汁为中心》，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5卷），中华书局，2011，第233～263页；皮国立：《中西医学话语与近代商业——以〈申报〉上的“痧药水”为例》，《历史月刊》2013年第1期，第149～164页；杜丽红：《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73～90页；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上海腺鼠疫蔓延期间的华洋冲突（1910）》，《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74～90页；范燕秋：《帝国政治与医学——日本战时总动员下的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师大台湾史学报》2007年第1期，第89～136页；许宏彬：《从阿片君子到矫正样本：阿片吸食者、更生院与杜聪明》，《科技、医疗与社会》2005年9月第3期，第113～174页；Ruth Rogaski，“Vampires in Plagueland：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Weisheng in Manchuria”，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Angela Ki Che Leung，Charlotte Furth ed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2-158；李贞德：《宣教影片中的疾病、医疗与文化：以〈趁着白日：孙理莲的台湾〉为例》，《古今论衡》2011年第23期；等等。
[48] 游鉴明等：《台北荣民总医院半世纪——口述历史回顾（上、下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游鉴明等：《台中荣民总医院三十载——口述历史回顾：各部、科、中心主任》（上、中、下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疗灵”与疗身：近代加拿大传教士在卫辉的借医传教活动
[1]冯秋季摘要：1889年至1947年间，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会在卫辉一带借医传教。根据不同时期政局、民情状况及传教士自身特点，他们先后经历了用药品“裹挟”福音的谨慎发展阶段；边行医边传教，“疗灵”与疗身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交叉渗透的黄金发展阶段和行医与传教貌离神合的深入推进阶段。“疗灵”与疗身始终既存冲突又相互渗透。
关键词：加拿大传教士；“疗灵”与疗身；卫辉；借医传教
近代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已引起当前史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颇[2]丰，对其借医传教的研究也有一定发展。诸同人在其研究领域里各有建树，但他们多将传教士的借医传教活动解释为一个从疗身到“疗灵”的单向序列。笔者认为，“疗灵”与疗身其实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只不过根据中国政局的变化、民众的需求取向以及传教士自身的境况等，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他们先后经历了用药品“裹挟”福音的谨慎拓展阶段，边行医边传教、“疗灵”与疗身交叉推进、相互渗透的黄金发展时期和行医与传教貌离神合的深入推进阶段。鉴于能力和篇幅有限，笔者拟以加拿大传教士在豫北设立的三大传教总站之一——卫辉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传教及医疗救治活动加以梳理与探讨，具体展示这一发展变化过程。
一 药品与福音：裹挟而进的谨慎拓殖（1888～1900）
19世纪中期，随着现代神学诠释的多元化，基督新教自由派主张把基督精神外化为世俗精神，把服务上帝与服务社会统一起来，把“与上帝对话”融于“与人民对话”，从而复兴基督教。基督新教在华传播方式也逐步开始了从传播什么向如何传播转化，宗教的、慈善的和科学的特质相结合的福音传播方式，得到了基督新教现代派的推崇。医院、学校与慈善机构几呈与宣教并进的局面。尤其是医院，由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它最有可能成为传教士有效接触各阶层人士的媒介，从而被他们用作敲开中华帝国之门的楔子。19世纪80年代，刚刚取得自治的加拿大也加入了欧美对华传播福音的行列，并将其在大陆发展的目标首先锁定在地处内地，拥有800多万居民，且几乎是基督教“真空”地带的河南北部，断言“像在其他地区[3]一样，基督之光甚至可以拯救几乎所有的河南人”。
地处内地的近代河南，一度被外国人视为“世界公开的痛疮”[4]（the open sore of the world），除灾荒、战乱和极度贫困外，疾病成为威胁民众生存的最大恶魔。尤其是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除一般性疾病外，天花、霍乱、麻疹、痢疾、黑热病等20余种传染性疾病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因为当时中国上无卫生体系和卫生法律，下无卫生传统与卫生习惯，百姓无病时不懂预防，已病时“不知消毒隔居，[5]以防病之传染，而惟祈祷醮禳是赖”，一遇疫情暴发，染疫者往往不治而亡，“都会城乡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闾门而[6]殆，或覆族而丧”。民众谈疫色变。这给加拿大传教士借医传教带来了绝好时机。
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豫北地区水涝遍地，灾情严重，各种疾病随之蔓延。在台湾传教多年的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会随即到国内募集救灾款，并派遣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史雅阁（James F.Smith）医生、罗维灵（William McClure）医生和一名护士等7名传教士，由台湾、福建，再到天津，然后沿卫河西进，到彰德府（今安阳）地区施赈、传教，组建豫差会。
但其活动并不如预想中的顺利。这一时期，晚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采取“明为保护、暗为防范”，以达到“不禁之禁”的目
[7]的，对传教士在内地非通商口岸的活动更是“悉听地方人民之处[8]置，与地方官之裁断”的机智应对策略。而近代的河南，恰又民情[9]强悍，被外国传教士认定为“全国第二仇视洋人的省份”。缺少上层明确保护的这股异质势力进入彰德府楚旺镇后，一开始果然颇受排斥与打击。不断有无名告白书遍贴各地，称这些“外国洋人雇觅讨饭等穷人，诓拐中国小孩……将心挖去，不知作何使用，害死小孩无知[10]多数”；在新镇，无名告白书说得更是绘声绘色，称这些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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