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文玉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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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历史人物狄仁杰评传试读：
序1
在新世纪的春天里，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古城西安的史苑中，绽开了几朵鲜花，这就是三秦出版社推出的《隋唐历史人物》丛书。
隋唐，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两个先后统一强盛的朝代。
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较短，但是它的统一南北、重通西城、创立科举、开凿大运河、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等历史功绩却永远载入史册。唐朝继承隋朝的各项制度，并且适应形势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改革、经过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等几代人的精心治理，众多名臣直言善谏，周边民族的共同开发，广大百性的辛勤劳作，使大唐帝国在世界东方迅速崛起，以繁荣的经济、先进的科技、难璨的文化，光耀人类文明史册；以强盛的国威、磅礴的声势，度撼了世界，使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迄今仍然引以为自豪。特别是隋唐文化，博大精深、光彩夺目，是我国文化史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珍品，迄今仍然具有东方文化的迷人魅力。
隋唐历史文化的辉煌，是由隋唐人创造的。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氛围中，继往开来，勇于革新，坚持统一。反对分菜，使隋唐特别是大啥帝国充满了勃勃生机。隋唐帝国的大厦，就是由隋唐人创造性的活动构建的。本丛书选择的历史人物，是指在隋朝38年（581－618），唐朝29年（618－97）中，在某一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即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在隋唐历史的发展或变化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包括负面影响）的人物。峥嵘岁月使群星灿烂，乱世和治世造就、磨炼出多位杰出的皇帝、大批文臣武将；科举考试使人才荟萃，长安和各地涌现出众多学子，或跻身仕途，或撰写宏篇巨著；丝路畅通、疆域辽阔使蕃将、酋长云集京师，汉化与胡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的绚丽篇章。只有深入研究隋唐历史人物，探索他们的活动和忍想，才能真正了解隋唐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
我们推出本丛书的目的，其一是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隋唐历史人物的多彩人生，从中受到启迪，增加和扩展历史知识我们提倡夹叙夹议，寓褒贬于史实的陈述之中，使读者在阅读、欣赏、鉴别的同时，惑悟做人的哲理，领略隋唐文化的魅力。其二，是为了使广大读者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爱我中华，是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歌。五千年的文明史，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千杜伟业，功在统一。对那些在建统一帝国、维护祖国统一事业中，做出贡献的人物，应予以热情的领扬；而对那些破坏祖国统一、制造分裂的人，则应予以无情的鞭答。通过文化活动，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推动学术繁荣，是出版本丛书的根本目的。
本丛书既是一套卷伙浩繁的学术著作，又是一系列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历史读物。因此，每部评传都应该做到观点新颖，史料翔实，语言生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趣味性不溢美、不隐恶，文笔酣畅而内容真实，是本丛书的座右铭。
作者笔下的隋唐人物，不论是明君还是贤相，也不论是治世能臣，还是乱世祸首，既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地方或民族的印记，又要尽量贴近现实，为今天广大读者所能理解。他们是一个个栩栩知生的历史人物，而不应是一具具用史料堆砌的纸栩塑像。
本丛书首批推出《武则天评传》、《唐肃宗评传》、《狄仁杰评传》、《李如（徐悉功）评传》、《郭子仪评传》、《安裸山史思明评传》和《怀素评传》等7部。作者都是从事隋唐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说过，在唐朝的2个皇帝中，值得称道的不过太宗、玄宗、宪宗而已。
他把武则天排除在皇帝之外。式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帷一的女皇帝，也是一位众说纷纭的复杂人物。有沪、说她是最残暴、淫荡的女人，有人评她为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评传》的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另外一个女人，像她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坎坷，遭遇过那么激烈的反叶，又享受到那么多的荣，拥有那么高的权威。她的无穷的魅力，为她身后盔得数不清的评说。本评传用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把一个真实的武则天展示在读者面前；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难点，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因此，自1993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后，5册很快梢售一空，并被台湾世一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看中，于1995年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精装本。现在两位作者又经过认真的修改、补充，并增加多幅精美的丈物图片，作为二版列入本丛书出版。在唐代21位皇帝中，对肃宗的研究历来不为学者重视，甚至被斥为“奋君”。他大半生被唐玄宗的辉煌、安史之乱的烽火掩盖着。《唐肃宗评传》的作者，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史料的搜集、考辫，令人信服地证明，肃宗李亨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功绩显著，而且还继承了开元天宝盛世的某些成果。他表面看来谨小快徽，实则大智若愚，是一位颇有主见的皇帝。观点新颖，文采飞扬。在隋唐众多的大臣中，狄仁杰可谓知名度甚高，家喻户晓。
但今人熟悉狄仁杰，大多是从戏曲、影视、会案小说等果道获得的，而历史上的狄仁杰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真的断案如神吗？《狄仁杰评传》的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除采用两据书》、《资治通鉴》等文献外，还广泛征引了文物资料，详细叙述了狄仁杰一生的政绩，剖析了他与武则天的微妙关系，揭示了狄仁杰作为大唐名相的历史作用，并附录有唐代传奇、明朝戏曲、清人小说中的狄仁杰，还评价了《狄梁公传》的撰者与史料价值，是一部雄俗共赏的学术专著。在隋唐众多的名将中，李劲是与李漪齐名的军事家。他本挂徐，名世勃，字悉功，为隋末瓦岗起义军的创始人，主要将领之一。后降唐，踢性李，永徽以后，因避太宗名许单名勃。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又是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有力支持者。《李勃评传》详尽地记述了李劫的一生，并对其丰功伟业以及弱点，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和解说，是迄今海内外第一部全面评述李如一生功过的人物传记。郭子仪是唐代中期著名军事家和辛臣。他以平定安史、再造唐室的显赫功绩著称于世，被唐肃宗封为汾阳郡王。《郭子仪评传》的作者，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探索了郭子仪先祖的家世及华州郑县（陕西华县）郭氏家族，详尽地、全面地描述了郭子仪辉煌的战绩、杰出的军事才能及高尚的品格。广大读者会从中得到教益，追及世界各地的郭氏后裔会从中受到鼓舞，并引以为荣。《安袜山史思明评传》与以上几部评传不同：其一，以上几部评传的传主，都是应予以肯定的历史人物，而本传传主则是叛磨祸首，应予以否定；其二，其他评传都以一人为传主。而本传则以安袜山、史思明二人为传主。这是因为，安、史二人不仅同乡同岁同为蕃将，而且同日发动的叛唐战乱，成为唐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将安、史二人列入一部评传的写法，可以完整地叙述安史之乱的全过程。本评传史料充实，陈迷清晰，分析透彻，尤其善于总结历史的经脸与教训，读后令人深思，浮想联翩。以上几部评传的传主，两（唐书》都有本纪成列传．而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两《唐书》却不载其事迹，连简略的传记都没有。《怀素评传》的作者长期酷爱书法、书法史和唐文化，现为书法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后。他在《店人书法与文化》（戈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等著作的基础上，搜遮有关怀素的资料及研究成果，经过刻苦钻研，撰写出这部高水平的评传，不仅靡清了怀素的生平事迹，而且为书法史研究增添了光彩。内容宏富，文笔流畅，大气、素迈《隋唐历史人物》丛书的出版，值得庆贺。从1997年起，三秦出版社魏全瑞总编便开始策划这一跨世纪的工程，启动后立即得到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如今在各位专家、学者的辛勤浇灌下，史苑中这几朵鲜花迎着新世纪的霞光绽开了。我们殷切地期望海内外专家、学者积极撰写书稿，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祝愿春风吹拂史苑，鲜花盛开。赵文润2年3月
序2
狄仁杰，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千百年来，无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学子、农人贩夫，无不对他交口称道。
一个历史人物能够得到各类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他众口一辞的赞颂，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有人称他为大唐名相，唐代近3年的历史中，曾涌现出了大批的宰相，称得上名相的为数不少，哪一位的知名度能有他高？也有人称他是断案如神的清官，可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显然非哪一个精熟刑律、善于推按的官吏所能相比。
从久视元年，狄仁杰辞世以来，有关他的事迹的传播便以各种形式迅速地展开了，历代都有一些政治家、文学家、学者在自己的作品中。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语言对他进行了评论和颂扬。老百姓们也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纪念这位先贤，这就是捐资立碑或修建祠庙，凡狄仁杰做过地方官的地方，无不出现过此类建筑。随着漫长时光的磨砺，这些碑石和建筑今天已不可见了，然从方志的记载来看，直到清代它们大多还存在。自唐代以来，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它们依然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护和修葺。顽强地存在了千余年时间，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奇迹。这种现象的产生，如果不是出于人们对狄仁杰的尊崇和敬仰，此外恐怕很难有其他的解释。
除了史籍对狄仁杰事迹的记载之外，早在唐代有关他的事迹的传说，便不断地出现在传奇小说之中。在辉煌灿烂的唐诗中，也出现了歌颂狄仁杰的诗篇。明清时期以他为题材的戏曲、小说相继问世，使狄仁杰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荷兰汉学家罗伯特•古利克创作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一书，长达百十万字，风靡于西方书市，又被译成汉文，畅销于国内市场。尤其是以狄仁杰断案为题材的多集电视连续剧的推出，这种现代媒介手段的介人，更使狄仁杰成为广大人民所熟知的历史人物。
为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撰写传记，是笔者非常乐意承担的工作。当我怀着昂奋的心情投人到这项工作中去时，才发现存在的困难还不少。首先遇到的是史料问题，有关狄仁杰的文学资料虽然不少，历代都有创作，但它们多不能作为信史看待，12多年漫长的时光，使大量相关史料散佚消失。如唐代著名文士李所撰的《狄梁公传》，是几乎与狄仁杰同时代的人撰写的一部有关其生平的传记作品，史料价值之珍贵不言而喻，可惜的是，除了一些片言只语之外，已经佚失不传了。至于我们今日尚不知道的史书和相关史料，还不清楚到底佚去了多少。其次就是史籍记载的疏误，尤其是有关狄仁杰生平的一些重要事情的疏漏或讹误。最主要的还是如何为本书的主题定位问题。狄仁杰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眼中，形象也是不同的。旧史臣颂扬他忠孝节义，匡复庐凌；士大夫们赞美他品格高洁，荐贤识才；百姓们却敬仰他忧国忧民，能轻摇薄赋，发展生产；对于后世的文学家来说，更多的是将他作为一个机智多谋、断案如神的清官形象来称颂。以上这些视点实际上所反映的只是狄仁杰生平的一个个侧面，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狄仁杰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本书所要做的就是要全面客观地写出狄仁杰曲折坎坷面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把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以便和文学作品中的狄仁杰形象相区别。
对于历史人物传记来说，仅仅做到事迹真实还不够，还应该从更多的方面丰富人物的形象，给读者一个鲜活的立体的印象。为此本书还从思想、信仰、品格、心理、君臣关系、同僚关系等方面，对狄仁杰进行研究和评价。此外，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所以对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交代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历代都有以狄仁杰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为了反映不同时代对他形象的描写，使读者便于对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狄仁杰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书在附录中对这些作品进行了介绍，并加了简略的评论。
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笔者并不敢说把狄仁杰生平许多事情都说清楚了。与历代大写特写狄仁杰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今国内对狄仁杰的研究并不多，著作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可资借鉴的著述实在太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现在已经脱稿罢笔，但笔者心中仍然惴惴不安，迫切希望能得到些中肯的指教，如是那样，将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杜文玉1998年8月
第一篇 家世与童年
导读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族历史与家族传统的国度，因此，对于家族谱碟的编撰非常重视，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的宗谱，这就为后世研究家族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狄氏家族就是这无数大家族中的一个著名家族，叙述这个家族的历史对了解狄仁杰的家世和他的成长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家族源流
唐太宗贞观四年（63），狄仁杰诞生于一个普通官员家庭。尽管狄仁杰日后声名赫赫，千古以来有关他的传说为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但此时当他呱呱落地时，其啼声与普通婴儿毫无差异，显得那么平凡，平凡得以至于连他的出生时间都没有留下无可争议的记载。
狄仁杰所在的家庭在注重门第、郡望的隋唐时代也是那么普通，与社会上倍受人们推崇的那些高门显族相比，顿失光彩，所以狄仁杰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庶族子弟。如果更进一步地追溯，就会发现狄氏家族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家族，只是由于魏晋以来没有名人涌现，才不为人们所注目。在唐朝初年，这个家族中官职最高的是狄仁杰的祖父狄孝绪，曾充任过尚书左承，却未见建立过显著的功勋，因而名声及社会影响十分有限。狄氏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还是要算狄仁杰，他在历史上的不凡表现，为这个家族增添了不少光彩，这才引起世人对其家族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看，狄仁杰的降生对这个古老的家族来说，不能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关于狄氏家族的世系情况，今天能够了解的已经比较有限。唐人十分重视谱牒之学，当时人林宝编撰了一部名为《元和姓纂》的谱牒书，据他本人说，撰此书时“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可见搜集资料还是比较广泛，比较丰富。后来宋人欧阳修撰《新唐书》时，其中的《宰相世系表》主要就是依据此书并增补了部分内容而编成的。现在以上二书尚存，然关于狄氏家族的记载非常简略，这就说明这个家族的谱牒早在唐代就已经残缺不全了。狄氏家族谱碟在唐代不如其他大家族完备的事实，与其不属士族阶层有很大的关系。
宋代名将狄青显达后，有一位狄仁杰的后人特地去拜会他，并献上狄仁杰的画像和告身（任官状）十余通，希望狄青能认狄仁杰为远祖。狄青认为自己一时幸运做了高官，不敢妄加攀附，冒充狄仁杰后人，因而拒绝了他的“好意”，厚赠后遣返。这一事件说明了一个间题，即狄氏谱虽然残缺，但在北宋时仍然存在，所以狄青才不敢贸然攀附。随着岁月的推移，有关这个家族的资料又有所散失，时至今日，我们所能考知的情况便十分有限了根据记载，狄姓出自姬姓。周成王把他的同母弟孝伯封于狄城（甘肃临沙）的，以地名为氏，孝伯遂成为狄姓的最早始祖。
孔子有一名弟子狄黑，就是孝伯的后裔。狄黑的裔孙狄山，在西汉充任过博士之职，世代居于天水（甘肃通渭西）。前秦末年，大将姚袭在关陇豪族的支持下举兵反秦，其中的天水豪族狄伯支就是狄山的后裔。姚茱建立后秦政权，任狄伯支为尚书他临终时召集四位大臣受遗诏浦佐其子姚兴，狄伯支也是辅臣之一。姚兴灭亡前秦符登，称帝之后，遂任狄伯支为征虏将军、乐平侯。不久，姚兴遣其弟姚平与狄伯支率步骑4万进攻北魏，由于姚兴支援不力，致使后秦军队先胜后败，姚平战死。狄伯支等人被俘。后双方关系和好，狄伯支被放回，很快恢复了官爵。后秦与割据陕北的赫连勃勃关系恶化，平北将军姚冲与狄伯支奉命率军征讨，姚冲图谋发动叛乱回师袭击长安，狄伯支不从，姚冲惧怕阴谋败露，便设计将狄伯支毒死。
狄伯支是后秦的开国功臣。地位较高，他的死使家族地位大受影响。到了其孙子狄恭时，移居于太原（山西太原西南）从此，这个家族就以太原为籍贯，旧史记载狄仁杰为太原人，其依据就来源于此。狄恭的儿子狄叔湛在东魏担任过帐内正都督、平西将军，封爵临邑子。狄叔湛的儿子狄孝绪，在唐朝初年曾先后充任过行军总管、大将军、尚书左、使持节洋州诸军事、金紫光禄大夫，封爵临颖男。从狄孝绪所任官职看，在唐初地位已经相当显赫了。行军总管，为一路野战部队的统帅。使持节洋州（治今河南开封）诸军事，则掌握这一地区的军政大权，并拥有专杀之权。尚书左承，为尚书省的主要官员，具体掌管尚书省的各种政务，只有大事才秉告尚书仆射左分管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事务，如果诏书不当有权封还重议，并有决定郎官人选的人事权。金紫光禄大夫，为文散官第四阶，正三品。在唐初这已经是相当高的官阶了。狄孝绪担任过的这些官职，不仅表明他位高权重，而且也才兼文武。
但是，有关狄孝绪的事迹在史书中非常罕见，恐怕不是年久湮没的问题，大约是他功绩不怎么显著，才致使史书中缺乏记载，这一点从他的封爵可以得到证实。狄孝绪尽管职事官颇高，却仅获得了一个临颖男的爵位，在唐代爵制中为最低一级，从五品上。唐朝初期的封爵主要根据功绩大小来封授，狄孝绪没有获得显爵，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狄仁杰的父亲狄知逊是狄孝绪的第五子。由于其父为朝中高官，家业富足，所以狄知逊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来通过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据载，他是明经及第后，被授以东宫内直郎，掌管太子东宫的符玺、伞扇、几案、服饰等事。对于初入仕途的人来说，这已是相当不错的职位了。据说狄知逊“龙章凤姿，”“神情秀发”，一表人材。后又充任过郑州（治今河南郑州）司兵参军，兼郑王府兵曹参军。郑王指唐高祖的儿子、唐太宗的异母弟李元筋。李元鳃本封滕王，贞观十年（636）正月，改封郑王，任郑州刺史。狄知逊充任这一官职当在这个时期。此后，他又历任梁州（治今陕西汉中）都督府录事参军、越州刻县（浙江4县）令、华州郑县（陕西华县）令、夔州（治今重庆奉节东北）都督府长史等职。死后赠使持节邓州（治今四川邓徕）诸军事、贑州刺史。狄知逊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几乎没有充任过重要职务，死后的赠官还是沾了狄浮杰的光。
关于狄仁杰的母亲，史书中没有记载。《邓州刺史狄公碑》中略有提及，可惜由于碑文残缺，不知其姓氏。然狄仁杰有一堂姨卢氏，所谓堂姨是指其母的堂姊妹，即狄仁杰外公的兄弟之女。据此可以断定狄仁杰之母必然姓卢。上面提到的这块碑文记载说：“凤皇于飞，生享从夫之秩；蛟龙既没，死偕同穴之荣。初封太谷县君，追赠（下缺）。”说明在狄知逊获得蹭官的同时，他的夫人也得以追赠封号，只是由于碑文残缺已无法知道具体封号了。
第二节 狄氏籍贯
狄仁杰的籍贯，旧史均记载为并州太原人。并州在隋扬帝大业中改为太原郡，唐高祖武德时又改称为并州（怡今山西太原西南）。上面所说太原是指并州所属的太原县，治所从隋末以来移到州城之内。然据明朝阳曲县知县彭面述所撰的《狄梁公谱系祀田记》记载：“县之南治十里，人烟可三五十家，相传为梁公故里，志乘所载，父老所传，人竞呼之为狄村云。阳曲县也是唐代并州下属的一个县，在明清隶于太原府。唐代的阳曲县城位于今太原市北约巧公里，明代的阳曲县城距今太原市北约25公里，狄村就位于唐明阳曲县城之间，这里距唐代的太原县约百里之遥。从“志乘所载，父老所传，等语看，可知认为此处为狄仁杰故里的说法由来已久，并非明代才出现，且有文字记载为据。因此，狄仁杰的故里应该在阳曲县而不是太原县。”清康熙时编撰的《阳曲县志》卷12《人物》就明确记载说：“狄仁杰，字怀英，阳曲人同一时期修撰的《太原县志》也投有将狄仁杰说成是本县人。唐朝后来把并州改为太原府，如果说狄仁杰是太原府人，那是不错的；如说是并州太原人，则大为不妥了。”
狄氏家族到狄知逊时住址又有一次变化。根据记载，狄仁杰从汁州调任并州，途中登太行山，南望河阳（河南孟州东南），对随从人等说：“我的亲人就居住在南边那片白云之下。”他伫立很久，一直看到那片白云飘移远去，才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去。根据研究，狄仁杰所说的亲人即其父狄知逊。
大约此时狄知逊已致仕闲赋于家，住在河阳别业，狄仁杰离家外地任职，在途中登高南望，思念亲人，才留下这一感人至深的记载狄仁杰的主要政治生涯是在武则天时期度过的。武则天是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狄仁杰在洛阳就有自己的住宅，位于尚贤坊内。狄仁杰的堂姨卢氏就住在洛阳城南的午桥别业。河阳与洛阳隔黄河相望，距离不远，后来狄氏家族在河南一带生活的人很多，这里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明代人金怀玉编撰了一部名为《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的戏剧，其中也有上述的那个情节，索性就称狄仁杰为“河阳狄氏怀英”，即认为其是河阳人。
第三节 童年生活
狄仁杰的童年时代是在随父亲宦游各地中度过的。在雄伟壮丽的帝都长安，一览无垠的中原大地，繁花似锦的江南水乡，山清水秀的汉中盆地，奇险秀美的三峡两岸，几乎小半个中国都留下了狄仁杰幼小的足迹。飘泊不定的宦游生活，对于磨炼狄仁杰的意志，增长见识十分有利。直到青年时代他才结束了随父宦游的生活，却又开始了他自己的动荡不定的仕宦生涯，南北奔波，四方飘流，狄仁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奔波于神州大地上度过的狄仁杰的童年时代正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隋末长期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尚未得到完全恢复，不少地区村落萧条，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处于亚待恢复的阶段隋场帝大业中，天下有户89万，而贞观初不满3万户，直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全国也不过38万户。
可见人口锐减到何种程度。贞观六年（632），魏微还说从洛阳向东直到海边，“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所以地方官的傣禄比较微薄，尤其是一些品秩较低的地方官员，没有禄米之给，甚至不免有饥寒之虑。直到贞观八年（634），政府财力稍有增加，才提出给地方官增给禄米的问题。狄仁杰的父亲虽然身在仕途，由于是地方官，且品秩不高，傣禄有限，所以狄仁杰虽为官宦子弟，尽管不会有生活之虞，但他的童年生活肯定不十分富足这样的社会与家庭环境对狄仁杰的成长是有益处的，使他不致于染上一般官僚子弟那种不良习气狄知逊共有5个儿子，狄仁杰为长子，所以在家庭中对他很少溺爱，更多的是严教。作为一个古老的家族，狄氏家族和中国古代许多大家族一样，都有自己的家族传统，用以规范家人的行为和教育子弟。许多家族还撰写了所谓家训之类的东西，世代相传，成为这个家族中人人必须遵循的训条。著名的《颜氏家训》便是一部流传至今、影响甚大的此类书籍。狄氏家族是否在狄仁杰之前也有此类家训，不得而知，后来狄仁杰显达以后，的确撰写过一部名为《家范》的训言，共一卷，用于教育自己的子孙。
据此类推，狄氏家族肯定也有此类训条存在。唐文宗时，狄仁杰的族曾孙狄兼漠任给事中，曾封还过不当的诏软，文宗认为狄兼漠能忠于职守，是一个执法官员的最好人选，便把他提升为御史中垂，并对他说：“御史台朝廷纲纪，台纲正则朝廷理，朝廷正则天下理。凡执法者，大抵以畏忌顾望为心，职业由兹不举。卿梁公之后，自有家法，岂复为常常之心哉！”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狄氏家族确有自己家族训条。所谓“家法”，即家族传统、家族训诫狄仁杰作为长子，自然受到其父的严格要求，希望他能够光耀家族，成为有用之。所以狄仁杰在童年时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好习夙，有时读书甚至到了人迷的程度。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惊动了当地官府，县吏奉命前来调查案情，全家上下人等都出来接受讯问，只有狄仁杰一人未动，仍在房中读书。县吏于分生气，责问他为何不出，狄仁杰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尸他把苦读儒家经典看成是与古代圣贤进行交流，小小年纪便已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见识，因而从小就受到人们的关注。
据载，有一天，狄仁杰和他的小兄弟们外出游玩，在途中与高僧海涛法师相遇。此人学识渊博，尤善相面之术，他一见到狄仁杰，大吃一惊，感叹地说：“此儿郎日后当位极人臣，百姓有幸，苍生是赖，可惜我年事已高，不能等到那个时候了”。
狄仁杰在少年时期读书并不仅限于儒家经典，还广泛地涉猎了其他各类书籍，其中包括医学书籍在内，因此他对医术也颇为精通。官僚子弟博览群书本不足为奇，但大都不去涉猎医学书籍，在他们看来医术不属于经邦治国之学，因而不屑一顾。从狄仁杰乐于研习医术看，恐怕不是一时兴趣所致，而是他志向远大，想多学本领以便为民造福。这一点在他日后任官期间仍不忘为民诊治疾病、解除痛苦的行动上可以得到证实。
第二篇 初涉宦海
导读
狄仁杰初涉宦海便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干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同时也深获唐高宗的信任，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他的不几表现也引起了当时尚是皇后的武则天的关注，为她（他）们之间以后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州郡良佐
唐高宗显庆中（656－661），狄仁杰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而步人仕途。这一时期的唐高宗继续了唐太宗制定的统治政策，承“贞观之治”的余绪，国力逐渐强盛，人口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朝中的重要大臣基本上都是太宗时期的重臣宿将，如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勋契芯何力、苏定方、薛仁贵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在他们的辅佐下永徽、显庆时期的唐朝国力强盛、形势稳固。显庆后期朝中的矛盾逐渐明朗化，主要是围绕着是否拥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展开斗争的，朝中大臣分为拥武和反武两大派。武则天是在永徽六年（655）当上皇后的，虽然她深恨反对派，因时机未成熟，所以隐忍不发。到了显庆四年（659），她指使人诬告宰相长孙无忌（高宗的舅父）谋反，将其贬官，不久逼令自杀。在此之前已将另一宰相褚遂良贬死。高宗原皇后王氏的舅父柳爽，韩缓等重臣也先后被杀，所有这些家族的近亲也都被流放岭南，朝中辅政者基本上为武则天亲信或同党。显庆五年（66），高宗患了风眩病，“头重，目不能视”，因此高宗在患病时，允许武则天处理百司奏事。
这是她参政的开始，偶尔为之，她正式参决大政还是数年之后的事情狄仁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他首任的官职是汁州（治今河南开封）判佐。判佐又称判司，是对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曹参军事的统称，分掌本州各种具体行政事务。狄仁杰到底充任的是哪一曹参军事，史书缺载，不可考知匀狄仁杰在汁州任上不久，就被本青吏诬告，使初涉宦海的他很快就尝到官场风云的险恶。至于狄仁杰因何事被人诬告，史籍未载，不得而知。唐朝初期，每隔一至数年都要派一批朝官充任黝阶使，到全国各道巡视、监察，大事奏裁，小事立决，对地方吏治的考察与监督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这时到河南道充任黝使的是工部尚书阎立本，他接到对狄仁杰的举报后卜分重视，亲自负责审理。经过了详细深人的调查后，阎立本发现狄仁杰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政绩非常突出，举报之事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阎立本遂召见狄仁杰，向他当面谢罪，并称赞说：“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厂对狄仁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阎立本可谓是慧眼识贤才，他也是第一位赏识狄仁杰并对他进行提拔重用的人。阎立本，雍州万年（陕西西安）人。他是唐代著名的大画家，《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巨图》等作品，都出于阎立本之手。流传至今的绘画作品有《步肇图》、《历代帝王图》、《职贡图》与《萧翼赚兰亭图》等。他还擅长工艺、建筑，因此曾充任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工部尚书等职，后来虽然还担任过右相、中书令等重要官职，由于他的画名太大，往往掩盖其政治才干。其实就阎立本的本意而言，他非常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早在贞观时期，阎立本任主爵郎中。有一次唐太宗与群臣泛舟于御苑，春光明媚，湖水荡漾，鸟语花香。面对秀美的风光，太宗不觉雅性大发，命令众臣赋诗咏颂，又召阎立本速来，把这种美丽的风景及君臣同乐的场面用画笔描绘下来。当时的传呼之人误呼：“召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听到后羞愧异常，又不敢不来，流汗奔走，狼狈不堪。事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从少年时就发愤读书，又学习绘画技艺。人仕以后惟以丹青知名于天下，以致于遭受今日之辱，希望你以此为鉴戒，切勿学习此等末技。”虽然阎立本不愿再以此技见知于天下，但既人官场，身不由己，往往欲罢不能，致使后人认为他非宰辅之器。从阎立本为狄仁杰平反昭雪，并赏识重用的举动看，上述看法的确多少有些冤枉了阎立本。
阎立本为狄仁杰平反后，认为狄仁杰品行高洁、才干卓越，遂上奏唐高宗推荐他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府法曹参军。这一职务仍是判司，由于并州是大都督府，诸曹参军均为正七品上，汁州在当时为上州，判司均为从七品下，对狄仁杰来说，是官升两阶。并州在唐朝地位比较特殊。隋大业十二年（617），唐高祖以这里为基地，起兵向关巾进军，建立了唐王朝，因此并州被视为李唐王朝的发祥之地。此外，并州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发挥着屏障关中和镇抚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唐政府对并州官员的选用比较慎重，狄仁杰能被推荐到这里任职，是对他的德才肯定与赏识的结果。
并州也是狄仁杰的桑梓之地，所以他对在这里任职十分兴奋，决心为故乡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唐制，大都督府法曹参军设置两员。掌管司法刑狱。狄仁杰在并州任上，执法严明，政平讼理，他经手的案子都能及时处理，从不积压。由于能公平执法，没有冤滥，受到同僚与百姓的赞誉。
并州的另一位法曹参军郑崇质，恭顺仁孝，对其老母颇能尽为子之道，为当时人所称道。就在狄仁杰到并州任上不久，郑祟质奉命将要出使于远方。这时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且患有重病．如他远去，老母将无人照料；如抗命不去，作为政府官员又身不由己，处于两难之际。狄仁杰看到这种情况，十分同情，便对郑祟质说：“太夫人病情危重，而公奉命出使远方，路途万里，岂能不担忧！”，遂主动去见都督府长史蔺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充使外出。按照唐朝初期制度，大都督府都督通常都由亲王、皇子充任或遥领，凡遥领大都督时，大都督府的军政事务由长史负责。因此，这时的蔺仁基实际上是并州大都督府的军政长官。狄仁杰的行为对蔺仁基触动很大，他非常感慨地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当时蔺仁基正与都督府司马李孝廉闹矛盾，双方关系十分紧张。狄仁杰与郑崇质也是同僚关系．且狄仁杰到任不久，互相之间并无深交。
古代交通工具比较落后，长途跋涉，辛劳异常，非至交或亲属是没有人会主动代替他人充使的。正因为如此蔺仁基对狄仁杰的义举感慨万分，再对照自已的行为，使他十分惭愧。于是，他主动去找李孝廉，经过推心置腹的交流，从此两人之间相待如初气狄仁杰在并州只不过是一位普通官员，却以自己的高尚行为感化了顶头上司，消弥了官员之间的矛盾，使狄仁杰在当地的声望迅速提高，受到同僚们的交口称道。狄仁杰完成出使使命后，又回到并州，在这里任职约十余年时间，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从仪凤元年（676）以后，除了回来督运过一次粮食外，就再无回到这里任过官，但当地人民仍为他修建祠堂，年年祭祀，以为纪念。直到明代时，阳曲（山西阳曲）的狄公祠仍然完好无损，并有3亩的祀田，以其收人来保证祠堂四时祭祀不断。这说明狄仁杰数百年来一直受到故乡百姓的怀念和尊敬，可惜的是他所做的具体事迹由于年代久远，多已湮没无闻了。
第二节 善决冤滥
上元二年（675），狄仁杰被调人长安（陕西西安）任大理寺承。这是他首次充任京官，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狄仁杰以自己卓越的才干，不凡的政绩，一步步地登上高位，为人们所注目与赞颂。尽管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仍有曲折和起落，但狄仁杰必定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官吏，他的刚直果敢、德才兼备的直臣形象在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旦风云散去，便又重新获得重用和信任狄仁杰任职的大理寺是国家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的地位虽不算高，仅为从六品上，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按照唐朝制度，大理寺置永6人，分别掌管本寺日常事务，并负责审判断罪之事。狄仁杰在这一职位上做出了骄人的成就，令当时人及后世称道不已。唐朝的大理寺下设有监狱，用来关押待审的罪犯，如果大理寺审案迟滞或疑难案件较多，监狱往往就会人满为患。狄仁杰上任的那年，就碰到这样的情况，大理寺积压旧案颇多。他不辞辛劳，日以继夜，一年之内就将历年积压的旧案审理一清，同时也没有影响新案的及时审理，共计审理17余人，无一人诉冤，“时称平恕”唐朝对官员有较严格的考课制度，每年考核一次，称小考，三四年举行一次大考。这年负责京官考课的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没有详细了解大理寺的情况，认为狄仁杰是新任官员，就将大理寺所上报的中上等给否定了。大理卿张文灌认为此事不公，向刘仁轨提出异议，刘仁轨问狄仁杰审理了多少案件，张文灌回答说一年审理了17人，刘仁轨大惊，为自己失察而深疚，便把狄仁杰的考课等级提为上下。唐朝的考课等级共分九等，上下为第三等。当时考课标准掌握很严，“人多者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者”狄仁杰在担任京官的第一年，就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政绩，使他很快就崭露头角，为以后仕途的通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次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在负责守卫唐太宗的昭陵时，因陵园面积广大，一时分辨不清，误伐了昭陵的柏树。此事本来并不为高宗所知，因为飞骑（禁军）中一军士违反军法，被权善才依法惩处，此人心中怨恨，利用番休之机人长安请求高宗召见，痛哭流涕地反映了权善才等人砍伐昭陵柏树之事。高宗听后于分震惊，“悲泣不自胜”高宗8岁时就失去了亲生母亲长孙皇后。由于他幼年性情软弱，又早早失去母爱，所以太宗对他十分爱怜，关怀备至。16岁时立为皇太子，太宗对他更加关心，朝夕相处，言传身教，甚至以吃饭、骑马、乘舟等生活琐事为例，对高宗进行教育，传授政治经验。太宗所倾注的这种深深的父爱，使高宗终生难以忘怀。现在竟然有人敢于砍伐自己父皇陵园的柏树，在高宗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不可容忍，必欲置之死地。
高宗下诏逮捕了权、范二人，送大理寺严加惩处。大理寺审理后，依法判处免官除名，高宗认为处罚太轻，要求判处死。大理寺内无一人敢于出面抗争，惟有狄仁杰上表反对，认为权、范二人罪不当死。高宗亲自召见狄仁杰，对他说：“权善才砍伐我父皇陵上柏树，使我陷于不孝。我知卿是好法官，请一定将权善才等人处死”狄仁杰固争不已，高宗勃然变色，狄仁杰的顶头上司张文灌见皇帝动了真气，惟恐狄仁杰吃亏，以毓挥之令出，狄仁杰依然不动，苦苦进谏说：“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事。臣以为不然，在莱、封之时则难，逢尧、舜之时则不难。臣有幸今逢尧、舜，所以不怕像比于那样被诛杀往昔在汉文帝时，有人盗高帝（刘邦）庙玉环，文帝欲处以灭族之罪，经张释之当廷抗争，罪止弃市。魏文帝欲流放一人，辛毗牵据（衣襟）而谏，最终反倒使此人得以任用。对圣明的君主可以以理进谏，对忠臣不可以威势进行胁迫。今日陛下不纳臣言臣死之后，羞见张释之、辛毗于地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今日陛下以昭陵一株柏而杀二将军，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如何评论陛下！臣所以不敢奉诏杀权、范二人，就是怕陷陛下于不道。狄仁杰的这番话有理有节，又十分注意方式，处处为高宗着想，使高宗既难以反驳，又不便再动怒。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无法据理以争，只好改变方式，他对狄仁杰说：“依据法律权、范二人虽不至于死罪，然情不可容。我深恨二人，请卿法外杀之”狄仁杰说：“陛下制定法律，公布于天下，徙、流、死等刑，均有相应的律条规定，岂有犯轻罪而处以极刑的道理，如果不依法定罪，恐怕将会使万民无所措手足。陛下假如一定要改变法律，那就请从今日开始吧。”高宗当然清楚随意改变法律的影响，无奈之下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权善才、范怀义二人因而得以免死。
后来高宗冷静下来，对狄仁杰说：“卿能守法，联有法官”，并下诏命史官把此事编人国史。他还说：“仁杰为善才正联，岂不能为联正天下耶！”通过这件事使高宗对狄仁杰的胆识和才下更加赏识，于是便授予狄仁杰侍御史之职。侍御史与大理水虽然都是从六品下的官员，但前者却是所谓清要之宫，“掌纠举百僚，推鞠狱讼”，职事更加重要。狄仁杰在侍御史任上忠于职守，多次向高宗进谏，高宗也言无不从。有－次，狄仁杰进谏完毕后，高宗笑着对他说：“卿得权善才便也。”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反映出高宗对狄仁杰心无嫌隙、完全信任和倚重的态度。
第三节 弹劫债臣
调露元年（679）正月，朝廷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正在走红的司农卿韦弘机，被侍御史狄仁杰弹劫而突然丢了官。
此事再次震动朝野，使人们对狄仁杰又一次刮目相看。
韦弘机，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太宗贞观时人仕，曾出使西突厥，撰写过一部名为《西征记》的书，记述所经过诸国风俗、物产，献给太宗，得到赏识，被提升为朝散大夫。高宗显庆（656－661）中，韦弘机任州（治今北京密云）刺史，政绩颇为不凡。大将契芯何力征讨高丽时，韦弘机由于能及时运送资粮，保证军需，得到高宗的赞赏，提拔为司农少卿，主管东都（河南洛阳东）营田、园苑。太子李弘死后，高宗命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刺史李冲寂主持营建陵墓，过期未成。遂又命韦弘机负责此项工程，结果如期完工。由此，高宗对韦弘机更加宠信。韦弘机虽然具有一定的才干，然性机警，好逢迎，为正直之士所不齿。像韦弘机这样个高宗的宠臣，却为何被狄仁杰一纸劫状就拉下台呢？事情还得从上元二年（675）说起这一年高宗在东都住了一段时间后将要返回长安，临行时对韦弘机说：“长安、洛阳是我的东、西宅，洛阳现有的宫殿大都是隋代所建造，年代已久，逐渐陈旧颓坏．欲想整修又颇费财，为之奈何？”韦弘机上奏说：“月按照司农寺旧式，差丁壮采伐木材，皆付给雇值。而今动用户奴采伐，所获材木足够十年之用，节省的雇值（即雇工之费）在库中积存的就有四十万贯之多。用来修造宫室，三年必成，不必劳动百姓高宗听后大悦，命韦弘机兼管东都将作、少府二监事，负责此项工程。”
韦弘机为了讨高宗的欢心，不仅整修了隋朝留下的旧宫殿，还新建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其中上阳宫位于皇城之外西南隅，南临洛水，三而环谷水。高宗曾游于洛水之北，“乘高临下，有登眺之美”韦弘机遂在高宗登高处建造了一座高馆，以备皇帝再次游幸，又沿洛水北岸修建了一条长廊，连亘一里，在涧溪曲处建一新殿，与长廊相连接，雕梁画栋，壮丽华美。上阳宫内有丽春殿、麟趾殿、观风殿、甘露殿、仙居殿、芬芳殿等主要建筑。至于楼阁亭台更是星罗棋布，如七宝阁、浴日楼、本枝院、芙蓉亭、宜男亭、含莲亭、神和亭等，举不胜举。调露元年（679），高宗再次驾临东都，就移住在新建成的上阳宫中。由于上阳宫环境宜人，壮丽豪华，此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作为统治中心，就长期住在上阳宫中，这里遂成为当时的政治中枢。高宗对韦弘机的表现十分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便将他提升为司农正卿。
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对此事非常不满，却又不愿出面进谏，便对狄仁杰说：“自古以来凡破池台榭，都建在深宫重城之中，不使外人看见，恐伤百姓之心。”今韦弘机所兴建的宫殿廊馆，沿洛水而建，全在宫城之外，万方朝渴天子，无不可以看见，这难道是致君尧舜之意吗尸此话传到韦弘机耳中，他不知悔过，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职。辅弼之臣则思献替之事，至于我们这些负责具体事务的臣子，只不过这一时期高宗还有位宠臣，即左司郎中王本立，他恃宠弄权，朝廷卜下莫不畏惧。狄仁杰对王本立的行为十分鄙视，决心予以铲除。遂愤然表，指出王本立种种奸诈不法之事，请求高宗将他交给司法部门审理治罪。高宗此时对王本立的恩宠未衰，不愿将他治罪，遂下诏特意免于追究。”狄仁杰坚决反对赦免王本立，他向高宗进谏说：“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少王本立这类人！”陛下为何怜惜有罪之人而不顾国家法律？如果陛下一定要赦有王本立，请先将我放逐到无人之境，为将来的忠贞之臣作一鉴诫。高宗不得已只好将王本立治罪。这－事件对朝臣震动很大，使忠贞之臣扬眉吐气，奸候之徒一时敛迹，“由是朝廷肃然。”狄仁杰本人由于明于执法，敢于弹幼权宠与奸候之臣，因而声名远扬，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人物。
在狄仁杰此后的任官经历巾，还多次出任过地方行政长官。他每到地，都能始终坚持严于执法，公正平恕，力纠冤滥的原则，革除了不少弊政和害民的旧习俗，爱民如子，使千百人免于死在滥刑之下。正是由于狄仁杰正直果敢，知法守法，审理了大量的滞案、冤案，所以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赞颂，以他为题材创作了不少文学艺术作品来歌颂其不朽的业绩。
狄仁杰在大理寺和御史台任职期间，能得以施展才华，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本人刚正果敢的性格、干练卓越的才能固然有很大的关系，但也要看到这一切与高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高宗是一个固执己见听不进谏言的皇帝，尽管狄仁杰明于执法、嫉恶如仇也无法纠正错案，惩治奸债。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把高宗描写成一位昏庸的皇帝，从他能虚心接纳狄仁杰的进谏，知错能改，驱逐奸信，信任狄仁杰这样的直臣等行为看，昏庸之说似乎难以成立。
随着狄仁杰名声愈来愈大，他也逐渐为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所知，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狄仁杰政治生涯的最重要阶段是在后来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度过的，武则天对他的了解，对以后委他以重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武则天自麟德元年（664）起便直接参与朝廷政事，史载：“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上元元年（674），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次年，高宗因为旧病复发，风眩不支，准备逊位十武则天，因为大臣反对而作罢，但却取得了在高宗养病期间摄理国政的权力。仪凤三年（678），甚至允许百官与四夷酋长朝见武则天。由于武则天可以直接参与朝政，所以狄仁杰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她不会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在她当了女皇以后，授狄仁杰为内史的制书中，就有“雅达政方，早膺朝寄”之语。充分说明她对狄仁杰早就有所关注，并十分欣赏他的才干。武则天与狄仁杰在这一时期虽无发生直接的关系，但却为后来对他的重用和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篇 历官各地
导读
唐人冯宿对狄仁杰的这几句赞语，是针对他在魏州刺史任卜造福于民的不凡政绩而言的。其实，狄仁杰在地方＿的政绩与成就何止魏州一地，可以说是任宫一地，造福一方，深得各地父老百性的爱戴。
第一节 行惠四方
人生好似浮萍，谁也无法预料白己飘流的下一站，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更是如此狄仁杰自从政以来，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任地方官中度过的。有时是遭受排挤打击，被贬于州县；有时是临危受命，镇守一方；有时则是奉命充使，安抚或巡察地方。不管何种情况，即使是遭到残酷的迫害，他都能做到不计个人得失，依然尽心竭力，勤于政事，轻薄赋，劝课农桑，稳定地方秩序，努力为百姓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在狄仁杰任侍御史期间，唐朝与吐蕃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是一个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唐以前吐蕃分为若干部落，散布于西藏高原之上。唐朝初年其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诸部，拥有精兵数十万，成为西方强国。唐太宗时曾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布，促进了唐朝与吐蕃关系的发展。松赞干布死后，其孙弃芒论芒继位，年幼不能理事，由大相禄东赞摄知国事，禄东赞死后，其子论钦陵专国，举兵灭吐谷浑，兼有青海，并不断扰唐朝边境，致使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为了防御吐蕃侵扰，仪凤二年（677），唐高宗任命重臣刘仁轨镇守眺河军（青海乐都），全面负责对吐蕃的军事工作。刘仁轨到任后，积极备战，整训士卒，但是有关边境军情的奏请，却多为中书令李敬玄所阻挠，使刘仁轨的军事计划往往不能实施。刘仁轨大怒，他明明知道李敬玄非将帅之才，却故意上奏高宗，说对付吐蕃非李敬玄不可。高宗不察，竟然同意了刘仁轨的请求。唐朝君臣如此作为，对吐蕃军事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高宗任命李敬玄为挑河道大总管以代替刘仁轨，李敬玄自知不能胜任，坚决推辞不去，高宗不许，并调动诸道军队开往眺河。仪凤三年，吐蕃与西突厥连兵进攻安西诸镇，高宗企图一举击败吐蕃，消除边患，又下诏召募天下猛士从军，关中一带兵役尤为繁重。
这年九月，李敬玄奉18万大军与吐蕃大将论钦陵战于青海（青海湖一带）之上由于李敬玄指挥无能，唐军大败，右卫大将军刘审礼被俘，幸赖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力战，李敬玄才得以率余众退回都州（治今青海乐都）。此战的失败震动了长安，关中西部诸州纷纷训练士卒，加紧了战争准备工作。由于兵役繁重，激化了社会盾，使这一带的局势极不稳定。
于是，唐高宗派狄仁杰巡察这一地区，设法稳定社会秩序。当时在关中西部诸州中以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局势最为不稳，兵士们不堪忍受繁重的兵役，纷纷逃亡，当地官员不知安抚，反而派军队四处搜捕逃兵。面对官府的高压政策，分散的逃卒便自发聚集起来，或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伙，以武力相抗拒，使官军轻易不敢追捕。他们白天潜伏于山谷之中，夜晚则窜出蒯掠，当地百姓不胜骚扰，无法正常生产与生活。州县官员见状，惊恐万状，又担心上司追究责任，便加紧围捕，抓获了数十人，却使更多的逃卒潜匿愈深，使当地人心更加惶恐不安。狄仁杰抵达岐州后，详细地了解了情况，认为军士逃亡，事出有因，如果一味迫捕，严加惩处，只会促使他们挺而走险，后患无穷。于是，狄仁杰决定采用安抚的办法，以缓和矛盾，化盗为民。他下令将捕获的逃兵全部释放出狱，发给路费、口粮遣送回乡。又张榜于道，允许在逃的兵士出首，不咎既往。这种策略收效甚好，逃兵们看到被捕的同伴全都安然返乡，于是纷纷走出山谷自首，使岐州一带很快地恢复了安宁。
高宗得知此事后，十分高兴，赞扬狄仁杰“识国家大体”，并将这一政策颁示诸州，“有其同类”，很快地收到了“潜窜毕首矣”的良好效果。狄仁杰完成使命，返回长安后不久，高宗遂提升他为度支郎中。
度支郎中，为户部度支司之长宫。度支司是国家的最高财会主管机构，掌管政府的预算开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
在狄仁杰充任郎中期间，唐朝的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病故，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尽管高宗遗诏中规定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后借故废去中宗，另立李旦为皇帝，史称唐睿宗。睿宗虽被立为皇帝，却居于别殿，无权过问国事，大权握在其母武则天手中。一个有着传奇般经历的伟大女人所期待的最好时机终于到来了，从此，历史进人了武则天统治的新时期。
面对这巨大的变化，狄仁杰的态度如何？史无明载，不过随着唐高宗的驾崩，狄仁杰也离开了长安，被派到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充任刺史，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刺史的品秩虽比度支郎中高，权任却轻，在唐人看来是被贬官了。宁州是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时有摩擦与纠纷发生。新任刺史狄仁杰到任后，针对当地社会特点，采取了“抚和戎夏”的政策，使当地社会安宁，“人得欢心。”同时他还革除积弊，约束官吏扰民，注重发展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当地人民立碑镌文，以颂其德。垂拱二年（686）十二月，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奉命巡察陇右，所到之处按劫了大批的州县官员。进人宁州境后，“君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郭翰进人馆骤后，十分感叹地对僚属说：“人其境，其政可知，愿荐使君美于朝，毋久留”当场就命人取笔纸，起草表章推荐狄仁杰人朝为官。
很快，狄仁杰就被征召人朝，升任冬宫侍郎次年，天下大饥，山东、河南一带尤为严重，饥民遍野，人无数。武则天命狄仁杰与司属卿王及善、司府卿欧阳通为使，干垂拱四年（688）二月，正值春荒不接灾情最重之时前往山东、河南一带抚慰娠济。他们在这一带开仓放粮，救济饥民，使许多百姓免于饥俄而死，社会局势渐趋平稳。六月狄仁杰又奉命充任江南道巡抚大使，前往江南巡视。返回洛阳后，升任文昌右垂，随即又出任7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在豫州任上狄仁杰因得罪朝中权贵，被贬为复州（治今湖北阳西南）刺史。后调任洛州（治今河南洛阳东）司马，转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莺台平章事（宰相）狄仁杰担任宰相不久，就被酷吏来俊臣诬陷下狱，虽侥幸未死，却被贬为彭泽（江西彭泽东北）县令，地位一落千丈狄仁杰是在长寿元年（692）被贬为彭泽县令的。经过牢狱的摧残、贬黔的打击，狄仁杰并未从此消沉，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民间疾苦。他是当年一月被贬职的，经仆州（治今河南开封）南下到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水陆兼程，到达彭泽任上时己到秋月。这年彭泽一带自春至夏，未降雨水，发生了多年未见的大早灾荒。这一带百姓主要种植水稻，水田于捆，根本无法插秧。秋季虽略有降雨，但已失去了改种的节气，百姓们靠食野菜草根度日，“全无米粒”，人们惶恐不安，求告无门。
狄仁杰看到这一切心急如焚，遂上疏朝廷，反映灾情。他如实地写道：彭泽地狭山峻而田少，百姓每户耕种之田不过十亩五亩，在正常年份纵然丰熟，缴纳赋税之后，所剩稻米只够食用半年。今年粒米未收，将何以活命？自春至夏，多饥饿而死者，检视簿籍，户口已少大半，乡里之间多有绝户者。要求免去彭泽等九县百姓全年的租税，使百姓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狄仁杰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后，他一面开仓放粮，济灾民，一面督促百姓生产自救，使大批百姓免于饥饿而死。狄仁杰在彭泽充任县令数年，这期间他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生产，贮粮防灾，同时还革新吏治，勤政爱民，深为当地人民所拥戴。百姓们为感谢狄仁杰的大恩，自发地行动起来，为他建造了生祠。直到唐朝末年，诗人皮日休游江南时，到达过彭泽，还听到当地百姓传烦着狄仁杰的事迹，看到他的祠堂香火不绝。
第二节 魏州德政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围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很快攻破城池，杀都督府都督赵文拥。接着又举兵南下，进攻河北。朝廷震动，急调狄仁杰任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刺史，组织力量防御。狄仁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离开了他任职达四年之久的彭泽县，赶赴魏州上任。
契丹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属东胡种，是鲜卑的近属。
汉代时依附于匈奴，大约在北魏才有了契丹的称呼，居住演水之南，黄龙以北约当今内蒙古西喇木伦以南通辽市一带。在隋代臣服于东突厥，唐朝建立后曾遣使人长安进贡名马、方物。唐太宗征服东突厥，契丹摆脱了突厥人的压迫，向唐朝称臣。唐太宗征讨高丽时，契丹首领窟哥曾发兵跟随参战，太宗任其为右武卫将军。不久，又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赐姓李，统辖契丹诸部。松漠都督府属羁魔府，这是唐朝用来安置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行政制度，其长官通常都由诸族酋长充任，可以世袭，但必须接受当地正州府都督或刺史的监护。
契丹直到唐初，仍过着游牧的生活，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其风俗是子孙死，父母晨夕哭“父母死，子孙不哭。人死不建坟墓埋葬，以马车载人大山中，置于树上。”全族共分八部，“猎则别部，战则同行”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契丹与奚接壤，所以互相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奚臣服于唐朝后，两族之间的战争便减少了，由于唐朝边将的压迫，两族常互为表里，骚扰唐朝的边境，唐人称之两蕃。当时契丹每一部落有战士3多人，少者有战士2多人，总共战士计4万余人。
八部的酋长和部落联盟的首领都称大人，他们都是通过部落会议推举出来的。八部大人又推举一人为部落联盟首领，主要负责军事，如果发生灾荒而影响到畜牧业，就要改选部落联盟首领。契丹这时尚无定居农业，但奴隶的使用已经很普遍，其来主要是战俘，此外，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比较明显。
窟哥死后，松漠都督便由其孙李尽忠继承，李尽忠的妻兄孙万荣任归诚州刺史，这也是一个羁糜州。按照唐创制度，松漠都餐府归营州都督府管辖。营州都督赵文翔刚惶自用，不知安抚契丹人民，即使对待其首领也如同对待奴仆，双方的矛盾本来就比较激化。这一年，契丹发生灾荒，人民缺少粮食无法度日。赵文如不知娠济，引起契丹人的极大怨愤。孙万荣曾在朝廷做过人质，了解内地虚实，便鼓动李尽忠起兵反叛。李尽忠本来就对赵文翎不满，二人一拍即合，利用契丹各部的不满情绪，举兵围攻营州。赵文翔疏于防范，营州很快被攻破，杀赵文翔，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命孙万荣为前锋，向河北进军，一路所向披靡，很快就攻到檀州（治今北京密云）。
武则天得知契丹造反，急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柞、司农少卿麻仁节等28将，率大军前往征讨。八月，官军抵达平州（治今河北卢龙）附近。李尽忠见官军势大，急忙收缩兵力，准备在这一带与官军决战。契丹人攻破营州时，曾俘获官军数百人，这时派人对这些战俘说：“我辈因家属饥寒，无法存活，才被迫造反，现在虽攻下营州，但家属饥寒仍旧，故只等大军一到就前去投降”随后又放出这些战俘，有意拿给棣教让他们吃，并说：“留下你们则无粮可供，杀死又心中不忍，不如放你们自去。”
这些战俘回到官军营寨后，就把他们的所见所闻报告了官军将领。官军以为契丹真的无粮，人心涣散，士无斗志，遂争先直进，欲立首功。
平州以南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地无险阻，官军势大，如在旷野平原上与官军决战，力量对比悬殊，对契丹极为不利。
李尽忠再三权衡，决定在黄座谷（位于今河北昌黎西北）与官军决战。黄鹰谷地形险要，四周群峰林立，易守难攻，谷口狭窄，一旦误人谷内，截断谷口退路，很难突围而出。这里又是通向关外进击营州契丹老巢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扼守住这里可以牵制官军，使其不敢轻易出关，故欲彻底剿灭契丹必先攻占黄康谷。官军逼近黄康谷时，契丹有意派遣老弱者前来投降，并把老牛瘦马散布于道路两侧，示以饥懂疲惫之状。官军见此。误以为契丹军不堪一击，曹仁师等将为抢头功，竟不等步军赶到，急率骑军追击。官军全部进人谷内后，契丹兵遂截断谷口退路，埋伏在谷内的大军把官军团团围住官军见此情况。军心大乱，无心接战。契丹四面出击，官军大败，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三将被俘，将士死者填满山谷，几乎全军覆灭契丹获胜后，用缴获的军印伪造令，强迫张玄遇等署名，然后派人送交后军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称前军已破贼，命令他们率军急进，若误军期，定斩不赦。燕匪石等不辨真假，信以为真，率军昼夜兼程，甚至不及寝食，在官军赶得人困马乏之时，契丹于中途设伏截击，官军全军覆没官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洛阳，朝廷震动，河北一带更是人心惶恐，不知作为。九月，武则天下诏征发天下罪人及士庶家奴充军以击契丹。右拾遗陈子昂上书反对这一做法，认为“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惯征行，纵其募巢，未足可用”。
嘲笑此举“损国大体”，不足以威天下。可见武则天一时慌乱到不知所措的地步。鉴于这种情况，她又令河北沿边诸州置武骑团兵，命建安王武牧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契丹。这时突厥首领默吸请求和亲，表示意率部为国讨伐契丹。武则天遂命使册封默吸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让其率突厥兵讨伐契丹。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其为契丹大首领。突厥默吸乘机袭击契丹后方，契丹大败，默吸俘获了李尽忠、孙万荣的妻子。突厥兵退去后，孙万荣收集余众，军（治今河北邢台）、贝（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与冀州相接，南临黄河，为河南屏障。自古以来欲占何北，必须先据有魏州；北方势力欲人中原，也必须先攻下魏州。后来出现的河北藩镇割据，其中就以魏州为中心的魏博镇最为重要。其对朝廷的忠顺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河北其他藩镇对朝廷的态度。契丹如继续南下，攻陷魏州，将使中原地区暴露在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进而威胁到武则天的统治中心洛阳的安全。这样重要的州郡，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镇守，方可无虞。而前刺史独抓思庄怯儒无能，畏惧契丹，在契丹军队还远在冀州时，就将百姓驱赶人城，并强迫百姓上城防守，修守备独孤思庄的这种举动，搞得人心不稳，生产荒废，在军事上有害无益。狄仁杰到任后，将百姓“悉放归农亩”，让他们继续安心从事生产，他对百姓宣布说：“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这样就使魏州动荡不安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同时狄仁杰也没有放松军事准备，他整顿军备，加弦军队训练，“外示无虞，内为之防”
后来契丹退兵，由于狄仁杰措施及时，没有放松农业生产。结果“岁获大攘”避免了因战争荒废生产，从而导致农田失收，百姓饥饿的局面的发生，使魏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据旧史记载，契丹得知狄仁杰在魏州的作为后，不敢贸然进攻，遂引兵退去。这是一种夸大狄仁杰作用的记载，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是朝廷的讨伐大军这时已经抵达前线，契丹兵力不足，不敢再向南深人，撤军到营州、平州一线，收缩兵力，准备与官军决战。神功元年（697）三月，大将王孝杰、苏宏晖率大军17万逼近平州，平州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契丹兵力有限，不愿与官军正面拼杀，遂把战场选在平州东面的石谷。这里地形险要，道路狭窄，山势陡峻，大兵团兵力不易展开。官军自恃兵力雄厚，未经侦察，就向这里推进。王孝杰率精兵为前锋猛攻，契丹军稍作抵抗，佯装不敌，向后退去。官军立功心切，遂纵兵猛追，一直追到谷内险要之处，这里谷深路窄，兵力不能展开，契丹军突然回兵反击，奋力冲杀，官军不意敌军会有这一行动，惊慌失措，苏宏晖见势不妙率先逃跑，后军不知情况仍向前推进，经溃军一冲，顿时乱作一团，混乱中被契丹杀伤杀死无数，王孝杰退至悬崖失足摔死，官军大败，纷纷向南逃跑。
武枚宜此时率军屯驻渔阳（北京蓟县），得知王孝杰军大败，不仅不去接应，反而畏惧不进，致使契丹军攻到幽州（治今北京西南），“攻陷城邑，瓢掠吏民。”武则天得知官军失败的消息后，大为震惊，急命武茹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分率大军讨伐契丹。武姑宗率大军到达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听说契丹将骆务整率数千骑兵快要到冀州，心中畏惧，欲率军南逃。部下将领再三劝阻，武宗不听，仓皇退到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匆忙之间抛弃军资器仗无数。由于赵州无兵防御，契丹遂屠城而去。孙万荣击杀王孝杰后，在柳城（辽宁朝阳）西北2公里依险筑城，将老弱妇女及缴获的器仗资财全都留在城中，命其妹夫乙冤羽留守，自率精兵进攻幽州。他又担心突厥乘机袭击其后方，遂遣使到突厥劝其共同进攻幽州。不料契丹使者反倒把其后方空虚的情况转告突厥首领默吸，并作为向导引突厥兵袭击了契丹所筑新城，将资财与妇女抢掠一空。五月，孙万荣正在幽州与官军相持，得知这个消息后，契丹军心大乱，上无斗志。依附于契丹的奚族人乘机反戈，攻击其军之后，官军攻其前，前后夹击，契丹军溃散，孙万荣率轻骑数千逃走。沿途遭到官军的截击，部下损失殆尽，逃到潞水以东（北京通县东）时自感势穷力竭，走投无路，遂让其奴斩其首献于朝廷。
孙万荣死后，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的破坏使河北诸州大都残破不堪，百姓不是死于战乱，就是逃往他乡，流离失所，农田荒芜。只有少数州县未经破坏，其中魏州在狄仁杰的治理下，农业丰收，百姓安居，是当时河北最为平稳的地方。狄仁杰还在当地推行“缓赋宽役，勉农劝桑”的政策决了百姓的衣食问题，同时也使官府的仓庭得到充实，战争期间从魏州调发了不少军资粮草，却无加重百姓的负担。狄仁杰在魏州刺史任上仅仅一年，就深为当地百姓所敬重，一位地方官员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能如此得民心，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神功元年（697）六月，武则天调狄仁杰为河北安抚使。魏州百姓不愿狄仁杰离去，奔走相告，“泣涕仿徨”，不少入套至“援刀割肤，守闭上章，终然不克”，即没有获得武则天的同意。于是州人共同出资，为狄仁杰兴修了一座生祠，安放他的塑像，并立碑颂扬其恩惠。
后来，狄仁杰的儿子狄景晖任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不法，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祸患，人们遂摧毁了祠堂和碑石。
这种历史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战争期这次与狄仁杰同时巡抚河北的还有武命宗、娄师德二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种状况的产生与狄仁杰重视发展生产的措施有直接关系。魏州的农业获得丰收。
第三节 稳定河朔
这次与狄仁杰同时巡抚河北的还有武命宗、娄师德二人。
由于河北诸州经过此次战争大规模地破坏，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农田荒芜，村落残破，一派萧条景象。为了安抚百姓，恢复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武则天才抽调得力官员分道安抚河北诸州。然而以上三人中除狄仁杰、娄师德外，武蛇宗并不是合适的人选。此人为武则天的堂侄，无德无才，仅仅因为是武氏中人，靠血缘关系被封为河内王。他此前曾率军赴河北参最，闻风先逃，敌兵退走才敢向前。战争结束，他回到洛阳，置酒欢宴时，遭到了郎中张元一的讥讽。张元一当着武则天的而嘲弄武懿宗说：“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限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窜。”武鼓宗长得形貌短丑，故张元一称他为“长弓短度箭”。当时武则天问道：“鳃宗有马，你为何说他骑猪？”张元一说：“骑猪，夹系走也。”猪也叫家，“夹东”即夹矢（屎），取其谐音。这里是讥刺武懿宗遇敌吓得屎尿直流，夹屎而逃。武则天听后也忍不住大笑起来。此时大概武则天认为他熟悉河北情况，所以也命其充使安抚百姓。然武懿宗不仅不安抚百姓，所到之处反而残酷地屠杀百姓，凡百姓有被掳掠或胁迫而去的，返回本乡后，均被武茹宗视为叛逆，全部诛杀。这位畏敌如虎、胆小怯懦的官军统帅，屠杀起百姓却毫不手软，而且残酷异常，往往把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先前，契丹将领何阿小嗜好杀人。至此，河北人皆云：“惟此两何，杀人最多。”武鼓宗封河内王，取其谐音，与何阿小并称“两何飞武懿宗在他负责巡视的地区残杀了大批百姓后，仍不罢手，回到洛阳后上奏武则天，请求将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
将这些百姓全族诛戮，将会使整个河北成为一个大屠场，这是一个多么野蛮残酷的计划。左拾遗工求礼听后十分气债，当廷指责武鳃宗说：“此属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能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委罪于草野佳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鼓宗以谢河北！”武则天当然不愿处死自己的堂侄。司刑卿杜景卿也认为这些都是胁从之人，应该免于追究，武则天这才没有听从武鼓宗的胡言乱语狄仁杰和娄师德分道安抚时，格尽职守，召纳流亡，恢复生产，娠济贫苦百姓，打击不法官吏，努力恢复社会秩序，从不乱杀一人，顺利地完成了安抚任务，与武鼓宗的残暴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狄仁杰完成安抚任务后，没有再回到魏州去，奉命调任幽州都督。幽州是这次讨伐契丹战争的基地，同时也是契丹与官军争夺的焦点，多次战役就在幽州境内进行，故战争对这里的破坏也很严重。在唐代幽州又是镇抚北方与东北诸族的重镇，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武则天调狄仁杰到这里任都督，就是希望他能尽快地恢复这里的生产和社会秩序，安抚混乱的人心，重新整顿和调整军事防御体系。狄仁杰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望，不仅很快地恢复了正常秩序，修缮了军事设施，而且调整了民族关系。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袍上制了12个金字，周围以五色双弯环绕。这12个金字是“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以对狄仁杰的辛勤与才干进行嘉奖和勉励。
狄仁杰过去一度充任过宰相，此次武则天又以“励相臣”三字来勉励他，预示着狄仁杰将很快又一次要得到重用。果然数月后，即同年闰十月，狄仁杰被抽调人朝，充任鸯台侍郎、同平章事，又一次登上了宰相宝座。
狄仁杰此次重任宰相，距上次罢相被贬彭泽县令共计7年时间。这期间他先后充任了三任地方官，每到一地，不论时间长短，都始终能勤政爱民，注意兴利除弊，发展或恢复生产，为当地百姓办了大量的好事，也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华，他的再次出任宰相，固然与武则天重才识才有关，又何尝不是他才华横溢的必然结果。
第四篇 巡抚江南
导读
垂拱四年（688）六月，武则天任命冬官侍郎狄仁杰为江南巡抚大使。狄仁杰此次奉命南下巡察，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举焚毁了大批的江南淫祠。这一举动震惊了朝野上下，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普遍赞扬，也获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表现了狄仁杰不畏鬼神，反对迷信陋俗的精神风貌。
第一节 南巡背景
其实，武则天派狄仁杰巡视江南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移风易俗，而是另有政治目的。狄仁杰的举动完全出于他个人的远见卓识，惟其如此，才显得这一举动更加难能可贵武则天派使巡察江南与徐敬业举兵反叛有直接的关系。徐敬业是唐朝的开国元勋李的孙子，李本姓徐，名世劫，唐太宗因其功大赐姓为李，太宗死后避其讳，遂称李勋因徐敬业此次反叛之故，武则天剥夺了他家的赐姓，恢复了徐姓，所以史籍上记其为徐敬业，而不称李敬业。据说李勋临死时，指着徐敬业说破我家者定是这个小儿。李勋的预言不幸真的让他说中了，这个家族果然因徐敬业之故遭到灭顶之灾。
徐敬业少从李韵征伐，以勇力闻名。高宗任以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当时群蛮相聚作乱，官军讨伐屡屡失利。徐敬业到任后，单骑人敌营中，好言抚，说：“国家知君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后去者为贼。”蛮人纷纷四散而回，徐敬业惟召其渠帅，责以大义，各杖数十遣去，境内肃然。由于徐敬业胆略过人，敢做敢为，所以李勋认为他将会给这个家族带来祸患。据载，徐敬业少年时，曾随李勋打猎，李勋乘他人林逐兽之机，命人顺风纵火，欲将徐敬业除去。徐敬业被大火围困，无处躲避，急中生智，将所骑马杀死，躲人马腹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徐敬业在李勋死后，承袭了英国公的爵位。他虽然机智有胆略，但却贪财，光宅元年（684），因坐脏从刺史任上被贬为柳州（治今广西柳州）司马。他从洛阳赴贬所途中，在扬州（治今江苏扬州）与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魏思温等被贬黝的官员相遇。这些人都因失去官职而心怀不满，与徐敬业一拍即合。时武则天己废中宗，虽又立睿宗，“实亦囚之。诸武擅命，唐子孙诛戮，天下愤之。敬业等乘人怨，谋起兵。”
他们以匡复庐陵王（中宗）为号召，拥徐敬业为主，在扬州起兵造反，并传檄州县，声讨武则天。檄文出自文学家骆宾王之手，是一篇文采斐然、措辞犀利的优秀作品。其中有些名句至今仍为人们广泛吟颂，如：“人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暗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护！”“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据说武则天读这篇檄文时，当读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等句时，微笑而已。看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处时，面色不悦，问左右此橄何人所撰？义说：“此人有如此之才，而使流落在外，这是宰相的过失”这正是武则天过人之处的具体体现，由此来看，她能统治天下2多年决不是偶然的。
徐敬业起兵后，势力发展很快，旬日之内招得精兵1余万，并有一些州县起兵响应。徐敬业起兵的消息传到洛阳后，武则天不顾朝中有人反对，毅然派遣大将李孝逸率大军3万前往镇压。徐敬业表面上打的是匡复庐陵王的旗号，实际上却想攻取金陵（今江苏南京），凭借长江天险，割据于江南。这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安居乐业，徐敬业等少数人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发动战争，逆历史潮流而动，失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徐敬业起兵时，江淮一带响应者甚多，其中有不少地方官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进来。这些人中有的是因政治上失意而对武则天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武则天废默中宗，临朝称制不理解、不满意，在他们心目中李氏皇室才是天下之主，武氏临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古代的这种正统观念的社会影响不容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倾向。
徐敬业失败后，一些追随者就隐藏在当地民间，有些同情起兵的官吏依然在当地任职。对于这些人需要搜捕或进行甄别，对遭受战争骚扰的百姓也需要进行安抚。早在徐敬业起兵失败的次年，即垂拱元年（685），武则天就打算派使赴诸州巡察，兼申，遭到麟台正字陈子昂等一些官员的反对。陈子昂认为遣使巡察诸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草率不得，必须选择那些“雅合时望”，为众人所推重的人来充任。他还提出了四条具体条件，即慈爱足以抚恤孤贫，盛德足以举贤荐能，刚直足以不避强暴，明智足以照察奸邪。他指出当前一些充使者，还没有走出朝廷，连市井之人都认为任非其人，这样的使臣派出得越多，则天下弊端就会愈增，欲想使天下安宁反而事与愿违。主张如果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不如暂不出使为好。陈子昂之所以提出这种主张，主要是担心充使者任非其人，将使江南百姓受到不必要的骚扰，避免牵连更多的人无辜受屈从史籍记载看，这年武则天的确没有再向江南派使。这倒不是她接受了陈子昂的主张，而是在她看来还有更迫切的事要做。在徐敬业举兵反叛期间，朝中以宰相裴炎为首的一些人乘机要挟武则天交权，并阻挠对徐敬业的进剿。武则天认为朝廷内部隐藏着的政敌比来自地方的隐患更加危险，所以她大开告密之门，集中精力清洗朝廷内部政敌，投有顾得上再向江南派遣使者。从垂拱二年（686）起．武则天利用酷吏大肆诛杀政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不少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于是，陈子昂又一次站出来反对这种清洗，认为这种旨在清洗徐敬业党羽的行动有扩大化的趋势，且严刑拷掠，罗织连坐，虽然抓了不少嫌疑人员，“及其穷竟，百无一实。”认为如果不加收敛，继续搞下去，人皆恐惧不安，则祸乱之心休然而生矣厂武则天不听。
到了垂拱四年，经过了一段内部大清洗后，武则天认为地方的甄别时机已经成熟，需要尽快安排部署。此外，这时的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临朝称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改朝换代的大事，也需要有一个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江淮曾是首乱之地，必须予以重点关注，派使巡察江南便成了当务之急的大事武则天向江南派遣巡抚大使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这就是继续搜寻徐敬业的下落。有一种记载说，徐敬业起兵时曾找寻一位与己相貌相似的人养于军中，作为替身。徐敬业战败后，官军只抓获他的替身，斩首献于朝廷。而徐敬业本人写随从数十人隐藏子大孤山，削发为僧，与外界不相往来。天宝初，有一名为住括的老僧与弟子到南岳衡山，居于寺庙之中月余，老僧忽然召集众僧，自言是徐敬业，兵败后隐居修炼至今，并忏悔往昔杀人的罪咎。老僧死后葬于衡山。还有一种说法与前述大同小异，说在南岳天柱寺之西岭丛林中，有僧徒数百隐居修道。李琶曾向他们询间过徐敬业之事，说李孝逸当年无法抓获徐敬业，只好杀了一位与其貌似的人向朝廷报功，不知和尚识此人否？当时有一位老僧出面赞扬李洞察事机，却未承认自己就是徐敬业。直到老僧临终时，才召集弟子承认自己就是徐敬业。该书还说，段拾遗曾为老僧撰写墓碑碑文，不敢直言是徐敬业，乃云是徐敬业的昆弟。
据此看来关于徐敬业当年兵败时并未被杀的传闻，流传颇为广泛。李是后来之人，尚且知道此事，武则天耳目甚多，对这种传闻不会不知道。从政治角度考虑，武则天不会公然否认徐敬业已经死亡，但暗中派人查访也不是不可能的垂拱四年，狄仁杰早已从宁州刺史调人朝中任冬官侍郎，武则天以前早就对他的才千有所了解，大概认为狄仁杰才是最合适的人选，遂任命为江南巡抚大使，去完成这一复杂而又重要的使命。
狄仁杰对他肩负的主要使命完成得如何？史无记载，从他返回洛阳后就被武则天提升为文昌右承这一情况看，一定是完成得不错。史籍中只记载了狄仁杰在江南焚毁淫祠这一件事，其他一概略去不记。不能不佩服史官的远见卓识，因为这件事的意义的确是远远超过了他所肩负的政治使命。
第二节 江南的神灵崇拜
江南的神灵崇拜风气自古以来就非常浓厚，祠堂、庙宇之多远远超过北方地区，所造成的社会弊病也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普遍的神灵崇拜儿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士农工商各个社会阶层无不迷信于此而难于自拔。崇拜的对象也是繁多而复杂的，有山川、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土地、城池、门灶，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神灵崇拜，如树神、果神、瓜神、花神、茶神、酒神等。不少历史人物在江南也被敬为神灵，如周叔王、夫差、项羽、春申君、赵伦、伍子青、马援等。至于宗教中的各种神佛，更是人们敬奉礼拜的对象。《唐国史补》卷下记载了一则故事：“江南有吏，以于事自任。”刺史初到，他汇报说骚中一切都安排妥当，请检查。刺史走到一室前，询问后得知是酒库，见其外画一神，就问是何神答日：“杜康。”又见室据说是茶库，仍画有一神，经询问乃是“陆鸿渐也”。即陆羽。后来又走到一室署口范（腌菜或肉酱）库，也有一神，说是“蔡伯嘈。”刺史大笑，说这位神就不必设置了。官府中尚且如此，更何况民间了。这众多的神灵中有不少都建造有祠庙供奉，所谓“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如此众多的祠庙，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建造，有些人还借此妄言祸福，或蛊惑民心，或骗取钱财，弊端甚多。
第三节 移风易俗的举措
狄仁杰到江南后，看到这种情况深感如不扫除这些陋俗，既不利于民风的改变，也不利于吏治的整顿。他并不是简单地下令焚毁一切祠庙，而是有所选择，除夏禹、昊太伯、季札、伍子四种庙外，其余绝大部分祠庙全都予以焚毁，共毁去17余所。狄仁杰保留以上四庙，是有他的道理的。大禹是治理水患、拯救万民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崇敬的祖先，百姓修庙祭祀，表现的是对其历史功绩的纪念和对祖先的尊崇。昊太伯是春秋时吴国的祖先和创建者，他的后代季札是吴国的贤人，颇通周礼，江南人设庙祭祀他们，是尊祖行为。当然无可非议。
伍子骨是历史上吴国的忠臣，为国而死，是后人崇敬的楷模，江南人对他崇拜由来已久，非其他地区人可比。对于这些人物的庙宇狄仁杰当然要予以保留，不能干挫伤百姓感情的事情。
狄仁杰焚毁的淫祠中其他种种神灵不想再详述，仅就一些历史人物的祠庙谈一点看法。据载，被焚毁的祠庙中有周赦王、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昊桓王、昊夫概王等人的祠庙。像这些祠庙实在没有必要存在，如周极王是亡国之君，项羽为败军之将，马援不过是东汉一将，赵佗为南越之王……诸如此类，划人淫祠范围是非常正确的。据载，当时拆毁项羽庙时，当地人皆不敢前去，说是人内者必死。狄仁杰知道后十分愤怒，于是就撰写了一篇檄文，以正告西楚猫王项羽及其将校，然后命人拆毁项羽庙，竟然十分顺利，没有再发生任何异常情况。这篇文章十分有意思，节录如下：
以当轴，弃获恬而齿剑。沙丘拼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堕纪，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炎！皇汉受命，玄弯膺赤帝之镇符，当素灵之缺运。俯张地纽，彰凤举之符，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坡下之翅，盖尽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鉴，岂不惜哉！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伎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葱怖销烬，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橄到如律令。
这篇檄文气势磅礴，正气凛然，表现了狄仁杰不畏鬼神，变革陋俗的决心。项羽虽然在楚汉相争中失败了，但是在江南人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位英雄。在江南人信仰的诸神灵中他又是所谓大神，敬畏程度自然非一般小神可比，如果项羽庙不能毁去，势必直接影响对其他诸神庙宇的焚毁，甚至可能会导致狄仁杰这次行动的流产。狄仁杰知难而进，首先焚毁这些所谓大神的祠庙，就可以推动整个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这篇橄文中狄仁杰斥责项羽不知谋略，不善用人，一味逞强。所谓“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致使百万雄兵连同八千之子葬身于异乡。他还认为项羽坟下之败，“盖尽由于人事，焉手习爵于天亡”。即完全是人为的结果，和天命并无关系。嘲笑了项羽至死都不醒悟，没有认识到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是狄仁杰进步历史观的反映。最后，狄仁杰提出要项羽“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反思自己所犯的错误，投有资格再享受庙食，虚费牲牢。
通观这篇檄文结构紧凑、言辞犀利、正气凛然、说服力强，是狄仁杰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文章中的上乘之作，也是狄仁杰反对迷信、反对淫祠滥祀祸害百姓的不屈宣言，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江南百姓焚毁淫祠，移风易俗的勇气。
第四节 历史影响与后世评价
淫祠泛滥的危害除了修建大量的庙宇祠堂浪费资财外，还表现在每年名目繁多的各种祭祀活动上，仅从保留下来的唐人与神灵祭祀有关的祭文来看，其内容五花八门，如祭百神、祭名山、大川、祭城隆等。还有所谓赛文，即举办酬报献功的祭神活动时所作的祭文，报赛的对象有大舜庙、越王庙、白石神、海神、古榄神、术瓜神、兰麻神等。此外，唐人的诗歌中也有许多描写祭神活动的内容。江南祭神活动往往场面很大，参加人数众多，仪式繁杂。从一些诗歌描绘的情景看，往往都有女巫击鼓迎神、酒酒焚香、抛撒纸钱、巫师唱诵、鬼神降临、送神离去等一系列森然古怪的仪式。参加者往往倾乡而出，不仅浪费许多财力、人力，有时甚至影响到正常的农业生产的迸行。淫祠的泛也给巫师、方士提供了许多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利用人们对神灵的崇拜与信仰，或骗取钱财，或妄言祸福，以巫术害人性命也不稀见狄仁杰正是认识到了淫祠泛滥这些弊端与危害，以其特有的果敢作风，一举焚毁了大量的祠庙，使江南百姓受惠不少。
对于狄仁杰的这次行动，后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狄仁杰此举可以与日月争辉，可见评价之高。王夫之还详细地论述了他之所以对狄仁杰这次行动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他说：“是举也，疑夫轻率任气者亦能为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即人心而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兴，气虽盛，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竞起而挠之，非心服于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脚躇而前却者也，故日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在王夫之看来此举决不是狄仁杰轻率任气的一时行为，而是在他的不畏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支配下的自觉的行为。王夫之这里所说的鬼神“在心”，就是指思想信仰，只有“心服于道”，思想中不信仰，不崇拜，才能克服阻力，一往无前地采取果断行动。也正是因为这样，王夫之才认为其可以与日月争辉。王夫之不愧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对狄仁杰焚毁江南淫祠这一举动的评论，的确不同凡响，闪烁着进步的思想火花。
王夫之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狄仁杰的此次举动确有其思想根，早在他充任度支郎中时就已有所表现。那还是在高宗统治时期，有一次车驾将前往位于山西的汾阳宫，命狄仁杰为知顿使，负责皇帝行程的安排事务。当时，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长史李元冲因为原定的道路要经过一座女祠，民间传说凡是盛服车马经过此祠的必有风雷之灾，主张另外选择一条道路，以避开师女祠。狄仁杰坚决不同意，他认为“界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拓女敢害而欲避之？”后来车驾经过此祠时果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现象。高宗得知此事后，赞叹地说：“可谓真丈夫也。”狄仁杰敢于让皇帝冒这样的风险，不是出于他的丈夫气概，而是他不迷信鬼神的一贯思想的反映。
继狄仁杰之后，唐代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反对淫祠弊俗，如李德裕就是其中一位。他在长庆三年（823）担任浙西观察使时，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厂他针对当地人信巫祝，敬鬼神的弊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同时李德裕还对管辖境内的祠庙进行了清理，除方志有所记载的前代名臣之祠外，其余淫祠一律毁去，共计毁去了11所。看来李德裕的举措更为完善细致，这是由于他任职于当地，有较长的时间来从容不迫地部署安排此事的缘故。而狄仁杰是充使巡察，时间紧迫，只能采取断然措施，以求迅速获得成果。从焚毁的淫祠数量和影响看，李德裕不如狄仁杰多，影响只限于四州之地，不及狄仁杰这次行动影响广泛。此外，韩愈、柳宗元等在任地方官时，也都有类似举措。还有人著书立说反对淫祠滥祀，如李、沈颜等人。总之，在唐代自从狄仁杰率先反对淫祠迷信以来，一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或采取断然措施，或口诛笔伐，力抗流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旧风陋俗的过度泛滥和流行。中国古代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取有益的养分，摈弃糟粕，不致走人狭谷绝境而婆亡，这也大概是原因之一。狄仁杰就是唐代在这方而的开风气之先者，尽管他没有留下多少著述，但后人从他的这些行动上仍然看到了其思想火花的闪耀。
第五篇 过南冈波
导读
历史的发展有时甚至比对历史发展的叙述还要迅疾得多。
狄仁杰从江南巡察完毕，返回洛阳不久，于当年（即垂拱四年）九月被任命为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上任仅月余就又被贬为复州（治今河北两阳西南）刺史。变化之快，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也是狄仁杰所始料不及的。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狄仁杰个人虽然受了很大的委屈，却换得了千百人的生还，为他的不凡历史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宗室起兵
武则天垂拱年间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历史时期，洛阳政坛就像二月的夭气一样，忽晴忽阴，谁也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把握。狄仁杰从江南返回后，就被武则天提升为文昌右垂，正四品下，与他原任的冬宫侍郎品阶虽然相同，但职位与权力却大不一样，这也是武则天对他江南之行的奖励。数月后，又被任命为豫州刺史。这次出任地方官并非是遭到贬黝，而是武则天对他的又一次借重尽管狄仁杰在豫州任上未辱使命，为武则天统治的稳固做出了贡献，对他的回报却是残酷无情地打击，这是险恶的官场给狄仁杰的首次沉重打击事情的起因与唐朝宗室起兵反对武则天统治有关。垂拱四年时，武则天的权欲进步膨胀，她已不再满足朝称制，而是想改朝换代，直接称帝。要达到这个目的，唐宗室便成为她建立新朝的最大障碍，史籍记载说：“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将她的意图表露得十分清楚在唐朝宗室中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李元嘉、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都是唐高祖的儿子，唐高宗的叔父，威望很高。此外，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李灵夔、豫州刺史越王李贞、李元嘉之子通州（治今四川达县）刺史李误，李元轨之子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刺史东莞公李融、李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李贞之子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刺史琅邪王李冲等，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
武则大对唐宗室的猜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安，于是李儿嘉便与诸王秘密串连起来，谋图起兵推翻武则天的统治。这年七月，李误写信给越王李贞说：“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疾。”暗示要他作好准备，尽早起兵，不要拖过今年冬天。为引么要如此急促起兵呢？原来在这年五月，武则天下诏命诸州都督、刺史、宗室、外戚等，于十二月齐集洛阳，举行南郊大典，届时她要御明堂，接受百官朝贺。这样就引起了宗室诸王的极大疑惧，认为武则天将要利用这个机会，命人告密，把宗室诸王全部捕获，诛戮无遗。所以他们加快了起兵准备，打算赶在南郊之前起事。李谈伪造皇帝玺书派人密送给琅邪王李冲，称“遭幽紫，诸王宜各发兵救我。”
李冲又诈称皇帝玺书：“神皇欲移李氏社以授武氏”用以昭示境内，动员吏民从军。同时他派人分告诸干，约定共同起兵，进攻洛阳。
八月，李冲命长史萧德珠等在境内召募兵卒。由于时机不密，很快被武则天知悉，遂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勋为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李冲共召募到5余人，打算在朝廷讨伐大军到达之前，抢先攻「济州（治今山东东阿西北），壮大实力，然后再抵御丘神勋军。李冲军先攻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县令郭务梯向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求救，萃县（今山东萃县）令马玄素率兵17人入武水协助守城。李冲军进攻武水，一时不能攻克。军心混乱，部将董玄寂乘机煽动军士，说李冲此举是造反。李冲遂将董玄寂斩首示众，军士更加恐慌，纷纷四散而逃，李冲无法阻止，只好带领仅存的家童数十人返回博州。博州守城官吏得知李冲进兵失利的消息后，知道他已无所作为，为了避免将来受到株连，遂在李冲到达博州城门时，派兵将其杀死。李冲起兵仅7日就彻底失败了。丘神勋大军抵达博州，守城官吏素服出迎，被全部斩杀，并在城中大肆搜捕李冲余党，破千余家，杀人无数在琅邪王李冲起兵的同时，越王李贞也在豫州举兵起事，并攻陷了上蔡（今河南上蔡）。李贞是唐太宗的第八子，唐高宗的兄长。贞观五年（631）封为汉王。七年，授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刺史。十年，改封原王，不久徙封越王。他曾历任扬州（治今江苏扬州）都督，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刺史，安州（治今湖北安陆）都督，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改任豫州刺史。李贞“少善骑射，颇涉文史，兼有吏干”，在宗室中威望较高，号称为“材王”。他在任豫州刺史期间多次奏免当地的租税以收买人心，养有家童千余人，马数千匹，“外托以败猎，内实习武备。”秘密准备起事。
本来李蔼与宗室诸王约定共同起兵，这样就可以一举推翻武则天的统治。由于往来各地联系不便，在尚未约定共同起兵日期的情况下，琅邪王李冲做事不密，首先暴露了意图，遭到了镇压。越王李贞仓促起兵响应，其他诸王因准备不足，皆投有贸然行动，这样就使李贞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失败是不可避免了。
九月，武则天命张光辅为诸军统帅，左豹韬大将军崇裕为中军总管，岑长倩为后军总管，调动1万大军讨伐越王李贞。这时李贞已经得知李冲起兵失败，“欲自锁诣圈谢罪”，恰好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令傅延庆召募到勇士，开进到豫州，李贞这才改变主意，着手部署防御安排。为了鼓舞士气，李贞对其部下宜称：琅邪王已攻破魏、相等州，有兵2余万，很快就会赶来增援。他又把所属各县军队集中于州城，共得兵7余人，分为五营，命汝南（今河南汝南，州治所所在地）县丛裴守德等分别统率。为了收买人心，李贞大授官爵，九品以上官员就任命了5余人，除裴守德等少数人外，大部分官员皆心怀二志，没有以死相随的决心。尤其荒唐的是，李贞在大兵临城之际竟召集大批道士、僧侣诵经以求事成，并给左右及军士发给辟兵符，随身携带。关键时刻李贞所为如此，其失败自然是旦夕之间的事了。九月中旬，官军进兵至像州。里处，李贞命其少子李规和裴守德率军拒战，由于士无斗志，一战而溃，李规和裴守德狼狈地逃回城中。李贞闻败大惧，下令闭城自守，官军遂将像州团团围住。裴守德见形势危急，冲人王府询问李贞何在？打算杀死李贞以求自免，由于李贞家童防备甚严，才没有得手。面对如此局势，李贞左右对他说：“事既如此，岂得受辱，当须自为计”实际上是婉转地劝其自杀。李贞无计可施，只好饮药而死，其子李规、裴守德等也跟着自杀。家童们见主子已死，遂一时散走。李贞从起兵到失败身死，前后2日时间。
宗室诸王分任诸州都督、刺史，是唐太宗生前确定的制度。他认为周室分封诸侯，延续了8余年，秦罢诸侯，结果二世而亡，汉代吕氏欲取代刘氏统治，“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于是在贞观十一年（637）大封宗室诸王为都督、刺史，同时还封了部分功臣为世袭刺史，以拱卫皇室。后来由于功臣们多不愿去地方任职，只好作罢，但宗室充任都督、刺史的制度却还是坚持下来了。经过垂拱四年的实践证明，唐太宗的这一设想并不可行。除了实行封建制不适合时宜的原因外，这次宗室反对武氏统治失败还有一些具休原因。
首先是宗室起兵不得人心，唐朝统治到了垂拱四年时，天一太平已久，百姓安居乐业，不愿意再过兵火连天、动荡不安的生活。李氏还是武氏当皇帝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只要不影响他们的平静日子，百姓们是不会介人政治斗争中去的。从李贞、李冲的先后起兵看，百姓应募者寡少，且无斗志，一触即溃，便是这种现状的直接反映。其次，宗室诸王出于种种考虑，人心并不一定整齐，有的甚至为了自身安全计，不惜出卖其他人。如范阳王李蔼“知越王必败，自发其谋。”索性将起兵的策划情况向武则天作了揭发。这样便不等宗室们作好准备，武则天已抢先一步，向李贞、李冲父子兴兵讨伐了。他们兵少将寡，且仓促应战，故轻而易举地就被武则天一一平定了。
李贞、李冲失败后，武则天并没有因有些宗室未起兵响应而宽怒他们，事后她任用酷吏周兴审讯诸王。先下令迫使韩王李兀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误、常乐公主等到东都洛阳，然后下狱审讯，迫令自杀。常乐公主是唐高祖的女儿，越王李贞的姑母，在宗室中算是老一辈的女性了。她是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赵坟的妻子，在李贞派人联络起兵时，她表现的态度极为鲜明，情绪激愤，由于李贞的迅速失败，所以没有来得及出兵响应。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本来是李贞所深倚的主要援，尽管申州距鼓州不远，结果也没有出动一兵一卒。不久，也被武则天诛杀了。此外，附马都尉薛绍与他的两位兄长薛领、薛绪，也受到牵连而被处死。薛绍因为是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没有立即被处死，杖一百后，押在狱中，不供饭食，最后被活活饿死。霍王李元轨贬黝后，在流放途中死去。诸王密谋起兵时，惟独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纪王李慎没有参与，也同样被捕下狱。武则天改其姓为腹氏，流放巴州（治今四川巴中），死于途中。他的7个儿子除幼子李证外，其余均相继被武则天诛杀，家属流放岭南，后来也大部被杀。江都王李绪积极参与起兵，武则天当然不能放过他，捕获后诛戮于市。
这一事件以唐宗室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从此，在武则天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上便没有大的障碍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二节 冒死请命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狄仁杰到底持什么态度？不得而知。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看，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当时狄仁杰任文昌右承，虽然权任颇重，但还未进人中枢机构，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还无发言权。从当时政治形势看，即使能够参与决策，恐怕也得按武则天的意志行事。
从越王李贞被镇压后，武则天马上就选派狄仁杰充任豫州刺史这件事看，她对狄仁杰还是比较信任的。像州距武则天的统治中心洛阳不远，李贞在这里任刺史多年，收买人心，长期经营，党羽颇多。起兵失败后，他的党羽并没有得到甄别处理，不少人仍散布或隐藏于民间。如何处理这类人和维护好当地的社会秩序，是函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大约由于狄仁杰以前的不凡表现，使武则天认为只有他才能胜任豫州刺史这一职务，遂将他从文昌右任上调到豫州。
狄仁杰在李贞被镇压的当月就抵达豫州。这时当地官员奉命搜捕李贞党羽，已经捕获了5余人，牵连欲治罪的达六七百家。为了监督办案，武则天还派来了司刑使督促此事。狄仁杰到任后，司刑使就催促他尽快行刑。狄仁杰认为李贞及其党羽中的骨干分子已经伏法，捕获的这些人大都是胁迫无奈而参与起兵的，如果全部处死，不免失之于宽滥，请求司刑使暂缓行刑，然后狄仁杰向武则天上了一道密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表章中说道：“臣本来打算公开上奏此事，又怕被指责为反逆之人开脱罪行；如知而不言，恐义违背陛下宽仁存恤之旨。表章修成后又毁掉，几次反复，心情不能平定。然而此辈参与起兵，的确不是出自本心，伏望陛下怜惜其一时之误，宽恕其罪行。”可见在如何处理这批人的问题上，狄仁杰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因为此事非常敏感，弄得不好将使狄仁杰蒙受为叛逆者开脱的罪名。他几次毁去修成的表章，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他犹豫矛盾心理的真实反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狄仁杰最终还是痛下决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呈上了这道密表。
武则天如何看待狄仁杰的上表？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从她批准狄仁杰的奏请看，她的头脑还是相当清醒的，也不相信会有如此之多的人都是李贞的骨干党羽。于是将这批人的死罪减为流刑，统统流放到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西南黄河北岸）。
这些流放者前往丰州时，途中经过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当地父老对他们说：“我狄使君活汝辈耶！”狄仁杰以前在宁州任过刺史，为当地百件做了大量的好事，深得人民爱戴，为他立碑纪念。从“我狄使君”的称呼看，这里的百姓已将狄仁杰看成是宁州之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得到的称呼，在专制时期的古代社会中尤其难能可贵。流放者与当地父老相携痛哭于碑下，设斋三日而去。他们后来到达流放之地—丰州，仍念念不忘狄仁杰活命之恩，遂又在当地立碑以颂扬其德。
第三节 被诬遭贬
在狄仁杰忙于处理捕获的所谓李贞党羽之事时，张光辅统率的讨伐大军仍驻扎在豫州，没有撤走。将士们自以为征战有功，横行霸道，荣不驯，向当地官府要钱要物，稍不如意，就恶语相加。张光辅不予以制止，反而纵容部下的这种行为，使驻军与当地官府的矛盾愈来愈激化。像州刚刚经过战争的破坏，府库空虚，狄仁杰爱民心切，不愿向百姓伸手，加征赋税，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张光辅大怒，认为这是地方官员对他这位元帅的轻视，对狄仁杰痛加训斥。狄仁杰对他说：“乱汝南者只是一个李贞，像你这样搞下去，一个李贞死去，千万个李贞将要起来！”张光辅责问这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继续说：“明公统兵3万，所诛杀的应是李贞一人。官军攻到城下时，城中军民得知官军到来，争先恐后，纷纷出城归降，明公纵容将士抢掠百姓，杀死归降者，以充作自己的战功，流血染红了土地，如此暴虐岂不是要导致千万个李贞产生出来！”说到这里，狄仁杰愈加激愤，激动地说：“（我）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明公之颈，虽死如归耳！”张光辅是以宰相身份充任诸军统帅的，位高而权重，狄仁杰当然清楚得罪了这样的人物将意味着什么，但为了豫州百姓他也就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了。在狄仁杰义正辞严的驳斥下，张光浦哑口无言，但“心甚衔之”，恨透了狄仁杰。返回铬阳后，向武则天诬告狄仁杰不逊。武则天一时分辨不清是非，听信了张光辅一面之辞，将狄仁杰贬为复州刺史张光辅纵容部下，屠杀豫州归降的军民，以表示对武则天的忠诚，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武则天处死，其中罪名之一就是征伐越王李贞时心怀两端。历史在这里和张光辅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草营人命的人，其性命终于也被人草营。
事情是这样的，徐敬业起兵失败后，他的弟弟徐敬真被流放边远州郡。后来，他设法脱逃，路经洛阳时得到旧友洛州司马弓嗣业和洛阳县令张嗣明的资助，并设法将他送出洛阳。永昌元年（689）七月，徐敬真逃到定州（治今河北定州）时，被当地官吏抓获。弓嗣业因此被处死，徐敬真、张嗣明二人怕死，见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告密者都可升官受赏，遂产生了通过此法，以图免死的念头。他们把凡是与自己认识的人都牵连进来，诬陷这些人心怀不轨，谋图造反，使一批朝野之士遭到逮捕和屠杀。当然武则天也没有赦免他们的死罪，在其没有利用价值后，仍把他们处以死刑。在这两人诬陷的众多人中，就有张光辅，说他“征豫州日，私论图俄、天文，阴怀两端”。武则天也没有探究，遂于八月将张光辅诛戮，并抄没其家。就实际情况而论，张光辅这次的确是无辜被杀，但从他在豫州屠杀大批百姓，又诬陷狄仁杰这样的贤臣的行径看，他的死也是罪有应得。
第四节 起用为相
狄仁杰在复州任刺史一年。水昌元年七月，洛州（治今河南洛阳东）司马弓嗣业被杀，此职遂空缺。次月，张光辅被杀，大约于此时狄仁杰又被调任为洛州司马。此后，朝中连续兴起大狱，一批重臣相继被杀宰相中除了内史张光辅外，被杀的还有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魏玄同。魏玄同与已故宰相裴炎关系亲密，当时人因两人友善始终不渝，“谓之耐久朋。”酷吏周兴遂诬陷魏玄同，说他讲过：“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武则天大怒，将魏玄同处死。周兴之所以诬陷魏玄同，是其早年积下的宿怨。周兴任河阳“今河南孟州）县令时，曾协助狄仁杰从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督运粮食到洛阳，结果损失了万余解粮，本来要处以死刑，经魏玄同解救而获免。在此之前高宗曾下沼召见周兴，欲加重用，此事发生后当然不再有升迁的可能。周兴不知内情，仍然频频到朝堂命。”魏玄同遂对周兴说：“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这本来是句关照的话，但周兴却认为魏玄同在压制他，使其不能升迁，心中怨恨，至此借机报复，使魏玄同冤屈而死。
天授元年（69）一月，地官尚书、同凤阁台三品韦方质被武承嗣、武三思、周兴等诬陷，抄没其家，流放澹州（治今海南借州西北）。三月，特进、同凤阁台三品苏良嗣死四月，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因荐举人不当，下狱而死。
八月，纳言裴居道被杀。十月，检校内史宗秦客被贬。内史邢文伟受牵连也被贬官，遂自杀。天授二年（691）一月，纳言史务滋被来俊臣诬告，史务滋恐惧自杀。九月初，莺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为人所告，下狱后自杀。如此之多的宰相接连被杀被贬，实在骇人听闻。虽然武则天也任命了武承嗣、武枚宁等亲属及数位亲信为宰相，然而这些人多是善于献媚的小人，并无实际政治才干。为了充实中枢决策机构的力量，遂将狄仁杰提升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平章事。同时充任宰相的还有冬官侍郎裴行本狄仁杰拜相之后，武则天大概觉得以前将他无辜贬黝，有些过意不去，便对狄仁杰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潜卿者名乎是指狄仁杰从像州刺史任上被贬为复州刺史之事。”狄仁杰回答说：“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磨者名。”对于狄仁杰的气量，武则天深加叹赏。其实这也正是狄仁杰的聪明之处，他如果表示希望知道诬陷他的人名，就说明其对被贬之事仍耿耿于怀，不利于取得武则天的信任。他越显得对往事满不在乎，就显得气量愈大，反倒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益处。他在豫州顶撞张光辅后不久，就遭到贬，诬陷者是谁狄仁杰心里是十分清楚的，这时张光辅已被诛戮，再提此事已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狄仁杰也就不愿再加深究了。
第六篇 筋吏诬昭
导读
天授二年对狄仁杰来说是一个喜优交杂的年度，喜的是登上了为士大夫们所企慕的宰相宝座；优的是当时酷吏横行，罗织之风甚盛，使他大有木秀于林之感，不知何日祸之将至酷吏政治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她取代李唐建立武周政权之时，酷吏是铲除政敌，夺取皇位的得力」具；武周政权建立后，酷吏又是她对付异己力量，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法宝。武则天任用酷吏杀人之多，在唐朝诸帝中是空前绝后的。史载：“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在这些被杀的人中，属于武则天政敌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是被罗织诬陷而死的。在这场浩劫中，尽管狄仁杰机警过人，仍不能逃脱酷吏的罗织网，险些成为刀下冤魂。
第一节 酷吏政治
狄仁杰从天授二年（691）九月人相。到次年一月被捕下狱，其间不过半年时何，如何就由人上人变为阶下囚，官场风云固然险恶，也不至于如此之快。究其原因，还得从武则天的心理与酷吏政治的特点说起。
武则天鼓励告密始于文明元年（684），当时她刚废去中宗不久，有飞骑余人因对赏赐太少不满，在坊间聚会饮酒时，有人说早知别无赏赐，还不如奉庐陵王（中宗）再登帝位。此事被他们中的一人告发，结果使在场的人全部都被处死，而告密者却获得了五品官的奖励。不过这时还没有有组织有目的的大搞罗织告密活动，仅是偶尔为之。
真正推行酷吏政治，始于垂拱二年（686）。据载：“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这种猜忌、怀疑的心理，使她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尤其是唐朝宗室和重要大臣。为了能够挖出那些潜藏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奖励告密。此外，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大诛杀”以树威，使人不敢轻易反对她的统治，因此不惜采取残酷手段诛杀一切怀疑对象。这就不免使打击范围有所扩大，使不少无辜之人受到株连为了鼓励告密者，武则天规定凡外地赴洛阳者都由馆提供蜂马，供给五品官员的食宿，所言称旨的，授以官职，如果所言不实也不追究诬告责任。她还亲自接见告密者，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是农夫、樵人，都要亲自召见，由客馆负责食宿供给。在这种体制鼓励下，四方告密者蜂起，搞得朝中官员人人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由于告密者甚多，武则天一人应接不暇，于是命人铸造铜巨，四面各开一小口，凡告密者可将密奏直接投入中。义命谏议大夫、补胭、拾遗各一人，专掌此事，称之为理使。
唐太宗时制定法律，禁止奴告主人。武则天为了彻底清除政敌，采取了鼓励奴告主入的政策，使得不少官员的家奴稍对主人不满，便出面诬告主人谋反，往往遭到破家诛戮。有人出面说句公道话，也容易遭到猜忌，轻者丢官，重者丧命。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被家奴诬告，酷吏周兴判为族灭之罪，郝象贤家人遂赴御史台诉冤，监察御史任玄殖受理此事，经他认真调查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郝象贤谋反，结果连任玄殖也被罢免了官职。这样搞的结果，就使负责监察或审讯的官员不敢再坚持秉公办案，冤滥大大增加。甚至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朝中的官员往往极力讨好家奴，不敢稍有得罪，惟恐他们一不如意便去诬告家主谋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怪异荒唐的事都接连出现了。如酸泉（陕西礼泉）人侯思止，为人诡濡无赖，在游击将军高元礼家为奴仆。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刺史裴贞处罚了一位判司，判司遂唆使侯思止告发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致使裴贞与李元名之子豫章王李宜被杀，李元名被流放。侯思止告密有功，授游击将军之职，但他仍不满足，要求授予御史之职。武则天说：“卿不识字，如何能够胜任御史之职”回答说：赛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武则天认为他忠直，遂授予待御史之职。武则天又赐给他籍没的宫员房宅一处，侯思止不接受，理由是他十分憎恶反逆之人，不愿住这样人的宅第。由此，武则天对他更加赏识。
衡水（河北衡水西）人王弘义，素无德行，其邻居种有－片瓜园，他去索要瓜，邻居未给，心中怀恨。当时武则天喜好祥瑞，不少官员因献祥瑞之物而得以升迁，王弘义遂向县官密告，称瓜园有白兔出没，县宫派人前去搜寻，将这片瓜园践踏殆尽。王弘义见别人因告密而得任官职，十分羡慕，但他又和官府之人素无瓜葛，不好虚妄诬告，便把目光转向民间。见到乡里首老聚集举行社日之祭，这本是农村民众聚宴娱乐的一种活动，在唐代非常普遍，在春日或秋日都要举行。王弘义却密告说聚众谋反，结果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被杀者达2余人。
王弘义因此得到了游击将军的官职，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成为执法之宫。他在这个任上，胡作非为，草营人命，经常无故杀人。如有一次他外出办案，路过汾州（治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不敢怠慢，设宴盛情款待，两人相对而食，一会儿不知毛公哪句话不称弘义之意，遂命人将毛公拉出斩首。为了炫耀自己的威风，他命人将毛公首级挑在枪头。大摇大摆地回到洛阳，“见者无不震栗”以上这些人都是通过告密而得到官职，并受到宠信的，虽生性残忍，由于素无学识，所以还算不上大吏。这一时期的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万国俊、丘神郭霸等人，才是著名的大酷吏。他们大都心狠手辣，残酷异常，又深深地了解武则天的心理，投其所好，杀人无数，使朝野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这些著名酷吏由于具有一定文化素质，所以善于总结办案的反面经验，使人防不胜防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酷吏政治有一个突出之点，就是罗织之风甚盛，为此来俊臣与万国俊、朱南山等编造《告密罗织经》1卷。罗列了各种诬告经验和陷人理由，欲害某人，就从．几个方面同时诬告，井编造伪证，使被陷害人有口难辩。往往是一人人狱，牵连数十百人，使监狱人满为患。武则天还专门设置“制狱”于洛阳丽景门内，任用一些酷吏主持其事，主要是用于审理、关押重要案犯。凡是人此狱者，非死不能出，王弘义遂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意思是说人此门者，照例都不能活命。由于罗织之风愈来愈盛，搞得官员们人人自危，相见不敢交谈，“道路以目”。
有不少人上朝以后从此就再也不能回家，因此，每逢上朝日，朝官都要与家人诀别，不知能否再相见。此外，武则天每每以酷吏杀人多少为忠心与否的标志，如来俊臣每次遇到有赦令颁布，就命令狱卒先把所谓重犯杀死，然后才宣布赦令。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在这种残酷逼供，多多杀人为能事。武则天大兴酷吏政治的目的，重点在于打击宗室、大臣。关于这一点，在武承嗣向被杀。其实傅进艺也是一个善于逢迎献媚之徒，他就是靠这一套本领获武则天的欢心而登上宰相宝座的。天授元年九月，当时还是侍御史的傅进艺，率领关中百姓94余人赴洛阳上表，请求改国号为“凋”，赐睿宗李旦姓武。武则夭虽然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但却将傅进艺提升为给事中。自从他带了这个头后，于是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僧道等各类人，纷纷学他的样子上表请求改换国号，武则天就是在这样形势下登上了皇帝之位。由于傅进艺功劳甚大，武则天登基之后，马上提升他为莺台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由此傅进艺也创造了一个官场上的新记录，即在一年之内他的官服历青、绿、排、紫，换了四次。“时人谓之四时仕宦”。由此可见，傅进艺本来是武则夭最为宠信的官员之一。尽管傅进艺人品低劣，死不足惜，但梦中之事，不足以为定罪的依据，竟也使这样的宠臣死于非命，可见武则天的心理已脆弱到何种程度！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狄仁杰虽然也一度得到武则天的信任，但宠信程度还无法和傅进艺相比，当有人诬陷他谋反时，武则天必然毫不犹豫地将他投人监狱她所提出的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建议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既然重要大臣也是其怀疑打击的对象，狄仁杰身为宰相，又不与诸武同流合污，虽然他与诬陷者来俊臣个人之间并无恩怨，但来俊臣为了讨取武则天的欢心，捞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也不惜将他诬陷下狱。从这个意义看，狄仁杰的这次下狱实际上是做了一次酷吏政怡的牺牲品。与狄仁杰同时被捕下狱的魏元忠释放以后，武则天问他为何屡次下狱？魏元忠回答说：好比一头鹿，罗织之徒好比狩猎者，他们需要用臣之肉作羹，臣又如何能够幸免！这些人杀臣的目的在于升官和追求显达，臣又有什么过失呢？魏元忠的这些话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从史籍记载的一些现象分析，武则天的心理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病态程度，即怀疑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和最信的大臣。先太子李贤被害死后，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又下令将他的两个儿子活话鞭死。李贤的儿子，即武则天的亲孙子，年纪尚幼，也不可能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当然也不会构成对武氏统治的威胁。她能对亲骨肉下此毒手，不是心理失常又是什么？武则天对至亲骨肉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更为荒唐的是，宰相傅进艺梦见自己登上了湛露殿，醒来后便把此事说给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听，这个人也想靠告密升官，当然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便将此事告发了，结果傅避艺。
第二节 无辜下狱
长寿元年（692）一月，左台中来俊臣告发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卢献、中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7人谋反，于是统统被捕下狱。
在这7人中，除魏元忠、李嗣真因曾得罪过酷吏，故被诬陷外，其余5人可以说都是无故遭受诬陷而被浦的。魏元忠早年因生性耿直，不与诌媚之徒为伍，在朝中声望颇高。酷吏郭霸本为一县承，因为善于献媚，得到武则天的赏识，提拔为监察御史。当时魏元忠为御史中垂，是郭霸的顶头上司，郭霸为讨好上司，有一次魏元忠患病，郭霸专程前往探视，曾尝过他的粪便，对他说：“大夫粪便如果味带甘甜，则可优虑；今味苦涩，说明病情不重，不必担心”郭霸称魏元忠为大夫，已经有讨好之嫌，又亲尝其粪便，使魏元忠更加鄙视他的为人，于是魏元忠病好后逢人便讲说此事，使得郭霸大丢面子。这样一来，就引起郭霸对他的极大愤恨，串通来俊臣、侯思止对他进行诬陷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嗣真在永昌初年曾担任过右台中、知大夫事。他虽为执法之官，却不与酷吏同流合污，并对来俊臣大搞罗织、残酷杀人大为不满。他曾上书武则天，劝她不要再搞酷吏政治，武则天不听，反将他赶出朝廷，出任璐州（治今山西长治）刺史。由于他得罪了来俊臣，所以这次将他与狄仁杰等人一并诬陷为谋反，下狱治罪。
在此之前，来俊臣曾奏请武则天降毅，规定只要审讯时主动承认谋反的可以免死。狄仁杰等人被捕后，来俊臣就以此引诱他们招认谋反。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日从诛戮。反是实！”狄仁杰之所以如此痛快地承认谋反，并不是真的相信可以免死的诱惑，而是为了避免来俊臣的酷刑逼供，无谓地遭受皮肉之苦。魏元忠在侯思止审讯他时，坚决不承认谋反，受到严刑拷掠。侯思止命人将魏元忠倒拽而行，拖得皮开肉绽。魏元忠不屈，大骂道：“我命薄，好比骑驴时坠下，足挂于橙，被驴所拽。”又招来了更为残酷的虐待。
魏忠说：“侯思止，你如要魏元忠的头就请截去，何必一定要我承认谋反！”魏元忠在备受折磨摧残之后，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还是承认了谋反。与其这样，倒不如狄仁杰来得爽快。狄魏二人不同的表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秉性问题，实质上却是二人智力高下的反映米俊臣，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他的父亲来操是一位赌徒，与人赌博赢钱数十万，对方无力还钱，便把妻子送去抵债，此人到来家时已身怀有孕，生下的这个孩子就是来俊臣。
俊臣早年就不事正业，为人凶残、因告密而得以任官。来俊臣当官后更加肆无忌惮，以手段残忍，杀人无数而为武则天所赏识。他审讯罪人时，不问案件轻重，常用醋灌犯人之鼻；或者将人扣人瓮中，周围用火烧烤；或者断绝犯人饭食，致使一些犯人抽取衣中棉絮充饥。他还与索元礼等人制作了1种刑具，称之为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凰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璧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梯”；或倒悬石缝其或以铁圈毅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次审讯新犯人，来俊臣就把这些刑具搬出来当众出示，犯人看见无不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有人在审讯时喊冤，来俊臣就命人割去其舌。“十庶破胆，无敢言者”在这种情况下，喊冤既无济于事，反倒要受到更残酷的迫害，所以狄仁杰决定先承认谋反，然后再设法脱身，这无疑是种聪明的决断狄右杰在狱中期间，判官王德寿见他未经拷掠就承认谋反，以为狄仁杰是软骨头，遂对他说：“尚书（指狄仁杰）一定可以减死。德寿既已受皇帝驱使，也想使官职有所升迁，希望尚书能够承认杨执柔也参与了谋反之事，这样对我将有较大好处，不知是否愿意这样做”狄仁杰故意问道：“怎样才能把杨执柔牵连进来。”犷王德寿说：“尚书在春官任职时，杨执柔当时也在该司任员外郎，只要说在那时你们二人就相识，并拉杨执柔参与谋反之事即可”狄仁杰一听此话，心中对这些无耻之徙更加倾恨，遂以头触柱，血流满面，大声呼喊道：“皇天后十，遣仁杰行此事！”，王德寿见狄仁杰如此状况，怕事情搞大了对自己不利，急忙向狄仁杰谢罪，狼狈退去。
狄仁杰已经承认谋反，来俊臣并没有因此而减刑，仍要置他们于死地。由于武则天只同意逮捕狄仁杰等人下狱审讯。要处以死刑还要经她批准，在有关司法部门上报待批期间，来俊臣认为狄仁杰等人己无所作为，只等武则天批准便可行刑，“不复严备”。这正是狄仁杰所期待的时机，他拆下被头向狱卒要来笔砚，书写了冤状，置于棉衣中，向王德寿说：“天气已渐热，请将此衣交给我的家人，取掉其棉，以便狱中之用，王德寿不察其中密藏有帛书，遂将此衣交给狄仁杰的家人。这时狄仁杰的长子狄光嗣在外任官，不在家中，其次子狄光远收到棉衣后，知道其中定有夹带之物，仔细检寻，发现了其父的冤状，急忙人宫告变，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狄光远献上冤状，武则天阅后，召见来俊臣询问狄仁杰的案情。”来俊臣回答说：“仁杰等人人狱，臣并未剥夺他们的冠带，饮食寝宿一切如常，如果投有谋反的事实，他们如何会承认谋反砂武则天遂命通事舍人周4前往狱中探望狄仁杰的食宿情况，来俊臣将收去的衣物冠带又命人取来，让狄仁杰等人穿戴齐整。排列一行，让周琳巡视。周琳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畏惧来俊臣，唯唯诺诺，不敢详察，甚至连正视探视对象的勇气都没有，就匆匆回去复命了，狄仁杰等人洗雪冤情的希望又暗淡下去了来俊臣既然已认定狄仁杰等人为谋反罪，当然不会轻易让他们翻案。为了促使武则天尽快批准对他们执行死刑，他又命人假冒狄仁杰等人的名义伪造了谢死表，自己代为署名，又指示周琳将此表呈送武则天，一定要致狄仁杰等7人于死命。”
第三节 侥幸逃死
狄仁杰等人的案件对朝野上下震动很大。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等人都是现任宰相，3位宰相同时下狱，无疑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朝野的关注。魏元忠虽仅为御史中承，但他为人正直，声望颇高，又立有大功。这是指在镇压徐敬业的战争中，当时武则天命他为监军，与李孝逸共同负责征讨事宜。在讨论进军方略时，魏元忠力排众议，主张先打徐敬业之弟徐敬欲所率之军，这支叛军实力较弱，歼灭这支军队可以鼓舞官军士气，削弱叛军力量，然后集中军力进攻徐敬业所率精锐军队。事后证明魏元忠的方略完全正确。在两军主力决战时，官军前锋受挫，统帅李孝逸畏惧欲退。魏元忠坚决制止了这种企图，又献火攻之计，终于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李嗣真为官清正，声誉也甚好。这样一批人同时被捕，又都是谋反大罪，朝士们非但不信，反而纷纷上书，认为这是奸候横行，残害忠良。当时上书的主要有麟台正字陈子昂、万年县主簿徐坚、凤阁舍人韦嗣立、监察御史魏靖、给事中李娇、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等。归纳起来，他们的呼声大体反映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第一，反对酷吏政治，认为有害无益。他们大都认为尧舜之时、文景（汉文帝、景帝）时代，几致刑措，千古以来，传为美谈。“今四海多衔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都是徐敬业、李贞起兵以来，酷吏横行，连坐相牵，用法残酷的结果。
指出目前这种“小乃身诛，大则族灭”局面的形成，完全是那此“皆图苟成功效，自求官赏”者，任意罗织，草管人命，并非真有如此之多的反逆者。
第人开告密之门，罗织严密，目的虽然是“将息奸源，穷其党与”，但实际上却使大批无辜之人冤屈而死。他们指出数年以来，四方告密，牵累千万，“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竟，百无实”，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庆，忠直清正之人痛心疾首。一人被捕，百人人狱，“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喝唱，莫知所宁”批评的矛头直指武则大本人。
第三，认为酷吏政治不尽早结束，将使朝士人人不能自保，离心离德，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统治的巩固。有人甚至指出目前正直之士纷纷人狱，被杀被贬者不计其数，照此下去将使陛下无可用之臣，焉知不是有人借追究逆党而行反间之计，先除去陛下辅弼之臣，后谋取国家社授。
第四，认为酷吏政治破坏了国家法制。“夫酷吏者，资矫以事君，行刻薄以临下”他们大都“侮宪害公，弄权挠法”，“罪遂情加，刑随意改”，致使国家规定的死刑三覆奏的制度，形同虚设。要求废除委派专使推按，便可决杀人命的做法。“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应依法复奏，减少冤滥。生杀大权应该掌握在皇帝手中，权不下移，移则冤滥易生，冤滥生则法制乱，法制乱则天下纷纭，祸乱必起。
他们的上书并不仅局限于狄仁杰、魏元忠等人的这次冤案，更多地还是从国家安稳、维护法制、反对酷吏政治的角度出发的，把酷吏政治的危害和影响论述得非常透彻，以促使武则天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由于众人反映强烈，迫使武则天不得不认真地对待此事，她派给事中李娇、大理少卿张德裕与侍御史刘宪三人，再次复审此案。经过详细地调查与审理，证实这果然是一桩冤案。但是，张德裕惧怕来俊臣，不敢据实上奏，打算仍以来俊臣原所定之罪上奏。此议遭到李娇的反对，认为“岂有知其枉滥而不为申明哉，”！他还以孔子的“见义不为，无勇也”的话，鼓励张德裕、刘宪二人，共同为雪洗冤案而尽力。在李娇的极力主张下，三人于是条列狄仁杰等人冤状奏武则天，“由是怜旨”，皆被贬黝远州山。从武则天贬黯李娇等人的举动看，她并不打算在这个时期结束酷吏政治，仍然信任来俊臣等人。
正在这时，前台侍郎乐思晦年仅八九岁的幼子赴上变，从而为此案的洗雪带来了一线曙光。乐思晦于天授二年（691）六月被任为宰相，十二月被杀，前后仅半年时间。同时被杀的还有右卫将军李安静，罪名是谋反，实际上则是因为没有上表劝进，对武则天改朝换代支持不够。乐思晦大概也是因此事而被杀的，他的全家除幼子被送到司农寺为奴外，其余人全部惨遭杀戮。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够人宫请求皇帝召见，肯定有人支持并提供方便，否则被籍没为奴的犯罪宫员子弟，尤其是一个儿童是不可能随意行动，更不用说人宫去见皇帝了武则犬召见了这位儿童，问他因何事要求召见，回答说：“我的父亲已死，我家已破，对于我家之事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为陛下之法被来俊臣等人所玩弄而感到惋惜。陛下如不信臣言，请选择朝中忠直大臣、为陛下平素最信任者，再撰写一份反状连同此人交给来俊臣审讯，没有不承认谋反的厂武则天听了此话后，觉得有理，由此-太后意稍宿。从这个孩子对武则天的这一番话看，似乎不像儿童所能说、所能想到的，很可能有人事先教给他，通过孩子之口反映给武则天。”
于是，武则天决定亲自过问此案，她召见狄仁杰等人，问遭：“既然你们都称冤屈，为什么又承认谋反呢？”回答说：“如果不承认，则早就死于酷利拷打之下了。”犷武则天又问：“既如此，为何又要写谢死表？”众人皆矢口否认。武则天命人拿出表来，出示给他们看，才搞清是来俊臣伪造的假表，于是下令释放了7人狄仁杰等人虽然无罪被释放，由于武则天此时仍宠信来俊臣，所以她不仅没有迫究他诬陷大臣之罪，反而把狄仁杰贬为彭泽（江西彭泽东北）县令，任知占为江夏（湖北武昌）县令，崔宣礼为夷陵（湖北宜昌）县令，魏元忠为涪陵（重庆涪陵）县令，卢献为西乡（陕西西乡）县令，将裴行本、李嗣真流放于岭南。来俊臣与武承嗣深恨狄仁杰，屡次请求处死他，武则天以释放的诏书已颁下，不可反复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御史献可当廷叩首苦争，要求一定要处死狄仁杰，仍没有得逞。霍献可早年任开封（河南开封）县令时，狄仁杰被贬外地，途经汁州（治今河南开封）时，欲留半日为民治病，霍献可不许，当日就将他驱逐出境。
从此，两人结怨。后霍献可投靠武承嗣，遂得调为京官，专与朝中正直大臣作对，干了许多坏事。此次他苦争欲杀狄仁杰，一是借机以泄私愤，另外也是为了讨好武承嗣。霍献可不仅要求处死狄仁杰，连他的舅父崔宣礼同样也不放过，要求处死，他对武则天说：“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以头碰殿阶，血流沽地，以表示为臣不私于其亲。此后，霍献可常以绿巾裹头伤，微微露出冠下，希望武则天能看见，好得到升赏可见此人德行之卑劣狄仁杰等人被贬约半年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酷吏政治开始衰落。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其一，经过多年的残酷杀戮，唐朝宗室大多杀戮殆尽，年纪幼弱者皆流放岭南，朝中公开的政敌也屠戮己尽，这样就使武则天的安全感大大地增强了另外，有人认为：“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即武周取代李唐已经完成，天下之人皆已承认现实，政权的稳固性空前提高，“任威刑以禁异议”己没有必要。武则天也同意这个见解，遂逐渐地放宽刑狱第二，经过此次事件后，反对酷吏政治的人有所增加，呼声口渐高涨，如李昭德、朱敬则、严善思、周矩等人，都加人到这个行列中来。他们接二连三地七书，说古喻今，苦苦相劝，要求武则天放弃酷吏政治。这些言论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武则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的政策长寿元年（692）七月，当时告密者仍然很多，按照武则天自己的规定，凡告密者不许大臣过问，均由她亲自召见。由于人数太多，加之武则天年事已高，精力必然有限，使她觉得不胜其烦，于是就交给监察御史严善思处理。严善思仔细询问后，将其中85余人以虚构姐土之罪严厉处罚，使“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这是酷吏政治改变的一个显著信号。接着，侍御史周矩上疏提出“缓刑用仁”的施政方针，得到武则天的采纳，由是“制狱稍衰”。此后虽仍有酷吏杀人之事发生，但残酷程度已大大地不如以前了，人数也相对较少，来俊臣死后，酷吏政治可以说基本结束，国家法制恢复到正常状态之下。
第七篇 改朝换代之际
导读
武则天取代唐朝建立大周政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后人之所以对这一事件并不十分关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后来并没有结束唐朝的统治，假如武则天没有陷人继嗣的难题而无法自拔，焉知唐朝不是和隋朝一样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尽如此，由于武则天的确轰轰烈烈地取代过唐朝的统治，于是旧史家便把这一时期的每一位历史人物在这一事变中的态度以及在事变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作为评价和褒贬的试金石。狄仁杰既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后人不免也要在这个间题上对他作出种种评价，甚至提出一些责难。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旧史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武则天所搞的这场“大周革命”。
第一节 大周革命
在武则天之前或之后的历朝历代中，都有不少太后专权或临朝称制的现象出现，但是像她这样改朝换代、皇袍加身的却仅此一例。惟其如此，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才更加引人注目，对她赞颂者有之，非议者有之，千年以来争论不休，似乎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引起人们如此相悖的评价。
实际上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她临朝称制。早在她宗临朝称制之初，就已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不满。当时武则天居住于东都洛阳，命大臣刘仁轨留守西京长安，她在给刘仁轨的书中说：“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对刘仁轨寄于厚望。刘仁轨却不买武则天的账，上疏以身体衰老为由推辞不干，并以汉朝吕后擅权最终导致吕氏家族败亡的历史教训，对武则天进行规劝。接着尚怜左冯元常、凤阁侍郎胡元范、刘景先等人，因不满十武则天专权而相继被贬。在这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丁宰相裴炎的被杀。
裴炎与武则天合谋废去了中宗的皇帝之位，另立了睿宗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废昏立明，仍然是为了唐朝统治的稳固与长久，不料却导致了武则天的临朝称制，这是他所不看到的。当武则天立武氏七庙时，他出面反对；武则天打算除掉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其他宰相都不敢表示异议，惟独裴炎站出来坚决反对；徐敬业扬州起兵，裴炎不积极讨伐，认为“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主张武则天交权于睿宗。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忍无可忍，遂将裴炎逮捕下狱，以谋反罪处死。
此后，武则天镇压了徐敬业的起兵，又相继平定了琅呀王李冲、越王李贞的起兵，将唐朝宗室几乎屠杀殆尽。她还大兴酷吏政治，奖励告密，诛戮了无数的唐朝旧臣。在铲除她称帝道路上的障碍的同时，又大造改朝换代的舆论，为自己称帝创造条件。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命人在一块白石上凿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8个字，把紫石末和药物棍杂填入，搞成古朴陈旧的样子，让雍州（治今陕西西安）人唐同泰献给武则天，假称得之于洛水。武则天大喜，将这块白石称为“宝图”。本来打算很快就举行拜洛受图活动，由于宗室诸王的起兵，遂于这年十二月才得以举行。为了证明她称帝是符合天意的，她决定要将这次活动搞得规模宏大而隆重。武则天亲自编了《大亨拜洛乐》14章，又在洛水岸边建筑了拜洛坛，还命有关部门制定了拜洛受图的仪式，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水昌格水，封洛神为显圣侯，并禁止百姓在洛水渔钓，在发现白石之处专门设置了一个永昌县。十二月二十五日，精心筹备的拜洛受图活动在这一天举行了。以武则天为首，睿宗、太子、文武百官相从，浩浩荡荡开往拜洛坛。坛前陈列着珍禽、奇兽、珠宝、文物，四面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百姓，场面之大，仪仗之盛，据说为唐朝建立以来所从未有过。
拜洛受图活动后的第三天，由内宠薛怀义主持经过长期营建的明堂终于建成了。根据文献记载，这座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气势宏伟，雕梁画栋。武则天将其命名为“万象神宫”，并于永昌元年（689）正月一日，举办盛大的大亨明堂，仪式。武则天耗费了巨额资财，建造这座明堂的目的就在于效法上古帝王以明堂为“宗祀布政”之所，为自己登基当皇帝作铺垫天授元年（69）七月，僧人法明等献上《大云经》4卷，“言太后乃弥勒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佛教称人世为阎浮提，阎浮提主即谓皇帝。并组织了一批僧人为《大云经》作疏，盛言武氏受命当为皇帝之事。这是武则天借助于佛经为她当皇帝大造舆论。十月，武则天下令要两京及天下诸州都要建造一所大云寺，收藏一部《大云经》，并命高僧升座讲解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后，武则天仍不满足，于是她的支持者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敦促她早日登基。天授元年九月三口，侍御史傅进艺率关中百姓9人到洛阳上表，请求改国号为周，改皇帝（睿宗）姓武。武则天大概嫌请愿的人数太少，没有同意，却将傅进艺提升为给事中。于是朝中文武百官及唐朝宗亲、远近百姓、四夷酋长、和尚道士等，共计6万余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上表请改国号。唐睿宗也违心地上表请求赐姓武氏。至此，武则天认为登上皇帝宝座的时机完全成熟，于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御则天楼，接受百官朝拜，大赦天下，正式改国号为周，67岁的武则天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了。
武则天的这次改朝换代是蓄谋已久的行动，决不是随着她的权势增强而逐渐产生的念头，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她何时产生皇袍加身的想法，但她的行动却将这种意图表露得十分清楚。根据史书记载的史实分析，武则天至少在唐高宗死后就已有了这种打算唐高宗死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次年二月，她就将中宗李显废去，贬为庐陵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中宗打算授皇后韦氏之父韦玄贞以侍中之职，宰相裴炎不同意，中宗负气地说：“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邢！”于是裴炎与武则天密谋，派兵入宫，把中宗从皇帝宝座上赶了下去，改立李旦为帝。这实际是一次宫廷政变。当时中宗质问武则天“我何罪？”武则天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中宗昏庸，那是以后的表现。此时刚刚即位，并无大错，他所说的让天下给韦玄贞的话，只不过是一句赌气的话，并非真有其事。因此，以此为罪名废去皇帝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武则天在高宗死后不到两月，尸骨未寒，就急于废去他儿子的皇位，可见她不甘寂寞、急于掌权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
睿宗李旦即位时，已经23岁，本应亲理朝政，武则天却毫无理由地把他移居别殿，由自己亲执大政。为了防止意外，同月，她还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勃赴巴州（治今四川巴中），将囚禁于这里的废太子李贤逼迫自杀。
如果这一切尚可以说成是武则天急于临朝称制而采取的行动，那么，以下发生的事情就无法用这个理由遮掩了。文明元年（684）八月，她刚刚将高宗葬于乾陵，次月就改元为光宅，改东都为神都，旗帜改为金色。众所周知，唐朝以长安为都城，洛阳为东都，实际是陪都。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虽是一字之变，意义却大不相同，标志着洛阳已不再是陪都，虽然没有公然降低长安的都城地位，然而一国不可能有并列的两个都城，实际上是想以洛阳取代长安的都城地位，将它作为新朝的统治中心，以表示将要创建的新朝并非唐朝的继续。唐朝以土德为尚，旗帜为黄色。武则天改为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她改朝换代的意图。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旗帜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除非政权易手，改朝换代。此外，武则天同时还把某些官员的服色予以改变，将所有国家机构的名称及官名都统统地改变了。当月，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按照古代礼制，天子建七庙，诸侯五庙。武则天同意立武氏七庙，是她谋图称帝的野心的又一次大暴露。只是由士宰相裴炎的反对，武则天大概也觉得时机尚未成熟，不宜将称帝的企图暴露得过早，才改为建立五庙。以上这些情况都是在唐高宗死后不到1个月内发生的，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武则天改朝换代是早有打算的。
以上叙述，无意对武则天称帝的是与非进行评价，只是客观地将这一段史实反映出来，同时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即武则天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不平凡的女人。历朝历代争夺帝位的斗争，无一不是血淋淋的，这本来不足以大惊小怪，但是像武则天这样无辜株连、怀疑一切、毫无节制地诛杀却是比较罕见的，这一点也是最不可取的。另外，过分地杀戮表面上看似乎巩固了统治地位，其实却将更多的人推到了对立面，构成了潜在的危险。
第二节 无力回夭
在这场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中，无数的人头X地，多少衣冠之族倾败，然而在史籍中却无一字提到狄仁杰在这场巨变中的态度到底如何？以至于后世学者认为记史者故意为狄仁杰讳，没有真实地记载他“同尘合汗，与世委蛇”的处世情况。换句话说，即认为狄仁杰为了避免身遭屠戮，不得不采取更为圆滑更为谨慎的处世态度，坐视故君身遭囚禁。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对于狄仁杰来说，是不能为而非不愿为也。
狄仁杰在唐高宗统治时期，什途上一帆风顺，自从调人长安任大理？以来，历侍御史、度支郎中等职，都充分地施展了才华，受到了高宗的赏识。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他历任宁州（治今廿肃宁县）刺史、冬官侍郎、文昌右承、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因得罪宰相张光辅，被贬为复州（治今湖北阳西南）刺史。从这个任官经历看，狄仁杰多不在朝中，故无参与以上活动。垂拱四年（688），武则天讨伐越王李贞之乱时，狄仁杰当时任文昌右压，李贞被镇压后，武则天就调任他为豫州刺史。在这里他使千百人免于诛戮，抵制了讨伐叛乱的官军对当地的进一步破坏，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的安宁与利益，与张光辅等武则天的亲信的所作所为截然相反，如何能说是“同尘合汗”呢？
天授元年（69）九月，武则天称帝，建立大周政权，这时狄仁杰正在洛州（治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司马任上。狄仁杰此时的态度如何，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洛阳有文武官员、百姓6万余人劝进，狄仁杰很可能随大流也参与了此类活动假如狄仁杰拒不参加劝进，很可能要遭杀戮或贬默，事实上狄仁杰并未遭此厄运，这就说明他也参加劝进了，至少没有表反对的态度。如将此事看成是不忠于唐朝的行为，是很不公正的，试想当时连睿宗李旦都上表劝进，并甘愿改姓武氏，狄仁杰这时不过是一个从四品下的州司马，既无一兵卒，又无权势，如何能与武则天相抗衡呢？因此，即使狄仁杰有匡复李氏之心，但却无回天之力。直到天授二年（691）九月，即武则天称帝一年后，狄仁杰才被提升为地官侍郎、同凤阁莺台平章事。这是狄仁杰首次担任宰相，进人中枢决策机构。虽然狄仁杰这时有了与武则天直接对话的条件，然木已成舟，事情已无法挽回了。话又说回来，即使狄仁杰在武则天称帝前就担任宰相，恐怕也无法阻止她称帝的决心，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无法抗衡的之所以谈论这个间题，并不是认为狄仁杰只有反对武则天称帝了，才算得上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而是对后世某些学者站在封建正统论的立场上，对狄仁杰提出的责难进行客观的分析。换句话说，就是要对狄仁杰在这一政治剧变中的状况予以客观公正的评述，否则就将使狄仁杰的个人历史出现一段空白。既用不着去为古人避讳，也没有必要为其虚美，客观的态度也就是科学的态度。其实，在武则天称帝前后的那些狂热的日子里，狄仁杰和绝大多数官员一样，只不过是被人摆弄的一个个棋子，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更不用说其他了。
第三节 心系唐室
狄仁杰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儿起几落，但总的来看，武则天对狄仁杰还是比较器重的，尤其晚年更是优礼有加。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不惜官爵，滥授干人，以收买人心，确属事实，但是考课颇严，发现不称职者，迅速退。唐人陆货评论说：“往者则天太后践柞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弘委任之意，开吸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黔，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夕司马光也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黝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价都是比较客观、中肯的。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任用也是体现了任人惟贤的原则，晚唐诗人皮日休说：“呜呼！天后革大命垂二十年，天下晏如不让贞观之世，是遵何道哉？非以敬任公乎！不然者，来俊臣之酷不能诬，诸武之猜不能害，房龄之谏不能逆。”皮日休认为武则天所以取得了较大的治理成就，关键就在于任用了像狄仁杰之类的贤臣，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干，才取得“天下晏如不让贞观之世”的业绩。皮日休的这种看法虽然是主要针对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推而言之，与陆赞、司马光等的评价又何尝不是殊途同归呢？
武则天能重用狄仁杰此类贤臣，被重用者也尽心蝎力、忠于职守，辅佐武则天治理好国家。以狄仁杰为例，他无论在地方任官还是到朝廷任职，都颇有建树，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政绩。但是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并不等于狄仁杰赞成大周革命，辅佐武则天，也不等于拥戴她称帝。在狄仁杰心目中始终都把自己看成是唐朝旧臣，把武则天视为李唐的皇后，这一点在狄仁杰的言行中有明确的反映。他被来俊臣诬陷下狱后，在供词中公然宣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可见他一贯以唐室旧臣自居，尽管此时他已是大周的宰相。圣历元年（698），武则天与狄仁杰商议皇位继承者人选时，狄仁杰当面对武则天说：“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帝寝疾，权使陛下监国；大帝崩后，合归家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余年。今议承，岂可更异！”在当时持狄仁杰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如王方庆、苏安恒、王及善、吉项等一大批人，均是如此。苏安恒在上疏中明确指出：“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故《诗》日：“惟鹊有巢，惟鸿居之”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厂公然认为武则天建立的大周政权是鸿占鹊巢，来路不正。这些都是武则天所熟知的公开的言论，至于私下的议论尚不知有多少。
这就说明在武则天的大周朝廷中有一大批朝士是心系唐室的，他们尽管不反对武则天对天下的统治，但是却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视为唐朝统治的继续，把忠于职守与忠于武氏家族截然分开。正因为如此，当武则天对朝政的控制稍有松弛时，便爆发了推翻其统治地位的政变。
以上这种看法在民间也普遍存在着。如圣历元年，突厥侵扰河北，武则天命刚刚恢复太子地位的李显为河北道元帅，以讨伐突厥。在此之前，朝廷召募兵员一月有余，只有不满千人应募，听说太子亲任元帅的消息后，应募者云集，很快就召募到5万多人。可见人心之向背。这种状况和镇压宗室起兵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一则故事说，狄仁杰任宰相时，他的堂姨卢氏就居住在洛阳郊外午桥南别墅，尽管与狄仁杰所居的尚贤坊相距不远，但她从未人城，与狄仁杰不相往来。倒是狄仁杰颇为殷勤，每逢节日都要前去探望，不废以下事土之礼。有一年冬天，大雪过后，洛阳郊外银妆素裹，适逢狄仁杰休假，他便踏雪前往探视姨母。进门之时，正好碰见表弟身背弓矢手提堆兔，也从外面归来，“顾揖仁杰，意甚轻傲。”狄仁杰没有计较表弟的态度，对其姨母说：“我现在朝中为相，表弟有什么要求，愿意竭力去办，一定遂其心愿。”卢氏回答说：“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狄仁杰听后感到十分惭愧，唯唯咯嗒而退。卢氏与其子对武则天的这种态度，在百姓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狄仁杰在这种场面中的心情也是真实的，正因为他不赞同武则天改朝换代，但又无力扭转局面，所以才感到惭愧。如果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自然也就不会感到愧疚了。
后来，狄仁杰力主迎归庐陵王李显，挫败了武承嗣、武三思谋图获得皇位继承权的企图，目的就是恢复李唐的统治地位。不仅如此，在李显恢复太子地位后，狄仁杰曾进行过一次恢复李氏统治的尝试。根据《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的尼：“昔则天在三阳宫不豫，内史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进状云不可。”这是中宗即位后，御史袁守一劫奏魏元忠时所说的一段话。这里提到狄仁杰的官职是内史，他得到这一官职是在久视元年（7）正月，同年九月狄仁杰就死去了。故狄仁杰提出这个动议当是在这年正月至九月之间。另据记载，武则天这年四月曾驾幸三阳宫。五月，武则天服用了僧人胡超进献的长生药，“疾小瘤”。说明武则天在三阳宫的确患病了，服药之后病情稍有好转。狄仁杰请求让李显监国当在此时，结果被魏元忠阻止而未成。自古以来皇帝因事离京或患病，请太子监国本是常见之举，唐太宗生前也令当时的太子李治（唐高宗）监过国。为什么此次狄仁杰请李显监国，魏元忠竟密表进奏阻止呢？根本原因就是唐太宗父子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而武则天母子之间却大有隔阂存在，弄得不好武则天的统治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三阳宫位于阳县（河南登封）境内的大山之中，距浩阳里，有伊水之隔，鳄坂之峻，过夏涉秋，水潦方积，道坏山险，不通转运，河广无梁，咫尺千里。”根据记载，武则天在这里直到七月仍无返回浩阳之意，打算避过暑热，天气凉爽之后才返回。当时左补阴张说曾上疏请求武则天尽早返回洛阳，不宜久在山中，其中理由之一就是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指出武则天“安山谷之僻处。是犹倒持剑戟，示人蹲柄。失祸变之生，在人所忽，故日：安乐必诫，无行所悔。”这些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就是婉转地告诫武则天不要给人造成政变的机会。狄仁杰之所以于这个时候提出要太子监国，是大有深意的。魏元忠反对狄仁杰的提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否则，当皇帝离京且患病不起时，皇太子监国理所应当，为什么还要坚决反对呢？难道不怕贻误国事吗？
明代学者李费说：“梁公始者几危，后得免子虎口，遂有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尘合汗，与世委蛇”也就是说狄仁杰在吃了苦头之后，遂采取黄老之学，无所作为以避免再遭不幸这种观点为清代学者王失之所坚决反对，他根据狄仁杰生的所作所为，认为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狄仁杰既然持身以正，为何不洁身自好，避而不仕？对此王夫之认为在这个时期唐朝不会灭亡，武周也没有一直延续下去的可能。理由是武氏家族中如武三思、武承嗣之流都不过是市井小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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